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切特太太的报复
班主任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张纸。“这些同学立即到校长办公室汇报，”他说，“思韦茨，达尔……”接下来是我已经忘记了的其他三位同学的名字。
我们五个人站起来离开教室，一句话也没说，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校长的私宅，走到那可怕的书房门前。思韦茨敲了敲房门。
“进来！”
我们悄悄进去，房间里有一股皮革和烟草的气味。库姆斯先生站在房间当中，他统治一切。如果说有巨人，他就是一个。他双手握着一根黄色长藤棍，藤棍的头上弯弯的，像是一根手杖。
藤手杖
“我不要听任何谎话，”他说，“我很清楚你们做了这件事，是你们合谋的。在那边书橱旁边站成一排。”
我们排好了。思韦茨排在排头，也不知道怎么的，我排在了排尾。
“你，”库姆斯先生用藤手杖指着思韦茨说，“走过来。”
思韦茨很慢地走上前去。
“弯下腰，”库姆斯先生说。
思韦茨弯下腰。我们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全都呆了。我们当然知道有同学挨过藤手杖，不过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被迫看打人。
“再低点，孩子，再低点！”库姆斯先生厉声地说，“手碰到地！”
思韦茨用他的手指尖碰到地毯。
库姆斯先生退后一步，叉开双腿站稳。思韦茨的屁股看上去那么小，绷得那么紧。库姆斯先生的眼神集中在它上面，把藤手杖高高举过肩头，打下来时发出呼呼声，打在思韦茨的屁股上时像开枪那样噼啪一声。
小思韦茨跳起一英尺高，大叫：“噢—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接着像有弹性一样一下子站直了。
“再重些！”角落里发出一声尖叫。
我们回头看，坐在库姆斯先生那把皮面大扶手椅上的正是那令人厌恶的普拉切特太太！她兴奋得跳上跳下。“狠狠地打！”她在尖叫，“给他个教训让他记住！”
“弯下来，孩子！”库姆斯先生命令道，“弯着！你每直起一次就要多挨一下！”
“那可以给他个教训！”普拉切特太太尖叫着，“可以让小家伙聪明些！”
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这像可怕的哑剧。暴力已经够糟糕了，而被迫看更糟糕，再加上有普拉切特太太在场当拉拉队，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噩梦。
啪—啪！藤手杖继续响。
“噢噢噢—噢噢！”思韦茨大叫。
“重一点！”普拉切特太太尖叫，“连着打！让他知道痛！让他屁股火辣辣的！抽吧，打吧，让他火辣辣的痛，校长！”
思韦茨挨了四下，天啊，是地地道道的四下毒打。
“下一个！”库姆斯先生厉声说。
思韦茨用脚尖蹦跳着经过我面前，双手捂住他的屁股哇哇叫：“噢！哎哟！哎哟！哎哟！噢噢噢噢噢！”
下一个孩子极不情愿地上前接受他的命运。我站在那里希望我不是最后一个。又看又等，这比挨打本身恐怕更折磨人。
库姆斯先生的第二次表演和第一次一样，普拉切特太太也是。她自始至终大喊大叫，库姆斯先生越来越使劲，糟糕的是他似乎正竭力配合她的吆喝。他像一个被观众的喝彩声鼓舞的运动员。不知这是真是假，可我断定他的力气丝毫没有减弱。
最后轮到我了。当我走上前去弯下腰时，我的心在飘，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我在祈盼我的妈妈能忽然冲进房间大叫：“住手！你们怎么敢这样对待我的儿子！”可是她没有来。我听见的只是普拉切特太太在我后面可怕的尖声大叫：“这一个是一群该死小鬼中最不要脸的，校长！你一定要让他好好挨几下狠的！”
库姆斯先生完全照办。当第一下打下来，枪响似的噼啪一声时，我被用力地推出去，要不是指头碰到地毯，我想我就要嘴啃泥似的趴下了。好在这样，我能用手掌撑着保持平衡。起先我只听到噼啪声，一点也感觉不到什么，可过了一秒钟的几分之一，我的整个屁股刺痛起来了，痛得那么厉害，我只能大口喘气，把肺里的气全吐出来了。
我告诉你，这味道就像是有人把一根烧红的铁棍放到你的肉上，再用力地压下去。
第二下比第一下更厉害，可能因为库姆斯先生更熟练了，目标更准确了。他似乎能准确地把第二下打在第一下的那条窄线上。藤手杖打在新的皮肉上已经够受的了，可打在已经受伤的皮肉上，那剧痛真是叫人难以忍受。
第三下看来比第二下还要糟糕。诡计多端的库姆斯先生是不是事先在藤手杖上涂了粉，打第一下时在我的灰法兰绒短裤上做好了记号，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因为他一定知道这种做法是当时校长们不赞成的。它不但被看作不符合道德的，而且别人还会认为你不是干这行的专家。
等到第四下打完，我的整个屁股好像都在冒火了。
我听到库姆斯先生遥远的声音说：“现在出去吧。”
当我用双手用力捂住屁股一瘸一拐地穿过书房时，角落里那扶手椅里传来嘎嘎的笑声，接着我听到普拉切特太太刻薄的声音：“非常感谢你，校长，非常感谢。我想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在我的大硬糖瓶里看到发臭的老鼠了。”
当我回到教室时，眼睛里都是泪水，大家看着我。我坐下来，屁股火辣辣地痛。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我的三个妹妹比我先洗澡。最后轮到我，我刚要踏进浴缸，就听到妈妈可怕的喘气声。
“这是怎么回事？”她喘着气说，“出什么事了？”她看着我的屁股。到现在为止，我自己还没看过它。这时候我回过头去看半边屁股，这才见到那些鲜红的打痕和它们之间蓝色的淤伤。
“这是谁打的？”我妈妈叫着，“马上告诉我。”我只好原原本本地把事情告诉她，我的三个姐妹（一个九岁，一个六岁，一个四岁）穿着睡袍围着我站着，听得瞪圆了眼睛。我妈妈默默地听我说，她什么也没问，她只是让我说，等到我说完，她对我们的保姆说：“你照顾孩子们躺下睡觉，我出去一会儿。”
要是我知道她接下来去干什么，我早就阻止她了，可是我不知道。她直接下楼，戴上帽子，接着大踏步走出门，走出车道，走到大街上。我从卧室的窗子看到她走出院子门，向左转，这才想起叫她回来。可是她根本不理我。她走得很快，昂着头，身体挺直，我一看就想象到库姆斯先生要不好受了。
一小时后我妈妈回来了，上楼和我们说晚安。“我希望你没去做，”她对我说，“这让我下不了台。”
“我出生的地方是不这样打孩子的，”她说，“我不允许这样”。
“库姆斯先生对你说什么了，妈妈？”
“他对我说我是个外国人，不明白英国学校的做法。”
“他对你发脾气了吗？”
“发很大的脾气，”她说，“他对我说，如果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可以把你带走。”
“那你怎么说？”
“我说我会的，只等这学年结束。这一次我要给你找一所英格兰学校，”她说，“你的爸爸说得对。英格兰学校是世界上最棒的。”
“你是说一所寄宿学校吗？”我问道。
“只好这样了，”她说，“我还没有打算好全家搬去英格兰。”
于是我在兰达夫教会学校一直读到这学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