要讨论“非典”引发的危机与改革，需要对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我最近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讨论，学者似乎急于抓住机会，对任何事情的议论都难免自说自话，在某种意义上这还不如老百姓的调侃，比如北京人的幽默天性就把这次“非典”危机给“解构”了。比如，我们看到的手机信息上说，多年来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次让“非典”给解决了：大吃大喝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公款旅游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卖淫嫖娼政府治不了，“非典”治了；商品滞销……
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非典”是一场公共危机的说法，似乎没有人来得及问一声：说“非典”是公共危机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是根据这场疫病的危害，根据意识形态、政治需要，还是根据其他的什么来说的？对此，我们出版的《中国改革》2003年第6期发表的封面专题“SARS搭台谁唱戏”表达了我们的观点，把这次的“非典”与1998年的抗洪做了对比分析，观点可能比较“另类”。
现在人们又开始讨论“后SARS”了。不过，从哪个角度反思？什么叫“后SARS”反思？如果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学术领域，研究政治学的从政治领域反思透明度和公开化，研究经济学的反思SARS多大程度影响经济增长……这种多角度反思可能是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是好的，但是也可能是发散的。恐怕还没有人好好去想一想，这个SARS反映出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刚才与我的校友提起，我们至少应该回顾过去30年，每次大的社会变动之后都有大作问世，警醒世人。
20世纪70年代，我们经历过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先后去世，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等重大事件。那时，真正在思想界引起相当反响的，是1979年那篇题为“社会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的文章，史称“四签名”，是指有四个青年人敢于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签出来，发表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人们的讨论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相当多的问题还在他们当时提出的思想框架中。这篇“四签名”的文章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中间是有长期影响的，其中一个签名的，就是在政坛上比较活跃的北京现任代市长王岐山。
80年代，我们的双轨制改革中出现权钱交易，引起新的社会政治矛盾。至今在我们做研究的人中间经常引用的是“胡王报告”，就是胡鞍钢、王绍光所写的署名报告。至今有很多问题的讨论没有超过他们对当时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的分析。
90年代，中国经济从萧条进入高涨，然后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的科索沃冲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随之引起广泛重视的，就是当时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主持的三个安全问题报告：关于国家政治安全问题、经济安全问题和社会安全等问题的报告。后来关于突发事件的处理政策，从这三个报告里面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些表述。
引述过去，是提醒今天的人们，在讨论SARS危机引起的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要再重复过去的老话，这样的老话有价值吗？有意义吗？说来说去还是那些东西。
二、在危机发生时，最有效的应急防范体制最近报纸上报道，有民工因为交不出治疗SARS的钱只好跑了，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就此插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SARS在世界上哪两个国家发生后会立刻得到控制？我认为是朝鲜和古巴，因为只有朝鲜和古巴还保持着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全民公费医疗。如果教育和医疗都是100%的公共品，完全公费，在这样的体制下，SARS能不被控制住吗？
我们看现实情况吧，真正让SARS立即就控制住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满街警察发挥了作用。在公共品不足或者无效的情况下，就是中央一声令下，哪个单位的“一把手”敢疏忽，马上撤职，你还敢疏忽吗？不管你是大知识分子还是大官的亲属，不管你有多大的社会影响，有多大的权威，在这个体制内你就是一颗螺丝钉，你就得被死死地钉在你负责的部门上。
所以，在危机发生时起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邓小平讲过、江泽民也讲过的：我们的体制好就好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这个党还存在，这种特殊的优势就可以随时发挥作用。
想想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还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根本体制矛盾之下的不断扩大的三大差别。如果大家有共识，承认SARS是一场危机，那它揭露的到底是什么危机？SARS面前政府失灵，市场也失灵，问题在哪里？
从卫生部门的微观角度说，不过是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那么，是我们的财力不足吗？恐怕比那些小国家足得多吧！为什么我们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地好起来？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连农村的公共医疗都可以覆盖到80%～90%？这些问题不应该深入讨论吗？如果不讨论，就是人们的思考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化”的制约。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医疗消费，高达7000多亿元；相应的医疗投资小吗？比80年代翻了几十倍。还有这种消费和投资拉动的药品、器械等行业，这不都是GDP？难道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增长吗？现在说预防，那可不创造增长！你到底要什么？
接着，讨论舆论。如果不是我们这种媒体一片正面的报道，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媒体报道全部照搬来，也去报道SARS没药能治，病人如何危险，刀子下去脓血喷溅……还有多少医生护士敢上一线？台湾百名医护人员大逃亡的情况明显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回归正题，讨论危机防范。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最有效的应对危机的手段，就是要求集中各种资源统一指挥。如果完全放任，我就不相信危机能够被控制住。
请我们的知识界好好反思反思，如果意识形态化地考虑“非典”，根本分析不了真问题。所以，真要想谈“后SARS”问题，就先得把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去掉。
三、“后SARS”的讨论：改革机会与方向这次SARS危机确实给了我们一个调整的机会。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讲话非常动情，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他这种有感情的关注，让我深深体味到一个新总理的遗憾，他实在难以根治因为具有垄断地位而积重难返的卫生体制，于是不得不动员社会有感情地去关注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总理面对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什么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县以下农村至少有51万的专职医生护士，乡以下有146万赤脚医生，还有62万接生员。诚然，这些人都没有“城市老爷卫生部”颁发的证书，都没有考过外语，都没在国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更没有今天的医生拿红包的腐败；但他们却保证了我们这个国家80%以上的农民享受到起码的公共医疗服务。现在呢？总理知道农民去不起医院，他曾经问：有多少农民的孩子是在家里出生的？多少病人是在家里死亡的？回答是：80%以上。
那些在农村蔓延的疾病仅仅是SARS吗？到现在全国感染SARS的才几千人，农村只占其中的几百人。我们的舆论关注那些感染人数过百万的疾病吗？性病、艾滋病、肝炎、结核病，都是过百万的……当人们讨论SARS的时候，有谁讨论到这些受害人口更多的疾病了吗？如果不讨论这些问题，难道是在讨论公共卫生防疫体制改革吗？
什么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看看今天乡以下的农村还存在多少卫生院，还有多少乡村医生，还有几个基层的合作医疗？20世纪80年代农村集体化解体的时候合作医疗剩下了5%左右，90年代曾经搞合作医疗体制建设，当年投资后恢复到超过6%，但第二年没有了投资，恢复不下去了。
前不久中央接受了“‘三农’问题”这个概念。领导同志召开座谈会，会上有一位研究人员出身的领导干部，专门就农村医疗卫生情况的现状做了一个报告，比较了城市和农村：90%左右的农民死在家里，接近100%的城市人，除了在路上意外死亡的，基本死在医院里；90%的农民孩子出生在家里，接近100%的城里人出生在医院。这就是目前的医疗卫生现状。温家宝同志接任总理之前很重视这个报道，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这个数字。
问题是，虽然我们要建立现代医疗卫生体制，建立现代防疫体制，但如果我们到农村去看看就会产生疑问：在农业产值占GDP已经到了15%以下、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64%这么一个结构上怎么建？且不说年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000美元、农村人均日收入1美元以下至少有1亿人的中国，年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的巴西，建起这个体制来了吗？印度建起来了吗？在我国农村一片组织空白、制度空白的情况下，无论搞什么现代化的体制，都有无源之水的问题。因此，即使有投资，请问怎么建设？
当年毛主席一声令下，赤脚医生在几年时间内就能使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起来，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农村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现在这套系统我们还有吗？它已经被彻底打碎了。当然，原来那套组织系统有严重的弊病，存在大量的问题，我并不是说当时的情况是好的，今天的就不好。关键在于，有些西方有效的经验不可能照搬，制度也不可能拿来就用。
比方说建立现代法制，在农村按照怎样的标准来实现？谁养活这么多法官和警察？警察制度是高消费的机器，制服、警车、警棍，等等，一大笔开支，谁支付得起？如果真按照西方的标准，每万人配一定警察的比例建起来，徒然加重农民的负担，这不是恶性循环吗？这条路在农村完全走不通。我们提倡法治，小知识分子们就号召农民去打官司，但没有人去想，为什么老百姓长期的文化传统是迫不得已才告状。我们好多法学界的年轻人鼓励农民打官司，真以为打官司能解决问题？其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农村搞现代法制是昂贵的，根本没有财力能够支持。离开北京30公里以外，看看这些乡村的收入，看看这个收入能不能支付得起我们现在法律制度规章规定的费用——根本支付不起。
十六大指出“三大差别”，提出今后二十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已经英明地告诉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至少应该知道，城里搞的这种现代制度不适用于农村。我国就是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农村是小农经济，相对它落后生产力的就是传统社会，面对这样的经济基础，知识分子来不得半点浮夸，政府也来不得半点照搬。
我们很担心现代化被照搬到农村，把老百姓逼得造反，所以才强调：中国特色不是儿戏！现在的“特色”已经很清楚，我们仍有9亿人可以被定义为弱势群体，那些千千万万进了城的人也只不过把贫困平移、空间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且，在权力、资本、知识三者已经结合的条件下，我们到底能够改变什么？现在强调法制社会，所对应的是大量的犯罪，可犯罪的根源是什么？清华大学的调查证明，进城打工的农民连续三个月失业的占30%以上，失业后能干什么？非偷即抢。所以，贫穷是万恶之源。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农业大学讲话的时候特别动情，我体会他的遗憾就遗憾在缺乏手段。如果我们把SARS当成了危机，而不是把它当成机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当成充分地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机会，把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问题重视起来，把全民实现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重视起来，让我们的公共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农村倾斜，真正考虑在农村建立一个符合实际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我们不是最担心SARS向农村扩散吗？SARS之所以被控制，靠的就是党中央要求全党服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现在，中国就得益于还存在这个能够集中指挥的政治基础。十六大已经指出主要矛盾来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各部门的工作仍没有跟上，只要党中央要求各个部门继续“一把手”负责制，都好好反思，为什么自己这个部门不跟十六大保持一致，为什么不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像这次采取撤换干部的办法，何愁得不到重视？问题何愁得不到解决？
此外，新闻界应该说说这些话，就像1998年的洪水一样，当年曾经发现水利部敢把水利资金拿去搞楼堂馆所，现在我们怎么敢保证卫生部得到防疫资金不被用来搞腐败？
总之，希望各个部门各个地方能够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危机转化为动力，认真地讨论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这样，弱势群体的问题就应该进入大家的视野。政策研究界应该逼着各部门抓紧把有限的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如果这样转变，我们就能早一点走向全面小康。
附：问答许知远：我们本身存在统治过度的问题，再集中到这种地步，我们不能依靠社会中间组织的力量了吗？
温铁军：我刚才说了，既然大家都承认SARS是危机，那么就危机本身谈危机发生时所需要的，而不是谈你这个知识分子心里憧憬的，那就是一个如何防范突发事件的问题。这一条，在当前的经验过程中我们都已经了解，只有集中资源统一指挥才做到了有效控制。
许知远：您刚才谈到现在农村的防疫体系崩溃了，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温铁军：这不是纯粹存在于卫生系统里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最基本的工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当然，农村一盘散沙的问题是千年来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搞人民公社化，又不能像现在这样自由放任。我们应该仔细思考，把农村的组织制度资源进行更新、利用、再造、变革，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这样，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法律系统的建设，才能够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许知远：具体怎么来做？
温铁军：我们进行这样的工作已经很多年，你可以上网去查。
许知远：您刚才提到，中国140多万赤脚医生没有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基层卫生防疫体系没有了。在之前这些系统为什么存在？
就我自己的观点，这次我们不是用市场的手段来处理危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温铁军：这个问题谈起来话很长。但是，如果你听懂了我关于不要再意识形态化的劝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简单来说是市场手段本身的问题。
我们以前在城市郊区的农村，也按照所谓现代农业的模式搞所谓的产业化，投资上“规模养殖”，比如万头猪场，现在大多数都已经搞得一败涂地了。首先是造成了大规模污染，很难解决。以前这完全是小农经济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因为农民用的从来就是农家肥，做的从来就是生态农业。自从工业化要求农业提高规模以来，生态农业被破坏，污染问题就解决不了。举个例子，搞农业的人都知道，现在很多蔬菜和食品都不敢吃。
我认为，SARS实际上是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病”，是人的贪欲导致过度的发展造成的。这次发生，下次还会发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至今没有明白人类该怎样持续发展，西方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教训，可我们仍然在走人家的老路。少数人已经对这一点进行反思，但理论界、新闻界还是很少有人谈到。
许知远：南北战争最大的成功是解放了黑奴，当时的林肯找不到军人，就找黑人加入军队。后来宣布解放黑奴，解放黑奴的一个原因是美国西部发展，不把黑奴解放了，奴隶主有可能把黑奴带到西部去。在中国，大家讲农民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问题，他们的生存状态比当年的黑奴稍微好一点。这次SARS危机，能不能把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及农民工问题解决了？怎么来解决？
温铁军：你提问题的方式就有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你先讲了一大段林肯解放美国黑奴，然后试图将它同中国城市农民或者农村的农民问题建立一个逻辑关系，实际上这个逻辑关系不成立。我们进城的农民工大量增加，恰恰是自由流动的结果，现在没有人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而奴隶制最大的特点是限制人身自由。我们讨论“非典”对农民工的影响，也恰恰是放开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后，农民工进城才有的问题。看来，你得放弃你想建立的逻辑关系，我们才能讨论如何解决城市农民工防范“非典”的问题，否则无法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