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个想做仓颉：国音统一、注音字母与白话文运动

四、个个想做仓颉：国音统一、注音字母与白话文运动 1．读音统一会与注音字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次年1月1日民国成立，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1912年7月，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12月教育部设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聘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为主任。吴草拟章程八条，第五条规定“本会职务”为：（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22页）

读音统一会共有会员80人，其中教育部延聘30余人，部派10余人，其余是各省代表。代表籍贯集中在江苏（17人）、浙江（9人）、直隶（8人），其余都在4人以下。因路途遥远等原因，1913年开会时，仅44人到会，记名投票选举吴稚晖为议长（29票），王照为副议长（5票）。王照属直隶，他对江浙人太多非常不满。

会议按章程第五条进行，首先依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等逐字审定国音。各省代表认定一个读音，用预备的“记音字母”注音。最后按一省一票统计，得票最多的音定为“国音”。这就是后来《国音字典》的蓝本。不过这时并没有审定声调；当时很多人认为声调将来会消失，就像世界大多数语言没有声调那样，而且方言间声调差别巨大，统一声调无法实行。这为后来“京音国音之争”埋下了伏笔。

当时通用语要有基础方言（如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是北京话）观念不强，还是按照颜之推、陆法言修《切韵》以来1300多年的老思路——折中于古今南北之音；不同之处在于《切韵》是私人标准，“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这回是民主国家行使公权，所以要投票。

第二步是核定因素，采定字母。提交方案的很多，属偏旁派（假名式）的有直隶王照、江苏汪荣宝、福建蔡璋等；自定符号（包括速记、假名多式）的有直隶马体乾、江苏吴稚晖（“豆芽字母”）、浙江张海画（镇海商人，由吴稚晖代表提交，后于1918年印成《全球人人父母生成天然音韵反切注音字母张氏研究顶快识字全书》）、福建卢戆章、留意学生会等；属罗马字母的有江苏杨曾诰；用罗马字符兼标义符的有直隶刘继善。吴稚晖后来评论说：

读音统一会开会的时节，征集及调查来的音符，有西洋字母的、偏旁的、缩写的、图画的，各种花样都有。而且都具匠心，或依据经典，依据韵学，依据万国发音学，依据科学。无非个个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终着意在音字，几乎也无从轩轾，无从偏采那一种。（《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1931）

会中争论不休，最后按浙江会员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三人都是章太炎的学生）、钱稻孙和部员周树人（鲁迅）等人提议，把审定字音时暂用的“记音字母”正式通过，定名“注音字母”。“注音字母”其实就是在章太炎所创字母基础上改成的。

会议最后议决《国音推行办法》七条，其中：四、请教育部将初等小学“国文”一科改作“国语”，或另添国语一门。五、中学师范国文教员及小学教员，必以国音教授。六、《国音汇编》（即后来的《国音字典》）颁布后，小学校课本应一律于汉字旁添注国音。（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26页）

此次读音统一会有不少遗闻轶事，黎锦熙先生在《国语运动史纲》（127～130页）中描述颇详，今略述如后：

读音统一会首先要审音，而审音先要有统一的记音字母，而记音字母的拟定又涉及审音的实质，即确定哪些方音因素进入国音。这就把后面核定音素、采定字母两个议题也牵扯进来了。于是在确定会议用“记音字母”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僵持了三十多天，而预定会期总共才三个月。

争论焦点是入声，其次是浊声母等。江浙会员人多，其中汪荣宝等人是音韵学家，主张收入声、浊音。汪荣宝常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其他各省反对者则由王照率领，寸步不让。王照说：“字母加入十三浊音，则是以苏浙音为国音，我全国人民世世子孙受其困难。”

议长吴稚晖居间调和，欲两边讨好，实四方得罪。他在开幕演讲时谈三十六字母、四等呼，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我们应该遵守！”轮到副议长王照演讲，则强调制订新字母的宗旨在于拼白话、广教育。东南会员要收入三十六字母中的十三个浊音。吴稚晖滑稽地说：“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为了说明“浊音的雄壮”，还给大家唱了一段弋阳腔。吴稚晖发言往往滔滔不绝，云山雾罩，不免让各方生疑。新派以为他蓄意复古，旧派尤其是章门以为他暗中废汉字，以“万国新语”（Esperanto，世界语）代汉语。四川代表、今文经学家廖平说：“我到会，只主张一事：汉字万不可废！因为六经六书都是孔子作的；孔子制作六经，就是把从前的拼音字，一律改为合六书的字呢。”

王照在马体乾、刘继善及学生王璞的支持下，召集北方十余省及川、滇、闽、粵各省会员三十人，在会外又开了一个小会。王照提出，下次开会时他将提议修改表决规则，改一人一表决权为一省一表决权。众人约定，这个提案如果不通过，大家都自行退出会议。开会时王照郑重提出这个议案，苏浙会员哗然。汪荣宝高声地说：“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质问他：“此语作何解释？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众人纷纷附和。汪荣宝自觉失言，于是认错，离席。

吴稚晖左右为难，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拖延，三天不付表决。王照就率领大家到代部长董鸿祎家辞行，说：“‘苏浙读音统一会’，我等外省人阑入多日，甚为抱歉！”董鸿祎安慰大家，并保证当天就表决王照的议案且一定通过。后来果然。于是十三浊音字母问题、记音字母问题、六千五百多个字音问题，都以一省一表决权得以迅速通过了。

王照积劳痔发，不时血流到脚上，又咯血，不能天天到会了。有一天他和汪荣宝争辩。过后汪荣宝与同座用苏白闲话，说到“黄包车”。王照以为是说“王八蛋”，顿时大怒，甩开膀子过去要打人：“你骂我王八蛋，我就来揍你这个王八蛋！”汪荣宝赶忙躲避，以后也不与会了。

劳乃宣辛亥革命后隐居涞水，吴稚晖上门请他与会，他推辞。后来他写了份《读音统一意见书》，以私信形式寄给吴稚晖，其中有推赞王照官话字母双拼法的话，也有增加入声等与东南会员一致的地方。吴稚晖秘而不宣，以免惹麻烦。会议快结束的一天，劳乃宣的长女劳缃（孔繁淦妻）到会旁听时跟王照谈及。当天晚上王照带了四个会员到孔家，索来一个副本。第二天他拿着劳乃宣的意见书登台质问吴稚晖，跟吴又争吵了一回。于是吴稚晖决议辞去议长之职。又有江西代表高鲲南一定要会议采用他的《记音简法》，与吴稚晖力争，甚至于要动手打吴。吴稚晖遂辞职。照例由副议长王照任会议主席。因苏浙会员侧目不止，没几天王照也辞职了。他的学生王璞继任主席，加紧推进，草草了事；尤其是字音的审定颇为潦草。

读音统一会闭会之后，因政局变动，各项决议不再有人过问。幸好有在京会员王璞等人积极推动，组织“读音统一期成会”，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所长王璞），办学习班，出版注音字母书报，“颇能继承清末官话字母运动之遗规”。

在近代，能不能像英文那样分出he、she、it，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衡量一种文字是野蛮还是文明的一个标准。吴稚晖回忆，有朋友教留学欧洲的南洋华侨青年学汉语。一天这些青年对吴稚晖讲：“我等不料中国文字野蛮至此！区区代名词之第三位，尚不知分别男女。如此，将措辞之间，一切混乱无序，我辈甚觉其毫无可学之价值也。”吴不以为然。（《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

刘半农则造了“她”字，还造了“牠”字。1920年6月6日，刘半农在《她字问题》中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文》）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珲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确实，当代人看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不免觉得“琐屑得很”，然而它曾经是很严肃而重要的“事实”。

另有“祂”字，最早是在华传教士用来指称上帝、耶稣的第三人称代名词。

2．国语研究会与白话文运动

袁世凯复辟一事再一次提醒知识人，要想真正实现共和，还得从根子上下功夫：改革教育，启迪民众。又认为发展教育的基础在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当时陈懋治、朱文熊、黎锦熙等人在报刊上发表此类看法，并与胡玉缙、林纾等人展开争论。各地有两百多人来信赞成。因此，1916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为宗旨。1917年国语研究会在北京开第一次大会，推举蔡元培为正会长，张一麐为副会长。

当时读书人鼓吹言文一致时，还主要着眼于儿童和普通百姓的教育，他们自己做文章、写信都用文言。在言文一致上以身作则的第一人是胡适。1917年底，胡适从美国寄来一张申请入会的明信片，是用白话写的。一时间，会员争相效仿。不过，同年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倡导“文学革命”，文章也还是用文言写的。

1918年国语研究会会员增至1500多人，请愿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这一年《新青年》全都是白话文章了。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此“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得以合流。1919年初，在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上，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一齐登场了。

1919年国语研究会会员增至9800多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会员有赵元任、蔡元培、沈兼士、黎锦晖（黎锦熙弟）、许地山、林语堂、王璞、钱玄同、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马裕藻、黎锦熙、朱文熊、钱稻孙等一百多人，会长张一麐，副会长袁希涛、吴稚晖。

1919年4月，巴黎和会消息传来，然后“五四”运动爆发，一时间白话小报大行其道，多达400余种。日报副刊的旧诗文和花边八卦变成了新文艺和国语译著。从此“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成为社会共识。

1920年教育部发布训令，规定初等小学四年全教“语体文”，称“国语”。如此急进的改革令很多人感到意外。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载《胡适文存》卷一）

1920至1922三年间，教育部审定国语教科书约400册。白话的儿童文学，也在周作人等提倡下流行起来。黎锦熙先生后来感慨地说：

大凡一种关于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改革事业，要不是社会自身受了惊心动魄的刺激，感着急切的需要；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直到民国七八年间，欧战结局，全世界发生一种新潮流，激荡着中国的社会，于是这“国语运动”才算水到渠成，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赵元任1922年从美国写信给黎锦熙，告诉对方自己的国语罗马字研究思路，末了说：“此请问语体文安。”白话文运动出人意料地迅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周有光先生在《汉语拼音和华文教学》（载《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中回忆说：他1923年刚上大学时，白话文还在热潮中。一个同学用白话文给父亲写信，称呼道：“亲爱的爸爸和妈妈。”他的父亲把他痛骂一顿。周先生比较谨慎，仍旧用文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不过也添了一点新气象：加上了新式标点。没想到放假回家，父亲对他说：“白话文唐宋就有，我赞成；中文加上西洋标点，不伦不类，好比长袍马褂加上一条领带！”

3．由国音到京音京调

注音字母公布后，学术上、技术上的争议不少，做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是由国音变成京音，由不规定声调变成以京调为准。

1912年国音统一会没有审定声调。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方案规定的四声点法，是把传统读书所用“圈破法”的圈改作点而成（图64），主要是给临时手写记音用，不适合排版印刷。对于声调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稚晖一贯的“草鞋主义”。吴稚晖认为语言文字工具如同鞋子，应以当前合脚适用为准标，“灶婢厮养”的粗人是搞不懂四声的，不必分别太精细，能表情达意即可，可以一边使用一边根据实际需要修改。（参见《草鞋与皮鞋》，载《吴稚晖学术论著》第三编）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临时大会上，汪怡提出不分四声，单分长短（长音即平声）。钱玄同提出“国音不必点声的议案”，建议以“词类连书”帮助区别声调。当时胡适、黎锦熙等都不主张标调。于是大会决议：“教授国音，不必拘泥四声。”如此，1932年之前，小学国语课本的注音往往不标调，甚至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字典》也没标调（图65）。

减少限制自然是好意，但没有标准却会造成混乱。1921年第三次大会上，黎锦熙的弟弟、本来主张废除五声的黎锦晖（1891～1967），提出了《呈请教育部公布国音声调标准案》，因为他在开封、上海教了半年国语后发现，实际教学中如果不标声调，师生无所依托，带来很多麻烦和混乱。他主张以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用赵元任的标调法。因此1922年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书法体式》就采用了他的提案。于是“满脸麻子”变成了“满脸帽子”。

又有国音和京音的争议。1918年吴稚晖在读音统一会原审定的6500多字国音基础上，增补了6000多字，一边准备出版，一边交国语统一筹备会校订。1919年《国音字典》出版。《国音字典》没有标声调，引起了教育界的混乱和争议。南京高师的张士一1920年著《国语统一问题》，主张教育部以北京话作为标准语的定义，予以公布，然后组织专家详尽地分析标准语的语音，在此基础上重新制配字母。这在学理上是很正确的，但等于把前面所审定的国音、所制的注音字母推倒重来。同年8月，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开会，决定“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正《国音字典》，即行颁布”。同时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在常州开会，通过议案，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并暂时不执行教育部年初公布的《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的规定。

1920年12月，吴稚晖、黎锦熙等到南京与张士一、顾实等讨论，没有达成一致（黎锦熙提出教师自行按“国音京调”教学的主张，被称作滑头办法）。12月底教育部公布《国音字典》，所附教育部训令中对争论做出解释和回应说：读音统一会审定的是“普通音”，即所谓官音、官话音，是数百年来流传的读书音，是有资格并适宜全国通行的。北京音在国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国音字典》所注字音，九成以上与北京音相同。至于声调问题，注音字母仅列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并未指定五声的方言标准，这是因为全国声调“千差万殊，绝难强令一致”；语音统一只求能顺利表情达意，至于绝对一致，不仅做不到，实际上也没有必要。

这个解释也是“草鞋主义”的。如前所说，不加限制或降低要求不等于不要定标准；没有标准正是引起教学混乱，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不过争论确实改变了专家的看法。前文讲到1922年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书法体式》中，采纳了黎锦晖上一年的提案。1923年国语统一会成立了17人组成的《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因缺乏经费，1925年才开会，推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完全按京音、京调逐字审音。1926完成《增修国音字典》稿，国音和京音的争议才算了结（参考图66）。

1928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30年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在吴稚晖的推动下，由政府推行注音字母的提案得以通过。当时教育部长蒋梦麟很热心，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等一致参与提案。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吴稚晖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提出把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也获得通过。此后在中央党政机关开办了“注音符号传习会”。不过大好形势维持不到一年，气氛又平淡下来了。1933年以后，国民党忙着“围剿”，学校开始“读经”，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