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在本书中曾经引用过的一些样文，这些样文在前面的章节中只部分引用，为了能让有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研究它们，在这里附上这些文章的全文。
圣地亚哥的艰难时光
G．克里斯琴·希尔（G.Christian Hill）
圣地亚哥 ——如果要给老百姓的困窘程度或者不幸程度评奖的话，许多城市都可以被列入候选名单。比如华盛顿（Washington）——“水门事件”发生地，还有底特律（Detroit）——危机重重的汽车工业城，或者常年名列前茅的费城（Philadelphia）。
当然，还有一个城市是少不了的。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人口77.1万，长期以来饱受一连串错误、丑闻、灾难的煎熬，似乎这个城市就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市。这里的情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道格·波特（Doug Porter），当地小报《门》（The Door ）的前任编辑，把任何引人注意的糟糕或失败，都戏称为“典型的圣地亚哥风格”。
就拿夏令时的事情来说吧。从去年一月开始，作为一项节省能源的措施，夏令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执行。但是在圣地亚哥，每当全国人民都开始工作的时候，这里可能还会有些莫名奇妙的居民在悠闲地散步，因为他们的时间要比全国其他地方整整晚了两个小时。这个错误是《圣地亚哥联盟报》（San Diego Union ）造成的，这家报纸让居民们把自己的时钟拨慢一个小时，而不是拨快一个小时。报纸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无可奉告，别引用我的话。”这是城市版编辑阿尔·雅各比（AlJacoby）的回答。
和那些商界机构、财经组织的头头脑脑所做的事情相比，这种时间上错误已经不值一提；或者说，和那些实业家们爆出的一系列丑闻和破产消息而言，时间混乱所造成的影响已经算是微乎其微了。一大批的公司破产和大量欺诈行为的公告，让《圣地亚哥论坛报》（San Diego Tribune ）对这个城市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美国西海岸的骗子出产地和全国人均羊皮皮鞋占有量最高的地方。”
最大的银行倒闭案
一些闹得最凶的破产案来自金融家C.阿霍特·史密斯（C.Arnholt Smith）控制的公司，这位金融家几年前曾经被评为圣地亚哥的“世纪市民”。去年10月，检查人员发现他所有的美国圣地亚哥国民银行（U.S.National Bank of San Diego）有一半的未偿贷款（outstanding loan）都发给了与史密斯先生利益相关的企业，而且这些贷款中的很多可能都无法偿还。结果公布后，这家该市最大的一家银行随即宣告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
银行的倒闭让加利福尼亚韦斯盖特集团（Westgate-California Corp.）的信誉也降到了最低点，这是该城第四大的商业集团，同样是史密斯先生的资产。该集团于今年2月进入破产程序。在此之前，韦斯盖特广场酒店（Westgate Plaza Hotel）已经宣告破产，该酒店曾经被《绅士》杂志（Esquire ）评为世界上三个最好的酒店之一。其他与加利福尼亚韦斯盖特集团相关的财产都分别进入破产监管阶段。
史密斯先生个人还在1973年制造了另一起财政灾难。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认定他对1969年的收入逃税，税款总额加利息一共2290万美元。国税局说，这是美国历史上个人年收入逃税最多的一次。
根据联邦地方法院的判断，圣地亚哥这个地方，还发生了根据《破产法》第11章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资产重组。事件的主角是该市最大的建筑商——美国金融集团（U.S.Financial In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指控该公司在之前的管理中有伪造假账，谎报利润的做法——该公司的前任主管否认了这一指控。还有圣地亚哥最大的汽车旅馆连锁店——美国皇家酒店管理集团（Royal Inns of America）也在1973年初遭遇财政问题，现在该集团正在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重组。
是阳光的问题吗？
还有许多其他的、小型的破产案件，让联邦破产法庭总是人头攒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事件似乎并没有提醒到那家拥有联邦破产法庭大楼的公司；这家公司最近也申请了破产法保护。
仔细研究一下这片烂摊子，一位来自东海岸的基金经理说：“这里的商业管理水平太差了，而且这个地方好像天生就吸引那些营私舞弊的手段。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靠近墨西哥边界，是不是这里的阳光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但是感觉在这个城市里，如果你从事欺骗行为，没有人会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一提到这个城市，我在波士顿和芝加哥的朋友就不停地摇头。他们简直不相信有这么个地方。”
圣地亚哥的体育迷们也不相信有这样的地方。在这里，该市的职业球队把失败提升到了一种艺术境界。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的圣地亚哥光电队（San Diego Chargers，上赛季的战绩是2胜—11负—1平）被休斯敦油人队（Houston Oilers）以微弱的优势击败，成了整个职业橄榄球联盟中，战绩最差的球队。他们同时还遭到了皮特·罗泽尔（Pete Rozelle）委员办公室对其进行的吸食毒品调查。
调查是在与休斯敦油人队的比赛结束后开始的。一名光电队的球员对俱乐部提出指控，声称自己在使用俱乐部提供的止痛药后上场比赛受了伤。最高法院在去年判给这名球员26万美元的赔偿。
不仅如此，根据罗泽尔委员办公室进行的调查，俱乐部的管理层和一些球员还因为公开吸食大麻，而被处以4万美元的罚款。比尔·柯蒂斯（Bill Kortis），芝加哥的一位体育新闻评论员，讥讽说：“上个赛季光电队表现得那么差，他们服用的药物肯定是甲醛。”
在全美棒球联盟（National Baseball League）中，圣地亚哥教士队（San Diego Padres）同样是上赛季西部赛区的垫底球队。他们在全联盟中战绩排在倒数第二位，而且是主场观众最少的球队。最近这支队伍被出售给了雷·克罗克（Ray Kroc），麦当劳快餐连锁（Mc Donald）的主席。克罗克先生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这座城市被称为“不幸之城”。
新赛季，教士队在洛杉矶首战洛杉矶道奇队（Los Angeles Dodges），结果连输3场。在回到主场对付休斯敦时，快餐大王终于失去了耐心。他霸占了球场的公共广播系统，对所有球迷说：“我和你们一样受罪……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愚蠢的球队。”即便如此，教士队的表现依然糟糕，9比5惨败。
评判成功的两种标准
这里最成功的职业运动员要数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圣地亚哥征服者队（San Diego Conquistadors），在这球队一直打进了季后赛，但是输给了犹他星光队（Utah Stars）。尽管如此，到场观看这支球队比赛的球迷依然少得可怜。俱乐部对主场的观众数量总是夸大其词，让《圣地亚哥联盟报》都不敢把自己统计的数据和俱乐部提供的数据一起刊登出来。在去年1月的一场比赛中，专栏作家吉姆·哈姆林（Jim Hamelin）在现场的准确计算是471人到场观看。但是俱乐部公布的数字是大约有1700人当晚在现场观看了比赛。
圣地亚哥的这种病症要追溯到1972年。当时，这座城市取代迈阿密，成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所在地。这一消息宣布后，很快就传来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 Co.）的丑闻，说该公司曾经为了让大会在圣地亚哥举行，秘密提供游说资金。
接着就是1973年爆发的一系列丑闻和财政灾难，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市长皮特·威尔森（Pete Wilson）对此也是很无奈，他说所有的事情只能说是圣地亚哥运气太差，这里并不是一个特别吸引灾难的地方。“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均衡率，”他说，“就像你好久不感冒，一感冒就是重感冒一样。”
迪安·邓菲（Dean Dunphy）是一位建筑承包商，身为圣地亚哥商会的主席，他也同意这种观点。他把该市爆发的商业丑闻称作“不愉快的巧合”，他还说：“你不能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缺乏行业内部的统一领导。不是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圣地亚哥做什么……
不管原因是什么，圣地亚哥的这些不幸至少没有给这个城市增添什么光彩。这里原来被称为“活力中心”，但是这个称谓现在已经鲜为人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的体育专栏作家吉姆·默里（Jim Murrey）最近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这块土地的四周，有两面临山，还有两面靠水，但四面环绕的是冷漠。在这个城市只能做两件事情。去逛动物园，或者参加海军。”
不过这个城市里的多数居民，都找到了其他的安慰方式。保罗·索尔特曼（Paul Saltman），离开洛杉矶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来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San Diego）担任副校长，他说：“看，我距离布莱克海滩（Black's Beach）只有3分钟的路程，昨天的海浪有4到5英尺高，生活美极了，伙计。”
圣地亚哥一连串的不幸也许能够给这个地方带来好处，作家、专栏撰稿人和这个城市非正式的社会历史学家尼尔·摩根（Neil Morgan）争论说。他公布了一个“摩根法则”。根据他的法则，圣地亚哥过去的霉运，也许会让这个城市摆脱过快的、失控的发展速度，以更加温和的步伐前进——从拥挤不堪的新兴工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和新建的居民住宅区中解脱出来。摩根先生最近向当地的一些公关人士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据可靠信息源称，有些人听得很认真。
酒鬼公园
玛里琳·蔡斯（Marilyn Chase）
旧金山（SANFRANCISCO） ——这座城市不仅容纳了不同类型的人，她还敞开怀抱欢迎他们，她把种族差异和社会差异视为骄傲。这座城市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
这里有两条街都成了同性恋社区，而且还要选举产生社区的领导者。这里还有中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的游街活动，有日本人和萨摩亚人的节日，有一所法式的医院和一所俄式的山庄。旧金山的选票上面有好几种语言，而且市政厅还曾经讨论过是否要在加油站使用多种语言的标识。
自从在这里的沙丘上出现了巴巴里海岸区（Barbary Coast）后，旧金山就在酒鬼的心中占据了一席特殊的位置。这些酒鬼不是躺在太平洋高地区（Pacific Heights）的豪宅里一身酒气的人，也不是从联合街（Union Street）的男性酒吧中爬出来的人，而是那些被社会学家称作“公共醉酒者”的人——贫穷的酒鬼，据估计这个城市有5000到7000名这样的酒鬼。
6一直以来，旧金山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容易喝醉和保持醉态的城市之一。她具备了必要的条件：相对便宜的酒精饮品、温和的气候，以及对于经验老到的乞丐来说，大量容易上当的游客。现在，在这些诱人的条件之外，又多了一个新条件：一座公园，专门献给酒鬼的公园……
一瓶“雷鸟”
酒鬼公园，其正式名称为第六大道公园（Sixth Street Park），是由旧金山索玛区（South-of-Market）的一块空闲沙地改造而成，周围都是商务旅馆、当铺和酒铺。在这里，酒鬼们不必担心被逮捕。他们可以带着一瓶“雷鸟”（Thunderbird）或者“夜间特快”（Night Train Express），生上一堆篝火，做一顿美餐，大睡一觉，也可以在公园闲逛，或者打一场醉醺醺的排球。一块竖立着的黄铜碑上刻着那些同样好酒的名人的名字。酒鬼们喜欢大声朗读这些名字，就像在宣读英雄的名册一样：“光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W.C.菲尔兹（W.C.Fields）、约翰·巴利摩尔（John Barrymore）、贝蒂·福特（Betty Ford）、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他们吟诵着……
13.5万美元的改造资金，加上2万美元的政府补助，让这片空旷的沙地变成了露天的休息室和宿营地。这里有休息的长椅、卫生间、还有小树林。公园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商场。它的赞助者是格莱德纪念教堂（Glide Memorial Church），一个位于市中心的教会组织，由魅力超凡、彬彬有礼而且德高望重的黑人牧师塞西尔·威廉姆斯（Cecil Williams）神父领导。
威廉姆斯神父把他的教会称作“道德上的少数派”，并说那些公园里的居住者是“生活在大街上的人”。他的影响力带来了市政厅和警察局长的支持。
但是，如果说酒鬼公园有一位保护天使的话，这位天使就是佛朗西斯·皮维（Frances Peavey）。皮维太太是位39岁的寡妇，一位一头金发的胖女人。她是格莱德纪念教堂的员工，做着类似律师的工作。她把公园里的长椅设计得非常宽，足够让人在上面舒服地睡觉；她耐心地给被践踏的草坪重新播种；她把那些被排球比赛毁坏的树木，还有那些被砍下来充当夜晚的临时防身武器的树木都替换掉。
信心和希望
“在这个公园建好之前，这里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她说，“但是我相信，只要你表达出一点信心，再加上一点希望，你就能把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呼唤出来。”
她相信她做到了这一点。皮维太太指定了一批公园里的常客作为“管理人员”，并给他们发放了制服。她每周都和他们召开员工会议，讨论有关公园的问题，比如最近出现的跳蚤横行的问题，还有计划安装淋浴设施的问题。她还赋予了这些员工维持公园环境和社会治安的责任。
“这些人都是热衷公益的市民，他们每天清晨自觉打扫公园。早上8点，他们就在那里拿着扫把，清理公园了，”皮维太太介绍说，“我们还让他们接受非暴力的训练，减少公园里行凶抢劫和毒品交易的现象。他们是这里的道德维护力量。”
她和“大酒桶”、S.Q、米基（Mickey）、本（Ben）、佩吉（Peggy）等人的关系都很好，这些人是一天到晚都住在酒鬼公园里的人。
在一个温和晴朗的下午，公园里欢聚一堂，三四十个公园里的常客聚在一起，上面提到的几个人也在其中。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他的第一感觉会把这当作一次内陆沙滩上的疯狂聚会：干燥的土地吹起沙尘，正午的篝火飘来木头燃烧的味道，食品正在户外烹饪，收音机里放着刺耳的灵魂音乐和福音音乐，人们用塑料杯大口大口地喝着。
S.Q.，是一个留着灰白胡子的老头，今年60岁。他岁数大，是这个公园的发言人。他在篝火旁边拥有一把固定的椅子，尽管春天天气温和，他的头上还是有一顶人造波斯羔羊皮的帽子。帽子上有个装饰纽扣，上面写着“我活着”，这正是旧金山格莱德纪念教堂的标语。“冬天很难过，”他慢慢地说道，“不过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已经烂醉如泥的他独自坐在角落里。他还是这个公园的木材收集者。
本（Ben），看上去大概50岁左右。从S.Q.那里获得了领导权。他是一个强壮的黑人，头发纠缠在一起，身着一件印花的化纤衬衫，里面的背心别着一张名片牌，牌子上写着：“格莱德工作人员，我的名字叫本。”他以主人的目光巡视着整个公园，并告诉我说，酒鬼们正在那片常青的草地上固执己见地和酒贩子们讨价还价。
“我每天都到这儿来，一周七天，早上6点半就来。如果我拿起一把扫帚，其他人也会照我的做。”他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
本的老婆佩吉（Peggy）今年34岁，一个胖乎乎、满脸雀斑、牙齿掉光、梳着马尾辫的女酒鬼。她穿着一双绒毛拖鞋和一件走形儿了的花格衬衣。尽管外貌平平，但她的言语中却流露出了一点中产阶级的教育背景。她向一名记者咨询股票的问题，在没有得到答案的情况下，她解释说：“我的经纪人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不过，我并不相信他。但是如果是我投资的话，我会购买金佰利（Kimberly-Clark）的股票，因为莉莱卫生棉丑闻……”
设计者的资格
乔（Joe），54岁，新奥尔良人，轻轻走过来，无私地贡献出了他的最后一根香烟。他给我讲述了他自己准备重新设计公园的计划，并提到了他的资格。“我在监狱里就是设计小型公园的。”他说。
在这里人们对于酗酒的谈论是公开的，没有人遮遮掩掩。但是如果有人提到毒品，就会遭来愤怒和反对的目光。“他们只喝酒，”本说，“毒品，绝对没有。”“可能会抽一点大麻。”一位英俊的年轻人说，他叫米基。
米基（Mickey），36岁，是一名海员，有一位他非常钟爱却不在他身边的老婆。他正在试着为她戒酒，做一个正常人。他已经整整一天滴酒未沾了。“我很害怕自己受不了，得上颤抖症，弗兰，”他向皮维女士倾诉道，“不过目前为止，我还感觉良好。我吃好多东西，还喝了好多水。”去年冬天，一个圈外人把虱子带到了公园里，米基从附近的诊所里要来了半瓶除虱药水，然后把朋友们带到家中，挨个洗澡。
皮维女士（Mrs.Peavey）对这种理想主义的行为大加赞赏：“如果你得了虱子，你的朋友们会给你洗澡吗？反正我的朋友不会……”
当被问及如果他一个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回到公园中，而其他同伴都醉醺醺的话，他是否会觉得尴尬时，米基说不会。“我已经24小时滴酒未沾了，我现在感觉很好。”他非常坚定地说。
这样的大话激怒了一旁的本，他正感到口干舌燥。“住嘴！你真行吗？那把你的酒给我吧！”他说。
脆弱的秩序
尽管有着一些社会秩序的标志，但是这样的秩序还是非常脆弱的，公园里还有大量的居住者拒绝接受管理。比如说，本认为在公园里擦皮鞋能够挣钱，于是他搭了一个擦鞋摊。但是在去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有人把他的鞋摊当作取暖的柴火烧掉了。
“他们会把一切都烧了。”他垂头丧气地说。一个尝试中的垃圾循环处理计划也同样没能成功。现在公园居民制造的垃圾已经超过了城市的清理能力。
还有一些现象提醒着人们，混乱的状态可能只需要一杯酒的功夫就能发生。去年这座公园的开园仪式就是媒体眼中的一场闹剧。当时，格莱德教堂决定专门为公园的建成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一再劝诫公园里的那些酒鬼要行为端正。但是新闻发布会没有按时召开，酒鬼们的矜持很快就烟消云散。一个电视摄像组在几个小时后赶到公园，他们毫不知情地闯入了公园，结果摄像机被打倒了地上，酒鬼们冲向那些吓坏了的记者们，试图霸占他们的设备。
尽管格莱德教堂方面强调，公园的设立是为了阻止行凶抢劫和毒品交易，但是警方提供的数据却前后矛盾。去年秋天，公园周边地区的案件发生率全线下降，但是今年的头4个月，案件发生率又狂升到原来的188%。
附近的商人们还抱怨公园让流浪成了合法合理的事情。一个商人称第六大道是“城市厕所旁边的走道”。他的老婆补充说：“我们不得不把大门紧锁，否则那些酒鬼就会溜进来。”
甚至一些第六大道的正规居民，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不满。“像芝加哥一样乱。”一位肌肉发达，耳朵上戴着钻石饰物的男人说，他是格莱德纪念教堂免费汤发送餐厅的主厨。他悲观地摇摇头说：“公园好不了的。人们会把它毁了的。”
酒鬼们知道，他们的公园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但是他们把这个目标放在心里，他们心中已经有了蓝图。在他们的蓝图中，这个公园就如同传说中的伊甸园一般，绿色环绕，充满活力，而他们自己，都是这个园子里的模范服务员。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经常对着天空骄傲地说：这才是这里该有的样子。”一位酒鬼说。
替补投手
哈尔·兰开斯特（Hal Lancaster）
图森（TUCSON） ——星期天晚上的一场棒球双场连赛，老练的替补投手坐在候补队员区等待召唤。他坐在一把折叠椅上，双臂搭在球场的铁丝网栏上，坐立不安。他随手捡起一个球，不停地把玩着，一会儿让球在手中旋转，一会儿把球抛上抛下，但是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球。这是一位替补投手打发时间常用的办法，这种和无聊进行的战争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上演。
曾经，他也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位首发投手，在扬基体育场（Yankee Stadium）、芬维公园球场（Fenway Park）等著名球场上都曾留下他的身影。但是现在，他所处的球场是哈科比特运动场（Hi Corbett Field），他参加的联赛是太平洋沿岸的3-A比赛（triple A acific Coast League，地方性比赛），而他已经被放在了替补席上，就是这样。这里的替补投手练习区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年幼好奇的观众不是伸手抓住正在练习的选手，发出阵阵傻笑，就是抢走他们的帽子和他们赛跑。“简直是个马戏团。”替补投手烦恼地说。
在第一场比赛和第二场比赛的前两局，他都在这种痛苦中煎熬。然后，他终于听到了呼唤，他在90华氏度的高温下开始了热身运动。公共广播里的播音员正在急促地宣读这一长串没完没了的促销广告：“王室家庭”抽奖，被选出的幸运家庭能够获得免费的比赛门票、可乐和花生；箭术表演；食品巨人猜谜比赛（获胜者能够赢得5美元的食品和免费的救济补助券）；还有“幸运座位”的抽奖，获奖者将获得免费的保龄球票，免费的洗车服务和免费的儿童看护服务。
这些仅仅是小联盟棒球比赛疯狂广告促销的一部分内容，在球场外的墙壁上还挂满了广告，从熊猫牛排屋（Panda Steak House）到凯尔·贾维房产公司（Kile Jarvis Realty），应有尽有。球场左边的护栏上方，支着麦当劳汉堡著名的金色M型广告牌；任何一球只要投到两个拱门中的一个之内，你就可以得到500美元。对于现效力于图森斗牛队（Tuscon Toros）的投手，30岁的小卢·克劳斯（Lew Krausse Jr.）来说，这一切都在痛苦地提醒着他：他离自己曾经属于的那个世界——大的赛事、大联盟已经越来越远了。
卢活动了一下右胳膊，卷起袖子，走上球场。他的队伍现在是2比5落后。他是那一局中本队第三个上场的投手，他的一个轻投，对方没有击中。接下来的三局中，他只让对手击中了一个球。等他退场的时候，斗牛队已经把比分咬紧，他们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卢希望他的表现能够吸引那些大球队的注意，他们也许会需要一个投手帮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没有人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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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大联盟投手的儿子，卢于1961年6月7日从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市（Chester）的高中毕业。两天后，他就加盟美国职业棒球联盟，来到堪萨斯（Kansas City）。堪萨斯运动队（Athelitics）疯狂的老板查尔斯·O.芬利（Charles O.Finley）给他开出了12.5万美元的津贴，成了当地报纸的头条。三天后，他参加了加入俱乐部后的第一场比赛，给对手剃了光头——他更加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
这一切，就像今年18岁的天才高中生戴维·克莱德（David Clyde）加盟德克萨斯游骑兵队（Texas Rangers）的童话一样。但是卢·克劳斯，不愿让这样的辉煌消失，他无法正常对待比赛。“第二次出场比赛时，”他回忆说，“我连续7局都没有让对方得分，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输了。我的自信开始消失。”最后，他那个赛季的成绩是2胜5负。赛季结束后，他被球队租借出去，就像摩西一样在棒球的沙漠中流浪——宾厄姆顿（Binghamton）、波特兰（Portland）、达拉斯（Dallas）、温哥华（Vancouver）。在达拉斯参加太平洋沿岸联赛时，他参加的145场比赛输掉了105场。他还创下了19场参赛连败的纪录，至今该联盟里也没人能及。“我的室友是4胜17负，”他说，“我们整个夏天都在喝酒。”
不过，运动队还是于1965年把他召了回来。这之后的几年，他在大联盟里表现得不错，但是他想成为超级巨星的潜质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后来，运动队把他换给了密尔沃基酿酒人队（Milwaukee Brewers），后者又把他甩给了红袜队（Red Sox）。该队于今年春天将他解雇。到此为止，他在大联盟中的成绩为64胜88负。
他找到其他球队，希望得到一份工作。没有人给他回电话。“没人敢冒险要一个30岁的老家伙，”卢说，“但是如果我从此退出棒球界的话，我会很不甘心，总会想着要杀回来。”所以，他最终和斗牛队签约。斗牛队是运动队下属的一支分队，老板还是最开始召他的人，芬利先生。他现在年薪是1.5万美元，比红袜队付给他工资还少3万美元。即便是这样的工资水平，他的待遇已经比许多斗牛队的年轻球员要好很多了。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每月750到1200美元，而且只有比赛的5个月才有工资。
他3次代表斗牛队首发出场，结果3次都输了比赛。之后他被安排到了替补席上，在那里他反而获得5胜1负的成绩，还有13次精彩的救球，而且他的投手责任得分率（earned-runaverage）①也进入了联盟的优秀选手行列。尽管如此，依然没有电话找他。“我前些时候问过芬利，有没有人对我感兴趣，”卢说，“他说，‘有呀，东京红色队（Tokyo Reds）和诺加莱斯鹰队（Nogales Eagles）’。”卢发誓，自己一定不能像许多棒球老手一样，在那些小型比赛中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像丹尼·麦克莱恩（DennyMclain），他曾经在1968年为底特律老虎队（Detroit Tigers）赢得了31场比赛，现在却在2-A联赛的什里夫波特上尉队（Shreveport Captains）练习失去的技术。如果今年卢无法从图森重返大联盟，他说他将退役。他说这话时，赛季所剩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斗牛队的休息室空间狭小，空气闷热，堆满了毛巾。身高6英尺、身材苗条的卢，正在这里努力想抓住一份从他手中慢慢滑走的职业，他用毛巾擦去额头的汗水。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一切只能怪他自己。“如果我以前更努力一些，我会挣更多的钱，而且现在还留在大联盟里，”他说，“‘鲶鱼’亨特（Catfish Hunter，运动队的明星投手） [1] 1965年加入大联盟的时候，才19岁，那时候他就已经在球场上练习曲线球了，而我那会儿只知道把球投给观众。我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人就这样。”
不管他如何责备自己，他也无法摆脱这种辛酸的滋味，大联盟和小联盟的区别随处可见。脚上的钉鞋踩着地板嘎嘎作响，卢脱掉一件散发着汗臭味的球衣，换上另一件，但这件的味道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就是小联盟，”他说，“破旧的球衣、不合脚的运动鞋。你知道吗，这个球队的教练是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们去外地打球时，每天的餐费只有7.5美元，而奥克兰（Oakland）的球队每天的餐费标准是19.5美元。在那里，你穿的是300美元的套装和鳄鱼皮的鞋子，在这里，只有牛仔裤和凉鞋。”
在大联盟中，俱乐部一般都把星期一定为休息日。但是去年，斗牛队整个赛季才休息了4天，今年是8天。不停息的旅程是一场耐力的考验，最近的比赛就是一个例证，在塔科马（Tocoma）结束了夜晚的比赛后，队员们马不停蹄地坐了5小时45分钟的汽车，为了赶上前往斯波坎（Spokane）的航班，飞机在斯波坎载上另一支球队，然后在博伊西（Boise）停留了一个半小时，然后飞到盐湖城（Salt Lake），在那里另一支球队下机，然后飞往凤凰城，然后是图森。当队员们在下午3点15分到达时，离他们晚上7点45分开始的比赛只剩下4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卢只能吃一些没味的面包卷和难吃的坚果充饥。
在太平洋沿岸联赛中，只有两个裁判，而不是大联盟中的4个，没有教练，一个球队的官员手下可能只有两个干活的人。对于所有的俱乐部老板和运营者来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如何节省每一分钱。“我不会给任何人任何东西。”斗牛队的经理默尔·米勒（Merle Miller）说。这就是“必要性原则”，因为在太平洋沿岸联赛和其他的小联盟中，生活能够达到勉强糊口的水平，就已经不错了。即便是从不间断的促销活动，也没有吸引多少人群。自从有了电视的出现、有了联赛的扩张、有了其他运动项目的兴起，这里的观众就越来越少。斗牛队是今年联赛中领先的球队，他们还能赚到一点钱，但是小联盟的经营者都知道，今年的第一名和良好的上座率，到了明年，就有可能变成最后一名和空空的座位。这是因为，那些拥有这些分队或者与他们有合作协议的大联盟俱乐部，对于球队是否成功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球队中有潜力的球员。
约翰·克莱本（John Claiborne），运动队俱乐部的分队主管，介绍说，俱乐部每年要签署40到50名具有潜力的球员，这就是说分队中许多位置上的人要被清理掉，好让这些新来的年轻球员有用武之地。“你必须把他们赶快赶走，”克莱本说，“虽然你可以让原来那些有经验的球员留下来，让分队在小联盟中继续赢球，但是这种结果对于大俱乐部来说没有一点好处。”
所以当裁员的决定下来时，一般率先遭殃的都是那些处于衰落期的老球手。小比尔·麦基奇尼（Bill Mc Kechnie，Jr.），太平洋沿岸联赛的总裁，曾经也担任过分队主管，他说：“我也曾不得不把那样的球员减掉，他们一些人哭了，他们从此变成了棒球流浪汉。”
卢·克劳斯对这些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知道回到大联盟的惟一途径就是他正在走的这条路，虽然很危险，他还是非常想重返大联盟。坐在他的衣柜旁边，他突然说：“你知道，我教会了‘鲇鱼’亨特如何打扮自己，如何和女人聊天。现在他在挣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而我却坐在这个鬼地方。”
图森斗牛队一周的活动 ，包括前往菲尼克斯和阿尔伯克基（Apbuquerque），每天补助7块5美元——
星期天： 在与菲尼克斯巨人队（Phoenix Giants）的比赛中，有3局半的时间，卢的投球让对方一分未得，他很高兴。“上次我的球怎么也投不好，”他说，“我气疯了，把身上的球衣拽下来，扔进了冰啤酒桶里。”他脾气不好。据他回忆，还在少年棒球联盟打比赛时，他的脾气暴躁就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一个腾空的高飞球正好打在中场手的头盔上，然后弹向场外。就是这个球，让年轻的卢失去了那场比赛。“他（中场手）看了我一眼，然后跳过围栏，”卢说，“我在回家的路上追着打了他一路。”在后来这么多年的比赛中，卢的暴躁脾气有增无减。他破坏了好几家俱乐部的会所，他把电话往墙上砸，他在酒吧里大吵大闹……
星期一： 在科贝特球场（Corbett Field）进行的这场比赛被命名为伍尔柯（Woolco，一家大型连锁店的名称）之夜。在球队的公告牌上，歪歪扭扭的手写字详细记录了球队接下来要进行的一系列促销活动——斗牛队之夜、儿童欢乐夜等等。4019名观众到现场观看了斗牛队的比赛。斗牛队获胜，卢没有上场。
星期二： 球队在前往菲尼克斯（Phoenix）的车上。一些人在打牌，拉丁籍的球员在弹吉他唱歌。在接球手乔斯·莫拉莱斯（Jose Morales）看来，太平洋海岸联盟比赛的巴士旅程已经比德克萨斯联盟的要舒服多了。“从阿玛里洛（Amarillo）到孟菲斯（Memphis）有16个小时的车程，”他抱怨地说，“我们颠簸了一路……”
球队住宿的旅馆是一座装潢陈旧的建筑，旅馆铺的地毯已经是千疮百孔。吃饭是在露天的烧烤架旁，有工具齐全的女服务员为他们烹饪食品。有些球员把他们的妻子也带到了这里，这可是一个危险的决定。菲尼克斯的“棒球宝贝”都相当的漂亮，这是一群渴望和棒球运动员发生关系的年轻少女，确实也有不少运动员抵抗不了她们的诱惑，经常去和她们调情。“当然，”卢说，“有些人会被他们的老婆抓个正着，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和联赛第三名巨人队的比赛在菲尼克斯体育场举行。这个巨大的体育场长度达到了412英尺，投手们都十分喜欢这里。在比赛开始前，过度活跃的巨人队推广经理阿尔·史蒂文斯（Al Stevens）向该俱乐部的经理吉姆·达文波特（Jim Davenport）保证，会有大量的球迷来到现场。“吉姆，我们一定要大力宣传，”阿尔说，“嗨，如果罗斯（Rosy Ryan，俱乐部总经理）能支持我的话，我可以让整个体育场都是巨人队的疯狂球迷。”
但是，当晚只有1378名球迷到现场观看了巨人队击败斗牛队的比赛，7比4。卢·克劳斯在第7局上场，仅投了4个球，就让对手出局了。当晚比赛结束后，卢的同屋查克·多布森（Chuck Dobson）被人在附近的酒吧中发现，这位已经被运动队抛弃的投手，即将于明天开始成为斗牛队的投手。“我限制自己在开始新的工作之前最多只能喝9杯，”他严肃地说，“不过我实际上多喝了一倍。”
星期三： 卢一早起来去打高尔夫球，他在外比赛的大部分早上都是这样度过的。如果是在图森，他喜欢尽可能地和自己的妻子苏珊（Susan）和两个孩子在一起。这时夜猫子查克·多布森还在熟睡，他会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睡眠上。他的确应该待在床上，当晚他只在第4局的中间投出了一个好球，其余时间都像在梦游一样，巨人队4比2再次击败斗牛队。
星期四： 格伦·阿博特（Glenn Abbott），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投手，在运动队待了3天后，于今天重返斗牛队——队员们戏称他的遭遇为“喝杯咖啡”。前几天他接到电话，有人对他大喊大叫地说：“快收拾你的行李，阿比，‘骡子’不行了。”“骡子”指的是运动队的核心球员查理·O（Charlie O）。当晚，在阿博特重返斗牛队的比赛中，他们在第7局连得6分，最终以10比4获胜。卢被派去和右场手做传接球的训练。他后来有点儿怒了，“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保持年轻，”他说，“我跑步是为了让自己年轻，我投球是为了让自己年轻，所有事情都是。”
星期五： 乘坐上午的飞机前往阿尔伯克基，一个令整支球队都害怕的地方。“除了看黄色电影，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查克抱怨说。在机场的候机室里，卢正在做一件特殊的事情，这个“职业老手”正在为替补投手的第一千场比赛做准备。他坐在那里双腿直挺挺地伸着，前身在尽量前倾，他向过往的行人炫耀着，而其他球员则正靠着立柱，大声说笑着……
当晚，阿尔伯克基6比1领先于斗牛队的时候，卢听到了召唤声。他连打将近6局，只让对手击中了3个球，但是后来斗牛队在拉锯战中没有坚持住，他的努力也付之东流。
星期六： 阿尔伯克基俱乐部的总经理查理·布兰尼（Charlie Blaney）评论说，棒球投手可能是所有体育运动中最精细的项目，哪怕是最微小的不协调，也可能让一个曾经辉煌的投手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用处。一个快球的速度误差，一个百万分之一秒的小动作，都可能让一个投手变得一文不值。桑迪·范斯（Sandy Vance）就是这样一个谜，布兰尼说。他曾经是大联盟的明星球员，但是后来一落千丈。他今年被阿尔伯克基俱乐部解雇，才26岁就成了被淘汰者。“他就是不行了，”布兰尼说，“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再也吸引不住了观众了。”
布兰尼的此番讲话在当晚的比赛中并没有产生效果，斗牛队痛宰对手，20比1。后来，在俱乐部的会所里，斗牛队的投手兰迪·斯卡伯利（Randy Scarbery），一位据说第一个赛季就获得5万美元奖金的幸运儿，正滔滔不绝地说着将如何用这笔钱去投资。卢默默地听着，尽管他的现状离贫困还很远，但手上的钱却已所剩无几，他把自己的奖金几乎都花在了买车、买衣服和豪饮上，另外还花了4万美金交税。
如果退休了，他准备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说，“我花钱弄了一个二手车的特许经销权，另外我还有房地产经销商的证书，我可以试着做房地产，不过真正想做的还是投球教练。”
这周，卢参加的比赛中，有9局半对方一分未得，但他并没有赢得比赛，也没有什么精彩的救球。赛季已经进入尾声，他留在小联盟继续打球的希望日益暗淡。“我想我肯定是一无所获了。”卢说。他们在阿尔伯克基还有三场球，然后球队就要打道回府，参加了图森当地为球队举行的“斗牛队之夜”推广活动了。
保险欺诈
哈尔·兰开斯特（Hal Lancaster）
洛杉矶（LOS ANGELES） ——酒吧里的这个男子是一家大公司的人事主管。他外表干净整洁，如同一杯清水朴素平常，毫不引人注意。这样的形象非常有助于他从事自己的副业——通过填写虚假的索赔保单来诈取保险公司的保险费。
他叫W.T.斯特德（W.T.Stead），这并不是他的真名，而是该男子在本篇报道中的化名（取自于电影《 泰坦尼克号 》里一位不幸的乘客）。这是一个非常善于经营副业的人。据他自己估计，在过去几年里，他已经从不幸的摔跤（从15阶的楼梯上摔下来）和各种交通事故中获得了大约6万美元的收益。他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我是一个十足的共产主义者，”他说，“如果你投保的保险公司十分富有，愿意支付那么多美元，那就让人们尽情享用吧。”
如果超级市场的地上有一颗葡萄，斯特德先生看到了，会立刻当着一群证人的面，踩着葡萄滑倒，做出腰脊椎拉伤的痛苦表情。超市的保险公司会送给他一张慷慨的支票，减轻他的伤痛。如果有一位心不在焉的母亲，开着一辆坐满了孩子的旅行车行驶在圣莫尼卡（SaintMonica）的高速公路上，斯特德先生看到了，将会把车开到她前面，然后突然改道，试图制造一场追尾事故。当然，这是非常轻的碰撞，不过他的颈椎被过度屈伸损伤，非常严重。
三次入土
像斯特德先生这样的保险诈骗高手早在18世纪30年代，就开始折磨着保险行业了。当时，一位伦敦的妇女三次制造自己的死亡，以骗取保险公司的保险。诸如此类的诈骗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些“诡计家”（我们对这些骗子的称呼）到底让保险公司损失了多少钱。根据不同保险公司的统计，将近30%的索赔保单存在夸大或虚构的现象，并且每一美元保费中至少有20美分资助给了欺诈者。这意味着，其他诚实的保户最终要为这些骗子的行为埋单……
美国保险联合会（American Insurance Association）主席助理罗纳德·克劳斯（Ronald Krauss）指出，这些五花八门的欺诈行为可谓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曾经有一个索赔保户，以膝盖损伤为由，试图从保险公司领取保险赔偿金，据他声称，膝盖损伤使他无法在天主教集会中下跪祈祷，从而完全剥夺了他参与和享受宗教生活的权利。一切都天衣无缝，然而最终证实他实际上是一名新教徒。
还有一些阴谋诡计简直令人发指。印度有一名男子按月接收养老保险金支票，在当地领取支票通常要核对拇指指纹。但是总部设在亚特兰大（Atlanta）的零售信用公司（Retail Credit Co.）却在一次常规检查中发现了其中的惊人秘密。该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信誉评估和商业信息公司，拥有一支庞大的索赔调查分支机构。他们在检查中发现，这名男子去世已有两年之久，下葬前他的亲属砍下了他的拇指，将手指浸在甲醛溶液中保存至今，以供领取支票使用。
巨大的赌注
接下来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发生在一个被称作“残缺城”的佛罗里达小镇上，由于这里接连不断地出现索赔纠纷，以至于保险调查人员都拒绝说出它的真实名字。镇上有50多人遭受“意外事故”，并在事故中损伤了不同部位的身体器官和四肢，保险公司因此支付的赔偿金额多达30万美元。调查人员确信这些损伤都是自己造成的；“意外事故”的很多目击者要么是之前的索赔保户，要么是受害人的亲属，正如一名调查人员所指出的那样，“奇怪的是，他们失去的似乎总是最无关紧要的部分”。
尽管进程缓慢，保险公司对索赔的核查还是日趋严格起来，他们拒绝赔付那些看似可疑的案例，并对更多有明显欺诈成分的案例提起了诉讼。（现在“残缺城”的居民们已经不容易得到意外伤害赔偿金了。）其中一个重要武器就是4年前成立的保险犯罪预防协会（ICPI，Insurance Crime Prevention Institute），该协会下设调查工作组，组内70位成员大多是警察出身，现在专门负责侦查全国范围内的蓄意保险欺诈行为。
保险犯罪预防协会擅长涉及整个诈骗团伙的严重欺诈案件，其最终目的是起诉和定罪——协会希望藉此阻止将来有可能发生的潜在欺诈行为。该协会已经破获了多个保险诈骗集团，迄今为止，他们通过调查逮捕的诈骗分子多达815人。
70人受指控的案件
保险犯罪预防协会规模最大的逮捕行动之一，就是一举抓获了底特律（Detroit）的一个诈骗团伙。据该协会称，这个团伙诈骗各个汽车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用高达一百多万美元。自1972年该案被破获以来，已有70余人受到指控，其中包括医生、律师、私家侦探及警察等，这些人担任了“推销员”的角色——他们诱导事故受害人聘请特定的律师，并从中赚取回扣。
这个团伙除制造了救护车追尾事件之外，还涉嫌策划虚假事故，提供伪造的医生报告，以及四处搜寻巴士车祸的“受害人”，而经查实，这些人当时根本不在巴士里。保险犯罪预防协会的主任詹姆斯·埃亨（James Ahern）指出，这个团伙中有些成员涉及有组织犯罪，而有组织犯罪在保险诈骗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显著。
保险犯罪预防协会承保的意外险行业，目前正考虑扩大其承保范围，增加针对诸如纵火、假冒盗窃等财产欺诈行为的保险项目。对保险公司处理欺诈案件进行分析评论的人士认为，这种做法是受欢迎的，但它远远不能解决保险业因欺诈而长期遭受的巨大损失。很多保险欺诈的实施者是单兵作战，他们索取小额赔偿，积少成多，总额难以估量。
“绝大多数保险欺诈的唯一策略，就是令保险公司不堪其扰，最终进行赔付。”一位保险公司官员这样说。
即使保险公司有时有充分的理由认定有些小额索赔属欺诈行为，他们还是倾向于妥协让步，支付赔偿金，调查人员对此颇为不满。保险犯罪预防协会主任埃亨先生认为，公司应该将更多欺诈案件诉诸法庭，以起到威慑效果。他说：“如果他们现在乐于投资5000美元，就不会发生5万美元白白打水漂的情况了。”
或许如此，但保险公司可不想花钱买官司。“这不仅仅是花钱多少的问题，”全国独立保险人学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Insurers）主席维斯塔尔·莱蒙（Vestal Lemmon）指出，“起诉打官司跟支付赔偿金比起来，耗费的成本要大得多。”为应对投保人索赔被驳回后提起的诉讼，很多公司不得不聘请调查人员（有些公司自身设有调查机构，但绝大多数公司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出庭辩护律师，调查人员的报酬是每天100至200美元，律师的报酬是每小时不少于50美元。公司认为，如果索赔金额巨大，经历这些麻烦或许还值得，但如果仅仅涉及几千美元就没有必要了。
同样，保险公司还觉得，一旦他们诉诸法庭，无非是跳入了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即使提起诉讼，通常还是以支付赔偿金而宣告结束。”一个调查人员这样嘲讽道：“上帝都不晓得陪审团会判出多少精神损失费来。”
像W.T.斯特德这样精通此道的诈骗高手对此可是一清二楚。“你只要告诉理赔人员如果不付赔偿金的话就法庭上见，他就会掏钱了。我从没遇到过要诉诸法律的情况。”他说。
原因之一就是，斯特德先生为实施索赔精心准备证据，这些证据有时是由他的合作伙伴——一位医生提供的。斯特德介绍说，在经历了事先策划的失足跌倒之后，他去找这位医生就诊，医生并未进行任何诊疗，也没让“病人”复诊，却出具了一张高达800美元的帐单。对斯特德先生来说，这并不是漫天要价。他和保险公司双方都清楚，一旦案子闹上法庭，保险公司必输无疑，陪审团会根据医生开具的帐单确定精神损失费的多少，一般是帐单金额的好几倍。医生收费越高，赔偿数额就越大。保险公司最终选择了与斯特德先生庭外解决，并被迫支付帐单。
如果说保险公司要想成功驳回索赔要求很困难的话，那么要想让调查人员对更为无耻的保险诈骗分子进行指控，并使之罪名成立的话，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保险犯罪预防协会的埃亨先生形容检察官们“宁愿处理一起简单明了的斧头杀人案”，也不愿接手错综复杂的保险欺诈案，对后者的调查往往要耗费一年的时间。
“警方对此实在提不起兴趣，地方检察官也是如此，即便你真的提起诉讼，这些家伙也能轻而易举逃脱惩处，得以从轻发落。”乔·希利（JoeHealy）如此抱怨说。乔是CNA金融集团下属的CNA保险公司的诈骗调查人员，他刚刚破获了费城一个诈骗团伙的案子，然而尽管法官宣判该团伙成员均罪名成立，却以缓刑而告终，乔因此而大受打击。
希利先生体重240磅，十分健谈，CNA的工作要求他经常四处奔波，每年的在天上飞的距离超过了10万英里。不仅如此，他的工作还充满了危险因素。有一次，在调查一名青年男子死因时，死者的父亲几乎精神崩溃，用枪口瞄准他长达10分钟之久，逼问他谁是杀害儿子的凶手。还有一次，希利先生跟踪一名伪造自己死亡的男子来到一家墨西哥酒吧，结果被一群暴徒包围。他和同伴手拿着敲了底的啤酒瓶，才得以侥幸脱险。
也有一些案例是他比较满意的，比如一个关于“幽灵汽车”的骗局。这个案件涉及一个四处游荡的诈骗犯，他购买多份医疗保险之后，就会租用一辆汽车，开着它跌到沟里去，报案的时候则谎称是被别的车撞下去的，然后就在医院里待上足够长的时间，以此为他的背部和颈部损伤提供索赔证据。接下来，他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换个新的名字，重新实施这个骗局。执著的希利先生好几次跟丢了猎物，但最终找到了他的前妻，并通过她找到他们当时婚礼的摄影师。希利先生得到一张照片，正是这张照片帮助联邦调查局找到了罪犯并将其抓获，现在这个无赖正在服刑，刑期5至7年。
“宣讲福音”
但是希利先生也承认，这类案件实在是少之又少。据他估计，他经手的案子中只有不到10％得以起诉，而最终罪名成立的案件比例还要小得多。很多时候，他只能选择变相的妥协，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宣讲福音”，就是让行骗者们明白，他在盯着他们，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诉讼，他也没有放过他们，所以他们还是少打主意为妙。他对这种处理方法很满意。
最近发生在洛杉矶的诈骗团伙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希利先生知道自己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提起诉讼，就把这个欺诈团伙的成员召集来警告了一下。“嘿，你们这帮家伙，我们不是傻子，”他说，“我们不会继续掏钱了。”（CNA已经支付了1万美元赔偿金。）
骗子们欣然接受了这个消息。“简直是一群酒囊饭袋，”希利先生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清楚得很。有个家伙甚至让我推荐几家容易支付赔偿金的好公司。”希利先生说，一旦停止索赔（他认为他们应该会照办的），他就把这个案子结案。“我知道这样并非理想的公平，”他说，“但起码问题解决了。”
完全合法
操作性最强的一种保险欺诈模式通常涉及到投机行为——首先购买多份保单，一般是意外险和健康险或伤残保险，随后必定会偶然发生意外事故。接下来，投保人就可以向所有的保险公司伸手要钱了。
就相同的保险项目购买多份保单并不违法，据统计显示，曾有人投保了50多份保单，而这种情况也并非少数。由于这些由所谓的背部及颈部损伤而引发的索赔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能博取陪审团的同情，保险公司通常宁愿支付赔偿金，也不愿诉诸公堂。
这样的欺诈行为之所以如此普遍，原因之一就是保险公司无法在系统内部对“投机分子”的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短期内也没有构建这种信息交流机制的可能。亚洲一家小公司的理赔代表D.J.齐安格（D.J.Chiango）曾经发起了一场邮件战役，他联系了上百家保险公司，寻求他们的支持，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信息交换项目，他认为这样非常有助于打击投机分子的行动。他的设想未能获得认同，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其一，要确保该体系发挥效能，需要进行大量全面细致的工作；其二，公司担心会因串通共谋的名义受到指控。
有些保险公司对付可疑的投保人自有一套办法。几家公司的理赔经理承认，他们会假称起诉来吓唬索赔者，希望藉此打消他们的念头。还有人说，他所在的公司有时会“忘记”向某些先前索赔过的客户寄送续保通知单。“如果他们没有注意，不能按时缴纳保费，保单就失效了，”他说，“这样一来就好多了。”
沃尔特·迪斯尼公司
厄尔·戈特沙尔特（Earle Gottschalk）
伯班克，加利福尼亚（BURBANK，Calif.） ——在糊涂蛋大街（Dopey Drive）和米老鼠大道（Mickey Mouse Boulevard）交汇处的浅黄色大楼里，在两个特殊的房间里，时间似乎停住了脚步。让时间静止是一道行政命令，已经执行5年多了。这里，就是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打造他梦想的地方。
自从这位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共同创建人于1966年死于肺癌后，这里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他最后的笔记还放在浅黑色的桌面上，他看过的书籍还被分类摆在桌子后面的书架上，顺序和他当初离开的时候一样。在外面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一家钢琴，音乐家会在得到他的允许后弹出美妙的旋律。钢琴上摆着一个可爱的发条玩具——两只关在金丝笼里的小鸟——这两只会动的小鸟，就是迪斯尼产生动画思想的基础。这里创造了一个和真实世界一样丰富的动画世界。
一次，有人问迪斯尼先生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回答说：“最大的成就是我创建了一个机构并掌管了它。”现在他的办公室，虽然已经人去房空，但是他的影响却依然遍及公司的每个角落。在迪斯尼公司的大楼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微笑的照片，墙上挂的是米老鼠的石英钟，主管人员手上带的是米老鼠的手表。在这里，对一位员工工作的最高评价就是：“沃尔特一定会喜欢这样做的。”
追寻沃尔特的梦想
他的继承者们依然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工作着。“我们从沃尔特的想法中获益，但是我们并没有开始新的发展方向。”公司的主席E.卡登·沃克（E.Cardon Walker）说。在迪斯尼先生走后，卡登和他的行政主管们并没有分道扬镳，相反，他们决定小心经营迪斯尼先生已经实现的梦想，并把他还没有实现的梦想变成现实——包括在佛罗里达建立一座用现代科技打造的城市，为都市生活带来更新鲜的感觉。
所有这些，让迪斯尼公司成了美国商业界不折不扣的怪人。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个机构的领导者或者创始人突然撒手人寰，没有对企业的发展留下既定政策，更没有给员工留下什么关照的话，新上任的接替者往往只会对于他的前任表示口头上的尊敬，在等待一段时间后，适时推出自己的政策，包括新的产品、新的管理模式和新的目标。
但是在迪斯尼公司，没有哪个新人敢把以前的思想一扫而光。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沃尔特不会喜欢那样的。他的兄弟罗伊（RoyDisney）也不会喜欢。罗伊在沃尔特死后成为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已于去年底去世。尽管罗伊被认为是迪斯尼兄弟中更具备经济头脑的一个（他成功地为修建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集资2.62亿美元），但罗伊依然在为实现沃尔特·迪斯尼的梦想而服务。
改变的时候？
对于一些批评家来说，迪斯尼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他们把迪斯尼视作一个庞大的、拥有多个售货口的廉价文化销售机——从娱乐、建筑，到艺术、电影和音乐，应有尽有。他们认为迪斯尼的影响已经太大。在《 迪斯尼版本 》（The Disney Version）一书中，批评家理查德·希克尔（Richard Schickel）指出：
“迪斯尼的机器将毁灭童年时代最有价值的两件事情——童年的秘密和童年的安静——它让所有人都做一样的梦。它让美国所有的孩子头上都戴上了米老鼠的帽子。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讲，它是天才的产物；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它几乎就是一出惨剧。”
迪斯尼的人对于这种说法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质问说，让成千上万的孩子接触到美国的历史，接受自然、“健康、干净”的娱乐有什么不好呢？
“为了打造我们的服务，我们绞尽脑汁，花费了大量精力，投入了许多创意，还开展了广泛的教育，”唐·塔特姆（Donn Tatum），公司的新主席说，“我们有一个公共接受的平台，我们出售一些有品质的产品，我们永远不会辜负迪斯尼兄弟留下的遗产。”
讨好公众
即便批评者的意见是对的，即便迪斯尼巨人真的是在用蜜糖和空想淹没这个国家，那么这样的蜜糖和空想，也正是公众想要的。这种现象在电影产业尤为明显，而电影产业被迪斯尼的总裁沃克称之为“整个公司的奠基石”。
迪斯尼的许多电影上座率都很高，而其他一些被批评家看好的电影却往往入不敷出。在过去5年里，迪斯尼一共出品了25部电影，只有5部电影没有赢利。
但是批评家们还是指责这些电影空洞、低俗、做作，靠耍一些小噱头来吸引观众，是这样吗？“是的，都是真的，”迪斯尼的副总裁、执行委员会成员朗·米勒（Ron Miller）微笑着承认了这种说法，他是迪斯尼电影部门的总管，也是沃尔特·迪斯尼的女婿，“但是许多人来看电影是为了寻找解脱、梦幻，是为了从现实问题中逃脱几个小时。如果《纽约时报》或者《时代》杂志说喜欢我们的某部电影，那这部电影才真是有问题呢。”
不论是在阿纳海姆（Anaheim）的迪斯尼乐园，还是在佛罗里达（Florida）新建的2.7万英亩的迪斯尼世界，情况都是一样的。批评家希克尔把这种情况归结于沃尔特“一生都在命令和控制他所到达过的地方，要保持所有地方的干净”。在希克尔看来，迪斯尼乐园里面“没有性和暴力，没有压抑的放纵，没有紧张和压力的释放，因此也没有治疗作用”。简而言之，这里完全没有真实生活的反映。在迪斯尼世界也是一样的情况。
在迪斯尼乐园，一个不小心丢在路边的烟头，会立刻被身着白色工作服的清洁人员捡起来处理掉。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世界也是同样的完美，同样的不真实——从制造假浪的冲浪湾到当代大酒店（Contemporary Hotel）的走廊里每天都要被清洗的一颗颗塑料树。这里的书店里禁止出现与性有关的书刊，你只能买到像《读者文摘》、《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报纸和杂志，如果你想看《花花公子》，就只能自己偷偷带进来了。
人们似乎非常喜欢这样的环境。在圣诞节的假日里，前往迪斯尼世界的寻乐者驾驶的汽车把道路堵塞了足足15英里长。两家酒店早早地就被预订一空，迪斯尼不得不宣布立刻修建其他酒店。虽然全国的旅游都不景气，但是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里还将举行超过500场各种各样的活动。公园里一个拥有260个帐篷的露营地“荒堡”（Fort Wilderness）每天晚上都是爆满，在这里住一晚上的开销是11美元。明年，这里的帐篷将增加到1000个。
沃克先生说，根据现在的游客人数，迪斯尼世界第一年的游客总人数将大大超过最初估计的1000万人次。他还期望阿纳海姆的迪斯尼乐园的门票收入能够超过1971年的930万美元。他同样希望公司的其他附属产业也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包括音乐发行、教材出版以及迪斯尼的各种纪念品销售。
米老鼠的胜利
随着迪斯尼巨人的前进，那些一直关注整个公司和行业发展的分析家们也越来越喜欢和迪斯尼公司的领导们打交道了。迪斯尼还成了华尔街的宠儿，他们的股票价格从1957年的15美元上升到了163美元，这还是在股票被分割两次后的结果。
在沃尔特死后，该公司的利润逐年上升。1966年，迪斯尼公司的年收入是11660万美元，利润额达到1240万美元；去年，该公司的年收入是17600万美元，利润额是2670万美元。分析家预测，1972年该公司股票每股的纯收益将达到2.4~3美元，超过1971年的2.07美元。分析家乔·富克斯（Joe Fuchs）称迪斯尼世界是“20年来最令人激动的私营项目”，并预测该公园的赢利将是很快的事情。
那些关注迪斯尼发展的人也承认，在这个公司里，沃尔特的创意已经越来越少，但是这个公司有杰出的领导层，他们为迪斯尼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分析家迈克尔·德尔·巴索（Michael Del Balso）说：“WED公司中有非常杰出、非常富于创意的智囊团，但是这个公司却鲜为人知。”
WED公司是Walter Elias Disney（沃尔特·伊莱亚斯·迪斯尼）的缩写，这是迪斯尼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设计和建设——或者用迪斯尼公司的术语来说，就是负责“想象”的公司。该公司由沃尔特在50年代初创立，最初是为迪斯尼乐园创造能说话的动画形象。这里有200位古怪的艺术家、建筑家、工程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现在负责设计和规划迪斯尼的所有项目。WED设计了迪斯尼乐园里的所有交通工具以及整个公园的布局。佛罗里达工程也是完全由他们设计的。
永远变化的城市
现在WED公司又在着手完成沃尔特的另一个梦想——在佛罗里达建立一个未来社区的实验模型（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unity of Tomorrow），或者称作“EPCOT”。就在沃尔特去世前不久，他开始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设想了EPCOT这样一个城市，这是一个永远在变化的城市，这里结合了所有的新技术和新材料，这些新技术和新材料在其他地方往往因为经费问题和其他限制而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他设想中的城市有一个可以变化天气的大圆顶。这里的交通完全在地下进行，居民和商人可以把车都停在地下，地面上只有行人。迪斯尼方面非常认真地宣布，他们将在5年内开始建设EPCOT，并希望在10年内完工。
约翰·亨奇（John Hench）是WED公司的副总裁，二把手。和迪斯尼公司的许多人一样，他非常高兴自己是一个纯洁梦想的制造者，而不是丑陋现实的描述者。而且，和许多人一样，他对于迪斯尼已经实现的东西非常高兴。“看看这里的主街（MainStreet），”他指的是迪斯尼乐园里一条色彩丰富、布满各色小店的主干道，“没有哪条大街是像这样子的——但这才是主街应该有的样子。”
他告诉我，来自阿克伦城（Akron）的一家人到了迪斯尼世界，看到单轨车直接开进了当代酒店的大餐厅时，都“惊讶地合不拢嘴”。“我可以想象他们回到阿克伦之后，”亨奇先生狂热地描述说，“就好像几十年前，来自小地方的人刚去了一趟欧洲一样。他们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他们看见了一个新的王国。”
这个新王国，如果这就是它看上去的感觉，花费了迪斯尼公司将近50年的时间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1923年，沃尔特出生在芝加哥（Chicago），他在密苏里（Missouri）的一个农场里长大，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西装，口袋里揣着40美元，带着一些绘画工具和脑子里的一些创意，来到好莱坞（Hollywood）。他和已经在加州发展的哥哥罗伊一起在一个车库里创办了第一家公司。1928年，米老鼠在银幕上首次亮相，这是一部名叫《 汽船威利 》（Steamboat Willie）的电影，是第一部有声卡通片。沃尔特一举成名，但是他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自己的小公司真正发展成一个小型的、依然不断挣扎的企业。迪斯尼公司早期的年收入都在300万到600万美元之间，常常出现亏本的情况。
1948年，公司不得不请求帕萨迪纳市（Pasadena）的电影院所有者上映沃尔特拍摄的第一部生态纪录片《 海豹岛 》（Seal Island） [2] 。这部电影为沃尔特赢得一座奥斯卡，此后该公司又拍摄许多类似的电影，拍摄这些影片的摄影师所具有的耐心和持久力已经成了业界的传奇。有一次，摄影师阿尔·米洛特（Al Milotte）和他的妻子在一枚鳄鱼蛋前守候了整整6个星期，等待着小鳄鱼从里面出来。
与其斗争不如加入
1952年，沃尔特产生了建设迪斯尼乐园的想法。他的哥哥罗伊称之为“沃尔特的又一个疯狂想法”，只给了他1万美元的投资。沃尔特借来了妻子的保险金开始制作计划、设计草图。两年后，迪斯尼公司和另外两个合作伙伴终于被沃尔特说服，开始让这项计划付诸实施。1960年，迪斯尼公司购买了其他两个合作者的股份，成了美国最成功的娱乐公园的惟一所有者。此后，迪斯尼公司开始高速发展。
不论是行业内的分析家，还是竞争对手，都对迪斯尼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的几次关键的精明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其他电影厂都忙着和电视竞争时，迪斯尼公司选择了和电视联手，他们制作了迪斯尼乐园和米老鼠俱乐部的电视节目，虽然这些节目赢利甚微，但是等于为公司提供了大量免费的广告。当其他电影厂把电影纷纷卖给电视台，开始在电视上播放电影时，迪斯尼公司却坚持在自己的电影院里播放电影。
这一举措后来证明是挖掘出了一座无限量的金矿。根据迪斯尼电影部门的管理人员的估计，他们的主要观众每隔7年就会轮换一批；当一批儿童长成了成年人后，同样的电影又可以去吸引下一批儿童。
坚持播放电影符合迪斯尼公司多年来的管理宗旨：在所有你参与的事情中，都要掌握绝对的控制权。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进行，确保迪斯尼的宝贵形象永远是有效力的，永远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
这一点在佛罗里达的EPCOT表现得最明显，这里简直可以被称为“迪斯尼镇”。迪斯尼获得了这个地区除了治安以外的所有管理权。这里有迪斯尼式的建筑，有迪斯尼的分区方式，能够让迪斯尼在这里试验他们的所有新产品、新建筑材料或者其他的新技术——这些对于EPCOT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里，公司控制和管理他们自己的电话公司和供电厂，他们自己的先进交通系统，包括单轨车、火车和木船，还有他们自己的污水处理系统和垃圾收集系统，这种垃圾收集系统装有气动导管能够自动把垃圾送往中心处理厂。公司还建立了迪斯尼的洗衣房、医院和建筑公司。这里甚至有一片面积7500英亩的迪斯尼荒野，这是专门为自然资源保护者准备的。
但是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外面变化的现实世界还是会侵入到迪斯尼的世界中来。迪斯尼公司发现要找到合适的小说和故事作为电影剧本已经越来越难了。电影部门的主管米勒先生说，人们“已经不再创作这样的故事了”。迪斯尼公司的动画家们正在慢慢变老，而他们的艺术技巧是许多迪斯尼电影所必需的，现在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许多年轻的艺术家不愿以迪斯尼的风格工作。
不变的动画
离开迪斯尼的动画家们说，迪斯尼的动画已经落伍了。“我敬仰他们的技巧，但是他们的思想35年来一点也没有发展。他们的作品变得越来越贫瘠。”一位迪斯尼培养出来的动画家说，他现在为迪斯尼的竞争对手工作。
人们对于迪斯尼乐园的用人机制也有一些抱怨——他们严格的筛选机制把那些工作马虎、态度冷淡、相貌平平的人都清除了出去，剩下的都是有较好的外貌、有“个性”、“符合迪斯尼形象”的年轻人。
迪斯尼的形象禁止留胡须、禁止两侧的发稍长过耳垂，同时要求头发必须整齐地梳在后面。这样的形象意味着留着胡须的罗伊·E.迪斯尼（Roy E Disney）将不能在迪斯尼乐园工作。（几年前，公园甚至想要求游客也遵守他们对头发的规定，但是发现没有人支持他们的想法，只好放弃。）
“即便是海军和陆军，也已经改变了他们对头发的规定，迪斯尼的管理简直比军队还严格。”罗基·米勒（Rocky Miller）抱怨说，他曾经在迪斯尼乐园里扮演布里熊（Brer Bear），他去年参加了迪斯尼员工的罢工活动。现在他是美国多样艺术家协会（American Guild of Variety Artists）的一名组织者，该协会是代表迪斯尼员工的劳工协会之一。
但是这些问题，对于平静的湖面而言，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波纹。迪斯尼公司的员工，很多人都没有在其他地方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非常适合“迪斯尼方式”。这种“迪斯尼方式”一部分是由迪斯尼的人事管理人员维持的，另一部分则是通过迪斯尼大学长期不断的培训来巩固的。虽然培训课程主要针对的是公园里工作的年轻人，但老员工也会不时地回来温习一下，他们的课程主要是沃尔特的思想和哲学纲要。一位年轻的迪斯尼培训师给一位参观者展示了一系列讲述“迪斯尼方式”的宣传画。第一张就写着：“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生产快乐的。”
农业部
卡伦·埃利奥特·豪斯（Karen Elliott House）
华盛顿（WASHINGTON） ——多尔顿·威尔森（Dalton Wilson）有丰厚的薪水、很长的头衔和一张干净的办公桌。
威尔森先生今年52岁，是美国农业部农产品外销局（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of the Agriculture Department）行政主管助理的助理。有一天，一位记者找他聊天，看见他的桌上仅仅摆了三样东西：一块糖、一包烟和威尔森先生的一双脚。他正背靠座椅，阅读着《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面的房产广告。
记者问他，一个拥有这么长头衔的人，到底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你是说，我应该做哪些工作吗？”威尔森先生笑呵呵地说，“我来告诉你去年我都干了些什么。”
结果是，年薪高达2.8万美元的威尔森先生，去年一年都在评估农业部出版的油脂刊物的时效性和有效性。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缓慢的工作，还有一次，他花了一年时间研究使用卫星预测农业产量的可行性。
为34位农民服务的官僚
威尔森先生的节奏，就是农业部的典型生活节奏。这里有8万名正式职工，平均下来，每位官僚只用管理34位美国农民。现在，卡特总统（President Carter）正在进行政府重组计划，改革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而农业部的现状就生动地说明了总统在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
最近，随着农民数量的逐年下降，农业部加强了自我宣传的力度，在熟练完成传统工作的同时，也在开发新的工作项目。结果导致大批官僚在从事大量没有明确意义的工作。
“没有人能够真正管理农业部，”华盛顿民主党人士托马斯·福利（Tomas Foley）说，“这个部门太庞大了。”托马斯是美国众议院农业委员会（the House Agriculture Committee）主席。
除了正式职工外，农业部还有4.5万名临时雇员，这些人占据了首都华盛顿的5座大楼，另有1.6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些员工负责开办妇女的自我认知项目，为鉴别西瓜的优良制定标准，为农作物产地测量面积——尽管政府有关农作物种植面积的限制早已作废。
农业部是向政府要钱最多的地方（1977的政府借款将达到90亿美元了）。他们也是各大政府部门中，修建水坝最多的——至今为止已经花了200万美元修建水坝。他们还是美国政府中三个出版发行文件最多的部门之一，每年的印刷费用就达到了1600万美元。这些钱中的一部分，花在了印刷2.8万种不同格式的内部文件上。
农业部秘书长鲍勃·伯格兰（Bob Bergland）表示，很快他就将要求每一位职员给他提供所担任职位的合理理由。伯格兰先生自60年代开始就在农业部工作，他也承认农业部的低效率和无目标是出了名的。“我想看看哪些才是真正需要的，然后把剩下的统统去掉。”他说。
但是员工们并不着急。“他不会这样做的。”一位年轻的数据专家说，他的脚也摆在了桌上。“他根本没有时间去阅读这些报告。”另一人补充道。第三个人说：“不用担心，伙计——那些工作量最少的人会有最充足的时间来撰写自己的评估报告。”
随便在农业部走上一圈，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多不对劲儿的地方。在主办公楼的各间办公室里，古老的钟表停留在各个不同的时间点上，一动不动。任何时间，都有数以百计的人在走廊或者阳光明媚的自助餐厅里闲逛。
游手好闲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去年，农业部部长办公室向各主管部门下达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各部门严惩“华盛顿办公大楼里消极怠工的现象”。还有一份备忘录发给了所有员工，警告他们“工作缓慢、上班报到后就赶去吃早餐、延长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延长午饭时间以及迟到早退”都是“有损公共形象的行为”。
但是今天，懒惰的现象依然非常明显，而且已经成了办公室里开玩笑的话题。一位正在自助餐厅的长椅上休息的年轻员工说：“我惟一关心的工作就是早餐、午餐、两个咖啡时间，并且在每天下班时第一个冲出办公大楼。”有些玩笑是无意识的。“我真希望明天生病，”一位女员工对电梯里的同伴说，“可我不能，因为和我一起工作的女同事已经计划明天请病假了……”
这种懒洋洋的态度让J.P.博尔达克（J.P.Bolduc）感到非常厌恶，他是农业部的高级行政官员。“这里到处都是没有用的人，”他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每个主管把手下多余的人员都赶走，哪怕遭到大家的反对也不能留情。”
奖励累赘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农业部非但没有去除那些累赘，反而对他们给予了奖励。一份内部的备忘录显示，去年农业部有4.9万名员工符合加薪的条件，其中44956人获得了加薪。“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杰出员工。”博尔达克自己也承认。
对于许多员工而言，要想找到工作动力真的很难，因为他们的工作看上去毫无意义。市场部的保罗·贝特（Paul Beattle）去年一年基本上都在制定西瓜的优良标准，该标准通过西瓜的形状、花纹斑点等方面来区分西瓜的好坏，但是这样的标准对于瓜农和西瓜零售商来说，毫无意义。不管怎样，他说，至少大多数消费者能够通过这个标准从外表上来判断一个西瓜的好坏。
农业部家政主管的副助理阿瓦·罗杰斯（Ava Rodgers）表示，她的工作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全国各地旅行，出席全国4000多位家政专家举办的各种活动。记者请她举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来说明她在办公室里的工作，罗杰斯小姐说：“我今天早上回答了十几个电话。这就是我的工作。普通的一天。”她每年的薪水是3.37万美元。
在这个部门的其他一些地方，有2000名员工正在忙碌着为新的水坝项目制定计划，尽管这样的计划在10年前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等待着批准建设的答复。伯格兰部长表示，他已于几周前下达了一项命令，停止有关水坝建设的进一步计划工作。但是，水力资源主管助理乔·哈斯（Joe Hass）表示，他并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所以计划还在继续。“你需要新的计划来保持工作量。”哈斯先生解释说。
这个部门如此庞大的原因之一在于这里还在不断地执行一些已经过时的任务。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这个建立于1935年的部门专门负责为美国的农村地区提供电力。今天，99%的农村家庭都已经通电，但是这个部门依然存在，而且还在不断扩大。
现在这个部门不再只是简单地出资修建输电线路。今年他们在政府借款中获得了35亿美元用于发电，这比去年的12亿美元多了不止一点。“午餐之前我们刚刚发放了一笔4000万美元的贷款，根本不知道这笔钱用在何处。”管理局的副主管戴维·阿斯克加德（David Askegaard）说。
官员们在凭空设计新的计划项目上能力超强，这种能力也导致整个农业部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Roosevelt）总统成立了重建管理局（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给农民们提供贷款，让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地里种田。只有那些没有雇用帮手，最多只有两头骡子和两头牛的农民，才能获得贷款的资格。但是今天，这项贷款的申请人甚至可以不是农民。
原因是该管理局已经和国会协商，决定把贷款的对象扩大，任何生活在人口少于5万人的社区中，生活贫困的人都可以申请贷款。而且贷款还可以资助修建给排水系统、休闲中心，以及其他商业和工业建筑。今年，这种低利息的农民住房管理局贷款（Farmers Home A dministrationloans）将达到67亿美元。
“现在农村已经有了城里的所有东西，除了灰尘和犯罪以外。”密西西比的民主党人詹姆斯·惠滕（James Whitten）说，至194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美国国会农业拨款附属委员会（House Agriculture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的主席。
维持土地保护费
拥有像惠滕先生这种在国会说得上话的朋友，也是一些过时的项目依然存在还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试图缩减拨给农民的土地保护费，因为农民们往往会用得到的钱去增加农产量，而不是保护耕地。但是惠滕先生总是阻止这样的缩减政策。今年，农民们将得到1.9亿美元的土地保护费。这笔费用将让土壤保持局（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的13800名员工保持忙碌状态。
国会还会对农业部研究基金的用途施加影响，今年这笔基金有5.92亿美元。由于南方的立法者在各个农业委员会中都占据了显要的地位，农业部每年花在棉花上的研究资金比花在玉米、小麦或大豆上要多出一倍——达到了一年2200万美元。尽管在美国的农业收入上，玉米、小麦和大豆要比棉花重要得多。
还有其他一些矛盾。农业部今年将花费400万美元用于花生的研究，包括如何增加花生的产量，但是同时，该部门又为生产过量的花生支付了1.88亿美元的补贴。
另外一项令人质疑的行为是这个部门的市场研究。他们研究的内容可谓稀奇古怪。一个典型的项目是如何让橘子树上结出大小一样的橘子，以便进行统一包装。在最近的一个项目中，该部门为食品工业投资4.5万美元，用于研究美国家庭一般要花多长时间做早餐。他们还有类似的计划去研究烹饪中餐和晚餐的时间。
这个部门还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金钱用于自我推销。每年高达1600万美元的公关预算，让这个部门的600位公关人员，每年要召开2500场新闻发布会，拍摄70部电视宣传片。另外，每年还有1600万美元专门用于印刷耗资5400万美元的书籍、手册、宣传单，用于向公众散发。
“库存”数量
这些出版物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以那些国会议员的名义散发的，这些立法者非常明白在为农业部的拨款投票时，公众影响的重要性。每位议员每年要向他的选民散发1万本农业部的出版物。
这个部门里还有6名全职的工作人员，负责给每一位国会议员邮寄他们要求的宣传册，并跟踪记录他们“库存”的数量。根据那些掌管“仓库”的人的说法，有些参议员会把每年分配到的宣传册积攒起来，等到大选年的时候一股脑全部发给选民；还有些城市里的议员们用宣传册与来自农村的同事交换橄榄球比赛门票。根据法律，所有这些有关交易的记录都必须保密。
总而言之，现在的农业部和105年前成立时那个只有9个人的农业部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的农业部有非常明确具体的目标：“向人们宣传、推广、分发新的、有价值的种子和农作物。”
秘书长伯格兰希望裁减部门机构，把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开发建设。他说，如果卡特总统要把拥有45000名员工的林业局（Forest Service）划到内政部（Interior Department）的门下，他一定不会反对。林业局负责在美国的森林里种树和砍树。而且他也同意从饲养项目中拨出70亿美元到卫生、教育、福利部（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 Department）去。这两项措施，将让伯格兰先生失去近一半的全职员工和15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的一半经费。
但是那些熟悉农业部的人对于卡特先生和伯格兰先生究竟能够让那些已经没有用处的项目发生多大的改变，都保持高度的怀疑。“在华盛顿，生存的欲望是最强烈的。”前任农业部秘书长厄尔·巴茨（Earl Butz）说，他现在是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卡特和伯格兰会发现重组农业部将非常困难，因为国会让他们这样做。你可以把盒子挪来挪去，但最后的结果是，增添了新的项目，但老的项目依然存在。”
[1] 投手责任得分率（earned-runaverage）：一种测量投手表现情况的方法，将所得的责任分除以所有回合中所投的球数再乘以九，即得投手责任得分率。
[2] 《海豹岛》（SealIsland），迪斯尼公司推出的第一部有关自然题材的纪录短片，长27分钟，曾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