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就是他梦中的北京，从童年开始一直身在其中，但又不断想象的那个北京，那个浓荫遍地，鸽哨漫天，又光怪陆离，处处玄机的北京，是一个不可能真实存在的幻梦乌托邦。
自从电影诞生，电影就与城市结下不解之缘，电影和城市关系密切，所以香港作家迈克曾说：“城市和电影之间的藕断丝连，说也说不清。而且像一切爱情故事，有时是相见欢，有时是反目成仇。”
电影和城市的关系，是情人的关系。
姜文的电影就有一个永恒的情人，这个情人就是某座城市，如果要给这个城市找一个最接近的模板，那必然是北京。他拍的云南，其实是北京，他拍的广东，其实是北京，他拍的上海，其实也是北京，他拍的北京，更是北京。根据《侠隐》改编的电影《邪不压正》就是他梦中的北京，那个从他童年开始一直身在其中，但又不断想象的北京。就像荣格说的，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
但这个北京，并不是现实中的北京，而是经过他梦幻化处理的北京。因为北京本来就是一个迷梦中的城市，一边真实存在，一边就已经变成梦幻。
无论从文学还是现实的角度，每个时代的北京人，都对北京有着说不完的情意。
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民国时代的北京，那个被特意称作“北平”的城市。对老舍来说，北平是真爱，而“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郁达夫说，为留住北平的秋天，他“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而梁思成在那个改天换地的时代，在不知道自己的发言会带来什么后果的情况下，也认真地建议着：“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
我们在各种资料图片中看到的北京其实并没有这么美，这么值得以命相搏。在慈禧太后出殡的照片里，在外国记者拍下的北京街景里，北京荒凉、落寞，男人都梳着大辫子，穿着破衣烂衫，脸上带着麻木的表情围观砍头，车夫在拉车，灾民在卖儿卖女，妓女穿着华丽的衣服，化着精致的妆，蹲在墙角的石头上等待客人的光顾。
或许那些照片的作者是带着猎奇的心思来的，是主题先行的，北京在他们的镜头里非是如此不可。而在北京人的笔下，北京那么美，那么大，那么沉静，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蒋梦麟曾在他的《西潮》中写道：“如果你站在煤山或者其他高地眺望北京，整个城市简直像是建在森林里面……根据由来已久的皇家规矩，北京城里只许种树，不许砍树。年代一久，大家已经忘记了这规矩，却在无形中养成爱护树木的良好习惯……”
《城记》的作者王军珍藏着一张1912年在白塔俯拍北京的老照片，“多美啊！这样一个可以供养一百多万人口的地方，基本是一个森林，每个院落都有树，一片绿海。绿树下面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
在作家林海音在1960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城南旧事》，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里，北京也是那么的沉静：幽深的胡同、浓荫匝地的院子、质朴的女佣人、憨厚的人力车夫、悠长的童年，值得安放一段乡愁。
同样作为北京人，王小波笔下的六七十年代的北京，也有着强烈的颜色、气味、形象。在《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两部作品里，他都写到过北京秋天的白杨树，金黄色的叶子潮水一样涌上来，潮水一样退下去。整本书都有一种在秋天的长路上甩着手行走的味道，走也走不完，走也走不到尽头。
北京沉积着无数人的梦，又把这些梦变成了飘浮在北京上空的一个大梦，进入北京的人其实是进入这个大梦之中。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中提出了“景观失忆”（landscape amnesia）的观点，认为处在环境变化之中的人会忘记原来环境的样子。中国的急剧变化，让我们对城市产生了“景观失忆”，即便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城市，我们也记不清它三五年前的模样，只能在影像里去重温它当初的模样。二十年过去，我们对北京的印象就完全失效，但新北京的印象又还要很久才能在我们心目中成形。
姜文则用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邪不压正》，给了我们一个新北京，一场新的迷梦。
无论是张北海的原著《侠隐》，还是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都是近些年描绘北京的文艺作品中的特例。
张北海出生在抗战前的北京，他对北京的印象建立在他在北京经历的日常生活，以及上代人的讲述还有后来的自己的想象的基础上。因此充满了种种日常细节，北京的街道、吃食、穿着打扮，乃至上流社会的夜夜笙歌。张北海曾在《侠隐》的自序中写道：“这里的北京，不是今天的北京……故事的历史背景，其事件、人物、市容、生活等等，作者都力求符合史实。虚构部分则纯属虚构。”
姜文对《侠隐》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他的电影主角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北京，有各种细节，承载了更多时势分析、时代隐喻、国民性格批判，作家王恺这样比较二者呈现的北京：“姜文的北京比张北海的北京有力气，也更有视觉。张的北京是味觉，一碗碗北京小吃连缀起来的北京，关大娘只动口不动手，隐忍又风流……姜文的北京呢，是力量和性情构成的北京。是虚构，是刀光剑影，是血海里夹杂着私情，应该是武侠片的一个新拓展。”电影人顿河则说：“被张扬的热血与骄傲，和被掩饰的浪漫与忧伤。梁下魑魅魍魉，梁上胸襟坦荡。北平的香雪海，侠隐的黛瓦云。”
《邪不压正》的主题仍然是复仇，师门血案，侠肝义胆，快意恩仇。那些只存在于缥缈虚幻中的旧派侠义故事中的人物，被安插在充满烟火气息的老北京。
在拍摄之前，姜文及其制作团队通过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搜集了上千张老北京的历史建筑、街道景观、市民生活、民俗文化等影像照片，一丝不苟地安排了电影中所有人物应该和可能出现的场景及活动范围。
这一切，最终化为永定门外呼啸的蒸汽火车、蓝青峰的老二八大杠、肉铺门口的猪尿泡、六国饭店里的谈笑风生、主人公李天然的行走线路……所有这些关于老北京的景观符号，都在这部电影里——呈现。
在《邪不压正》里，有着真实的北京地理。
李天然从美国回到北京，老亨德勒去车站接他，那时候正是冬天，北京被大雪覆盖，到处白雪皑皑，城门楼子、路边的大树，都在大雪之中银装素裹。李天然坐上了老亨德勒的车，开始了回家之路。
这条路是真实存在的，先是前门火车站，然后是老城墙、前门箭楼、天安门城楼、南池子街，最后到的那个四合院在内务街11号东四附近。一路上，两个人插科打诨，用半真半假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以及对新生活、新计划的憧憬。和这段话相配的，是车窗外的雪后景象，大雪遮盖了一切，太阳的光斜斜地照在雪地上，不断有人笨拙地骑着自行车从汽车前经过。
据说姜文小时候住过的部队大院就在这里，这是姜文给自己生活过的地方送的一件礼物。
他送出的礼物远不止这一件，老亨德勒和李天然聊天时提到朱潜龙和北平公安局，具体到了门牌号码“东棉花胡同39号”，据说这个地方曾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的宅邸，现在则是中央戏剧学院，也就是姜文的母校。
姜文生活过的地方，读过的学校，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电影的历史。
电影里还出现了六国饭店。朱潜龙、蓝青峰、唐凤仪就是在这里聚会，朱潜龙为唐凤仪被盖上印章的事大发雷霆，打了唐凤仪一个耳光，而餐厅的经理前来干涉，并且表示“我们这里不欢迎打女人的人”，还亮明自己的国籍：比利时人。而唐凤仪借势也回击了朱潜龙几个耳光。这具有强烈戏剧性的一幕，说明了在当时北京的环境中六国饭店的特殊地位。在故事的最后，蓝青峰也是把张将军送到了六国饭店。
故事中的人还不断提到“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
故事开始不久，蓝青峰招呼朱潜龙吃饺子，蓝青峰说，这个地方就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亨德勒接了李天然回家，借住在蓝青峰家里，也说那里是“写《红楼梦》的地方”；李天然隐居在钟楼里，和巧红聊天的时候，也告诉她这就是“写《红楼梦》的地方”。似乎，大家都在说假话，都在争相把曹雪芹写书的地方，和自己牵扯上一点关系。为什么呢？就为了说假话吗？为了显示男性话语政治里那种半真半假的作风吗？还是为了显示主人公的虚荣心？我觉得都有。哪个北京人不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曾经酝酿出《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呢？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咖啡馆老板恐怕都希望J.K.罗琳曾经来自己店里写过《哈利·波特》。
更重要的是，《侠隐》和《邪不压正》的整个故事，讲的就是历史和现代的交会。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了，但还没彻底过去，它的影响还在，它造就的传统还在，而现代社会已经到来了，一个拥有新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的社会，和那个江湖熙熙攘攘、侠客纵横、快意恩仇的旧日社会，二者发生了交会。就在那么一个微妙的节骨眼上，人们已经不得不变成现代人，却还惦记着过去，希望自己和往日的荣光发生一点关系。
在《邪不压正》里，有着真实的北京民俗。
李天然出门那场戏，就串起了很多老北京的过往故事。他经过猪肉店，店门口挂着猪尿泡，他扎破了猪尿泡，遭到街头混混讹诈，真正的猪肉店老板出来，告诉他上当了，那个讹诈他的人准保是抽大烟的，让他快追。他追着大烟鬼进了小巷子，却看到烟鬼正在用跟他讹诈来的钱到日本人开设的烟馆打针，他上前打算要回自己的钱，却不明不白挨了一针，还被正巧路过那里的巧红误解：“这么体面的小伙子，竟然是个烟鬼。”
就这么一场戏，把那个年代北京的市井生活展现得细致入微：一个人上街，会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让每个看电影的人都得到了浸入式的体验。
在故事里，我们还看到蓝青峰骑二八大杠打醋，听到街市里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刘欢有首同名歌曲，唱的就是这样的吆喝）；还有各种吃食，烤鸭、豌豆黄等。
还有那些和北京有着种种瓜葛的名人，朱元璋、庄士敦、蒋介石（“老蒋”）、张自忠（“张将军”）、阎锡山（“老西子”）、白崇禧（“小诸葛”）……这一切都让这个北京梦恍惚又真实。
姜文的北京，也是一个想象中的城市。
《邪不压正》中的北京看起来非常真实，细节都经过考证，环境、房屋、物件，都是不惜成本还原的。在整个背景中，各路传奇与市井社会快速切换，最不寻常和最寻常的意象共同存在。种种看似矛盾的情景造成的反差，无一不令人印象深刻，又感到异常熟悉。
在极度真实的现实细节基础上，导演姜文铺陈了极度不现实的魔幻色彩。
电影里多次出现宽阔的城墙，那显然不是真实的北京城墙，而是根据梁思成先生的构想制造出来的，宽阔到可以跑飞机，给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休憩之所。
蓝青峰和亨德勒的几场对话都发生在那段城墙上，说话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两个人走在城墙上，远处的城市里浓荫匝地，把房屋都藏在了树荫里，大大小小的院子里都已经点上了灯。
还有让李天然奔走跳跃的屋顶世界，看似真实，其实也是不真实的，屋顶世界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给李天然提供了片刻的逃避；他和巧红的对话也多半发生在屋顶和天台上。
李天然藏身的钟楼也是远离尘嚣的，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可以隔岸观火，可以获得身体和心灵的暂时宁静。但这样的地方，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
还有“香山天体营”、“不老针”和自拍这些斑驳绚烂的细节，既可能发生在那个时代，又能被现代人理解，带有浓厚的拼贴色彩。
姜文心中的北京，是北京又不是北京。事实上，他电影里的那些地方，都有具体的形象和名字，却又不是那个地方。姜文曾这样谈论他的创作心得：“无中生有出一个似乎存在的，让你觉得比现实世界还真实的一个世界，这就是一个创造过程。”“有时我甚至分辨不清楚现实生活和电影生活的界限。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可能更需要电影生活。”
姜文是一个生活在大梦里的人，他生活在北京，同时也生活在一个由他构想出的北京，这个浓荫遍地、鸽哨漫天，又光怪陆离、处处玄机的北京，是一个不可能真实存在的乌托邦。
所以，影评人三童以梦为手段解析了姜文的全部电影，认为姜文反复讲述的是一个又一个亦真亦幻的梦境，梦境里包括了一个又一个亦真亦幻的城。
在《侠隐》的最后，西直门大街上滚滚烟尘，一辆接一辆的日本运兵车，满盖着黄土，像股铁流似的，在血红的夕阳之下淹没过去。前朝武蓝青峰，对现代侠客李天然意味深长地说：
天然，别忘了这个日子……不管日本人什么时候给赶走，北平是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古都，这种日子，全要完了……一去不返，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了……
而在电影《邪不压正》的片尾，当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爬上房顶，望着一色灰瓦青砖的城市天际线，大声呼叫喊着“巧红”的名字，他心中真正呼唤的，又何尝不是那个令人魂牵梦萦而又百感交集的北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