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看看 “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该怎样理解。简单地说，它指的是即使身处 “三重悲剧”当中仍然并且一直保持乐观的情绪。而所谓 “三重悲剧”在意义疗法中包括了以下三种因素：（1）痛苦；（2）内疚；（3）死亡。本章提出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况下，人怎样才能乐观地生活下去？换言之，虽然生活充满了悲惨的因素，但它如何能够保持潜在的意义呢？总之，“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仍然对生活说 ‘是’” （引用我用德文写的一本书的题记），就是假定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是有意义的，即便在极为悲惨的境地也是如此。而这反过来又假定人的创造力会将生活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或建设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任何给定的处境，面对灾难而保持乐观。人类总是有能力 （1）将人生的苦难转化为成就；（2）从罪过中提炼改过自新的机会； （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动力。
不过，应该记住的是，乐观主义不能通过命令获得。你甚至不能强迫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无例外地保持乐观。对于行为来说是这样，对于 “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个因素，即信任和爱也是这样，它们也都不可能通过命令获得。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命令 “幸福起来”。但幸福也不是能够强求的，它只能是结果。人们一定要有理由才能幸福起来。一旦找到了那个理由，他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人类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通过实现内在潜藏于某种特定情况下的意义来追寻幸福的理由。
对这种理由的需求在人类特有的另一种现象——笑——当中同样适用和存在。如果你想让某人笑，那你需要给他一个笑的理由，比如讲个笑话。要是你催促他笑，或让他催促自己笑，那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真正笑起来的。若是那样，无异于大家在照相机前齐声说 “茄子”，只会在照片上显示出笑的模样，但那样的笑容是僵化而不自然的。
在意义疗法中，这样的行为模式被称为 “过度意念”。它在性神经官能症 （不论是性冷淡还是性无能）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患者如果不是忘我地献身，而是直接地去追求性高潮，那么这种追求反而会让他得不到性快乐。说实话，所谓 “快乐原则”实在是让人扫兴的。
个人一旦成功地找到了意义，那他不但会感到幸福，还会具备应对磨难的能力。如果某人追寻意义的努力最终失败了，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呢？那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比如，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像战俘营或集中营那样极端的处境。首先，正如那些美国军人告诉我的那样，他们会形成一种所谓的 “放弃综合症”的行为模式。在集中营，这种模式的表现是，有人早晨5点拒绝起床干活，而是赖在牢房里，呆在满是屎尿的草垫子上。无论你警告还是威胁，统统都不管用。然后他们一般会拿出一支藏好的烟，开始抽。那一刻，你会明白：他会在48小时内死亡。意义的导向减弱了，结果是对即时快乐的追求占了上风。
这让我们不由地想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类似现象，就是那些自我标榜为 “没有前途的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借以寻求安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实际上，吸毒不过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由于存在需求之挫折引发并反过来成为我们工业社会普遍现象的无意义感。今天，不但是意义疗法专家惊呼无意义感成了神经官能症日益严重的诱发因素，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厄尔文·D.亚罗姆在 《存在之心理疗法》一书所说：“在40个寻求治疗的患者中，有12个 （30%）存在某种与意义有关的严重问题 （由患者本人、治疗师或独立评估人判定）。”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帕罗阿托，这个数字相差不到1%。近期的有关统计表明，在维也纳有29%的人抱怨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
至于这种无意义感的原因，有人会说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生活目标却没有了。当然，也有人还吃不饱饭。我特别关注那些失业的人们。50年前，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是关于那些患有我称为 “失业型神经官能症”的年轻抑郁症患者。当时，我发现这一病症是由于两方面的错误认知而导致的：一是错误地把失业和没用等同起来，二是把没用跟生活没有意义等同起来。结果，只要我成功地说服患者加入青年志愿者组织、接受成人教育或访问公共图书馆等等——换句话说，只要他们能用不花钱但有意义的活动填补大量空闲时间——他们的抑郁症状就消失了，虽然经济状况毫无改善，肚子仍然挨饿。的确，人不是光靠福利活着。
失业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是由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引起的，还有一些抑郁症是由心理原因或生化条件导致的，相应地，我们应分别给予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但是，只要是和无意义感有关的，我们都不要忽视或忘记一点，那就是，它不是一个病理问题，而是神经官能症的反应和表现，我甚至说是人性的体现。但是，虽然它并非由任何病理原因引起，但会导致病态反应，也就是说它潜在着病理性反应。看看年轻人当中普遍流行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吧。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三大症状——抑郁、侵犯和成瘾依赖——都是由于意义疗法中所谓的 “存在之虚无”即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导致的。
毋庸置疑，并非每一例抑郁症都是源于无意义感，抑郁有时导致的自杀也不都是因为存在之虚无。但是，即便不是所有的自杀都是出于无意义感，如果自杀者意识到某种意义的存在，他也会克制住终止自己生命的冲动。
既然一种强烈的意义导向在预防自杀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对那些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应如何进行干预呢？我开始职业生涯不久，在奥地利最大的国立医院干了四年，负责收治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病室，那些病人都有过自杀企图。在那四年间，我大概处理过12000名患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当我遇到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时，都会从他们的治疗经验中得到启发。我会向患者解释，那些自杀未遂的人后来都反复跟我讲没有死成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幸运和幸福。数月或数年后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的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我接着对患者说：“即便一千个患者中只有一个出现了这样的转机，谁敢保证这种转机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但是首先你得活到那一天，所以你应该活着，等待那一天的到来，而且从今天开始，你就有责任活下去。”
至于集体神经官能症的第二大表现——侵犯——让我讲讲卡罗琳·伍德·谢丽芙曾经做过的一项实验。她曾让两组年轻人互殴，发现当他们致力于某个集体目标时——比如把运送食物的马车从泥泞中拖出来，互殴就慢慢停止了。他们会马上为一个不得不集体实现的意义而团结起来。
关于第三种情况即成瘾依赖，我想到安妮玛丽亚·冯·福斯特梅耶做出的结论，即90%的酒精依赖患者都有深刻的无意义感，斯坦利·克里坡纳的研究则表明，100%的毒品依赖患者认为 “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看来都没有意义”。
现在让我们回到意义问题本身。首先，我想澄清，意义治疗师关注的是人们一生中必须要面对的所有单个情境中内在和固有的潜在意义。因此，我在这里不打算将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进行阐述，虽然我不否认这样的总体意义也是存在的。做个类比，让我们看一场电影：它由成千上万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都有其含义和意义，但是在看完最后一个镜头之前，整个电影的意义是不能确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每个镜头的意义，那么对整个电影的意义也就无法把握。生命的终极意义难道不也是这样？只有在濒死之时人们才能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而这种终极意义也有赖于生命过程中尽其所能地实现每个单一情境的潜在意义。
事实仍然是，从意义疗法的角度看，意义及对意义的认识完全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或是藏在象牙塔里的。我对意义的认识——个人对特定情境的认识——介于卡尔·布勒尔概念中的 “阿哈体验”与马克斯·维黑莫尔理论中 “完形概念”的中间地带。对意义的认识与经典的 “完形”不同，因为后者意味着某个“人”在 “某个地方”的突然领悟。而对意义的认识在我看来最实在不过，就是意识到了现实背景下的某种可能性，或者通俗地说，意识到在给定情境下 “能够做些什么”。
那么，人是如何找到意义的呢？正如夏洛特·布勒尔所说：“我们能做的，不过是研究那些看来找到了生命意义的人和那些没有找到这种意义的人的生活。”除了这种图画式的方法，我们还可以采用生物学方法。意义疗法认为，良知是一种提示器，能够指示我们在特定情境中前进的方向。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良知必须仔细衡量所处情境，按照一套标准和价值系统去评价它。但是，这些价值不能在意识层面上被我们发掘和采用，它们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它们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积淀下来，以生物进化为基础，植根于生物学深处。康拉德·洛伦兹可能抱有类似的想法，他曾提出 “生物学优先”的概念，当讨论我关于价值形成过程之生物性基础的观点时，他饶有兴趣地表达了自己的共鸣。无论如何，假如价值论的自我理解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假定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物学遗传之中。
正如意义疗法所宣扬的，找到生命之意义有三个主要途径。第一是创造或从事某种工作。第二是经历某种事情或者面对某个人，换句话说，不仅能从工作中也能从爱中找到意义。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就发现意义疗法中 “体验同成功一样都具有价值的观念，是具有治疗作用的，因为它纠正了我们过度强调以内心经验为代价而获得外部成功的做法”。
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途径：即使是处于绝境的无助受害人，面对无法改变的厄运，仍能自我超越，并且以此改变自己。他能够把个人悲剧转化为胜利。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就表示希望意义疗法 “可以帮助人们抵抗20世纪美国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潮流，在这种文化中，不可治愈的受害者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痛苦感到骄傲，而认为它是耻辱，这导致他们不但不幸福，还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耻”。
我在一家综合性医院神经官能症科工作了25年，亲眼目睹了病人们能够将自己的困苦转化为人类成就的能力。此外，我们也能找到经验证据以支持这种人可以在痛苦中发现意义的可能性。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对那些公开表示被俘期间虽然感到非常紧张——充满了虐待、疾病和营养不良及单独监禁——但是仍然从被俘经验中获得有益启发的越战战俘的数量之多感到吃惊”。
但是，“悲剧性的乐观主义”最有力的论据是拉丁文所谓的 “偏见式论证”。比如，杰里朗就是 “人类大无畏的精神力量”活生生的例证。援引 《德克萨克纳报》的报道：“三年前，杰里朗因一场车祸造成脖子以下高位截瘫，当时他只有17岁。今天，他能够用嘴叼着笔写字。他通过特制的电话参加了社区大学两门课程的学习。他通过闭路电视能够听课并参与课堂讨论。他还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看电视和写作。”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觉得生活富有意义和目标。我在差点儿丧命的那一天采取的态度成了我对待生活的座右铭：我虽然折断了脖子，但我没有被生活打倒。我已经申请了第一门大学心理学课程。我相信，残疾只会增强我帮助他人的能力。我知道，如果没有那场灾难，我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进步的。”
这是不是说，要发现生命的意义，痛苦是不可或缺的呢？不是。我只是坚持一点：尽管痛苦是存在的，甚至说可以通过痛苦找到意义，条件是痛苦难以避免，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如果它是能够避免的，那么消除它的原因才是有意义的事，因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能改变造成你痛苦的处境，那你仍然可以选择采取何种态度。残疾不是杰里朗选择的，但他选择了不让厄运摧垮自己。
如我们所见，首要的是创造性地去改变让我们遭受磨难的境遇。但最要紧的还是要知道如何承受不可避免的痛苦。实验性的证据表明，普通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奥地利民意调查机构最近报告说，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最受尊敬的人既非艺术家也非科学家、政治家或体育明星，而是那些昂首征服厄运的人。
在讨论 “三重悲剧”第二个方面即内疚时，我想撇开过去总是吸引我的一个神学概念，即 “神秘之罪恶”，指的是由于不能完全追溯到生物学、心理学和 （或）社会学原因而在最终的分析中仍然无法解释的犯罪。完全解释一个人的犯罪相当于开脱他的罪过，不是把他看成是一个自由而负责的人，而是有待修复的机器。即使是罪犯自己也厌恶这种解释，反而更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伊利诺伊州监狱服刑的一名 “罪犯”给我写过一封信，谴责 “罪犯从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人们总是为犯罪者提供无数个开脱自己的理由，当社会应该为犯罪事件负责时，受害者却往往成为了替罪羊”。我在给圣昆廷的犯人做报告时，告诉他们：“你们跟我一样，也是人，因此你们是自由地做了违法的事情，成了罪人。不过现在你们有责任通过超越罪过、超越自己、重新做人而战胜它。”他们感到我理解他们。曾经服过刑的弗兰克尔·E.W.给我写过一张便条，说：“我参加了为出狱的重罪犯开设的意义疗法小组。我们有27人，后来者以我们最初的小组组员为榜样，一直远离监狱。只有一个人又犯了罪——不过他现在也出来了。”
至于集体罪过，我个人认为，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的行为负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二战结束后，我不厌其烦地公开反对集体犯罪的概念。但是，有时要破除人们的迷信需要很多说教技巧。一名美国妇女曾经质问我： “你怎么还用阿道夫·希特勒的语言 （德语）写书？”我反问她，你的厨房里有菜刀吗？她回答说有。我就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吃惊地说：“既然许多凶手都是用菜刀杀人，那你干吗还用菜刀呢？”她不再反对我用德语写作了。
悲剧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死亡，但是也涉及生命，因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包含着死亡，而每一时刻都不会再重复。那么，生命的这种短暂性难道不是使我们尽量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刻的最好提示器吗？它肯定是的，因此我提出一个忠告：尽情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活第二次，不要像你的第一次生命那样，错误地行事与生活。
实际上，正确行事的机会和实现某种意义的潜在可能性都受到我们的生命之不可逆转性的影响。但同时，那种潜在可能性本身也受到这种影响。一旦我们利用了某个机会，实现了某种意义，我们就把事情办成了。我们将它拯救到过去，让它安全地保存在过去之中。在过去，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的，恰恰相反，每样事情都被珍藏得很好。当然，人们一般只看到生命的短暂，而忽视和忘记了过去的辉煌，在那里他们收获过自己的生命：信守的诺言、付出的爱及勇敢而有尊严地忍受过的磨难。
由此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理由去怜悯老年人。相反，年轻人应该嫉妒老年人。虽然老年人没有了机会、没有了将来的可能性，但他们拥有比这多得多的财富。他们拥有保存在过去的成就——那些他们已经实现了的潜力和已经完成了的意义——而任何事情、任何人都不能从过去夺走这些财富。
鉴于人们仍有可能在磨难中找到意义，那么生命之意义简直就是无条件的，至少从潜在意义上讲是这样。无条件的意义伴随着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正是这种价值使人的尊严具有了持久性。正如任何情况下生命都具有潜在的意义一样，每个人的价值也一直与他 （她）同在，因为这是基于他或她过去实现了的价值，而不论他或她现在是否还有用。
还有，人的有用性是从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角度来定义的。但是，今天社会的特点是看重成功，因此尊崇年轻人。这实际上忽略了那些不再年轻的人的价值，并且模糊了尊严意义上的价值与有用性意义上的价值之间决定性的差别。如果一个人不认可这种差别，认为个人的价值仅仅源于他当下是否有用，那么，请相信我，这种人也许不会像希特勒那样，但有可能用安乐死的方式执行屠杀，也就是 “慈善”地杀死所有那些因年迈、疾病、精神障碍或其他各种疾患而丧失社会有用性的人。
将人的尊严与有用性混为一谈，是概念混乱，而这种混乱反过来可追溯到当下泛滥的虚无主义思潮。即便在训练分析的场合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虚无主义不仅狡辩存在是虚无，甚至声称一切都无意义。乔治·A.斯塔根特在推广 “习得的无意义”概念时所言是对的。他记得某位分析师对他说过： “乔治，你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个玩笑。没有所谓的公正，一切都是偶然。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明白，把自己当个人是多么傻。宇宙之中没有任何宏伟的目的，它不过是存在而已。你今天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没有意义的。”
不能将这个批评普遍化。从原则上讲，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若是如此，治疗师就该明白自己的责任是使患者摆脱虚无主义，而不是向其灌输犬儒主义[1] 以对抗虚无主义。
意义疗法甚至与其他心理分析学派所规定的训练和特许条件是一致的。换言之，你可以冲着狼嚎叫，但你在这样做时应当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没有必要背离意义疗法对人的基本观念和生命哲学原则的内在认识。伊丽莎白· S.卢卡斯曾经说过：“在整个心理分析史上，没有哪个学派像意义疗法那么切合实际。”有鉴于此，信守它并不难。在意义疗法第一次世界大会上 （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1980年11月6～8日），我不光强调要使心理治疗重归人性化，还提出要使意义疗法 “去权威化”。我不想培养学舌的鹦鹉，而是想将 “独立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之火炬传递下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要是将一定数目的形形色色的人置于饥饿状态，随着饥饿的加剧，他们所有的个人差别都会泯灭，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同的饥饿表情。”谢天谢地，弗洛伊德没有亲身感受集中营的生活。他的主题都集中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松软沙发上，而不是奥斯维辛肮脏的集中营里。在集中营，个体的差别并没有泯灭，相反，人们的差异性变得更大。大家谁也不想掩饰什么，不管是猪猡还是圣人。今天，你在说 “圣人”一词时不再需要迟疑：想想马克西米连·科尔比神甫吧，在奥斯维辛，他先是挨饿，后来被注射毒药后杀害，1983年被尊为圣人。
你们也许会责怪我举了这样极端而违反常理的例子。但是， “所有伟大事情之难以实现，一如其难以找到”，斯宾诺莎的 《伦理学》的最后一句话这样说。当然，你们可以追问，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求助于 “圣人”？难道援引 “体面的普通人”不够吗？的确，圣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总是少数。不过，我从中看到了一个挑战，那就是加入他们的少数派。虽然世界的状况不妙，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努力做得最好，那它只会越变越糟。
所以，让我们警觉起来——从两个方面：
因为有了奥斯维辛，我们知道了人能够做什么。
因为有了广岛，我们知道人正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
[1] 译者注：犬儒主义，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主张清心寡欲，鄙视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