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Ⅵ
我认为，现在文明进化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模糊不清。它一定会向我们展示爱欲和死亡之间，生的本能和破坏本能之间的斗争，就像它在人类物种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斗争是组成一切生命的基本的东西，因此，文明的进化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这个物种为生存而做的斗争。
在我以前的任何作品中，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的感受，我所描述的东西竟然都是些常识，为了说明那些本身就不证自明的东西，我浪费了纸张和笔墨，在一定的时候还浪费了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劳动和材料。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承认有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攻击性本能，意味着它能够使精神分析的本能理论发生某种改变，那么，我将非常高兴采纳这个观点。
但是，我们将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这样做只不过使问题更集中罢了，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就致力于得出的一种思想的转变，以及对这种转变的后果进行的探究。在所有那些缓慢地发展起来的一部分精神分析理论中，本能理论是最痛苦地向前摸索着发展的一种理论。[1]但是，这种理论对整个结构来说仍然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致我们必须把某件东西放在它的位置上。当我一开始还完全困惑不解的时候，我曾把诗人、哲学家席勒（Schiller）的格言——“饥饿和爱情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东西”[2]，作为我的出发点，可以认为饥饿代表那些旨在保存个体的本能，而爱情则代表着对对象的追求，而且它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本性宠爱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物种的保存。这样从一开始，自我本能和对象本能之间就形成了相互对比。这表示后者是一种本能能量，而且只是因为后面这些本能，我才引进了“力比多”这个术语。[3]这样，在自我本能和指向某一对象的（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爱的“力比多”本能[4]之间便形成了这种对立。这些对象本能之一，即施虐的本能，从其他本能中凸显出来，确实，它的目的是如此不受人喜爱。另外，它在某些方面和自我本能有着明显的联系：它和没有任何力比多目的的控制本能有近亲关系是无法隐瞒的。但是，这些矛盾是可以克服的，毕竟施虐狂显然是性生活的一部分，在性生活中，感情可以用残忍的行为来取代。神经症被看成自我保存的利益和力比多的要求之间某种斗争的结果，这是一场自我获得了最后胜利的斗争，但是以极大的痛苦和本能克制为代价的。
每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将承认，即便现在听起来，这种观点也不像是一种早就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的探究是从被压抑的力量进展到施加压抑的力量，从对象本能进展到自我，所以其中还要做一些基本的改动。这种向前发展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引进了“自恋”（narcissism）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发现，自我本身用力比多进行了精力贯注，自我确实就是力比多的原初住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力比多的永久指挥部。[5]这个自恋力比多转向了对象，因而成了对象力比多，而且它还能再次变回自恋力比多。自恋概念使人能够对创伤性神经症和许多介于精神病边缘的疾病，也包括精神病本身得出一种精神分析的理解。我们没有必要放弃这种解释，即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is）是自我对性欲加以防范所采取的一些尝试，但是力比多这个概念遇到了危险。既然自我本能也是力比多的本能（即性本能），那么，力比多就应该和本能的能量在大体上保持一致，这似乎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就像荣格（C.G.Jung）早先所倡导的那样。但是，我仍然保留着一种确信，虽然我还无法为此找到任何理由。我确信，本能不可能都是同样性质的。当强迫性重复动作和本能生活的保守性特征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0）一书中采取了另一种措施。从推测关于生命起源和类似于生物的物种起源开始，我得出了这个结论，除了保存生命物质和把它放到更大的单位中去的本能外，[6]一定还存在着另一种与它相对立的本能，这种本能一直在寻求分解这些单位，而且使它们回到其原始的无机物状态。这就是说，除了爱欲之外，还有一个死亡本能（instinct of death）。这样，生命现象就能从这两个本能的同时存在及相互对立的活动中得到解释。但是，要证明这个假设的死亡本能的活动是不容易的。爱欲的表现就足够引人注目和闹哄哄的了。人们可以假设，死亡本能在趋向消亡的有机体之内默默地工作着，但是，这当然不足为证。一个更富有成果的观念是：本能的一部分转向了外部世界，然后作为一种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而表现出来。本能将会受到压抑而以这种方式强行为爱欲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体将毁灭某些其他的事物，无论是生物还是有机物，而不是毁灭自己的自性（self）。相反，对指向外部的这种攻击性的任何限制将必定会增强自我毁灭的作用，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发生的。与此同时，从这个例子里，人们可以推测，这两种本能很少——或者绝不会——相互独立地出现，而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大不相同的比例互相混合着，使我们的判断辨认不出这两种本能来。我们早就知道，施虐狂是一种合成的性本能，它是代表爱的倾向和破坏本能之间的一种特别强烈的混合，而它的反面——受虐狂，则是性欲和指向内部的破坏性之间的一种混合。由于这种混合的缘故，那些原本察觉不到的破坏性倾向就成了显而易见和可以直接感觉到的。
认为存在着一种死亡本能或者破坏本能的假设，甚至在精神分析领域内也遭到了反对；我觉察到，有一种常表现出来的倾向，要把爱中的那些危险的和有敌意的东西完全归咎于它自身本性中的一种最初的两极性。我在这里提出的概念只是我最初尝试性地提出来的，[7]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概念已经征服了我，以致我再也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思考了。在我看来，从某种理论立场来看，这些概念比任何其他可能的概念都有用得多。这些概念为我们提供了那种简化的形式，对那些我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努力探索的事实既没有忽视，也没有粗暴地对待。我知道，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中，我们总是看到混合着强烈情欲的破坏本能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指向外部和指向内部）；但是，我怎么都无法理解，我们怎么能忽略了普遍存在的非情欲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呢？又怎么能在我们解释生命时忽略了给它以适当的位置呢？（当然，指向内部的破坏性倾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被我们觉察到，除非它带上了情欲的色彩。）当破坏本能的观念第一次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出现时，我还记得我的防卫态度，以及我花了多长时间才接受了它。[8]使我不太惊异的是，其他人已经显示了同样的抵抗，而且仍然在显示这种抵抗。因为当人们谈起人类有攻击、破坏和残忍等先天的“邪恶”倾向时，“小孩子并不喜欢听”[9]。上帝以他自己的完美形象创造了他们；谁也不想被提醒——姑且不论基督教的一切主张——要使不可否认的邪恶的存在与上帝的无限权力及最高的善达成一致有多么难。事实上，魔鬼是对上帝进行谅解的最好发泄口；它可以像犹太人在雅利安人的理想世界里所做的那样，发挥着与经济清偿代理人同样的作用。[10]但是，即便如此，对于魔鬼的存在和它所体现出来的邪恶的存在，人们也一定会让上帝来负责。考虑到这些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受到忠告，在某些适当的条件下要向人类心灵深处的道德本性致以恭顺的敬意；这将帮助我们受到普遍的爱戴，上帝会因此而在许多方面饶恕我们。[11]
“力比多”这个名称可以再次用来表示与死亡本能的能量截然不同的爱欲力量的表现。[12]必须承认，我们在掌握死亡本能方面要困难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推测，它可以被认为是在爱欲的背景中存在着的东西，我们也承认，除非它和爱欲的混合把死亡本能表现出来，否则它就总是躲避着检查。正是在施虐狂中，死亡本能才使爱欲的目的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同时还完全满足性的欲望，我们才能成功地获得对其本质及其与爱欲关系的最清晰的洞见。但是，即便是在最盲目的破坏性狂乱中，死亡本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性的目的时，我们也会认识到，由于它使自我实现了最古老的全能的愿望，死亡本能的满足就伴随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高度的自恋的欢乐。当破坏本能指向外部对象时，会得到缓和并受到控制，可以说，它的目的会受到抑制，此时它就必须向自我提供其至关重要的需要的满足和控制自然的力量。既然关于本能存在的假设主要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那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理论上的反对意见。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下，这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一切，将来的研究和反思无疑将带来更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启示。
因此，在本书以下的论述中，我将采纳这一观点，即攻击性倾向是人的一种原始的、自我存在的本能倾向，现在我又回到它构成了文明的最有力的障碍这个观点上来了。在这个探究过程的某一点上，我曾产生，文明是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独特过程的观点，我现在仍然深受那种观点的影响。现在，我可以补充一句，文明是一个服务于爱欲的过程，其目的是先把每一个人，然后把每一个家庭，再把每一个部落、种族和国家都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必然要发生，爱欲的工作恰恰就在于此。[13]这些人群一定在力比多上互相联系着，仅仅是需要本身，即共同工作的好处，还不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但是，人类自然的攻击本能，每一个人对全体的敌意和全体对每一个人的敌意，都反对这个文明的计划。这种攻击本能是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死亡本能是和爱欲一起被我们发现的，死亡本能也和它一起分享着对世界的统治。我认为，现在文明进化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模糊不清。它一定会向我们展示爱欲和死亡之间，生的本能和破坏本能之间的斗争，就像它在人类物种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斗争是组成一切生命的基本的东西，因此，文明的进化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这个物种为生存而做的斗争。[14]我们的保姆试图用她们的天国催眠曲[15]来平息的，正是巨人们的这场斗争。
[1] 对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历史所做的某些说明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这篇论文的编者注中可以找到。
[2] 《世界指南》（Die Weltweisen）。
[3] 在弗洛伊德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第一篇论文的第二节中。
[4] 也就是说，像柏拉图所使用过的那样。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第四章。
[5] 在这一方面，请参见编者在《自我与本我》中的附录二。
[6] 在更多地传播爱欲这种不懈倾向和本能的普遍保守性之间由此而出现的对立，现在变得非常引人注意，而且它有可能成为研究更多问题的出发点。
[7]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
[8] 见《关于本书》中对此所做的某些评论。
[9] “Denn die Kindlein，Sie Hören es nicht gerne.”这是摘自歌德的叙事歌谣（Die Ballade vom vertiebenen und heimgekehrten Grafen）中的一个诗句。
[10] 参见第五章。
[11] 在歌德的《靡菲斯特》中，我们发现邪恶原则与破坏本能有一种格外让人心悦诚服的认同：
那就是全部的东西，
应该结束了——并不存在的一切。
你把这一切称之为罪孽——
简称邪恶和毁灭——
证实了这就是自然的威力。
魔鬼自称为对手的，不是什么神圣和善，而是创造和复活生命的自然力量，这就是“爱欲”：
无数的细菌，来自空气，来自水里，像从土壤里萌芽，长起，
干、湿、冷、热，都能迅速地繁殖！
若非我给火焰一块居留之地，那就
什么也不能留给我自己。
这两段话都摘自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幕。在《梦的解析》（1900）的第一章中有一个短暂的引喻。
[12] 我们现在的观点可以大致上用以下这个说明来表示，即力比多分享了每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并非那种表现中的一切都是力比多。
[13]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在该书中随处可见。
[14] 我们还可以更明确地补充几句，这种为生存而做的斗争所采取的形式一定是在某些还有待发现的事件之后才被确定下来的。
[15] “Eiapopeia vom Himmel”。引自海涅（Heine）的诗《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