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兼·温斯莱德
2006年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1周年纪念日，曾经有150万人在那里死去，世界各国都在举办各种活动来纪念大屠杀。几个月后，他们还可能庆祝那一恐怖时期流传下来的最不朽作品的出版。它就是1946年出版于德国的 《一个心理学家在集中营的经历》，后来它被改名为 《对生命说 ‘是’》，再版时增补了 “意义疗法导论”和介绍 “悲剧性的乐观主义”的 “写在后面的话”（或者说在面对痛苦、内疚和死亡时如何保持乐观）。本书的英译本最初出版于1959年，书名为 《活出生命的意义》。
这部作品销售已达1200多万册，被翻译成24种语言。1991年国会图书馆及每月好书俱乐部做过一项问卷调查，询问读者 “哪本书改变了你的生活”，结果显示《活出生命的意义》名列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图书”之列。它曾激励过宗教的和哲学的思想家、精神卫生专家、教师、学生和各行各业的普通读者。许多大学、研究生院和高中都指定它为学生心理学、哲学、历史、文学的读物和从事大屠杀、宗教及神学方面研究的参考书。它何以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如此长远的价值呢？
维克多·弗兰克尔的生活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他于1905年出生，1997年去世。3岁时，他决心要做一名医生。在自传体回忆录中，他回忆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会 “花几分钟时间琢磨生命的意义，尤其是未来日子的意义及其对我的意义”。
十几岁时，弗兰克尔沉迷于哲学、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分析。高中时，为了补充课堂知识，他参加了成人教育课程，开始与弗洛伊德通信，后者曾将弗兰克尔的一篇文章投给了 《国际心理分析杂志》。该杂志后来发表了那篇文章，那年弗兰克尔只有16岁。同年，他参加了一个成人教育的哲学研究小组。导师非常欣赏弗兰克尔的超常智力，邀请他就生命之意义做一场演讲。弗兰克尔告诉听众：“我们自己必须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而要回答那些问题，我们就必须担负起生活的责任。”这一信念成了弗兰克尔个人生活和专业研究的基石。
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还在读高中的弗兰克尔决定做一名精神病学家。有同学说他有帮助他人的天赋，这使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在诊断心理问题方面有独到之处，还擅长发现人的行为动机。
弗兰克尔的第一份咨询工作完全是自己创业——他创立了维也纳第一个私人的青年咨询项目，专门做问题青少年的工作。从1930年到1937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诊所担任精神病专家，负责照顾自杀未遂的病人。他试图帮助病人，为抑郁症患者和心理疾病患者找到赋予生活意义的办法。1939年，他成了维也纳唯一的犹太医院——罗斯柴尔德医院神经官能症科的主任。
二战最初几年，在罗斯柴尔德医院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弗兰克尔及其家庭免遭驱逐。但是，在国家社会党政府关闭了医院以后，他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被送到集中营。1942年，驻维也纳的美国领事通知他可以申领到一个美国签证。虽然逃出奥地利意味着他有可能完成意义疗法的专著，但他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机会：他觉得为了自己那些年迈的患者，他应该留在奥地利。1942年9月，弗兰克尔及其全家被逮捕并驱逐出境。弗兰克尔在以后的三年里先后被关押在奥斯维辛、达豪等四个集中营。
重要的是，弗兰克尔的牢狱生涯并不是他写作 《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的唯一动力。在被驱逐之前，他就开始思考对意义的追求乃至精神健康和人类繁荣之关键等问题了。作为犯人，他突然被迫估量自己的生命是否还有任何意义。他能够幸存下来是求生的意志、自我保护的本能、正派人给予的一些帮助及精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也有赖于运气，比如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看守的脾气、在哪里排队以及该相信谁等等。不过，要战胜集中营生活的屈辱感和被剥夺感还需要别的因素。弗兰克尔不断地从人类特有的能力，如天生的乐观主义、幽默、心理审视、短暂的独处、内心的自由和决不放弃也决不自杀的意志力中获得力量。他认识到自己必须努力为未来而活下去，也从对妻子的爱、要完成自己的意义疗法著作的强烈愿望中汲取力量，还从艺术和大自然瞬间的美丽中发现了意义。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不论发生什么，他仍有自由去选择如何应对苦难。他把这不仅看作一个选择，而且是 “担当自己生活重负”的责任。
有时，弗兰克尔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比如他对濒死病人和四肢瘫痪病人如何接受厄运所做的解释。还有些观点反映了他远大的抱负，比如一个人通过 “努力为有价值的目标和自由选择的任务奋斗”能够发现生命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存在之挫折如何激发一名不幸的外交官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新职业。弗兰克尔还通过更多的道德劝戒呼唤人们注意 “每个人的现状与未来之间的差距”以及“人是负责任的，应当实现自己生命的潜在意义”。他视自由与责任为一枚硬币的两面。面对美国听众，他爱说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在西海岸立一尊责任女神像以衬托东海岸的自由女神像。”他说，要实现个人的意义就必须超越主观的快乐，办法是去做某件 “为了某事或者他人的事，或者献身于某种事业或所爱的人”。弗兰克尔自己本来可以安全地逃往美国，但为了照顾父母他选择留在了维也纳。他曾经跟父亲待在同一个集中营里，想方设法给父亲弄到一些吗啡以减轻其病痛，在父亲临终时，他守护在父亲身边。
即使在充满沮丧和悲伤时，弗兰克尔的乐观主义及其对生活一贯的执着使他坚信：希望和积极的能量能够化挑战为胜利。在 《活出生命的意义》中，他提出：“苦难不一定是追寻意义所必须的，但尽管有苦难，生命仍然可能有意义。”他接着说， “承受不必要的苦难与其说是英雄行为，毋宁说是自虐”。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阅读 《活出生命的意义》，当时我是哲学教授。一位曾经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的挪威哲学教授向我推荐这本书。我的这位同事表示他非常赞同弗兰克尔的观点：滋养内心的自由，拥抱自然、艺术、诗歌和文学之美，感受对家庭和朋友的爱，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其他个人选择、行动、关系、爱好甚至简单的快乐也能赋予生命以意义。那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自己如此空虚？弗兰克尔的智慧尤其值得一提：这就是个人如何看待各种挑战与机遇的态度问题。积极的态度既可使人备感欢乐与满足，也能使人经受苦难和挫折。消极的态度则会加剧痛苦，削弱快乐、幸福和满足感，甚至导致抑郁或疾病。
我的朋友也是从前的同事诺曼·寇森斯一直在不倦地宣扬积极的情绪在促进身体健康方面的价值，他警告说，消极情绪可能损害健康。虽然有人批评他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但是后来的心理神经免疫学的研究成果证实，积极的情绪、期待和态度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一研究也强化了弗兰克尔的信念：人对待一切事情——不论是生死攸关的挑战还是日常琐事——的积极态度有助于成就我们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努力宣传的这一简单真理对每个有幸倾听他讲话的人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人类做出的选择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在做出个人选择时，我们肯定了我们的自主性。“一个人不是万物之中的一物，物是相互决定的，”弗兰克尔写道： “但人最终是自主决定的。他现在成为什么——在天赋与环境的限度内——都是自主决定的结果。”比如，绝望的阴云会毁灭一名在约姆·奇坡尔战役中失去双腿的年轻以色列士兵的生命，他陷于抑郁而企图自杀。有一天，一个朋友注意到他变了，他的面容从沮丧变得庄严而神气。士兵就是因为阅读了 《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才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得知这名士兵的故事后，弗兰克尔对 “有这种自我阅读疗法——通过阅读而治愈的事情”感到吃惊。
弗兰克尔的评论表明了 《活出生命的意义》何以对众多读者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面临挑战或危机的人可能会向家庭、朋友、治疗师或神父寻求建议和帮助。有时这样的建议是管用的，有时候则不然。面对困难抉择的人也许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对必须要做的决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弗兰克尔给那些追寻生存困境之答案的读者提出一个关键性指令：他不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必须那么做。
1945年，弗兰克尔从图尔克海姆集中营获救后 （他差点因伤寒死在那里），发现自己极为孤独。8月，他回到维也纳的第一天就得知怀孕的妻子逖丽因疾病和饥饿惨死于集中营。其父母和弟弟也是一样。他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和无比的忧郁，决定留在维也纳，重操精神病学家的旧业——当那么多人尤其是犹太心理分析家和精神病学家移居别国时，这样的决定是非同寻常的。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有几个：他觉得离不开维也纳，尤其离不开那些战后需要他帮助的精神病患者。他也坚信和解而非复仇。有一次他曾说，“我忘不了别人给过我的恩惠，也不抱怨别人对我做过的坏事”。他摒弃集体罪恶的观念。他知道维也纳的同事和邻居可能知晓甚至参与了对他的迫害，但他不强求他们为什么没有加入抵抗运动或以死抗争，相反，他深信，即使是邪恶的纳粹罪犯或看起来没救的疯子也有某些潜在的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而超越罪恶或疯癫的可能性。
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1946年，他重写了在第一次被驱逐时毁掉的书稿 （《医生与灵魂》），同年——仅用了9天——他完成了 《活出生命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著作治愈个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偏差，这种异化和偏差困扰着许多人，使他们感到 “内在的空虚”或 “自我的虚无”。也许这一系列活动也让弗兰克尔恢复了对生命意义的把握。
两年后，他与埃丽诺·辛德特结婚，她跟他的前妻一样，也是名护士，不同的是她信奉犹太教，而逖丽信奉天主教。这或许只是小小的巧合，但这符合弗兰克尔的特点：他接受某个人，不是看他的宗教信仰或世俗信念。他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和尊严，从他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尊敬可以看出来。尽管他不同意他们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他还是很珍惜与哲学家们的个人关系。这些人各有特点，包括前纳粹同情者马丁·海德格尔，主张追究集体罪恶的卡尔·雅斯伯斯，天主教哲学家和作家加布莱尔·马塞尔等。作为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一直避免公开提及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喜欢说精神病学的目的是灵魂的治疗，而灵魂的拯救是宗教的事情。
他担任维也纳普利克里尼克医院神经官能症科主任长达25年之久，为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写了30多部著作。他在欧洲、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泛游历讲学，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匹兹堡大学担任教授，还是美国圣迭戈国际大学意义疗法的杰出教授。他与政治家、哲学家、学生、老师，甚至教皇保罗二世这样的世界领袖以及读过他的书并深受启发的人会谈。即使在90多岁时，他仍然跟世界各地的来访者交谈，每周都要亲自回复数百封来信中的一部分。29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美国精神病学会还授予他奥斯卡·普菲斯特奖。
作为治疗精神病的一种方法，意义疗法运用存在之分析帮助患者解决自身的情感冲突，这是弗兰克尔首创。他鼓励许多治疗师探究患者过去或当下的问题，通过治疗师做出个人的选择和承担自己的职责来帮助患者选择富有成果的未来。他对人性的洞察通过他多产的著作、富于感染力的演说和个人魅力影响了几代治疗师。他激励别人创造性地去运用存在之分析而不是死守教条。他表示，治疗师应当关注患者个人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推导。
尽管日程紧张，弗兰克尔还要挤出时间学习飞行课程，享受其终生的爱好——登山。他开玩笑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 “深度心理学”强调切入患者的过去和潜意识的直觉与希望，而他不是，他奉行的是 “高度心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前途和有意识的决定和行动。他的心理治疗方法强调来帮助别人通过自我超越而达到人生意义的新高度，这些是通过积极的努力、适当的方法、接受限制以及明智的决定来实现的。他的目的是启发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认识到应该运用自己选择的能力去实现个人的目标。在写到 “悲剧性乐观主义”时，他提醒我们“世界的状况不妙，但是除非我们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否则一切会越变越糟”。
有一次，有人请弗兰克尔用一句话概括他本人生命的意义。他把回答写在一张纸上，让学生们猜他写下了什么。经过安静的思考，一名学生的回答让弗兰克尔大吃一惊。那名学生说，“您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
“一字不差，”弗兰克尔说，“你说的正是我写的。”
威廉·J.温斯莱德是哲学家、律师和心理分析家，在得克萨斯大学设在加尔维斯顿的医学院和休斯敦大学法学研究中心教授精神病学、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