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Ⅳ POSTSCRIPT
确实，我是把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分析的片段进行介绍的；但是读者将发现，和本书的题目使它产生的期待相比，本书的内容就显得更加不完整。因此我应该尝试说明这些省略的原因——因为这些省略并不是偶然的。
之所以把分析的许多结果都省略了，是因为当工作被中断的时候，这些结果尚未非常明确地确定下来，或者在能够对它们做出概括说明之前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在其他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我已经指出，沿着这个方向很可能会发现有某种独特的解决方法。在本书中我对这种技术根本没有进行解释，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是运用这种方法本身，就能够把有价值的无意识思想的纯粹本质从这位病人联想的原始材料中抽取出来。这样就会给读者带来不利，使他们没有机会检验在说明这个病例的过程中我的程序的正确性。但是，我发现，要想同时处理分析技术和癔症病例的内部结构，是相当不现实的：我几乎无法完成这样一项任务，而且如果我完成了，其结果也是几乎无法被理解的。分析技术要求进行完全不同的说明，这必须通过从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病例中选择出来的无数样本来加以验证，也不必把在每一个病例中获得的结果都考虑在内。我也不想在本书中证实那些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人们会误认为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了我对心理现象进行描述的基础。草率地尝试这种做法并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进行详尽无遗的阐述本身就是一件浩瀚的工程。我只能向读者保证，我对这个现象的研究是通过对精神性神经症的观察揭示出来的，而无需以任何独特的心理学体系为依据，然后我对我的观点进行调整，直到它们似乎适合于对所观察到的这些事实做出某种说明。我并不因避免了思索而自鸣得意；我的假设所需要的材料都是通过最广泛而又辛苦的系列观察而收集到的。我对无意识这个主题的明确态度或许极其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因为我把无意识观念、无意识的思想系列和无意识冲动看作意识观念、思想和冲动一样，就像一些有效而又可靠的心理学数据。但是，我对此确信无疑——任何一个打算研究相同的现象领域并使用相同方法的人，都将发现自己不得不采取相同的态度，无论哲学家们可能发出什么样的忠告。
我的一些医学界的同事把我的癔症理论看作是一种纯心理学的理论，并且因此而宣称，这个理论本身是不可能解决病理问题的。他们或许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发现，他们的反对意见是建立在下述做法基础上的：他们不合理地把具有技术特点的东西迁移到了这个理论本身。正是治疗技术本身才是纯心理学的；理论却无论如何都能准确地指出，神经症有一个器质性的依据——尽管在任何病理解剖的变化中它都确实没有寻找这个依据，并且暂时用有机体功能的概念来代替那些我们期待发现，但在目前又无法理解的化学变化。很有可能谁也不会倾向于否认性功能具有器质性因素的特征，而我正是把性功能视为癔症的基础，视为普遍意义上的精神性神经症的基础。我猜想，没有一种关于性生活的理论能够回避这种假设，即确实存在着某些能导致某种性兴奋活动的性物质。确实，我们在临床医学中所遇到的所有的临床描述中，正是与使用某些慢性毒药有关的中毒和禁欲现象，才最像是真正的精神性神经症。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是没有完全深入到对“躯体依从”、对反常的婴儿期起源、对阐述性冲动的区域，以及我们对雌雄同体的先天倾向这类现象的深处；我只是注意到了这些要点，我们的分析正是在这些要点上与症状的器质性基础建立了联系。用一个单一的病例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同样有理由认为，我已经提到过，希望能避免对这些因素进行草率的讨论。这里有丰富的机会使我们能够以大量的分析研究为基础开展进一步探讨。
然而，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尽管很不完整，但在我心目中有两个目的。首先，我希望能对我的《梦的解析》提供补充，旨在说明，怎样才能把一种艺术用来说明对潜藏的、被压抑的心理生活方面的发现。（顺便说一句，在对这篇文章所处理的两个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与精神分析的技术相类似的梦的解释技术也得到了考虑。）其次，我希望激发起人们对这一系列现象的兴趣，今天的科学对这种现象仍然完全忽视，因为它们只能使用这种独特的方法才能得到阐明。我相信，对于一个癔症案例中的心理事件——一些最不相似的倾向的并列、一些相反观念的相互依赖、压抑和移置等的复杂性，谁也不可能形成任何真正的概念。让内（Janet）对已经转换成为某种症状的“固定观念”（idée fixe）的强调只不过就是对用系统的程序阐述的一种极其贫乏的尝试[1]。再者，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怀疑，当与某些引发性兴奋的东西相联系的功能不能成为有意识的时候，这些兴奋必然会发生不同的相互作用，经历一个不同的过程，并且做出和那些其他的性兴奋不同的表现，我们把这些其他的性兴奋描述为“正常的”，它们所具有的观念与我们意识到的观念有联系。到这时，一旦事情弄清楚了，在理解一种治疗方法的道路上就不可能存在任何障碍了，这种治疗方法通过把以前的那种观念转换成为正常观念而使神经症的症状得到消除。
我还非常渴望表明，性欲不仅仅是像在紧急关头突然出现以扭转局面的人一样，在某种场合，它在具有癔症特点的进展过程的某个要点突然插入进来，而且还为每一种症状，为一个症状的每一种表现提供了动机力量。疾病的症状无非就是病人的性活动（the patient’s sexual activity）。一个单一的病例绝不可能提供像这个病例这样概括的原理；但是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因为我从未发现有任何相反的情况——性欲是解决精神性神经症问题的钥匙，也是解决一般神经症问题的钥匙。蔑视这把钥匙的人绝不可能打开这扇门。我仍然在等待有关研究的消息，这些研究打算使这个原理出现矛盾，或者对其范围加以限定。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针对它的反对意见都是表达个人的不喜欢或不相信。对此只要用沙可（Charcot）的话来进行回答就足够了：“事实胜于雄辩。”（Can’empêche pas d’exister）[2]
我在本书中发表的这个病例分析和治疗的片断，并没有打算把精神分析治疗的价值真实地展现出来。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治疗的时间短暂（持续了还不到3个月），还因为这个病例本身所固有的另一个因素对治疗效果起了阻碍作用，使之不能像在其他病例中那样得到很好的疗效，本人及其亲属承认病情得到了好转，而且或多或少地接近了完全康复——当这些症状完全是通过与性欲有关的一些冲动之间的内在冲突而得以保持时，这种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才能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将发现病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这和帮助他把导致疾病的材料转换成正常材料，从而使其心理问题得到解决是成正比的。当这些症状是受外部动机的驱使时，就像杜拉在前两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事件的过程就会大相径庭。如果发现病人的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分析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也可能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但实际上事情并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糟糕。确实，症状并没有在治疗过程中消失；但随后不久，当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终结时，症状就消失了。康复或改善的延迟实际上只是由医生本人引起的。
我必须再回顾一下，以便使事情更易理解。或许这样说比较安全，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新症状的形成不断地被阻止。但是，神经症的再生能力却丝毫都没有消除，它们正忙于创造某种特殊的心理结构，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我们或许可以将其命名为“移情”（transferences）。
什么是移情呢？它们是在分析过程中被唤醒并且被意识到的那些冲动和幻想的一些新的版本或摹本；但是它们有自己独有的一种特性，即用医生这个人来取代以前的某个人。换句话说，一系列完整的心理体验得到复活，但这些体验却不属于过去，而是在当前时刻应用到医生这个人身上。有些移情除了替代的对象不同之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具有与其模型毫无二致的内容。因此——打个同样的比喻——这些移情只不过是一些新的印象或翻版。其他的移情则建构得更加巧妙；它们的内容已经经受了一种有节制的影响——就像我所说的，经受了升华作用（sublimation）——它们甚至可以通过聪明地利用医生本人或环境的某种真实的特性，使自己依附于这种特性，并且使之成为有意识的。这样一来，这些移情就不再是新的印象，而是经过修订的再版了。
如果深入到分析技术的理论之中，就会昭然若揭——原来移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要成分。不管怎么说，实际的经验都明确指出，这是根本无法避免的，必须像对待所有早期的疾病一样，对这种最新产生的疾病进行诊治。然而，这恰好就是迄今为止全部分析工作中最难以分析的一部分。人们很容易学会对梦进行解释，学会从病人的联想中抽取出他的无意识想法和记忆，以及学会实践类似的解释艺术：病人总是会为此提供一些文本。移情就是这样一种事情，它的存在几乎无需任何帮助，并且只需要一些最细微的线索就可以检测出来，与此同时又可以避免做出武断推论的危险。但是，既然利用它可以建立所有的障碍，使材料无法得到处理，既然只有在解除了移情之后，病人才能产生某种信任感，那么相信在分析期间建立起来的这些联系是有效的。
有些人可能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对某种方法的强烈反对，不管怎么说，这种方法已经够麻烦的了，竟然通过制造一种新的病态的心理产品，而使医生付出更多的劳动。他们甚至想要从移情的存在而做出推断，认为病人将会受到分析治疗的伤害。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医生的负担并没有因为移情的存在而加重；对他来说，无论他必须压制的病人的任何独特的冲动是与他自己有关还是与别人有关，都无需做出区分。治疗也不会以移情的形式给病人增加任何他可能无法承受的新负担。确实，在不使用精神分析治疗的机构中也可以治愈神经症，还可以说，癔症并不是用这种方法治好的，而是靠医生治好的，病人对使用催眠暗示解除了其症状的医生有一种盲目的依赖，在两者之间有一种永久的联系；但是，对所有这些事实的科学解释都可以在病人经常针对他们的医生而表现出来的“移情”中发现。精神分析治疗并不是创造了移情，而只是使它们显现出来，就像那么多其他隐藏着的心理因素一样。唯一的差别在于——病人只是自发地召唤这些温暖而又友好的移情来帮助自己康复；如果不能把移情召唤出来，他就会觉得医生令他“厌恶”，并且尽可能快得离开他，不想受到他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精神分析中，由于动机的表现有差异，病人的所有倾向，包括敌意的倾向，都会被唤起；然后通过使它们成为有意识的而对分析的目的加以说明——移情常常是以这种方式遭到破坏的。移情似乎注定会成为精神分析的最大障碍，但是如果每次都能检测出移情的存在并且向病人做出解释，那么移情就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助手[3]。
我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移情，因为只有凭借这个因素，我才能阐述清楚对杜拉进行分析的那些特性。这种分析有很大的优点，就是说，其不同寻常的清晰使之似乎极其适合于作为第一个导论性的出版物，但这种优点也和它的缺点紧密相连，导致分析过早地结束。我并没有成功地对移情进行适时的控制。由于在治疗期间，杜拉愿意把一部分导致她生病的材料交给我处置，我便忽略了要小心提防移情出现的最初迹象，这种移情的准备是和相同材料的另一部分有关联的——我所忽视的就是这一部分。
显然，从一开始我就在她的想象中取代了她的父亲，考虑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异，这不是不可能的。她甚至经常有意识地把我和她的父亲相比，并且一直急切地想要确信我是否对她很坦率，因为她的父亲“总是喜欢采取保密和绕圈子的方式”。但是，当她做第一个梦的时候，她在这个梦中警告自己，最好离开我，就像她以前离开K先生的家那样，不再接受我的治疗，这时我就应该注意到这个警告。我应该这样对她说：“现在，你已经从K先生那里移情到我身上了。你注意到有什么东西会导致你怀疑我有和K先生类似的邪恶意图吗（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以某种升华了的形式）？或者你曾被我的什么事情所触动，或者开始认识到我有什么事情引起了你的幻想，就像以前和K先生在一起时所发生的那样吗？”此时，她的注意力就会转向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我这个人再或环境中的某个细节，在这个细节背后隐藏着某种与K先生有关但却无法测量的更重要的事情。而当这种移情被消除之后，分析就可以通过新的记忆来进行，这些新的记忆很可能应对的就是那些真实的事件。
但是，我对这个第一次警告却充耳不闻，认为我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利用，因为移情的其他阶段还没有形成，而且可供分析的材料还没有枯竭。移情就是以这种方式使我毫无察觉，而且，由于我对这些事情的一无所知（unknown quantity）使杜拉想起了K先生，她便对我实施报复，就像她想要对他进行报复一样，而且她还要抛弃我，就像她相信自己受到过他的欺骗和抛弃一样。因此，她在治疗中把她的回忆和幻想中的一部分内容表现出来，而不是把它完整再现出来[4]。究竟这种一无所知的内容是什么，我当然无可奉告。我猜想它可能和钱有关，或者和对另一个病人的妒忌有关，这位病人在康复之后一直和我的家人保持着联系。当我们能够在早期阶段就对移情进行分析时，那么分析的过程就会受到阻碍并且变得模糊起来，但它的存在却能更好地保证不会发生突然而又无法克服的抵抗。
在杜拉的第二个梦中，有几次明确地暗示过移情。在她给我讲述这个梦的时候，我还没有觉察到（直到两天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只剩下两个小时的咨询治疗时间了。这段时间和她在西斯廷圣母像前所花费的时间一样长（通过更正，用“两个小时”来代替“两个半小时”），这也是她在湖边散步所花费的时间，她实际上并没有[5]真的在湖边散步。在梦中的努力和等待与德国的那位年轻人有关，而且延续到K先生能够娶她为止，这种努力和等待已经在几天前的移情中表现出来了。她认为，这次治疗对她来说时间太长了；她绝对没有耐心等待这么长时间。不过，当我告诉她，她要完全康复或许需要一年的时间时，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她倒有足够的辨别力来倾听，而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她在梦中拒绝有人陪伴，而宁愿独自一个人走，这也起源于她对德累斯顿画廊的访问，而我自己在约定见面的这一天也经历了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它们的意思是：“男人都是那么可恶，我宁愿不结婚了。这就是我的报复。”[6]
这些强烈的冲动和报复的动机已经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利用，目的是维持这种症状，如果在治疗期间把它们迁移到医生身上，而医生还没有来得及通过追溯其来源而把它们从自己身上分离开来，那么，病人的状况是否会受到其治疗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还有什么比证明医生对她这个人束手无策和无能为力是更有效的报复呢？但是，即便是对像杜拉的病例这种片断的治疗，我也并不倾向于过低地估价这种治疗的效果。
直到这个病例结束了十五个月，而且这篇论文已经完成之后，我才得到关于我的这位病人的状况以及我的治疗效果的消息。在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日期，4月1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她来说，次数和日期绝不是毫无意义的），杜拉再次来看我：以便讲完她的故事，并再次请求帮助。但是，只要往她脸上一看，我就完全明白了，她对自己的请求并非十分热衷。因为正如她所说，在停止治疗之后四五个星期里，她一直“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接着开始出现一次很大的改善，病情不那么经常地发作了，而她的精神也大有起色。在那一年的五月，K夫妇两个孩子中的一个（那个总是非常病弱的孩子）死了。她利用他们丧子的机会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吊唁访问，他们接待了她，仿佛在过去的三年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她与他们握手言和，她报复了他们，她使自己的事情得出了满意的结论。她对K先生的妻子说“我知道你和我父亲有一段情”，而对方并没有予以否认。从K夫人的丈夫那里她也得到了他曾经否认的对湖边场景的承认，并且把她的冤屈得到昭雪的消息带回家告诉了她的父亲。此后她就再也没有和这一家人联系。
从此以后她一直过得很不错，直到十月中旬，她的失声症再次发作，持续了有六周之久。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当我询问她是否有任何引起兴奋的刺激时，她告诉我，这次发作是由于一次剧烈的惊吓。她看到有人被一辆马车辗过。最后她终于弄明白，发生事故的不是别人，而正是K先生。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偶然相遇，他们是在一个交通非常繁忙的地方碰面的，他在她面前停下，仿佛感到手足无措，就在他不留神的当儿被一辆马车撞倒了[7]。但是，她却能够使自己相信，他并没有受到严重损伤。如果她听到有人说起她的父亲与K夫人的恋情，她还是会感受到某种轻微的情绪激动，但除此之外，她对这件事情并没有更多的关注。她专心致志于她的工作，也没有结婚的打算。
她继续告诉我说，她因为右侧面部神经痛而来寻求帮助，现在她白天黑夜都深受其苦。“这种病持续多久了？”“正好两个星期。”[8]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我能向她表明，恰好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她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我的一则消息[9]，对此她予以承认。
因此，她所谓的面部神经痛是一种自我惩罚——她后悔曾经给了K先生一记耳光，也后悔把她进行报复的情感迁移到我身上。我不知道她想要得到我什么样的帮助，但是，对于她没有使我满意地把她的病更为彻底地治好，我答应原谅她。
自她来访后，数年又过去了。在此期间这个姑娘结婚了，而且确实——除非所有的迹象都欺骗了我——她嫁给了在刚开始对第二个梦进行分析时进入她的联想之中的那个年轻人[10]。正如第一个梦所表现的是，她从她所爱的那个男人转向她的父亲——就是说，她从正常的生活逃入到疾病之中——第二个梦也同样宣布，她打算把自己从父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且再次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1] 请参见让内的《固定观念》的第二章。
[2] 这是弗洛伊德最喜欢的语录之一；参见他写的关于沙可的讣告（1893年）。
[3] （这个脚注是1923年增补的）关于移情的这些话的进一步说明包含在我的关于《移情-爱》这篇技术论文中（弗洛伊德，1915年），以及在那篇更早的和更理论化的论文《移情的动力学》（1912年）中。在《癔症研究》（1895年）中关于《癔症的心理治疗》这一章的倒数第二节，弗洛伊德已经花费了一些篇幅对移情做了讨论。但是，现在这一段话是第一段，他在这一段话中指出了，作为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一个因素，即移情的重要性。“移情”（“Ubertragung”）这个术语是在《癔症研究》中第一次出现的，在《梦的解析》（1900年）的某些段落中是在略有不同和比较概括的意义上使用的。
[4] 这个重要的主题后来在弗洛伊德的另一本技术性的论文中进行了讨论（1914年）。
[5] 在1909年到1921年的德文版本中，这个“没有”（not）被偶然省略了。
[6] 我与这次分析结束间隔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够发现，我的技术上的错误就在于这个疏漏：我没有及时地发现并通知病人，她对K夫人的同性恋（女同性恋）是她的心理生活中最强烈的无意识趋势。我应该早就猜测到，她的性知识的主要来源不可能是别人，而是K夫人——正是这个人后来指责她竟然对诸如此类的主题感兴趣。对所有这类事情她都很熟悉，而与此同时，她又总是假装不知道她的性知识究竟来自何处，这些表现真是太引人注意了。我应该早就着手分析这个谜，并寻找这种不同寻常的压抑作用的动机。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第二个梦就会给我提供答案。在那个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并不感到后悔的渴望，所适合的不是任何别的事情，而是适合于把与它相反的情感思绪掩藏起来——她以宽宏大量的胸怀原谅了她所爱的朋友的背叛行为，把下述事实隐藏起来不让每个人都知道，正是这个朋友自己向她传授了这种知识，但后来却成为用来责备她的依据。在我了解到精神性神经症患者中的同性恋情感思绪的重要性之前，我常常在对病例的治疗中停顿下来，或者发现自己处于完全的困惑之中。
[7] 这对我们了解间接地尝试自杀这个问题是一种有趣的帮助，对此我曾在我的《刻意回避：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1年，第8章）中做过讨论。
[8] 关于这段时间的意义及其与报复这个主题的关系，请参见对第二个梦的分析。
[9] 毫无疑问，这条消息就是关于弗洛伊德在那一年三月被任命为教授职称的消息。
[10] 英文版在1909年、1912年和1921年的版本中，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是以下这个脚注：“正如我此后所获悉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