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阿富汗的旅程，不仅是为了拯救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也是为了那个曾经为自己挺身而出，并因此遭遇不幸的童年挚友，更是他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为自己当年的所犯下的罪孽寻求最终解脱。
在世界畅销书的排行榜单上，《追风筝的人》是一个传奇。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出版至今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组惊人的数字。
《追风筝的人》在美国出版后，就在《纽约时报》的畅销排行榜上停留了长达一百三十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都引进了这部小说。
与这组辉煌的出版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本书的主题——阿富汗，一个让人联想到战争、贫穷、难民、塔利班、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负面标签的国家。这些标签并非人们的主观印象，而是这个国家实实在在的历史。
《追风筝的人》的作者是出生于1963年的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是这个国家一系列大动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因此，小说的时间跨度涵盖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包括阿富汗君主制被推翻，苏联入侵，阿富汗难民逃往巴基斯坦和美国，以及塔利班政权的崛起，“9·11”事件等。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小说看成是作者本人的一部自传。它描述了一个名叫阿米尔的阿富汗少年的成长，是一个关于友情、亲情、爱情、信仰和救赎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个人与家庭社会的生活史，还是一部关于个人与国家的政治史。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既可以看到阿富汗的文化和阿富汗人曾经美好的生活细节，也可以看到这个不幸的、灾难深重的国家所经历的一系列宏观历史，以及作者对于自己祖国复杂、深厚的情感。
《追风筝的人》是胡赛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他并不是一位专业作家，而是一位医生。与医生这种全然为病人而存在，为他人做奉献的职业相比，作家这个角色则完全体现了胡赛尼人生价值的另一个面向。
在小说的序言里，胡赛尼这样写道：“我向来只为一个读者写作：我自己。……于我而言，写作总是服务于我自己，是一种把故事告诉我自己的行动。”
《追风筝的人》也确确实实体现了作者自己所说的这句话，只不过作者自我表达的方式集中体现在了他与个人、社会、国家这三者的关系上。作者表现自我与这三者关系的方式，恰好又是通过这本书中的三个重要人物来完成的。
故事从主人公阿米尔与他父亲仆人儿子哈桑的亲密友谊开始。
阿米尔出生于1963年，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富家子弟。阿米尔的母亲在他出生时因难产而过世，于是从小由父亲抚养长大。阿米尔的父亲是一位经济实力非常雄厚的商人，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两家药房，还有一家餐厅。
阿米尔和父亲居住在喀布尔的富人区，一栋相当豪华的大房子里，这栋房子光浴室就有四个，地板上铺着大理石，墙面上是精美的马赛克瓷砖和外国进口的金丝挂毯，天花板上挂着好看的水晶吊灯，家具都是红木的，还有很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是一片占地将近一万平方米的后院和菜园。
和阿米尔还有父亲住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人，分别是父亲的仆人阿里和他的儿子哈桑。阿里和哈桑父子俩居住在阿米尔家后院一栋简陋的小房子里。这两对父子不仅在经济上分属不同的阶层，在社会阶层上也完全不同。阿米尔和他的父亲是普什图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而哈桑和他爸爸阿里是哈扎拉人，属于什叶派穆斯林。从宗教层面来讲，当年的阿富汗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君主制国家，大部分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占据着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而信仰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哈扎拉人则属于中下层。
不过，在阿米尔的家中，虽然两家人在宗教和社会地位上有所区别，但主仆关系却非常和谐。阿里是阿米尔的祖父收养的孤儿，从小跟着他的父亲一起长大。而哈桑只比阿米尔小一岁，他们不仅是童年玩伴，而且还由同一个奶妈喂养长大。在阿富汗人的社会认知中，喝过同样乳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他们之间不仅有主仆的情分，某种程度上还有亲情。
由于哈桑是哈扎拉人，长相与普什图人的小孩有区别，且先天患有兔唇，因此总是受到其他的孩子欺负和嘲笑。虽然阿米尔是哈桑的主人，年龄比哈桑大一岁，但当他们和别的小孩发生冲突的时候，却总是哈桑替阿米尔挺身而出，为他解围。
阿米尔的父亲对两个孩子都十分喜爱，但往往对阿米尔更严厉一些，总是对阿米尔懦弱的性格感到不满。在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阿米尔感情丰富，但是欠缺勇气；哈桑则生性纯良，忠诚且勇敢。
在父亲无法陪伴自己的时间里，阿米尔在早已去世的母亲的书房里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阿米尔的母亲生前是当地著名的大学老师，收藏着许多国内外的经典书籍。沉迷书海的阿米尔开始尝试自己写作，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关注。唯一给予他理解和支持的，除了忠诚的哈桑，还有一位大人，就是父亲的好朋友和生意伙伴拉辛汗。和严厉的父亲比起来，拉辛汗虽然是成年人，但他对阿米尔非常亲切，他不仅认真阅读了阿米尔的作品，甚至还写信鼓励他继续创作，阿米尔因此在拉辛汗身上找到了父亲不曾给过的关注和信任。
有一天，正当阿米尔和哈桑在外面玩耍的时候，遭遇了当地一伙臭名昭著的恶霸少年。这群少年的带头人是一个名叫阿塞夫的年轻人，阿塞夫是普什图人的后裔，母亲是德国人，他把希特勒视为英雄，在他看来，普什图人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而作为异族的哈扎拉人污染了他们的国家和土地，弄脏了普什图人纯洁的血脉。阿塞夫带着轻蔑的态度嘲笑并威胁带着哈扎拉人一起玩的阿米尔。
哈桑上前阻止，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人阿米尔，他还拿出自己的弹弓与阿塞夫对峙。阿塞夫一伙人见情况不妙只得放弃，但他临走时威胁阿米尔和哈桑，总有一天要好好教训他们。
不久后，喀布尔进入冬季，一年一度的斗风筝大赛即将开始。在阿富汗传统中，斗风筝大赛不仅是儿童们的节日盛会，也是邻里社区和家族之间重要的社交活动。比赛规则非常简单，孩子们要利用自己手中锋利的风筝线，切断其他所有人的风筝线，最终击败所有对手，能让自己的风筝留在天空中的人获得胜利。其余的孩子可以任意追逐掉落下来的风筝，抢到风筝的人，可以将其收下作为战利品。
阿米尔将这次比赛看作是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的唯一机会，因此下定决心要赢得当年喀布尔的斗风筝大赛，而他的得力助手哈桑，也是追风筝的一把好手。最终，阿米尔果真幸运地在比赛中夺得冠军，赢得了父亲的赞赏和全城百姓的掌声。在最后一个对手的风筝掉落的那一刻，哈桑第一时间跑去追逐掉落的风筝。不幸的是，当哈桑好不容易找到那枚风筝，却再次遭遇了阿塞夫一伙人，他们打算抢走哈桑的风筝，但遭到了哈桑的拒绝。怒火中烧的阿塞夫将哈桑堵截在小巷中打了他，并对他实施了性侵犯。
在小巷的另一端，这一幕恰巧被前去寻找哈桑的阿米尔全部看在眼里，但由于自身的怯懦和畏惧，以及对于获得战利品继而能够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的渴望，他没有能挺身而出，去拯救哈桑免受暴力侵害。
阿米尔的内心充满了羞耻和愧疚，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了，如果把这件事情的真相说出来，他不仅再无脸面对哈桑父子，也会让刚刚对自己感到骄傲的父亲失望之极。于是，阿米尔选择了沉默。
接下来的日子里，阿里和父亲都看出了这两个孩子的明显变化，哈桑变得郁郁寡欢，阿米尔也因为无法走出内心的阴影，变得魂不守舍。面对漫长的痛苦和煎熬，阿米尔想出了一个让哈桑远离自己生活的方法。他偷偷将自己的生日礼物和一沓钞票藏在了哈桑的房间里，并对父亲声称自己的生日礼物丢失了。当大家在哈桑床下发现了丢失的礼物和钞票时，哈桑明知道自己是被故意陷害的，却选择忍气吞声，承认东西就是自己偷来的。
阿米尔原以为父亲会因此赶走哈桑父子，却没想到父亲原谅了哈桑。但是，阿里和哈桑却坚持选择离开，他们不顾父亲的挽留，离开这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家庭。两个童年好友从此决裂。阿米尔让哈桑离开了自己的生活，但却永远无法做到真正忘记过去，从此背负上了沉重的罪恶感。
在小说的前言中，作者胡赛尼这样写道：“我脑海中有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在情感上和道德上不知何去何从，摇摆不定；另外一个单纯、忠诚，生性纯良正直。我知道这两个男孩的友谊前景黯淡，两人的决裂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巨大。”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阿米尔和哈桑是分属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地位的孩子，他们的生活原本并不应该产生交集，但却被命运拉扯在了一起。两人之间既有孩子们常有的那种纯粹美好的友谊，也有痛苦和纠结。放风筝和追风筝的意象，象征了两人之间忠诚且脆弱，单纯且复杂的感情关系。
当阿米尔没能保护哈桑免受暴力伤害并选择逃避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虽然可以躲开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却无法逃脱自己心里的阴影。通过哈桑这个人物，作者表现了自己在个人关系中关于“友谊”这一主题的思考，也引发了接下来整部小说关于“罪恶感”和“救赎”的主题。
在阿富汗普什图入的文化里，父权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产生了父子之间不太融洽的亲情关系，以及刻意掩盖的真实。阿米尔在童年时期背叛朋友的真实动机，也来源于父子关系中的疏远和不安全感，以及迫切渴望得到父亲的爱与认可的“不平衡”心态。小说围绕“为了获得父亲的爱而背叛朋友”这一情节展开，主人公在经历了更多世事之后逐渐觉醒，去寻找生命的救赎，去寻找“成为好人的路”，这和莎士比亚一些作品中的情节有共通之处。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会发现，阿米尔和父亲的关系也代表着一个独立个体与他所在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时间到了1981年，在这一年，苏联和阿富汗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年。阿富汗这个国家已经深深陷入动荡和不安之中。为了逃避战乱，父亲和阿米尔不得不最终离开那个祖祖辈辈生活着的故乡阿富汗。父子俩几经辗转，来到了美国的旧金山，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园。
对阿米尔来说，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对他的父亲来说，美国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家乡喀布尔是传统的，保守的，那里埋藏着阿米尔美好和不堪的记忆，如今却已经成了一座鬼魂之城；而美国是强大的，丰富的，包容的，像一条河流奔腾前进，往事不会有人提起。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阿米尔和父亲不得不重整旗鼓，白手起家。阿米尔继续追寻着自己的文学梦想，如愿进入大学开始学习写作，并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不仅获得了事业，还收获了爱情和家庭。然而就在此时，阿米尔的父亲不幸患上了癌症。
在父亲弥留之际，阿米尔失声痛哭，不知所措，他问父亲今后应该怎么办，父亲却严厉地对他说：“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了！……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对阿米尔来说，父亲这个角色带给他的东西也正是这个阿富汗社会带给他的东西。这其中包含了血缘、财富和社会地位，也包含了限制、束缚和社会压力。阿米尔与父亲的关系，正反映了他与这个社会的关系。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亲随心所欲地打造着他身边的世界，他是成功的商人，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也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父亲希望阿米尔不但能够继承他的遗产，也能够继承他的精神，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但阿米尔显然让他失望了。
在阿米尔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他对父亲敬若神明。但当父亲对阿米尔刻意疏远，甚至反对他表现出来的某些天赋的时候，阿米尔又“恨不得能扯开自己的血管，让他那些该死的血统统流出我的身体”。
父亲之于阿米尔，正如同整个阿富汗社会之于独立的个体。由于保守的宗教习俗和强势的社会规范，这个社会很难让阿米尔这样的人顺利地融入进去。但阿米尔并没有放弃，他依旧迫切地想要向父亲以及这个社会证明自己。
当年阿米尔立下决心要赢得那场斗风筝比赛，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亲密伙伴哈桑，让他惨遭欺凌，他这么做并非是全然为了自己。在阿米尔看来，那个象征着荣誉和赞美的比赛，是童年时期的他向父亲和这个社会证明自己的唯一机会，可以让他成为一个“被注目而非仅仅被看到，被聆听而非仅仅被听到的人”。
战争和动荡虽然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但却给了父子俩从密闭的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的契机。美国是父亲送给阿米尔最后的礼物。父亲离开时是希望阿米尔在这里不仅能找到拓宽未来的机会，也能够寻回直面过去的勇气。反观过去，阿米尔需要直面的，是自己曾经试图逃避的罪孽，以及那个灾难深重的国家。
2001年，全世界都掀开了千禧年的新篇章，阿富汗却仍然麻烦不断，战乱不止。此时的阿米尔已经来到美国整整二十年了，他的作家生涯一帆风顺，同时还娶了一位美丽的阿富汗姑娘为妻，但由于身体原因，阿米尔和妻子没有下一代。
某天，阿米尔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电话那头是父亲当年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第一个让阿米尔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天赋，鼓励他走上作家道路的人，拉辛汗。这通从遥远的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就此改变了阿米尔的人生道路。
阿米尔匆匆赶往巴基斯坦后，见到了重病缠身的拉辛汗。怀念之余，拉辛汗还告诉了阿米尔一系列令他悲痛万分的消息。父亲当年的亲密仆人阿里在战乱中被地雷炸死，而哈桑已经娶妻生子，当年阿米尔和父亲离开喀布尔之后，拉辛汗将他们的大房子交给了哈桑一家三口保管。不幸的是，1996年塔利班掌握政权后开始在阿富汗实施暴政。1998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各地大规模屠杀哈扎拉人，他们试图抢占阿米尔家的房子，哈桑和妻子挺身而出极力阻止，却被当街杀害。
正当阿米尔为童年好友惨死的消息而悲痛欲绝，拉辛汗又告诉他，哈桑的儿子索拉博目前仍然生活在喀布尔的某家孤儿院里。而父亲的仆人阿里实际上患有不育症，也就是说哈桑并非阿里所生，而是阿米尔父亲的私生子，他和哈桑不仅是由同一个奶妈带大的孩子，更是同父异母，有着同样血缘的兄弟。
阿米尔被这个隐藏多年的秘密震惊了。但转瞬之间，他也明白了很多当年难以理解的事情：为什么父亲总是记得哈桑的生日，为什么父亲要专门请大夫治好哈桑的兔唇，以及为什么当年阿里和哈桑执意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平日里坚强如铁的父亲会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原来父亲对于阿米尔的严厉，以及对于哈桑超出常人的照顾，是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一种无法言说的纠结。因为如果在保守的阿富汗社会公开这个秘密，不仅会毁了父亲自己的名誉，也会毁了阿里的名誉。
已经时日无多的拉辛汗，此时又对阿米尔说出了他最后一个临终遗愿。他希望阿米尔重返喀布尔，去孤儿院找到哈桑的儿子索拉博，将他带回美国。阿米尔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喀布尔如今正处于最恶劣的战乱之中，即使是阿富汗人，回到那里也需要冒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这意味着阿米尔要失去自己在美国安稳的生活，自己的妻子、家庭和事业。
经历了痛苦和纠结的思想斗争，阿米尔最终下定决心做出了选择，他打算返回阿富汗。这趟旅程不仅是为了拯救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为了满足一位亲密长辈的临终遗愿，也是为了哈桑，为了那个曾经为自己挺身而出，并因此遭遇不幸的童年挚友。与此同时，这也是阿米尔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为自己当年所犯下的罪孽寻求最终解脱，终结那个从自己父辈开始的悲剧轮回。
阿米尔一路颠簸，最终辗转来到阿富汗。回到故乡喀布尔的时候，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阿富汗几乎没有道路了，到处都是巨大的弹坑、瓦砾和废墟。这里没有树木，由于资源短缺，那些树在冬天都被人们砍下当作柴火烧掉了。这里没有男人，战争把父亲变成了一种稀缺物品。这里没有灯火，夜晚唯一的亮光只有闪烁的星星和隆隆的爆炸。这里只有无数的乞丐，无数的难民，无数的流浪儿童，无数的残垣断壁，四万人在这座没有电的城市里挣扎，或者默默死去。儿童失去父母，失去童年；父母失去孩子，失去家园。这个国家所承受的沉重的苦难，正如几十年来压在阿米尔心头的那份愧疚和罪责，让人喘不过气来。
当阿米尔在友人帮助下，好不容易找到那个收留儿童的孤儿院，却得知索拉博已经在一个月前被一名塔利班官员带走了。阿米尔打探到这名塔利班首领的住所，鼓起最后的勇气，独自一人前往恶魔的巢穴。
阿米尔来到首领的家中与其会面，令人倍感意外的是，这个塔利班领导人正是那个当年对哈桑施暴的恶霸少年阿塞夫。阿塞夫将年幼的索拉博囚禁在自己家中，供他享乐。见到来人是阿米尔，阿塞夫竟然同意他将索拉博带走，但条件是两人必须进行一场决斗，如果阿米尔赢了，就可以将小男孩带走。
当阿塞夫命令自己的侍卫退出房间后，毫无格斗经验的阿米尔被阿塞夫打得几乎快要丧命，在关键时刻，小男孩索拉博用弹弓打瞎了阿塞夫的眼睛，两人趁乱成功逃了出来。
之后，阿米尔返回巴基斯坦养好了伤，在使馆人员的帮助下，几经波折，最终将索拉博带回了美国，并收养了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阿米尔和索拉博，他们是阿富汗的孩子，也是阿富汗的孤儿，是从国家战争的巨大断裂带中幸存下来的人。在小说的最后这个部分中，索拉博象征着阿米尔痛苦的过去，也是这个苦难的国家。他们都是遍体鳞伤的人，一个虽然早早逃离了这个国家，但因曾经犯下的罪孽而夜不能寐，充满愧疚；一个对过往的黑暗忍气吞声，照单全收。
但是，面对这个饱经沧桑、充满不幸的国度，以及这个残酷的故事，作者胡赛尼依然选择给自己，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丝似有若无的光明。那一线光明正如同一根闪亮的风筝线，纵使它不幸断裂了，依然有那些心怀不灭信念和勇气的人们，去将另一头掉落的风筝追寻、捡起，重拾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