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冰”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道德和法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层薄冰为我们的社会垫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在冰面上生活，从而小心翼翼地去维护它，那么人类建立的文明就会化为乌有。
将近十年前，我的朋友李修文在香港机场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在机场候机时买到两本书，这两本书让他惊叹不已，他甚至用它来对照自己的写作，认为这样的小说虽然还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但却像电影一样，“提前到达了文字的终点”。
这两本书，就是德国作家席拉赫的《罪行》和《罪咎》。
说到《罪行》这本小说以及作者席拉赫这个名字，可能大部分读者都会觉得很陌生。的确，如果你不是一个对非虚构文学或犯罪文学很感兴趣的读者，就很有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和作品。这很正常，因为本书的作者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一名律师，并且是一位从事法律行业已经二十三年，专门负责刑事案件的律师。
《罪行》是席拉赫律师的处女作，2009年在德国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登上德国《镜报》《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本书获得2010年德国《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并在同年获得德国文坛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克莱斯特文学奖。
作者席拉赫从1994年起开始在德国担任执业律师，但他不是一般的律师，他甚至曾经为前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提供法律支援，这位政治局委员是当年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名官员。1989年11月，在非常戏剧性的情况下，他下令拆除了柏林墙，开启了两德统一的序幕。此外，席拉赫的委托人还包括德意志联邦情报局的特务、德国的许多工业巨头、社会名流和平民百姓。
《罪行》这部小说集一共收录了十一个故事，都是作者席拉赫亲身经历的真实案件。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写的是一些“关于谋杀、贩毒、抢劫银行和妓女的故事，他们各有各的遭遇，他们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席拉赫从一个律师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是如何基于不同的动机，或受到不同力量的驱使而走向犯罪之路的经历。
《罪行》和其他犯罪文学相比，有三个最独特的，也是最关键的特点：
首先，这是一本最贴近真实的犯罪小说。这本书中的十一个故事全部是作者亲手操办的真实案件，他不仅翻阅过所有案卷，还直接接触了当事人。何帆先生在序言评价本书说：“故事情节的离奇、人性的复杂、曲折的走向、意外的结果，都不用刻意编排，作者只需以生动的笔触娓娓道来，就能实现吸引读者、打动人心的目的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职业律师的视角去审视人性的复杂，并且对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和精神产生一定的了解。在本书中，作者席拉赫没有给我们描述他最具传奇性的辩护经历，而是从七百多桩案件中，选择了十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写下其中当事人的失败、罪责，以及伟大之处”。他想通过这些故事，让我们对人性产生更深入的认知和思考。
最后，《罪行》虽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但这本书的文学性要远远超过很多虚构小说。作者对故事的把控能力，对文字的精确运用，对人物复杂的刻画全都非常出色。人们常说，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为你解决疑惑，而是让你产生疑惑，从而思考更多的问题。读完《罪行》这本书，我们会开始更多地思考一个人类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犯罪？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能给我们带来真实感的故事，无外乎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讲这个故事的人靠谱，他是这个故事的亲历者和当事人；第二，这个故事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节，有非常丰富的情节描述，很容易产生画面感——换句话说，让人感觉有血有肉的故事；第三，这个故事符合常识、富有逻辑、贴近人性。具备了以上这三个特点，那么这个故事必定是一个非常完整、丰满，让人感觉异常真实的故事。
《罪行》这本书中呈现给我们的故事，基本都具备了上述三个特点。席拉赫本身就是一名专业律师，拥有天然的职业优势，丰富的办案经验也给了他大量的创作素材。除了翻阅过所有案件的卷宗之外，席拉赫还和每位当事人都有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谈话，所以我们很容易对他建立起一种信任感，相信他的叙述是真实的。
此外，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故事虽然都不长，但都有恰到好处的细节描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以本书中的第一个故《费内尔》为例：故事的名字也是男主人公的名字，他是一名医生，一个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作者在开篇这样写道：
……每年要开两千八百份病假证明，拥有一个临街的诊所，是埃及文化研究界的领头人，国际狮子会成员。他没有犯罪记录，甚至不曾违规。除了自住房，还拥有两栋用于出租的房子，一辆三年前买的E级奔驰轿车，车内全真皮装饰，并安装了空调；持有价值七十五万欧元左右的股票、债券和一份寿险。费内尔没有要孩子，唯一的亲属是比他小六岁的妹妹……
这样一段一百多字的简短描写却充满细节，透露出大量的信息，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男人的形象：令人尊敬的职业，不俗的个人爱好和兴趣追求，洋气的头衔，良好的个人声誉，相当可观的财产。作者在此处用这些细节作为铺垫，然后话锋一转：“费内尔的生活里原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直到他遇上英格里德。”
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叫英格里德的人一定会对费内尔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接下来的故事会是什么呢？这样短短几句话的开篇，不仅介绍了主人公，还带出了故事悬念，让人产生了强烈的阅读兴趣和好奇心。这就是作者运用细节的功力。
又比如在本书的第二个故事《正当防卫》中，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一位警官拿到了一份嫌疑人的搜身记录，上面记录了以下六样物件：
一包Tempo牌的餐巾纸，火车站商店的价格标签还没撕掉；一盒贴德国税签的香烟，里面还剩六支烟；一个黄色塑料打火机；一张前往汉堡车站的二等车厢火车票（没订座位）；纸币16540欧元；硬币3.62欧元。
这段细节描写，比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段人物描写还要精确。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警方在采集证据时要细致地记录：一样东西有没有被撕掉标签，一个烟盒里还剩几支烟，打火机是什么颜色和材质的，纸币和硬币的数量甚至要分开计算……仔细想想我们就会理解，其实嫌犯身上的每一个物品，都有可能成为某个线索或者破案的关键证据，这样细致且精准的描述必定是一个职业的司法人士才能达到的。
当我们读完整本书的十一个故事后，会对故事中曲折离奇的情节，以及令人意外的结果产生感慨，但仔细一想，会发现每个故事的逻辑和发展都是环环相扣的，既符合我们的法律常识，也符合我们对人性的普遍认知。
让我们回到本书开篇的第一个故事。故事的最后，七十二岁的费内尔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自家的地窖中用一把斧子残忍地劈死了自己的妻子英格里德。经法医鉴定，除了砍向头颅的致命一击，费内尔还在她的尸体上砍了将近二十下，并将尸体的手和脚全部卸下。杀死妻子之后，费内尔异常镇静地拨通了报警电话，并在家门口静静等待，将钥匙交给了前来的警察并告诉他，自己的妻子在地窖里。
审判结果是费内尔只被判处三年徒刑，并且可以在开放式监狱服刑，也就是只需要在监狱里过夜，白天可以自由外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生活优越的中产阶级，一个已年过七旬的老人对自己的妻子进行如此残忍的杀戮？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冰冷的司法机器对凶手进行了几乎不算是惩罚的惩罚？
其实在这个故事前三分之二的篇幅中，作者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铺垫：费内尔与英格里德结为夫妻后，曾有过一段幸福而短暂的时光。他们在教堂举办婚礼，去埃及蜜月旅行，在金字塔前合影，有一所可以看见森林的房子。
让人意外的是，这个费内尔本来发誓要爱一辈子的姑娘，却是一个有频繁施加语言和肢体暴力，对人尖酸刻薄，对事不依不饶的女人。她看不惯费内尔拿刀叉的样子，抱怨他回家太晚，弄脏了衬衣或是弄皱了报纸。诸如此类的埋怨越来越多，每天不绝于耳。
在这个过程中，费内尔的心理状态从爱护和包容逐渐变成忍让和忍受，最终变成一种充满煎熬的折磨。费内尔尽量让自己专注在工作中，并把更多精力放在购买工具和学习园艺。在费内尔的精心照料和打理下，曾经灌木丛生的院子，变成一片枝繁叶茂的漂亮果园，这里成了费内尔逃避压力的世外桃源。人们在他的花园前拍照留念时，费内尔一度认为，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
然而，同在屋檐下，费内尔却不得不面对咄咄逼人的英格里德，不得不忍受妻子每天连珠炮一般的辱骂。这样咄咄逼人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四十七年。心理医生对费内尔的诊断是：情感淤塞，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在审判过程中，费内尔做了最后一段陈述：我爱我的夫人，但最终却把她杀了。直到现在我还爱着她，因为我曾向她发过誓，爱她一辈子。她还是我的夫人，这一点直到我的生命终点，也不会改变。我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我将背负着这份罪孽，终了余生。
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席拉赫有这样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精彩描述：
人的一生都是在薄冰上跳舞，冰层下异常寒冷，一旦失足跌落，生命即刻逝去。这冰层有时无法承受某些人，他们便掉了下去，而这恰恰是我要剖析的瞬间。我们也可能幸免于此，便可以接着跳舞。如果我们足够幸运。
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席拉赫说的“薄冰”，就是这世界上的道德和法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为我们的社会垫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在冰面上生活，从而小心翼翼地去维护它，那么这个历经无数代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文明，以及我们构建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就会变成为一片汪洋，甚至退化为一片沙漠，人类也会回归一条以暴制暴的老路，成为荒原人。那时候，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得岌岌可危。
书中还有一篇非常精彩的故事《埃塞俄比亚人》。
故事的男主角弗兰克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在德国一个偏僻的小镇，一位牧师领养了他，开始供他读书上学。但弗兰克在学校里却得不到接纳，不仅仅因为他长相丑陋，肤色、头发异于常人，性格也非常暴躁。
初中毕业后弗兰克便辍学了，此后开始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他曾在部队服役，去其他城市当木匠，去妓院和地下钱庄当保安，干各种各样的杂活。弗兰克在社会底层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但始终得不到认可，不是因为被冤枉偷东西，就是因为和别人发生冲突而被开除。最终，因为自身性格和社会所迫，弗兰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买了一把假枪，模仿电影里的场景打劫了一家银行，稀里糊涂地买了一张飞往别的国家的机票，从此远走高飞。
弗兰克抵达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这里的社会环境和卫生状况要比德国糟糕得多。在遥远的非洲大陆，他感到自己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前途，更没有让他留恋的东西，弗兰克甚至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一趟旅途中，弗兰克身患疟疾险些死去，幸运的是，一个咖啡种植园的热心农村女孩救了他的命。
在这个偏远贫困的非洲村庄里，没有人会因为他的长相和出身歧视他，也没有人欺负他，重获新生的弗兰克逐渐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他凭借自己的手艺和技能，帮助村民们改善生活，教授他们改进种植咖啡豆的手艺。渐渐地，村庄富裕起来，村民们对这个外来者的信任也越来越多。弗兰克在这里找到了生活，获得了尊重，得到了接纳和认可，甚至收获了爱情和亲情。
在埃塞俄比亚生活了六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官方查到了他的护照和签证早已过期，要他返回首都去配合调查。政府官员很快就查到他有案底，罪名是抢劫银行。就这样，已经在遥远他乡成家立业，过上正常人生活的弗兰克又被遣送回德国，并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三年过后，弗兰克终于被获准离开监狱，他迫切地渴望返回埃塞俄比亚，那里有他的朋友、妻子、孩子和咖啡种植园。弗兰克需要机票、护照和证件，但他身无分文。在城市流浪了三天之后，万般无助之下，他又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把玩具枪去抢劫银行，不出意外，弗兰克很快又被逮捕了。
作者席拉赫受朋友之托成为弗兰克的辩护律师，他的一位远在埃塞俄比亚的朋友专程来到德国为弗兰克作证。在法官和陪审团听了弗兰克一生颠沛流离的故事之后，无不对他产生同情。在历经波折的审判后，最终弗兰克被判两年徒刑，服刑一年后又改判缓刑，法官为他签署了释放令，两名法院工作人员为他买了返回埃塞俄比亚的机票。弗兰克最终回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村庄。
《罪行》中的所有这些故事，都反映出了同一个问题——当人性难以避免的弱点，和法律不容置疑的权威发生碰撞，我们必定会产生一些疑惑：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在哪里，刑罚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而我们又将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来自于人内心深处的黑暗面？
其实，作为一名律师，作者席拉赫在整本小说中都贯穿了对德国法律精神的描述，以及律师这个职业对法律的种种思考。
德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也被称作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并列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法系。除了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中国等国家遵循的法律体系都属于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这个词听起来非常专业，但说白了，它就是一套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和司法系统中，拥有一定历史背景的法学理论和概念。这套理论体系和文献最早起源于罗马帝国。大陆法系拥有以下几个相当明确的特点：
第一，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主，通常不承认判例法的地位。成文法和判例法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成文法就是有历史根据、有书面记载的法典或者文献；判例法则是根据之前已有的判决先例，在面对类似的案件时适用先前的规范，做出类似判决。
第二，大陆法系拥有比较悠久的法典编纂的传统。这个传统从东罗马帝国时期（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开始了。
第三，大陆法系崇尚理性主义，逻辑性很强。
第四，大陆法系在审判过程中，理论上要求法官严格按照已有的法律条例进行审判，以三段论作为推理模式。
而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就已经编纂出了一套非常完备的民法典，内容参考了罗马法中的很多古典文献以及《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经验，同时也有很大创新。这部《德国民法典》非常重要，《日本民法典》与《中华民国民法》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中国、泰国、韩国、希腊、乌克兰等国家的立法也深受这部德国法律的影响。
在西方启蒙运动刚刚兴起之时，一位名叫胡果·格劳秀斯的荷兰人曾提出一个说法：“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变或废除自然法……即使我们假设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不关心世人之事，自然法都将保持其客观的有效性。”这就是著名的“假设上帝不存在”的论证。
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是不可变的，甚至上帝也改变不了。由此，神学和法律彻底分家，法律成为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那么为什么在现代法律体系下，一个残忍的杀人犯会被从轻判刑？
如果把《罪行》中的故事放在前现代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不会是同样的结果。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费内尔会在“杀人偿命”的原始逻辑下被绞死、仇杀，在家族斗争或者决斗中死去。而抢劫银行的弗兰克很可能会被砍掉双手，没人会在意他偷窃是出于对金钱的占有欲还是因为快要饿死了。
但放到现代社会，结果却截然不同。纵观我们社会的法律体系从古至今的演变，我们会发现一些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人道主义的意识和地位不断提高。
在过去，法律就是上帝和教会的卫道士，是给国家意志背书的。但随着历史的推进，法律渐渐从这些角色中抽离出来，从“神学”演变为“人学”，其任务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意志的自由空间，保护市民社会不受政治国家的压迫，保护一个有可能被冤枉的人申辩的权利，甚至是保护一个犯下罪行的人。这也是辩护律师这个职业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
如果我们要给《罪行》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故事总结出共性，那就是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原罪，比如在《大提琴》这篇故事中亲手溺死自己弟弟的姐姐；在《埃塞俄比亚人》这篇故事中，抢劫银行的男主人公；以及《拔刺的男孩》这篇故事中，拥有某种变态心理的博物馆保安……他们在犯罪前大都经历过某种不正常的成长环境，或忍受着某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这些环境和制度压迫、推擦着他们，渐渐走上了犯罪道路。
看完整本书，你仿佛会感到这些人犯罪似乎是非常合理的选择。换成任何一个人，很可能也是这样的结局。而其中的一些人也确实得到了法律的宽恕。
在《费内尔》这个故事的最后，作者席拉赫写下这样一段话：
惩罚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惩罚？惩罚应该有震慑、保护大众、阻止罪犯再度犯案，以及主持公道的作用，我们的法律集这些理论于一体，却没有一个适用于这个案子。费内尔不会再去杀人，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是不争的事实，但却难以量刑。有谁会去报复他吗？
这段话也反映出本书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作为一部犯罪类型的非虚构作品，一部书写真实世界残酷性的小说，作者在每一个故事中都尽力表达出一种悲悯之心，努力向世人解释这种悲悯的来由，并给我们留下一丝希望，一丝温度，一丝人性的光芒。
如今，整个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一个不断更新优化的现代法律体系的笼罩下。每一个人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对法制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废除了死刑，以更加人道的方式去对待那些背负罪责的人。
如今的德国拥有发达而稳定的政治经济体系、迷人的风光、先进的文化以及复杂的历史，伟大和不堪回首的记忆存在于每个德国人心中。也许，这也是席拉赫这位德国律师想要通过他的小说告诉我们的话：世事大都错综复杂，而罪责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