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潜入了微观层次，想要一探“逻辑”的本质。本书一共介绍了五种逻辑：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类比逻辑、溯因逻辑以及辩证逻辑。

“逻辑”是确保推理、论证有效的规则。相比逻辑学专业的学术研究，我们更在意澄清人们对逻辑与“口才”关系的各种误解。“演绎”作为最为精确的逻辑类型，在思维的疆域中开辟了一个毫无模糊性的绝对领域，在这个绝对领域里，在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上，人们完成了从AEIO到AlphaGo的奇迹跃进。但正如第十章中那道问是否有一个已婚人士盯着一个未婚人士的测试题所揭示的，我们都是认知吝啬鬼，本能地不擅长演绎，而更青睐“归纳”，归纳推理的本质，是基于对特殊的代表的有限观察，把性质或关系归结为“类型”，我们的经验永远来自有限观察，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又总是类型化的，人人都是归纳鬼才。

比归纳更底层的，也许是“类比”。科学家侯世达认为类比不仅仅是一种推理手段，而且是“思维之火”，是人类最根本的思维机制。我们借战争来理解爱情，向异性发起“攻势”，“赢”得其芳心；借田径比赛来理解学校教育，不能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重要的考试如同最后的百米冲刺；用熔炉类比社会，人在其中被锤炼，变得有“韧性”。人是触“类”旁通的动物，类比为我们编织起了一张几乎可以无限扩张的概念之网，思维依靠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得以高效运行，离开类比，人几乎无法言说和思考。

演绎、归纳和类比是常规的逻辑学教材会重点讲解的三种逻辑。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的必然性推理，离开演绎逻辑，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的长程推理，思维将失去精密性；归纳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或然性推理，离开归纳，我们将无法整顿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类比则是我们的心智理解事物的底层机制之一，离开类比，人几乎无法言说和思考。

但仅靠这三种逻辑，还不足以解释人类非凡的认识能力。人类认识的基本动力来自溯因，离开溯因，人类的思维将失去焦点和方向，理性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的知识其实来自归纳—溯因—演绎的三角循环。“归纳”是对经验现象的概括性报告。“溯因”使我们探究何以至此，我们因此提出一般性的理论假设。由于溯因是一般性的假设（比如广义相对论把引力场解释为时空弯曲），因而必然蕴含着能解释或预测其他现象的断言（引力场的存在将导致光线发生偏转），我们只需将其“演绎”出来，对照特定的经验报告（再归纳），便可从逻辑上检验溯因假说的可靠性（光线偏转的假设在1919年一次日全食观测实验中被完美验证），这是一切科学发现的底层逻辑。溯因推理也叫最佳解释推理，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戴维·多伊奇所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创造好解释，而最好的解释是那些受现有知识约束的解释。[1]

人是因果动物，更确切地说，是不断寻求好解释的动物。我们以生产和消费理由为生，但理由永远需要更多理由来支持，解释永远需要更多解释来解释，只要将足够多的溯因解释联结起来，我们就能用一张巨大的理由之网，或者说“循环论证之网”来间接认识世界。这种间接性之所以是不可克服的，是因为它恰恰是人类克服自身非理性的产物，理由之网的根底是不堪深究的，那里暗藏着理性思维的非理性内核。若我们一定要穷根究底，便会惊讶地发现：原来理性奠基于悖论，否定先于肯定，差异先于同一。辩证逻辑呼之欲出。

对辩证逻辑的讨论也许是本书智力浓度最高的部分。当所有人都患了同样的病，于是便奇迹般地获得了“互为健康”的“正常生活”；要把认识中的障碍，转化为我们之所以能认识的条件；将日常现象辩证倒置后得到的问题，往往是最为深刻的差异性问题——辩证法抄了理性的老底，我们发现“人是否定的化身，以制造和遮蔽悖论为继”。天地倒错，意义丧失，我们迷失或陶醉于后现代主义的无尽解构之中。

必须承认的是，如果一个符号动物极致诚实地反思，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或者说，极致地索要理由，一定会撞上那堵辩证之墙。剩下的问题似乎只是：走到这一步之后，接下来要怎么走？撞墙了之后，当如何自处？

我们的旅程始于对“意义”的追索，在终点处，我们得到的答案竟是：正因为意义不可能彻底实现，永远在逃逸，因此才成了我们欲求的对象（不可能的障碍恰恰是可能性的条件），意义实现的不可能性是意义实现其精神功能的前提，倘若人生有确定不变的意义，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不堪忍受。

因此我非常喜欢“围绕着意义跳舞”这个说法。“舞”是一个绝妙的类比：我们的确在围绕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跳舞，你绝不能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然后问：这家伙疯了吗？他为什么要自顾自地扭动身体？你不能这样问，围绕着虚无的舞蹈本身却不是虚无的，关于舞的道理与舞无关，舞之前的历史、舞之后的未来与舞无关，舞本身就是意义。

关于意义从何而来，我推崇侯世达的解释，他认为“意义来自同构”。“意义”并非不可说，只是不能像前面那样抽象地、逻辑地、推论地、穷理地“说”，如果只能那样说，则意味着文学、诗歌、艺术乃至人类想象力的价值都被取消了，小小理性何德何能？人类思维底层的类比机制总是能拯救我们。

思维方式经常被类比成锤子，同构之处是，都有一个操持它们的主体，都指向某些外部对象，通过思维的碰撞/物理的敲击，为的都是解决生存问题，同时，主体也会因此陷入工具的形态所预设的某种认知局限之中——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操着辩证法，看什么都有矛盾。

但你并非只有一把锤子，并非只能用一种姿势同世界死磕。有些锤子适合敲打自然，有些锤子适合敲打人文，有些锤子并不用来敲打，只用来模仿和创造，你可以叫它艺术之锤。人类用艺术之锤复刻一切存在之物，在存在之物与使用者生存处境的同构性中塑造意义。我以为，这是人类生活丰富性的根本来源。我完全同意尼采的说法：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永远有充分理由。[2]

在辩证之墙上撞得鼻青脸肿之后，我们最终会在温柔的类比中得到救赎。

我们追求智慧与意义的旅途不会就此结束，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悖论游戏：一些发育过度的理由动物总能发现蹊跷——这哪里是救赎，不过是编造出的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解释而已。为了让人生不至于陷入消极的虚无，狡猾的作者骗我们喝下这口酒，好让我们继续酩酊大醉，我们如此猜测着，回到被溯因和辩证支配的恐惧之中。

这种无可破除的窘迫恰恰应了最后一章的主旨：人是因果动物，以生产和消费理由为生，人亦是否定的化身，以制造和遮蔽悖论为继。在表面上，因果与理由容不下否定和悖论，那会让游戏崩盘；在本质里，否定与悖论却是因果与理由产生的根本条件。正因如此，无限游戏永无止境，这是无可逃避的宿命，人们只好继续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