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新喝酒是在唤雨一岁之后，先是在家里喝，每次只喝一小杯，也不看她的脸色，仿佛可以不用看她的脸色行事了。偶尔他把酒杯递过来，问她要不要喝一口？好像这么一递就把她拉下水了，不但自己可以撕毁承诺，还能获得她的同意。那时，她的心思基本上转移到了唤雨身上，觉得他做家务写论文挺辛苦，喝一小杯也在情理之中，便默许了他的试探。但他的酒杯越变越大，就像小拇指变成无名指，无名指变成中指、食指、大拇指，最后变得和拳头一般大小。喝酒的次数也越来越密，从七天一次变五天一次，再从五天一次变三天一次。地点从家里切换到餐馆，人数由单数变复数。三天两头，他就以同事聚会、专家研讨以及请外来朋友为由，喝好了再回家。开始是晚八点回，慢慢地变成晚九点晚十点，甚至晚十二点。身上的酒气由淡变浓，一次比一次浓，一次比一次浓，最终让浓度恢复到了他戒酒前的水平，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了制酒车间。
这味道她认了，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奇怪自己竟然可以对这股味道忽略不计，好像是嗅觉迟钝或是自己突然变得心胸宽广了。那时他们已相处五年多，他爱她，她信任他。信任就像一张通行证，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对方做什么都可以放行。唤雨刚出生那两年，她的父母暂时搬来同住，家务活他几乎插不上手。他说他不泡妞不赌钱，不搞腐败不竞聘院长，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跟朋友们打打拖拉机。其实打拖拉机也不是打拖拉机，而是了解社会信息，释放心里积怨，缓解写作焦虑，刺激做学问的激情，除了换换脑筋还相当于心理治疗。听他这么一说，她就觉得他帮家里省了一大笔钱，至少省了一笔心理咨询费，好像打拖拉机不仅包治百病还能帮他学术突破。她没反对，连反对的理由都懒得想。有时他在牌桌待得太久，她就打电话催他怎么还不回家。开始，他一接到电话立马丢下扑克，后来，他说打完这一轮就回去，再后来，他连解释都不解释，说一句“打牌打牌”便把手机挂了，就像说“开会开会”那样可以免于问责。她不但没生气，反而觉得他电报似的语言比冗长的甜言蜜语更可靠。她渐渐适应并喜欢上了他简单粗暴的语言，因为她知道这种语言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她也需要粗暴的语言来刺激慢慢麻木的神经，就像有时需要他粗暴的动作。
他的锋芒也在悄悄恢复或死灰复燃。评价朋友，他说：“从猿变成人需要两百五十万年，但你从人变成猿只需要一瓶酒。”结果，他把朋友给得罪了。评论单位领导，他说：“不懂装懂，越装越不懂。”结果，他把领导给得罪了。评论某位诗人，他说：“他再次证明诗歌是需要分行的。”结果，他把这位诗人给得罪了。他评价谁就得罪谁，弄得人人想跟他绝交。但他也有底线，那就是从来不评论家人，这被她理解为“爱”。爱是她的核心利益，只要他还爱她，她就能原谅他的任何缺点，包括恋爱时他为了讨好她故意压制的那些缺点。她不再戗他，既没了戗他的兴趣也没了戗他的资本，任由他的缺点反弹。她以为他能为她自律一辈子，没想到只为她自律了五年，也许不由时间决定，而是因为她生了孩子，他首先在生理上对她失去了兴趣，这与徐山川背叛沈小迎的时间点极其相似。对待妻子，男人是不是都一样？这么一想，她发觉过去也许都误判了。他打拖拉机是不想跟我待在一起，他喝酒是为了寻找刺激或者麻醉自己，他在外面滔滔不绝是为了弥补在家里无话可说。那个曾经跟我无话不说时时刻刻都想待在一起的慕达夫倒下了，另一个不想跟我说话不想跟我待在一起的慕达夫站了起来。她越想越不爽，甚至感到不安。
第二天下午，她跟邵天伟讨论完案件，忽然问他凭你的观察，你觉得慕达夫爱不爱我？邵天伟顿时蒙了，首先考虑的不是回答而是揣摩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出现了家庭矛盾或是慕达夫犯了错误，抑或她是想跟案件类比？但无论她出于什么目的他都不愿回答，就用一个微笑试图蒙混过关。可她不允许他蒙混，目光直直地充满信任地满怀期待地看着他，看得他都不好意思不回答了。他说冉姐你连杀人犯都看得透透的，还看不透姐夫爱不爱你？她说我是远视症患者，越近越看不清。他想我见慕达夫也不过五次，两次在刑侦队组织的家属聚餐会上，三次在她的办公室，彼此客客气气从未深度交流，而她也从不在我们面前谈论他们的感情，这真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我没谈过恋爱，看不懂。”他说。
“直觉，凭你的直觉。”她的眼神还是那么期待。
“我认为他是爱你的。”他想只有这么回答最保险。
“证据？”她说。没想到她会问证据，他突然卡带了。但他不想让她失望，说你每天穿得整整齐齐，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不像是没有爱情的人，虽然不知道谁爱你，但看得出有人爱你，也许还不止一个人爱你。想不到邵天伟会从这个角度回答，她胸口的闷胀感顿时消失，每个细胞都像解放了似的，心情变得欢快喜悦。尽管她怀疑他出于善意而说了谎话，但她喜欢并愿意相信这个答案，仿佛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好的答案对于抑郁者有多么重要，难怪人人都想听好话而不在乎它的真假。她不能免俗，却也有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她没有百分之百地相信，“质疑”始终在跟“相信”缠斗，这让她的心情像墙头草那样摇摆，时而愉悦时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