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10日，我在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根据大众媒体所谓的确切报道，太阳系所有的行星在轨道上的位置会在那天与这颗恒星处于同一侧，就像穿在竹签子上的肉串一样排列成一条直线。有人预言，这种罕见现象的发生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所有行星的引力联合起来拖曳牵引，作用在一条直线上，会引发太阳风暴，对地球造成巨大危害。而重创之下的地球，火山爆发，大陆板块巨震，地质断层像拉链一样被撕开，加利福尼亚沉入大海。
好吧，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加利福尼亚还安稳地待在圣安德利亚斯断层上，太阳依旧孜孜不倦地散发着光芒，地球也还安逸地在原本的自转轴上旋转。
行星根本不会排成一条直线，至少不会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排列，不会像一根穿满珠子的看不见的线。在行星排成最接近直线的状态时，如果从太阳的视角看过去，会发现它们分布在一个95度张角的扇形区域中。这意味着，这些行星分布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天空的四分之一。在预言中的灾难到来之前的好几个星期里，这些行星的排列角度已经与人们所担忧的情形非常接近，但没有引发任何值得在意的事件。不仅如此，历史上还有过比这一次排列得更加整齐的时候，也没有招致什么严重后果。更何况，天文学家可以精确计算出这种特殊的排列状态所增加的引力，它的作用对地球所产生的影响，还比不上有人从二层楼的窗户跳出去落到街上造成的冲击力大。
不过，行星齐聚在四分之一天空中的确是足够罕见的情况。像1982年那样排列的紧凑程度，每179年才有机会重现一次。如果你能赶在3月10日那个星期的某天太阳升起之前起床，那就有机会同时看到能以肉眼观测到的全部五颗行星。
预言中的灾难日，早上5点，我正在大学的天文台观测。天空仍漆黑如墨，群星闪烁。我把望远镜从西移向东，开始太阳系大巡游：火星、土星、木星、金星和水星。就连月亮也以优雅的月牙姿态装点了我的清晨，与群星一起参与了这场游行。土星，戴着俏皮的光环帽子，看起来就是卡通动画中常见的星球的原型，那么梦幻，却无可否认的真实。木星慷慨地展示出全部四颗大卫星供我观赏。金星也化成小月牙般的形状，似乎在调皮地模仿着月亮。小小的水星，和平时一样，身影总是让人难以捕捉。当时的它，静立在东方渐露霞光的微粉天空映衬下的树顶上。我爬上天文台圆顶，从天窗向外观赏日出。行星们以不同寻常的光辉对抗着逐渐明亮的天空。蓝色的角宿一和红色的心宿二也闪耀着光芒加入群星的壮丽行列。仅这一个清晨，就足以让人觉得179年的等待是值得的。
※1982年3月10日那天，世界没有走到尽头，天空却给我们带来一场足以铭记终生的微光盛宴。那天早上，没有地震打扰我的美梦，或是把我从天文台圆顶的天窗上晃下来；没有太阳喷吐出长蛇般的烈焰。只有夜空，轻声呢喃着甜言蜜语。在我生活的地方，隐藏在大城市的灯光和烟霾之下，夜空的低语几乎无法使人得以耳闻。我得把握住所有可能的机会。
在最暗的、最晴朗的夜晚，仅凭肉眼可以观测到几千颗星星。除了恒星之外，对于远离城市灯光的细心观测者来说，裸眼还可以看到其他奇景：星团、至少一个星系、星云、银河、黄道光。可是，典型的城市或郊区的观测者也许只看得见几百颗最亮的星星，此外再也见不到其他任何令人难忘的天体。我们辜负了黑夜，我们丢失了微光。
我目睹过黄道光——莪默·伽亚谟[8]所说的“伪曙光”。在8月或9月，晴朗无月的夜晚，黎明前一到两个小时，可以看到从地平线开始沿着黄道带延伸的黄道光。黄道光比银河还要暗弱，我曾试图探寻它好多次，但都没有成功。太阳系内部区域的行星之间遍布着尘埃，黄道光就来源于太阳光在星际尘埃中的反射。这些尘埃通常在太阳附近形成一个扁平的盘，而这正是我们只有在日出前或日落后，以及在一年中那些太阳系的平面相对于地平线剧烈倾斜的时刻才能看到黄道光的原因。我上一次看到的黄道光，是越过海边黑暗的山坡照射而来的。来自大西洋的风吹散云层，地平线上漫步的星笼罩在黄道光的华盖之下。我再也不曾见到这样的景象。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这样建议他的学生：“让我们崇拜自己的脊椎和脊椎的兴奋吧。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的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情感宣泄形式。”在夜空中找寻微光，既是一项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搜索的结果往往一无所获，但我把这样的兴奋视作极其珍贵的财富。“我们本来就是头部燃着圣火的脊椎动物。”纳博科夫说，“人脑只是脊柱的延续，是增强了的组织顶端，燃烧着纯净的蓝色火焰，但是贯穿整根蜡烛的是烛芯。”在看到黄道光的那个早上，我感受到整根烛芯燃烧的热量在我身上蔓延。
还有一种特殊的微光盛宴，试着数一数金牛座中的小恒星团——昴星团中的成员吧。自古以来，这些恒星就被称为“七姐妹”“七少女”或者“明亮七星”。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一首诗歌为它们取好了名字：阿尔库俄涅（Alcyone）、梅洛普（Merope）、塞拉伊诺（Celaeno）、塔宇革忒（Taygeta）、斯忒洛珀（Sterope）、厄勒克特拉（Electra）和迈亚（Maia），它们“微小而暗淡”。大部分现代观测者只能用肉眼看见昴星团中的6颗恒星，或者，如果夜晚格外晴朗，那就能看到9颗或10颗。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开普勒的导师梅斯特林，画出了这个星团的11颗恒星。天文学文献中也不难见到以裸眼观测到这个星团中12颗恒星的记录。我见过的最多的数字是声称自己看到了16颗。这个星团实际上可能包含多达500颗恒星，它们当中也许有20颗恒星的星等位于肉眼可见的范围内，但是过于密集的排布让观测到16颗的纪录显得很可疑。在最黑暗、最晴朗的夜晚，我的最佳成绩是看到9颗。那个时候我还年轻，视力比现在强多了。
或者，试试寻找年轻的月亮。严格来说，月亮在经过太阳和地球之间的那一刻，可以被称为新生。这一瞬间可能降临在白天或黑夜的任意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所称的“新月”，实际上是年轻的月亮，我们只能在月亮真正新生之后的某一刻才能察觉到天空中纤细的小月牙。最年轻的月亮，可以在日落之后被发现，那是低垂在西方的月牙，紧靠在太阳刚刚落下的地方，被地平线上炫目的落日余晖所净化。有许多因素——地理纬度、日落时间、月球轨道平面与地球轨道平面的夹角角度——共同决定了看到新月的可能性。天气的晴朗状况，地平线的清晰度，视力的敏锐程度，也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我曾见到新生不超过30个小时的月亮，它薄如指甲，纤如睫毛，弯曲弧度像是丘比特的弓，弓弦上的箭直指太阳。但是30个小时算不上破纪录，甚至连接近纪录都谈不上。总是有人发表报告说见到了新生24小时的月亮。莉齐·金和内尔·柯林森是英格兰斯卡伯勒的两位女佣，有记录表明她们在1916年5月2日看到了新生14.5个小时的月亮。传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在某天早上看到了残月，又在同天晚上捕获到了新月，但这个故事很难让人相信。我会继续探寻。我会查看我的年历以及盖伊·奥特威尔每年编写的天文年鉴。我会等待那个特别的夜晚，等待所有必需的因素都恰到好处，地平线清晰分明，月亮从我肩头越过，比我以往见过的都要更加单薄瘦弱。我想那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优雅月影。
还有其他难得一见的天象奇观可以被肉眼捕捉到，它们化成微光在夜空中闪烁，隐藏着自己真正壮丽的一面。仙女星系就是一个很难，但确实可以凭裸眼观测的星体系统。在很多个黑暗的乡村夜晚，我都从夜空中分辨出过它。在发明望远镜之前，仙女星系只是星图上不甚清晰的小斑点。没有人想得到，这些模糊的光斑是包含万亿恒星的宇宙岛屿，是另一个银河系，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星系以外唯一不借助光学辅助就可以目测到的星系。仙女星系距离我们200万光年远。如果没有望远镜的帮助，再也不会有比这更远的光能进入你的眼睛。
我曾有幸得以一瞥M13的真容，那是武仙座中包含百万恒星的球状星团，也或许，我只是想象自己真的见到了它的样子。未来某天，我将旅行到南方，去观测半人马座和杜鹃座中更明亮的球状星团。据说在最黑暗的夜晚，有可能看得到天鹅座中的北美星云。拥挤的恒星让这团星云弥漫出暗淡的粉色光芒，拢在天鹅的翅膀下方。我常常试着寻找它，但从没能达成所愿。我不会就此放弃，我会继续尝试。
我看到过鬼星团，或称它为巨蟹座的蜂巢星团。对肉眼而言，它只是一团朦胧一片的乳白色的光。喜帕恰斯称它为“小云”。当伽利略将他的望远镜转向这朵“云”时，他惊喜于竟能从中分辨出微小的金刚石般的恒星。他数出了36颗。这个星团里实际上有着几百颗恒星，闪烁着超越视觉极限的光芒。
※我第一次观测到鬼星团是在卡茨基尔山的小山坡上。不知怎的，那一天我走到了约翰·巴勒斯的墓地。他是世纪之交的博物学家。当时有两位著名的博物学家名叫约翰，一位是约翰·缪尔（John Muir），即“约翰·大山”（John of the Mountains），就是在阿尔卑斯山峰和阿拉斯加冰盖上安家的那位；另一位就是约翰·巴勒斯，即“约翰·大鸟”（John of the Birds），他喜欢坐在自家门前的走廊上，看地球自转带来斗转星移。巴勒斯是大自然的细微光芒和轻声低语的鉴赏家。“优秀的自然观察者体现在细节处，”他说，“处处有痕迹，处处有意义。”或者，“能成功观察自然的秘诀，在于拥有发现暗示的能力。”巴勒斯是发现了暗示的人，他相信他脊椎的兴奋。
巴勒斯安眠在一片散布着岩石的草地的最高处，从那里看下去，宽阔山谷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墓地周围环绕着本地页岩垒成的矮墙。附近有一泓山泉，泉眼之上有一块平坦的巨石，巴勒斯每日就是坐在那里从光阴中观察并获取自然的暗示与启示。一块固定在巨石上的牌匾镌刻着这位博物学家的墓志铭：我站在永恒的道路之中，属于我的将认得我的脸。
在春天的清晨登上那座小山丘，四下寂静安宁，只有风声摇曳着桦树噼啪作响。一只丘鹬被我从巨石下面惊起，尖叫着拍打翅膀，长长的鸟喙从地面掠过。我确信这里就是那样的地方，是那种能从一百万种不起眼的特征和细碎的真理之光中培育出一个哲学家的地方。植被覆盖的山坳里，宁静的草甸一直延伸到清澈的小河边。那里还处于冬日的冰封状态，易碎般脆弱，积雪的河岸绵延到干石墙北侧。约翰·巴勒斯墓地周围的土地上张贴着布告，宣告着这里属于“纽约大峡谷的C.巴勒斯”。依托着C.巴勒斯的善意，以及对“属于我的”一切的探求，我无视了那布告，徒步踏进那片原野。艳阳高照，鹰击长空，它在等待狙击那些度过了漫长冬眠，禁不住暖阳诱惑冒头而出的小动物。浑身是毛的毛毛虫自信地穿过草甸，打算搜寻一处合适的地方，好把细胞重新排列，让自己蜕变成春天的第一只飞蛾。我用两双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我自己的双眼和约翰·巴勒斯的双眼。我记得巴勒斯的信条：“了解只是一半，而爱是另一半。”
那天深夜，在山坡上，我扫视微光闪烁的群星，发现了巨蟹座的鬼星团。我想起巴勒斯，这位洞察自然界微妙姿态的大师。对于白日，巴勒斯是坦诚的生物，但对于夜晚，他却只懂得赞美。“夜晚的恩赐并非有形的，”他这么说，“夜晚不会伴随着水果、鲜花、面包和肉类而来；夜晚的降临伴随着群星和星尘，伴随着神秘和涅槃。”从此之后，夜晚的微光对巴勒斯袒露出自己的秘密，天堂的大门为他开启。他的思想，“像一道闪电”，击中无底深渊，随后天空的面纱再次剥落下来。幸好，对深夜赐予的这种模棱两可又转瞬即逝的启示，他说：“如果世界永远以一种赤裸裸的宏伟姿态出现，也许会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
在卡茨基尔的墓地的那一天，我注意到从记号石下方生长出来的新的藤蔓植物。幼嫩的卷须盘绕着穿过干石墙上的孔洞，绿色的嫩芽沿着古老的无尽道路奋力迎向太阳。春天的风裹挟着细碎的暗示，夏日的踪迹就藏在空气里。在这样的日子里，就连卡茨基尔页岩的重量，也不足以将老人的精神压在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