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2013年的40多年里，高等教育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总的看来，这些学生的年龄并非在18～25岁之间，而且他们不一定是全日制学生，毕业时也没有学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30多岁了，职业可能是医生或者律师，进入校园学习一段时间的目的，是为了紧跟自身领域内的发展形势；他们也有可能是企业管理人员或者外交官，为了应对工作职责将要发生的巨大变化，需要在大学学习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另外，他们还有可能是雇员或者家庭主妇，进入校园是为了提升各种技能，或者是为了开始一番全新的、更有前途的事业。
还有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学生进入大学，他们不是为了学习某项职业技能，而仅仅是出于个人兴趣，想要更深入、更广泛地学习某一领域的知识。一些青年人选择学习外语，原因是他们准备出国旅行；一些中年人学习的原因，则是因为他们对神学或者美国内战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一些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学习的原因，则是想在空闲时间了解一下世界政治，探讨一下文学。许多大学为这些大龄学生设立了颇受欢迎的非学分项目。
这些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学生就是生动的例证，表明如今美国大学里的学生既有大一新生，也有迟暮老人。而大学也不是为广大人群提供教育的唯一机构，许多企业斥资几十亿美元来培训员工和管理人员。诸如教学公司（The Teaching Company）之类的企业聘请许多顶级教授讲课，并推出课程录音及录像，这样一来，学生在家里休息或者开车上班的路上，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度假酒店以及企业团体也会花重金请一些著名作家以及评论员，针对公众普遍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演讲。
然而，这些机构无论在课程的种类上，还是受众群的数量上，都无法与大学相提并论。大学课程的听课者遍布校园和网络，他们有的离校园千里之遥，有的甚至在国外的豪华游轮上。在这些地方，他们听着教师讲述着欧洲历史、亚洲艺术抑或古代文明。如今，关于大学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非学历教育学习者的数量要远远超过所有普通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专业学校的学生总和。
无所不及的现代科技互联网使得高等教育的受众即使距离校园千里之外也能接受教育。当然，远程教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一些大学就已经开始进行各类函授课程。之后，教育者们对通过广播电视进行远程教育寄予厚望，但是这种方式收效甚微。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兴起，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互联网出现以后，教师可以轻松地和学生进行交流，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分发课程大纲、布置作业，还可以通知各种事项。学生们在网上就可以听到全部课程，这帮助学生解决了不少难题。因为有些学生不能按时上课，有些学生想同时学习的两门课程上课时间冲突，而有些学生由于选课人数过多没能选上他们需要的课程，网络课程则很好地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选择一门或者多门网上课程的学生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2002年的160万人增长到了2013年的600万人。到目前为止，半数以上的高等院校都把网络课程当作其长期制度性规划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同时，每10名学生中，有3名学生参加了一门以上网络课程的学习。
网上教学改变了本科生的传统生活方式，使之变得更加方便，但是它能做到的远不止这些。许多学校，包括杜克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都成功地设立了商学院网校。马里兰大学为逾3万名学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网络课程，涵盖了超过15个专业的学士学位课程，并且也提供了一些硕士生项目，这些项目大都互动性很强。坐落于亚利桑那州的里奥萨拉多社区学院（Rio Salado Community College），它的大部分课程都是网上授课，并且有着4万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住在偏远地区，附近没有大学。
科技同时也把美国大学的课程带给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学生。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与全球100多所商学院合作讲授企业战略课程。学生们依据他的教学大纲，看他的课程录像，并且在各校教师的带领下进行讨论。这些教师有波特教授提供的教案，并且也能够通过网络向剑桥大学的教师们咨询关于这些教案的问题。斯坦福大学提供的网上课程涵盖范围更广，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博弈理论等课程。这些课程吸引了全世界超过10万名学生上网学习。在这些成果的鼓舞之下，许多教授以及一些大学合作成立了公司，专门为世界各地的学习者提供各种网络课程。有了这些课程，那些以前只有顶尖高等院校的学生才能享有的资源，现在所有愿意自主学习的学生都可以接触到，甚至那些生活在高等院校名额不够、教育水平不高的偏远地区的学生，也都可以接受到顶尖学术机构的指导。
新兴科技对教学的影响除了涉及地域广泛之外，网上教学还有着教学质量高的特点。学生可以分为不同的小组，他们可以同时学习，也可以根据各自时间安排学习。这样一来，课堂就变得更加具有互动性。在这些课程中，那些不敢在课堂上发言的同学就能轻松地在网上发言。对于有固定答案的学科，如数学和统计学，教师可以给学生们布置一些题目，并能及时给学生反馈。不仅如此，教师们可以关注讨论组以及作业中学生的作答，从而发现学生在哪些问题上有困难，以便对教学做出适当调整。一些电脑程序可以让教师和学生们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Socratic dialogue）(51)，并且会根据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自动调整回复内容。这样一来，在学习某一科目的过程中，学生遇到的比较普遍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辅导。
教师不仅仅利用网上教学，还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让国外学生与国内学生进行研讨。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形式的研讨会将变得与教室里面对面的讨论没什么差别。而我们则会有更多的机会使得美国本科生更加理解各种文化，增进全球化意识。同时，通过互联网的使用，学生可以不用长途跋涉，也不用牺牲上班时间，便能获得许多图书馆中的资料，甚至进行各种室内实验。电脑游戏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头像以及其他生动的模拟程序，也使得教学活动更加具有趣味性，使学生足不出户便可以轻松学习知识。
新的科技还改变了教师的备课方式，对于那些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统一性的课程来说尤其如此。相比编写出价格不菲的教材，在这些新兴科技的帮助下，任课教师只需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放在网上，这些资料包括阅读材料、讲义、教案、评述、难题以及讨论题等。任何地区的教师们都可以依次选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或者加入新的材料，甚至还可以补充一个新的话题。其他的教案使用者也可以向作者提供自己的想法，帮助其改进教案。这样一来，就能够不断改进这些资料，并且各位导师还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重新安排这些内容，从而满足各个班级学生的不同需要。
新兴科技的长期影响现代科技创造了诸多奇迹，而这些奇迹使得大家开始猜测，未来高等教育将会发生何种质的变化。一些评论者认为，未来的教育将会由一小部分著名的教师所主导，他们通过互联网教授上百万名学生，而成千上万传统课堂教学的教师们将会成为多余，他们的学生也会不断减少。1997年，彼得·德鲁克在预测网上教学的巨大潜力时甚至认为，到2020年，传统的大学校园将会像打字机和羽毛笔一样被淘汰。这样激进的观点确实吸引了不少眼球。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教室和宿舍将会人去楼空的话，就说明我们确实忽略了高等院校本科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现代科技或许可以让各种专业人士在家中工作，但它却不能使城市消失。相反，艾德·格拉瑟（Ed Glaeser）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由于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启迪新的想法，创新性地解决棘手难题，因此能够提高人们的创造力以及创业的积极性。同样，在校园里生活和学习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大四学生们在回忆大学生活时普遍认为，他们最宝贵的经历都发生在课堂之外，并且发生在不经意地与人交流之中。校园生活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 无论是在宿舍楼里还是在课外活动中，学生们通过与其他同学不经意间地谈话与交流，可以增进自己对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以及不同信仰的包容和理解。随着校园里少数族裔和留学生的增多，这一点将体现得更为明显。
· 学生们在校园里住宿和生活，来往非常紧密，一起住、一起学习、一起玩，这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会纽带。因此寄宿制大学的毕业率要比那些学生居住在家中或校外公寓的大学高很多。
· 课外时间与教师的随意交谈可以使学生们发现新的感兴趣的领域，获得洞察力，也能加深学生们对自己以及对未来的认识。
· 与其他同学进行自由讨论对于学生的职业规划至关重要。
· 学生们在课余时间，可以与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一些社区服务项目，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更好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更能为他人着想，从而提升作为一名公民应具有的素质，而这些是网上课程和讲座难以实现的。
· 更广泛地说，由于本科生们可以组织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这让他们可以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信仰。而各种各样的活动则可以帮助他们决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
· 最后，寄宿制大学成功地为成千上万的学生书写了最为美好的回忆，这一点是无法忽视的。毕业后的班级聚会，大家都会激动不已，这告诉我们大学4年的时光在许多毕业生的脑海里是无法抹去的。共同的经历和各种人际交往都使得大学时光难以忘却，而这是通过网络无法实现的。
这些校园生活的优点并没有阻碍科技在教学方面的广泛应用，也没有阻止科技把传统的课程变成网上课程。然而，传统大学生活的益处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在未来，顶尖大学的校园还是会吸引适龄的学生，给他们提供一个寄宿生活的环境和享受丰富课余生活的平台。
与此同时，虽然寄宿制大学的学生目前占全部本科生的比例不到20%，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有工作的，他们住在校外公寓，或者与父母住在一起，完成学业所需的时间远远超过4年。但这部分学生的数量很有可能继续增加，因为美国政府以及州政府都在鼓励人们上大学。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能够在下班时间根据自己的节奏安排在家里学习是十分方便的，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对于财力不足的政府来说，互联网提供了一种使高等院校既能扩招，又不用建造更多的教室或者更大校园的受欢迎的方式。正是因为这些优点，人们提出这样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科技是否能够降低教育成本，使得政府和家庭都承受得起，而又能极大程度地提升教育水平。
营利性大学已经成功运用网上教育招收了很多年纪较大、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菲尼克斯大学、开普兰公司、戴维瑞公司（DeVry）以及其他主要教育提供商都成立了类似的网上项目，并招收到了上万名学生。非营利性的西部州长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也成功地加入这一队伍当中。西部州长大学在1995年由19位州长创立，刚成立时学生寥寥无几。2003年经教育机构认证之后，申请人数有所上升，录取人数在2012年超过2.5万人，每年增速达30%。该校的课程比较集中，而且职业性强（这一点与营利性教育机构很相似），刚好迎合了已参加工作的学生的需要。它授予4个专业的学位：教育学、商学、信息技术以及医学。课程所用资料从教材供应商处购得，比如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并且成绩也仅分为及格与不及格两档。
西部州长大学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用斥巨资进行市场推广，因此它的学费不到大型营利性教育机构的一半。助学贷款的拖欠率据说也很低，毕业率也在不断上升。这些成就得到了印第安纳州州长的关注，他与西部州长大学签订了协议，让它吸收未来该州州立大学的新增生源。加利福尼亚大学方面也表示，它将考虑成立网上大学来吸收未来新增的生源。而佛罗里达州的官员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虽然上面这些例子都十分鼓舞人心，但是互联网教学的提倡者们也面临着诸多阻碍。首先，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互联网教学是否能够降低教育成本、扩大受教育者范围、增加毕业人数。我们得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评估，以确定互联网教学是否真能像期待中那样降低辍学率、增加学习人数、降低教育成本等。目前看来，大学教师确实能够通过互联网授课吸引大批学生，但是坚持听课到最后的人却很少。比如，全世界超过10万人在网上注册了机械学习方面的课程，但是只有1.3万人完成了课程。数据库入门课程吸引了9.2万人前来报名，但是只有7 000人完成了课程。西部州长大学在这方面要好一些，但是其6年内完成学业的大学生毕业率，仍远远低于传统非营利性高等院校。而且，无论在社区学院还是营利性教育机构的网络项目中，辍学率依然很高。因此，目前只有那些非常主动、非常自律的学生能够按时完成相应网络课程的学习，并且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些项目能否吸引那些来自普通高中的后进生，是否能够使他们坚持学完网上课程。但是要想提升目前停滞不前的大学生毕业率，我们必须令这些学生完成学业。
其次，我们并不清楚通过这些网络课程，学生能够学到多少知识，与相同学术背景和相同能力的传统大学生相比，接受网络授课的学生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另外，我们还有其他有待解决的难题，比如，在一个由上千名学生组成的班级中，怎样给学生客观、可靠地打分；学生分散在世界各地，在不同地方参加考试、撰写论文，然后通过网络而不是亲自到学校提交。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最大限度地减少作弊和学术剽窃现象？简而言之，尽管网络课程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以低廉的价格接受优质的大学教育，但是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种可能究竟能否真正实现。
再次，虽然互联网教学十分有效，但是在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之前，还有一些实际问题需要解决。1/3的美国成年人还没有宽带网。这一难题在低收入者以及少数族裔中尤为普遍，而要想提高美国教育水平，这一部分人才是新增生源的主力。
最后，各所大学需要进行初步投资，提供技术支持，并花一定时间让不善于互联网教学的教师适应这种模式。许多教师反对使用新的科技手段，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在营利性的教育机构以及非营利性的社区学院中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大多数教师都是兼职的，不会提出诸多的要求。然而在大多数四年制学院里，教师们对于如何授课有更多自主权，我们就必须说服教师，使他们相信互联网教学不会完全取代他们的位置，他们也不会变成机器人那样，只会机械地依照从未谋面的专家的命令执行辅导任务。
教师反对互联网教学，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必须使用别人编纂的资料。毕竟长期以来，教师都是依照专家学者编写的教材进行教学活动的。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当前，有超过100所商学院在使用迈克尔·波特教授为商业战略课所作的网上讲座和准备的材料。但是，教师可能会反对那些不能根据特定的学生需求和课堂环境，对网上材料进行修改或者补充的制度安排。而目前对于课程做出这样的调整是不易的。劳伦斯·巴考（Lawrence Bacow）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互联网教学面临着如下困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搭建起一个平台，不能使感兴趣的教师们创造出一个充分互动的、以机器为主导的学习环境，也不能使他人设计的课程根据不同需要做出调整，并把调整后的课程归调整者所有……作为一个‘体系’，高等教育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慈善家或者政府机构的前期投资，只靠高等教育本身也是难以解决的。”幸运的是，这一难题并非无法攻克，我们或许可以在基金会的支持下，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目前看来，这些问题依旧存在着。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因此，目前可以想见甚至看见一些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在网上听到不同教师所讲的相同内容的课程，来补充在大学里所学的内容。网上的教师包括许多著名学者以及魅力十足的教师。学生们既可以选择他们最感兴趣的教师，也可以选择最能够帮助他们理解课程材料的教师。同样，各地教师可以把网络课程的视频当作家庭作业布置，而把课堂时间用来进行积极讨论和答疑解惑。
很久以来，大型课程的设定以及教学在不同的团队中都有着明确的分工，这些团队包括教材作者、教师、组织章节讨论的助教等。互联网教学将会使得这一分工变得更加细化，因为不同的工作都被分配到了不同的组织以及小组中去，他们分别负责十分具体的工作，比如监考、判卷、技术支持以及挑选和指导助教组织小组讨论，并且对学生进行线上辅导等。甚至是讲课都可以聘请优秀的演员来朗读准备好的教案。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教授的职责将会被最小化，他们只需筹备上课的资料以及选择最能引起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的问题、讨论话题以及教学方法等，以营造出一个有利的学习环境。(52)
互联网加剧了各所大学之间的竞争，因为之前那些没有或者有很小扩招意愿的高等院校（包括那些最有名、最顶尖的大学），都愿意在网上招收尽可能多的学生。这种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使得高等院校必须通过提高教学质量来增加市场份额，而这一点对那些没那么成功的高等院校来说可能是一件坏事。(53)现在，对于任何人来说，预测网络教学最终能取得什么结果都为时过早，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上课程能否有效地进行教学，降低成本，维持较低的辍学率。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反过来则取决于教育的提供者能否成功地应对一系列问题，比如，如何给众多学生打分；如何有效地组织讨论小组；如何防止作弊以及抄袭等问题。
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教师们都看到了互联网的力量，在网上授课的时候也对教学产生了新的见解，这使他们开始尝试新的教学方式。而一些创新者也开始利用新兴科技来收集并且公布大量的数据，他们编写各种程序来更好地指导学生们如何选择高等院校、选择专业以及选择课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能够为学生提供咨询，并及时发现可能辍学的学生的新方法。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能够改变高等院校行为的科技，因为这一目标太过遥远。
目前，对新兴科技能够带来什么结果进行预测只能是徒劳。詹姆斯·杜德斯达特（James Duderstadt）曾任密歇根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一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用他的话说：“随着新兴科技的力量增长上千倍、上万倍、上亿倍，谁又能预测它能给像大学、企业或者政府这样的社会机构所产生的影响呢？”和猜测相比，更明智的选择是把当前的精力放在严格测试新兴科技的应用范围上，并且对网上课程的各个项目进行仔细评估，证明它们确实能达到预期效果，以防在某些未经评估的项目上浪费大量资金。
海外合作办学项目除了借助互联网覆盖更多外国学生，美国的大学还在国外开展了教学项目。一些商学院已经在中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开设了针对中高层管理精英的培训项目。一些美国知名学府也在其他国家开设了分校。以盛产石油著称的阿联酋就是其中的热门国家。比如，康奈尔大学、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西北大学、乔治城大学以及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在多哈和卡塔尔其他地区都设立了多个专业的学位课程。而纽约大学更是在阿布扎比兴建全新的校区，将由纽约大学教师授课，并授予纽约大学的学位。同时，纽约大学在中国上海建的分校也已经竣工。另有几十所大学都和中国的大学成立了合作办学项目，并授予联合学位。而耶鲁大学正在新加坡筹建文理学院。总的来说，目前正在海外开设分校的有160多所大学，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大学，每年还有更多大学加入这一行列中来。
开展对非传统类学生的服务继续教育、网络课程以及海外分校的设立，使年满16岁的学生不论身处哪里都能接受美国高等院校的教育。然而，在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中，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大学对提供何种教育应该如何决策，开拓哪些市场？新项目应该如何运作？这些新领域又有什么优点和风险以及在作决策时该如何考虑上述问题？
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当前有两个扩大美国高等教育生源的项目。一个项目是在世界范围内收费或免费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就率先把数以百计的课程资料发布在互联网上，供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学生免费使用。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些课程仅仅提供了教学大纲和书单，而另一些课程还提供了课程录像。
越来越多的大学也加入了提供免费公开课程的行列当中。其中，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高等院校，就把它们最受欢迎的本科课程发布到互联网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学习，但若想获得学分、参加考试、参加由授课教师带领的小型线上讨论等则另当别论。最近，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等院校也确立了合作关系，联合提供不授予学分的免费网络课程，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参与学习。麻省理工学院甚至设立计算机化实验室，其他国家的学生可以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设备做实验。
除高等院校外的其他组织则以不同的方式开放教学资源。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创立了期刊存储数据库（JSTOR），供各所高等院校和其他机构以较低的费用下载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它还推出了一个艺术图像数据库（ARTstor），供各大学下载世界各地博物馆的高质量藏品图像，以便丰富教学和研究资源。此外，谷歌与一些大学图书馆开展了合作，将上千万册图书发布到互联网上供学生及其他人士阅读。这些免费或收费的措施，极大丰富了全球的教学资源。
另一个项目是开设营利性的课程，并以赚取的利润贴补学校的预算。较之上述办法，这是一个更普遍、扩大非传统生源和偏远地区生源的办法。凭借针对企业管理人员开展的中高层管理精英培训项目，许多商学院每年都能赚得数百万美元。而大多数的医学院则靠继续教育项目营利。各所招收非传统类学生的进修学院都在向着营利性方向转变。可以说几乎所有海外分校的建立都是为了赚取利润，以提升学校本部的资源水平。据报道，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项目中，除了新校园的建设和运营成本由阿布扎比方面支出，纽约大学还额外收到了5 000万美元的初期付款。康奈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纷纷设立了海外项目，以期营利。
那么不禁要问，传统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是否也应该开设针对偏远地区和超龄学生的营利性项目。特别是在营利性的连锁医院越来越多、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快速扩张、企业和公共事业之间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的当下，这个问题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
营利性机制有着显而易见的重大优势。趋利性会驱使人们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假以适当的市场力量，逐利的欲望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和主动性，并发掘出更新、更好的方式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些好处并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商业市场，也已经使那些能够满足员工职业需求、助力其职业生涯发展的营利性院校获益。因为企业附近非营利性院校设置的课程表往往无法配合员工的时间，所以营利性院校则提供了一条价格适中、方便适用的途径。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各国政府历来都选择放弃了这些好处，转而选择建设非营利性的教育体系呢？如果说营利性的企业是商业市场的基本组织单位，并能为人们提供大量的商品和服务，那么教育为什么就不可以也是营利性的呢？
当然，原因之一在于教育对全社会有益，因此社会就乐意给予所有符合要求的年轻人上学的机会，而不是谁上得起学才能够上学。由于接受过高等教育是许多热门职位的前提要求，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重视人人机会均等，会给每个能胜任工作的年轻人获取学士学位的机会，而不论他们能否支付得起学费。
如果政府倾向于非营利性高等院校仅有以上原因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既保护由趋利性所激发的能量和创造力，又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立法者则可以直接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院校的困难学生发放经济资助。实际上，这恰恰是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如果美国政府不愿意发放经济资助，那么像菲尼克斯大学这样主要的营利性院校就根本无法成立。因为这些大学有75%以上的学费收入要依靠美国政府的经济资助才能从学生手中获得。
其实，政府选择非营利性的教育体系还有其他的原因。尽管竞争能够促使商业机构努力迎合消费者的需求，然而教育还有除此之外的其他目的。比如，社会需要教导青年具备高尚的品德、积极的心态和丰富的知识。
如果学生都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营利性的机构可能就会因此而不开设这类课程。一般来说，十八九岁的学生通常都无法判断究竟哪些课程会对他们今后的人生有帮助。所以，我们就需要由更有经验的人来安排学生的课程。
除此之外，教育与大多数的消费品有很大的不同之处：青年人很难预判有哪些课程和指导方法是他们需要的。如果大学都是营利性质的话，那么大学的赞助商可能就会利用学生的这个弱点，向他们兜售外表诱人却内容空洞的课程。政府虽然可能会进行监管，防范这类情况，然而这并非易事。即便是像防止向学生发布虚假的、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以诱使学生注册课程这样简单的措施，都很容易陷入成本极高的困境，因为监管者很难区分信息虚假和言辞夸张之间的差别。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商业机构所提供的教育手段只注重是否赚钱而非教育质量本身。而由于学生难以发现其中的差别，因此这种趋利性无法确保教育机构会采用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教育学生。
上述弊端在美国营利性高等院校中有具体体现。美国的营利性大学能为在职人士提供便利有效的进修机会，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但在其他方面，如在道德观建设和培养积极向上、博学多识的公民等方面都成绩平平。这些大学基本上只关注职业技能的培养，而它们所提供的通识教育课程则非常少，其数量只是勉强达到认证要求而已，但只有通过了教育机构认证才能够获取美国政府的拨款。此外，有证据显示，许多营利性大学都采用了不恰当手段吸引学生报名课程。美国审计总署调查了15所营利性院校，结果发现这些高等院校都对学生做了误导性的宣传，有一些还发布了虚假信息以扩充生源。总之，尽管营利性教育机构能够填补很重要的一部分市场需求，然而我们并不能放松对它们所提供本科生教育的监管，特别是对占比最大的青年学生的教育上。
那么同样的情况是否也发生在中高层管理精英求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发生在非营利性院校从非传统类学生身上获利的过程中呢？当然，如果这些院校都是纯营利性的，那么支付不起学费的学生就自然会被挡在门外。美国的中高层管理精英培训项目往往是面向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的，却鲜有面向小企业经理人，或者致力于为解决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做出贡献的这类非营利性机构的负责人的，虽然这些非营利性机构的工作是极富价值的。许多大学都会为校友提供价格不菲的邮轮旅程以及聆听自己感兴趣的讲座的机会，然而只有富裕的校友才能享受这些机会。美国的高等院校可能会为客观的利润前景而在卡塔尔、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设立新校区或者开展管理人员培训项目，但美国高等院校却不一定会在肯尼亚、危地马拉、孟加拉国复制同样的模式，尽管在这些地区，美国的专业经验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海外运作的、以营利为基础的分校可能也不会设立丰厚的奖学金，除非有政府出资，否则条件困难的学生就无法接受这样的教育。
当然，非传统类学生和传统的18～25岁的普通大学生，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尽管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是要向所有的美国青年提供教育机会，然而放眼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却并没有类似的普及教育的政策。政府倾向于向美国青年提供非营利性教育的考量，似乎也并不适用于参加豪华邮轮旅行的老校友，他们可能希望去希腊神庙一探究竟，或是到亚洲去欣赏艺术作品。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的非传统类学生都这么容易打发。举例来说，仅仅因为年龄偏大而不重视稍年长的学生的想法就很落后，而且也不符合现代生活的需求。职业教育不只对年轻人或者付得起学费的稍年长的学生有益。如今，大多数的人都会在职业生涯中多次更换工作，在职业转换的过程中，教育能使他们获得成功，或者至少能让他们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和针对年轻人开展的教育项目一样，这样的中高层精英培训对生产力的提高也大有帮助。同时，决策者也应该制定政策，让有类似需求的在职人员能够负担得起这类教育培养项目的费用。
另一些本科阶段的教育目标也会在二十几岁之后的人生阶段才能实现得更好。年轻时不关心政治和公民事务，可能到了中年却会兴趣勃发，并且积极参与。上大学时，在文学、历史或理科课上睡大觉的人，可能会在以后对这些科目感兴趣。而当年不想学习外语的学生，可能会在日后因特定需要而去积极学习。对于是否应该满足这些人迟到的兴趣，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应当给予他们和年轻学子同样的待遇，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摇钱树。如果在职学生的收入过低，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得到一些经济资助呢？
为外国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显然，如果有人说美国的大学有义务以同等条件向各国学生提供教育机会，那么这种说法就太过天真了。美国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享受着各种补贴和税收优惠，因此，美国大学的义务是只针对美国人的，而不是世界各国学生。正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美国公立大学对州内学生收取较低的费用，而对州外学生的收费就会高一些。
虽然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仍然没有解决如何让世界各地的学生都能享有教育服务这一问题？大学毕竟不同于政府，大学具有更普遍性的价值，是不分国界的。这样一来，在经济条件不如美国的国家，精英大学赚到了钱，转而用来支持美国的师生，这种方式符合道德吗？在海外设立分校的美国教育机构，是否应该仅招收富裕家庭的孩子，通过他们贡献的全额学费营利，以支持美国国内该校的教学项目？如果这些学校能在美国筹资为贫困生提供奖学金，那么海外的盈余不该同样用来资助海外贫困的优等生吗？
如何解决营利性高等院校对毫无防备的学生的剥削呢？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立即否认这种可能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开展了函授课程，并从中赚得盆满钵满。随后的研究发现，这些可观的利润主要是得益于一项政策，那就是报名截止时间提早，并提前收取学费，如果在截止日期后退学，则不退学费。而对于函授课程来说，最大的成本就是支付研究生批改考卷的费用，且按份付费，那么退学的学生既减少了学校的成本，又没有影响学校的收入。退学率越高，学校利润越大。同时，由于函授课程退学率一向较高，这一政策让这些学校大赚一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学校很难抵御获取收益的诱惑，它们会对学生的弱点加以利用。
校际运动会就更能说明当前美国高等院校对于学生的剥削、利用。许多院校招收有天分的运动员，为的就是帮助校橄榄球队或篮球队获取利润，以此来支撑学校其他体育项目的运转。体育生入学时的学术水平往往低于其他同学，因此他们通常会被鼓励选修简单的课程，接受一般的教育，并且会被安排每周30小时以上的集体训练、四处比赛等其他与运动有关的行程。而一旦他们的价值被耗尽，这些“运动员”要么顺利毕业，要么就不幸辍学了。不论如何，他们都没有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充分的准备。
如今的大学是否会在营利性项目中剥削、利用新生呢？也不尽然。因为有的学生能够保护自己不被剥削。不少商学院都能够从管理人员培训项目中获得成百万上千万的利润。即便如此，一些大型企业还是能够判断它们的学费交得值不值，如果它们觉得不值，就会立刻更换教育机构。而政府在安排中高级官员去大学接受高级培训时也能做出同样的判断。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考虑一下具有颁发学位资格的收费网络课程的开发。只要有足够的互动学习的机会，那么远程教育就可以达成同传统课程一样的效果。学生应该参与有合格教师指导的小组讨论，获得有价值的论文反馈和批改。但是这种教育的费用是昂贵的。大学要想利润最大化，就会在初始阶段花重金开设受欢迎的课程，并辅之以吸引人的教学手段，同时尽量减少个别辅导、小组讨论等以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只要有足够多的人选课，就足以保本。如果人数再多，就可以赚取纯利润了。(54)
这种做法似乎可以说明营利性机构存在的风险，因此政府一直以来都选择依靠非营利性机构来发展教育。而同样的风险还存在于高等院校所提供的营利性网络课程中。当高等院校以营利为目的开展学术活动时，它们的动机就与以往的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动机完全不同了。正如金钱诱惑和职业操守对个人来说相互冲突一样，高等院校也面临着相同的利益冲突。
海外合作办学的风险趋利性可能也会诱使高等院校变成教育企业，这样一来，即便不剥削、不利用学生也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便是在海外成立分校。为了吸引美国大名鼎鼎的重点院校的师资，国外一些政府会斥巨资请美国院校设计、建造并管理学院或商学院，更有甚者会建造全新的校区。如前文所述，已有一些美国院校在新加坡、阿布扎比等地率先试水。建设海外分校确有好处，它不仅能为所在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还能作为一个典范，帮助提升该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在这些分校中不太可能会出现剥削、利用学生的情况，因为当地政府应该可以辨别教育质量的高低。然而，即便这些分校不会触及道德问题，但设立分校仍然是不明智的。
在远离本部的地方管理教学项目会面临特殊的困难。因为偶尔的实地抽查和非正式沟通并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充足资金吸引美国著名高等院校，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的体制与美国不同，这就会带来额外的风险。
要找到并且重新培训一批高素质的教师，然后派遣他们前往一个陌生文化的遥远国度任教，可能也会产生诸多问题。一旦首批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教师完成了他们的首次任期后，后继是否有人就成了问题，尤其是考虑到许多教师家中的子女还在上学，或者其配偶有自己的事业。除却这些困难之外，美国的教职工和校友可能还会质疑，自己的学校向外国学生提供的教育质量不如本校，然而却授予了相同的学位，这种承担“砸牌子”风险的做法是否明智，值得我们思考。
纷繁复杂的行政管理工作和经费筹措任务使得大多数的大学校长难以脱身，无法积极参与到本校的学术活动中，谁还会想在国外开设分校、往返两地、不断监督、应付危机，并且加重自己的负担呢？如果学科带头人要鼓励自己的学生出国留学，那么他们大可以和国外高等院校开展交流项目。而如果学科带头人希望将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传播到海外，那么他们则大可以培训参与筹建海外分校的所在国的教师，和他们共享课程和教材，甚至可以从自己的教师队伍中招募志愿在头几年亲赴海外教学的人。类似的做法已经帮助美国高等院校在非洲、亚洲设立了成功的学院和专业的学校，同时也不必承担太多的风险。
然而，如果深入考虑，我们也会想出不少在海外设立分校的理由。以前的留学项目通常会导致留学生们更多地和本国学生聚在一起，而没有真正融入所在国的生活和文化中。或许一个汇集世界各地学生的海外分校才能够真正营造国际化氛围，使得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加适应全球化的生活和工作。在国外成立一所全新的分校还有助于高等院校本部试点教学和课程的新理念，而这些都是高等院校本部由于由来已久的习惯和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而无法开展的。这种全新的校区甚至有可能会对教师们有所启发，因为陌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可能会启发他们，捕捉到在其他地方所无法捕捉到的洞见和理念。雅典、佛罗伦萨等城市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思想中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同文化和思想在当地的融汇交流，可以想到，海外设立的分校或许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尽管以上前景都是我们推测得出的，但也是真实存在的。那么高等院校是否值得为这些海外分校承担风险和负担呢？对此我们并没有肯定的答案。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风险是巨大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优势都会产生持久而巨大的影响。本应根据学术考量做出这种重大且难拍板的决策，然而，赚得可观利润的前景会对高等院校的判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旦将金钱的因素考虑进来，就需要极其谨慎、如履薄冰。
如何分配利润无论设立营利性教育项目是否明智，一些高等院校都一定会推出这类项目。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法确定，用营利性项目的利润贴补本校支出是否就是最明智的做法。比如，从企业中高层管理精英培训项目中所获得的利润，就可以为那些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或人权问题做出贡献的非营利性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高级职员，提供他们非常缺乏的管理技能培训。海外分校所赚取的利润还可以用来资助所在国的贫困优等生。
网络课程、管理人员培训以及进修学院都有着广阔的前景，也有着很多提升和探索的空间。例如，尽管许多专业院校都能从管理人员培训项目中赚得数百万美元，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人们并不清楚在这样的短期培训中，究竟有多少是具有长期价值的学习，也不清楚该怎样提升有长期价值的学习。我们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年龄稍长的学生与适龄学生在学习方式上的不同之处，并根据他们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教育项目。另外，在利用科技拓展提升远程教育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除了探寻更新、更有效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之外，高等院校还可以将大量资金直接用于资助教师们使用各项技术，以提高他们所教授的课程水平。
一所有远见的高等院校应该将其在海外分校所得盈余投入到如上所述的领域当中，而不是把这些钱用在已经享有丰厚补贴的传统项目当中。有一点可以肯定，传统项目往往维系着高等院校的名誉，并且这些项目的赞助资金也更为雄厚。此外，许多院校当前的经费并不宽裕，对它们而言，调用这部分盈余比起缩减对已有成熟项目的预算要容易许多。即便我们可以理解设立营利性教育项目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并不明智。从长远角度看，比起增加对传统项目的补贴，借助这部分盈余，探索如何更有效、更有创见地服务非传统类学生，将能够对教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学对新增生源的反应回顾以往，我们该如何评判高等院校对于快速增长的潜在生源所做出的反应？目前的确有一些颇具潜力的项目。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式课程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机构纷纷启动了扩招生源的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十分新颖、成果显著。例如，目前已有的各种针对企业高管、医生、记者、政府官员等的中高层管理精英培训项目。现代技术将一流的教师引入了虚拟的课堂和研讨会，让身处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其中。总而言之，在扩大美国高等院校生源的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大胆且具有创造性的项目，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
尽管这类尝试都是值得赞赏而且是有必要的，然而，大学为世界各地、各年龄段人群提供教育机会的做法仍然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大学的职责和首要任务究竟是什么？未来大学的理想面貌应该是怎样的？这样的大学该为谁服务、怎样服务以及教育目标又该是什么？有哪些学生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哪些学生最应该接受教育？目前，在这些议题中，只有现代技术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可即便是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所做出的评论也多是主观推测而来的，并没有切实的经验可循，于是也无法估量可能会产生哪些变化，并且无法计算其中蕴含的风险。如扩充生源的项目究竟应该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的，在海外开展项目的优缺点有哪些等基本问题仍然没有经过公众详细的讨论。在一些高等院校，这样的问题都由管理层直接决断，并没有给予教师们仔细考量的机会。
由于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目前各院校对于学生人数大量增加所做出的反应显得随意而仓促，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使用新技术的试点项目仍在运作，并没有经过严格评估。一些海外分校以及网络课程的设立似乎只是为了拓宽传统项目的资金来源，而并非用于为新增生源开发新颖有效的服务方式。营利性教育项目中所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彻底论证。
如果对未来的安排没有更为彻底的论证，那么经费压力以及其他更急迫的需求就会迫使高等院校无法为新增生源提供创新且恰当的服务。学科带头人以及高等院校教师也就很少能获得各种各样的新机遇。而如果我们做出承诺并且启动计划，那就很难再撤销了。因此，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充分论证各种前景，并且认真考量各项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