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因著《汉晋春秋》而留名于后世。此书是他得罪桓温后才撰写的，但在此前他在士林中已有不错的声誉。《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主簿，亲遇隆密。……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后使至京师，简文亦雅重焉。既还，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左迁户曹参军。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
习氏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与清谈文章之士相友善。这本是魏晋名士的一般形象，并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地域背景。《世说新语·言语》篇：“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刘注引《中兴书》：“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平昌属青州。习凿齿是襄阳人。襄阳属荆楚之地，所以王中郎让他们二人互相辩驳。《世说新语·排调》篇：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刘注：“《小雅》诗也。《毛诗注》曰：‘蠢，动也。荆蛮，荆之蛮也。猃狁，北夷也。’习凿齿，襄阳人。孙兴公，太原人。故因诗以相戏也。”
从历史上看，荆州属于比较落后的地区，所以孙兴公要拿习凿齿的“荆蛮”背景开玩笑。虽然如此，但是习凿齿实际上没有什么荆楚地方特色。他的清谈水平并不比最先进的中州士差。《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称习凿齿是“锋辩天逸，笼罩当时”。
落后的“荆蛮”地区为何会出现一位清谈水平不输中州士的人物呢？这或许可以从襄阳的特殊性上考虑。《三国志》卷三九《蜀志·马良传》：“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由此可以感受到汉末襄阳地方社会中弥漫着的人物品评风气。回顾历史，在习凿齿以前，襄阳也出过有名的清谈人士。《三国志》卷三七《蜀志·庞统传》：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后郡命为功曹。性好人伦，勤于长养。……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劭、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绩、劭谓统曰：“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深与统相结而还。
庞统好品评人物的习气完全是汉末中州名士的风格。我们再看襄阳的其他类似人物。《三国志》卷四五《蜀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曰：“习祯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按此，习桢、马良也都是清谈人士。习温，《三国志》无传。《三国志》卷六一《吴志·潘濬传》注引《襄阳记》曰：“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大公平”、“州都”即州大中正。又，《太平御览》卷四四四引《襄阳耆旧记》曰：“潘濬见习温十数岁时，曰：‘此儿名士，必为吾州里议主。’敕子弟与善。温后果为荆州大公平。”(1)习温年轻时就表现出了能当“州里议主”的潜质，当属清谈名士无疑。
地属“荆蛮”的襄阳，从汉末到东晋，一再出现清谈名士。这当与襄阳的地理位置有关。二十多年前，我在讨论南阳士与中州士时曾指出，南阳虽然属于荆州，但因为南阳紧邻中州，南阳士与中州士，特别是汝颖士风格完全相同，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2)襄阳紧邻南阳，“本楚国之北津”(3)。可以说，襄阳就在中州边上。因此士风接近中州也可以理解了。
汉末，中州大乱，刘表立足襄阳统治荆州。《三国志》卷六《魏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曰：“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三国志》卷四二《蜀志·尹默传》：“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主持荆州学校的司马德操是颍川人，宋仲子即宋忠，是南阳人。綦毋闿可能也是颍川人。(4)他们都是中州士。荆州学校实际上就是由中州士建立的。襄阳学校建立后，“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5)襄阳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这对襄阳本地的士风自然会有重要影响。如前所引材料，庞统最早知名就是因为被中州士司马德操称为“南州士之冠冕”。刘表在襄阳统治长达十九年。这段时间襄阳社会是相当稳定的，这是办学的必要条件。
刘表以后，襄阳被曹操占领。此后襄阳一直为北方政权控制。《晋书》卷三四《羊祜传》：“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水经注》卷二八沔水：“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城南门道东有三碑：一碑是晋太傅羊祜碑，一碑是镇南将军杜预碑，一碑是安南将军刘俨碑，并是学生所立。”按此，自羊祜始，西晋的襄阳一直是有学校的。吉川忠夫据此认为：“襄阳这一城市，继承了东汉末期以来的文化学术传统。”(6)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推测，一直在北方政权控制下的襄阳学校所传授的知识还是来自中州地区，而与“荆楚”无关。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山简出镇荆州。“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7)可知此时的襄阳依然是和平的环境。东晋，释道安为躲避北方战乱，南下襄阳，在此著述、传教长达十五年，“四方学士，竞往师之”。(8)这依然有赖于襄阳的安定局面。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释道安“计居襄阳十有五载。其时适值北方秦燕交兵，无暇南图，荆襄得以少安。”(9)
由以上的简略讨论可知，由于襄阳地理位置靠近政治文化中心，且长期为北方政权控制，所以此地士风更接近于中州地区，而与荆楚没有什么关系。习凿齿好清谈等等的特点都可以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此外，襄阳长期的和平环境也使得此地具备了从事文化活动的条件。
东晋以后，上述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因为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建康，襄阳失去了昔日靠近中心地区的地理优势，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襄阳本地居住者也发生了变化。南朝有所谓“江陵素畏襄阳人”(10)之说，这当与流民的到来有关。东晋后期，“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11)。此种流民如陈寅恪所说，乃是“有战斗力之武人集团，宜其为居住江陵近旁一带之文化士族所畏惧也”(12)。刘宋时“襄阳多杂姓”(13)可能也与此有关。
上述因素的变化使得襄阳很难维持过去的文化传统。可以说，习凿齿是襄阳地区汉魏以来旧传统的最后一位继承者。在他以后，襄阳不大可能再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了。
(1) 此条据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26页。
(2) 胡宝国：《南阳士与中州士》，载《北大史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45—153页。
(3)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引习凿齿《襄阳记》。
(4)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司马徽别传》称：“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三国志》卷五七《吴志·虞翻传》注引《翻别传》有“南阳宋忠”诸字。《风俗通义校注》愆礼第三：“……颍川有识陈元方、韩元长、綦毋广明咸嘉是焉。”王利器按：“《后汉书刘表传》、《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有綦毋闿，疑即其人，名闿字广明，义固相应也。”
(5) 《后汉书》卷七四下《刘表传》。
(6) 吉川忠夫：《道安教团在襄阳》，载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1989年版，36—43页。
(7) 《晋书》卷四三《山涛传附山简传》。
(8)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
(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八章《释道安》，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7页。
(10) 《梁书》卷一○《萧颖达传》。
(11) 《宋书》卷三七《州郡志》雍州。
(12)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4页。
(13) 《宋书》卷八三《宗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