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理论家和惯犯，没有人关心刑法。——亨利·梅因爵士
如果你愿意翻一翻20世纪的新闻故事、小说和电影，你就会发现，亨利爵士的这一评论可以和1962年笛卡唱片公司的论断“披头士的演艺事业没有未来”相提并论。但亨利爵士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正确的：尽管人们也许会对刑法产生兴趣，但他们实际上对此并不在意。在我们的重大事项清单上，刑事司法系统显然难以入围。原因十分简单，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开始确信，法律制度的真相不能局限于研究它的学者或者那些卷入诉讼的不幸的人；公众也需要直面隐藏在制度内部的不公正。
我的研究之路得到许多科学家和学者的大力协助，他们的工作为这本书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杰出的群体中，我要特别感谢乔恩·汉森：他将我引入法律和神经科学领域，并让我注意到一系列我从未考虑过的问题。他的善良、聪明和慷慨改变了我职业生涯的轨迹——没有他，我不可能成为法学教授。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编辑阿曼达·库克。没人能够像她那样专注地、不知疲倦地、周到地守护着本书的写作项目。她和她明星助理编辑艾玛·贝瑞的不懈努力使得这本书更加犀利、通透和引人入胜。卡佳·赖斯凭借巧妙的触觉和敏锐的本能，让我明白了一个高级校对人员的重要价值。将这本书推向市场的整个皇冠团队也对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感谢我的代理人兼好友威尔·利平科特，他始终支持着我，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同时还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使我得以在出版界顺利遨游。利平科特·梅西·麦奎尔金公司的整个团队都付出了很多心血，确保出版项目有条不紊。
我还要对我的研究助理们致以崇高的谢意，他们是：杰西卡·艾奇森、贾斯汀·巴克曼、凯瑟琳·比克纳、路易斯·卡萨迪亚、约翰·科科伦、纳撒尼尔·克里德、安德鲁·戴维斯、马洛里·德奥多夫、都铎·法卡斯、凯尔·格雷、克劳迪娅·哈格、塞思·海恩斯、威廉·荷兰、瑞秋·霍顿、帕特里克·马尔奎恩、亚历山德拉·罗金和帕特里克·沃尔福德。我的研究内容和参考文献随着写作的进展不断增多，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他们用热情和辛勤的工作帮助我坚持下来。此外，我还要感谢参加我的刑法课程和法律与神经科学研讨班的学生，他们促使我重新考虑各种假设，并用新的眼光审视旧的资料。
感谢德雷克塞尔法律研究中心的图书管理员和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包括苏尼塔·巴丽杰、约翰·卡农、史提芬·索普，特别是林赛·思度锡，她帮助我快速高效地找到大量研究材料。杰里·阿里森也值得特别赞扬，他的帮助使我实现了一直以来想要在线完成尾注的梦想。
感谢我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和布鲁克林法学院的同事以及阅读部分提纲和草稿的朋友，他们帮助我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源，并提出非常宝贵的意见，特别是亚当·阿尔特、彼得·莱克曼、凯瑟琳·普利斯、多米尼克·蒂尔尼和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我的合作者杰夫·古德温在我确定本书核心主题的过程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他是我见过的最为严谨而聪明的科学家。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倒不是因为我们总是意见一致，而是因为我们往往意见不合。我们关于刑罚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对此我非常感激。
关于犯罪行为的生物和环境原因的讨论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积极行动也得益于家庭的重要影响。这本书也不例外。我知道我是多么的幸运，出生在如此美好、充满鼓励和爱的家庭里。简、贝丝和内特，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你们的存在，我不会有如此这般的兴趣、勇气和智慧来写这本书。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家庭的支持，包括我的祖母丽诺尔，她是一位诗人，直到九十岁高龄仍然每周都给我写信：无论是遗传还是后天习得，她对书面文字的激情都在我的血脉中奔涌。
这本书献给我妻子布鲁克和我女儿米拉。布鲁克，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你是我最伟大的拥护者，我最大的安慰。米拉，你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人。我对你们的爱比你们了解的还要多。遗憾的是，我写作这本书所付出的牺牲也落在你们的肩上。但这些也是为你们所作出的牺牲：我希望你们都能拥有一个比我们更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