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苏家那点儿事（一）：苏轼，用余生放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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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那点儿事（一）：苏轼，用余生放飞自我
绝大多数流传至今的苏轼诗词和散文，都是他在被贬斥地方以后才写出来的。
不论是“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还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都是苏轼在经历了人生历练、宦海浮沉后的感悟。
之前和大家聊了聊宋朝的好皇帝宋仁宗。仁宗在位期间人才辈出，“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都出在宋仁宗在位期间，其中苏洵、苏轼、苏辙又是父子兄弟。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讲一讲老苏家这点儿事了，一家三父子，个个是文豪，这么大成就，怎么来的呢？
苏家三父子都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坛大家。尤其是苏轼，不但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还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善书法，为“宋四家”之一；又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已经这么有才华了，偏偏苏轼性格还很好，他的一生几起几落，但是他始终我行我素，泰然处之，活得十分潇洒。
苏轼的弟弟苏辙呢，在政坛成就斐然，一路做到了副宰相。他们俩的父亲苏洵名气稍微弱一点儿，但是他培养出了两个这么杰出的儿子，自己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对时事政治颇有见地，也是名气在外。
这无疑是历史上中国文坛光环最耀眼的家族之一了，而且他们家里里外外的事还都很有趣，咱们今天先来聊聊三苏里最有名的人：苏轼。
老话说：学而优则仕。在北宋，读书人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当老师，要么考公务员。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四十八岁的苏洵准备带着苏轼、苏辙两兄弟进京赶考。入京前，苏洵先带着苏轼、苏辙两兄弟去拜访了益州知府张方平，张方平看了他们仨写的文章，很是赏识，提笔便写了一封推荐信，向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苏家三父子。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一代文宗，地位举足轻重。他与张方平其实并没有什么私交，说得再明确一些，非但没有私交，两人还因政见不同，已经结怨良久了呢！
但是，张方平知道欧阳修胸襟豁达，一定会为国惜才，不会因与自己的私怨而迁怒于苏家父子。果然，欧阳修读到苏氏父子的文章后，大喜过望，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苏家三父子拿到两位文豪的推荐信后，就跑去参加考试了。举人考试，对苏轼和苏辙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自然是顺顺利利地考过了。嘉祐二年（1057），兄弟两人一起来到京城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这一年的主考官不是别人，正是翰林学士欧阳修。
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请各位考生举例论证：古代君王奖惩赏罚方面都是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这题目不是很好写，它一则要求考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再则要求考生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一定的理论水平。
苏轼写得怎么样呢？
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便呈给欧阳修阅。欧阳修读后，觉得此文立论高远，层次清晰，文字老到，有大家风范。几个副主考也传阅了这篇文章，都惊叹不已，认为无论文采和观点，都堪当压卷之作，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
欧阳修提起笔来，准备将这篇文章取为第一，笔还没落下来，他忽然心里犯起了嘀咕：这文章太好了，是谁写的呢？想来又想去，欧阳修断定：别人写不出这么好的文章，一定是我的学生曾巩所写！我可不能随便给他第一名！要是传出去，大家说我徇私舞弊怎么办呢？！得啦，给他个第二名吧。
他与梅尧臣商量，将此文考生列为第二。
欧阳修万万没想到，天下之大，奇才辈出，这篇文章竟出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眉山小伙子苏轼之手。这一年苏轼只有二十二岁，写了第一名的文章，却只拿到了第二名，确实有点儿小遗憾，但也侧面印证了欧阳修的慧眼识珠和大公无私。
欧阳修后来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看到才情横溢的后学晚辈，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满头大汗，连呼“快哉”，信誓旦旦地要为年轻的苏轼保驾护航，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的文章开始在公卿大夫们之间广为流传，就连皇帝也成了他的铁杆粉丝，《宋史》中记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不夸张地说，苏东坡一亮相就惊艳了整个大宋。
新科进士苏轼先去外地当了几年县官。随后在宰相韩琦的建议下回京城，在史馆当了个管理员。这时，宋神宗钦点王安石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令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和变法。而苏轼对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并且多次上书抨击新法案的弊端，这自然引起了王安石的不满，想尽办法弹劾苏轼。苏轼也觉得自己在京城快待不下去了，就上书请求离开京城。
在之后的七八年里，苏轼一直在外为官，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一路走来，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此外，他还赏玩山水，纵情诗歌，买了小妾朝云，收了“苏门四学士” [1] ，欧阳修过世之后，苏轼成为公认的文坛盟主。
德高望重的苏轼以绚烂的文采征服了整个北宋，每写一篇新文章，都会被全国各地的文人雅客反复传诵。虽然仕途不顺，但是当时，苏轼已经是整个北宋文坛的扛把子了。
就在被贬到湖州当知州这一年，苏东坡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当时的朝廷政局很混乱，苏轼虽然官职不高，又只是地方官，但他在文坛地位高，影响大，老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政敌抓住苏东坡的一个小把柄，狠狠地利用了一把。
元丰二年（1079），四十三岁的苏轼乐呵呵去湖州当太守，照惯例，要写一篇谢恩表，给皇上说点儿好话。苏轼就写了《湖州谢上表》。这种官样文章，向来不过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谢皇恩浩荡，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是写《湖州谢上表》这样的官样文章，也不免加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就是：我老啦，跟不上新上任的年轻人了，也不会生什么是非，所以皇上把我派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当官，我呢，还能教养一下当地的百姓。
这话本没有错，但当朝的检察官隶属新党，是苏轼的政敌，原本就想找点儿理由把苏轼这个文坛领袖扳倒，眼下他们抓住机会，立刻拿着这篇文章质问苏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暗示我们新上任的这些人爱搬弄是非吗？你这么写就是扰乱朝政！
他们还从苏轼的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指控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总之，就是说他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在新党口中，苏轼已经犯下了弥天大罪，死有余辜。
结果苏轼到湖州上任还不到四个月，就被强行绑回了京城，收押在监，严刑逼供。
苏轼的文名，天下皆知，当朝多人都为苏轼求情，就连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也上表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亲自出面力挽，神宗只得下令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就是宋朝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 [2] 。
苏轼在被关押一百多天之后，终于重获自由。终于走出监狱的苏轼心情好得不能再好了，当天晚上就立刻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意思是：端起酒杯，刚刚过去的事情就像是做了一场大梦！我再试着提笔写诗，依然觉得有如神助，大难过去了，何必想那么多呢？人生和官场的事，难道都是有原因的吗？
所以说苏轼为人非常乐观，从这首诗里就能看出苗头。四十多岁的人了，官做得不大，还坐了牢，刚放出来，马上又要奔赴偏远地区，但他自我感觉还不错，收拾收拾，就赶赴黄州上任去了。
苏轼带着一家二十多口人来到黄州，口袋里的钱将将够一家人省吃俭用撑一年的，没有办法，他向当地官府申请了五十亩的荒地，弄个锄头，开始耕种。
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管它叫“东坡”，管自己叫“东坡居士”。靠着这块东坡，苏轼勉强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还跟邻居交上了朋友。苏东坡在黄州学会了种地、做菜、炼丹，甚至还练习了一段时间的瑜伽……有一次他在黄州主簿刘监仓家吃米粉煎的酥饼，这个饼又酥又脆，非常香甜，苏轼吃高兴了，忍不住问刘监仓这个饼叫什么名字。对方回答说，山野小吃，哪有什么名字。苏轼大笑说，那就叫“为甚酥”吧！为甚酥，为甚酥，你为什么这么酥！
好友潘邠老家酿了酒，请他来喝，苏东坡喝完觉得很酸，开玩笑说，你这个酒哪是酒啊，这是做醋的时候放错了水吧？你这个酒就叫作“错著水”吧！
后来有一次苏家一家人出门春游，没带吃的喝的，就给这两家人写信，说：“野炊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苏轼名满天下，很多人仰慕他的才华，专程追到黄州请他喝酒，想跟他交个朋友。苏东坡这个人一颗赤子之心，从不摆文豪的架子，交友非常随性，谁来找他，他就大大方方与人家一起玩儿。他当年的同乡好友巢谷得知他被贬至黄州，便赶来探望他，巢谷又是帮苏东坡种地，又是帮苏东坡盖房，还给东坡的儿子当家教。两人经常一起一边品尝苏东坡发明的东坡肉，一边吟诗作对，其乐融融。
苏东坡好不容易开始享受生活了，朝廷却忽然下了一纸诏书，把他调去了汝州。到了汝州，他刚打算在附近的宜兴住下，皇帝又要他去五百里外的地方接新的任命，走到一半，又接到诏书，允许他在宜兴居住，于是他又带着一家人往回走，到了宜兴不到十天，又来消息了，让他去山东登州做太守，好容易到了登州，住了五天，宋哲宗又要他进京……
真是折腾啊，整整一年零八个月，苏东坡一家都在忙着赶路。小妾生的儿子也在奔波中夭折了。
苏东坡到了京城后，八个月内连升三级，从区县小官变成了翰林大学士，原来这是神宗皇帝的遗命。尽管如此，弹劾苏东坡的上书从没中断过。政敌没办法从他的政绩上找到把柄，就拿着他的诗词做文章，动辄向皇上打小报告。苏东坡受不了了，再次离开京城，出京前，好心的老臣文彦博前来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了。苏东坡闻言大笑，答道：是啊，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作注疏呢。
尽管如此，苏东坡的太平日子也仅仅持续了五年，五年之后，他再次被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人还没到英州，路上又被降职三次，改派到了广东惠州。
苏东坡惊讶地发现，惠州当地竟然也有大把他的粉丝。苏东坡交游广阔，素来以与士农工商各色人等谈天为乐，到惠州不过三年，便“鸡犬识东坡”。
他居住在惠州的嘉祐寺，当地百姓对他既敬重又喜爱，兴致一起来，苏东坡又写了首诗，“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说自己在条件恶劣的岭南地区，意外地可以睡上踏实的好觉，实在可贵，连道士敲钟都是轻轻的。
据说这首诗传到京城后，被当时的权臣章惇看到，他冷笑道：苏轼竟如此快活？
很快，苏东坡便由惠州再被贬到儋州（今海南儋州市），在北宋，放逐儋州是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点点的处罚。苏东坡的许多粉丝都为他感到不平：一个少年成名、才华横溢的天才，竟被一贬再贬，甚至在晚年还被贬到儋州这么偏远的地区，真是千古奇冤啊！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绝大多数流传至今的苏轼诗词和散文，都是他在被贬斥地方以后才写出来的。不论是“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还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都是苏轼在经历了人生历练、宦海浮沉后的感悟。
苏轼曾对弟弟苏辙说过：“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意思是天下之士，只有你可以和我一较高低啊！这体现了苏轼作为兄长，对弟弟的才华的骄傲。可是苏辙认为：“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意思就是：哥哥自从被贬斥到黄州以后，深居简出，学问更加精深渊博，他的文风大变，如同大江大河奔涌而来，而我只能惊叹，永远无法望其项背。
经历了多年的贬谪生涯后，苏东坡四处奔走，活成了一个行走版的“舌尖上的中国”。用今天的眼光看，苏东坡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流放黄州期间，苏轼发现黄州的猪肉物美价廉，不但将大量热情投入到对东坡肉的钻研开发中，甚至还写过一首饱含热情的《猪肉颂》来夸黄州猪肉：
“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另外，他不是在黄州开了一块名叫“东坡”的荒地吗？当时黄州连年干旱，但在苏轼开垦荒地当年三月，忽然天降大雨，喜迎丰收的老农民苏东坡在井边发现了许多野生的芹菜，大喜过望，因为“蜀人贵芹芽脍，杂鸠肉作之”。因此他还在《东坡八首》里写了“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不但把发现芹菜这事记下来，还策划好了怎么吃——所谓春鸠就是斑鸠，肉质鲜美。芹芽春鸠脍是川菜中的传统名菜，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苏东坡看到野生芹菜，立刻想起了家乡这道美味的菜肴，决定用野生斑鸠的肉来脍芹菜，“东坡春鸠脍”也是他经常用以招待友人的拿手菜。
绍圣元年（1094），年近六旬的苏轼被贬至惠州，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便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惠州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百姓有多高兴呢？连着喝了三天大酒，还把村西边的鸡都杀光了。苏轼不光自己吃，还跟老百姓一起开party，带着大家吃鸡喝酒，玩儿得很high。
后来苏轼久居惠州，又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说起来苏东坡是真爱美食，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东坡豆腐、琵琶虾、龙井虾仁……东坡蜜酒、真一酒、天门冬酒、桂酒、万家春酒、酴酸酒、罗浮春酒……这些饮食佳酿，都是他被贬斥地方时游山玩水之余琢磨出来的。
秉性中不可磨灭的特质，伤害了苏轼，也成全了苏轼。他在流亡中想明白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激进，变得豁达而从容，渐渐地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苏东坡，他的诗词也因此获得了独特而鲜明的魅力，得到了无数读者发自内心的喜爱。
注释：
[1] 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合称，四人都出自苏轼门下，最先将此四人并称加以宣传的即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答李昭玘书》）。
[2] 所谓“乌台”，指的是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因此御史台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苏东坡惹的这起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以这个弥天大案又被称为“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