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我们会吃惊，八个月的婴儿就能用非语言的理解能力发现让妈妈受挫的方式。我们好像从来不愿承认婴儿的智力其实很高，相反，我们似乎更愿意把很聪明的孩子当成傻傻的，认为他们不懂，然后按照这样的想法把他们养成傻傻的成人。任何会观察孩子的妈妈都会发现并承认，婴儿非常聪明。
九个月的诺曼，父母都是聋哑人，而诺曼是正常孩子。有一天他在地上爬的时候磕到了头。他坐在地上转向妈妈，开始哭。他张大嘴巴，脸扭成一团，泪流满面。但让人吃惊的是，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别人继续在旁观察。这时妈妈快速跑向诺曼，把他抱起来安抚。婴儿能够察觉周围的状况，并调整自己加以适应。诺曼没有发出声音，因为他能感受到父母听不到。再大一点的孩子会用使劲跺脚的方式而不是尖叫，向聋哑父母表达自己的愤怒。父母感受到震动，就会做出反应。在上面的例子里，妈妈需要训练丽萨在换尿布时做她应做的那一部分，妈妈可以赢得合作。首先，妈妈要明白丽萨的目的，以便有行为方向。其次，妈妈可以调整丽萨的生活，增加洗澡穿衣服的次数，由此训练丽萨。再次，每次丽萨乱动不让妈妈给她穿衣服的时候，妈妈可以平静地给她温暖的微笑，用手抓住她说：“我的宝贝能学会静静躺着。她是个大姑娘，能做到既可爱又安静……”丽萨能不能听懂每个词并不重要，她能感受到妈妈的意思。妈妈的爱从微笑中传递出来。丽萨能感受得到，并且给予回应。同样，婴儿能从大人紧皱的眉头中感受到愤怒，也会通过更大的力量回应。如果妈妈能做到不动怒，只是用令人愉快的方式坚持，丽萨就会明白。只要丽萨安静下来，妈妈就放开她。如果她再扭动，妈妈就再抓住她。这样就能让丽萨学会合作。
在现在逐渐民主化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发现有必要对一些词汇的真正含义进行新的审视。例如“合作”，在过去的专制社会中，合作的意思是按照命令做。下属要与上级“合作”。民主为这个词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一起工作，达成所需的目标。民主环境有更多的平等和自由，也同样有更多的责任。当专制的情况不再，我们就需要用技巧鼓励孩子合作，而不是要求孩子合作，也不是命令孩子合作。我们需要赢得孩子的合作。
妈妈给四个孩子分配了家务活，每个人早上要铺好自己的床，此外，斯图尔特负责清理卫生间，吉纳维芙负责洗碗，罗伯塔负责打扫客厅，龙妮负责把垃圾和报纸倒掉。每一天，为了让他们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妈妈都是先提醒再责骂，最后是大吼和惩罚。她经常对孩子说的话就是：“你们最好合作，否则有你们好看。”很明显，妈妈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要做我让你们做的事，否则有你们好看。”她强制决定每个孩子应做的事，并且“让”他们去做。四个孩子就会对这种压力进行反抗；与此同时，正是这种强制的方式刺激了叛逆和挑战。妈妈分配家务活的态度摆明了她是老板，而孩子的反应则是“来，看看你逼迫我会发生什么”的态度。这就成了权力之争，这不是合作。妈妈是在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而不是赢得他们的合作，以促成全家共同担负生活的责任。那么妈妈怎么才能鼓励孩子，达成真正的合作呢？她可以找时间和所有家庭成员讨论一下，列出家务活儿清单。然后妈妈先选择她将做哪些工作，再问大家剩下的工作怎么办？爸爸和孩子们选择自己想做的工作。这样妈妈就表现出了她对孩子们的尊重，让他们选择和决定。如果有人没有做自己分内的活儿，妈妈什么也不用说，也不用帮他做。这项工作被荒废一周后，妈妈可以再开一次会：“斯图尔特上周选择了打扫客厅，他到现在还没有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就将责任给了全体人，妈妈不再是权威，而只是一个引领者。每个人的建议都会得到尊重，最终达成大家都接受的解决办法。来自全家的压力是有效的压力，而来自大人的压力则会激发反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叫作家庭会议，我们会在后面讨论。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现在的家庭是团队，而不再是一人领导，其他服从，团队会激发每位成员为整体利益而努力。每位成员都会关注家庭的整体需求。合作的意思，就是每个成员各自努力，共同完成对全体最好的事情。
比如四个成员的家庭里，合作就像一辆四轮货车。每个成员是一个轮子，全家人一起就是货车。四个轮子需要同时滚动才能让货车顺利移动。如果一个轮子卡住了，货车就会忽然停下来或者改变方向。如果一个轮子掉了，货车就需要修理，否则无法前行。每个轮子都同等重要，没有哪个格外重要。货车行进的方向，也是由四个轮子一起决定的。如果其中一个脱离，这辆货车就会成为废物。这个道理和家庭成员具体有多少个没有关系，这辆家庭货车可以由任何数量的轮子来支撑。
当我们说训练孩子合作时，我们自己需要率先有合作的态度。这个合作，不是妥协，而是心里有这样的想法：我要跟大家一起，和谐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当家庭的和谐氛围被干扰时，我们就知道这个合作被打破了——货车的一个轮子或者更多的轮子被卡住了，我们自己很可能就是被卡住的一个。
家里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学着思考：怎么做对整个家庭团体最好？“现在这个情况，需要我做什么？”我们要想的，不是要别人做什么，这是我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我们也不能为了和气而过分顺从他人，这样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在我们帮助孩子学习合作时，要常常提醒自己合作的真正意义，有基本的共同规则，并且每个人都接受。
父母所做的有害无益的事情中，有一样就是：我们决定多大年龄的孩子才能帮忙做家务。当一个刚学步的孩子想帮忙摆餐具时，我们说：“哎呀，不行，你还太小。”等他长到了六岁，我们又要求她摆餐具。这时孩子会觉得，反正父母一直不需要我帮忙，凭什么现在我要帮忙？我们浪费了很多能让孩子出份力的机会。如果孩子很小就得到允许可以出力——不是被要求，而是被允许——他就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为自己的小小成就而自豪。
七岁的沃德感冒了一个星期，每天五岁半的唐娜和四岁的洛兰在游戏室玩。星期六早上是全家的大扫除时间，每个人都要出力。这是沃德病愈后的第一个活动。到了打扫游戏室的时候，沃德说：“我觉得我不用帮忙，因为这个星期我一直在床上，没有把这里弄乱。”妈妈说：“没错，沃德，我知道你没有弄乱这里。我相信如果你问问唐娜和洛兰，她们会需要你的帮助。”沃德想了想，开始帮两个妹妹收拾玩具，妈妈吸尘的时候还帮忙擦桌子。后来沃德又发现最上层的玩具摆得不够整齐，建议大家说：“我们一起把玩具摆整齐吧。”三个孩子和妈妈一起开心地打扫。他们做完以后，唐娜开心地大声说：“哇，这里看起来真棒！”“是啊，真的是这样呢！”沃德非常同意，并且骄傲地补充：“而且是咱们一起做好的!”沃德的想法有道理，而且他的抗议也可以理解。可以看得出这个家庭已经建立起了很好的关系。妈妈用很智慧的方法赢得了沃德的合作，她认同沃德的想法和抗议，并且巧妙地引导沃德将关注点转向当时情况的需要以及他可以给妹妹提供帮助。同时妈妈让沃德感受到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帮忙是一种光荣，这说到了沃德的心里。当沃德提出大家一起把顶层的玩具摆整齐，他发现自己不但能帮忙，还能引领。大家既完成了必要的工作，又享受了快乐时光。
有的时候，为了赢得孩子的合作，我们可能需要帮助孩子在家庭关系中重新定位。我们回到第二章贝丝的问题。贝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她需要引导。妈妈寻求专家帮助，专家告诉妈妈，贝丝认为只有幼小无助的婴儿才重要，并帮助妈妈看到拒绝贝丝对贝丝造成了负面影响，据此他们为贝丝制订了重建价值感的计划。
重建价值感的第一步，就是妈妈让贝丝帮助照顾婴儿。妈妈请贝丝从厨房的保温器中把奶瓶拿过来，可是贝丝却生气地冲出屋子。过了一会儿，贝丝回来了，尿湿了裤子。妈妈意识到，贝丝的问题的确比较严重。但这次她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责怪。她把贝丝抱起来，问她是不是想再次成为妈妈的小宝宝？贝丝紧紧抱着妈妈，啜泣起来。妈妈深深体会到贝丝的感受，静静地安抚她。然后，妈妈建议贝丝睡到她曾经用过的婴儿床上，帮她换尿布，用奶瓶给她喂奶喂水，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对待她。第二天早上，贝丝愉快地发现，妈妈先帮她换了尿布才去照顾弟弟。六点钟，她也有享用奶瓶的时间。妈妈还会给她婴儿食物。晚些时候，贝丝想在床上玩玩具，妈妈给了她一个婴儿玩具。她想要蜡笔，妈妈回答：“小宝宝不会涂色，你是我的小宝宝呀。”每次贝丝想要非婴儿物品时，妈妈都温柔并理解地给她这个答复。过了一天，到了中午的时候，贝丝急切地宣布，她是个大孩子，不想当婴儿了。
“好的，没问题，宝贝。”妈妈回答，“那你觉得你是不是能够帮助什么都做不了的弟弟呢？”贝丝给了妈妈热切肯定的回应。妈妈接下来鼓励了她“长大的行为”，贝丝的婴儿行为就此消失了。
在这个例子中，妈妈将很多孩子难以通过语言理解的事情，用行动让孩子体会。她给贝丝时间，让她自己发现做婴儿并不是她看到的那样，让她自己发现长大的好处。有能力比做个无助的婴儿好很多。通过这些行为，妈妈帮助贝丝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她是个有能力帮忙的大孩子。
妈妈和五岁的埃迪准备开车去火车站接爸爸。天气非常寒冷，埃迪调皮地把车窗摇了下来。妈妈说：“等你把车窗摇上，我就开车。”埃迪不摇，妈妈平静地坐着。埃迪说：“你一开车我就把车窗摇起来。”妈妈什么都没说，只是继续平静地坐着。埃迪又说：“那等你把钥匙插进去我就摇起来。”妈妈还是平静地沉默着，她的态度表现出她不和孩子发生战争。埃迪终于把车窗摇上了。妈妈发动车子，友善地微笑着问埃迪：“阳光照在雪上是不是很美？好像很多钻石在闪光。”妈妈没有命令埃迪“把车窗摇上”，这样避免和孩子卷入权力之争。她清楚及时地表达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不带怒气地保持了坚定的态度。但埃迪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诱使妈妈就范（或者部分就范），妈妈只是平静地等待。当埃迪釆取了符合当时情况需要的行为，妈妈用友善的微笑表示感谢，并自然地转移了埃迪的注意力。埃迪自然迅速合作，表示他懂得了尊重。
九岁的帕特和好朋友正在用意大利通心粉做项链，妈妈带着十个月的兰迪进来：“帕特，帮我照顾一下弟弟。我要去接爸爸。”“噢！妈妈，他会把这里弄得乱糟糟的。为什么总要我照顾他？”“够了！照我说的做！”妈妈刚走，帕特就狠狠地瞪弟弟，因为弟弟已经朝着他感兴趣的目标爬了过去。帕特使劲把他拽回来，给他一个玩具熊。兰迪把玩具熊丢在一旁，继续朝着放通心粉的盘子爬去。妈妈回到家时，兰迪在尖叫，帕特在大吼。妈妈立刻加入进来：“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照顾弟弟十五分钟呢?!”妈妈说话的态度和急迫的命令，立即激起了帕特的不满。如果妈妈能静下心来想想，就会明白，如果她自己的朋友强迫她，她也会反感。
我们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是赢得孩子合作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察觉到，孩子之所以反抗，可能是我们提出要求的时间不对，比如上面帕特的例子；也可能是我们要求的是孩子憎恶的事情。不论怎样，发生这些反抗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故意提高音量，希望这样可以压过孩子，战胜他们的反抗。而事实上，我们这样反而增强了孩子的反抗程度。
只要有礼貌就能赢得孩子的合作，我们可以用尊重孩子想法的方式，提出我们的要求。“很抱歉，我打扰你一下”，或者“我明白可能你有些不愿意，但这对我来说是帮了个大忙”，或者“如果你认为你能……我将非常感激”。这样可以保持家庭和谐，减少不满，赢得合作。
十岁的阿蒂斯住在郊区，公交车不到那里。她最好的朋友帕特家有点远，走路肯定不行，而现在是冬天，骑自行车太冷。两个小姑娘却想每天黏在一起。阿蒂斯的妈妈只好每天接送女儿，如果有事情不能接送，两个孩子都很失望。这样的情况越来越累人。 这是个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一天晚上，阿蒂斯和妈妈一起洗碗，气氛愉快。妈妈和女儿尝试讨论这个问题。妈妈解释了她的想法：她理解阿蒂斯有杈利去看望朋友，与此同时，她觉得每天来回接送非常 粍 费时间和精力。妈妈接下来问：“你想想，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嗯……也许我们可以少见面。”“那你觉得一周送你去帕特家几次比较公平呢？”“嗯……我想，一个星期两次吧。如果帕特每个星期也能来两次，就更公平了。”妈妈回答：“好啊，我很愿意每个星期送你两次。”阿蒂斯问：“哪两天比较好呢？”妈妈想了想说：“星期二晚上和星期六下午我比较有空，这两天怎么样？”“我喜欢这个方式，这样我就能很确定地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帕特家了。”通过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妈妈和女儿都没有觉得被强迫，他们都尊重对方的权利。当然，妈妈要说到做到，在那两天里，除非事先和阿蒂斯商量好，否则不能做其他安排。
十一岁的弗雷德新近丧父。他和妈妈住在郊区，每个星期六到城里上音乐课。弗雷德想把时间改到星期三下午——他唯一有时间的时候——这样他星期六可以参加球队活动。可是妈妈和朋友们每星期三聚会,她对弗雷德的要求感到不满。两人都觉得对方在强迫自己，因而陷入了僵局。妈妈找到我们寻求帮助。 弗雷德向我们表达了他的想法和观点，我们非常理解，但不需要全盘接受。我们没有必要跟他发生冲突，或者以专家的身份强迫他服从妈妈，这样只能让他更受伤害，和妈妈的关系更加恶化。我们跟他说，因为妈妈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建议妈妈同意他星期三上音乐课。弗雷德听了难以相信，他一直认为妈妈不会让步——她对这件事非常固执（令人惊讶的是，当父母说孩子很固执时，从未想过孩子也这样想父母）。我们保证妈妈会接受我们的建议。弗雷德忽然表现出很为难，他说他不确定妈妈是否应该让步。“为什么不呢？你星期六在球队得到的好处，大于妈妈星期三聚会的好处呀。”弗雷德思考着：“不，不是这样。爸爸过世后，那些朋友对妈妈很重要，不让她聚会对她很不好。”“哦，那应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维持原来的样子吧。”弗雷德为什么忽然做出了让步？因为当他看到自己的理由被理解，自己的权利被尊重，他就不再觉得被强迫，就能恢复理智，客观地看待当时的情况需要了。
任何人在被强迫时都不会通情达理，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是无法赢得合作的。
事实上，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都有合作的存在，只是我们很少仔细研究。有的时候，父母需要重新调整这个人际关系。第二章中的大卫和乔治，实际上正是以合作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人际关系的。当“好大卫”激怒乔治成为“坏孩子”时，乔治就通过自己的行为回应大卫。当“坏乔治”表现出好行为，“好大卫”就会不舒服，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再次激怒乔治，如此循环。两个孩子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让妈妈忙着表扬大卫、责骂乔治。这个既定的互动合作关系中，如果向任何一个方向转移，都能使情况发生变化。告诉乔治他也能成为好孩子，这没有用，一定要稳定平静地鼓励他改变自己的合作方式。乔治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好孩子”，何况，当他好的时候，弟弟会加倍努力让他“坏”。这时，妈妈可以通过自己对两个孩子的了解，针对不同孩子做出不同反应，以改变现在的合作关系。首先，当乔治认为自己“坏”的时候，妈妈可以不接受他的自我认识，同时停止关于好和坏的评论。而每次当大卫表现很好时，妈妈可以平静地接受：“好，我很高兴看到你享受其中的乐趣。”而当乔治表现出不良行为时，妈妈可以先拥抱他说：“我理解你。”可能你会说，这太难了。是啊，这不容易，谁说过做父母是件容易事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