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雅夫在《游牧骑马民族国家》中专辟一章“即位仪礼之谜”，讨论内亚游牧政治领袖的即位仪式问题。[40]他把突厥以下内亚可汗与日本古王的即位仪式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显示了对内亚历史连续性的独到关怀。虽然他的关注点集中在萨满仪式中死后复生的象征意义，但他也注意到举毡拜汗的现象，特别是突厥和契丹的可汗即位仪式。而汉文史料中对突厥和契丹即位仪式的记录，正是历来研究者都特别关注的。《周书》记突厥之俗曰：
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41]
这条记录中的后半部分，即有关新可汗自己预言在位年数的部分，受到研究内亚可汗选立问题的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注意，拿来与可萨（Khazar）及伏尔加突厥人的类似记录相比较，但他对“舆之以毡”的细节没有置评。[42]前面提到过的卜弼德《北朝史旁注》长文中，有一节“拓跋脩之即位仪”，专门处理前引《北史》所记孝武帝即位仪的史料，虽然他的重点在于探讨古书行格的形式问题，但他也认定突厥的即位仪式并不是从拓跋借入的，二者其实都源自一个共同的古老传统，即内亚传统。[43]
史料没有说明突厥可汗即位仪中参与舆毡的人数以及毡子的颜色，但“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的说法，又为孝武帝即位仪的史料所未言，这种差异自然与史料各自的详略偏重相关，也因为同一传统下的同一仪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政治体之间必定存在细节差异。“随日转”，即向右旋转，也就是以顺时针方向旋转。这一点，可由《旧唐书》所记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太和公主降回鹘可汗事证明。
既至虏庭，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
虏先设大舆曲扆，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舆，回鹘九姓相分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44]
“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和突厥一样。但可敦坐在车上，由数目不明的“九姓相”抬起来。这则史料的宝贵之处在于，可敦即位可能也有一个类似的仪式。而且证明，回鹘可汗的即位仪式中，同样有贵族一同抬起新可汗旋转并接受臣下礼拜的细节。回鹘可汗即位时，是坐在车上还是毡上呢？可惜没有材料来说明。即使回鹘可汗即位时，与可敦一样是坐在车上而不是毡上，那也必是回鹘对于古老的毡上立汗传统的调适与改造。无论如何，回鹘与突厥有非常近似的立汗仪式，这样说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而同样继承了内亚传统的契丹，从《辽史》所记柴册仪的细节来看，似乎也是对举毡立汗仪式某种程度的改造与发挥。
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仪毕，八部之叟前导后扈，左右扶翼皇帝册殿之东北隅。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驰，仆，御者、从者以毡覆之。皇帝诣高阜地，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
翼日，皇帝出册殿，护卫太保扶翼升坛。奉七庙神主置龙文方茵。北、南府宰相率群臣圜立，各举毡边，赞祝讫，枢密使奉玉宝、玉册入。[45]
辽帝奉置龙文方茵上的七庙神主，与北魏天赐时期祀天仪中立于方坛上的七木主，至少在形式上似有某种联系。皇帝从飞奔的马上跌落后，由御者和从者覆之以毡，似乎不见于他处。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与冯家昇早就发现，柴册仪的这一部分，可能与《周书》中突厥人扶可汗上马并以丝帛绞新可汗之颈，然后让他说出在位年数的仪式，有一定联系。[46]而“群臣圜立，各举毡边”的仪式，似乎又与内亚举毡立汗的古老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
比较柴册仪这一细节与《周书》记突厥立汗仪式的文字，契丹新可汗之“乘马”，就是突厥人“扶令乘马”。柴册仪中外戚年长者驱马疾驰，如此之快，以至于把新可汗从马上颠下地来。突厥立汗仪式没有这一细节，很可能是《周书》漏记了，而不是真的没有。然后，《辽史》说驱马者与扈从者赶上前，用毡子把新可汗包裹起来。包裹起来之后做什么呢？《辽史》再无记录。根据《周书》，接下来就是用丝巾勒新可汗的脖颈，致其缺氧昏迷，再问他居位年数，这个情节与可萨立汗仪式完全一样。很可能，契丹可汗也要经历这一环节，只是史书有意无意地漏记了。就仪式细节的复原而言，突厥与契丹的现存史料可以互为补充。[47]
汉文史料中关于内亚举毡立汗传统的直接与间接证据，就只能找到这些了。不过幸运的是，在汉文以外的史料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相当多的线索。
首先是有关蒙古征服时期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蒙古大汗即位仪式的记录。有赖中亚史和蒙古史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发掘，我们现在要找到这些记录已不那么艰难了。
当然，第一个进入视野、也是研究者理所当然最关心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即位。最基本的蒙古史料，包括汉文、波斯文、蒙古文史料，有关成吉思汗即位的记录中，都没有提到举毡的仪式。以《蒙古秘史》为例，只简单记了成吉思汗1206年在斡难河源聚众而自立为汗一条，并无立汗仪式的细节。
《元朝秘史》卷八第202节汉文总译云：
成吉思既将众部落收捕了，至是虎儿年，于斡难河源头，建九脚白旄纛，做皇帝。[48]
按照旁译，最后一句应译作“在那里把成吉思汗的尊号与了他”。
根据李盖提（Louis Ligeti）,这一句的蒙古文复原应该是：
tedüi sisgei to’urqatu ulus-i šidurqutqaǰu bars ǰil Onan-nu teri’ün-e quriǰu yisün költü čaqa’an tuq bayyi’ulu’at Činggis qahan-na qan nere tende ökbei.[49]
《元朝秘史》的旁译才准确表达了原意。阿尔达扎布的汉译作“共奉成吉思合罕以合罕之尊号”[50]，是较为贴近原文本意的。按照内亚的古老传统，奉上尊号（可汗号）是立汗仪式的标志性结果，是原文一定会强调的。
札奇斯钦把各类蒙古史著，包括《元史》、《圣武亲征录》、洪钧《元史译文补证》、蒙古文《黄金史纲》、蒙古文《黄金史》等文献中有关成吉思汗即位的记录，条列出来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各本所记大都与《蒙古秘史》一样。[51]波斯文史书中即使情节有所不同，如志费尼（‘Ata-Malik Juvaini）《世界征服者史》，但也只是加入了一个神秘的Teb-Tengri代宣天意，亦全然不见举毡立汗的情节。[52]同样，在有关成吉思汗以后的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等几位蒙古大汗的汉文、蒙古文和波斯文史书中，与举毡立汗相关的情节亦全无影踪。
当然，这并不意味蒙古立汗大典中没有类似仪式。我们要做的是求救于更“边缘”的史料。
亚美尼亚人修士海敦（Hayton，亚美尼亚王海敦一世的侄子，海敦在一些文献中转写为Hethum）口授于尼古拉斯·法尔孔（Nicholas Falcon）的《东方史之花》（Flor des Estoires de la Terre d’Orient）[53]，先以法文写出，1307年译为拉丁文。对于我们关心的成吉思汗的立汗仪式而言，书中有一段极为宝贵的材料，罗恩·塞拉（Ron Sela）已从法文译成英文[54]，今据其英译转译成汉文如下：
鞑靼人设好宝座，在地上铺一张黑毡，让成吉思坐上去。七个部族的首领们齐举黑毡，把成吉思抬到宝座上，称他为汗，向他跪拜效忠。对于鞑靼人依此形式向主子效忠，其庄严与隆重，你不应感到惊奇。对于他们用那么一张毡子把主子抬到宝座上，你也不应感到奇怪，不必疑惑他们是否懂得更好的办法，或疑惑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更鲜丽的衣物。也许你会诧异于他们完全不想改变他们那古老的仪式，特别是在他们征服了如此广袤的土地和人民之后。我曾两次目睹鞑靼人选立大汗，看到他们如何在一个开敞的地方聚集，如何设立华丽的宝座并在地上铺以黑毡。这之后，酋长们和成吉思的子孙们，把他高高举起，安放在宝座上，然后向他效忠。虽然已经强大，虽然已经富有，但他们并没有改变这一仪式，仅仅因为他们不想改变。
海敦修士没有到过蒙古，当然就没有机会参加蒙古大汗的就职典礼。他所说的“我曾两次目睹鞑靼人选立大汗”，是指他在波斯伊利汗国的经历。而他对成吉思汗就职仪式的记录，恐怕得自他人讲述，其中其伯父亚美尼亚王海敦一世于1254—1255年入朝蒙哥汗的见闻和记录[55]，一定是他重要的资料来源。依据这个记录，成吉思汗是由七个人用黑毡抬上大汗宝座的，其中举毡者的人数和毡子的颜色，竟然与《北史》所记魏孝武帝的即位仪完全一样，不能不让人深深诧异。海敦修士这种局外人的描述，与蒙古官方的记录（无论以什么语言和文字留存下来），存在这么大的差异，这个事实本身也让我们理解了内亚的这一传统何以如此稀见于官方记录。
参加贵由汗即位大典的局外人是很多的，他们的转述或直接记录成为后来许多旅行记的重要内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方济各会（Franciscan）修士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可是他那著名的旅行记一点也没有涉及举毡立汗的细节，只说蒙古人把贵由汗放到宝座上然后跪拜。[56]幸运的是，另一个道明会（又译多明我会，Dominican）修士西蒙·圣宽庭（Simon of Saint-Quentin）却留下了非常不同的记录。西蒙作为阿思凌（Ascelin）修士领导的使团成员之一，于1245—1248年出使蒙古[57]，其旅行报告的全文虽已散佚不传，但在13世纪道明会修士博韦的文森特（Vincent of Beauvais）所著百科全书《大镜子》（Speculum Maius）的三部之一，也是流传最广的一部《历史之镜》（Speculum Historiale）当中，有十九章标明出自西蒙的报告，其中有对贵由汗即位仪式的详细描述。[58]贝托尔德·施普勒（Bertold Spuler）在《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中转抄了这一部分[59]，兹据该书的英译本把西蒙修士所描述的贵由汗即位仪式翻译如下：
当所有的王公大臣聚集到一个指定地点后，他们在正中央放置一个镀金的宝座，让统治者（贵由汗）坐上去，将一把剑放到他面前，说：“我们情愿、请求并决定您当我们所有人的头领和主人。”他回答：“你们要我当你们的主人，你们都准备好坚决服从我的任何命令，召之即来，任我驱遣，我说杀谁就杀谁，是这样吗？”他们都回答：“是的。”于是他说：“那么从现在起，我的话就如此剑。”他们纷纷表示赞成。
然后他们在地上铺了一张毡子，让他坐上去，对他说：“仰视则见天神，俯看则见您所坐的毡子！如果您好好统治帝国，慷慨公正，善待王公大臣，您的统治必定辉煌，全世界将会在您的统治下弯腰鞠躬，天神会满足您的一切心意。可是，如果您行止乖张，您将会落得悲惨可怜、无人尊敬、万人唾弃、一贫如洗，甚至连您现在所坐的毡子也将不复归属于您。”
说完了这些话，首领们让大汗的妻子紧挨着大汗也坐到毡子上，待两人都坐好，他们抬起毡子，把大汗夫妻高高举起，伴随着欢呼的喧嚣，宣布他们是所有鞑靼人的皇帝与皇后。然后，他们取来察合台死后留下的难以计数的金银珠宝，全部交由他（新大汗）处置。而他立即用这些财宝赏赐到场的王公贵人，剩下的则留给自己。
欢宴随后开始，按风俗要一直持续到深夜。大车拉来煮熟的、没有放盐的肉，一块肉要分给四到五人。帐内的人们会被分给肉与放了盐的肉汤，而不是调味品。只要举行宴会，他们总是会这么做。
西蒙修士的报告有力地支持了海敦修士对成吉思汗即位典礼的描述。虽然他们都不是亲眼看见，但他们一定有可靠的依据。研究者指出，西蒙修士的资料来源，很可能是蒙古官员Anguthan，他在哈拉和林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典礼，并且刚刚从哈拉和林来到波斯的蒙古军大营，而那时西蒙修士恰好就在那里，有机会听他讲述典礼的细节。[60]西蒙没有说明毡子的颜色和举毡者的人数，但明白无误地加入了大汗妻子的情节，证明立汗仪式中也要承认可敦（Khatun）的政治地位。可见前引《旧唐书》记太和公主与回鹘可汗的婚礼，也许并非仅仅因为她是唐公主才举行的典礼，而是成为可敦必须经历的仪式，而且这个仪式与可汗即位时的仪式非常接近。西蒙修士的报告涉及举毡之前的君臣对话，当然这些对话也是仪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61]
大蒙古国时期立汗仪式记录中有举毡情节的，目前所知只有上述两条。忽必烈及其后的元朝诸帝中，据罗恩·塞拉在波斯文史书中搜检所得，只有元武宗海山（1307—1311年在位）的即位典礼描述中，保存了一条与举毡相关的史料。[62]这条史料出自14世纪波斯历史学家瓦萨夫（Vaṣṣāf）所著《瓦萨夫史》（Tārīkh-i Vaṣṣāf）。[63]瓦萨夫本名Sharaf al-Dīn Abd Allāh Ibn Fażl Allāh Shīrāzī，又称Vaṣṣāf al-Hazrat，活跃于1299—1323年间，Vaṣṣāf是他在伊利汗国宫廷中的职衔，意思是赞辞撰写者。[64]《瓦萨夫史》被认为有意接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完成之前曾呈送完者都（Öljeitü）。与元武宗即位有关的这一段重要材料，罗恩·塞拉已据德黑兰Ibn-i Sina1959年版（第501页）译成英文[65]，今谨据罗恩·塞拉之英译，转译为汉文如次：
依照旧俗，海山盘腿坐在一张白毡上。七个最重要的王公负责把他送上宝座，他们中的四个人抓住毡边，两个人拉着他的双臂把他扶入宝座，最后一人呈上一杯酒，光彩闪耀，有如太阳。
蒙古的所谓“旧俗”，犹如北魏的“代都旧制”，都是说各自的内亚传统。这条材料中，元武宗是坐在白毡而不是黑毡上，举毡者的数目却和海敦修士所记成吉思汗即位仪完全一样。据罗恩·塞拉的研究，《瓦萨夫史》还描述了其他元朝皇帝的即位，不过除了共有的特点如宴会、宰杀白马和牛之外，却再无一人曾如武宗一样有过举毡的仪式。这当然不说明元朝只有武宗实践过这一“旧俗”，只是瓦萨夫未曾得到其他皇帝即位仪式的详细资料而已。蒙古史家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指出，正是因为在完者都时期伊利汗庭与元朝廷之间十分亲密友好，人员来往和信息交流的渠道特别畅通，《瓦萨夫史》对元武宗、元仁宗的记录才有较为生动的细节。[66]也许这可以解释，何以瓦萨夫对元武宗即位仪式的描述成为一个例外。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信，自成吉思汗以下，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们的即位典礼中，都有坐于毡上被抬入宝座的仪式。如果把前举三条仅有的蒙元时代的材料都看作历史信息的残破片段，它们之间的差异处也许可以互补，它们的矛盾处也许只是由信息碎片自身扭曲变形造成的（如黑毡写作白毡等），那么，举毡前的问答对话，奉宝剑与新君，可敦与可汗同坐黑毡，七贵人一同举毡，镀金的宝座，贵人奉上盛满的酒杯，臣下欢呼，新汗大赐财物，通夜欢宴，等等，就是每一次即位典礼中都不能缺少的程序与主题。
根据哈萨克民间传说，成吉思汗立汗时所坐的是白毡而不是黑毡。哈萨克斯坦的阿拜《阿拜箴言录》里有一篇《浅谈哈萨克族的起源》，文中根据民间传说讲述了成吉思汗立为大汗的仪式[67]：
当成吉思汗被蒙古诸部拥立为可汗时，哈萨克人曾派遣使者去庆贺。然而，这一仪式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这一点尚不清楚。据传说，当时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钦吉斯山哈拉兀勒河河畔。当时，十二个部落每个部落出一个人，按照蒙古的习惯，在叫“汗”的高山顶上，让成吉思汗坐上汗的宝座——白毡子上，拥立他为可汗……当时的十二个人之中有一个叫麦科比的哈萨克人。哈萨克有句名言：“所有的词汇都有一个根底，那就是麦科比。”这一名言反映了麦科比是一个出口成章的智者。
这个传说当然不可据为信史，但用白毡取代黑毡的变化，还是颇有认识价值，因为这不是对13世纪历史的记忆，而是对伊斯兰化之后中亚突厥语世界延续蒙古立汗仪式的记忆。因为，不止蒙元的大汗与皇帝们享受了前述立汗仪程的一套程序。在蒙古征服后的中亚伊斯兰世界，在各主要汗国时期及汗国解体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不仅成吉思汗的子孙后裔，或那些自我宣称的成吉思汗子孙后裔，而且那些并无蒙古血统、与成吉思汗建立不起血缘联系的政治酋领，都继承并实践了这一套即位礼仪。
15世纪中亚世界的外部观察者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巴伐利亚人约翰·施尔特伯格（Johann Schiltberger），他先是因参加匈牙利与奥斯曼的战争受伤被俘，成为奥斯曼苏丹的侍从人（runner），待帖木儿在安卡拉战役中大败奥斯曼军，又沦为帖木儿及其子孙的奴隶。在颠沛流离逃归故乡之前，他几乎走遍了中亚、中东和高加索地区，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旅行经验。他的旅行记《奴役与旅行》（The Bondage and Travels）中有一段涉及蒙古传统下钦察汗国（the Great Tartaria）的举毡立汗仪式：
还应注意到，当他们（鞑靼人）选举一个王的时候，他们会让他坐在白毡上，把他抬起来，连举三次。然后他们抬起他，绕毡帐而行，把他放置到宝座里，还搁一把金剑在他手里。然后他必须按惯例发出誓言。[68]
对于16至19世纪中期中亚各地举毡立汗的礼仪实践，罗恩·塞拉在波斯文和察合台文史料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挖掘，他所举出的众多例证，对中亚史的外行来说不啻意外的财宝。比如，他在波斯文史书《汗之礼物》（Tufhat al-khānī，此书又名Tārīkh-i Muhammad Rahīm Khāni）中摘出专记Muhammad Rahīm汗即位的一章，译为英文，然后加以分析。[69]我们把其中举毡立汗的部分转译如下：
大异密（Amir）们和贵人们聚集到哈里发宝座之下，他们带来并铺展开吉祥的白毡，这是在遵循王者登基的习俗。君王陛下将他有福的双足踏上白毡，坐下，一如习俗的要求，面朝多福的方向。
按照古老的成吉思裔苏丹们的习俗，为了把即位者放到宝座里以完成立汗仪式，得由四个氏族（urugh）的异密们抓住毡子的四角把他抬起来——而且他们不许别人参与或代劳——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宗教领袖们、法官们和异密们，出于他们的忠诚和热情，一窝蜂地冲上前来，抓起毡子的边沿。……他们赞颂真主，抬起新汗，把他抬到宝座里，如同太阳和月亮升起来一样。[70]
罗恩·塞拉在中亚的波斯文和察合台文文献中找到有关举毡立汗的证据如此之多，简直令人瞠目，已足以证明他的论断：举毡立汗的仪式是普遍地实行着的，其源头是蒙古征服者的即位仪式。在他注意到的历史文献之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个近代欧洲人在中亚的见闻证据。匈牙利人阿米纽斯·万贝里（Arminius Vámbéry）于1863年伪装为土耳其苏菲（dervish）到中亚旅行了一番。他次年在伦敦出版的《中亚旅行记》（Travels in Central Asia）说希瓦汗国的阿敏汗（Mehemmed Emin Khan）“被举上白毡才两天”就率军进攻土库曼游牧部落。正文中对“举上白毡”的解释是：“一种在希瓦和浩罕举行的尊立统治者的仪式。”万贝里在脚注中进一步说明：“我被告知，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一直采用这种仪式立汗，至今依然，当然它只是察合台部落那些酋领的特权。”[71]
根据罗恩·塞拉上述杰出的研究可知，随着政治权力和宗教文化格局发生巨大的转变，中亚各大小政治体如何一方面通过保持举毡立汗的传统仪式获取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仪式细节的调整和改造，来适应变化之后新的政治结构与伊斯兰社会。比如，他发现，黑毡慢慢置换成了白毡，因为白色是伊斯兰更崇尚的色彩；七贵人举毡演化为四人举毡，因为这符合16世纪以后四埃米尔的制度传统；女性不再出现在毡上，是为了与伊斯兰的文化倾向相协调；等等。他还讨论了16世纪以前为什么官方文献总是对这一仪式保持沉默，他从伊斯兰法与成吉思汗“大扎撒”之间价值冲突与权力协商的角度，试图对此一奇怪现象做出解释。当然，这个角度的理解还不足以解答何以东方文献同样存在普遍沉默的难题。
无论资料如何不全面、不充分，无论解释如何不足以令人惬意，从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到，举毡立汗无疑是内亚草原古老且富有强韧生命力的政治文化传统。已有的证据显示，拓跋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和蒙古都沉浸在这一传统之中。而且还可以推测，与拓跋同时的柔然，与回鹘同时的黠戛斯，与契丹同时的奚，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曾经结成较大政治团体的所谓部族，都不太可能置身这一传统之外。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这个古老传统，古老到什么时候？拓跋之外的鲜卑各部，如慕容、乞伏、秃发等，与鲜卑几乎同时的乌桓，以及，已知内亚最早的游牧帝国匈奴，以及匈奴帝国治下以突厥语（Turkic）和蒙古语（Mongolic）诸不同人群为主体的草原各部，是否都曾有过这种举毡立汗的典礼实践呢？既然6、7世纪的东突厥汗国有此礼俗，那么西突厥没有把这一传统带入中亚吗？也就是说，在13世纪蒙古征服者到来之前，举毡立汗的仪式从未在中亚（特别是其草原地带）上演过吗？
虽然“文献不足征”，很多细节已无从研究，但必须承认，提出这些疑问对思考内亚历史的诸般特性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