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叶春美
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
昨日上午七时二十分，心绞痛再次发作，呼吸急促，颜面及指螭一度轻微发绀。突发性剧痛由前脑辐向左肩、左臂，终于昏厥。
医学检査呈：心搏96/min；血压110/72mmHg。心音规律，无明显杂音。左肺底部有不确定之湿性罗音。
心电图呈现％至V3明显Q波；V3至V5ft波降低。导程I、aVL以及V，至V6之S-T节段升离；T波倒置，疑心室前壁心肌梗塞。
吃过中饭，叶春美从石碇乡搭公路局车到台北市，再转搭一趟公车，来到东区的J医院。抬起腕表，差几分钟就是两点。汗水把她的衬衫黏在她发了福的、五十三岁的背上。比起石碇仔，台北市可是热闹啊。她想。
凭着上个礼拜来探望过的记忆，她从西栋的电梯上了十楼，穿过护理台，找到一〇〇二病房。医院的中央系统冷气，使她流汗的身体，感到分外凉爽。
她轻轻地推开这头等病房的门。那位矮小的、山地籍特别护士静悄悄站了起来，xt着她微笑。在逆光的她的脸上，山地人民特别鲜明的、双眼皮的、澄澈的眼睛，漾着安静却是逼人的光采。
叶春美无声地笑着。可是当她那急忙搜索的眼光停在病人的面容上，她的笑意立刻转变成一脸的错愕。
“噢!”她噤声惊喊起来了。
她看见赵庆云的脸，竟然整个儿阴翳下来了。她想起才上个星期，赵庆云还能在病床上谈笑，坚持着要削一只苹果给她。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她沉默了一会，嗓声说。
“昨天上午。”
“噢!”她忧愁地说。
老护理了。她那专业的眼睛知道：赵庆云的病况，已经危笃得很了。他看来整整削瘦了一圈。脸色在阴翳中透着尸黄，使他的白发越是显得干枯而且秽乱了。他的鼻腔装着氧气管子。在髙而蓬松的枕头前，他的脖子极不舒适地拗折成四十五度，沉重地呼吸着。赵庆云竟而已经落入那无边的昏迷里了吗？她想着：为了不使痰块堵住昏迷病人的气管，才会让病人这样曲拗着脖子睡……
叶春美把两包今年石碇比赛人了围的春茶，搁在病床旁的茶几上，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哦，好嘛。你倒是拿一点来我泡泡看。我是福建人。茶，我是从小就知道一点的。”
上礼拜来的时候，说到她家里在石碇乡种茶、焙茶，赵庆云就笑着这样说。
没想到认真叫二兄准备了两包今年入选的春茶，赵庆云却两臂和右腿上都插上了点滴管子，不省人事。
“医生，”她望着于今她又记起来叫做邱玉梅的特别护士说，“医生，他怎么说？”
“昏迷。”
护士邱玉梅翻着她那清澄得发青的，美丽而鲜明的眼睛，肃穆地说。叶春美望着沉沉于昏迷之中的赵庆云，沉默起来
了。
“赵先生好亲切。”邱玉梅静静地说。
“哦。”叶春美说。
“没看过那么会忍耐痛苦的人。”邱玉梅说，“明明就是，痛得满头的汗珠子，对待人，却总是笑着，说，谢谢，辛苦，谢谢…”
“他儿子，来吗？”
“喂。每天。有时上午，有时下午。”邱玉梅看着自己的腕表，“下午来的时候多啦。四点、五点，七点……不一定呢。”
叶春美看见腕表上的时间是两点四十五分。她说，“小儿子呢？”
现在邱玉梅用她那清澄的大眼望着她了。
“来的总是那个赵先生。”
“噢……”叶春美说。
她默然了。她们都安静地看着病床上沉重、却也还不失均匀地喘息着的病人，在静默的病房中，倾听着冷气和鼻息之
声。
这回，无论如何，一定要问问小芭乐的消息。叶春美这样想着。
一九七五年七月，有史以来头一次大批特赦减刑了政治犯。叶春美也从那个机关里回到石碇的老家。十九岁上被保密局带走，回来时她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中年妇女了。在报纸上，叶春美知道宋大姊的丈夫，被判决终生监禁的赵庆云，也回了家。
“怎么也放心不下呢。你是多半能活着出去的。记住哟，大稻埕林内科。平平在他那儿。这小芭乐也一定在那儿吧。拜托。”在南所的时候。宋大姊一边乳着小芭乐，一边私语似地
说。每次宋大姊这样说，那时才二十不足的叶春美，总是忍不住吧嗒吧塔地掉泪。
她于是低下头，用力摇着，说：
“宋大姊，不要说，不要……”
就那年春天，一个清寒的早上，押房的门锁，忽然咔啦啦地响了。铁门呀然地打开。
“宋蓉萱，开庭吧。”
麻子班长说。在门外，叶春美看见多了一个潮州人王班长。在打开的门扇遮住的地方，细看还有一两个人影。叶春美的心立刻紧缩了起来。她感到一阵狂乱的悸动和眩晕。她忽然记起宋大姊提起过，开门叫人的时候，凡是门外另有班长、宪兵时，总是来带人枪决的。何况昨天晚上，监狱官还特地带着一本蓝皮的名簿，来点过名。点完名，全房的人竟夜在沉默中嘀咕，可怎么地没想着就是宋大姊……
“让我梳梳头，好吧？”
宋大姊沉静地说，脸色逐渐泛成凝脂似地苍白。她默默地对着一堵没有镜子的墙壁，梳理着在三十八岁上未免早白了些的，她的不失油光的长发。整个押房和门外的甬道，都落入某一种较诸死亡犹为寂然的沉静。麻子班长和王班长眈眈地凝视着宋大姊梳过头发，看着她跪在墙角上的自己的铺位，替沉睡中的小芭乐拉上小被。
“赵太太，把芭乐子抱去，开过庭再抱回来。待会儿醒来要妈妈，我们谁也别想哄住他。”
在新竹一个中学教书的许月云老师脱口说。多么机智的试探!叶春美开始背过脸去，向着墙壁流泪了。如果班长答应了，宋大姊就肯定是真开庭的……
“不用!”麻子班长以怒目斥责许老师，然后一改而以柔声说一会儿就回来。”
叶春美在模糊的泪眼中，看见宋大姊给她一个母亲最郑重诚挚的、托付的一瞥，走出了押房。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甬道上传来迫不及待的、上铐的金属声音。
当押房的门沉重地关上，叶春美全身无法自抑地颤抖起来。她始则流泪、饮泣，而终于怎么也不能不抱着自己铺上的，用旧衣包扎起来的枕头，紧紧地咬着，吞下自己那挣扎着要从生命的最内里冲溃而出的恸哭。
一只手轻轻地搁在叶春美的背上，温柔地捏抚着。
“勇敢些。”
许月云老师用日本话，悄悄地这么说。
这时候，远远地从楼下男监传来激亢的政治口号声。接着一阵欧打着肉体的、钝重的声音，使口号蓦然断绝。
坟墓一般的沉默啊。叶春美抬起头来，望着依旧漆黑的、窗外的凌晨的天空o忽然也是从楼下男监传来了从紧绷的喉咙唱出来的“赤旗”。然后又一阵怒骂和殴打的声音，猝然打断了才开始不及三句的日语歌辞。叶春美想起不曾嘶喊，静静地走出押房的宋大姊，在那生命至大的沉默的一瞥里，向她极清楚不过地留下了她的这样遗言：
—春美，小芭乐子的事，无论如何，就拜托你了……
宋蓉萱是在台北C中学的教员宿舍，和丈夫赵庆云一块被捕的。那是一九五〇年的春天，宿舍区里的几棵老榕才开始新添嫩绿的叶芽。
“他们来的时候，4、色乐还怀在肚子里。四个多月吧，才。老大平平，还傻乎乎地跟在我们后头，想跟我们一道上吉普车哪。这儿有钱，肚子饿，买东西吃。回去吧，平平。他爸爸这样说。把口袋里的钱全掏给了平宝。吉普车，就那么着，把我们开走了嘛!”
在女监里，宋大姊最爱讲这一段，叶春美想着。可也好几回，宋大姐一边说，一边笑呀，眼角上的泪，却兀自簌簌地打她结实的脸颊上挂下来。
小芭乐有个名字，叫赵南栋，是宋大姊纪念孩子生在当时叫做“南所”的看守所押房，起的名字。又因为婴儿长得小而且分外的结实，像个台湾野番石榴，女监里的台湾姊妹，便“芭乐仔、芭乐仔”地叫顺了口。
一个髙瘦的护士进来换点滴筒子了。邱玉梅上去帮忙着。九月的阳光，极其明亮地打在病房的极为洁净的窗玻璃上。看来，外头是个大热天吧，可是病房里的冷气，反而使这一窗明晃晃的阳光，显得奇异地虚幻。叶春美凝望着病床上赵庆云的脸。他看来仿佛以无比的专注、深深地沉睡着，像是一个跋涉了千万里旅途而未曾有过片刻憩息的旅人，终于放心任意地躺下来休息了似的。
叶春美想起了七八年秋天，终于寻到赵庆云的家，初见赵庆云的印象。
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赵庆云也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和现在弥留在床上的他相形之余，乍焉初见当时的，宋大姊口中的“老赵”，是多么朗硬，充满着一股极为审慎的，对于自己的余年的某种信心。
“等那一天，你出去，见到他，就给他这张照片。我们老赵呀，小心得很。没有这张照片，就怕他能客客气气地，硬是不认你。”
有一回，在女监的押房中，宋大姊这样笑着说，把怀里的一张照片塞给了叶春美。“不能怪他。从我们年轻的时候起始，老赵吃了多少亏。不怪他怕呀。”宋大姊叹息似地说。
那是一张泛黄的，四寸大的照片。照片上面纵横的皱褶，诉说了它曾经怎样在动乱和摧折的岁月中历经的坎坷。照片上是一个方脸的青年，戴着一副旧时代的圆框眼镜。他的头发不逊地往后梳着0他那厚厚的嘴唇，紧紧地、认真得有些叫人发噱地损着。身上是一袭厚厚的棉袍。光线从右上方打下来，使他左半边的脸，全打上一层阴影，让他那向着镜头逼视的双眼，显得特别地精神。
一九七八年去看过去听惯宋大姊嘴里“老赵、老赵”地说起、却从不曾谋面的赵庆云以前，叶春美每天有好几回，在石碇家里宽敞的她的房间里，掏出这皱褶的小照，仔细端详。“至少，见了面，让心里有个感应：就是他，宋大姊她的老赵……”叶春美这么想。
然而等待见了面，叶春美却只能在赵庆云那满头的白发，因为双颊下陷而使整个的脸庞显得拉长了的，布满了皱纹的他的脸上，勉强看见残留在照片中赵庆云少年的，极为牵强，却又真实不讹的影子，认出了他。
那时候，她记得，是一个四十模样的男人出来打开这公寓第九层右侧的镂花的铜门。
“有一位赵庆云先生吧？”她说。
“叶阿姨吧？”男子笑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她走进玄关，一眼就看见一套沉重的、栗色的沙发，摆在宽敞的客厅里。于今想来，它们就像五只栗色的、毛皮干净而又珍贵的，不知名的巨兽，静静地踞卧着似的。从一个贝壳镶成的、巨大的灯罩里，温霭的灯光，让客厅里的一切，打上一层橄榄的浅黄颜色。
在这温馨、舒适的客厅里，叶春美和赵庆云，以及理当是宋大姊口中的老大“平平”，坐成一个很适合说话的三角。但是怎么也不听使唤的叶春美的眼泪，却不时涟链地掉着，让她没法儿说话。
“真是对不起……”
叶春美一边擦着泪，一边说。她怎么也不曾想到过，自己会在这完全陌生的环境；这完全初见的人的跟前，这样流着、流着眼泪，而毫无办法。
两个男人安静地等待着叶春美的心情平静下来。叶春美把眼镜摘下，在皮包里掏出了一面深黄色的镜布，低着头仔细地擦着眼镜片子。这时候，一个女佣人端上三杯咖啡和一小碟西点。咖啡的、现代的淸香，立刻在客厅里弥漫起来了。
叶春美把眼镜重又戴上，用叠好的手绢细心地揩拭着她那发红的鼻子。现在她从手皮包里找出一张从宋大姊手上接过，在她的怀里摆了三十多年的照片，交给了赵庆云。
“哦。”她还记得，接了照片的老赵，先是一阵讶然，继则仔细端详着那陈旧的、四寸大的，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面影时，叹息似地，这样说。她看见了他那骨节很大的手，轻轻地颤动起来。她一抬头，蓦然看见老赵的眼眶，含蓄着那老去的、艰涩的泪光。
“宋大姊给了我的。”叶春美以哭过之后的、浓重的鼻音说，“总算交还给了你。”
她的眼眶、鼻子都红肿着，但已没有了伤怀。赵庆云的长子尔平，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悄悄地退出了客厅。她和老赵二人，于是乎沉默起来了。
“蓉萱，她，说了些什么吗？”
把照片慎重地放在皮夹里，他终于这样说。叶春美想起了宋大姊走出押房之后，再也不曾回来过的那个凌晨。不，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想着o她还记得很清晰，宋大姊怎样地在麻子班长的眈视中，沉默地面着没有镜子的，囚房的墙壁，梳理长发……
“没有。”春美注视着看来忽而有些呆滞的老赵的脸，低声说，“没有呢。”
宋大姊只是安静地走出押房罢了，她想。但那沉默，哦，五〇年代初叶，台北青岛东路口军事监狱里的，世纪的沉默啊，不是喧嚣地述说了千万册书所不能尽载的、最激荡的历史、最炽烈的梦想、最苟烈的青春，和狂飘般的生与死吗？
“宋大姊临走，最惦记的，是小芭乐吧。”她说。
“我盘算，小色乐，都二十八岁的人了。”叶春美笑了起来，眼中闪亮着某一种母亲似的温柔，“成亲了吧？上大学没？”那时刻，赵庆云孤单地笑了。他说老二赵南栋五专毕了业，正在南部学生意。
“噢。”叶春美说，“哪天他回来，打电话给我，我要看看他。”
可一直到现在，叶春美一直还不曾见过老赵的这个孩子。就上星期，她来这病房看他，满以为老二一定会在病床边陪侍着吧，却意外地让她失望了。
“他，昨天才走的。”
那时候，老大赵尔平笑着说。他从盥洗室间端出不知什么时候他竟削好的水梨，摆在叶春美旁边的茶几上。
“这么不凑巧啊。”她寂寞地说。
她仔细端详老赵，看他精神好着，便絮絮地说起宋大姊0叶春美于是对病房里的爷儿俩说，宋大姊在那一段最难挨的，被人拷问的时候，因为一心想着肚子里的婴儿，常常忘记了肉体的痛苦。
“他们说我受过专门训练，问不出口供。在地上，他们踢我，踹我。我把身体蜷起来呢，两手死命地护着肚子，只担心他们踢坏了我的孩子。他们踹我的头，我的腿，我的背……哦，可只要不踢着我的肚子，我似乎竟不觉得痛了……”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在看守所的女监里，大家争着要抱那时才过三个多月的小芭乐，一边谈起母性的愚爱时，宋大姊这样说。
被拔去指甲的时候，惦记着要用胸腔而不是用腹肌哀叫；被检着拇指吊起来的时候，尽力收着下腹……十几天，几套拷问下来，因为使了太多的体力和精神去抵挡痛楚，去卫护怀中的、将生的婴儿，“一天下来，往往都瘫痪成一堆湿泥似的，坐都无法坐直……”宋大姊说。
叶春美还记得，由两个女班长搀扶着送到她的押房来时的宋大姊，两条大腿都赭红、肿胀。用细铜丝捆成的帚鞭，不极用力的抽打囚人的大腿。第二天，双腿竟发炎肿胀。拷问的时候，审讯的人用手在炎肿的大腿上捏、打，“眼泪、小便，全痛出来了。”叶春美说。
宋大姊怀孕的身形，立刻引起押房每一个姊妹的关心。
“春美，你是护士，拜托哦……”
那时还在押房生着病的许月云老师，用日本话这么说。望了望围绕在她身边的女犯们，勉强挤出一丝衰竭的笑容的宋大姊，嗓嚅地说真对不起……”，就昏睡了过去。叶春美摸向她的额头，宋大姊正发着高烧。
连着几天，宋大姊的烧，就是退不下来。宋大姊总是醒醒睡睡。许月云和叶春美，整晚上轮流为她在额头上敷冷面巾。
“知道拷问终于停止了，觉得剩下来的发烧、身上的伤和痛，比较起来，都算不得什么了。但是，那样睡睡醒醒的吧，我却一直挂着，要喝水呀，要吃东西呀o怀里的宝宝陪着我那样被拷问，现在，我这母体，可要快快朗壮起来……”
叶春美记得，宋大姊一边奶着小孩，一边回忆着说。三十多年前了。叶春美看着小芭乐含吮着的，白皙的，淡淡地拉着青色的静脉的，宋大姊的硕实的乳房，忽然感到不知道怎么去说的温暖。
眼看着宋大姊的烧怎么也退不下来的时候，叶春美突然想起了一个主意。她叫房里的每个人假装或者坏了肚子、或者牙龈发炎……到医务室去要一种叫Diazine消炎锭剂。叶春美把这些磺胺制剂收集起来，用饭碗压碎，磨成细粉，然后挤出半条牙膏，当做基剂，调成药膏，敷在宋大姊大腿炎肿、溃烂的伤口上。
才过三五天，宋大姊的腿开始消炎、褪肿。烧也随着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迅速地退下来了。
“四个多月后，班长来把宋大姊送出去住院生产。全房的姊妹，竟全都希望宋大姊带回来一女婴儿。宋大姊偏是产了一个男孩儿回来。”
叶春美说着，在回忆里欢快地笑了起来。
那天，连送宋大姊和婴儿回来的江苏人女班长，脸上都带着笑意。不曾结婚生子的许月云老师抢着把婴儿抱了过去。
“日本人说婴儿是‘赤人坊，（红通通的孩儿h真的啊。看他一身都是红红的……”
许月云老师把软若无骨的、这初生的婴儿抱在怀里，诧异地对叶春美说。
“就那天，宋大姊头一回，仔细地说起了你呢。”就上星期，叶春美在这病房里这样对凝神谛听的赵尔平说。那时候，她想起了那湮远的、荒芜的五十年代，在那天神都无从企及的，一个噤抑的角落里，日日逡巡于生死之际，却无比真切地活着的押房里的姊妹们。叶春美叹息了。
“爸爸，他都不说。他，什么都不肯说。”赵尔平低声说。
叶春美笑了。“他又不跟我们关在一道。”她说。
“不。他那一部分，也总不说。”
叶春美回头看着那时的病床上的老赵。赵庆云却正对着病房门口，脸上堆着热心的笑容。
“回来了。你姐姐难得来，为什么不多陪着她？”赵庆云说。
那时候，特别护士邱玉梅的手上，抱着两条饼干，推门走进病房来。赵庆云解释说，邱玉梅有一个胞姊，打屏东来台北玩，顺便找到医院来看她。“我这儿有人陪着，你还是伴你姐姐去赵庆云说。
邱玉梅拆开锡箔包装，让病房里的每个人都取了一片发散着浓郁的乳酪香味的饼干。
“谢谢。”护士邱玉梅的大而深的、山地人独有的眼睛，闪亮着喜悦，“那我去陪姐姐了……”
病房的门，谨慎地在她的身后关上了。病房中的三人，于是开始安静地吃着那片带着乳酪酸味的饼干。
“我说。我要说。这回病好了，我要说给你听听。”赵庆云注视着手上的，薄薄的饼干说，“其实，不是我不说。整个世界，全变了。说那些过去的事，有谁听，有几个人听得懂哩？”
“一九五〇年离开的台北，和一九七五年回来的台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台北。”那时，较之今日，远远要健朗的老赵，这样回忆着说。他说甚至他被捕时任教的c中学，也完全改变了面貌。校地扩充了，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学校的木头建筑，拆得一栋也不剩，全盖了水泥大楼。整个台北市，他还能一眼就认得的，就只剩那红砖盖起来的，永远的总统府，和一九四七年他方才来台湾就赶上的，“二•二八”事变的次日那清冷的早上，他一个人穿过的新公园。他还记得，七五年回家以后，长子尔平用车子载着他绕过新公园时，他特地要儿子把车停在公园正门对面0他看着那也不曾改变容颜的，园内的博物馆建筑，耳边却响起了一九四七年台北骚动的鼓声……
上个星期，叶春美头一次到医院来探望老赵，便也这样地谈起出狱后跳接到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的苦恼。
“日本人有一个童话故事。说是有一个叫蒲岛太郎的渔夫，到海龙宫去了一趟。回来发现自己眉须皆白，人事已非。”老赵：叶春美笑着，惊异地问他何以也知道日本童话的故事。老赵说，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二十三岁的赵庆云，决心修习日语。“那时候，是想要彻底了解强敌日本吧，”他有些羞赧地说，“在日语课本上，读到蒲岛太郎的故事。”
在病床上昏睡着的赵庆云，忽然因浓痰梗塞，涨红了原本错黄的脸。叶春美和邱玉梅连忙为他抽痰的时候，她看见老赵的身体在抽痰机吸痰的强震中抽搐着显然完全没有了知觉的身体……
是了。叶春美回到坐位上，望着重又安静而沉重地呼吸着的老赵，这样回想。就是在抗议“一•二八”日本打上海的学生运动里，宋大姊认识了老赵的。“那时候，老赵呀，终日皱着个眉头。‘到底，全中国还有什么地方是个太平地方？，他老是爱这样说。”有一回，宋大姊也是面向押房里那片灰色的墙壁，扒梳着她的那一头温柔的长发，一面这样叙说着她初识老赵的光景。现在，叶春美还记得那堵根本没有妆镜的押房的墙壁上，斑斑点点，尽是被打死的，饱食了人血的蚊子的，黑色的溃迹。
应该比赵庆云还要熟悉日本童话故事的叶春美，却并不曾想到以“蒲岛太郎”来比喻出狱后她自己沧海桑田的感受。叶春美的感想，毋宁是更悲愁的一种吧。那阵子，她怎么也无法不感觉到，在她长期监禁中，时间、历史、社会的变化，已经使回到故里的她，在她的故乡中，成了异国之人……
一九七五年，她回到石碇老家，看见乡下的故乡，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半山上的街道里，那幢日治时代留下来的木造的邮局，早已拆除了，改建成一排青灰色的水泥民宅。少女时代的春美，曾经就在那木造的邮局寄出许许多多的信给慎哲大哥。往往是寄出去七八封，都由慎哲大哥的兄嫂代收，等着在那激荡的时代中四处奔波的他回到八堵的老家，才一封一封读完她的信，再回她或是很长、或是简短的信。
“到底写着些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说啊!”
有一次，宋大姊一边为小芭乐换下尿布，一边促狭地这样逼问春美。
那时的春美，低着头，捂着嘴笑了起来。这一生里，叶春美再也没有像当时那么用功过……
一个深秋的晚上，一个少女的春美并不认iR的青年，突然出现在她的，点着油灯的，黝暗的家。
“慎哲桑叫我把这送给你。”他说。
她目送着那连一小杯茶都没喝完的青年，消失在石碇乡陡斜的石头小路上。她打开报纸，是一本由川内唯彦和另外一个于今竟记不起叫做永田什么的日本学者共译的、破旧的《辩证唯物论之哲学》。
那是一本极为难读的书。她还记得很清楚，她往往把一句话读上好几次，却依然怎么也不能理解其中的奥义，而苦恼不已。她把她不能理解的，把她以为理解了，却毫无自信的部分，写在长长的信上，寄去给慎哲大哥。但除了书本上的那些，她偶尔也写野鸭在春天的溪流上远远地划游的景致。慎哲大哥回信的时候，有一次，就这样写过：
“较乎哲学，你看来是比较倾向于文学吧。能把黄昏的溪畔，写得那么样地安静，我以为是不容易的。不过，要当勤劳者的文学家，还是需要哲学的呢……”
“您照料过病人。”
端出一瓶罐装果汁，邱玉梅这样说。
“嗯!”春美淡淡地说，“小时候，当过几天护士……”
“噢!”邱玉梅说怪不得呢……”
小学毕业那一年，经人介绍，到八堵林内科诊所，学当护士。林老医师没有生育，收养了两个孩子，当时读着中学的慎哲大哥，是林内科的第二个养子。
慎哲哥哥，为了他明显地无心学医，常常挨脾气暴烈的养父的责骂，但他却总是低头不语，不怒也不悲。有一回，也不知为了什么，挨了林老医生的骂之后，慎哲大哥却若无其事地，把一本日译本高尔基的《母亲》，塞到调剂室的小房间里给她。直到现在，偶尔想起慎哲大哥装着一脸糊涂，漫不经心地把《母亲》摔进她那小小的调剂室时，叶春美至今偶尔也会觉得眼热喉塞。慎哲哥哥，为少女的春美唤醒了对于知识和语文之美的饥饿。然而，两个纯洁的相互吸引的少年，终于不能瞒过门户偏见极重的，白发的林老医生的眼睛。
少女的春美被即时辞退了。当她拎着包袱、洒着羞辱和寂寞的眼泪，低着头走出林诊所的时候，叶春美忽然听见被禁闭在二楼上的慎哲哥哥，放恣地用日本话这样叫喊着：
“不要被打垮啊!”他大声地说，“。A!托为々上一一!”
“‘不要被打垮呀!’从那时起，我就攀死着这句话，再没有松过手。”那时候春美对宋大姊说。从八堵回到山乡石碇，她下田做活、到煤矿场洗煤渣子，最后，春美一个人拎着包袱摸到基隆去一家诊所当佣人兼护士，慎哲大哥的一封封信，也奇异地，辗转送到了她的手里。
“那时啊，离开八堵的林诊所，一年多了。”在狱中的叶春美，对轻柔地拍着小芭乐睡觉的宋大姊说，“彼此也没什么约束，可就是那样一直撑下来了。不要叫人打垮了呀。那个人，就只留给人家那么一句话……”
信上说，慎哲大哥离开了家，经过了一九四七年的动乱。“路过石碇附近，怎么也没法打消想去看看你的念头。”信上用日本语这样写，“知道你真的没有被打跨，很高兴呢……”其余的，是一些简单却亲切的，鼓励的话。
“哭了吧？”宋大姊叹息着说。
叶春美咬着下唇，腼腆地点了点头。她记得那以后，他们通信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他会托人带些书籍给她。直到那一年，慎哲大哥突然来到基隆。
“他看来黑了，瘦了。可是改变的并不只是他的模样。在他的眼中，我觉得，仿佛燃烧着某种熠人的，我所不曾识得的火光……”叶春美说，“本以为在二•二八事变中不见了的祖国啊，又被我们找到了。慎哲大哥这样对我说。”
然而，一年之后，她终于还是不曾读完那本对她而言是极为深涩的《辩证唯物论之哲学》。勉强读完头一章的培根，第二章的霍布斯才开始读了一半，慎哲大哥就被捕了。半年后，他的家属到台北领回已经腐败多时的慎哲大哥的尸体。隔月，整个基隆市落人森森的恐怖。有一天，春美在大街上知道基隆K中学的金校长被捕的消息，没有回诊所辞行的春美，立刻搭车回到石碇的山村，却在那天的半夜，在自己的家里被逮捕了。而她那惜乎一直未能读懂的《辩证唯物论之哲学》，也跟着被搜走了。一直到今天，叶春美时常还记得那本书的霉朽破损的封面。
“那本书，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几十年来，这样的痴问，不时会涌上叶春美的心头。
哦哦!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这样的时代，于现在的社会，怕是比任何奇怪的古谭还要不可思议；还要无从置信吧。七五年回到山村石碇之后，每次走过那往时明明有过一座日本式木造邮局的小街，叶春美总会觉得像是被谁恶戏地欺瞒了似地，感到怏然。在她不在的二十五个寒暑中，叫整个石碇山村改了样，像是一个邪恶的魔术师，把人们生命所系的一条路、一片树、一整条小街仔头完全改变了面貌，却在人面前装出一副毫不在乎、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演过戏吧？”
上星期来，赵庆云忽然笑着这样问叶春美。
“演戏？”
“舞台剧。台湾，好像不兴舞台剧是吧？”他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为了抗日，常常演戏。”
“全国抗战，各种条件都很困难。舞台的条件，尤其简单。前台和后台，只隔着一些布幔或者其他简单的东西。”赵庆云说，“后台的工作人员，常常不小心就走到正在演戏的前台去……”赵庆云说，有一回，在后台工作的他，不知不觉走上正在盛演的前台。台下是黑鸦鸦的观众。“好在那一场戏，台上的角儿很多，热闹得很。”他回忆说。那时他只好默默地站在一个角落上，若无其事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
“主要是，整台戏里，没有我这个角儿，我也没有半句词儿，你懂吗？”他说，“关了将近三十年，回到社会上来，我想起那一台戏。真像呢。这个社会，早已没有我们这个角色，没有我们的台词，叫我说些什么哩？”
那时候，三个人于是不觉又沉默起来了。扩音器在这寂寥的整栋病房里，不知第几回了，呼叫着一位姓汤的医生。
“汤大夫。真是个忙人，”赵庆云忽然对叶春美说我的主治大夫呢，他是。两天了吧？也没见他来看过我。总是张大夫代他来……”
“可是，我还是以为，爸应当讲出来。”
赵尔平安静地说。
“不讲，我们都陌生了。”
“我们，和你们，就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我们的世界，说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岁月，那些人……怎么叫人忘得了？说你们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见的，全是热热闹闹的生活。”叶春美说，“在那些日子里，怀着梦死去的人，像是你妈吧……反倒没什么问题。活着的人，像是老赵，像是我吧，心心念念，想了几十年，就是想活着回来，和亲人生活在一起。”
“我不是说了吗？回来了，好。可是你找不到你的角色，你懂吧。整出戏里，没有你的词儿，哈!”
那时候，赵庆云倚在病床的枕头上面，抓着他那一头短而且硬的白发，这样说。叶春美记得，当时他看来开始有些疲倦To整个儿脸，也有些暗淡了。“老赵，你累了，躺下来歇歇。”叶春美说。赵庆云愉快地呻吟着，平躺了下来。他望着天花板，然后幽幽地说：
“尔平。方才我还在盘算。说吧。怎么跟你说呢？如果现在我还在押房里，你进来陪我坐着，我大概还可以一样样说给你听o”他说，“我出来了。这些年，我仔细看，也仔细想过，那个时代，过去了。怎么说，没人懂的。”
“我只能这么说。九•一八那一年，你妈十六岁吧。隔年，是一•二八，再隔三年，一•二九。”他依旧凝望着病房里的雪
白的天花板，低声说那是日本人年年进逼的历史啊。我们生活在那个历史里吧，满脑子，只知道搞抗日，搞爱国主义。我们这一辈，一生的核心，就只有这。”
赵庆云微微地闭起眼睛。现在想起来，春美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话挺不满意吧，因为他晓得，这样说，尔平是不会懂得的。宋大姊谈过，老赵初识蓉萱，正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前夕。老赵说过他隐约觉得宋大姊参与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比长了她六岁的自己长久、而且丰富。胜利的前一年，春天才过，在福建长乐干新闻工作的年轻的赵庆云，有一天，一个工友拿着一张名片上楼来，说是有客人在报馆的会客室求见。赵庆云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就这样被人带走了，从此就没再固报社去，却不知道宋蓉萱早他一天也在福州城被捕了。“那时候，尔平才满月不久。”赵庆云说。“在号子里头蹲了足足三百天，才知道人家怀疑你在抗日活动中的组织关系。不明不白，后来也放人了。”
那时候，宋大姊发了疯似地想着他这头生的婴儿。宋大姊说过的。叶春美想。窗外的天空，灰白却也亮丽。叶春美抬起腕表，都快五点了，尔平还没有来。她想起赵尔平一身整齐的西装领带。
叶春美想起那一年宋大姊被送到医院生产，抱着小芭乐回来的那天，许月云老师抱着新生的婴儿，宋大姊却因格外思念当时才六岁大，托人养育的长男尔平，整个晚上，不住地流着泪。
全房的人，这才知道了宋大姊还有个小孩在外头。
“怎么不把他带进来，和我们住？这儿准许女号带孩子的。”许月云老师着急地说。
“我和老赵，命都不保。不能让孩子因为我们的生、死，送进来，又送出去……”宋大姊红着眼圈，这样说。
宋大姊说过，老赵一家在一九四六年末来台湾，在一家报馆工作，认识了一个热心要认识中国文学的，在当时的台北大稻埕开林儿科医院的林荣医师。四七年三月，二十一师登陆基隆，镇靖民众蜂起，赵庆云把多少牵涉到“处理委员会”的林医师全家，带到现时台北市厦门街宽敞的报社宿舍里庇护。
“不料这一点友情，竟然使林荣悄悄地把平儿带回去养大，”上星期来时，谈起这件事，赵庆云侧身睡在病床上，看着明净的病房的窗子，独语一般地说，“后来蓉萱死了，他们在台湾找不到任何人来带孩子。这回他们主动把孩子给林荣抱过去了。”
病房的门，呀然地开了。进来了三个医生，两个护士。带头的医生，头发有些灰白，却梳理得很整齐素净。另外一个年轻的医生把老赵的病历档案呈了上去。
“是林大夫吗？”叶春美站起来，礼貌地说。
“他的情形……”
那头发灰白的医生，温和地笑了笑。
“我们和你们，都尽了力了。”他说。
护士老到地为病人取血压和脉搏，计量无导尿管流出来的尿液的质量。然后他们都安静地站在老赵的病床旁边，祈祷也似地，沉默地站着。他们然后又静悄悄地离开了病房。
“他是杨大夫。”邱玉梅为老赵拉好被单，静静地说。
“哦。”
“看来，赵先生也没有什么痛苦了。”
“嗯。”叶春美说，“赵先生，我是说他的孩子，今天，来吗？”邱玉梅抬起手来，看着腕表。
“他每天都来。”她说，“只是，有些时候，来得晚些。”“他的小儿子，来过吗？”叶春美说。
“他，还有一个孩子吗？”
邱玉梅诧异地问。
“噢。”叶春美说着，轻轻地叹息了。
叶春美想起宋大姊被带走的那天，小芭乐睡得特别香甜，一直安静地睡到快中午才醒。尤其奇怪的是，当时叶春美最担心婴儿醒来啼哭。她骇怕她会整个崩溃。可是那一天的小芭乐，却只是那么安静地醒来，瞪着充分睡眠后的，特别澄清的眼睛。全押房的姊妹都围在小芭乐小小的被褥边，有人忙着替婴儿换尿布，叶春美则忙着打报告，要求为一向吃母奶的小芭乐申购奶粉；再要求准许她代替宋大姊担起母亲的责任。那一夜，她把自己的铺位移到宋大姊的位置上，整夜看着又复酣睡的小南栋，小芭乐子，流了一夜的眼泪。
就这样，小芭乐安安静静地过了三四天，从来也不哭、不闹。尿湿了，小芭乐也只哭一下，就安静下来了。直到有一天，小色乐跟过去他亲娘在的时候一样，涨红着小脸，扯开嗓子大哭。这一哭，把押房里的姊妹们的泪，全逗出来了。叶春美紧紧地抱着婴儿，一边摇着恸哭的小芭乐子，一边在押房里来回地走，泪如雨下0
“他，哭了。”叶春美独语一般地说，“哭呀，没人叫你不哭呀……这几天，你，都不哭，找妈……妈，我们，反而，担心……”
几个同房的姊妹，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拭泪。许月云老师搁下她手上的书本，望着春美怀中的婴儿，微微地笑着，眼圈泛着
红湿。
从那以后，小芭乐开始会笑，也会使劲地让同房姊妹们抱来抱去，在他胖胖的脸颊上，又亲又捏。
两个多礼拜之后，有一天下午，押房的沉重的铁门打开，门外是麻子班长和那留着直直的头发，从来不施脂粉的江苏女班长。
“把孩子抱出来。”麻子班长说。
押房里鸦雀无声。
“我们已经找到人，养这个孩子。”江苏女班长和气地，这样说。
许月云老师把正在她的怀中的小芭乐紧紧地抱着，脸色青苍。
“你们要把他，送给谁？”她说。
“咦，管得着吗？你!”
麻子班长用那一串大钥匙，怒目逼人地指着许月云老师，
这样子说。他那肥厚的嘴唇，因怒气而往外挂着。江苏女班长没有脱鞋，踩着干净的地板，沉默地走进押房，从许月云老师的怀里抱起婴儿。小芭乐开始激烈地哭了起来。
押房的门重重地关上了。一阵沉重的上锁声之后，叶春美听见小芭乐那原应足以安慰天下父母心的、非常健朗的哭声，在监房外的甬道上，渐去而渐远了。
在叶春美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向来持重、坚定的许月云老师她哭了。她用双手捂着脸，始则泫泣，继而失声。
“人杀L!”她喃喃地用日本话说，“杀人者……杀人者!”
啊，许月云老师！对于她如何牵涉到当时的台大医学院案件，即使在押房里，也一贯守口如瓶的许月云老师，在叶春美的回想中，只有在南所的时候，眼见蔡孝乾的招供不断地造成一批又一批新的逮捕时，曾经近于歇斯底里地，在押房里这样哭喊过：
“人杀了——!”
叶春美凝视着病床上的，沉重地呼喘着大气的赵庆云。她忽然想，如果人终须一死，是经过这样的昏迷的过程才死好呢，还是像宋大姊她们那样，在刑场上，在一瞬间死去好呢？
恰恰是小芭乐被抱走的，第二天的清晨。一阵急促而刺耳的开锁声，惊醒了全押房的姐妹们。
“许月云……”
麻子班长说着，把叼在嘴角上的香烟摘下来，丢在地上，用他的布鞋狠狠地踩着。
许月云老师安静地背对着押房的房门，换上一套干净的洋装外套，叠好被铺，站着跟大家说：
“请多保重。”
她然后走出了押房。楼下的男监，传来听不真切的，怒鸣的口号声。忽然间，从甬道上传来了她的安稳的歌声一
人民的旗帜……
包裹着战士的尸体
天未破晓
战斗早已开始
许月云老师是那年十一月份走了的。次年初春，叶春美那个案子决审。五个人死刑。她被判终身监禁。
“赵先生，是还有一个么儿子。”
看着护士邱玉梅专心地打着毛衣，叶春美忽然这样说。“哦。”
“从来没来看过赵先生的吗？”
“没。”
“没听见赵先生提过。也没听他们父子俩谈起过。”
“噢。”叶春美说，“这个幻L子，小时候，我抱过呢。”
“嗯。”邱玉梅和善地笑着说。
“还有，好多阿姨，都抱过他……”
叶春美细语一般地说。邱玉梅体贴地从赵庆云床边的茶几上，拿了几张卫生纸，递给了叶春美。
“二十几年，没看过那孩子了。”
叶春美用卫生纸轻压着她那欲泪的眼眶，笑着说。
“哦哦。”
终身刑确定之后，押房的姊妹十分为她高兴。“总算由你开了个例，我们房，从此不要每次发下来都是死刑了。”一个姓姚的姊妹这样说。可是叶春美发愁：只以一小步躲过死刑的她，终身监禁，虽然活着，却怎么无法为宋大姊去看顾小芭乐了。后来她被派往军事监狱附属工厂车衣服。一年半之后，她被送到东部的一个小岛上，编入“女生大队”。一九六〇初，她和全部女政治犯被送回本岛的板桥。这一路上，叶春美不时打报告问小芭乐的消息，却总是以她和婴儿无直系亲属关系，拒绝她所提出与婴儿的养家通信等等的要求。送到板桥后，她被指派医务室司药和护理的工作。在她恳切的要求下，她终于获准与当时尚在东部外岛的老赵通了一次信。
老赵的来信告诉她，那时赵南栋已经虚十岁，满九岁。他的哥哥赵尔平已经十六岁。他们都在已经从台北搬到花莲去了的林荣医院。“〗962年，你刑满释放，尔平十八岁，南栋已十二岁矣。”赵庆云的来信这样说，“蓉萱已托孤，尚祈出狱之后，时加探视督责……”叶春美回信，告诉赵庆云她和他一样，是终身监禁。两个礼拜后，老赵从小岛上写来的回信，只有寥寥数行。他向她致歉，说男生队上普遍谣传叶春美只判十二年。她从来信的简短，体会到他的悲哀。这以后，叶春美再写信，政战室就退还给她。“按照规定，非直系亲属不得通信”，退回来的信上，这样批着一小行腥红的字。下面是刻着“毋忘在莒”的蓝色的图章。
—九六五年四月间，政战室请她去个别谈话。某个侦讯单位想调用她去当医务室的司药。“不是我们利诱，调到那边，办减刑的机会不能说一定有吧，但蹲在这儿，可是绝对没有那机会的。”上校刘保防官用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这样说。叶春美想起小芭乐。不管他多大了，宋大姊既然吩咐，如果能看看他……她想着。
一个星期后，叶春美被调离板桥，主持一个对她来说是十分现代化的调剂室。她睡在调剂室隔壁的，被一些医疗器材和尚未开箱的药品占去半间的套房里。一旦有案子进来，不论白天、半夜，有班长拿医生的处方单来，她就得配药：强心剂、各种心脏血管疾病的药剂、抗髙血压剂、消炎、消肿剂、止血剂、抗瘀血剂、镇静剂……她想起在南所的日子。对待被拷问者的医疗品质，比起五◦年初，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她常这样感慨。
叶春美看着手表。快五点半了。然而病室窗外的阳光，却依旧亮晃耀眼。她站了起来，走近老赵的病床，看见他的眼角挂着一抹红黄色的分泌物。插着喂食的导管的嘴角上，因为在昏迷中磨咬，干枯的嘴唇上淌着细细的血水。她随手抽出茶几上的雪白卫生纸，细心地为老赵把眼角和嘴角擦干净。
“我得走了。”叶春美说。
“哦。”邱玉梅亲切地站了起来。
“我给你留电话。”叶春美说，“万一… …请快打个电话告诉我。”
“噢。”
“我住得远。”叶春美说。
“我知道。”
叶春美又站了一会。她忽然想起下次来，一定要问赵尔平宋大姊的骨殖摆在那里。
“对了，一定要去拜一拜……”
叶春美这样想着，安静地离开了赵庆云的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