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北魏皇帝看作中国古代皇帝历史的一个阶段和皇帝群体一个部分，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前面对内亚立汗仪式的讨论，又引导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待他们——他们不仅是华夏帝制国家的皇帝，也是内亚游牧征服集团的可汗，他们的历史活动，是多种文化传统的碰撞、融合与新生。北魏的所谓“代都旧制”，分明就是内亚传统的一部分。
内亚历史上，一些政治集团解体并消亡了，如匈奴和柔然帝国的崩解；一些集团南迁进入中国传统农业地区了，如拓跋鲜卑进入农耕地带建立基于农耕社会的政权；一些集团西迁进入中亚了，如西突厥以及回鹘和契丹的残部离开蒙古高原迁到西域。然而，内亚草原上的游牧社会与游牧文化从未中断，内亚游牧政治体也持续涌现，尽管这些政治体规模有大小之别，主要统治集团成员所说的语言各不相同，各政治体的历史认同（主要表现在部族名号与起源迁徙的历史叙述上）亦频频改换，但内亚政治和文化仍然呈现鲜明的连续性。
这样，我们就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内亚历史的独立性和连续性，二是如何看中国历史与内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内亚历史的独立性和连续性，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命题。在内亚这个独立的地理单元[94]，内亚人民创造了独立的内亚历史，这在理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对相当多的中国研究者来说，把内亚看成与中国相对立的另外一个历史单元，不免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传统王朝历史学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边裔四方都是中原历史叙述的附庸，其各自历史传统的独立性本来就很难进入史学认识的思虑之内。而在现代史学中发展出来的民族史观，与传统的王朝史观相结合之后，更容易忽略内亚（所谓北方）民族之间深刻的文化、语言和社会联系，而强调各自民族集团的起源、迁徙与消亡，把这些民族集团的历史分别配置在中国的王朝断代史的大框架之中。
依照中原王朝断代史的框架，虽然改朝换代，统治者换了，旗帜服色改了，有时连历书和度量衡都改了，却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历史的断裂。可是，在处理内亚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把柔然、突厥、回鹘的连续发展看成与中国改朝换代性质相同的政治变局。许多人不自觉地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彼此区别的民族集团，因此它们之间的斗争与取代，就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而主要是不同民族集团间的生存斗争。时间轴线上的政治重组，被置于空间平面上切割成社会群体间的征服与取代。
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所谓“民族”，都首先是政治组织，是政治体，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95]政治体是实质，血缘联系通常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历史叙述。内亚不同时期的统治集团固然有变动，但作为各政治体基础的民众，当然存在着政治权力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变化和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但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社会成员或其后裔，与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并无两样。
前面所讨论的可汗即位仪式在内亚不同时期、不同政治体间的继承与流传，提示了内亚传统不容否认的连续性。当然，这种仪式传统的连续性，只是内亚整体历史独立性与连续性的一个方面。
把内亚历史与中国历史平行看待，并不意味这两个历史单元之间是泾渭分明、决然可分的。毫无疑问，历史上的游牧内亚与农耕中国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内亚政权之间都保持着空间、文化和人群的部分重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内亚和以长城以南农业地区为中心的古代中国各自形成独立的历史单元。两个历史单元之间的交叉、重叠和相互影响，在不同时期的强弱程度固然不同，但各自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始终明晰可见。因此，正如绝不会有人同意中国历史可能是附属于内亚历史的，我们也不应该把内亚历史视作中国历史的一个附庸。
这种把内亚历史与中国历史区分开来的观点，当然并不是为了增加历史叙述的混乱。相反，这样做，恰恰是为了拓展历史视野的丰富层次，无论是对于中国历史还是内亚历史的研究来说，新视野都同样提供了新的动力、新的方法和新的可能。
在承认内亚历史独立性与连续性的前提下，我们还面临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与内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这两个各自独立的历史单元之间，始终存在着接触、交叉和重叠，中国史与内亚史的这种重叠交叉贯穿了全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内亚草原上的游牧政治集团的历史，固然属于内亚史，但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而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清等在中国建立了稳定统治的王朝的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阶段，但也是内亚史的一部分。就中国历史上那些与内亚人群关系密切的王朝来说，如果不从内亚史的视角去观察这些王朝，历史的多个面向就被遮蔽、被压抑了。
近年来新清史造成的冲击[96]，根本缘由就是在以前的清史研究中，理论上清晰自觉的内亚史视角及方法都缺席了。新清史的成功，就在于具备了内亚视角，看到了清朝历史的内亚性。新清史研究者相信，清史的相当一些问题，必须从内亚传统的角度予以观察才看得更清楚。这样做，并不是要否定清朝是属于中国历史的一个王朝，也不是要否定清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而是要揭示出清史中也存在着内亚因素，清史的一部分与内亚史是重叠的。如果不从内亚史的角度去探索，那么清史的这一部分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释。具备了内亚视角的新清史，才会特别重视满文史料，才能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问题，从而照亮了清史长期被忽视、被遮蔽的那一面。
必须看到，清史并不是孤立现象。固然，那些以来自内亚的人群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王朝，如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和清，其历史内容理所当然地洋溢着强烈的内亚气息，而那些并非由内亚人群直接建立的王朝，如秦、汉、魏、晋、唐、宋和明等朝代，其历史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与内亚深刻纠缠在一起的。中国历史所固有的这种充斥内亚因素的现象，说明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
非常容易理解的是，内亚性当然不是均匀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反过来说，内亚历史也存在着深刻的——也许是更深刻的——中国因素，而中国因素在内亚的分布无疑也是不均匀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因素的分布有着巨大的差异。研究内亚历史，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异及其变动。从中国史的角度看，这种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正是中国历史中内亚因素强弱久暂复杂多变的反映。以敏捷的学科自觉去探索并理解中国历史的内亚性，相当于获得了一个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新的处理史料的手段，这样，有可能“使得之前受压抑的声音，被隐藏的叙述，逐渐地浮出台面”[97]，呈现历史的另一种迷人景象。
平城时代的北魏皇帝们是在黑毡上完成即位仪式的，他们既是北魏的皇帝，也是拓跋的可汗。然而，从历史发展来看，华夏传统下的皇帝与内亚传统下的可汗，并不能在一个统治者身上均衡存在，北魏政权的内亚性事实上发生了或快或慢的衰减。高欢所主导的孝武帝举毡立汗仪式，以及同一时期或稍后在东、西魏（以及北周和北齐）出现的所谓“反汉化”倾向，也并没有扭转北朝后期内亚性逐渐消退的趋势。
然而，内亚性的这种衰减过程，不同于过去常说的“汉化”或“民族融合”，因为从内亚性的退出或变形，可以看到历史更层叠的关联，以及更多向的变化。
注释：
[1]János M. Bak, Introduction: Coronation Studies—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János M. Bak, ed., Coronations: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Monarchic Ritu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p. 1.
[2]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93—113页。又参看尾形勇：《中国の即位仪礼》，载井上光贞等编《东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讲座》第九卷，东京：学生社，1982年，第21—48页。
[3]金子修一：《年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第431—561页。又请参看金子修一：《中国古代と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第196—222页。关于古礼考察的政治史意义，请参看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第1—118页。
[4]魏收《魏书》称元脩为出帝，这应该是高欢政权在元脩西奔关中后对他的称呼。西魏方面在杀死元脩后谥之为孝武帝，显然并未得到东魏方面认可。唐修《北史》不采出帝而以西魏谥号为称，应当是遵循了魏澹《后魏书》的做法。
[5]《魏书》卷一一《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17年，第332页。
[6]《北史》卷五《魏本纪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70页。
[7]Peter A. Boodberg, Marginalia to the Histories of Northern Dynasties,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 (1939), pp.230-283. 此文后收入卜弼德文选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compiled by A. P. Coh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265-349。
[8]虽然卜弼德有关中国古籍稳定的每行字数的说法对于我们理解许多校勘问题是有启发的，但具体到《北史·魏本纪》这一条，我以为不可拘泥其说，因为《北史》详于或略于《魏书》的地方很多，多数都无法用每行22到24字的方式来解释。
[9]《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20年，第1084页。
[10]《隋书》卷五八《魏澹传》，第1595页。标点未依原书。
[11]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见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65—366页。
[12]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65页。
[13]比如，《资治通鉴》记斛斯椿奉高欢之命寻访元脩下落，向元脩所亲近的王思政打探，王思政先说“须知问意”，斛斯椿回答“欲立为天子”，王思政才带他去见藏匿于洛阳城西田舍间的元脩，这个细节不见于《北史》。见到元脩之后，惊惶中的元脩与王思政之间有一段很生动的对话，元脩问王思政：“得无卖我邪？”王思政说：“不也。”显然暗示会有好事。元脩再问：“敢保之乎？”王答曰：“变态百端，何可保也！”都是很有趣的问答，放到那个波谲云诡的历史情境下更是意味深长。这些对话在《北史》里只有元脩初见时惊惧之下的“非卖我耶”一句。见《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四年”条，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4823页。当然，也有些独见于《北史》，而《通鉴》故意不予采用的，如《北史》记元脩梦见人对自己说“汝当大贵，得二十五年”，以及嵩山道士潘弥“望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候之乃帝也”，见《北史》卷五，第170页。这些大概都是元脩被拥立之后，甚至是在元脩与高欢交恶之后，由元脩自己及他身边的人造出来的神话，自然为《通鉴》所不采。《北史》这些记载的史源，理当也是魏澹《魏书》。
[14]《魏书》卷一一《前废帝纪》，第324页。
[15]《魏书》卷一〇《孝庄帝纪》，第303页。
[16]《魏书》卷一一《后废帝纪》，第329页。
[17]“一年三易换”语出前废帝（节闵帝）元恭被废后所写的小诗，“三易换”指高欢同时废元恭、元朗而立元脩，见《魏书》卷一一《前废帝纪》，第328页。该诗全文是：“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
[18]何德章：《北魏末帝位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八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62页。
[19]“模唐虞以革轨仪，规周汉以新品制”语出李崇于孝明帝时所上论明堂表，见《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599页。
[20]北魏后期史料中有两个朔州，一个指以盛乐为州治的朔州，一个指怀朔镇所改的朔州。在高欢崛起的时期，盛乐朔州已改名云州，朔州之名专属原怀朔镇。这里的朔州仍指原盛乐镇。
[21]《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237页。
[22]《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2页。
[23]《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第2986页。
[24]拓跋珪称帝之前的天兴元年四月，“进（略阳公拓跋）遵封常山王，南安公元顺进封毗陵王”，同时“祠天于西郊”，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6页。祀天与封王同时，显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行动。以华夏传统来看，拓跋珪称王，臣下亦称王，伦次僭乱。但从内亚传统来看，拓跋珪是可汗，高高在上，其他人称王并没有改变已有的政治秩序。当然，两个传统间的冲突，终以半年多后拓跋珪的称帝获得调适。
[25]《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第2988页。请注意，这里的标点并未悉依中华点校本，我自己作了一些调整。
[26]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第1—7页。
[27]关于北魏平城时期的西郊祭天，特别是关于祭天方坛上所立木杆的性质与数量，请参看罗新《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收入本书。
[28]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167—168页。
[29]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收入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107页。
[30]《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266页。
[31]王恽：《中堂事记》卷中，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四部丛刊本。
[32]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1页。
[33]庾信：《庾子山集注》卷一三，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12页。
[34]《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2019年，第1091页。
[35]《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097—1098页。
[36]江上波夫：《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论考》，京都：全国书房，1948年，第225—279页。
[37]《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100页。
[38]《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092页。
[39]《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第2996—2999页。
[40]护雅夫：《游牧骑马民族国家》，东京：讲谈社，1967年，第78—118页。
[41]《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第909页。
[42]丹尼斯·塞诺：《大汗的选立》，党宝海译，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7—188页。
[43]Peter A. 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pp. 306—318.
[44]《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212—5213页。
[45]《辽史》卷四九《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16年，第930页。
[46]Karl A. 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 274.
[47]关于绞勒新可汗的脖颈致其昏迷后说出在位年数，请参看罗新《耶律阿保机之死》，亦收入本书。
[48]校勘本《元朝秘史》卷八，乌兰校勘，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8页。
[49]Louis Ligeti,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1, p. 171.
[50]阿尔达扎布：《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6页。
[51]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291—293页。
[52]‘Ata-Malik 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lated from Persian by John Andrew Boyle, Vol. 1,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39. 中译本，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页。
[53]Frère Hayton, La Flor des estoires de la Terre d’Orient,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part 2,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6, pp. 111-363. Reprint: Farnborough (Hants): Greg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9.
[54]Ron Sela, Ritual and Authority in Central Asia: The Khan's Inauguration Ceremony, Papers on Inner Asia No. 37, Bloomington: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 2003, p. 29-30.
[55]虽然留存至今的海敦旅行记中没有立汗仪式方面的记载，但亚美尼亚王及其从行者的见闻的丰富程度，一定远远超出旅行记本身，国王的侄子亦从中受益良多。这个旅行记的英文本，请参看The Journey of Haithon, King of Little Armenia, to Mongolia and back, A.D. 1254 1255, in: E. Bretschneider ed.,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Fragments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y, vol. I,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Ltd., 2001, pp. 164-172. 这个旅行记的中文译本《海敦纪行》，请参看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5—31页。
[56]John of Plano Carpini, History of Mongols by John of Plano Carpini, in: Christopher Dawson ed., The Mongol Mi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5, pp. 62-63. 中译本见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1—62页。
[57]关于西蒙·圣宽庭所参加的这次道明会修士使团出使蒙古，最详细的研究出自Gregory G. Guzman在辛辛那提大学毕业时提交的博士论文Simon of Saint-Quentin and the Dominican Mission to the Mongols, 1245-1248,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68. 该论文未曾出版，但Guzman发表了多篇论文，都是从博士论文中节选的。
[58]最早注意到这一描述的是亚美尼亚裔瑞典蒙古史专家Abraham Constantine Mouradgea d'Ohsson男爵（1779—1851），他在《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帖木耳》中特别提到这一描述与加宾尼等人的记录存有歧异。M. Le Baron C.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s-Khan jusqu'à Timour Be ou Tamerlan, Amsterdam: Frederik Muller, 1852, vol. II, pp. 200-201; vol. III, p. 79.
[59]Bertold Spuler,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ased on Eastern and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elga and Stuart Drummond,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88, pp. 87-88. 此书没有说明这一材料出自西蒙修士的报告，而是混在加宾尼的《蒙古史》的各章节中，容易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这些记录出自加宾尼。造成这一混乱的原因，可能是在《历史之镜》中，二者本来就是夹杂在一起的。请参看Gregory G. Guzman, Simon of Saint-Quentin and the Dominican Mission to the Mongols, 1245-1248, pp. 7-30。
[60]Gregory G. Guzman, Simon of Saint-Quentin and the Dominican Mission to the Mongols, 1245-1248, p. 28 & p. 73.
[61]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西蒙·圣宽庭《鞑靼史》的高质量汉译本，是张晓慧从让·里夏尔（Jean Richard）的法译本翻译过来的，发表于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史》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43—279页。与本书所引相对应的译文在第四章《西蒙关于贵由登基的记述》。兹不避繁冗，转录张晓慧的译文于下，供有兴趣的朋友参照对读：
公元1246年，被人们称为歌革（Gog）——汗的贵由，被选举为鞑靼人的君主。所有的贵族都聚集起来，中间放置一把金椅，让可汗坐在上面，他们在他的面前放了一把剑，对他说：“我们愿意、我们要求、我们命令你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君主。”他对他们说：“既然你们想要我成为你们的国王，那么你们每一个人是否已准备好做我命令你们的任何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把我要求你们杀死的人置之死地？”所有人都回答：“是的。”他说：“既然如此，那么从此以后我的嘴就是我的剑。”所有人都同意了。在此之后，他们将一块崭新的毡子放在地上以便坐在上面，说道：“抬头看神明，回首是坐毡。如果你把你的国家统治得很好，如果你慷慨大度、遵从正义、敬重王侯、依次而行，那么你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所有人都会臣服于你的统治，神明会赐予你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如果反其道而行，你就会如此悲惨、下贱、贫穷，以至于你连拥有坐毡的权力都没有。”言毕，他们让大汗的妻子坐在这块毡子上，让他们两个高坐其上，大声公开宣布他们成为鞑靼人的君主和皇后。之后他们为新君主带来大量的金钱宝石和窝阔台汗宝库里珍藏的所有东西，让他随意处置。他也投桃报李，在下令为他将珍藏的财宝保存起来的同时，分散给各个王侯。
[62]Ron Sela, Ritual and Authority in Central Asia: The Khan's Inauguration Ceremony, pp. 31-32.
[63]此书原名《地域之分割与岁月之推移》（Tajziyat al-amṣār wa-tazjiyat al-a'ṣār），一般简称为《瓦萨夫史》。
[64]关于瓦萨夫及其著作的简明介绍，请参看Seyed Soheyla Dadgar Bolhasani and Dr. Jalil Tajlil,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Tarikh-i, Vassaf and Its Author, in: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JBASR), vol. 3, no. 4 (April 2013), pp. 963-967。
[65]Ron Sela, Ritual and Authority in Central Asia: The Khan's Inauguration Ceremony, pp. 31-32, note 82.
[66]Thomas T. Allsen,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8.
[67]阿拜这一段话，我并没有找到原书对勘，全据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汗国的建立及其巩固》，《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第70—80页。
[68]Johann Schiltberger, The Bondage and Travels of Johann Schiltberger, a Native of Bavaria, in Europe, Asia, and Africa, 1396-1421, Translated by J. Buchan Telfer, London: The Kakluyt Society, 1879, p. 48.
[69]《汗之礼物》的作者是Muhammad Vafā Karmīnagī（1685—1769）。
[70]Ron Sela, Ritual and Authority in Central Asia: The Khan's Inauguration Ceremony, pp. 12-14.
[71]Arminius Vámbéry, Travel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64, p. 356. 需要说明，万贝里强调这一仪式仅仅实行于希瓦和浩罕，而不见于布哈拉，至少在他旅行的那个时代是准确的，因为布哈拉的埃米尔不是成吉思汗后裔，不能称汗，自然也就没有举毡立汗的仪式。
[72]Leonardo Olschki, The Myth of F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p. 47.
[73]Mary E. Burkett, An Early Date for the Origin of Felt, in: Anatolian Studies, Vol. 27 (1977), pp. 111-115.
[74]Berthold Laufer, The Early History of Felt,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32, No. 1 (1930), pp. 1-18.
[75]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 translated by M. W. Thomps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illus. 147, 148, 149, 154, 173.
[76]Peter Alford Andews, Felt Tents and Pavilions: The Nomadic Tradition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Princely Tentage, London: Melisende, 1999, two volumes.
[77]Manabu Waida, Notes on Sacred Kingship in Central Asia, in: Numen, Vol. 23, Fasc. 3 (1976), pp. 179-190.
[78]《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列传》，第454页。
[79]《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五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3623页，
[80]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64页。
[81]Louis Ligeti, Le Tabghatch, 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n-pi, in: Louis Ligeti ed., in: Mongolian Studies, Budapest: 1970, pp. 265-308.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页注2。
[82]《辽史》卷四九《礼志一》，第930页。
[83]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9页。
[84]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217页。
[85]Rashiduddin Fazlullah, Jami‘u’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English translation & annotation by Wheeler M. Thackst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Near East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1998, part II, p.312.
[86]《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638—639页。
[87]《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第565页。
[88]《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第909页。
[89]丹尼斯·塞诺：《大汗的选立》，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67—188页。
[90]Douglas Morton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7, p. 97. 又请参看Ibn Fadlān and the Land of Darkness: Arab Travellers in the Far North,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aul Lunde and Caroline Sto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pp. 156-157。
[91]Richard Frye, Ibn Fadlan's Journey to Russia: a Tenth-Century Travel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5, p. 77. 又参见Ibn Fadlān and the Land of Darkness: Arab Travellers in the Far North, p. 57.
[92]Zeki Velidi Togan, Memoirs: National Existence and Cultural Struggles of Turkistan and Other Muslim Eastern Turks, translated by H. B. Paksoy, North Charleston, SC: CreateSpace, 2012, p. 18.
[93]Maulana Mirhaj-Ud-Din, Abu-Umar-I-Usman (b. Serāj-al-Din Jowzjāni), Ṭabaqāt-i Nāṣ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Including Hindustan, and the Irruption of the Infidel Mughals into Islam,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Persian manuscripts by Major H. B. Raverty, London: Printed by Gilbert & Rivington,1881, vol. 2, p. 954.
[94]Denis 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Language Sciences, 1971, pp.7-17. 又请参看丹尼斯·塞诺《论中央欧亚》，王小甫译，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24页。
[95]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2页。
[96]关于新清史及其争议，请参看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97]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2期（2006年冬），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