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大学教育改革的前景

第10章
大学教育改革的前景

人们常说高等院校中的变革非常缓慢。一位杜克大学前董事曾说：“如果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那我就赶紧去杜克大学，因为什么事情在杜克都得多花个一年半载。”同样，人们常常指责教师总是让别的学校改革，自己却毫无动作。弗朗西斯·康福德（Francis Comford）曾用他著名的讽刺文章批评了英国学术界。他写道，不管谁提议改变学校的传统做法，教师的反应都是，“什么事情都不要第一次尝试”。

尽管类似的批评十分常见，但其实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高等教育的历史，就能看出美国高等院校实际上对重大的变革反应迅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高等院校马上接收了大量的退伍老兵，并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等院校又及时对当时的民权运动做出反应，对少数族裔学生进行扩招，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更加友善的环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高等院校拓宽研究范围，以满足一系列的国家需要。1980年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实施之后，美国高等院校更是加快步伐，加速将实验发现转变为实用产品和实用工艺。各院系及时增加新课程和新项目，为新兴行业如计算机科学和环境研究等输送人才。与此同时，高等院校教师也与时俱进，将计算机以及其他新设备应用于研究。

大学教育改革进程最为缓慢的地方体现在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方面。教职人员固执己见，坚持传统的三大课程分类模式，即分为专业课、选修课和通识课。然而，这样的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本科教育的需要。教师们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并将这些能力视为教学的重中之重，而对于更有效的教学方法，他们却没能迅速地对教学做出调整而去采纳。

考虑到以上情况，我们要解决前面几章中提到的问题，能有多大希望？大学是否注定只能采用过时的课程体系以及落后的教学方法？我们是否还能像过去50年那样，抓住机遇，满足需求，成功改革？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在教育领域推行重大改革是一个特殊的挑战。简单地从上而下发布规章指令，并不能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政府可以通过发布报告、警告，甚至是利用经济利益来推动教育进步。然而，最终要让教师们同意改变现有方式，就要先说服他们，让他们意识到现有做法已不再那么有效，所依据的基础原理也不再适用。

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教师确实能够重视他们的责任，希望帮助学生学到知识。实际上，与欧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大学的教师更富有责任感。同时，他们也能正确地认识并尊重现实情况。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他们的教学方法和课程安排已经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那么无需外界多费口舌，他们自己就会做出调整。

但是在教育领域，这种自觉调整的例子并不多见。就这一点而言，大学教育与科研就截然不同。目前，在大多数科研领域中，对现有理论进行系统性检验是标准化的做法，在自然科学上尤为如此。因为一旦发现新证据，旧的发现和观点就必须要重新进行验证或修改。但是在教育领域这样的做法并不常见。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育界甚至很少尝试这种严密的研究方法。教学方法在过去并不是依靠仔细的检验，更多的是依靠推测、直觉和个人经验。

在过去几十年涌现了大量的教育研究和考核方法。人们纷纷研究不同教学方法的影响、大学生的行为和发展以及其他本科教育方面的课题，出版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报告。运用这些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还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探讨这些结果对高等院校和高等院校教育研究的启示。

虽然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是大多数大学教师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成果。很多知名大学的教师在定期讨论修改课程设置时，也不能有意识地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教师在从事科研工作时常常运用检验和修正的方法，但是在制定教学方法时却没有采用。结果是，教师们长期以来一直沿用他们熟悉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而没有意识到原有的方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或者因为种种缺陷，原有方法已经明显不如以前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可行的。但是必须要让教师们意识到，目前的种种状况表明，现行教学方法或者现行课程的教学要求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要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外部的推动力来实现。这些推动力可以来自多方领域，如政府官员、专业组织或者是改革派作家等。但是，教师常常对改革的声音听而不闻，或者认为改革不符合学校的特殊情况，导致改革难以实施。

要推动改革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就要求教师们负起责任，与时俱进，学习与日俱增的、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且用有力的证据引起他们的注意，让他们挑战旧的做法。但是这件事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教师们并不喜欢探讨教学方法的缺点，他们常常忙于其他事务，安于采用旧的教学方法。这很可能就是他们很少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原因之一。

缺少这样的讨论对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让教师意识到现行的教学方法不利于帮助学生有效地学习，最能推动改革的进行。如果评估的结果显示，现行的教学方法明显达不到预想的效果，那么即使没有行政干预，教师们也愿意改变现有的方法。作为教育工作者，教师们都不愿看到自己没有出色地完成使命。下面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20世纪7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安排了对大一新生和大四学生的写作能力的考察，检验学生在四年学习中的进步情况。参与的大一新生和大四学生在教育背景和天分上都是相近的，从而尽可能地保证两组学生的可比性。两组学生需要就所给话题进行写作，同时，阅卷者都受过评分训练，以保证评分标准的一致性。

测试结果非常有趣，人文学科专业的大四学生的写作水平比大一新生好得多，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四学生的写作水平也相对比新生更好，而人文学科学生的提高更大。这些结果让人欣慰，却也在意料之中。同时，令人吃惊的是，理工科学生的写作水平经过四年的学习反而变差了。

通过进一步探究，我发现了出现这样测试结果的可能原因。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要写大量的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要写的论文也不少。但是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其写作任务则少之又少，这些学生甚至都不需要写出完整的句子，只需要正确地写出公式就可以了。学生在四年里都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写作能力自然要下降。

我让教师们看了研究结果，并和他们讨论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后，不需要我或者系主任再做任何其他工作，改革就开始了。相关院系马上展开讨论，还开设了大量有关写作练习的课程。2006年，我重任哈佛校长时，又做了一次同样的研究。但这次，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四学生的写作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因此，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要收集证据说服教师，让他们意识到现行教学方法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内心的价值观就会促使他们采取纠正的措施。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是否能够主动去发现教学方法中现存的缺点以及他们怎样做才能改正这些缺点。

改革课程体系

现行的大学课程体系将专业课、选修课和通识课分成三类的做法已经陈旧过时，同南北战争结束时的经典课程一样，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了。然而，如果要改革当代大学教育，并且不仅仅是从表面上做文章的话，那么改革本科教育是最困难的。说服每位教师去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是一回事，要说服全体教师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教师们来自不同的学科，对于“本科生应该学什么、哪些科目最有益”这样分量重又颇有争议的问题，他们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通识课应该包括分类必修课，应该包括“读名著”计划，还是应该全部改为其他的某些内容？学生需要接受哪种教育，才能成为积极文明的公民，或者道德敏锐、富有同情心的人，或者对社会有用的人，并且在文化传统多元又相互依存的世界有所作为？

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更何况我们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还没有足够的线索来看清这些问题。要让全体教师马上开始思考课程设置中的所有问题，进行仔细调查，并最终得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一些规模较小的院校，全校上下紧密团结，教师完全致力于本科教学，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大多数高等院校，这样的任务最终注定会变为表面上的检查，只会在一系列的标准上面做出细微的调整，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大力度地进行反复调查。

要在基本结构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就要将这项任务分门别类，通过长期的努力依次解决。只有这样做，教师们才能思考各项教学目标的设置是否合理，仔细研读关于教学目标的文章以及相关的调查实证。

在学校的支持下，教师委员会可以通过弄清学生对一些可衡量的目标的完成情况，来进行这样的检查。比如，可以检查学生是否具备清晰、准确的写作能力；是否具备读、说一门外语的能力；是否具备运用基本的定量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校方首先应该同教师通力合作，设计测试来了解学生是否达到了理想的能力水平。接着，教师委员会就应该确保，学生会尽最大努力来完成这些测试，以保证能力测试的结果是真实有效的。而教师委员会也可以把这项测试的题目纳入平时课程的考试中，或者可以要求学生必须通过测试，不然就要做额外的功课，以达到理想的能力水平。

如果学生取得的进步并不令人满意，那么教师委员会就要考虑改变现有的标准，以取得更好的结果。是否需要让学生在其他科目上写更多的东西？是否需要让学生持续地学习一门外语，直到他们的外语能力达到了理想的程度，而不是仅仅上完一学期的课程？计算机辅助教学能否帮助本科生更快地掌握基本的定量分析能力？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之后，教师委员会可以设立试点项目并评估结果，以此检验改革是否有效，之后再推广到所有科目中。

一旦简单的目标达成以后，校长和系主任可以成立类似的委员会把通识教育中更为复杂的目标纳入考虑范围。比如，可以考虑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培养学生在不同领域持续的兴趣，培养学生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最终培养学生成为有热情、有思想的公民。同样，可以向每个委员会提供学生的写作范例以及学生进步情况的现有研究结果，这些范文和结果不仅限于被调查学校，还包括其他学校的情况。如果现存方法不能直接衡量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那么可以调查刚刚毕业的学生，了解他们认为学校的课程和其他实践活动如何影响他们的表现。比如，他们参与投票的频率如何？怎样参与到当地社区的政治和公民活动中？是否能通过分类必修课程培养出其学习兴趣？他们如何从学外语中获益，又如何使用学到的外语？委员会也可以调查大四学生或近年毕业的校友，通过了解他们在大学期间对自己的学习目标完成情况的认识，了解他们认为哪些课程、哪些活动最有用，从而完善这项调查。

为了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学校的管理人员可以和其他委员会通力合作来获得相关信息，开展委员会所建议的考试和调查。有了这些方法，他们就不会通过表面上的讨论和推理，而故意避开一些难题，或者绕开一些伤脑筋的数据。诚然，要设计课程体系，只是对实际情况有清晰的认识还不够，标准的设立也应该有赖于有依据的判断，而不是公认的真理。然而，最根本的是，得出的结论要与可获得的最佳证据相一致。当手头的数据不够，难以得出结论时，如果用基于猜测得出的教学目标和不切实际的希望来要求学生，而缺乏有效性依据的话，还不如放弃这样的教学目标。

当各委员会了解了一般性通识教育的目标之后，就会面临两种不同的局面：或者受当前的知识水平所限，有些目标难以达成，必须舍弃；或者委员会要提出新的教学要求，需要增设更多科目，而现有课程设置已无法再腾出所需的空间了。不过通常的情况多是需要增设科目，那么就需要调研传统本科课程设置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即专业课和选修课。

当教师委员会开始思考专业课和选修课的设置时，学校管理人员尽量广泛收集相关信息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学科划分专业的做法已存在很长时间，并且已成为课程设置的基本要素，但这些课程目标的设置要么未经讨论，要么就是简短地讨论一些问题，如认识到“深入思考某一科目的意义”对学生的重要性等。确实，对于占本科生课程一半的内容，仅仅靠这些理由来确定其教学目标是不够的。教学目标至少应该确定得更加精确，并且应当尽可能地通过实证来衡量学生的学习程度。如果教学目标确实是要培养学生深入思考的能力，那么“深入思考”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专业课程上掌握的深入思考能力，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应用到其他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中？而学生是否真的在形成预期的能力，还是正如帕斯卡雷拉和特伦兹尼所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学生的专业对其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有较大的影响？”

开设职业类专业的理由似乎十分明显。本科生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技能，以获得他们理想的工作。但是，在有的学校，很大一部分本科生毕业后会继续攻读研究生或专业学位，因此这一理由也存在问题。如果学商科的本科生大多数毕业后选择攻读商学院，但只是把同样的科目再学一遍，就很难解释合理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还有些学生毕业后选择接受其他严格的专业训练，比如说法律或是医学，因此人们就会问，为什么学生要用一半的大学课程，才能达到技术类专业要求，才有足够的能力找到工作？

对于那些很少有学生继续读研或者攻读专业学院的学校，开设职业类专业就十分有必要。在这样的学校，很多学生计划毕业后就工作，他们需要有充分的职业技能，而职业类专业就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但是，即使是这样，最近的调查显示，要保证高等院校教师能严肃对待，认真收集相关的数据，以判断这样的专业设置是否成功有效，其实并不容易。有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形成批判性思维、培养良好的写作能力等这些基本的教学目标，职业类专业学生的表现并不如传统的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至少有大量的调查表明，许多职业类专业布置的任务少于以学科划分专业所布置的任务。并且，还有一些调查显示，有些广受欢迎的职业类专业其实并不利于学生达成一些常见的本科教学目标，比如公民参与程度、对其他种族和文化的了解程度等。另外，如前所述，其他一些调查显示，雇主对职业类专业的学生满意程度也并不高，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具备所需的技能，而是因为他们缺乏通识教育本应该培养的一些品质。但如果这样的情况属实，那么就要修改课程的设置，改变教学方法，或者是要减少必修课程数量，让学生能够更多地学习通识教育课程，以弥补不足。

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暴露了完全让美国各高等院校和院系来自己设置专业课的问题。而要更好地解决问题，就要让包括了其他专业教师的委员会对专业课设置再检查一遍。如果根据最有力的实证，发现专业课设置会造成学生上文所述的这样或那样的能力不足，那么这就足以促使有关方面重新认真研究，并提出改革建议了。

与专业课类似，选修课的设置也需要进行同样严格的检查。学生具备多大的自由度来探索感兴趣的领域？是不是选些简单的课程就可以了？是不是选修课是专业课的有益补充，以之为研究生阶段或专业学位学习打好基础？和专业课、通识课的学习相比，学生学习选修课是更刻苦还是没有那么用功？在课程评价时，和专业课、通识课相比，学生认为选修课是更重要还是没有那么重要？在收集了这些信息之后，委员会就要开始思考：开设选修课究竟是为了让学生达到怎样的目标？学生的选课情况对他们达到这些目标有多大帮助？一个学生应该选多少选修课，是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当思考完这些问题后，教师还应该继续思考：怎样安排各类课程才能达到本科教育要求的目标。当前，很多重要的教学目标都集中在通识教育的教学目标之下，因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得本科课程设置能有更多的空间，以实现所有应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一是选修课的数量可以适当减少；二是对专业课的教学要求也可以稍微减少；三是一些通识课的内容可以纳入相关的专业课当中。例如，学生通过学习政治学，就可以获得公民教育的学分，或者通过学习指定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科目，就可以获得定量分析所要求的学分。与之类似的是，通过学习一些特定的通识课程，比如外国文化、伦理道德推理或说明文写作等，学商科的学生可以获得本专业的相应学分，其原因是很多公司的CEO都表示，希望毕业生能加强这些方面的理解和能力。最后还要指出，要为实现合理的教学目标腾出空间，达到教师认同的本科教育目标，最为可行的解决方案应该是综合了这三条措施的，而不仅仅只依赖于其中一种方式。

这些仅仅只是教师们探讨并检查本科课程的多个方面时所暴露出的一部分问题。当然，其他问题也会在检查的过程中自动暴露出来。关键的一点是，要对各个方面逐一检查，并运用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来研究这些课程的教学目标究竟是什么，并深入探讨当前的课程对达成预定的目标到底有没有帮助。

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改革在政治上尤其困难，并且这样的检查工作可能需要投入好几年时间和大量精力。在大多数美国高等院校里，教师不会愿意减少专业课的数量，学生也不愿意减少他们选修课的数量。然而，如果要对本科课程的基本结构做出调整，要让课程的目标和实现方式相一致，就必须要有耐心收集足够的证据，来发现当前教学结构的不足以及支持当前教学结构观点的问题所在。

改革最终不一定就能设计出一个满足所有教学目标的课程体系。这样的课程体系永远不会存在，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明什么样的教学目标是最科学的。但是，有一些证据总比没有证据好。收集足够多有用的数据，的确能够发现不足，并设计出更好的教学目标，以便能够更好地达到教学要求。同时，跟许多大学现行的课程安排相比，学生也更容易理解教学目标是什么。而这些好处已经足够说明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些检查工作的意义。

改善教学方法

目前，尽管已经有很多关于“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式教学方法”的相关讨论，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多数大学的改革步伐仍然十分缓慢，现在许多课程的教学方法与五六十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改革的主要阻碍因素不是强势团体的明显反对，而是缺乏足够的压力促成变革。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促使教师改变他们传统的教学方法，学生也没有疾呼要求更高效的教学方法。大学校长及教务长都忙于其他事务，而教师们将有关教学方法的事务视为自己的权利，校长及教务长也就都不愿意去干涉。因此，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克服这种惯性思维，并着手进行认真检查和改革。

美国政府以及各州官员都对改革进展缓慢逐渐失去耐心，并表达了要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意愿。过去的20年里，他们一再表示，要负起更多责任，要弄清公民通过缴纳学费和纳税得到了什么回报。

由于对得到的答案不满意，他们采取了更多的干涉措施，以引导教育人员采取行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一些州尝试运用财政的力量，让公立大学负起更多责任，并提升公立大学的教学。这其中动作最大的就是运用了“绩效预算”（performance budgeting）的方法。通过该措施，州政府留出一部分高等教育预算，根据各大学完成特定目标的情况进行拨款。例如，可以根据入学学生获得学位的比例、毕业生就业情况，或者是学生在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或其他标准考试中提高了多少分数等情况来确定各学校能获得多少政府预算。

绩效预算的方法一度十分盛行，越来越多的州开始采取同样的措施。然而10年后，美国几乎所有曾采用这一方法的州又都将之舍弃。到2005年时，基本上已没有州采用绩效预算的方法。然而，少数仍然沿用这一方法的州的绩效计算指标重点现在也更多的是放在学生的入学机会、毕业率等这些问题上，而不是教学的质量上。

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首先，有些指标选得并不合适。比如，仅仅只看多少学生毕业，或者只看大四学生在指定考试中的分数，并不能说明教学质量如何。采取这些指标只会更有利于能招收到优质生源的学校，而不利于所有学校。同时，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更多反映的是经济状况，也不是学生接受教育的质量。

尽管上述问题都可以加以改正，但是即使美国那些采取了更合理措施的州也认为，当运用绩效预算的方法时，表现最好的学校得到资金，表现差的学校得不到资金，这并不能推动改革。因为通常情况下，表现最差的学校需要更多的资金，以提升教学能力，因此减少州政府拨款只会对他们更为不利。而对于那些表现出色的学校，绩效预算并不能保证教师得到奖励，但实际上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主要负责人。通常，州政府的拨款都直接发给了这些学校。结果，教师从提升教学上面得不到任何好处。事实上，有调查显示，大多数教师都不知道绩效预算这回事，甚至是各院系主任也大多忽视了州政府绩效预算。因此，这一激励计划注定是失败的。

进入21世纪后，由于美国各州财政上的问题，绩效预算成了牺牲品。在经济效益好、各州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时候，绩效预算似乎是个吸引人的方案。但是当经济衰退，各州政府资源减少的时候，绩效预算就不再那么吸引人了。正如政治分析人士观察的那样：“在经济困难时期，激励计划会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确，2000年和2001年美国经济开始出现问题时，各州政府不得不削减各项拨款，而绩效预算就是首批被削减的项目。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曾有过新一轮改革的想法。2004年，她成立了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对美国各大学的表现进行评定。该委员会曾经一度希望动用市场的压力来推动变革。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要求学校判定学生在学校取得的进步，并将判定结果公之于众，那么学生就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学校的判定结果，来选择申请最好的学校。而如果某些学校的学生没有取得较大进步，那么它们要避免生源流失，就不得不改变教学方法。

尽管该措施表面上十分合理，但是也有重大缺点，即对于学习效果中细微的差别，学生会如何做出反应，没有人清楚。如果格林内尔学院或米德尔伯里学院能够培养出学生更好的批判性思维和定量分析能力，学生就会不愿申请斯坦福大学或者是康奈尔大学吗？另外，对所有学校都强制采用统一的检验方法，同样也会打消学校积极性，学校就更不去尝试用新的、更合理的方法来评估学习质量。而由于学校领导和教师都没有权利选择采取哪种评估方法更好，这项计划也难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只能得到他们的批评。因为评估学习质量的方法不可能做到完美，所以这些指责都是有其道理的，这样一来，公众对于这些评估的可靠性就会渐渐失去信心，这些措施的效果也就会进一步打折扣。

另外，评估的方法现在只适用于少数技能，如写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因为只有评估这些能力的时候，这些评估方法才能得出有效的结果，达到比较的目的。但评估结果公布之后，得分低的学校为了避免影响生源，就会加大力度提高这些易于评估的科目的教学目标以提升分数，而牺牲那些用这种方法难以评估的科目的教学目标。在强制性地引入科学、数学和阅读测试之后，这种现象在公立学校十分明显。类似于对待媒体的学校排名一样，美国一些院校想与评估体系博弈，这样一来，高等院校只是采取措施提高考试成绩，而并非是为了真正提升教学水平。但它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连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都难，更不用说要赢得教师和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了。

面对严厉的批评，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取消了强制测试，只是呼吁学校研究出自己的方法来评估学习质量。(68)为了达到这一效果，美国国会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议员已敦促认证机构采取行动，催促教师确定他们的教学目标，研究评估学生学习进展的方法，不要只集中关注教学投入方面，也不要只看他们的学生在学习上花了多少钱，例如，每个学生在买书上的开销等。1998年美国国会再次修订了《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其中甚至规定了，认证机构的当务之急是敦促大学评估学生学习情况。

因此，认证机构已经展开工作，敦促检查小组审核学校的工作进展，是否已经确定了教学目标，并评估学校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又获得了怎样的成果。认证机构没有对学校强加标准化的测验，而是让各学校设计自己的检测方法。许多学校的领导也积极回应，制定了希望学生习得的内容，有的大学甚至已经展开工作，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但是，认证机构却很难说服学科带头人就这些检测结果与教师们展开讨论，以找到不足，并探索新的方法来克服不足。即使是学校自主进行的评估工作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曾经有19所美国高等院校联合起来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评估，但是后续研究显示，“将近40%的学校还没有将评估结果的信息传递给教师，并且只有1/4的学校对评估结果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回应。”

因此，现在美国各学校的行政管理办公室堆积着大量的评估结果，但是实际运用这些信息，改善了教育质量的学校却少之又少。其实，在敦促学校利用评估结果提高教学方面，认证机构最终能取得多大的成功现在还不得而知。甚至，现在也还不能说这项措施会是一项成功的举措。(69)

在困境中前行

美国政府机构和认证机构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教育改革，在二者看似平静的合作之下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暗暗较量。第一种文化是改革派所推崇的“循证教育”。他们深信，推动教育的最佳途径就是衡量学生的进步，并通过试点推行好的方法以助力学生的进步。至于第二种文化，则把有效的教育奉为艺术，这种文化主张教师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经验的积累和直觉感知，自然而然地取得教学上的进步，而不需要那些自上而下的基于数据的改革措施。第二种文化是绝大多数教师长期以来秉持的理念。在改革派加大测验和实证研究的呼声下，他们本能的回应就是沉默不语，拒绝合作。

一旦意识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我们很容易得出定论——改革前景一片黯淡。因此，要想推行“循证教育”，教师们必须先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在一些持怀疑态度的教师心中，这些措施让人想起了政府为改善公立学校所做的努力，即制定那些不成熟的标准化测试；给取得显著进步的教师额外奖金以资奖励；强调工作技能培养的同时忽视艺术、人文等学科和其他无法促进经济增长或者无法实现标准化评估的学科的教育等。一些教师十分看重自己在课堂上的自主权，而现有的职责就已经让他们的自由度捉襟见肘，对他们而言，改革派的主张看起来咄咄逼人。而许多学科带头人也都觉察出了教师中的敌对情绪，虽然害怕引起教师的不满，但他们又坚信教育的目标应当更广泛，也更深刻，并不主动组织教育改革方面的讨论。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教育上的重大进步终将实现。实际上，我们也见证了不少进步。在过去的1990—2013年里，越来越多的学校都选择参与一些探索评估学生在获取重要技能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或者是确定如何利用其评估措施来验证这两者在本校应用情况的全国性项目。而对教师的调研也表明，尽管进程缓慢，但灌输式的授课形式已经开始减少。同时，实践证明对本科生教学有效的方法的应用越来越多，比如，合作式学习小组、学生调研、计算机辅助教学、针对问题的教学模式等（见表10-1）。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再是到底要不要实施改革而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最终迎来改革以及这个过程将历时多久。

那改革是如何开始的呢？一部分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灌输式教学并非理想的教学方法，且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加以改善，比如，加大课堂讨论力度，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合作学习的能力等。一些高等院校的联合会发表了这些研究发现，而且召开会议与感兴趣的教师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如前所述，议员们还要求认证机构坚持采取一些方法，切实评估大学教学的实际成效。

虽然这些改革进展并没能一下子引起美国高等院校的关注和认可，但是由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比较分散，还是有一些院校的学科带头人认识到了现行教学方法的低效。虽然他们大多来自不那么出名的学校，但他们特别热心于改善教育质量和践行研究结果。学校的教师们参与各种会议和工作坊，并就越来越多的有关学生学习的文献进行热烈探讨，在这当中，那些活跃在诸如美国大学与学院联合会等专业组织的教师们更是如此。而其他一些教授也开始意识到这些改革进展，并在自己的课堂上尝试新的教学方法。这其中涌现的一些特别惊人的发现，比如第9章中所提到尤里·特雷斯曼和埃里克·马祖尔著作中的研究成果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已被美国国内数百名教师所采用。简言之，尽管目前还处在改革的初期，但其影响力已不容忽视。

教育改革仍将继续吗？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一方面，这是由于推进问责制和教学改进的力量十分强大。目前高等教育费用过高，政策制定者势必要沿用一些有效的问责形式，保障纳税人的钱被花在实处。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很可能会推动教育革新，帮助他们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全球市场赢得一席之地。

竞争同时也能推动更多高等院校创新教学方法以便提高它们的教学质量。通常那些规模最大、最成功的营利性高等院校为与社区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争夺生源，就选择采取研究和评估的方式来提高教学质量。而后两类高等院校也会被迫采取类似的措施以留住自己的生源。一旦有学校开始进行相关改革，各种联合会和积极的记者就会报道他们的工作，这样一来，其他院校也就很容易加入这一行列里来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以及质疑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的迹象不断涌现，许多学科带头人都认为教育改革对学校的发展前景更有益，这是投入大量资金鼓励学术研究或者开设新的硕士、博士生项目都无法比拟的。在教育改革中，越来越多的教师会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并尝试用于自己的课堂。而随着改良的教学方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实践，学科带头人就可以制定更具体的教学目标。一旦教学方法的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教学成效，也就会有更多的教师受到激励，并通过教学实验发现更有效的教学方法，而这种感觉与科学家们的感受十分相似，在自己的领域中研究探索，努力寻求未解之谜的答案。

此外，还有一些机构也会因为看到新的教学方法的经济效益而积极实行改革。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发现，将在线教学与面授式教学相结合可以节省大班教学的成本。截至目前，有超过100所院校进行了类似教学方法的尝试，改变了入门课程的授课方式。而由于如今高等院校扩招也让学科带头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主张利用在线教学来减少兴建新教学楼的额外支出。印第安纳州的州长批准西部州长大学利用在线教学来消化由于扩招而新增的学生。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高级委员会也出于类似的考虑，建议开设网上大学。

在线教育发展的一个间接作用，即从多方面促使教师采取审慎的方式对教学进行探究实验。那些探索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简称MOOC）的开拓者们最初的想法不仅是要扩大课程的受众，而且还要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更加积极的学习模式。正如《高等教育纪事》里所形容的：“塞巴斯蒂安·特伦（Sebastian Thrun）关于人工智能的网上免费视频课吸引了世界各地的16万学生，他说当时创建Udacity（一家新公司）时，最初的想法是要开发一个MOOC的模板，学生可以在这里通过自己探索来解决问题、学到知识，而不是简单地听教师告诉他们答案。”

加大力度运用科技来降低成本，也会使教授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进行思考如何改善他们的教学方法才能使其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些设计在线课程的教授们将和技术顾问共同思考，如何调整课程材料和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媒介。科技可以给教授们提供丰富的信息，让他们了解到学生的接受程度如何，哪些材料或者概念不易于学生理解以及学生们是如何着手处理那些思考题的。审慎的大学可能会坚持要先评估在线教学的成果，才会决定大量投资。而通过在线教学的方式，教授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教学起来更加审慎，开展更多的合作教学，并仔细评估结果，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把学科建设与内容制定交给教师决定。

改革更大的动力来自两种评定教学质量方式的发展。第一种是美国大学生参与度调查，这种评估方式通过间接的手段来调查那些参与此项目的学生，了解他们参与某些教育实践的频繁程度，比如，快速的反馈、积极的讨论、合作解决问题，等等，而这些都是研究证明的有效提升学习效果的方式。在调查结束后，学校领导会收到一份总结报告，报告上会显示这些试点项目在本校内使用的程度以及它与同类院校使用情况的对比状况。目前，每年有500多所院校参加这项调查，并且有超过1 000所院校都至少引用过一次相关调查结果。而调查出的良好的教学效果则会进一步促使教师为新的具体目标而努力。

第二种是美国大学学习评估，这种方式试图衡量学生的两项基本技能：写作与批判性思维。这一测评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判断正误和多项选择题，而是一系列问答题，题目材料中有事实概述和其他一些实证，材料里有时甚至就隐含着答案，学生们需要写一篇短文陈述自己的观点，并选择好论据。尽管这一测评一直以来都是由受过培训的考官批改的，但很快就能实现机器批改，机器阅卷也会使测评更加经济高效。截至目前，超过500所高等院校已经使用这种测评方法，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会受到测评，并以此反映学生在写作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进步。

当然，我们都深知，要不是参与这些测评和实践的高等院校将测评结果告诉教师们的话，这种尝试就不会带来今天的成绩。正如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塔列朗曾这样评价刺刀：“用刺刀做许多事情是可能的，但谁也不能坐在刺刀上。”这句话对数据信息同样适用，只要不拖延，你拿它干什么都行。那些了解这些测评的教师迟早会出于好奇而忍不住去看评估结果的，而各州议员们也会要求公开研究结果。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已经有一些关于美国大学生参与度调查和美国大学学习评估中的综合评估结果的相关研究，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细化到每所学校。

正是通过这些研究，我们了解到许多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和写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以及大多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量在减少的现象。而这些研究成果都会适时地公布在媒体上，并被知名的评论员反复提及。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有的教学方法可能不能很好地满足教学要求。今后，还会出现更多教学方法的创新，并会公开为大家所知。另外，这些研究也表明，更好的教学方法也可以为社会其他重要方面带来改变，比如，降低辍学率以及改善许多有天分的学生放弃修习理科专业的状况等。

随着这些改革进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直以来不愿评估进展情况和做出改变姿态的教师们就显得越来越没有理由，而且，他们还可能会遭到其他教师的反对。如果不断有证据表明本科生学习水平上的进步与改革有关，越来越多的教师也会认识到他们目前的教育方法与他们倾心培育学生的追求相左。而这些冲突一旦得到广泛的认可，再提出教学方法，教师们就不会那么反对，对学科带头人来说相应的风险也会减少。

虽然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外部组织不能迫使这一进程加速，但是他们可以不横加阻拦，甚至促进改革速度的提升。正如之前所提及的，美国政府需要避免一些强制推动改革的行动，比如，强制进行相关测试，并公示测试结果等。但是这些策略很容易招致抵抗，阻碍现有评估方式的改进，甚至影响那些原本对改善教学颇感兴趣的教师的热情。

对美国政府和基金会来说，比较好的策略应该是大力支持那些前景看好的改善教学的行动，比如说，卡内基·梅隆大学就将现代化科技与传统教学相融合，促进了学生学习，也减少了教育成本。但更有益的方式或许还是投资科研项目，寻找衡量学生进步更有效的方式，因为我们需要更加可靠的方式来发现现有教学方法的不足和验证新的教学方法的优越性，以便能够更好地进行改善。而许多研究学生进步的调查都表明，在同一所大学中不同学生的差异往往大于不同学校间学生的总体差异，另外一点值得研究的地方在于，一些本科生似乎比其他学生取得的进步要显著得多。尽管支持这类研究所需的成本相对较低，但却可能会发现能有效改善学生学习的可贵方式。(70)

我们需要进行多种改革来强化本科生教育，而引入更高效的教学方法似乎是这其中最容易成功的。这种方式比提高毕业率要经济得多，而且不会像试图改变课程的基本结构那样威胁到主要相关方的利益。它可以系统性地推动评估现有的教学方法，并且尝试更有潜力的新的教学方法。由于这种方式与大多数教师进行研究的方式很像，因此也就符合他们解决问题的基本理念。由此，尽管这种改变对于工作繁忙的教授来说十分耗时，但考虑到他们倾心教学的追求和社会上对于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我们最后一定会迎来广泛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