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公映的《武训传》，其剧作是《悲惨世界》一般的配置。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十九世纪欧洲顶级畅销书，一部书的赢利等于一个跨国企业。法国评论界分析原因，用词是“天主教—社会主义小说”。
当然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还不懂阶级斗争。揭露各种不公正现象，设想解决社会矛盾的是“大工厂”——像大家庭一样提供福利的工厂，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报纸、口头舆论都在讨论这种大工厂，是穷人改善生活的希望，也是富人追求社会进步的理想。
主人公冉阿让一生都是个司法制度的受害者，符合“揭露不公正现象”。他创办了含托儿所、工人救济金、免费药房的企业，符合“大工厂”。晚年似一位天主教圣徒般，以全面牺牲个人幸福、奉献他人的方式，获得精神升华。
天主教道德观是大众传统，空想社会主义是大众热门，写这两桩事，人人都知道、人人有共鸣，阅读人群的覆盖面大。
《悲惨世界》是雨果个人最畅销的书，用此种配置，他仅此一次。《巴黎圣母院》《笑面人》《九三年》的读者限于平素看小说的人群，未能广及民间，而《悲惨世界》发动平日不读小说的人群也看。
《武训传》公映后引发全国范围的大众好评，是一九五一年上半年的票房冠军，没有看电影习惯的人也争相看，《泰坦尼克》一般。模仿法国评论，可称为“善书—社会主义电影”，采用善书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科学，是懂了阶级斗争。
善书——讲因果报应范例、个人成道的故事，从字面解释为“劝人行善之书”，是清朝畅销书类型，延续到民国。三十年代的《扬善半月刊》是学术刊物，却冒充善书为刊名，为争取读者吧？可想当时善书销量仍大。
善书的兴旺，因为清朝有小两百年在全国范围内，每月民间都要宣讲《圣谕十六条》——康熙总结的道德规范，在各地孔庙里。确实枯燥，为招揽民众来听，热场一般，以弹唱表演的方式先讲善书，后来喧宾夺主，以演出为主。所以孔庙从不冷清，里面是吹拉弹唱。
所讲善书不是固定的，不断更新。
《武训传》男主由凡人到圣贤的善书故事，辅以新时代广为传播的阶级斗争观点，人人都知道、人人有共鸣，必是高票房。
善书是用来唱的，我这代人不会。唐诗宋词是用来唱的，我这代人不会。四书五经都是用来唱的，我这代人不会。香港电影一九九三年的《青蛇》、一九九四年的《梁祝》里，私塾读书在唱，可惜用的是现代流行歌曲，或山东快板。
《武训传》的可贵，是片中留下了一段私塾吟唱的调子。
私塾吟唱的调子有多种，韩国釜山孔子学院录音了几位韩国私塾时代老人的吟唱，未听到原版，听到一位当年派去跟老人们学的教师的唱。跟《武训传》不同，是另一种，竟然耳熟，是现今我们寺庙里唱《大悲咒》的曲调。
悲欣交集，慨叹文人不要的，被寺庙保留下来。祖辈的东西毕竟还在，在我们的地方上没有绝，只是“当面不相识”，不知它原是什么。
善书分两种：因果报应、个人成道。
“因果报应”多找名人编故事，梅兰芳是入善书的。如下：
梅兰芳的父亲是一位穷苦的胡琴琴师，领了一年薪水，回老家过年。途经一地，发水灾，不忍心见灾民饥饿，就把年薪都捐出去了，空手回家。
他过了个穷年，善报落在儿子梅兰芳头上。梅兰芳成为戏曲界龙头，一生的富贵荣耀，其实都是父亲一年年薪的回报。
——肯定不符合事实，梅父不是打工仔，是老板，除了拉琴，还经营饭庄。梅兰芳成为四大名旦之首，是祖孙三代累积出的综合实力。比如，其他三位名旦的乐师班底，都出自梅家，不是他父亲教的，就是从梅家乐师班分出去的。
但老百姓更愿意听“一年年薪换一生”的故事。
因果报应的故事是底层的励志书、成功学，以小博大、以少胜多，代价不高，收获难以想象的巨大。穷苦琴师一年年薪，没多少钱，换来儿子成为京戏龙头。
另一种“个人成道”的故事，更是以小博大，小付出，能成圣贤。比如：
明朝初年，湖南潭州，有个叫“黄打铁”的铁匠，收入少，手停口停——今天不打铁今天没得吃，十分苦闷，觉得自己如同犯人，一生都将被囚在火炉前，动弹不得。有位过路僧教他，打一下铁，念一声佛。他老实照做，三年后，成道了。
没看过经书，却超越高僧大德。
武训三十余年乞讨办义学，一番辛苦，朝廷赏黄马褂、立功德牌坊，封为“乞圣”，成为圣贤，超过了功臣、忠烈、鸿儒。功臣要冒险、忠烈要惨死、鸿儒要著作等身，代价巨大，他们成不了圣贤，你成了，跟他们比，你还是“以小博大”。
低起点的人达到最高成就，对于大众，实在励志。善书畅销，是因为怎么看怎么高兴吧？描述出“唾手可得、一步登天”的捷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