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代以来的上古音研究

六、清代以来的上古音研究 1．破除叶韵说的错误

传统上所说的古音专指上古音，即先秦语音。两汉尤其是西汉跟先秦语音较为接近，而与魏晋以后的语音有较大的差别，所以两汉语音也算上古音。

六朝人读先秦典籍，遇到读音不和谐的韵脚就用临时改读的办法使之和谐。这就是“叶韵”说。叶韵也叫叶音、协句、协韵、取韵等。

叶韵说在唐宋盛行，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唐颜师古注《汉书》，李贤注《后汉书》，李善注《文选》，都采用了叶韵说。宋朱熹撰《诗集传》（图54），用当时语音读《诗经》凡不押韵的地方，即临时改读字音，以求谐合。比如《国风·召南·行露》：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就第二章，朱熹说“家”“叶音谷”，以便“家”跟“角、屋、狱、足”相谐。而就第三章，又说“家”“叶各空反”，“牙”“叶五红反”，以便跟“家”“牙”跟“墉、讼、从”相谐。这样一来，在同一首诗里，同一个字“家”字有两个毫无出处的不同读音。

更甚的是为了叶韵而改字改训。最著名的是唐玄宗命令改《尚书·洪范》“无偏无颇”的“颇”为“陂”的例子。唐玄宗开元十三年《改尚书洪范无颇字为陂字敕》：

门下：典谟既作，虽曰不刊，文字或讹，岂必相袭？朕听政之暇，乙夜观书，匪徒阅于微言，实欲畅于精理。每读《尚书·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韵，唯“颇”一字，实则不伦。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字亦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为“陂”则文亦会意，为“颇”则声不成文。应由煨烬之余，编简坠缺；传受之际，差舛相沿。原始要终，须有刊革。朕虽先觉，兼访诸儒，佥以为然，终非独断。其《尚书·洪范》“无偏无颇”字，宜改为“陂”。庶使先儒之义，去彼膏肓；后学之徒，正其鱼鲁。仍宣示国学。主者施行。（载《全唐文》卷三百十）

看得出来，唐玄宗颇为自得。而正如清顾炎武所说，其实古人读“义（義）”为“我”（“義”从“我”得声），与“颇”相协，所以“颇”字本就没错。

叶韵说反映出古人还没有明确的古今读音历史演变的观点。宋代以来即有人反对叶韵说，但直到明陈第撰《毛诗古音考》，分析《诗经》及先秦韵文用韵，提出“音有转移”的观点，叶韵说的错误才慢慢澄清。《毛诗古音考》是清代古音学的先导。

清代上古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古韵分部方面，其中对主元音系统和韵尾系统的研究较为深入，对介音系统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声母、声调方面的研究成果则较少有定论。

2．顾炎武的《诗经》用韵研究

《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歌是押韵的，《诗经》保存了丰富的上古韵部信息。最早利用《诗经》研究古韵部的人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也是清代朴学的开山祖师。他开创了清代古音学，《音学五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的《诗本音》是最重要的一部。

中古用韵系统体现在韵书中，而上古没有韵书，怎么了解用韵系统呢？顾炎武把《诗经》看作系统的古音载体，他在《诗本音》中说：“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他开创性地使用韵脚字系联法进行古韵分部，以《诗经》用韵为本证，参证其他先秦韵文用韵，既从系统中看单字的古韵，又有意识地把字与字串联起来，从而建立起古韵部类。这就好比总结出了上古用韵的韵书。

顾炎武之后，古韵学经过清代、民国直至当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江永、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章炳麟、黄侃、王力等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3．段玉裁的谐声字研究

研究上古语音系统，有两种最重要的材料，一是前面说到的《诗经》韵脚，二是形声字。

形声字也叫谐声字，在汉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理论上讲，形声字的声旁反映了造字时代的真实字音；又因声旁往往复用，新字又可做声旁，从而构成一个体系，反映出造字时代的语音系统。比如，“寺”从上部的“之”得声，而“侍、等、特、持”等字又从“寺”得声。当然，造字时代要比《诗经》时代早得多，而且不可能是一时一地造成的，所以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

从宋代就有人用谐声字考证古音。到顾炎武时，开始有意识地把同韵部的谐声字主次分明地放在一起，让人一目了然。其后段玉裁发展了这种做法，全面利用谐声字研究古韵，成就超越前人。

段玉裁（1735～1815）是杰出的古文字学家，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古文字知识促进古音研究。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了“同谐声者必同部”理论，并据此列出古韵部每部的主谐字，制成谐声表（图55）；主谐字与被谐字也有不能归在一部的，这时读音也当相近。这一理论不仅促进了古音韵研究，对于我们简便地学习、掌握古音也很实用。

4．钱大昕古无轻唇、古无舌上说

“古无轻唇”指上古音中没有轻唇音声母，这是古音学中的重要论断。清钱大昕（1728～1804）在《古无轻唇音》（《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中最先断定“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即是说上古没有轻唇声纽，中古的轻唇音声纽（非、敷、奉、微）在上古一律都读重唇音（帮、滂、並、明）。他主要通过古书异文来证明，如：“封域”即是“邦域”，“妃”读如“配”，“芜菁”即是“蔓菁”，等等。

当代学术界参证了现代方言和外民族语音史，确信钱氏的判断是正确的。在闽语、粤语、吴语中，轻唇字大多数仍然读重唇，而重唇字却没有读轻唇的。当然，这种变化是有条件的：只有合口三等重唇音后来才变成轻唇。

除了“古无轻唇”，钱大昕还提出了“古无舌上”的重要论断，指上古音中没有舌上音声母。他在《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中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即是说中古的舌上音（知、彻、澄）在上古属于舌头音（端、透、定）。他举出许多古书异文作为证据，如：“竺”又作“笃”，“抽”又作“搯”，“直”又作“特”，等等。

参照现代汉语方言和各民族语音的演变历史，学界认为钱氏的判断是正确的。当然，这种转变也是有条件的：上古舌头音在韵母是二、三等韵的条件下，后来变成舌上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