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后，梁元帝在荆州江陵即位。当时关于建都江陵还是还都建康，在“西人”与“东人”之间曾有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反映出南方内部的地域问题。
一、“西人”与江陵《陈书》卷二四《周弘正传》：
时朝议迁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迁，唯弘正与仆射王裒言于元帝曰：“若束脩以上诸士大夫微见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无定处，无所与疑。至如黔首万姓，若未见舆驾入建邺，谓是列国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荆、陕人士咸云王、周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还都。
“西人”即荆州本地人，“东人”是指王褒、周弘正等从东部建康过来的人。西人希望建都于江陵，而东人则主张还都建康。《周书》卷四一《王褒传》也记载了这场争论，可与上条互相补充：
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纪之后，以建业雕残，方须修复；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并愿即都荆郢。尝召群臣议之。领军将军胡僧祐、吏部尚书宗懔、太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瑴等曰：“建业虽是旧都，王气已尽。且与北寇邻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矣。臣等又尝闻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气。今陛下龙飞缵业，其应斯乎。天时人事，征祥如此。臣等所见，迁徙非宜。”元帝深以为然。时褒及尚书周弘正咸侍座。乃顾谓褒等曰：“卿意以为何如？”褒性谨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当时唯唯而已。后因清闲密谏，言辞甚切。元帝颇纳之。然其意好荆、楚，已从僧祐等策。
除刘瑴外，胡僧祐、宗懔、黄罗汉都是“楚人”，也就是前引《周弘正传》所说的“西人”。萧绎普通七年（526）出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大同五年（539），离开荆州，入为安右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太清元年（547），徙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承圣元年（552）即皇帝位于江陵。他长期在荆州，所以“故府臣寮皆楚人”，他本人“意好荆、楚”也不难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梁代“西人”中的重要人物多不是江陵本地人，而是属于永嘉之乱后从南阳迁来的。胡僧祐是南阳冠军人。深得梁元帝信任的宗懔也是南阳人，“八世祖承，晋宜都郡守，属永嘉东徙，子孙因居江陵焉”(1)。推荐宗懔给梁元帝的刘之遴也是南阳人。(2)刘之遴父刘虬，“南阳涅阳人，晋豫州刺史乔七世孙也。徙居江陵”(3)。刘乔曾参与八王之乱，任豫州刺史，卒于西晋末年。(4)又，乐蔼，“南阳淯阳人，晋尚书令广之六世孙，世居江陵”(5)。《梁书》卷一九《宗夬传》：“西土位望，惟夬与同郡乐蔼、刘坦为州人所推信。”宗氏、刘氏、乐氏是荆州最著名的家族。他们都是从南阳迁到了江陵。三姓彼此关系密切，牟发松发现，“迁居江陵的南阳旧族间互为婚姻”(6)。
关于永嘉之乱后南阳人迁居江陵，陈寅恪早有关注。他说：“南阳及新野之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至江左政权之后期，渐次著称。及梁元帝迁都江陵，为此集团最盛时代。”(7)因文章主旨不在于此，故陈氏对此未深究。
关于南阳，我曾撰文指出东汉的南阳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南方的荆州，但在文化上却属于中州。南阳士人与汝颍名士为代表的中州士人关系非常密切，毋宁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8)南阳与汝南、颍川属于当时最重要的地区。
东汉都城在洛阳。就距离洛阳远近而言，荆州与扬州相比并不差，荆州最北端的南阳更不必说。但是从孙吴在建业立国后，局面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孙氏父子出自吴郡，他所依靠的势力主要来自扬州的吴、会地区，特别是吴郡。陆凯说，“先帝外仗顾、陆、朱、张”(9)。《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吴录·士林》：“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与之相比，荆州在政治上处在了边缘地位。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平定荆州，“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陆）逊上疏曰：‘……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廘廘，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10)从以后的情况看，陆逊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西晋平吴后，南人仕途受阻。华谭建议：“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11)以后被吸纳到洛阳的“南士”如陆机、陆云、顾荣、贺循、孔愉、张翰等重要人物均来自扬州。著作郎陆机上疏推荐贺循说：“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12)荆州竟“无一人为京城职者”，可见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如上所述，扬州的吴人是孙吴朝廷所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所以西晋朝廷考虑政治上笼络江南旧政权人物也自然是以吴人为主，而无须顾及荆州士人。东晋建都于建康，朝廷在政治上关注的重点依然是扬州的吴人。《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北人初到江南，吴人不附，王导称：“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宋书》卷五一《刘义庆传》：“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荆州的价值主要在军事上，“地”虽重要，但“人”并不被重视。
永嘉之乱后迁居江陵的南阳士因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建康，在政治上已经边缘化了，远不能与东汉时期相比。东汉的南阳士虽然籍贯属荆州，但实际上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而到了江陵的这批南阳士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变成了真正的荆州土著。
江陵距离建康相当遥远，“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13)从江陵至建康需要多少时间，史无明文。据何德章考证，从建康溯流而上至江陵，平均日行60—90里，全程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14)因为距离太远，在江陵的人们不可能像三吴人士那样轻易地往来于本乡与建康之间。这是宗懔等西人不愿意还都建康的主要原因。(15)
按前引陈寅恪文，迁居江陵的南阳人“至江左政权之后期，渐次著称”。这与齐梁时期一批在江陵的南阳士去了建康有关。宗夬，齐代“举郢州秀才，历临川王常侍、骠骑行参军。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梁初宗夬官至“五兵尚书，参掌大选”(16)。乐蔼，天监初官至御史中丞。(17)他们都长期生活在建康。刘之遴父刘虬，齐国子博士，之遴也是自幼生活在建康。(18)讨论南阳士，不能不提到庾信。庾信家族也是出自南阳。庾信八世祖庾滔随晋元帝渡江。自此以后庾氏就定居在江陵，但是到庾信父辈，终于离开了江陵。庾信父庾肩吾、伯父庾黔娄、庾於陵都长期在建康任职。侯景之乱前庾信任东宫学士，领建康令。
从以上宗氏、刘氏、庾氏家族的情况看，到政治文化中心的建康去发展十分重要。相反的例证是宗懔。《周书》卷四二《宗懔传》：
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儿学士。梁普通六年，举秀才，以不及二宫元会，例不对策。及梁元帝镇荆州，……令兼记室。……及移镇江州，以懔为刑狱参军，兼掌书记。历临汝、建成、广晋三县令。……梁元帝重牧荆州，以懔为别驾、江陵令。及帝即位，擢为尚书侍郎。
宗懔长期在荆州本地任职，如果不是梁元帝建都于江陵，他的影响可能很有限。此外，须要强调的是，这些进入建康的南阳人多是在学术文化上有突出表现，政治上远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因此陈氏所说“渐次著称”，只能在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
侯景之乱后，在建康的南阳人有的选择了还乡之路。刘之遴，“避难还乡，未至，卒于夏口”(19)。庾肩吾，“及太宗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时上流诸蕃，并据州拒景，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寻举州降贼，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几卒”(20)。庾信，“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馀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21)。对于他们来说，还乡与归朝是一致的。
二、“东人”与建康如同“西人”中的重要人物不是江陵本地人一样，到江陵的“东人”多数也不是东部扬州地区的土著吴人。力主还都建康的王褒、周弘正都是北来侨人的后代。《周书》卷四一《王褒传》：王褒，“琅邪临沂人也。曾祖俭，齐侍中、太尉、南昌文宪公。祖骞，梁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父规，梁侍中、左民尚书、南昌章侯。并有重名于江左。”梁末，王褒“迁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业扰乱，褒辑宁所部，见称于时。梁元帝承制，转智武将军、南平内史。及嗣位于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时犹在郡，敕王僧辩以礼发遣。褒乃将家西上”。《陈书》卷二四《周弘正传》：周弘正，汝南安城人，“晋光禄大夫噎之九世孙也。祖颙，齐中书侍郎，领著作。父宝始，梁司徒祭酒。”梁元帝在江陵遣使迎之，“及弘正至，礼数甚优，朝臣无与比者。授黄门侍郎，直侍中省。俄迁左民尚书，寻加散骑常侍”。与王褒、周弘正类似，当时去江陵的如颜之推、王固、王通、王劢、殷不害、柳裘等也都是北来侨人的后代。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永嘉之乱后追随司马氏南来的北方高层人物大多世世代代生活在建康，死后也大都葬在建康或附近地区，虽然不放弃旧籍郡望，但事实上建康已经成了他们唯一的居住地。《陈书》卷二四《周弘正传》：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尝谓弟弘让曰：‘国家厄运，数年当有兵起，吾与汝不知何所逃之。’”梁末他已经预感到即将天下大乱，但“不知何所逃之”。他的困惑反映了建康侨人在地方上没有乡里可以回归的处境。因此之故，当梁元帝新朝出现后，他们自然要去江陵。但是比较而言，他们更愿意回到世代居住的建康，所以当梁元帝征求意见时，这些“东人”明确要求还都建康。
西去江陵的“东人”中也有扬州三吴地区的土著士人，如沈重、姚僧垣。《周书》卷四五《沈重传》：“沈重字德厚，吴兴武康人也。……大同二年，除五经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叹异之。及即位，乃遣主书何武迎重西上。”《周书》卷四七《姚僧垣传》：“吴兴武康人，……及宫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归，至吴兴。……梁简文嗣位，僧垣还建业，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子鉴寻镇广陵，僧垣又随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晋安王府谘议。”
与沈重、姚僧垣不同，多数在建康的三吴士人并没有西去江陵，而是逃回了家乡。吉川忠夫早就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分析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乡里拥有某些生活的基础”(22)。我同意这个意见，即使后来去了江陵的姚僧垣也是先回到了家乡。此外，我曾注意到，六朝时期南方土著不论死于何地，最终往往还是要归葬家乡。(23)结合两个方面，可以认为尽管有些吴人任职建康，但与本乡本土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与“西人”不愿意离开荆州一样，他们也不愿意离开家乡太远。这是在江陵朝廷中很少见到吴人的主要原因。吴人不愿意西迁是一向如此的。《三国志》卷六一《陆凯传》“皓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泝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凯上疏引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武昌尚嫌远，更远的江陵自然不必说了。
关于本节讨论的“东人”，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解释说：“周噎、王导自南渡以来世居建康，故谓为东人。”(24)他的解释固然不错，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东人”这个相对于“西人”而来的称谓本来也应该包括东部地区的土著居民的，从而失去了进一步思考的动力。
六朝建都建康对东部地区的土著有极大的方便，以三吴为例，吴郡“去京都水六百七十”，吴兴“去京都水九百五十”。会稽虽然稍远，“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但这也比江陵距离建康近多了。(25)《宋书》卷九四《恩幸传》戴法兴，“会稽山阴人也。家贫，父硕子，贩纻为业。……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后为吏传署，入为尚书仓部令史”。《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吕文度：“会稽人。宋世为细作金银库吏，竹局匠。”类似戴法兴、吕文度这样的来自三吴地区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在建康很多。这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近上层权贵。周一良先生曾发现，南朝寒人多是本地土著。他解释说：“帝王欲引进寒人为亲信自难求之于畿甸以外，扬州侨人本不多（1.5%），南徐州几占其半（53.63%）数不为少，然侨人中高门甲族本多于凡庶，建康附近之侨民尤尔。……于是土著寒门得进之机缘自较侨姓寒人为多，如《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所载十六人中，除宋于天宝先世胡人外，十五人皆出于丹阳、会稽、吴兴诸郡，其明证也。”(26)作者着眼点在侨、旧两个方面的差别。但是若从荆、扬二州相比较的角度看，又可发现这些寒人几乎没有来自荆州的人。这当是因为路途遥远，荆州的寒人很难像扬州的寒人那样大批涌入建康。
三、陈代侨人刘师培论及陈代文学称：“然斯时文士，首推徐陵、沈炯，次则顾野王、江总、傅漓、姚察、陆琼、陆琰、陆瑜，并以文著。”(27)在这个名单中，除了徐陵、江总、傅漓之外，其他人都是土著吴人。这个局面是侯景之乱造成的。《太平寰宇记》卷九○《江南东道二·昇州》引《金陵记》：“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馀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自侯景反，元帝都于江陵，冠盖人物多南徙。洎陈高祖复王于此，中外人物不迨宋、齐之半。”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去江陵的“冠盖人物”基本是建康的侨人。除个别人物如周弘正得以突围逃脱外，(28)大多数人都随着江陵政权的崩溃而被强行迁至北方关中地区。
徐陵、江总、傅漓都是因特殊原因而留在了南方。徐陵，太清二年出使北方。《陈书》本传称：“梁元帝承制于江陵，复通使于齐。陵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29)徐陵未能南归，但其家人还是去了江陵。徐陵本传附子徐俭传称：“侯景乱，陵使魏未反，俭时年二十一，携老幼避于江陵。”(30)江总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他是济阳考城人。建康陷落后，他没有去江陵，而是“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先辈在东晋时曾在会稽置业。但是祖上的产业早在刘宋元嘉时已改建为龙华寺，他只能暂停于此，不久因“第九舅萧勃先据广州，总又自会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后，“征总为明威将军、始兴内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给总行装。会江陵陷，遂不行”(31)。可见江总虽然最初没有去江陵，但最终的政治归宿还是在江陵。傅漓是北地灵州人，“梁太清末，携母南奔避难，俄丁母忧，在兵乱之中，居丧尽礼，哀毁骨立，士友以此称之。后依湘州刺史萧循，……王琳闻其名，引为府记室。琳败，随琳将孙玚还都”(32)。他也是因为不在江陵而免遭北迁的命运。
在刘师培开列的陈代著名文士名单中，南方土著士人显得很突出，这固然体现了土著吴人在学术文化上的进步，但这也与侨人的去留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徐陵、江总、傅漓这些人不是因特殊原因而侥幸留在了南方，土著吴人会更突出。相反，如果庾信、王褒、颜之推等人没有去北方，那么土著吴人肯定不会显得这样突出。
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1) 《梁书》卷四一《宗懔传》。
(2) 宗懔本传载，“及梁元帝镇荆州，谓长史刘之遴曰：‘贵乡多士，为举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应命”。
(3) 《南史》卷五○《刘虬传》。
(4) 见《晋书》卷六一《刘乔传》。
(5) 《梁书》卷一九《乐蔼传》。
(6) 牟发松：《汉唐间的荆州宗氏》，载《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280页。
(7)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3—65页。
(8) 胡宝国：《南阳士与中州士》，载《北大史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 《三国志》卷六一《陆凯传》。
(10) 《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
(11) 《晋书》卷五二《华谭传》。
(12) 《晋书》卷六八《贺循传》。
(13) 《宋书》卷三七《州郡志》。
(14) 何德章：《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第三章《城市与交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5页。
(15) “西人”中也有个别人建议还都建康。《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八世祖滔，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县。”他建议梁元帝不要久留荆州：“顷天象告变，秦将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镇荆、陕，整旆还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可得无虑。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
(16) 《梁书》卷一九《宗夬传》。
(17) 《梁书》卷一九《乐蔼传》。
(18) 《梁书》卷四○《刘之遴传》。
(19) 《梁书》卷四○《刘之遴传》。
(20) 《梁书》卷四九《庾肩吾传》。
(21) 《周书》卷四一《庾信传》。
(22) 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20页。
(23) 胡宝国：《从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推论侨旧之别》，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24) 《资治通鉴》卷一六五元帝承圣二年。
(25) 《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26) 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66页。
(27)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丙陈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92—93页。
(28) 《陈书》卷二四《周弘正传》：“及江陵陷，弘正遁围而出，归于京师。”
(29)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
(30)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附徐俭传》。
(31) 《陈书》卷二七《江总传》。
(32) 《陈书》卷三○《傅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