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说，没有对酸的经验，你就无法真正明白酸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是说，你有酸这种感知，你就知道“酸”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我无法说太多，只是想说，“酸”这个字一方面跟酸这种感知相连，一方面又跟甜、苦、辣这些语词相连。如果没有粉色的、橙色的等这样一套语词，你就没办法规定什么是红的，你就不知道红的外延结束在何处。这么说吧，有的语言里只有三个颜色词，他指着红色叫红，指着橙色叫红，指着棕色也叫红，他说错了吗？对，你们听出来了，我是在引用索绪尔。索绪尔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不用多讲，你们自己可以去读索绪尔，或者读读我对索绪尔的简介，[1]当然你也可以去读别人的简介。
什么跟酸这个字对应？酸这种感觉。什么跟甜这个字对应？甜这种感觉。疼痛对疼痛这种感觉，脚印对如此这般的形状，这么说有意思吗？我觉得没意思。你有一个感知语词，不是用它来跟一样东西对应；是你林林总总的感知映射到一个语言系统中。从感知到语言是一种映射，是一个前-言说的混沌映射到语言系统，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系统。言说把你的感知、经验带入一个符号系统或者语言系统，进入了一个系统，这个感知就有了一个身份。这有点像加入一个组织。你的身份是组织赋予的，比如书记、小组长，你天然并不是书记、小组长，是系统里面有这个位置，你现在被配到了这个位置上。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少年进入社会，通过这样一个仪式，他成人了，他在成人社会里扮演了一个角色或者担负起一个角色。把一种感觉叫作酸的，把一种图形叫作三角形，它们是被赋予了形式，成形了。形式是系统赋予的。
这话也可以这么说：一个语词只有在一个系统中才有意义，一个语词只有在一种语言系统里才能指这个指那个。就此而言，一种感觉被说出来，不像是一根项链从抽屉里拿出来，言说不是搬运，而是成形。
我们讲到语言是一个系统，一个意思是说，其中的元素之间具有某种逻辑关系。逻辑意味着可以进行形式推理。这个我们下一讲再展开讲。
物事在语言里被赋予形式，在我看来，就是一般所说的心智。“心智”这个词，本来只用在人身上，现在不兴人类中心论了，我们也谈动物的心智，我用“心智”这个词对应mind，说动物有mind，还是有点儿奇怪。
说到成形，在哲学史中，最常被引用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橡树的例子，讲橡树的种子慢慢长大，然后它就成形了。橡树种子长成橡树，这当然是一种成形，但从这个例子来讲通过语词成形并不合适，一颗种子好像有一个现成的形式在等着它，一颗橡子只要生长就长成橡树而不是菩提树，它好像自己生长出了形式。那更像是生理上的成长，而不是社会性的生长。物事到语言不是直接生长出来的，它依托于一个语词网络，是不成形的东西长入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成形。
感知需要一个语言系统才能成形。同样的道理，你看到一匹美丽的马，你也不能自动上升到美的理念，你得有一个理念系统，你才能知道是往美的理念上升还是往别的什么理念上升。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语词处在一个系统之中。美的理念不可能是一个孤零零的理念，它得在一个系统里才能是美的理念。
语词给出所是现在我把这一点扣回前面说到过的一个主题，我们在讨论视觉的时候谈到过，你看到什么，有两个方向上的回答，在一个方向上，你看到了郁振华，我们说，你看到郁振华本尊；在另一个方向上，你看到他的眼神、体态、动作，你视野里实际上还有刘晓丽，还有其他听众，还有窗户，你看到五光十色的感知内容。What do you see？我看到郁振华，“我看到了一个人”，那么我是在回答我看到了what。你也可以回答，I see that，然后列举你视野里出现的五光十色的感知内容。
这是两个方向上的回答，而不是说，thatness包含了很多很多细节，whatness是从这些内容里挑出点什么，挑出主要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我想要说的是，无论你怎么回答，你都是在回答what，你一用语词来回答，你就回答了what。你看见郁振华，他神采奕奕，他正坐在座位上写字，但是郁振华这个名字没说这些，这个名字指的不是坐着的郁振华，不是站着的郁振华，不是在写字的或在喝水的郁振华，它指的是郁振华本身，不是40岁的郁振华、10岁的郁振华，也不是10岁到40岁的延续体，它指的不是一个实际物体，而是一个逻辑上的存在。你说我看到一棵树，这是个what。What do you see？我看到一棵树，不多不少是一棵树。好，我不说看到一棵树，我看到的是绿色、木头、纹理，你仍然在回答what。你看到绿色，不多不少是绿色，不是蓝色，不是棕色。你有“绿色”这个词，跟青色、蓝色分开来的一个词，你看到绿色，不是看到青色、蓝色，绿色就是绿色本身。这里，绿色是你看到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对象本身。你说，我看到了一片颜色，那你看见的是颜色本身，你说的是颜色，不是形状。你开口说话，说出来的总是what，不是那个thatness。当然，这个what是靠that来支持的。
what和that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概括的，一个充满细节，仿佛你可以通过不断地细化描述whatness来逼近thatness。这么想，从第一步就已经掉到陷阱里去了。刚才说，一种感觉被说出来，言说不是搬运，而是成形，不像把一条项链从抽屉里拿出来。言说是有挑拣的，但不是在现成的东西里挑挑拣拣，好像从好多项链里挑了一条拿出来，好像你实际上看到了好多好多东西，但你说看见一个人，单单把这个人挑出来说。thatness是那个没成形的东西，你说出来，它就成形了，成为whatness。据说，世界本来是混沌的，世界在诗人的笔下成形，用特拉克尔的话说，诗人把它们带进了being。“眼前有景道不得”，“晴川历历”“芳草萋萋”把它道出来了，眼前一片迷离成形了。崔颢要是一样一样细描给我们，也许这幅景象就完全不成形了。
反过来，没有语词就没有这些whats。没有语词就没有办法回答你看到了什么。你不用语言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一棵树还是上面停着两只乌鸦的巨大之物。你可以指给我，但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乌鸦还是树冠还是这棵树。狐狸看到了一只乌鸦的尸体，这是我们说，狐狸也许只是看到一块肉，无所谓乌鸦，无所谓尸体。
一开始我们说，看有一种本体论地位：看直接看到对象的是什么，现在我要说，这是因为视觉是高度语言化的，确定了那是个什么对象的，是语词，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给出了“是”，给出了Sein，你有了语言，才能回答what is it。[2]我们一开始是从视觉来讲的，说我们看，就是看到本尊，[3]现在我要说，所谓本尊，就是那个可以被言说的什么。
语词是感知与理知的交汇我用whatness和thatness来做这个区分，这是我瞎编的，反正，这里所做的区分不是细节和概括、实体和属性、本质和存在、类和个体，说的是语言带来是、存在，这个话题不大好懂，我只说这么几句，有点儿不够恭敬。不过我在别处[4]谈得多一点儿。你们没跟上也没关系，可以放过去，这些不是这个课程的重点，我只是把这当作我们整体论述的一环，把几个环扣上，时间关系，这里只是简单说一说。
从这个课程来说，我想讲的重点是，一个语词能起作用，一方面它跟我们的经验连着，另一方面它在一个系统里跟其他语词连着。[5]一个语词是语词体系中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位置是由其他语词确定的，它跟这些语词有各式各样的逻辑关系。感觉语词也不例外，“红色”这个词既需要红色感知的支持，同时又是语言系统里的一个单元，它是在一个语词系统中得到界定的。
语言一方面体现着语词之间的逻辑联系，另一方面连着一片感觉，需要感性方面的支持。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话，说得很简洁：所有的自然语言都需要感知。你只懂语词逻辑，没有感觉，你就不明白一个语词的意思，尤其不明白感觉语词的意思。我们只有依托于我们的感知才能够说话，才能够听懂话。
语词既连着感知，又连着逻辑，因此，可以把语词视作感知与理知的交汇。交汇这话我曾用在视觉上，我现在用在语词上，倒不是我改主意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视觉跟语言是高度重合的。语词是感知与理知的交汇，这个想法我从前也谈过，[6]这一次就感觉语词怎样起作用说得比较详细一点儿。
反心理主义语词需要感性支持，这话本来也算不上怎么高妙，在我看来，一个语词，既有语词之间的逻辑联系，又有这个语词的感性内容，这是件相当明显的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一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哲学家常常只从语词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待语词。这个倾向，总体上说，是弗雷格带动的。大家都知道，弗雷格反对从心理方面来看待语词的意义。
洛克、休谟，一直到布伦塔诺这些人，他们在讨论语言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心理主义的忌讳——他们不会觉得有一种东西叫心理主义，那时候还没有心理学这个单独学科，他们讨论心理活动，没有障碍，没有担心，他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反思，都是对日常现象或自然现象的思考。但是到了19世纪末心理学成形了之后，研究者就有一种意识，要区分哲学和心理的东西。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影响了胡塞尔，结果两大流派，一个分析哲学潮流，一个现象学潮流，都反心理主义。
所谓反心理主义，核心在于反对用心理意象来解释语词的意义，反对从洛克开始的英国经验主义，即我心中的意象决定语词的含义。的确，你要是把你心里浮现的意象当作语词的意义，那就糟了。一说马，你浮现出“马踏飞燕”，我浮现出“西风瘦马”；一说哭，你浮现出“泪飞顿作倾盆雨”，我浮现出“执手相看泪眼”。那就像罗素说的，德国在一千人中有一千种形象、一千个意象，所以德国有一千个意思。
反心理主义是对的，但这个大势使得后来的人只敢谈语词之间的逻辑联系，只敢谈proposition，不敢谈语词的感性内容。针对心理主义，弗雷格的逻辑主义有相当的校正作用，但是，用说俗的话说，他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其实，弗雷格并不怎么关心语言，他关心的是形式逻辑，所以，他不怎么关心语词的感性内容，这对弗雷格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但后来那些专门研究语言的哲学家跟着他走，就有点儿不对了。也不只是哲学家，比如索绪尔，他也有一种倾向，主要从形式系统来看待语言。
维特根斯坦的“语词体验”维特根斯坦当然也是反心理主义的，但是后来他好像有点儿含糊。后期哲学里的“用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纯粹形式性的反拨：语词的含义不只牵涉到语词之间的逻辑联系，因为它跟它在生活世界里的用法连着。但他还不只是谈用法，他还时不时说起关于语言的体验：话语和说话人心里的感觉似乎连着，就是说，我们说出一个句子的时候，心里好像是有某种感觉，所以我们会说，我不只是嘴上说说的，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心里有东西。[7]然后就是我老引用的那句话：“理解一个句子与理解一段乐曲，比人们认为的更为相近。”这话可以向好多方向发散，在这个上下文中，我想提醒诸位的是，一段乐曲是没有用法的。乐曲的意义——如果我们在这里可以谈论意义——是它跟我心中的某种东西咬合到一起，它打到心里头了，同样，理解一句话，它会进到你心里去。
这个想法后来出现得更频繁，语词的氛围、晕环、气氛、经验、体验、感觉、语词形象，他用了好多不同的词，没有用一个稳定的词，也许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稳定的想法，拿不准怎样叫它，但你查查上下文可以知道，他在说同一个东西，甚至在同一段里，上一句说氛围，下一句说经验，他说的是同一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在困扰他。这时候他有关于用法的一套稳定的想法，但关于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不断浮现出来，从《哲学语法》一直到《哲学研究》的下部他的心理学研究，这个问题就不断地返回来，语词体验这个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他。
为什么会困扰他呢？因为谈论体验，当然有心理主义之嫌——这都是我胡猜啊。他不断说到这些，但他几乎总是琢磨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想把它驳斥掉。他要把它打发掉，甚至有一次他说，把这个语词经验称作一个梦吧，它什么都不改变。[8]
他要把语词氛围啊、语词形象啊打发掉，但不容易打发。就像我们上面引的那句话，说话不总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它跟我心里的东西咬合，这时候他会说，语词有它原初的含义，此外还有个“次级的含义”（secondary meaning），[9]他做了一个让步，不是一个梦了，的确有这么一种含义，只不过，那是次级的含义。
这当然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心理主义。讲语词体验，又不陷入心理主义，这个有点儿微妙。简单说，心理主义是把语词意义还原到心理活动，心里的画面决定了语词的意义。不是的，我们仍然首先在语词的逻辑联系中来理解语词，但语词带着形象，所以，这个逻辑联系不仅仅是形式符号之间的联系，它还包含着形象之间的逻辑联系，包含着“感觉的逻辑”。我们在语词层面上看待心理活动，我们谈酸的、甜的、辣的、麻辣的，我们不谈味蕾在舌面上的分布、感受甜的味蕾集中在哪一片上。
贝多芬的形象特别有意思的，是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语词有一张脸。他说，“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乐”，这时你可以有一个画面，“歌德创作第九交响乐”就不行。你可以想象贝多芬指挥第九交响乐，实际上有那张画，他指挥第九交响乐，一转身，满场在鼓掌，他转身之前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聋了，他什么都没听到，一转身，满场在鼓掌、欢呼，那个场面非常震撼。你想象歌德一转身，的确有点儿可笑。[10]我们都记得，维特根斯坦一开始是把语句理解成语词在逻辑空间中配置的可能性，说得简单点，就是逻辑上是否能搭配，那么，歌德跟创作第九交响乐在逻辑上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让维特根斯坦不爽的是，这么搭配很尴尬。
然后是这段话，他说：“但若我可能觉得句子像一幅话语的图画而句子里的每个词都像其中的一个形象，那就无怪乎即使孤立地不派用场地说出一个词，它也会似乎带有一种特定的含义。”[11]你要是了解维特根斯坦，你就知道他说出来这话有多难过，肯定有一种东西在纠缠他，有一个他摆脱不掉的东西在，他才会这么说，因为他的主导思想是，唯当一个语词在句子里有个用法，它才有意义。早期他的确把句子和语词比作图画，但他要说明的是另一个思路，这条思路已经被抛弃了，早期他说的是逻辑图画，现在侧重于形象，说的是这个形象本身就有含义。一个语词离开了用法和上下文，它独立地具有意义，因为它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约束了它的用法，能这么用，不能那么用，有点像歌德的形象摆在那儿，我们就知道他能写《浮士德》，不能够指挥第九交响乐。
顺便提一句，究竟应该在词的层面上讲形象还是句子的层面上讲形象，这也是个问题，值得探讨，不过，这些都需要细细探讨，我在这儿就不讲了。
语词形象其实，跳开维特根斯坦，讲语词有个形象，这个讲法十分常见，在语言学里可以说是个常规概念，语词形象（verbal image），也有叫作内部语言的。维果茨基啊、福多（Jerry Fodor）啊、平克（Steven Pinker）啊这些语言学家、语言心理学家都这么讲，就是在语言和索绪尔所讲的那个混沌一片之间，还有一个层面。至于这个层面到底是个什么，各有各的看法。这个层面，语言学里谈得多，语言哲学里谈得少——语言哲学在好大程度上被逻辑学兴趣垄断了。
提到贝多芬，你就浮现出贝多芬的形象，这个很自然。贝多芬是个人名嘛，一个人总有个形象。提到堂吉诃德，你心里也会浮现出一个形象，其实，不像巴尔扎克，写到一个人就用半页一页描写他的模样，塞万提斯那一大本书里根本没描述过堂吉诃德长什么样子。但这里说的不是一个人有个形象，而是一个普遍的陈述（statement）：语词都带着形象。比如像“咬”，它不仅有个定义，还有个形象，有嘴有牙，有一种表情，甚至还带着疼痛感，这些都汇集在了“咬”这个词里。据神经科学家说，“咬”这个词连到了好多感知器官上。[12]你在用“咬”这个词做推论的时候，你在用“咬”这个词描述一个场景的时候，这个形象是起作用的。“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推和敲的语义你早知道，你现在动用形象来推敲一番。你推论出来的东西，可能在逻辑上成立，在感觉上却不能接受，或者不那么妥帖。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你在形象上接受的东西最后会被推论证否。维特根斯坦讲的一段话跟这个意思差不多，我记得好像是说茶壶吧，他说，你要说一个茶壶在笑，我就不知道它怎么笑，因为它没有嘴——哦，茶壶有个壶嘴，但那个嘴它不适合用来笑。要笑，至少得有嘴，最好也有眼睛。动画片里要画茶壶在笑，得硬生生在茶壶面上画两只眼睛一张嘴。
象这里我们要停下来用心体会一下，语词形象并不是要回到维特根斯坦那么警惕的那个心理主义。语词形象肯定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但它也不是特殊的心理经验。笑有一个语词形象，这不是说，你心里浮现出“仰天大笑出门去”，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象，他心里浮现出“笑向檀郎唾”，笑的意思就是那个意象。这个形象断然不是你心里浮现出来的那个画面。那样的话，你就回到罗素了。语词形象说的是，无论你心里浮现的是什么形象，它都是围绕着语词用法得到理解的，就此而言，可以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它叫作次级的含义。这个说法有点儿僵硬，但不去管它。这么说吧，语词形象是被语词用法稳定住的形象，比如说笑需要嘴，这是你对笑的理解，你理解了笑你就知道得有嘴才能笑，没有嘴的东西它笑不了。在这个方向上，你可以区分钥匙的形与钥匙的象。
这层意思，也许用“象”这个概念来说最合适。讲语言通常采用两分法的框架，语词与含义，言说与被言说的东西，但此外也有采用三分框架的。刚才我们说到，维果茨基他们谈论语言形象、内部语言。中国思想传统上更突出，这个大家都知道，言、象、意，圣人立象，然后再立言，听音而知象，知象而知意，分出三层。汉语思想里有时两分，名实之分，言意之分，有时三分，言、象、意，或者言、形、意。但是就像汉语思想比较常见的情况一样，分就这么分了，基本上没怎么分析。的确，象是被直观到的，当然，这个直观是概念直观，也许可以跟胡塞尔的概念直观联系起来考虑。象是直观到的，不是靠分析得到的，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对它进行分析。
传统上讲这个意、象、言的时候，好像是三个阶段，从意到象，然后从象到言。但我更同意维特根斯坦，你直接从意到言，象不是一个阶段，象是言的另外一面，索绪尔说概念就是语词的另外一面，现在我要说，这个语词就是两面，一面就是它的逻辑位置，另外一面就是它的象。在逻辑课堂上，你根据逻辑位置做推理，但平常推理，你还受到象的约束，好处是你有感知，坏处是你的推理走不远。这个我下一讲会多讲一点儿。
我一直对“象”这个概念很感兴趣，但不一定用“象”这个词儿，现代汉语不用“象”这个词儿了，用“形象”，象是个单音词，用起来不方便，不说象，说语词形象什么的。形和象意思好像差不多，古人有时候说言、象、意，有时候说言、形、意，两个都用。但有时区分形和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大象无形”。分开来说，语词形象更多是从象上说的，不是从形上说的。心里浮现的意象、看到的图像，是形——语词形象，是象——象是图画里面跟语词连在一起的那部分。这么说不好，象指的是图画和语词之间的联系，象把分散的经验跟一个概念联系起来。给你的是一幅具象的图画，你心里浮现的是一幅图画，但现在它是作为语词的示例出现的。对，就像举例子，你听到的是一个具体例子，你明白的是这个例子要说明的道理，明白的是形所体现的道理、理知，所谓“象，道也”。[13]说到三角形的时候，你心里浮现出一个大大的直角三角形，我心里浮现出一个袖珍的等边三角形，无所谓，你浮现出一个歪歪扭扭的三角形也无所谓。因为不是它在决定“三角形”这个词的含义，无论我浮现出什么三角形，它都是“三角形”这个词的一个示例，受到“三角形”这个词的约束。这个三角形的形象是用来服务于“三角形”这个词的。
最要紧的是不要把这个象理解成具体物事的抽象。教科书里会这么说，三角形这个概念是所有具体三角形的抽象，桃子这个概念是这个桃子那个桃子的抽象。第一，是所有桃子的抽象——你没有桃子这个概念，你怎么确定所有桃子的外延？第二，认出两个桃子属于同一种类，不需要语言和概念，猴子就认出那是个桃子。而人们似乎一直认为，概念和语言能力是专属于人的。第三，三角形那么不同，舅舅那么不同，你是怎么抽象出舅舅和三角形的？兔子的脚印跟恐龙的脚印有啥相似之处？这个前面说过了。所谓抽象，实际上是带入了一个特定系统，向语言系统抽象，抽象成一个特定的语词，比如说三角形、脚印。
象不是各个具体图像的共同点，象不是从各个具体图像中概括出来、抽象出来的一个图形。要是从这个路子来想，倒不如说，象不是已成的形象，而是成形的过程，“虽未形，不害象在其中”，[14]在已成的形象中体现出成形的过程，有点儿像莱辛评论拉奥孔时所说的静态中的动势、空间中的时间。[15]时间有象而无形。形与视觉对应，象则对感呈现，形是外观，象是内观。说到这里，“象”这个词的优越性就显出来了，它可以是一个具体形象，但它服务于逻辑的目的。前面讲视觉的时候讲到过，我们有时候讲的是视觉的感性内容，有时候讲的是视觉对象之所是，可以说视觉把感知跟理知联系了起来。这个联系用“象”这个概念来说最合适。
语词形象与语义条件有相似之处笑有一个语词形象，这个形象不是先验的东西，但也不是某个具体的心理经验，在这一点上，它有点儿像语义条件。这里我觉得可以塞点儿私货进来，讲几句语义条件。“语义条件”是我编造的说法，[16]大家不熟悉，我在这里简单讲两句。你用一个词的时候，不仅这个词跟其他词连在一个网络之中，与其他语词具有逻辑联系，而且它依赖于一些条件——语义条件。比如说上下、左右，左和右是对子，上和下也是对子，但这两个对子是不一样的。上下是带着一个平面来的，左右是带着一个中心来的。什么叫作上下是带着平面来的？我们设想，要是说，我睡上铺你睡下铺，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知道，我离地面远一点。上下没有提及地面，但若没有一个基础平面，上下就没意义了。比如说，两个宇航员在外太空行走——宇航员不行，人有内置的上下——两个球在外太空飘着，你说不上一个飘在上面一个飘在下面，你不知道哪个球在上面哪个球在下面，外太空里没有一个可供参照的基础平面，它们离地球那么远，不能用地面做参照系。没有这个参照系，上下就失去了意义。语义条件不是语词的意义，它们是语词有意义的条件。语义条件也不是语境，这些条件是这个词永远带着的。语义条件一方面是从现实世界中来的，但这个现实是已经被条件化的现实——大地事实上是一个平面，但这个平面不是跟着大地走，而是跟着上下走，上下永远带着一个平面作为它的语义条件，就像它随身带着自己的坐标。[17]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语词形象，语词形象也是语词自己带着的东西，它随身携带的形象。我们对语词形象和语义条件都不做先验的理解，但是也都不是谈心理经验。
说起语义条件，我就想起那个玩笑，有个现代国王，命令工程师造一艘登日的飞船。工程师说，不行，太阳太热了，飞船到那里就熔化了。国王说，那咱们让它晚上登日。白天和晚上的概念背后有一个语义条件，当你说晚上登上太阳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语义条件暴露出来了。维特根斯坦说过，语法笑话显得格外深刻。笑话都让人笑，但笑话的深度差很多。像刘擎在《奇葩说》中的笑话都是很高深的，我说的笑话深度就差了点儿。语法笑话深刻，因为它们揭示出隐藏在日常话语背后的深层逻辑结构，我们一直都知道但我们几乎不会想到的东西，不把它变成一个笑话，我们几乎很难想到。
顺便说一句，常听人讨论，人类社会进步了吗？或者道德进步了吗？“进步”这个概念也依赖于一个语义条件，那就是进步的起点。宇宙飞船升空，你可以说它越飞越高，但它已经飞到冥王星那里了，你不再说它越飞越高，因为失去了参照点。
关于语言我就讲这么多，已经有点儿多了，你们不一定都跟得上，不要紧，明白我的基本意思就好：一个词的确必须跟别的词配着，必须在一个语言系统之中，才有意义，但一个词的意义不完全从它跟别的语词的联系中来，它得在这个世界中，跟感知相连，它才有一个含义。自然语言的语词正是这样，一面跟其他语词处在逻辑联系之中，一面依赖于我们的经验、感知。
问答环节
问：您刚刚有提到语言没有办法完全描述感觉到的东西，然后您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音乐。但是，我想，音乐我们可以用音符，用音符说出来的话，大家也就理解在说什么了。其实，但凡您说出这个乐曲的名字之后，我们就知道您在讲的是什么音乐。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不能把它描述出来？音符能表达的语言不一定能表达。数学语言或者计算机语言可以很精确，但它没有办法表达出情感之类的东西。
答：你说出乐曲的名字，或者写出五线谱，这不是在描述你听一首曲子感觉到的东西。同样一个乐谱，到不同的指挥手里，到不同的演奏者手里，演奏出来不尽相同，每一个听众听到的感觉也不同。后面你说各种语言各有短长，音乐语言、绘画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用自然语言多半表达不出来。这我很同意。
问：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每次提到感知就觉得是属于很私人领域的事情，我想问有没有属于集体或者社会领域的感知，还是一到集体领域我们必须要用到语言，就好像我们只能用理知来沟通。
答：我们经常用各种其他方式沟通，手势、表情、眼神。不过你强调的是感知。感知是可以社会分享的，波兰尼还专门造了个词——convivilality，中文译者译成“欢会神契”，专门用来称各种默会的互动。我前面说到音乐，音乐本来是一种高度集体性的活动，可以说人们在交流，也可以说他们沉浸在共同感受之中，在人类学家给我们描述的natives即“原始民族”那里，你可以非常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一到晚上，男男女女聚到一起唱歌跳舞，这是个分享的时刻。咱们作为旅游者看不到这些了，唱歌跳舞都成了表演。
[1]参见：陈嘉映，《简明语言哲学》，第4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编者注
[2]“物有了言词之资，我们便可以理解物了。于是物是‘某某东西’。物是——物存在。”参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84页。（我改动了译文）
[3]参见本书第1章第4节“看达乎事物本身”。——编者注
[4]参见：陈嘉映，《简明语言哲学》，第15章第2节“区分、对应、本体论”，2013。——编者注
[5]泰伦斯·W. 狄肯（Terrence W. Deacon）认为，“语词不仅指向世界上的事物，也指向彼此。语词之间建立了联系网络，通常称其为语义网络或词汇网络（semantic/lexical network）”。出自：公众号“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1年第39期“人物专栏”——西安交通大学王萍博士对泰伦斯·W. 狄肯教授进行的访谈。——编者注
[6]参见：陈嘉映，《说大小》，收录于：《从感觉开始》，2015。——编者注
[7]“我可以谈论这一个句子的体验，这个体验是什么呢？我不只是说说，我的确有所意指……仿佛这个话与我心中的某种东西咬合在一起。”出自：维特根斯坦，《哲学语法》，第17节，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9。（译文是我的）
[8]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部分第11章第161节，2005，第259—260页。——编者注
[9]“人们在这里可能会说一个词有‘原初的含义’和‘次级的含义’。唯当这个词对你有原初的含义，你才能在次级的含义上使用它。”出自：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部分第11章第164节，2005，第260页。——编者注
[10]“可能是这样：我听说有人在画一幅画，‘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乐’；我很容易想象在这样一幅画上会看到什么。但若有人想表现歌德创作第九交响乐是什么样子，他怎么个表现法？除了难堪和可笑的东西，我想象不出什么别的东西。”出自：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部分第6章第16节，2005，第219页。——编者注
[11]出自：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部分第11章第155节，2005，第258页。——编者注
[12]“当记忆‘咬’这个词的意义时，你的思维马上联想到它所包含的身体器官：嘴和牙，还有它们的动作，也许你还会联想到被咬到时产生的痛觉。所有这些姿势、动作和感觉的意义碎片在‘咬’字下统一了起来。这种联系是双向的：每当我们谈起特定的一系列事件时，就会说出这个单词，而听到或读到这个单词同样让我们想起一大堆意义。”出自：斯坦尼斯拉斯·迪昂，《脑与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谜》，周加仙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第126页。
[13]《老子》：“执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象，道也。”
[14]语出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下》：“有气方有象，虽未形，不害象在其中。”——编者注
[15]参见：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6。——编者注
[16]参见：陈嘉映，《简明语言哲学》，第14章第4节“语境与语义条件”，2013。——编者注
[17]相关论述可参见：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第7章第5节“善‘不与恶做对’”，2015。——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