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三是我们将脑中的符号表征组织成命题并说出来的阶段,这是我们要重点分析的阶段。
这个阶段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需要将网状的思想内容组织成线性的有声言语,同时还要保证它们能尽可能地还原其源头复杂的、非线性的、多层次的丰富意涵。由于我们不能一股脑地将那些零散的符号表征塞进那个狭长通道,在此之前,我们要对它们进行一次整编,根据特定的规则安排它们的出场顺序。
按照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的说法,这是一个从思想网到句子树再到词语串的过程:无中心、无层级网状结构,必须先组织成中心化、层级化的树状结构,才能渐次地展开为线性结构,否则就根本无从安排线性词语串上各个概念的优先级顺序。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构化”。
结构化的整编至少是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的:句子内部和句子之间,也就是基本的句子(命题)层次和规模更大的语篇层次。
句子内部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受到语法规则的约束,我们都是在基本句型的框架中言说的,比如主谓宾、主系表、从句套从句等,这是个非常高效且不自觉的过程;句子之间乃至篇章之间的组织关系,就没有如同语法规则般明确的规范了。
大致上,我们能梳理出四种基本关系,我们就是通过这四种基本关系来组织段落和篇章的。它们是因果关系(推论关系)、时间关系(相续/不连续关系)、空间关系(相邻/相离关系)、原型关系(相似/相异关系)。这四种关系基本对应了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类理智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因果关系、时空接近关系和相似性关系。当代学者也基本同意将这些范畴假设为人类心智把握外部关系的基本范畴。[5]
这四种关系是随处可见的,无论是叙事(记叙)还是说理(说明、议论)的文章,在大的结构上,基本是被因果关系串联起来的。在叙事文本中,“起因—经过—结果”是最基本的结构;而说理的文本,比如很多学术论文、行业报告乃至《汤质看本质》节目的文本,其论述框架都基本符合“场景—冲突—问题—答案”的结构。[6]
因果思维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但这些围绕着因果的叙事/说理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首先,它们永远处于时空框架之下,这就一定会涉及“过去—现在—将来”以及由远及近这样的论述结构。
[时间]那老人独驾轻舟,在墨西哥湾暖流里捕鱼,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开始的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同去。可是过去了四十天还捉不到鱼,那男孩的父母便对他说,那老头子如今不折不扣地成了晦气星……(海明威《老人与海》)
[空间]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鲁迅《故乡》)
其次,它们永远受到原型范畴的制约,所以我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明喻、隐喻、类比、对比这些基于原型相似性或差异性的论述结构,来说明更复杂的对象以及对象间的关系。
那口渴的太阳汩汩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哗地响,人身上的水分全给他喝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张爱玲《倾城之恋》)
金阁已经度过了无数个黑夜,至今仍继续着永无尽头的航行。白天,这只神奇的船满不在乎地抛锚止航,任凭众人观赏;而夜间一到,它便乘四周黑暗之势,鼓起帆一样的额顶昂头出海。(三岛由纪夫《金阁寺》)
一些关于“结构化思维”的教材会告诉你,有些表达有结构,有些表达没结构。这是误区,所有的表达都是有结构的,区别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结构的存在,并做出了相应的安排。你可以由表及里、由远及近地描述一件事,也可以从过去讲到未来、从当下切回过去,甚至刻意使用混合结构做出不规则的叙事安排,这都没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调用它们:一会儿在时间关系中,一会儿在空间关系中,一会儿倒叙,一会儿插叙。这当然会导致表达和理解上的混乱。这种混乱不只涉及叙述,在说理中,我们话语中的因果关系常常是非常混乱的,这导致我们无法阐明因果关系,翻来覆去也说不清楚一件事。
我们在第四章讨论了很多关于因果、推论的课题,多是着墨于理论,本章我们要往实践层面推进。
在“结构化”的课题中,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总有人能给出更高明的解释,阐明更复杂的因果?他比我们强在哪儿?
生活中,当对方讲清楚了某个复杂事态中的因果关系时,我们会做出评价:他的表述非常有逻辑/结构很清晰/对这件事的认识非常系统。逻辑、结构、系统三者之间有认知水平上的递进关系,要回答“为什么总有人能给出更高明的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因果关系、逻辑思维、结构化思维和系统性思维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