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养过一只拳狮犬，它的名字叫“王子”。它外表看起来傻乎乎的，但一点都不笨。在寒冷的天气里，它喜欢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因为躺在沙发上要比躺在地板上舒服得多，不过这对沙发不好。为了阻止它，我们在沙发上放了老鼠夹。当它躺到沙发上时，鼠夹就会夹住它的下腹，它会痛苦地尖叫着，从沙发上跳下来。在接下来一两周的时间里，它都不敢再去沙发上了。
要是“王子”的智商更高一些的话，它会把疼痛与鼠夹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沙发联系起来。当沙发上有鼠夹时，它会躲开那里；而当沙发上没有鼠夹时，它会躺到上面。
由于智商没那么高，“王子”混淆了记忆和推理，并依据记忆行事。
在股市里，许多人似乎也在这么做。事后来看，他们现在做的是10天、10个月或10年前条件完全不同时有利可图的事情。他们是在朝兔子所在的地方开枪，我自己也曾这么做过。1927年，年少懵懂的我来到了华尔街，不久之后我便经历了1929年9月至1932年7月的股市暴跌。
为了说明这次大跌对我的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29年牛市达到顶峰的几个月前，我以每股140美元的价格买入了南方铁路公司（Southern Railway）的普通股。在短短的几周后，我以每股16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这些股票，每股获得了20美元的收益。我开始对J. P. 摩根滋生出了兄弟般的感情。据传有人问摩根，他的游艇“海盗号”（Corsair）的日常维护费用是多少，摩根回答说，“如果这个问题对你很重要，你就负担不起”。我真希望我说过这句话，而且当我拥有我的游艇时我就打算这么说。
我们中的一些人从《华尔街日报》中看出股市即将大跌，在大跌开始时，我卖空了几只股票。随着下跌变得更加严重，华盛顿的政客们开始抨击华尔街，我们社长禁止新闻记者做出任何卖空行为。为配合这一禁令，我以每股90美元的价格买入了柯蒂斯出版社（Curtis Publishing）的股票（买回了我卖空的股票）。到1932年，这只股票的价格下跌到了7美元。
当《华尔街日报》的新闻记者不能卖空股票时，我们至少可以远离市场。在南方铁路公司的股价跌至8美元前，我一直是这么做的。1929年我以每股160美元卖出这只股票时该公司支付的年度股息就有8美元。
当股价跌至8美元时，为了获得股息再次买入这只股票似乎是明智的做法，我觉得至少能获得50%的收益，因此我投入了所有的闲余资金，以每股8美元的价格买入了这只股票。几个月后，这只股票的价格暴跌至2.50美元，我之前的收益被全部回吐。
我当时的损失不太大，因为我的买入价不算高，不过我从中汲取的“教训”让我付出了数百万美元。此后，我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冒较大的风险了。我持股的时间都很短，卖出得都比较快。尽管在1935年我听了罗斯福总统阐述的计划通胀理论，尽管在黄金保值条款被宣布失效的那一天我正在美国最高法院采访，我的记忆仍然压制了我的理性，导致我继续按旧规则行事。数百万人皆是如此。
我以经纪人的身份与之开展业务的一个大学捐赠基金多年来一直在执行这样的计划：卖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股价上涨至200美元的股票，买入股价不足100美元的股票。事后看来，在1934—1946年间，运用该计划可以赚很多钱。但在1946—1966年期间，道琼斯指数从160点上涨到了1000点，执行该计划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事后来看，捐赠基金“现在做”了他们在10年前应做的事情，因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32年4月，我生平第一次买到了百倍股：我在1.125－3.75美元的价格区间以畸零股的方式买入了100股铝业公司（Aluminium Ltd.）的认股权证。到这些认股权证到期时，该公司［现名为阿尔坎公司（Alcan）］的股价已超过了50美元。在不额外投入资金的情况下，我让我的经纪人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行使了认股权证。1937年3月，我清仓了最后持有的10股该股票，每股获利100多美元。8个月后，这只股票的价格在60美元以下。显然，我能获利似乎是明智决策或幸运女神眷顾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一直持有这只股票，那么我的这10股将变成300股，到了1971年，它们的市值几乎是我最初投资的700倍。如果我坚持持有这只股票，我不必支付资本利得税或经纪人佣金，但需支付300美元保证金的利息。
早期投资南方铁路公司普通股的经历让我以为，“低买高卖”就是致富之道，但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了。与那些买对股票并长期持有的人相比，低买高卖、擅长做波段交易的人赚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