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这部小说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所讲述的故事，仍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引发着共鸣，同时也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着共振。
2018年夏天，随着新一轮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欧美各国的抗议者们再次走上街头。在熙熙攘攘的游行队伍中，有一群人的装扮非常抢眼——们身穿颜色鲜亮的大红色罩袍，头戴纯白色宽檐帽，看起来像是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里走出来的唱诗班，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这些穿着大红色衣服的女人们成群结队走在一起，非常引人注目。
这种街头新造型来自2017年年底播出的热门美剧：《使女的故事》。这部由米高梅和美国知名影视平台Hulu网共同制作的影视剧，一经播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讨论。该剧的第一季分别在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和豆瓣网上获得了8.6和8.8的高分，并于2017年和2018年一举斩获美国影视剧最高奖项——艾美奖和金球奖。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剧竟然改编自一部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小说，作者是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使女的故事》这部作品其实并不是最近才火起来的。从1985年出版以来，这本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在1989年，就有导演把它拍成了电影，之后还改编过戏剧、芭蕾舞剧，甚至被改编成了图像小说。但是，为什么这部作品最近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呢？
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使女的故事》这部同名美剧的播出。该剧对原著的改编非常成功，制作也相当精良，人们对它的评价很高；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部剧被视作科幻作品，而科幻作品近几年非常受大众欢迎，有广泛的受众基础。
除此之外，《使女的故事》之所以再次受到关注，就是很多人发现，这个故事中很多预言性质的内容，竟然在21世纪的今天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关联。故事中那些看似科幻，甚至有些荒唐的情节，竟然和当下发生的很多社会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因为这样，《使女的故事》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使女的故事》电视剧播出于2017年，捷克共和国把当年的卡夫卡文学奖授给了阿特伍德，该奖项一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曾获得过该奖项的作家还包括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中国作家阎连科。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阿特伍德作品中表达出的强烈人文主义关怀，让她的小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考验后，依然魅力不减。
《使女的故事》出版于1985年，那时的欧美国家还处在“冷战”阶段，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成果正在遭受各种保守主义思想和派别的攻击。阿特伍德的这本小说构想了一个保守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宗教战胜科学的未来世界，不仅女性已经取得的平权成果被摧毁，她们还成了完全屈从于男性的存在。
《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推想小说，它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对可能发生的未来进行理论上的构想。在这部小说最新版的序言当中，阿特伍德这样写道：“我的一个原则是，不在书中放入任何詹姆斯·乔伊斯称之为历史的噩梦中不曾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发明，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都说上帝在于细节。魔鬼也是。”
故事一开始，作者就给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设定：21世纪的美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一个叫作“雅各之子”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秘密策划了这场颠覆美国政府的活动。他们枪杀了总统，武力占领了国会和议院，军队宣布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随后，这场政变的发起者在美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政府，废除了美国宪法，并将国家更名为“基列共和国”。
在这场政变发生之前，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生态和经济危机。资源日益匮乏，各种化学污染和核污染日趋严重。基因变异的新型梅毒、艾滋病和各类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泛滥成灾，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有的国家甚至好几年都没有一个新生儿诞生，即便是成功出生的婴儿，也会因为各种先天疾病和畸形而夭折，新生儿成活率不足五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乘虚而入，成立了一个名为“雅各之子”的宗教团体。这个团体以17世纪美国清教徒宗教传统为蓝本，严格遵循《圣经》中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他们应对人口危机的办法，就是把全国范围内有生育能力的未婚女性聚集起来，赋予她们“使女”的身份，让这些女性成为为国家繁衍后代的“国有资源”。
在人类面临人口不足、病毒肆虐的生态危机环境下，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但是，要繁衍后代，单靠女性是不够的，还要有男性。哪些男性能够获得使女这种稀缺资源呢？当然就是基列国的统治者，那些位高权重的上层官员们。
在故事中，基列国将美国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国内的行政单位也从过去的“州”变成了“教区”，每个教区的掌权者被称为“大主教”。作为稀缺资源的使女们，就被分配给了这些在新政权中身居高位，又没法和自己的太太生儿育女的大主教们。
难道不能利用人工授精，或者试管婴儿之类的科技手段，来达到增加人口的目的吗？答案是不行的。因为基列国的法律是基于基督教宗教传统，像试管婴儿这类人工干预生殖的手段，在他们看来是违反上帝意志的，是不可取的。而利用使女作为“代孕母亲“这个方法，则是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先例的。
在《圣经・旧约》的《创世记》一章中，记述着这样一个故事：拉结不能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对拉结生气地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除此之外，基列共和国还按照《圣经》中的记录，对普通大众的人际关系、社交生活、穿着打扮、行为规范等各个层面做出了严格的管控。人们必须严格遵循清教传统中那种保守的道德准则，衣着打扮要尽可能朴素，离婚是不允许的，婚外情被视为通奸，同性恋被称为性别叛徒……异教徒必须被清除。
表面上看起来，基列国通过严格的宗教律法给所有人都施加了限制，但实际情况是一小波男性构成了这个国家政权金字塔的尖端，他们掌握着所有权力，尤其是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在基列国的社会制度下，女性不仅成了完全屈从于男性的存在，还被划分为各种等级，不同等级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夫人（蓝色）、嬷嬷（棕色）、经济太太（浅蓝色）、使女（红色）、马太（绿色）。
小说就围绕一个名叫奥芙瑞德的“使女”展开。奥芙瑞德是基列共和国筛选出的第一批用来完成生育任务的使女之一。整个基列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细节，就是通过奥芙瑞德的视角逐渐清晰起来的。
在基列共和国取得政权之前，奥芙瑞德和她的丈夫还有女儿一家三口过着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但她没有想到，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会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军事政变刚刚发生时，奥芙瑞德和她周围的人一样，都感到难以置信。政府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呢？她和其他人一样，晚上待在家里收看电视，关注事态的走向。但随后事态却一步步升级，社会管控一点点加剧。
奥芙瑞德先是发现她的银行卡无法使用了，随后便被告知国家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女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她们的财产由丈夫或者最近的男性亲属接管。紧接着，奥芙瑞德的公司老板对全体女性员工宣布，她们必须立刻马上收拾东西回家，因为国家不允许女性继续在外工作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终于有群众忍不住走上街头，对这种不合理的安排予以反抗。但警察和军队却对人们进行压制，示威活动因此就消失了。
接下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事件，邮局、地铁纷纷被炸。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但是基列的警察和军队们却以此为由，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到了这种人人自危的地步，奥芙瑞德和她的丈夫觉得再也无法在这个国家继续生活下去了。他们带上女儿，打算开车逃到国外去，却没能成功。
随后，奥芙瑞德被带到一个叫作“红色感化中心”的地方。这是基列国专门用来培养使女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负责训练和管理使女的老阿姨被称为“嬷嬷”，任何不服管教的使女都将受到这些嬷嬷们严厉而残酷的惩罚。
前面提到使女的筛选标准有两个：第一是必须具备生育能力，第二是未婚。奥芙瑞德既然已经结婚，有丈夫和孩子，为什么还会成为使女呢？
原来，奥芙瑞德和丈夫并非初婚，按照新政权的法律，所有二次婚姻和非婚的同居关系，都属于通奸行为。因此，基列政权便以奥芙瑞德行为不端、道德败坏为理由，没收了她的孩子，交给其他没有儿女的上层人士抚养。奥芙瑞德曾经有过一个女儿，这就证明她具备健康生育的能力，她也就因此成了使女。
尽管《使女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但作者阿特伍德要求自己不使用任何人类历史上未发生过的事件和行为来创造情节。这种创作手法也是反乌托邦文学共有的特点。很明显，《使女的故事》反映了作者阿特伍德对世界悲观和负面的预期，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塑造出一个世界末日般的未来，而是根据现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趋势，做出了一种合理且可信的推想，并对有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灾难性趋势给出警示。
与家人分散之后，奥芙瑞德被带到了红色感化中心。在感化中心，嬷嬷们对这些使女候选人采取一种类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所有女性在这里都过着步调统一的集体生活。她们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也都受到严格的管束和控制，同时被剥夺了几乎所有正常权利。在这里，女性不能读书写字，不能抽烟喝酒，不能随意饮食，不能私下交流，不能化妆也不能出门，最不能允许的，则是对基列政权的质疑。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几乎所有的使女都被训练成了乖顺服从的“小绵羊”。而这些使女在红色感化中心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学习如何为国家繁衍后代。
基列政权将这项任务称之为“受精仪式”。当使女被分派到那些没法正常生育的大主教家里后，便要在每个月的排卵日举行一次“受精仪式”。这个仪式通常在主教夫人的卧室中进行，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女仆和司机）都要在场。仪式开始之前，大主教要当着全家人的面朗读《圣经》中（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关于使女帮助拉结和雅各生子的段落。接着，主教夫人要坐在床中间，使女要躺在夫人的两腿之间，夫人双手抓住使女的手腕，就好像她们两人是融为一体的。然后，事情发生了。整个过程中，主教和使女之间不允许有任何亲密动作，包括眼神交流、接吻、抚摸等全都不存在，双方甚至连衣服也不能全部脱掉。
可以想象，整个过程不仅令人感到尴尬、怪异，充满机械感，而且几乎不掺杂任何感情成分。甚至可以说，整个受精仪式，是一种对使女的变相强暴——因为没有人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其他人的生育工具。
然而，和其他所有使女一样，奥芙瑞德是身不由己的。在被分配到大主教家中之后，奥芙瑞德不仅要面对压抑无聊的日常生活，每月定期到来的病态仪式，还要面对大主教夫人赛琳娜冰冷的态度和压迫。
对奥芙瑞德来说，选择自杀无疑是一种能够快速获得解脱的方法，但她无法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他们虽然被抓走了，但可能还活着。爱情和亲情，成了支撑奥芙瑞德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也是她黑暗生活中仅存的一丝光亮。
很快，奥芙瑞德发现，这个看似密不透风的高压环境里依然存在着某种缝隙，一些试图打破这种禁锢的人依然在等待时机。这不仅给了奥芙瑞德额外的希望，也推动了接下来故事的发展。
第一个打破局面的人，是奥芙瑞德的好朋友莫伊拉。莫伊拉是一位性格刚烈、充满勇气的女性，她利用红色感化中心的管理漏洞绑架了一位嬷嬷，并换上嬷嬷的衣服偷偷跑了出去，从此消失不见。莫伊拉的成功出逃让奥芙瑞德感到万分惊喜，也让她对逃离心存信念。
另一件让奥芙瑞德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她来到大主教家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大主教忠心耿耿的司机尼克偷偷找到奥芙瑞德，告诉她大主教想要单独见她。随后她才知道，大主教是想邀请她陪自己玩一种拼字游戏。按照基列国的法律，女性是被禁止阅读任何文字的，违者将被砍掉一根手指，这种规定也包括所有的主教夫人们，因此他没法让自己的夫人陪他玩这种游戏。
奥芙瑞德从此行走在刀锋边缘，一方面，她认为大主教也许能够在关键时刻给她提供一些保护；另一方面，她又非常了解这种行为的风险，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讲，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大主教可以给她特权，也可以随时让她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奥芙瑞德没法拒绝大主教的要求，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继续在危险边缘游走。
值得庆幸的是，当使女被分配到大主教家中生活后，她们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比起在红色感化中心高压下的集体生活，在大主教家的使女不但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卧室，还可以获得每天一次和另一位使女结伴外出购物的机会。
使女外出购物必须两两结伴，为的是让她们没法单独行动，也是一种利用她们彼此的恐惧和不信任，相互监督的手段。但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奥芙瑞德突然发现她的购物伙伴艾米丽，竟然是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秘密成员。
艾米丽告诉奥芙瑞德，她家的大主教弗雷德是基列国一位相当重要的高层官员，如果能有机会接近他，就可以为地下组织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但需要注意的是，奥芙瑞德家里有一名政府“眼目”，也就是秘密警察，她得多加小心。
作者阿特伍德笔下的这个基列共和国，似乎和历史中的某些国家政权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实际上，作者正是参照了历史中真实存在的政权形式（如德国纳粹的第三帝国），作者把这些国家的特点综合到一起，从而拼凑出了基列国的社会制度，这也是推想小说的一大特点。
此外，作者本人还造访过冷战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家，亲身经历了那种小心防范、被人监视的感觉。因此她才能写出那种环境下，细致入微的生活细节和人们的心理状态。
回到故事之中。当奥芙瑞德得知大主教家里隐藏着一名“眼目”的消息之后，她的心里越发惴惴不安。与此同时，平时对奥芙瑞德冷若冰霜的大主教妻子赛琳娜来找她，希望她和大主教的司机尼克合作生个孩子。
奥芙瑞德明白，大主教夫人如此迫切获得一个孩子，不单单是出于求子心切的渴望。在基列国，能诞下一个健康的婴儿，也就获得了一种近乎神圣的政治资本，不仅大主教能够因此受到提拔，全家人也会因此获得很多好处。她也明白，只有完成生育的任务，自己才能继续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有一线希望，再次见到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在夫人的安排下，奥芙瑞德开始背着大主教偷偷和尼克约会，也顺利地怀上了孩子。但令奥芙瑞德没想到的是，尼克却在和她的交往中对奥芙瑞德产生了感情，并向她坦白，自己就是一名来监视大主教的政府眼目。
阿特伍德给小说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群人突然来到大主教家中，把奥芙瑞德带上了一辆黑色的汽车。等待她的命运究竟如何，作者阿特伍德把这个重要的问题交到了每个读者手中，让我们自己去进行思考，去寻找答案。
小说在奥芙瑞德的内心独白中结束：
我无从知道这究竟是我生命的结束还是开始：我把自己交到陌生人的手里任其发落，因为我别无选择。于是我登上车子，踏入黑暗抑或光明之中。
在《使女的故事》出版之后，阿特伍德曾被反复问到一个问题：这本小说是不是要表达一种反宗教观念？阿特伍德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认为，自己真正反对的是以宗教的名义为那些不合理的制度打掩护。
这位已经七十九岁高龄的女作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在她成长的年代，女性的工作范围十分有限。在接受英国BBC电视台的采访时，她曾提到，当时社会上有上百种工作供人们选择，但几乎所有岗位都是只针对男性的工作。女性能够从事的工作只有五种：护士、老师、空姐、秘书和家政服务。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阿特伍德非常了解，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可以让事物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但也完全有可能让既有的秩序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这是真正令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使女的故事》这部小说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所讲述的故事仍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引发着共鸣，同时也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着共振。
有几部同样是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这些创作者横跨了不同的文学艺术领域，但她们讲述的故事，都和《使女的故事》有着相同之处，比如：由《洛杉矶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创作的非虚构小说《我们最幸福》，由伊朗漫画小说家玛嘉·莎塔碧创作的自传体漫画《我在伊朗长大》，由已故的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创作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2。
还有一部悬疑小说，作家艾拉·雷文的《复制娇妻》。《复制娇妻》也塑造了一个依靠剥削和管理女性建立起来的完美世泉这个世界像许多美国社区一样，绿树成荫，鲜花怒放，人们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有整洁的客厅，女主人穿着最好看的裙子，笑容可掬，永远以最好的状态迎人，永远也不会露出一丝不耐或一点瑕疵。事实上，来到这个社区的所有女人都被改成了机器人，而生性不羁的女主人公已是下一个被改造对象。
还有一电影，挪威导演杨斯・连恩的《超完美地狱》（2006）。对于地狱，我们有约定俗成的想象，刀山、火海、蛇窟、黑森林是它必不可少的景观，这部电影却对地狱有别样的描述，那里或许与通常的城市并无两样，甚至更整洁、更安宁，更貌似天堂，却少了点什么，就是这少了的一点，使它令人感到恐怖。
来历不明的主人公安德里亚斯，被一辆超长的客车送到沙漠中的一个加油站前，随即被转送到一个灰白色的安静祥和的城市，他在一座清洁雅致的大厦里，有了一份工作，一间舒适的公寓，一个端庄的妻子，什么都很好，只是，饭菜不那么香，厕所没有臭味，同事们都彬彬有礼，酒永远喝不醉人，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像机器人。他想找到有活力的事物，找不到，于是跳进地铁自杀，但死不掉。最后，在他发现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小洞的时候，他被抓住后流放至另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
所有这些书和电影，都在提醒我们，过于“完美”的世界，也许就是另一个完美地狱，而这个完美世界里的女性，往往都生活在最危险的剃刀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