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师，您好，我想请教在国际结算的时候，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如果中国也想成为一个国际结算中心的话，是以人民币为主，还是以美元为主，或是以欧元为主？我想，目前来看，人民币是不可能很快进行自由兑换的。如果我们想建立这个中心的话，人民币是否可能成为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粮食进口量，我们整个社会现在经常讲食品安全问题，我们进口大豆，那么会涉及转基因的事情。国家在进口这方面，是不是觉得食品安全也是成为国际贸易当中一个需要考量的标准？谢谢！
黄奇帆教授：第一个问题，结算这件事涉及几个概念。首先自由贸易区的这种结算、全球价值链的这种结算都是离岸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美国跟欧洲的贸易、欧洲跟日本的贸易，反正对一个国家来说各种货币都在兑换，离岸的时候，跟这个国家的本币可以是无关的。所以在新加坡的惠普的离岸中心，一年结算1000亿美元，它这1000亿里包含美元、欧元等各种各样的货币。各种各样的企业，各个国家都在新加坡结算，因为这个地方是离岸，没有跟新加坡的国内货币有关联。
所以，一个地方能够成为离岸结算中心有三个要素。一是这个地方的管制是放开的，不受国内的外汇、货币制度管理，是一个离岸的概念。二是所得税很低，15%。我刚刚说如果一个地方的所得税率是35%、45%，那在你这儿结算，还不如在别的税率更低的地方结算。结算了以后就有利润，对利润就可以收税，所以离岸结算中心的税率一定是低的。三是这个地方有发达的人才系统。比如说英国，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虽然现在它完全不是了，但是它转化为比美国还大的世界离岸货币结算中心。全球离岸每年的货币结算量是50万亿美元，但不等于有50万亿美元现金在这儿。它可以1笔钱转10次。1亿美元转10次就变成10亿美元，结算量的概念听起来很天文数字，50万亿美元，但其实真正的作为货币在转动的可能就只有几万亿美元。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巨额的财富。
所以讲离岸问题的时候，并不去讨论你这个国家的本币是不是可以自由兑换，而是讨论你这个国家有没有开放的离岸系统。在2000年以前，中国不允许任何企业、政府机构、法人或者公民有离岸金融账户，所以中国的离岸金融账户是零。本人在2010年的时候想在重庆搞一个离岸金融账户，要把新加坡惠普1000亿美元的结算拉到重庆来，我要求惠普必须在重庆做结算，他说做到两条他就可以把结算中心迁过来。一是所得税率变成15%。15%的所得税率怎么办？西部大开发，15%的所得税率是中央定的，但要求的是鼓励类产业。金融离岸结算当然应该鼓励，所以15%所得税率解决了。二是离岸金融结算的外汇进出是要管理自由的。我们因为外汇进出口、贸易结算要填16张报表，但是离岸金融结算可能一张表就行了，它就是公司之间直接记录。从这个角度要求的就是方便。后来我跟中央申请，当时王岐山副总理管外贸，也管金融。我向他报告，他当时就问周小川，我们国家的离岸金融是怎么回事？他说1999年朱镕基总理搞开放，当时进行了开放试验，允许招商银行在深圳开离岸金融账户，其他比如工、农、中、建、交行都不行。我当时提出我们自己国家银行可以开离岸金融账户，后来领导同意，重庆就试验。我们就拿几百亿美元来试验结算。这一块比如现在的海南岛自由港就可以干这些事。
第二，国内货币和国际货币，讲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人民币从1996年开始，已经实现了贸易项下自由兑换，进一步的人民币国际化要分三步。第一步，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中国的人民币逐渐强大、稳定以后，如果常年利率、汇率都比较稳定的话，各个国家信任中国经济，愿意收了人民币也不去换美元，而是直接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那么这种就是跨境人民币交易结算。从2010年起步，当年只有近千亿元的结算量，从这些年发展来看，2018年已经到7万亿元了。也就是说，中国进出口贸易里面有7万亿元人民币是人家收了人民币而不去收美元。第二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当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量能够进一步发展到20万亿元，也就是国际贸易的50%以上可以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那其实人民币就逐渐硬通货化了。当然这个事情需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到2035年，中国人民币可能成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货币，成为世界各国愿意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成为结算货币。第三步，30年以后，人民币是不是能成为世界的锚货币，就像各个国家的货币以美元为基准一样，有一天人家拿人民币做基准也可以。这是中国强大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食品安全。首先我们大米不会有那么大进口，你也别去担心转基因什么的问题。中国一年消耗粮食6亿吨左右，5亿吨是自己生产的，进口粮食，包括大豆、玉米、小麦占全国粮食需求的15%左右。中国的口粮、饭碗，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关于粮食安全我们首先要重视农业环保。比如我们要注意自己土地中的重金属，注意农田、农村的生态环保问题，还应该重视进口食品的弊病问题。现在的事情是什么？最近一年多，我们跟美国贸易战，从美国进口的猪肉少了，从俄罗斯进口的猪肉多一点了。十几年前，非洲猪瘟在俄罗斯泛滥，但十几年过去了，俄罗斯猪瘟的事还没解决掉。我们从它那里进口的猪肉里面还是有猪瘟的东西。去年一年时间里，开始七八个省，后来十几个省，到了年底二十多个省都有病例。你说的食品安全问题十分重要，是国门所在，国家命运所在。这件事不管自由贸易到什么地步，都是要管制住的国门。这又是一个概念。该管的就得管住。任何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里，对这件事，都是放在第一位的。不存在因为自由贸易谈判了，这个国门可以无节制地打开，这是一个真正的壁垒。
至于转基因这件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一个科学讨论的问题，我不认为电视台过多地讨论是合理的，因为在没有严肃的科学认证和学术讨论的前提下，诉诸公众媒体搞全社会讨论，只会引发民粹主义的浮躁。
提问2：您好，黄教授，非常感谢您今晚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进行经贸谈判，以前在入世的时候，我们以时间换空间，这次中美之间经贸谈判，我感觉是以空间换时间。可是现在的这种状态，劳动力成本升高，人口红利在减少，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么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这个经济周期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二个问题，现在人均的耕地面积是不足的。大家经常会说18亿亩的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中央政府在土地资源的调配上没有进一步地推行新的政策？谢谢您！
黄奇帆教授：第一，经过我们这一年的中美贸易战，总的来说，我们国家有礼有节的斗争也好，谈判也好，讨论也好，让中美之间都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两害。实际上，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现在主观目标上都是相向而行的。签订这样一个合理的协定，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而且也会是整个世界贸易的一个重大的利好。实际上从去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会见以后就确定了一些原则。这几个月，按照这个原则差不多又进行了9次讨论。现在不能说捷报频传，至少从大趋势来看，从特朗普最近发布的讲话来看，大体上，中美之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最终签订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第二，在这个中美协定讨论当中，实际上有几类问题，有的是关于WTO的，我们承诺要遵守的，当时说有15年的过渡期，现在过渡期到了，我们基本上也遵守了降关税的承诺。事实上我们去年的关税率已经降到7.5%，与WTO国家平均关税率5%相比，许多标准都已经一致了。这个过程中，大家讨论到最后发现基本上都到位了，大家也就没意见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类问题，跟WTO无关，属于刚才我说的以“三零”为基础的，新的贸易结构下，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需求。原来国际贸易规则里面对于这种新的需求，也没有约定。现在大势所趋，美国需要这样，我们其实也需要。这件事经过了讨论以后，大家就形成共识。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这次在这方面形成了很多新的共识。
第三，当然就是中国和美国有贸易差。我们每年进口美国1500亿美元，出口美国5000多亿美元，顺差3000多亿美元。中国和全球的顺差是4000多亿美元，其中90%来自我们和美国之间。从这个角度看，贸易结构是可以调整。贸易是各取所需，他们需要我们的商品，才会买我们5000亿美元的东西。如果真不买了，他们的老百姓也会发生各方面的困难。反过来，我们其实也是需要美国的，不管是飞机、粮食、石油、能源或者其他的制造业产品。大家放开一步，这个贸易顺差是平衡的，也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这件事应该说经过艰难、激烈的讨论，现在取得的成果，是全国性的一个重大利好。最近股市比较好，也是对这件事的反映。
第二个问题，人均耕地这个问题大家要这么理解。
全世界城市化的过程从来不是耕地短缺的过程。大家要明白，在农村里的农民，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人均占地都在300多平方米。我讲的是人均占有的非农业用地，也就是造房子或者道路、绿化的建设性用地。由于城里造高楼大厦，土地利用比较集约，所以城里人一般人均占地只用100平方米。如果有1亿农民进了城，在城里面他要用100亿平方米，也就是1万平方千米的城市用地。但是农村里面的人均300平方米，所以实际上就会退出2万平方千米。最终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个地球上的耕地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你只看到一个局部说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个的村庄没了，那是城郊接合部。农民进城，土地应该是增加。全世界两百年的城市化进程，没有哪个国家说土地不够的，这是有事实统计数据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出现了土地不够？因为我们的农民两头占地。4亿人进城就需要4万平方千米，但这些人在农村里的土地从来不退的。先不说耕地，就单说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4亿农民就会占有12万平方千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土地就紧张了。资源优化配置很重要一条是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整个农村里的农民走掉以后，那些宅基地应该可以复垦为农业用地。只要做到这一条，城市化从来不是土地不够的问题来源，反而会使耕地增多。
提问3：感谢黄教授，今晚您讲的“三零”原则，我相信大家都非常认可，在中美关系背景下也应该很好地回应美国的诉求。
我的问题是关于“一带一路”建设。我想问的是这个建设怎样跟接下来的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契合？它们之间怎样融合？“三零”原则是对于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美以及日本的，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它怎样去融入新时代的国际贸易新格局？谢谢！
黄奇帆教授：其实这两件事一点都不矛盾。“一带一路”涉及大约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强相关的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到全球30%多的经济规模。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实施“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文化互相交流，人文互相交流，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政策也是互相沟通。
第一，通过这个市场化、经济化的“五通”，最终促使“一带一路”沿线60—70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贸易增加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这六七十个国家之间的“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其实是一样的，不存在发达国家要“三零”，而发展中国家就不要“三零”。它哪怕没有这个产业链，但如果实施了“三零”以后，许多的制造业产业链就会逐步进入这些国家，它至少可以做我们中国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事情。我们国家事实上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加工贸易逐渐变成了产业链经济。实际上，加工贸易是产业链经济的一个初始阶段。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政治上是确立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共同建设人类共同的家园这么一个诉求。然后和则两利，包容、共享、普惠这么一种原则。这种原则出来，不管你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有认同感，大家一起共同发展，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用的是经济原则。刚才说的“五通”，都是市场化、经济化的原则，在利益上是双向，并不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地方无偿的援助，而经济上的一种发展，最终实现的是包容共享。那么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实现的？也是通过关税不断下降，壁垒不断减少，各种各样的补贴越来越平等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