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4月26日，威斯敏斯特宫的新宫院。议会咖啡屋上面的某个房间里，一场沉闷的秘密会议正在举行。十三个衣着朴素的人坐在一起，竭力不想露出灰心丧气的神色，但实在有些掩饰不住。他们距离议会那么近，可是距离让它在上帝和英国历史的审判庭前履行自身的职责又是那么远！
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的这次会议举行前一周，也就是4月19日凌晨3点30分，威廉·威尔伯福斯有关遏止西印度群岛奴隶进口的动议，以一百六十三票反对、八十八票赞成的投票结果被议会否决，令人十分气馁。小威廉·皮特、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埃德蒙·伯克都表态支持威尔伯福斯的动议。威廉·史密斯在议会激情洋溢的演讲甚至还把福克斯感动得失声痛哭，不得不躲在议长的椅子后面，直到心绪平复下来。[1]动议的反对者之一承认，这些人都是议会的巨人，但此人也说道：“（尽管如此，）那些二流演说家、矮子、侏儒……终将获胜。”坐在旁听席里的托马斯·克拉克森只能沮丧地表示认同。这一切太让人恼火了。皮特和福克斯（二人多有不睦）的雄辩被当作了耳旁风，而伦敦市长说，要是禁止奴隶贸易，那烂掉的纽芬兰鳕鱼就没市场了（在他看来，这是奴隶的日常饮食），如此胡言乱语竟然赢得了听者的些许尊重。对于这次失败，协会的成员们表面上看起来毫不气馁。他们宣称，这只是“阻碍”，不是失败，那些为当灭的物辩护的人千万别自欺欺人，协会还会“继续坚定地发出抗议，会不遗余力地向国民呼吁，直到与非洲的商业往来不再沾染其居民的鲜血”。[2]
但事实是，对于托马斯·克拉克森、威廉·威尔伯福斯、格兰维尔·夏普和协会其他成员来说，4月19日的投票就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在此前的四年里，他们进行了英国历史上最广泛的公众舆论动员。不屈不挠的克拉克森虽然饱受痔疮的折磨，但仍然骑着马跑遍全国，每晚很少能睡四个小时以上。他呼唤出了无数人心中的正义感，让他们改变了看法，收集到了大量请愿签名，还分发相关文献，展示他收集的奴隶制“样品”，如枷锁、烙铁、“张口器”（一种强迫撑开奴隶的嘴，以便喂下食物的工具），赠送了一箱箱印有“我难道不是人，不是兄弟吗？”的图章。但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克拉克森突然感觉到筋疲力尽，朋友们也开始担心他的健康。但他现在还不能停止努力，无论议会的否决有多坚定。
威尔伯福斯作为协会在议会的代言人，对于动议的否决一定感到更痛苦。为了这项大业，他的健康已经出现问题，1788年有几个星期身体甚至完全垮掉了。但他仍然设法振作精神，发表了一场为时三小时的演讲，抨击奴隶贸易的不公正与不人道。威尔伯福斯拐弯抹角地指出，国内对奴隶贸易的反对声浪越来越高，这方面的证据正日益变得明显（此外，他还提到了抨击下议院是腐败水槽的议会改革运动），然后借此向议会发难：“不要让议会成为那个唯一对自然公正原则仍旧麻木不仁的机构。”[3]但那已经是1789年5月的事了。当时，下议院正准备就枢密院的一份详尽报告进行辩论，而协会则正在向议员们大量印发“布鲁克斯号”上的有关情况，以及几内亚海岸的奴隶贸易介绍。但即便有如此密集的攻势，或者说可能正因为如此，那些反对威尔伯福斯取缔奴隶贸易“主张”的人辩称，鉴于“证据不足”，下议院仍需要进行自己的调查。加上首相皮特的内阁在问题上分歧严重，导致他无法将其采纳为政府的一项举措，所以，拖延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占据了上风。
拖延症这种英国政客们最娴熟的恶习发挥了它的魔力。证据收集的过程缓慢异常，完全不顾协会的催促，一直慢吞吞地进行到了（当然，这也是他们的本意）议会会期结束。新的议会要到1790年11月才召集。因此，在利物浦的竞选活动期间，许多奴隶贸易的捍卫者（如伯纳斯特·塔尔顿）感到信心十足，甚至在参加竞选活动时打出了画有黑人锁链加身的横幅。[4]
与此同时，废奴主义的发起人詹姆斯·拉姆齐于7月20日去世，但他仍然让那些“杀人的几内亚船长”和“压迫的蔗糖种植园主”头疼不已。这些人曾指责说，他在病床上还对非洲人“过度仁慈”。拉姆齐去世时（可能死于胃癌），正在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的府第提斯通府。当时他并不知道议会的举措是否能成功，但根据克拉克森的记述，他“对于自己能成为仁慈造物主手中的工具，来推动上帝为其造物中那群饱受苦难的人所设立的仁慈目标，感到非常满意”。[5]威尔伯福斯则在日记中更加简明扼要地记录道：“听闻可怜的拉姆齐昨天10点去世了，脸上挂着笑容。”[6]拉姆齐之所以在笑，或许是想起了令人尊敬的福音派信徒汉娜·莫尔（Hannah More）曾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吧：未来的人会把提斯顿视作“黑人的兰尼米德”（Runnymede）*。
在威尔伯福斯于1789年春发表第一次伟大演讲和1791年4月发表第二次演讲中间，还发生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法国君主制的土崩瓦解。对于人道主义的支持者（克拉克森和夏普均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来说，这都是一件兼涉原则和利益的大喜事。因为那些反对英国终止奴隶贸易的人，一直以来给出的一个理由便是：这等于把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拱手让给英国的死敌，让人家的帝国兴旺发达，让阿尔比恩帝国慢慢枯萎。虽然协会的公开立场是自由劳力生产的蔗糖会比奴隶生产的更廉价，进而占领世界市场，但他们在私底下也承认，这种反对废除奴隶贸易的重商主义观点，确实对当权者造成了影响。放弃英国在奴隶贸易中的份额，就等于把这部分生意白白送给大西洋彼岸的敌人。因此，对于1787年之后法国兴起反奴隶贸易运动的报道，英国既有兴趣，也有利害关系。也因此，在1788—1789年冬天，即法国三级会议选举期间，托马斯·克拉克森才派遣曾随海军在加勒比海地区服役的弟弟约翰，前往法国最繁忙的奴隶与蔗糖贸易港口勒阿弗尔（Le Havre），收集更多有关奴隶贸易残酷性的证据，以便作为证词呈递给枢密院。
不过，托马斯·克拉克森派弟弟横渡英吉利海峡，其实还有一个动机：同近来由年轻律师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创立的“黑人之友协会”建立友好关系。1787年时，布里索曾到过伦敦，并采纳了克拉克森的思路。回到法国后，他邀请了开明改革中最响亮的一些贵族加入废奴事业，比如拉法耶特侯爵、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如果法国人和英国人同时废除奴隶贸易的话，那么种植园主的论点——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会让宿敌捡了便宜——就会不攻自破了。
在1789年春夏之前，这种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废奴主义合作听起来实在有点儿异想天开，毕竟法国蔗糖商人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中，无论在蔗糖产量还是利润方面，都经历着前所有未有的增长。但国民议会在凡尔赛的成立和巴士底狱的陷落改变了一切。托马斯·克拉克森读到、听到相关消息后兴奋不已，所以尽管不会说几句法语，但他还是决定亲自走一趟，希望能尽力说服国民议会来支持这项神圣的事业。1789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克拉克森抵达了正沉浸在革命狂喜之中的巴黎。拉法耶特的国民警卫队刚刚起用的三色帽徽，立即被用于政治目的，开始大规模的生产：三色腰带、丝带、别针、徽章以及旗帜，应有尽有。虎背熊腰的克拉克森穿行在这欢庆自由的活动当中，恣意地（对他而言）游走于吞火表演者和跳舞熊之间，感官得到了极大的愉悦，耳朵里回荡着希望的音乐。这些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大破坏。“爱国者”帕洛伊的工作队同一群兴奋的志愿者一起，开始一块一块地拆掉巴士底狱的石头。[7]这里已经成了巴黎公众最常来的庆祝地点。游客们能在这里喝到酒水，而新市民们则在搬着石头往现已多余的护城河里扔。克拉克森随着人群走进了阴暗、窒息的监牢后，看到一面墙上用拉丁语刻着一行字：“（无法辨认的名字）怀着内心的痛苦写下此句。”他甚为感动，便花钱请帕洛伊的两名工人把石头拆下来，留作纪念。[8]
对于这种普遍可能性，克拉克森立刻陷入了全心全意的崇拜。8月4日，在国民议会中成了普通公民的法国贵族公然将他们的封建特权抛入了历史的熊熊烈火当中。没有了封建领主，为什么奴隶还要继续存在？鉴于克拉克森在废奴事业上最亲密的盟友恰好是此时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拉法耶特和米拉波，所以他很有理由感到乐观。在拉法耶特丰盛的餐桌上，他结识了六位前来拜访他的“有色人种代表”，这些自法属西印度群岛圣多曼格的黑白混血儿自豪地戴着三色帽徽和圣路易勋章。他们此行来巴黎是为了争取与白人拥有平等的代表权。[9]克拉克森问他们是否也支持废止奴隶贸易（因为其中有几个也是奴隶主），他们回答说，在他们的岛上，奴隶贸易是“所有痛苦的根源”，是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那种“可恶区别”的根源。其中有个叫文森特·欧格（Vincent Ogé）的代表回到圣多曼格岛后，对于克里奥尔同胞因为争取公民权而被屠杀感到愤怒不已，遂武装了自己的奴隶起来造反。被抓住后，欧格被施以轮刑，但他发动的起义引发了一场漫长又血腥的战争，并最终导致了海地的诞生。
克拉克森差人给他运来了一千份那张著名奴隶船版画的复制品以及手绘插图，免费分发给国民议会中那些有着良好意愿的成员。米拉波拿到“布鲁克斯号”的版画后，还当起了顽皮的宣传者，委托人制作了一个三英尺长的船模，摆在餐桌上当谈资，模型的甲板上还塞满了可移动的黑奴小人偶。但是，当这位法国革命中的德摩斯梯尼在国民议会上试探同僚们的口风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千两百名代表中只有三百名支持废除奴隶贸易，就像两年之后在威斯敏斯特宫那样，实用主义果断地介入其中，而且原因也完全相同。拿博爱和人与公民不可分割的权利同帝国的利益对抗时，即使是人道主义最夸夸其谈的支持者，也会退到沙文主义者的硬壳当中。克拉克森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法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革命的成功，任何被认为（无论这种看法有多么不公正）可能有损于革命的事都会遭到怀疑。克拉克森现在成了激进分子的攻击目标，甚至被指控是英国间谍。[10]就在克拉克森于1790年2月返回英国前，拉法耶特还给他写信，滔滔不绝地恭维道，“他希望这两个迄今都只是充满敌意的伟大国家，能在不久的将来借这项如此崇高的事业（指废奴）联合起来，并为保护世界的永远和平，再进行更加美好的合作”。[11]拉法耶特甚至还说，两国一起拥抱自由之后，或许还能变成一个国家！但在狭隘的革命激进分子看来，尤其是巴黎那些，拉法耶特简直是个魔鬼，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拉法耶特是一个出身贵族的世界主义者。因为归根结底，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尽管这场革命宣扬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但从本质上而言，它的目的始终都是为了重塑法国自身。
在英国国内，克拉克森的忠诚性现在也遭到了怀疑，让他的工作更为棘手，而他在1791年贸然参加了伦敦的巴士底日庆祝活动后，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在一些英国人看来，法国近来发生的许多事，完全抹杀了1789年夏天最初的光彩，比如路灯下的私刑，比如在凡尔赛宫，成群结队的集市妇女和其他市民闯入国王和王后的寝宫，强迫他们公开接受三色旗，并逼着他们灰溜溜地返回了巴黎。而且让克拉克森异常难过的是，有关玛丽·安托瓦内特遭袭和瑞士卫队被屠杀的骇人又夸张的报道，最终让原本性情浪漫的埃德蒙·伯克从革命的热情支持者永远地变成了震怒的敌人。尽管伯克仍然支持废除奴隶贸易协会，但其他人却有些犹豫了，因为蔗糖业的游说团体宣称，废除奴隶贸易就等于鼓励“革命主义”。而当圣多曼格岛发生流血起义后，他们更是宣称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印证，那就是任何对现状的干涉都将以大屠杀和大破坏而告终。克拉克森指出，早在废奴运动开始前，西印度群岛就发生过多次起义，如果袖手旁观，反倒会招致法国蔗糖种植园岛屿正在上演的那种灾难。但他的说法没人听得进去。结果，对大英帝国明确的福祉和安全的长期考虑（其保卫者宣称，二者受到了错误空想的干涉和威胁），最终影响了1791年4月19日的议会投票。此时，法国的那些废奴运动之友已是泥菩萨过河，更别说为这个共同目标尽一份力了。因被传与王后狼狈为奸，企图恢复王室权力，拉法耶特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受到同样怀疑的米拉波则已去世，所以就目前来看，法国废除奴隶贸易这一原本并不只是口惠的宏伟愿景，也一样完蛋了。因此，反对废除奴隶贸易的人问道，为什么还要把摧毁英国蔗糖业当成一份礼物，送给现在这个更危险、好战、狂热的法国？
这场争论造成了伤害，废除奴隶贸易的投票未能通过。但还有什么能从这暂时的“阻碍”中被抢救出来吗？过去四年中，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参加到了反奴隶贸易运动中，要想继续维持他们的信念，势必要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同往常一样时刻准备着应对危机的克拉克森想到了一个既有创意又简单有效的绝妙点子：抵制西印度的蔗糖。他宣布，这些蔗糖是道德毒药，沾染了非洲人的鲜血。数千人云集响应，不再购买加勒比地区出产的糖，转而使用东印度群岛的糖，或用蜂蜜或枫糖代替。抵制运动从伦敦的面包店蔓延到了苏格兰的牧师住宅中，并通过其在国内的号召力，将妻子、母亲和厨师变成了基督教道德的守护者。[12]
此外，还有一个项目，若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有可能抵消威尔伯福斯的动议带来的失败。托马斯·彼得斯还在伦敦，并且坦率地表明，新斯科舍的自由黑人或许愿意移居塞拉利昂，所以，突然间，复兴自由省的前景又变得光明起来。通过圣乔治湾公司的帮助（吉米王突袭移民定居点之后，该公司曾派“凤头麦鸡号”救走幸存者），克拉克森及同僚们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构想：一道商业与道德能量之光将从塞拉利昂辐射出去，照亮整片非洲大陆。1788年时，克拉克森结识了瑞典博物学家卡尔·伯恩哈德·沃德斯特罗姆（Carl Bernhard Wadstrom）；此人曾去过非洲西部，并协助瑞典人出版了抨击奴隶贸易的文章。但和亨利·史密斯曼不一样的是，沃德斯特罗姆似乎既可靠又严谨，所以他对该地区所具潜力相对乐观的评价，以及他想回去协助创立自由省的迫切心态，感染了托马斯·克拉克森和约翰·克拉克森，为他们带来一股新的激情。二人找到夏普，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十分乐意去一趟塞拉利昂。夏普听后，高兴地把这个消息转达给那里的定居者，并叫他们留出保留地，好迎接这几位即将从剑桥郡到来的尊贵绅士。
议会投票和定居者村庄被焚毁的事耽搁了这个雄心壮志。但托马斯·克拉克森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愿景。他想象着，在繁忙的港口旁边，复兴的小镇背后绵延着数百个小农场，农场的主人们正忙碌地耕耘着，其中的瓜、豆和大米是供他们自己吃，而棉花、胶树、胡椒、染料木、咖啡，当然还有蔗糖，则是为了供应市场。克拉克森觉得，用不了多久，自由劳力生产的蔗糖便能将它的世界价格降低一半，进而占领全球市场。而且，作为一个天然良港，塞拉利昂在非洲无可匹敌，所以它也能成为整个西非海岸的货物进口和出口港，甚至还可以为横跨撒哈拉沙漠的商队贸易服务！象牙和黄金可以直抵圣乔治湾，而且将第一次不是由奴隶们背到那里。用不了多久，英国人就能同五千万非洲人进行贸易了。于是，用（将会禁止奴隶贸易的）新的塞拉利昂公司来取代那个臭名昭著（几乎就只干贩卖奴隶这种事）的老皇家非洲公司的计划，被呈递到了政府那里，并得到了皮特的殖民地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的热情响应。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这样做可以先发制人，抢在那些向来投机取巧的法国人前头。
塞拉利昂公司在那里的代理人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传回来的消息进一步鼓舞了该项目的支持者。福尔肯布里奇在河流上游发现了六十四名自由省的幸存者。诚然，四年前乘坐“大西洋号”和“贝利撒留号”来到这里的移民有四百名，现在只剩下了这么多，确实有些可怜。但福尔肯布里奇报告说，无论有多艰难，他们都不希望自己的故事就此结束。相反，这些移民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后非常高兴，并且告诉他，他们非常想回到原来的村庄。
于是，福尔肯布里奇这位前奴隶船医生便开始竭尽全力复兴自由省。他和妻子去了罗巴纳后，获得了面谈的许可。尽管安娜·玛利亚碰巧撞见了奈姆巴纳“穿得很随便”的样子，就是“宽松的白袍和裤子”，[13]但在会面过程中，脸上一直面带笑容的奈姆巴纳换了三次盛装，先是紫色外套，然后是黑色天鹅绒外套，再然后是猩红色的披风。他一边对着这两个外国“无赖”微笑，一边（通过格里菲斯，他的非洲裔美国人女婿兼翻译）表达了他对兄弟国王乔治的热情友谊。然后，他收下了一千五百根铁条和三十九英镑，并同意续签原先同汤普森和定居者签订的土地租约。福尔肯布里奇随后又派他的希腊人副手，乘着小快船顺流而上，去鲍勃岛上找曾经庇护过难民的酋长帕博森。与此同时，有些不安的安娜·玛利亚则在罗巴纳转了转，半兴奋、半恐惧地经过了一根根柱子之下摆放的崇拜物（生锈的弯刀和动物的残骸），贴到近处看了看当地人因为抹着棕榈油而闪闪发光的身体，聆听了腾内人的鼓乐，欣赏了王后那颜色靓丽的塔夫绸条纹长袍，还目瞪口呆地看到当地成年妇女悬垂摆动的乳房，惊讶地发现当地人普遍把这视作一种时尚。
离汤普森海军上校的小山不远处，有一座废弃的滕内人村庄。村里有十七间小屋，正好可以用来重建定居点。小快船从鲍勃岛回来后，安娜·玛利亚看到船上走下来一群衣衫褴褛的黑人，以及七个白人妻子（她觉得一定都是妓女），心想这真是自己见过的最令人沮丧的场面。不过，这样的惨象很快就消失了（至少暂时没了），因为福尔肯布里奇拿出“凤头麦鸡号”运来的衣服分发给了他们，并且像个小镇的市政官或者被围困的准将那样，发表了一段鼓舞士气的讲话，承诺他们如果愿意，就可以获得劳动工具和保护自己的武器，一切都会好起来。最后，他夸张地挥挥手，宣布“他把这里命名为格兰维尔镇，以纪念他们的朋友和恩人格兰维尔·夏普先生，正是在他的帮助下，他们才获得了这些救济物资。”[14]好极了。上帝保佑。
就这样，余下的这一小群人得救了。他们同彼得斯将要从新斯科舍带过去的黑人先锋连或许真的能把格兰维尔镇弄出个样子来。唯一对这一切感到不满意的人，其实是格兰维尔自己。虽然克拉克森再三向他保证，新的塞拉利昂公司将会是刺向奴隶贸易心脏的一把匕首，但他还是将信将疑。他先前的那个梦想，那个以黑人十户联保制为基础的社会已经覆灭了，而罪魁祸首不光是吉米王的火把，还有白人的懦弱和贪婪。他之所以感到不满，是因为这个新的地方其实就是——他自己几乎都没有勇气写下这几个字——殖民地。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会跟创建商业殖民地这档子事扯上关系。自由省属于生活在那里的人（虽然实际上属于腾内人和歇尔布罗人）。可现在，它却会成为塞拉利昂公司的财产，而移民们能去那儿，仅仅是承蒙该公司的恩惠。当然，当初局势变困难时，他已经准备好把管理权从自己手中转移给圣乔治湾公司，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自由省的基本政治特征，比如自治、戒备和保卫、土地的终身保有权，不会被侵犯。但在创建新公司的提案中，所有这些似乎都被去掉了，管理那里的将是一个远在英国的董事会和（更糟糕的）他们任命的塞拉利昂当地的议员（他认为会是白人）。那除了黑人陪审团和警察，自由省还剩下些什么？以公共劳动为计量单位的货币没了，他在召集的市民议会中进行的黑人直接民主制实验没了，作为整个事业核心部分的正义和“自由”也没了。
夏普该怎么办？他做不到像伊奎亚诺和库戈阿诺那样与整个计划一刀两断。他知道，非洲那几位硕果仅存的幸存者仍然对他充满信任，所以，为了他们，自己也得尽力保持一点善意的警惕。他的名字，不管怎么说，也还是有些分量的。因此尽管疑虑重重，格兰维尔·夏普还是认可了这家新公司，并且答应成为董事会的一员。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又致信给那些友好的国会议员，希望他们能为定居者提供一些保护措施。因为他担心，在这种更为纯粹的商业体系中，定居者会被迫以低价将农产品卖给该公司，而该公司这会在国内以高价售出。他提出，如果移民们对农产品的收购价不满意，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运费，自行将其运回国内。要明白，他们不是签了租约的佃户，而是对自己的土地享有终身保有权，他们的子女也有权自动继承。任何不用于耕种的土地，都应作为公共用地留出来，移民可以在这些土地上放牧、打猎或捕鱼。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那里的司法制度必须是没有肤色歧视的单一体系。
夏普的一些条件被纳入了公司章程。但即使只是作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一项实践，该公司也仍然遭到了来自奴隶贸易和蔗糖种植业游说团体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利物浦。但托马斯·克拉克森很乐观。他认为，许多议员对投票反对废除奴隶贸易本来就心怀愧疚，所以应该会投票支持该公司，或者至少投弃权票，好觉得自己还有点儿基督精神。他说对了。提案在议会两院轻松获得了通过。1791年7月，塞拉利昂公司正式成立，首任董事长则由年轻的福音派银行家亨利·桑顿（威廉·威尔伯福斯的亲戚）担任。通过动员支持者出资，尤其是贵格会和福音派教徒，该公司一共获得了四万两千英镑的初始资金。如今成为该公司的董事之一的托马斯·克拉克森带着新的新激情重新上路，仿佛一个单人商会，开始到处夸耀数百万非洲人即将开始同英国进行贸易。他甚至还养成了把花椒和咖啡豆样品放在口袋里的习惯，经常拿着铲子，把咖啡豆放在火上烤熟后邀请客人品尝。[15]
选择了英国式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那波澜壮阔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了。但所有关心塞拉利昂这项复兴事业的人都明白，其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从新斯科舍输入的新鲜血液。很多人在感叹第一个定居点的命运时，常常会说，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那些移民并不是最有前途的一群人；毕竟，那些“穷苦黑人”有多年都是依赖慈善的救济，适应不了辛勤工作的挑战。但新斯科舍的黑人，正如彼得斯说的那样，都是黑人保皇党中的精英分子，不需要那些如何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说教。不过，究竟会有多少人愿意移民，目前还不确定。殖民地大臣亨利·邓达斯的猜测是，至多不会超过三十个家庭，但也能算一个良好的开端了，而且定居点才建起来，或许目前也就能吸纳这么多。彼得森自己同克拉克森聊的时候，则估计顶多只会有一百人左右。当然，不管有多少人愿意移民过去，他们都会受到英国政府的庇佑。8月6日，邓达斯致信远在加拿大的帕尔和托马斯·卡尔顿总督，并随信附上了彼得斯的请愿书副本，意思是处理一下里面的申诉。他们应当启动调查，看看是不是有人截留了土地，如果彼得斯所言属实，那他的同胞“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控诉”，而且应当获得赔偿。对于不愿意继续留在那里的黑人，政府承诺将为他们提供移民塞拉利昂及在那里安置所需的费用，或者也可以去西印度群岛的自由黑人兵团服役，如果觉得这个选择更有吸引力的话。[16]两位堂堂的英国殖民地总督曾把那个目不识丁的黑人先锋连中士撇在一边，视之为无足轻重的牛虻，可现在却被威斯敏斯特宫的政府要求认真处理他提交的申诉和关切，这着实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惊天大逆转。
彼得斯将亲自返回新斯科舍，把这个消息告诉那里的黑人。此外，塞拉利昂公司还会指派特别代表，现场同他们进行面谈，分清楚哪些人想移民到非洲，哪些人想去加勒比地区，然后把他们分别集合起来。不过，考虑到彼得斯告诉他们的那些事——比如白人保皇党如何对待黑人，以及如何依赖黑人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克拉克森和夏普有些担心这位中士警官是否能确保政府和公司的意愿得到忠实地执行。因此，他们还得找一个人去新斯科舍，一个白人，而且这个人必须要有不屈不挠的决心，要正直得无可指摘，要不知疲倦，还要有能力说动黑人，能租一艘船，组织这次航行，并为其保驾护航，直至移民们安全抵达塞拉利昂，然后再由公司派去的“督查”接管。
大家挠着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完人。托马斯肯定不行，他自己都忙得不可开交呢。但随后，在一阵时而高兴、时而严肃的灵光乍现中，他想到了自己的弟弟。
* * *
他向来都是“另一个”克拉克森，是排行老二、平易近人、性情温和的约翰尼，很好相处，不像托马斯那样善于思考和行动，可能也不一定能成大事，但他总是愿意尽好自己的责任，而且毫无怨言。兄弟俩的感情很深厚，而原因或许是（除了都继承了克拉克森家族的高鼻梁之外）他们太不一样了，如果说职业方向是由体格和气质决定的话，他们俩其实应该调个个儿。当牧师的托马斯身形魁梧，下巴方正，天庭饱满，像马一样健壮，不善闲聊；而担任海军军官的约翰则身材高瘦，五官精致，天生善交际，性格温柔活泼，同表情坚毅的托马斯一比，几乎就像小狗一样可爱。同其他与托马斯交好的英国人一样，弟弟约翰对哥哥充满了敬畏之情，换言之，感到自卑。
当然，年轻的约翰·克拉克森也不是没经历过世事沧桑。在他两岁那年，他的父亲（维斯贝希文法学校的校长）去世了，他的母亲安妮成了寡妇，而且还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每一年，她都会带着三个孩子（兄弟俩还有个妹妹，也叫安妮）去埃塞克斯郡霍克斯利公园，到亲戚吉布西斯夫妇的家里住一段时间。在那里，在按照当时流行风格重新设计的田园风光之间（观赏性的绵羊、高大的垂直推拉窗），年轻的克拉克森邂逅了蓝色的制服和金色的穗带。吉布西斯夫人本姓罗利，娘家是海军世家；正是在约书亚·罗利海军上尉（Captain Joshua Rowley）的引荐下，十二岁的约翰·克拉克森加入皇家海军。所以，当托马斯在圣保罗中学分析拉丁诗歌、潜心钻研伊拉斯谟的时候，约翰正以海军军官学校学生的身份，在拥有七十四门火炮的皇家海军战舰“君主号”上挂吊床。在船上，他学会了捻接绳子，学会了怎么用六分仪和象限仪，学会了顺着帆索爬到高处，在起伏摇摆的船上放哨。他还了解到，在战斗中，他的责任就是站在火炮旁边，手指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枪毙任何企图从甲板上逃跑的人。[17]
在五年半的时间里，约翰·克拉克森从海军学员升为候补少尉，后来又当上了代理海军上尉，从“君主号”这样的三等军舰上，到了航速飞快的掠夺性护卫舰“普洛塞庇娜号”上，最后又去了修长的小型单桅突击帆船“猎犬号”上，先后在九艘军船上服役。他的海军学院生涯，几乎正好赶上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所以，当他最终在1783年3月被任命为海军上尉时，几乎已经经历过战时海军能扔给他的一切考验。少年时期的他，曾目睹海员们一头从主桅上纵身跳下，其中一个摔在火炮上，当场死亡；对于每天被鞭笞的残酷仪式（抽打、呻吟、用盐水冲洗绽开的皮肉），他早就习以为常；大船被狂风吹得快要搁浅，船尾疯狂地转来转去，船员们手忙脚乱地把所有东西都扔进海里（除了拆不下来的火炮）时，那种令人恐惧的无能为力感，他也十分熟悉；当国王在斯皮特海德坐着船检阅海军时，他大声欢呼着，把嗓子都快喊哑了；战船遭到舷炮射击时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和四处飞溅的碎片，以及整条船剧烈地摇晃到仿佛要散架的感觉，都让他刻骨铭心；他还曾无助地看着主帆着火后，像一只关节突然脱落的大海鸟一样盖住了甲板；或者走在被鲜血浸湿的炮台甲板上，脚底不停地打滑，虽然为了防滑，上面已经撒了一层沙子；在某次战斗中，他亲眼看着一位军官的胳膊被炮弹炸飞，但他甚至都没有大叫一声；他曾为思考进入或撤离火线的谨慎策略而绞尽脑汁；还有最可怕的——在一场实力悬殊的攻船行动中，他目瞪口呆地僵在原地，看着同船的战友跳到法国的小型单桅帆船“斯芬克斯号”上，高声叫喊着冲向那群视死如归的可怜船员，然后一顿乱砍滥劈——他怎么都忘不了这场残忍至极的大屠杀。[18]
身处这么多大事小事之中，候补少尉克拉克森根本没有时间和场合去悲天悯人，而且也没什么意义。在美国打独立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约翰都驻扎在加勒比海地区，因为当时的英国海军部命令他的上司、海军上将罗德尼去那里尽可能拖住法国人，以防他们封锁英属美洲或者趁机抢占英国的蔗糖殖民岛。要是能同时再抢一些法国或西班牙的岛屿过来，海军部的大人们就更感激不尽了。那些年里，奴隶制度无处不在，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约翰·克拉克森对此心存芥蒂。海军里有些炮手和火药兵是奴隶，有些是自由人。在巴巴多斯和圣卢西亚的港口，奴隶们或驾驶小型的独桅纵帆船，或为舰船领航，寻找安全的抛锚地点，或用马车运送大桶的物资，或扛送大包小包的东西，而在码头附近，则有更多镣铐加身的非洲人被拍卖。在稍微太平点儿的牙买加，他听过蹦跳舞和贾卡努狂欢游行的鼓点；见过克里奥女人穿着缎子衣服晒太阳；目睹了一些年轻的种植园主（有些同他年纪相仿，有些比他小）因为热病或放纵而脸色发黄，东倒西歪地从酒馆里走出来。但对于这个世界的种种罪恶，他连想都没想过。
当然，这些都发生在“宗号”船的暴行之前，发生在哥哥托马斯于赫特福德郡路旁的顿悟之前，发生在他听说格兰维尔·夏普和詹姆斯·拉姆齐之前。但约翰才刚刚穿上海军上尉的制服，对美和对法战争便结束了。因此，他同数以千计的年轻军官一样，不得不面对所服役舰船退役和薪水减半的现实。他到处求亲戚、托朋友，想看看谁能帮他在现役的军舰上找份工作，但没人能帮得到；而当有机会去东盎格利亚海岸（East Anglian coast）指挥一艘独桅纵帆船时，他又说服自己放弃了同豪大人的面谈。所以有一段时间，他罕见地无事可做，但也正是在此期间，他缓缓漂进了（不是冲入）哥哥那种颇具感染力又持续不断的热情光环之中。他开始阅读、讨论、沉迷于有关废奴主义的东西，并带着他自己的那份真挚与热诚行动起来。毕竟，他可以给克拉克森和威尔伯福斯的运动带来一种实质性的财富，那就是对西印度群岛和航海事务的第一手了解。他帮助托马斯在码头附近周围寻找不太情愿出面作证的证人，并取得了他们的证言，用海员的专业眼光来检查提货单，还把这一切都写下来，呈交给委员会，并一丝不苟地参加了相关会议。但他的这种转变让一些老战友很是不满。比如一个叫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的人为了捍卫奴隶贸易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他在塞拉利昂的经历。而罗利家族的人嚷嚷得更大声，说这种事从来都有，不要多此一举。班格尔的主教则对约翰说，是啊，可他们的鼻子很讨人厌啊，对不对？对此，这位年轻人答到，他相信上帝不会造出讨人厌的东西。这种有些假装圣洁，但在道德上又无可挑剔的口气，将会成为新约翰·克拉克森的一个特色。
不过，虽然有事可做，他还是想在海军谋个一官半职，而在1790年的战争恐慌期间（这次不是和法国，而是西班牙），他确实也碰上了一个短暂的机会，那就是去罗德尼的旧旗舰皇家海军“桑威奇号”上任职。但问题在于，这艘船现在已沦为一个中转站，专门接收那些被抓了壮丁的“倒霉鬼”，所以这是一份肮脏至极的工作，且遭到了乔纳斯·汉威和格兰维尔·夏普的猛烈抨击。然而，约翰·克拉克森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事业置于了道德良知之上。克拉克森兄弟俩虽然没有因为这份丑恶的工作彻底断绝关系，但托马斯还是被约翰的背叛惊呆了，并且有意开始寻找、照顾那些被抓了壮丁的男性的妻儿。其中一位悲痛欲绝、怀里婴儿的妻子告诉托马斯，她丈夫在就在“桑威奇号”上。可当一艘小船把他们载过去时，约翰不得不将噩耗告诉自己的哥哥和这个泣不成声的女人：她丈夫已经坐船走了。[19]
兄弟间的嫌隙，直到1791年5月（即塞拉利昂公司成立前后）“桑威奇号”再次退役之后，才最终弥合。约翰又闲了下来，并且同他那位紧张忙碌的哥哥和好如初。但现在的他，正处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他已经同苏珊娜·李（Susannah Lee）订婚，这是一门好亲事，女方的父亲是诺福克的银行家，也是东盎格利亚地区的地主。约翰如今已经二十七岁，如果不被召回舰队的话，可以期待过上一种不会讨人嫌的生活，做一位乐善好施、前程尽责的乡绅。但那些他最敬爱的人，兄长托马斯、威廉·威尔伯福斯，已经对他另有安排。
约翰去新斯科舍支持彼得斯的事业，很可能是他得知塞拉利昂公司有此意图之后主动请缨，而非受到了托马斯的逼迫。他一定明白哥哥会对他的主动感到欣慰，也知道这项委任的善可以抵消之前那份工作的恶。公司和委员会更觉得约翰是他们的不二人选。虽然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七岁，但时任首相的皮特开始担任这份要职时还比现在的他小三岁呢！要是从新斯科舍到塞拉利昂的旅程最终能够成行，那还有谁会比这位既有航海经验又虔诚热情的海军上尉更合适？
不过，或许最有说服力和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威廉·威尔伯福斯对约翰·克拉克森的喜爱，并不亚于他哥哥托马斯。相较于托马斯那种一成不变的严肃和善良，约翰顽皮的性格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可以让人觉得能同他一起淘气。比如，大他五岁的威尔伯福斯给他写信时，有时会用“亲爱的海军上将”来称呼他。你可以从中感觉到，这两人是在互相眨眼，甚至是胡闹。尽管他们被各种严肃的事情包围着，但他们还是男孩子，只不过承担起了男人的工作，或者更确切一些，是坚忍不拔的圣人要做的事。威尔伯福斯毫不怀疑的一点是，这项现已被称为“任务”的安排，会让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尉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此，他亲自打点了政府的相关人员，如邓达斯和负责加拿大殖民事务的副部长埃文·内皮恩（Evan Nepean），请他们提供必要的命令函、授权书和介绍信，好方便约翰在哈利法克斯活动。威尔伯福斯在写给内皮恩的信中说，他对约翰·克拉克森有着无比的信心，“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有着无数美好的职业素质和个人素质，相信我，行事审慎便是其中之一……此外，我个人也真的很敬重他。”[20]就这样，在8月5日，约翰·克拉克森向海军提出了休假十二个月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
与此同时，他哥哥托马斯也没有放松下来，而是再次开始巡回演讲，宣传现在所谓的“反糖运动”（Anti-Saccharine Campaign），并到处为塞拉利昂募捐。他唯一的放松就只有晚上的散步，其他时间里，他连吃饭时都在写信。比如接待他的什罗普郡牧师普莱姆利（Plymley）到了预定的晚餐时间还没来吃饭，克拉克森便表示，这宝贵的几分钟要是被浪费掉实在很遗憾，劳烦牧师的妹妹凯瑟琳·普莱姆利（Katherine Plymley）马上给他找来钢笔、墨水和书桌。拿到之后，克拉克森开始奋笔疾书，并建议说，自己写完之后，请她立即把信封好寄走，以免浪费更多的时间。心中时刻牢记这项事业是一项善举的托马斯，还嘱咐约翰在执行任务时要记得写日志，因为他觉得这样一份文件（由他）好好编辑一下并出版的话，会给反奴隶贸易运动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向来对哥哥言听计从的约翰保证自己一定会做到。[21]然后，他去见了未婚妻苏珊娜，祈求她能支持或者至少同意推迟二人的婚期。毕竟，他又不会离开很久。他的工作只是去新斯科舍看看是否有人愿意移民塞拉利昂；如果有，那就把他们送过去。仅此而已。充满智慧的塞拉利昂公司到时候会委任一名总督或督察去，所以不出一年，他相信，他便会带着顺利完成了一项崇高使命的满足感回到家中。
约翰到泰晤士河下游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距伦敦二十英里），登上了前往新斯科舍的“方舟号”。但突然间，他哥哥似乎担心起这项任务的危险性。他在告别信中写道：“在非洲的河里，要留心短吻鳄；到了陆地上，要留心蛇。”[22]不过，他之所以感到焦躁，原因其实远不止于这条警告：他不想就这么让约翰离开，他需要一场正正经经的告别。好在大西洋沿岸当时正逆风呼啸——当然，这个好只是对他而言——“方舟号”没法正常航行。所以，虽然托马斯很少会感情用事，中断已经精心规划好的行程，但这次他调整了一下，将普利茅斯和埃克塞特也纳入其中，然后急匆匆地坐船去往西南方，沿途打听“方舟号”到底停泊在哪个港口，并最终在韦茅斯（Woymouth）追上了约翰。兄弟俩最后认真地碰了一面，最后拥抱了一下，以及最后（毕竟这是克拉克森兄弟）无疑还一起安静而焦虑地进行了祈祷。
* * *
是“方舟号”在大西洋上航行到一半路程，因为秋日的浓雾而差一点儿同下风舷一侧的那艘双桅横帆船撞上的时候，约翰·克拉克森第一次产生了某种不合时宜的颓丧感吗？他不断地想起出发前威尔伯福斯给他的那些奇怪建议。8月初，威尔伯福斯曾写信嘱咐他，别跟彼得斯走得太近，免得他惹是生非时把你也连累了；要跟总督们打好关系；注意别把移民计划吹过了头。[23]这些可不是什么能平复人心绪的建议。所以有时候，他的内心会蒙上一层阴影，就像太阳被云遮住后的海浪。
航行途中，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和当初自告奋勇时相比，现在的我有了不同的视角。那个时候，我听了彼得斯讲述的动人故事，又得知董事们似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便一时激动，主动提出愿意效劳；但当我到了海上，有时间思考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到那时，我才终于得闲，想明白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我依然想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可这份由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责任，又让我感到畏惧。但既然已经开始做了，那我就别无选择，只能坚持下去。[24]
如此说来，他其实不是摩西，而是约拿？时刻自省是福音派信徒的思维习惯。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被那种伴随强烈的使命召唤感一同涌入脑海的不确定感所困扰。彼得斯的正直与热情显而易见，但万一他搞错了怎么办？或许黑人还是待在新斯科舍比较好呢？毕竟，塞拉利昂肯定也有自己的暗礁和险滩，到时候，他就成了误导黑人的罪魁祸首。诚然，他可以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塞拉利昂公司于1791年8月印发的传单张贴起来或者直接念给黑人听；文件里承诺的，正是他们目前没有的东西：保证提供可耕地（每名男性二十英亩，其妻十英亩，每名子女五英亩）和建立拥有黑人陪审团的司法系统。此外，这份传单中还包含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份明确的反歧视文件：按照政府下发的严格指示，“黑人和白人拥有同等的公民、军事、商业权利和义务，并享受同样的保障”。[25]最重要的是，在夏普的坚持下，该传单还规定了格兰维尔镇将严格禁止奴隶制度，塞拉利昂公司的任何代理人不得参与奴隶买卖（移民们就更不能了）。因此，对那些黑人来说，塞拉利昂会成为一个新的家园，而且在那里，他们肯定要比在新斯科舍过得好。但克拉克森心里也记着威尔伯福斯嘱咐，不要把这个未来描述得天花乱坠，就算是为了他们（或许也是为他自己）着想吧，因为这样的话，只有那些最坚定的人才会移民。他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塞拉利昂公司和英国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权利”还是留给那些好人吧，“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有着同样的感情，所以我不敢拿他们的命运开玩笑”。
10月7日，“方舟号”抵达了广阔的哈利法克斯港。克拉克森站在甲板上，入迷地望着错落于山坡上的黄色和白色房子，但内心里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执行他的任务了。他在港口旁边的商运咖啡屋租好房子住下来后，塞拉利昂公司在当地的代理人、贵格派商人劳伦斯·哈茨霍恩便来拜访了。此人坦率和谦虚的性格当即给克拉克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很快会发现，这样的品质在其他新斯科舍白人身上就很罕见了。一群史威登堡的信徒也来露了个脸，这群人尤其支持克拉克森的任务，因为他们的教会公开相信，真正纯洁的基督教精神可以在非洲人身上找到。随后，克拉克森还听说，比他先到达哈利法克斯的托马斯·彼得斯，现在已经动身去了安纳波利斯。不过，他认为彼得斯可能并没有受到帕尔总督的热情欢迎和积极配合。
当天下午，约翰·克拉克森去拜见了帕尔，并介绍了自己的任务安排。但其实甚至在彼得斯到达之前，帕尔就已经从邓达斯于8月6日写来的信中了解了两人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件事，克拉克森也蒙在鼓里，那就是埃文·内皮恩另外给帕尔写来了一封居心叵测的信，削弱了他的权威。信的大意是劝告帕尔不要给克拉克森的工作提供太多方便，要是能想办法稍微妨碍一下，可能更明智。不过，内皮恩（也许还有邓达斯）为什么会表达这种与官方指示的内容和精神直接相悖的想法，我们并不清楚，除非是因为他们也赞同帕尔自己的看法，认为鼓励黑人移民塞拉利昂，会招致白人保皇党的不满，或许还会刺激他们大规模逃回美国。帕尔和托马斯·卡尔顿肯定对彼得斯的抱怨感到很生气，因为这反映了他们的管理不善。
第二天，帕尔设宴为克拉克森接风，哈利法克斯的要人也都悉数到场。迈克尔·华莱士自不必说，其他到场的人还包括：英格利斯主教，此人曾在纽约的三一教堂担任牧师，但他其实不怎么同情黑人，毕竟在他的教堂里，黑人都不能坐在长椅上，只能站在走廊旁听；还有一位名叫哈蒙德的英国驻美外交官，此人是从法尔茅斯（Falmouth）坐邮船来到哈利法克斯的。在总督大人有些蹊跷的鼓励下，这个哈蒙德讲述了他在船上听来的传闻，说移民定居点是如何被塞拉利昂的土著人捣毁的。听完他一番悲观的描述后，帕尔便质疑起让新斯科舍的黑人大规模移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是否明智。克拉克森当然对吉米王在1790年发动的袭击一清二楚，所以猜测这则最新的传闻，说的可能是福尔肯布里奇重建起来的村庄遭到了第二次突袭。不过，他也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这些人出于自私而向他发起的劝说攻势，便说这条最新的“情报”不足为信。但帕尔没有善罢甘休，坚称自己也听过许多类似的传言，说塞拉利昂的移民们命运十分不幸。然后，这位面容精致、眼神明亮的高个子年轻人，身着海军上尉的蓝色制服，有些紧张地坐在帕尔的桌旁，面对着那些酒杯和银器，找到了他自己的权威。他机智（且有些装腔作势）地回答道，董事会的成员或者国王陛下的政府要是有任何理由相信这类传闻的话，是绝不可能对他此行的任务表示支持的，也不会授权他向新斯科舍的黑人发出移民塞拉利昂的提议。所以很遗憾，一定是提供消息的人听错了。根据克拉克森的日记，这时候，“总督大人才放下这个话题，拿起酒瓶递给大家……我明显感受到了他不想让我把这事儿办成……或许是觉得如果人们不愿意离开新斯科舍的话，就可以很好证明他们其实很满足”。
不过，这个消息还是让克拉克森感到不安，也加深了他的焦虑，因为他已经开始在哈利法克斯及附近的村镇（如普雷斯顿）传达塞拉利昂公司有关再移民的消息了。或许把武器和弹药运往塞拉利昂时，再顺便配备一名正经的军械师，会更明智一些？但他还是止不住地胡思乱想。“他的”黑人刚到非洲便遭敌对部落袭击的种种画面折磨着他的内心；或者更可怕的是，伦敦那些老爷们真的向他隐瞒了什么，很清楚他会白跑一趟。那样的话，他究竟算什么？要是把这些黑人领到火坑里的话，他该如何原谅自己？
在记日志时，约翰陷入了那种杂乱无章的意识流句法当中，对着一位假想的读者（可能是他自己，也可能是他哥哥）暴露出他内心的焦虑不安：
只要那些人还在我的保护之下，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如果我（在非洲）遇到任何顽固的抵抗会发生什么。我会牢牢记着我下面有许多无辜之人，要不是因为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天气极其恶劣，他们本可以舒舒服服地继续留在那里，过着安定、平静的日子。可这些人对我信赖有加，觉得我可以兑现公司的承诺，我也跟他们保证他们不会受到当地那些大王的威胁。当然，我也认为，遵纪守法的良民仍有必要保持警惕——从欧洲自诩进入了文明时代起，这些可怜又不幸的人便遭受了最大的背叛、压迫、杀戮及一切卑劣之行；我实在想不出来有哪一次那些掳走他们的人认认真真地兑现了当初曾对他们的承诺。因此，在充分考虑过我所说的这些后，尤其想到这些人在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之前本来过着安定、平静的日子，我就不知道（要是我们遇到抵抗的话）该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内心对他们的全部和真实的感受。如果发生那种事，我宣布，你就再也不会见到我了，因为我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船上那些人，哪怕是他们之中最卑劣的人，也不想让他们对我的诚意有一丝的怀疑……[26]
所以，约翰·克拉克森到底在威胁什么？如果到了大洋彼岸，他发现自己被故意误导了，或者更糟糕，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导了黑人，他要怎么办？武装抵抗？还是自杀？而且，他受到了什么刺激，才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强烈、甚至可以说暴力的情绪呢？
首先，他在哈利法克斯结交到的人，都十分乐意证实有关自由黑人遭到系统性虐待的报告。新斯科舍两位最主要的法律人员——首席法官托马斯·斯特兰奇和总检察长桑普森·布拉沃斯经常会审理一些让他们感到悲痛和愤怒的案子，并且因为这些案子，在哈利法克斯地区首倡成立了支持彻底在全省废除奴隶制的小团体。后来，劳伦斯·哈茨霍恩又介绍约翰认识了当地的贵格会保皇党，而这些人同英国和美国的教友一样，向来都有着类似的想法。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克拉克森感到如此不安的直接原因，是他自己与黑人的接触，尤其是在普雷斯顿地区。而他从咖啡屋搬到在港口附近租来的公寓后，又有一堆麻烦朝他涌来，其中之一涉及的是允许潜在移民离开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的程序。塞拉利昂公司坚持认为，对于所有想移民的人，要考察一下他们是否“勤奋、诚实、持重”。只有三项都符合的男女，才能获得“认可证书”，实质上就是一份通行证，拿到之后，他们才能去往那个已经被董事们命名为“弗里敦”‡（不再跟那个古怪的夏普扯上关系了）的地方。但是，克拉克森和哈茨霍恩非常不信任塞拉利昂公司委派的那些向黑人传达信息和发放资格证书的代理人。白人保皇党已经对那些最健康、最能干的黑人可能会离开感到不满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写推荐信，给他们的离开行方便呢？于是，克拉克森决定亲自到半岛各地面访那些自由黑人，能见多少就见多少，并向他们宣读公司的计划，有谁想去就记下他们的名字，检查他们是否符合要求，然后签署他们的证明。“那些白人现在威胁说，他们要拒绝提供品格证明，强迫黑人留在新斯科舍；但我只要看到了一个人的茅屋井然有序，土地也尽力耕作了，而且财力尚可，比如有几蒲式耳的土豆……如果他的品性也不错，那我就不会拒绝向他发放证明。”[27]
正因如此，他才去了普雷斯顿一趟（朝内陆方向往北走一点，在哈利法克斯港东岸的达特茅斯一侧），与他一道前往的还有哈茨霍恩及哈利法克斯的营房督导詹姆斯·帕特南（James Putnam）。虽然普特南对那里的人评价很高，[28]但原本就对整项计划喜忧参半的克拉克森在看过普雷斯顿之后，心情更复杂了。
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白人和黑人混居的村子，普雷斯顿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农民们在受冷风侵袭的贫瘠土地上辛勤劳作，但收获无几。几位访客倾听了普雷斯顿人的悲惨故事，比如孩子们被欺诈性的契约所约束，服务时间远远超过了他们当初在合约中达成的理解，或者被雇主威胁要卖掉之类的可怕经历。在普雷斯顿，大约只有一半人拥有土地。其中那些分到的地本来就少的人，还因为“过度耕种，连土地的一半的收成都保不住”。[29]当然，也有人情况会好一些，比如英国·自由就在他的四十英亩土地上安定了下来，并在“城镇地皮”上建起了一幢小木屋。那些熬过了1788—1790年间的几个寒冬与饥荒时期的人，最终在他们的土地上有了收获，能把土豆、玉米和鸡拿到哈利法克斯的市场上出售了；有些人甚至还干得很不错，同克拉克森签订了合同，专门为前往非洲的船队供应下蛋的家禽。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森发现普雷斯顿的这一百多户人家形成了一个在他看来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村庄；换言之，他们有一所学校和一座刚刚被祝圣过的教堂。学校由英国的某基金会赞助，校长名叫凯瑟琳·艾波纳希（Catherine Abernathy）；她是当地农民亚当·艾波纳希（Adam Abernathy）的妻子，给大约三十个孩子上阅读、写作、宗教和算术课。前段时间，有人投诉说，艾波纳希夫人的宗教课程有些古怪，教导学生的时候有些太过热情。[30]但近来，她显然已经有所转变，开始遵守英国国教的教理问答，所以她那间由黑人建造的木屋教室现在也被视为了典范。教堂则由三个主要教派共享。因双腿意外受冻而落下残疾前就曾去过普雷斯顿的大卫·乔治，委派手下的执事赫克托·彼得斯（同托马斯没有任何关系）为浸礼宗信徒服务，并且为新的皈依者施洗礼。“新光”亨廷顿伯爵夫人会数量可观的信徒在这里也有容身之地。该教会信奉更严格偏向加尔文宗的英国国教，其传道士名叫约翰·马兰特（曾在皇家海军服役，并在1780年克林顿将军骑马游街，庆贺查尔斯顿的胜利时，受到保皇党印第安人大王的问候）。当然，还有循道宗的牧师波士顿·金，就是那位曾四处传道的前奴隶、伯奇镇的制箱木匠和造船工人、捕鲑鱼的渔夫、渎神者的鞭子：受教会的派遣，他来到了普雷斯顿传教。在一段时间里，白人来听他布道时，他总是为自己学问不够而感到窘迫，而服务他的三十几名黑人信众也让他有点儿力不从心。但有一天，当他宣讲《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十九小节时（“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神性似乎降临到了信众的身上。有人轰然倒在地上，仿佛已经死了，有人则大声乞求怜悯”。礼拜结束后，一位F小姐敲着教堂的门，宣称她看到了圣光，要皈依上帝。“听到她的呼喊后，众人都喜极而泣；自此开始，主的事业再进行起来，便一帆风顺了。”[31]
因此，普雷斯顿的邻里关系足够紧密，让克拉克森深受感动。他注意到，这里的黑人是真正意义上的邻居，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也会经常帮忙照看对方的孩子，或者在对方外出工作时，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去。普雷斯顿被克拉克森理想化了（在他们离开的前夕，他曾把普雷斯顿的人誉为“黑人中的精英”），所以毫不奇怪的一点是，他对让他们举家移民这件事的担忧，并未完全消失。事实上，在得知许多普雷斯顿人热情响应了塞拉利昂公司的移民计划——七十九人去了哈利法克斯报名——并希望他能保证他们在非洲不会像在新斯科舍那样变成“债务奴隶”后，他的不安感更是有增无减。但最终，一桩桩黑人常年遭受白人粗暴虐待的悲惨故事让他恢复了信心，明白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因为在这些移民中，许多人为了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沦为佃农，为白人地主劳作，所以通盘考虑的话，他确信自己这么做对得起他们。而且反正他会陪着他们一起驶过茫茫大海上的每一里航程。
若能一同航行，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自己十分关心对这些受压迫的可怜人的福祉；事实上，我从未像此刻这样对自己背负的任务感到敬畏……我期望所有宣布想和我一起去的人，都能想清楚他们会面临的危险，如果他们依然坚定地跟我去，那就必须从那一刻起将我视为他们的守护者和保护者，相应地，我则希望他们能够服从命令、品行良好。[32]
三十吨的纵帆船“海豚号”，是在哈利法克斯南部和西部的沿海水域上往来的众多小型船之一。由于当时已经是10月底，北大西洋上刮起了强大的逆风，所以它在航行中遭遇了诸多不便。同约翰·克拉克森一起上船的是塞拉利昂公司任命的年轻外科医生查尔斯·泰勒。这位泰勒医生会陪同移民前往非洲，或许还会留在弗里敦行医。两个人相处得很好，一致认为他们肩负的使命很重要。但他们也意识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此时，俩人正在去谢尔本和伯奇镇的路上，而那里的自由黑人比新斯科舍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所以，已经惊讶于自己的提议在普雷斯顿和哈利法克斯受到热情响应的克拉克森，很好奇谢尔本会是什么状况。在伯奇镇办学育人的斯蒂芬·布鲁克上校（而且显然还是那里的治安法官）给他写来了一封信，请他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现在，他要亲自来介绍了。
同往年的这个时节一样，上午的新斯科舍还天气晴朗，但到下午便风雨交加了。一场飑突然从东北方袭来，将行进到利物浦南部的“海豚号”吹得颠来簸去。眼看海浪越涌越高，船长便决定把船开到一个小海湾里去避风。这个海湾不是很大，一条宽阔的河流由此缓缓汇入汹涌澎湃的大海；湾内有个简陋的码头，几条比划艇大不了多少的渔船停泊在一旁，船上的系泊绳被扽得紧紧的。一片了无生趣的沙滩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和已经被海鸟啄食干净的贝壳，黄褐色的沙洲渐渐消失在常见的芦苇沼泽中；被风吹得七倒八歪的树木从高大、光滑的岩石后面伸出来。一阵阵的鹅叫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河的东岸上零星地立着几间寒碜的棚屋，看起来已经饱经风霜，脆弱到无法抵御即将到来的冬日寒风。不过，这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庄却有一个大气的名字——勒贝尔港，估计是某个无畏的阿卡迪亚人给起的，幻想着有一天这条大河上会建起一座港口，方便把腌鳕鱼转运到法属印度群岛，或许还能连同毛皮一起再被运回布列塔尼。已经对乡村地区贫穷状况了然于胸的克拉克森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他凝望着如画的原始风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树林似乎都无边无际”），但脑海里却忧郁地想象着在勒贝尔港活下去得有多艰难。在棚屋的旁边，“几个可怜的居民”清理出了几块面积不大的贫瘠土地，从地上的那些湿叶子可以看出，他们收割的是谷物。偶尔，一头形单影只的羊或牛会在泥地上缓缓走过。克拉克森很好奇，这种地方的冬天可怎么熬？他想象着居民们“穿着雪鞋，带着狗和枪，穿行在树林中，寻找野禽、驼鹿、北美驯鹿”。[33]
这会儿，风越刮越大，还伴着大雨。出于好奇和必要，克拉克森和泰勒走到其中一间屋顶由树枝和填充物构成的小木屋前，敲了敲门。让他们惊讶的是，“一个约莫十五岁的（白人）小姑娘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她父母不在家，这几天一直在河对岸收冬储土豆，所以留下她照看房子和两个小孩，也就是她的弟弟”。这个女孩叫珍妮·拉文达（Jenny Lavendar），在她朴素的外表之下，正如约翰·克拉克森想象的那样，确实散发着绵柔的芬芳。§“从她亲切的态度、客气的关心来看，说她是受过教育的上等人也不为过……她的举止简单随和、毫不做作，她的态度谦逊、恭敬，让我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这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的尊重了。”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珍妮给两位先生端上了她仅有的几样东西：土豆、酪乳和“几条腌鱼”。简直是一场盛宴。吃完后，泰勒和克拉克森费劲地站起来，走出了木屋。但在漆黑的夜幕中，他们意识到，先前蹚过的那条小溪现在已经涨得太高，根本无法通行了。两人摸着黑，好不容易找到回珍妮家的路。“小女主人以她独一无二的优雅举止”再次接待了他们，并且抱歉地说，家里现在太简陋了，而且她父母不在的时候，会把很多东西都锁起来，所以两位先生只能和她那个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挤一张床睡了。在这俩人相对舒服地睡觉时，“风和雨不停地拍打着屋子的每一个部分，为了不让坏天气太影响我们”，珍妮整夜都坐在一旁拨火添柴。
第二天（10月2日）早上，暴风雨几乎没有减弱，不过，克拉克森和泰勒还是找到了回“海豚号”的路，然后从船上取了些食物，拿给珍妮·拉文达，以示感谢。鉴于船还是困在港口里，他们便决定去河东岸的黑人佃农家里看看。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逆流而上，然后再往内陆去，但麻烦的是，一路上到处都是沼泽和旁逸斜出的树木，只有米克马克人狩猎时踏出来的小径可以走。最后，他们终于走到了一片看起来令人悲伤的林中空地上。生活在这里的两个黑人家庭，谢泼德一家和马丁一家，显然一贫如洗：他们都是逃亡奴隶，原本来自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托马斯·谢泼德（Thomas Shepherd）向克拉克森诉苦道，他的妻子正卧病在床，所以自己去做佃农，纯属无奈之举。这么久了都没分到地，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去给白人种地。“这让他们陷入了赤贫的境地，”克拉克森写道，“为了满足地主的需求……他们不得不变卖所有的财产、衣物，甚至连床也卖了。”他向两家人介绍了移民计划，但谢泼德已经是六旬老人，妻子又疾病缠身，不太可能移民非洲。克拉克森决定，到了谢尔本，一定给这个女人寄一些药来。倒是马丁一家更有可能是移民弗里敦的料。
回到拉文达家后，克拉克森见到了珍妮的父母。他们恳求两位先生再多住一晚，然后便跑到树林里拾柴火了。在他们离开之前，克拉克森反思道，像珍妮·拉文达这样“珍贵的聪慧之人”，却被悲伤的境遇“埋藏”在这种“远离人类社会，无法享受舒适社会条件”的荒郊野外。[34]等“海豚号”再次起航后，他又思考了在勒贝尔港的这段经历有什么意义：无论肤色是黑是白，这些穷人都十分纯朴善良，虽然命运受制于远方的权力和财富，但他们的尊严和慷慨无法被彻底夺走。
在谢尔本的码头边，克拉克森同一个正要坐船前往哈利法克斯的黑人传教士撞了个满怀。这个人正是浸礼宗信徒大卫·乔治。他已经听说了塞拉利昂公司的移民计划，所以打算替他的谢尔本教众去打听一下详细情况。现在，他可以直接问克拉克森了。这俩人虽然有着千差万别，但却是一样地坦率和热情，所以很快便熟络起来，只是乔治似乎有些紧张。克拉克森找好住处，安顿下来之后，便请他来详谈，这才知道了原委。原来，这里的白人对于有可能失去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感到愤怒，再加上当地的经济陷入了萧条，所以就发起了一场劝阻运动。而负责组织调查和出发工作的斯蒂芬·斯金纳非但没有竭力阻止，还助纣为虐。
谣言四起，有的说黑人一到非洲就会被卖为奴隶，有的说去了塞拉利昂的人几乎不到一年就都死了，还有的说他们分到地后会被征收繁重的免役税。（最后一条指控其实有一定的真实性，不过克拉克森当时并不知道。）另一方面，有关将谢尔本重新开放为自由港，发展对美贸易的提议，也让这里和伯奇镇的自由黑人感到不寒而栗，认为他们的旧主人和奴隶猎人会因此卷土重来，用锁链把他们捆上，带回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因此，乔治告诉克拉克森，他们既不敢留下，又害怕离开。事实上，伯奇镇的居民已经分成了两派，由斯蒂芬·布拉克领头的约有五十个家庭更倾向于留下来，其余的则想趁为时未晚赶紧离开。现在在移民塞拉利昂的问题上，谢尔本的气氛紧张异常，所以乔治（他本人也深受其害）感觉暴力行为会再次发生。“他说……如果镇上的人知道他私下和我们交谈，那他就会有性命之忧……他提醒我们，天黑以后不要去镇上或附近的乡下走动，因为有些居民恶念丛生，我们要在这个港口办的事情，有可能会给我们招来祸端。”克拉克森和泰勒原本打算穿过半岛的地峡，去北边的迪格比和安纳波利斯走走看看（整段路程约有七十英里），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听从乔治的善意警告，因为“我们很有可能会遭到一些暴徒的伏击”。
第二天（10月26日），克拉克森在泰勒的陪同下去了海湾对面的伯奇镇，然后召集起那里的自由黑人，直接向他们介绍了公司和政府的移民计划。乔治之前曾提醒他们，很多人都对此事感兴趣，所以大家以为宣讲会会在户外举行，但那天早上天下起了阴冷的大雨，所以集会地点只好改到摩西·威尔金森的循道宗教堂。伯奇镇的黑人，包括亨利·华盛顿、凯撒和玛丽·珀斯夫妇，以及凯托·珀金斯一家，冒着瓢泼的大雨赶到了教堂。摩西老爹也来了，高高地坐在轿子上，他的信徒跟在后面。接着，新光和浸礼宗的信徒也成群结队地抵达，此时的教堂已经站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迟到的人只能在外面的门廊上挤来挤去，努力在噼里啪啦的雨声中竖起耳朵。约翰·克拉克森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阵仗，就连在海上打仗时都未曾有过如此“难以名状的感觉”。他走上讲坛后，既为自己这项使命无可争辩的高尚性感到兴奋和鼓舞，又被这份责任的重要性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清了清嗓子，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得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份已经翻旧的文件，用官腔来打掩护。“考虑到这些可怜人将来的幸福、安康甚至是性命在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我即将发表的讲话，”他后来写道，“又看到他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觉得，要想传达政府的意图，最好还是通过邓达斯先生写给帕尔和卡尔顿总督的信件。”
然后，他为那些仰起的脸庞分析了那些官话的意思。“鉴于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服务”，且看到其中的一些人，或者说许多人，没有分到本属于他们的地，英国政府已经命令各位总督立即将功补过，“或可借此良机弥补先前的耽搁”。这种话由一位白皮肤的英国绅士说出来，着实让那些黑人感到不可思议。他接着讲道，如果有谁愿意接受去西印度群岛服役的提议（目前没几个人），那么也应当明白，国王陛下同样会保证他们的自由，政府会在他们退伍后拨赠同样面积的土地。如果有谁更愿意去塞拉利昂，那么政府则会免费送他们去，但到了那儿以后，他们就得归塞拉利昂公司管了，因为土地会有公司提供。克拉克森向人群保证，尽管流言纷纷，但他们绝对不会被强征免役税，只需要缴纳一般税，以便为集体防御和公共机构（如学校和医院）提供资金支持。如果他们更觉得最后这项选择更有吸引力，那么他希望他们能认真地“在心里掂量一下，不要盲听有关塞拉利昂土地肥美的夸张说辞，也别盲信有关那里气候恶劣的描述”。如果他们想活下去，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好好干活儿，而且要拼了命地干，否则他们一定会饿死，“我只希望，当事与愿违的时候，他们不会反过来怪我”。总之，他们先不要急着卖地、卖财产，断了自己的后路。
克拉克森站在摩西·威尔金森的布道坛上，尽到了他的职责。他做到了既严肃又谨慎，正如他在心中暗自向自己保证的那样。但时不时地，那些黑人听到他说起土地或非洲时，便会欢呼雀跃地又喊又叫，仿佛他是什么先知一样。到最后，他也没有办法了，只能主动做他们的大家长，做他们的白皮肤摩西。但前提是，他说，他们得尽快去哈利法克斯。
他们必须把我视为朋友和保护者；我应当随时都很乐意为他们洗雪冤屈，随时都准备好用我的生命去捍卫他们；作为回报，我期望他们可以在航行期间品行端正，尽量少给我制造麻烦，能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且无论如何都要使他们明白，最后这项要求是自愿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必须把自己视作乘客（而非奴隶），我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强制手段，也绝对不会姑息任何对他们动粗的白人海员。[35]
克拉克森郑重向他们承诺，到达非洲后，他会亲自确保他们每个人都能分到他们该得的地，“并宣布，除非每个人都向我保证自己已经完全满意，否则我永远不会丢下他们”。[36]
从来没有哪个白人跟他们说过这种话。他们被人俘虏，又被剥夺了人格；被人出售、鞭笞，被迫像畜生一样劳动。然后，他们又经历了逃亡的恐惧；目睹了因感染天花而去世的人躺在岸上无人照料，尸体也无人掩埋，士兵和黑人先锋连遭到乱枪扫射；在新斯科舍的荒原上冻得瑟瑟发抖，被剥夺了他们应得的东西；但在牧师和传教士的帮助下，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希望。现在，这位脸色有些苍白、身着蓝色制服、像风中摇摆的桦树一样高瘦的年轻军官告诉他们的这些话，打开了他们的双眼、双耳和内心。克拉克森讲完后，教众再次变得欣喜若狂，赞美和支持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从布道坛走下来，淹没在了这热情、吵闹的喜悦当中。“他们叫我放心，因为他们全都渴望坐船回非洲，还说在这个地方的土地上，他们的辛苦劳动得不到回报，就算再努力，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已经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他们的境遇不可能得到改善，所以，他们早就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地方了。不管接下来等着他们的是疾病，还是死亡，他们的决心都不会动摇。”有些出生在那里的人说，他们就要见到“亲爱的天堂椒了”，这是他们儿时记忆中的一种胡椒树。[37]
随后，克拉克森便开始面试潜在的移民人选，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1点，地点则在他的谢尔本住所。其中的一个黑人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表达了移民的意愿：
——好，我的朋友，我猜你已经了解清楚国王陛下给你的提议的性质了吧……
——不，先生，没听明白，也不在意，我现在像奴隶一样工作，所以跟着先生去世界上哪个地方，都不会比现在差，我已经下定决心跟您去了，如果您能允许……¶
——你一定要好好考虑，这是一个新定居点，即使你能健健康康地抵达那里，去了之后，你也会面临许多困难……
——这我知道，先生，我能吃苦，我不担心天气，就算是一死，死在自己的故乡，也总比死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要好。[38]
不过，不是每个伯奇镇的居民都想离开。事实上，斯蒂芬·布拉克还把整项计划视为某种对自己领导能力的侮辱。斯蒂芬·斯金纳等谢尔本的要人一直敦促他尽全力劝阻潜在的移民：愿意留下来的人，可以得到若干只羊和一头牛。大约有五十人接受了这个条件，布拉克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把名单交给了帕尔总督。
但从10月27日到30日，克拉克森在谢尔本的住处每天上午都是一幅人进人出的热闹场面：几间屋子里全都挤满了人，斯蒂芬·斯金纳一一在名册上记下他们的名字；而在屋外，人们则耐心地排起了长龙，一点点往里挪。面对这样的场面，就连斯金纳这个对移民计划充满质疑的强硬保皇党，都觉得深受感动，以至于在第一天的筛选结束后，同克拉克森一起吃晚饭时，他还一反常态地表达了个人的欣赏，说不管前路如何，也无论计划最后会是什么结果，他斯金纳都会坚决地指出，克拉克森的办事过程公正、公平、无可指责。实际上，大部分谢尔本人同他交谈过之后也有同样的感受。只有大卫·乔治还是不太乐观，因为他在宣布准备带领全体浸礼宗信徒移民之后，遭到了暴力的人身威胁，所以极其担心自己和克拉克森的安危。
接下来的几天上午，克拉克森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保持镇静。许多来面试的黑人告诉他，他们一定要离开，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因为孩子们有资格过上更好的生活。这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无私精神往往充满了一种悲壮的英勇之感。比如一个叫约翰·科尔特雷斯（John Coltress）的黑人便决定与妻儿分离，让他们移民非洲，因为他仍是奴隶，而他们是自由人，有资格去。
他泪流满面地说，虽然这样的离别会让他痛不欲生，但他已经做好了与他们永不再见的准备，因为他坚信，到头来，这样做会让他们各自都更自在、更幸福。他说，他根本没考虑自己或者此后的经历会有多痛苦，因为就算陷入最卑微、最悲惨的境地，只要一想到妻儿过得幸福，他也就开心了。他还说了很多，但我们当时的那种感受实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屋子里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听完他凄惨的叙述，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被这个可怜奴隶的高尚情操打动，禁不住为这种举世无双的英雄主义潸然泪下。我同样备受感动，既钦佩他这个人，又同情他的处境，所以我告诉他，只要有可能，我一定会给他赎身，然后立即写信和他的主人商量此事。[39]
但斯金纳告诉克拉克森，鉴于法律的“繁复细节”，这不太可能成功，何况他只在谢尔本待这么短。科尔特雷斯的主人格雷格斯·法里斯（Greggs Farish）目前卷入了一场复杂的财产纠纷当中，而前者正是纠纷的一部分。所以，尽管克拉克森不情愿，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自己暂时无法让科尔特雷斯恢复自由这个事实。当然，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只是无论他怎么坚持，那位奴隶主都无动于衷。最后，科尔特雷斯一家并没有分开，但也都不能去塞拉利昂。
克拉克森很快还发现，这里的法庭办事拖沓，根本帮不上黑人什么忙，所以有时候，他都准备好完全无视它们了。在伯奇镇，他听一个黑人说，自己的儿子同谢尔本一名“极其卑鄙、无赖的屠夫”签了学徒契约，而这个屠夫已经决定回美国的波士顿定居。所以男孩也得去，不但要被迫同他家人分开，还被剥夺了在塞拉利昂可能拥有的未来。愤怒不已的克拉克森向谢尔本的地方法官提出申诉，却被告知根据契约的条款，屠夫想带他去哪里，就可以带他去哪里。克拉克森坚信，更可怕的是，一旦到了美国，屠夫就会把男孩当奴隶卖掉。因此，问题似乎很简单，是选英国式自由，还是选美国的奴隶制？屠夫要乘坐的那艘船已经开始在港口装货，乘客也开始陆续登船，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那么，英国政府和塞拉利昂公司的代表给那父亲提了什么建议呢？绑架你儿子，藏到树林里，等船走了再出来。赶紧吧。等屠夫走了，我们再来担心审判的事。某天下午，那位父亲偷偷来找约翰·克拉克森，说事情已经办好了。[40]
这么做是对的。“咨询了最优秀的法律专家的意见之后，我把这个男孩保护起来，然后公开为这一举动做了辩护，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所以他还是和家人待在一起，并且去登了记，准备前往塞拉利昂。”
* * *
下雪了。在乘坐“黛博拉号”返回哈利法克斯的路上，克拉克森感觉到了深深的寒意。11月4日，也就是他离开前两天，现在已经被他当成朋友的大卫·乔治来拜访他。乔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焦虑，担心有人会以武力阻止浸礼宗教徒离开。不过，他们的恐吓已经有些晚了。因为虽然克拉克森警告他不要贸然行动，可他已经卖掉了自己的五十英亩土地，并且告诉菲莉丝和六个孩子，他们的未来在非洲，现在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克拉克森对于自己在谢尔本和伯奇镇大获成功有些郁闷；一些黑人因为担心美国主人重返自由港，便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地廉价卖给了那些就爱廉价抢购的无耻投机商。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匆忙了。他和塞拉利昂公司之前以为，运送移民有两三艘船就够了。但在短短三天内，伯奇镇就有五百一十四人（一百五十名男性、一百四十七名女性、二百一十七名儿童）在名册上签了字，而要运走这么多的黑人，克拉克森现在只能考虑租用一整支船队，并为其配备所需物品。到哈利法克斯后，他会需要所有能得到的帮助。
但事实是，他到处碰壁。哈利法克斯的报纸发表署名“慈善家”的文章，对他和塞拉利昂计划发起了猛烈的抨击。文章宣称，移民计划往好了说是好心办坏事，往坏了说是用心险恶，目的是摧毁新斯科舍保皇党的发展。作者说，如果黑人真的傻到要离开，那他们一定会再次被奴役，或者染病而死。来自普雷斯顿的一群黑人去了克拉克森的住处，一来是明确提醒他，白人正到处向黑人宣读这篇和其他旨在劝阻他们的文章，二来则是向他保证，他们对这类人和言论完全不屑一顾。《每周纪事报》（Weekly Chronicle）不得不承认，“在黑皮肤的兄弟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似乎已经下定决心移民，并恳求公司在接受申请时不要区别对待，不然到时候新斯科舍会只剩下“一群伤残、跛脚、目盲、懒惰之人”。[41]但更严重的是，克拉克森发现帕尔总督已经下令中止谢尔本的登记申请工作。11月12日，两人共进晚餐时，帕尔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黑人自己好，他们中的许多人“太痴迷于换个环境的想法了，可在他看来，这会把他们中的许多人送进坟墓”。[42]克拉克森听了之后很生气，认为这是在说他有意误导黑人；确实，目睹了黑人在新斯科舍的遭遇后，他的个人观点是，他们在塞拉利昂只会更快乐，但不管是在私底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没这么对黑人讲过。此外，他还说，认为黑人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未来，既是对黑人的侮辱，也是对公司政策的侮辱。（但）“总督回答，我或许真是这么想的，但他的看法恰恰相反。”
两个星期后，六十六岁的约翰·帕尔因急性痛风发作去世，并于11月29日隆重下葬。但对于这场葬礼，克拉克森有些不厚道地说，考虑到帕尔“能力那么差……在我看来，根本不适合担任总督一职”，如此厚葬未免太浪费了。[43]帕尔的职责暂时由管理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巴尔克利（Richard Bulkeley）接过；总督在克拉克森最需要彰显自身权威的时候突然去世，无疑减弱了移民计划所受的阻碍。
现在，大批移民开始抵达哈利法克斯，而人数之巨也已经开始改变整个移民计划的性质。谢尔本的登记人数上升至五百六十名（不过，克拉克森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准许离开）。而在普雷斯顿，几乎所有的黑人居民，至少还有二百五十人也铁了心要走。他还亲自去了哈利法克斯西北约四十英里处的温莎，向那里信息闭塞的黑人宣讲政府的计划。在厚厚的积雪艰难前行时，克拉克森暂时放下心中的管理焦虑，沉浸在了浪漫又壮丽的景色当中：起伏不平的山坡上，枝叶密实的云杉像一座座错落有致的金字塔，被冰冷的雾气缠绕着。[44]
帕尔的葬礼当日，托马斯·彼得斯回到了哈利法克斯。自伦敦一别，克拉克森便再也没有见过他。跟他一起到达的，还有来自安纳波利斯地区和新不伦瑞克的九十多名黑人。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许多事，其中最麻烦的是谣言诽谤，说他诱拐黑人，然后卖给塞拉利昂公司；谣言说，每使一个黑人再次被奴役，彼得斯都能拿到一笔佣金。后来在迪格比集结那些没有听信谣言的人时，彼得斯还遭到了攻击，被打倒在大街上。虽然这一次法律明确地站在了他这边，但他知道攻击自己的人当时喝醉了酒，所以回到镇上后，便大度地决定不起诉对方。[45]
彼得斯遇袭等类似事件更加让克拉克森确信，他的大迁移必须加快速度了。但每过一天，整个计划都会比前一天更艰巨。即使按照最保守的计算，他要护送的人也至少达到了八百人之多，或许还会超过一千人。冬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就算他能按照原来希望的那样，在12月20日之前起航，眼下也得一边先在哈利法克斯给这些人找到临时的安置点（其中许多人穷困潦倒，连御寒的衣物都没有），一边包租船队，仔细检查每条船，并为其配备必需品。随着距离谢尔本人集体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克拉克森开始紧张忙乱地向大卫·乔治和其他领导者传达详细指示，仿佛他是诺亚，正在守卫着方舟的入口一样：每六个家庭允许有一条狗（不过，他通常会放宽对小狗的限制）；不准把猪带上船，但允许带家禽；可以带小床和寝具，但桌椅不行，因为太占地方；锅碗瓢盆必须好好密封在大桶里，以防波涛汹涌时在船舱里到处乱飞，砸到乘客。[46]此外，克拉克森也开始关注黑人的生理需求。他知道，其中一些乘客第一次坐船便是作为奴隶从非洲被掳走的时候，对于那段旅程的可怖之处，他们十有八九还记忆犹新。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让这种痛苦的记忆再次被他这些船上的居住条件唤醒。克拉克森回想了一下贩奴船“布鲁克斯号”的版画，然后给出了明确的要求：每位乘客分到的空间至少得有五英尺宽；双层甲板船上的甲板之间也至少要留出五英尺以上的空间；没有通风孔的船上必须凿出通风孔，以便排出船舱内的污浊空气；食物不能是海员们通常吃的（有时还会生虫的）那种压缩饼干，要有足够的腌（或熏）牛肉、猪肉、鱼。
但所有这些都得花钱，而且远远超过了董事们一开始安排的预算（最终的总开销达一万六千英镑，三倍于新斯科舍政府的年度开支），再加上自他到达新斯科舍后连一封来自伦敦的信函都没有收到，所以克拉克森在整个11月期间写给亨利·桑顿和威尔伯福斯的信越来越流露出一种全新的紧迫气氛。威尔伯福斯当初还曾戏称他为“海军上将”，可现在，幽默竟成了现实。“如果你知道我现在至少得率领、指挥八艘船的话，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对我有所同情，”克拉克森写道，“我希望它们全都能在12月20日前做好出发的准备。”他表示，要是当初隐约知道这项任务最后会有多重要的话，或许就不会接受它了，但现在既然已经做了，那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他向董事们保证，他要护送的这群人，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大部分……都要强过英国本土的劳动阶层。在我看来，他们具备强大的判断能力、敏锐的理解能力、清晰的分析能力，懂得感恩，疼爱妻儿，善待邻居”。不过，要是董事们能在开船前再给他一些指导（尤其是在对付拒不合作的新斯科舍白人或者不太可靠的承包商方面），那一定会对他接下来的工作大有助益。
* * *
约翰·克拉克森或许没收到董事们（包括他哥哥在内）的消息，但他们对他的情况可一清二楚。准备移民的新斯科舍黑人很可能有一千多名的消息，不但让塞拉利昂公司激动不已，还在其基金募集方面帮了大忙：金额从最初的四万两千英镑增至十万英镑，后来又陡增到二十三万五千英镑，而且已经全部到账。托马斯·克拉克森在宣传“反糖运动”的同时，也带着他的花椒走遍了全国，到处称赞这个新的殖民地，说它不仅能把商业从可憎的奴隶制度中解救出来，而且也必定让整个非洲大陆面貌一新。毫无疑问，对于弟弟目前取得的成就，托马斯在心底甚是得意。亨利·桑顿则暂停了银行的工作，把时间和精力也全都投入了这项事业。反奴隶贸易运动失败后，塞拉利昂移民计划本来只是一份安慰奖，可现在却不断壮大，远远超出了人们当初的预期。就连仍是董事会成员的格兰维尔·夏普似乎也为了更高的善而说服自己接受了整个计划。他被告知，在弗里敦仍然会选举黑人十户长和百户长，虽然他们只会担任本地的治安官员。
不过，等约翰·克拉克森抵达塞拉利昂后，他会发现，公司在1791年11月针对其他一些问题起草的一份附加指示，会彻底且惊人地违背他给新斯科舍黑人带去的那些预期。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或者说将带来无穷后患的改变，是税收问题。先前面对黑人的焦急询问时，克拉克森曾专门做过保证，说不会向他们征收免役税。但实际上，公司最终还是决定要课这个税种，而且税率还相当高：第一年为一先令，三年之后升至百分之四。在一封寄到塞拉利昂的信中，亨利·桑顿向克拉克森解释说，公司不想征收农产品关税，而是更倾向于通过这种手段来收回“我们的巨额花销”，“我相信黑人不会觉得冤吧”。他们会的。
另一个改变是，弗里敦并不会由黑人来管理（除了在当地治安方面）。而这也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惊喜，引发他们的严重不满。有个白人在去谢尔本的路上曾遇见一群黑人，问他们要去哪儿。他得到的答案是塞拉利昂，到那儿以后，他们全都会成为“陛下”**。[47]他们中有许多人确实以为，黑人和白人会一同成为自己社区的“治安官”。但塞拉利昂公司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转而准备派去一名督察和一群白人顾问，替代格兰维尔·夏普设想的那种全部由自由人组成的议会。这更接近英属马德拉斯或孟买的统治方式，而非当初为塞拉利昂设计的实验性政体。所谓的顾问，大部分都是该公司认为创立殖民地所需要的专业骨干：一名测量员、一名工程设计师、一名医生、一名园艺师、一名牧师等等。他们全都经过了仔细筛选，每一个都清正廉洁，都对这块新殖民地充满热情，而且也都会小心翼翼地遵守指示，在行政和司法方面绝对做到一视同仁——反正公司的初衷是这样。第一任督察††是一位名叫亨利·休·达尔林普尔（Henry Hew Dalrymple）的退役军官。此人曾向枢密院作过证，介绍了他在戈雷岛的奴隶工厂中目睹的种种骇人景象，并且说这番经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所以在继承了格林纳达的一座种植园之后，他释放了所有奴隶，把那个地方锁了起来。[48]
但是，上述提拔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这个人就是公司在塞拉利昂的代理人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1791年9月下旬，也就是克拉克森启程几周之后，他与妻子安娜·玛利亚从塞拉利昂返回了英国。两人在只有区区三十四吨位的“凤头麦鸡号”上经历了一场噩梦般的返乡之旅：船在去佛得角群岛的途中差点儿被龙卷风掀翻，船上的所有家畜全被冲到了海里；九名船员及大部分乘客都生了重病，高烧不退；船蛆在储水木桶上到处钻洞，导致淡水全部漏完。为了活命，安娜·玛利亚每天只能靠一茶杯面粉加盐和雨水搅成的糊糊来充饥。[49]休养了一段时间后，他们驾船从这些岛屿中间穿过，结果又不幸搁浅了。当时若非安娜·玛利亚乘着皎洁的月色在甲板上散步时，发现大难即将临头，并叫醒了船员的话，那船肯定会撞到圣多美岛的岩石上。乘客们担心帆船会解体，便换到了一条小船上（安娜带来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寝具”），可靠近之后，他们才发现这座岩石遍地的岛上没有任何可供安全着陆的地点。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沮丧的表情！大家哭喊着我们该怎么办，或者有什么好办法。我知道女人在这类事情上没什么发言权，所以一直没作声，但我发现，男人们也想不出什么辙来，便大胆地提议说，我们还是回到“凤头麦鸡号”上吧，相信全能的上帝会保佑我们，因为他的安排从来是公正的。
不管是否真有天意相助，事实证明了安娜的直觉是对的。他们的船最终得以再次起航。不过，在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之间，他们又撞上一场持续了五天的“大风暴”，“惨上加惨……简直是无法忍受、无法描述”。
可当福尔肯布里奇这位自己人安全回国之后，公司却朝伤痕累累的他撒了一把盐：尽管余下的定居者都希望总督一职能由他来担任，但公司最终选择了达尔林普尔。而且，即便在达尔林普尔因为数次与董事们发生争执而被解除总督职务后，福尔肯布里奇也没能顶上他的位置，只是被任命为“商业代理人”，不过年薪增加到了二百五十英镑，是之前的三倍，职责是管理公司在塞拉利昂的投资。
虽然福尔肯布里奇很尊重托马斯·彼得斯，但在得知约翰·克拉克森要带多少人到塞拉利昂之后，他认为这个计划有些草率，或者用安娜·玛利亚的话来说（可能是马后炮），是“一份仓促、轻率和欠考虑的方案”。[50]不过，无论福氏夫妇有什么保留意见，反正在他们给委员们送去一份预示了弗里敦会拥有美好未来的证据之后，就全抛到一边了。这份证据就是所谓的“黑王子”：约翰·弗雷德里克（John Frederic）。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是罗巴纳的奈姆巴纳之子，可能是受到了大王的女婿亚伯拉罕·艾略特·格里菲斯影响，被送到了英国接受教育。（作为一个务实的统治者，奈姆巴纳为保险起见，把另一个儿子送到了法国。）到英国的这个儿子给格兰维尔·夏普捎来了一封他父王写的信。在信中，奈姆巴纳承诺会保护那些移民，并宣称他仍然“偏爱大不列颠的人民，为此我忍受了他们（指移民）的不少侮辱，比我从其他国家那儿受到的侮辱都多”。他希望夏普能照顾好他儿子，“不要让他自行其是，除非得到你的认可”。[51]
作为“凤头麦鸡号”上的乘客之一，这位“黑王子”同福尔肯布里奇夫妇经历了旅途中的所有磨难，但在心怀偏见的安娜·玛利亚看来，他“连个普通人都算不上，总爱粗言秽语，皮肤黝黑，目光锐利，鼻子扁平，牙齿之间有缝隙，而且还按照当地的习俗把牙磨得尖尖的，有点儿罗圈腿，举手投足间倒是有男人味儿，有自信”。[52]但是，考虑到他在不久的将来便会继承老奈姆巴纳的王位，要是能通过教育和培养把他变成弗里敦的支持者和盟友，那么就算吉米王事件再次上演，这个定居点也可安然无恙。
亨利·桑顿邀请王子住到了自己位于肯特郡的府上，又请来甘比尔牧师担任他的家庭教师，还同夏普一起以教父的身份，参加了王子的受洗仪式。不久之后，夏普便致信奈姆巴纳，说令郎“天生好脾气，为人谦虚……勤奋好学”。确实，据他的老师们讲，约翰·弗雷德里克拿起书来便不忍放下，“若是被拉去见什么客人，但会面毫无营养，只是白白浪费时间的话，他还会表示后悔”。比如，当托马斯·克拉克森带着他去普利茅斯的船坞参观时，这位年轻的非洲人就有点儿想不通：自己明明可以在伦敦埋头苦读，来这儿干什么。不过，虽然这位“黑人王子”看上去几乎就是一个勤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典范，但他也从没忘记自己是黑人，也是非洲人。据说，“他是个情绪很敏感的人，偶尔还会发脾气”，尤其是当一些白人男女鼓励他讲讲塞拉利昂的事情，他怀疑这只是他们想借机表现自身优越感的时候。事实上，这位王子可是一名嘲讽人的高手。比如有人想要以己之长笑人之短，说塞拉利昂这种“境遇不佳”的国家应当取得不了什么能让它有资格同英国对话的成就时，王子便反驳了他。有人在言语之间冒犯或贬低非洲人，“他便破口大骂起来，当旁人提醒他，说原谅敌人是基督徒的义务时，他回道：‘要是有人抢我的钱，我能原谅他；要是有人拿枪打我或拿刀刺我，我能原谅他；要是有人把我和全家人卖到奴隶船上，让我们一辈子在西印度群岛当奴隶，我也能原谅他。’然后，他情绪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继续说：‘但要是有人侮辱我国人民的品格，那我绝不会原谅他。’”[53]
很显然，塞拉利昂作为一个“宠物计划”，将不仅仅属于那些宣布自己是其赞助者的人。
* * *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约翰·克拉克森慢慢成了一位弥赛亚，一位不情愿的救世主。虽然他还是忍不住怀疑自身的价值，纠结自己是否能完成肩负的使命，但为了他的人民（到现在，到了12月，他们已经是他的人民了），这位海军上尉把他的恐惧和恐惧藏在了心底，甚至连好心的劳伦斯·哈茨霍恩都没告诉。自从他在谢尔本宣布自己的住所将对新来的黑人敞开大门，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的不满后，他每天都被一群群黑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排成两三排靠后站着，队伍一直延伸到了门外，然后其中一个会走上前去，历数那些让他苦恼或可能导致他被扣留的种种麻烦，如被人下套后背上了债务，契约条款被篡改，遭遇绑架，受到口头或武力恐吓等。更让他惊愕的是，连白皮肤的英军士兵和黑森雇佣兵也找上门来，死活都想赶紧离开，“眼中含着热泪”恳求他准许他们去塞拉利昂。可就算他再同情他们的遭遇，有些东西也是他给不了的。[54]
克拉克森本以为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震惊了，但听了一些人的故事后，他还是会被搅得怒火中烧。比如一天下午，有个叫莉迪亚·杰克逊（Lydia Jackson）的纤弱女人来见他，并讲述了她自己骇人听闻的经历。[55]她和丈夫原本住在曼彻斯特附近，后来丈夫去了外地找工作，当地的保皇党亨利·海德利（Henry Hedley）见她“生活极度困难”，便请她到他家干活儿，以换取食宿。莉迪亚便住了进去，但八天之后，海德利却要她交房租。他很清楚她根本没钱，便给了她另一个选择：签一份七年的雇用契约。在她拒绝之后，海德利又提出期限可以改成一年，然后拿出合同来让她摁手印。但实际上，雇用期限并不是真如她以为那样只有一年，而是三十九年！第二天，依然对自己的霉运毫不知情的莉迪亚得知，她要先去卢嫩堡的约翰·博尔曼医生（Dr John Bolman）手下工作一年，接着便被送上了去往该港口的纵帆船。曾给黑森雇佣兵当军医的博尔曼随即告诉她，他花二十英镑买了她三十九年的服务，所以她最好乖乖听话，接受自己的命运。而他迫使她听话的方法，就是频繁地施暴。莉迪亚告诉克拉克森，博尔曼曾用火钳打她，把绳子绑在她脸上使劲勒，还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将她打倒在地，狠狠踹她肚子。
同其他自由黑人一样，莉迪亚·杰克逊虽然不识字，但知道自己可以向法庭求助，于是便在卢嫩堡找了一位律师来代理自己的案子。可上法庭后，她受到可怕的博尔曼恐吓，站在证人席上什么话都不敢说，导致案子最终被驳回。博尔曼把她带回家，然后告诉她，自己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已经忍无可忍，接着便把她送到了自己的农场做苦工。博尔曼不但吩咐仆人说，只要他们觉得合适，就可以随便打她，还隔段时间就威胁要把她卖到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当奴隶。莉迪亚忍受了三年这种地狱般的生活后，决定逃走。她一路连走带跑地穿过森林，到了哈利法克斯，向首席法官斯特兰奇和总检察长布拉沃斯诉说自己的冤情。但这俩人只是袖手旁观，所以她才来找约翰·克拉克森。深受触动的克拉克森把她的案子交给了一位友好的律师，但律师警告说，她要是以欠薪和欺诈罪起诉博尔曼，那案子就会拖很久，她会赶不上塞拉利昂船队的出发时间。克拉克森十分理解莉迪亚·杰克逊想要沉冤昭雪的强烈渴望，但最终也只得温柔地建议她不要再继续这个官司了，而且就算打，他觉得胜算也不会很大。不过，现在博尔曼知道你在我的保护之下，就不敢把你带走了，克拉克森安慰莉迪亚道，让他自己怨恨去吧，你到非洲去创造你的自由新生活。
克拉克森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想办法绕过法律或减轻其严厉程度，尤其是涉及雇用契约的条款时。因为一想到塞拉利昂之旅可能会拆散家庭，有些人能走，有些人不能，他就特别苦恼，有时他还会亲自出面，想办法说服雇主放仆人走。比如，凯撒·史密斯的小女儿同一对姓休斯的夫妇签订了雇用契约，服务期限还剩三年，克拉克森沮丧地想到，期满之后，她父母都已经离开，“这个女孩一定会被卖为奴隶”。由他找到休斯夫妇二人，但未能晓之以理，便又试着从休斯夫人那儿入手，动之以情：
我见了休斯太太，用最感人至深的方式恳求她，劝她放那孩子走。我求她以母亲的身份想一想，说史密斯一家一想到要丢下女孩便痛不欲生，还让她回想了当初促使女孩签订五年雇用契约的情况：史密斯一家因为房子被烧毁而失去了所有家当……史密斯夫人因为担心孩子，常常以泪洗面，因此，我希望她能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如这个女儿是她自己的，她会希望别人怎么对她。
但休斯太太不为所动，克拉克森悲伤地写道：“怎么都说不动她。”[56]
克拉克森就这样在痛苦和绝望之间徘徊着，有时几乎无法忍受。12月12日，几近崩溃的克拉克森记录道：“今天下午4点到家，焦虑、疲劳得要命。我每天的状况简直无法描述。归我负责的各色人等至少八百名。虽然我定了规矩来避免这种事，但他们还是会因为各种鸡毛蒜皮的需求来找我，比起这摊子事的其他方面，回答他们的每一个问题更让我感到困窘。”但每当他快要崩溃的时候，总会有新的黑人跑来诉说自己有多么想去塞拉利昂，因为自己如何受到了地方法官、主人或官员的无耻阻挠，这些故事会给他的愤怒引擎再次充满电，让他为他们再次奋力一搏。比如三天前，一群从新不伦瑞克来的人——理查德·科兰卡蓬（Richard Corankapone）、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桑普森·海伍德（Sampson Heywood）、纳撒尼尔·拉德（Nathaniel Ladd）——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他的家门。但在他们允许这四人离开之前，圣约翰的官员（同两省各地的官员一样）要求他们出示伯奇准将签发的证明原件，或其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签发、可以证明他们曾为英国忠实服务的护照。通常情况下，黑人都会小心保管这些黄纸，但考虑到他们所遭受的一切，有些人肯定会一时拿不出来。正如克拉克森所指出的，新不伦瑞克的黑人既然已经在圣约翰登记了土地分配，那他们之前肯定出示过这些文件；但他们因为现在拿不出来，便在最后一刻被禁止上船，无法同其他新不伦瑞克黑人一起到哈利法克斯“大会师”。
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却步。“这个国家的居民如此野蛮地对待这些人，所以他们哪怕豁出性命，也决定要离开。”在隆冬时节，他们选择了远路，大约有三百四十英里，绕了芬迪湾一圈，“其中的几天里甚至还走过了一些我相信以前从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他们本来还有第五个同伴，但在距离哈利法克斯只剩四十英里的时候，他的腿瘸了，没法继续走，便劝他们继续前进，免得误了上船，不过他“应该很快就到”。克拉克森被他们这种不屈不挠的壮举深深感动，在日记中承认，他真希望能立即给这四个人什么奖励，但考虑到他要负责的人力有很多也遭过大罪，所以他必须小心，不能做出任何可能被别人误解为偏心的举动。“在我有机会好好放纵自己的感情之前，审慎（必须）优先。”[57]
尽管如此，黑人还是继续从这两个沿海省份的四面八方抵达哈利法克斯：安纳波利斯有八十人，谢尔本和伯奇镇有五百多人，其中包括五十名原本在非洲出生的人，比如约翰·基泽尔，他的父亲是歇尔布罗人的一位酋长，他十二岁时被人绑架，现在终于要回家了。而且，绝大多数移民也同基泽尔一样，是举家迁回非洲：丈夫，妻子，有的还有三四个子女。根据到达哈利法克斯的孕妇数量来看，泰勒医生预计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至少会有七八个孩子降生。这些淳朴、诚实、勤劳、信奉基督教的家庭聚在一起，加之他们几乎都有一技傍身，有铁匠、锯木工、渔民、农民、制革工、面包师、织布工，他们具备构建一个完美集镇的所有条件。崭新的“自由城”将完全符合18世纪末期那种对理想社区的浪漫想象：既非地狱般的工厂，亦非某些贵族庄园的附属品。没有了邪恶的罪犯和无用的地主，那里将成为黑人在热带地区的快活英格兰（Merrie England ）‡‡。
但就眼下来说，克拉克森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寻找临时住所；看到载着谢尔本黑人的二十二艘船抵达哈利法克斯港后，他更是有一种火烧眉毛的感觉。鉴于他一直在同负责船队合同的迈克尔·华莱士（也就是那位似乎无所不在的商人）进行曲折迂回的谈判，所以尽管要想在大暴雨季到来之前抵达塞拉利昂，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可是运送移民所需的十五艘船到底何时能准备好起航，仍然不甚明朗。谢尔本人抵达的那天，克拉克森和哈茨霍恩跑遍了港口附近，想寻找一座仓库作为临时安置点，然后发现糖厂的营房似乎可以，便叫人打扫干净、装上炉子、架好床板，终于设法在当天晚上准备停当。时间刚刚好。由于许多黑人没有足够的衣物御寒，“来自谢尔本的人有一多半都赤身裸体”，[58]所以克拉克森便请求代理总督巴尔克利立即分发女式内衣、衬裙、衬衫和外套。但很快，糖厂里就人满为患，搞得克拉克森又开始担心传染病的问题（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只得把其中二百人转移到另一间仓库。每当克拉克森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吞没，觉得整项移民计划仿佛比登天还难的时候，他都会在移民做礼拜时，从仓库后门偷偷溜进去，使载歌载舞的黑人海洋中出现唯一一张白色的面孔，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刻之中。循道宗的布道是最棒的，失明的摩西·威尔金森做祷告时，声音能响彻云霄：“在这个人讲话期间，我经常替他感到痛苦，他的情感是那么强烈，喊得声嘶力竭，我都担心他会不会出事。”不过，声音最棒的还要属大卫·乔治那些聚集在糖厂房顶上的浸礼宗信徒：“记忆中，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赞美诗唱得如此迷人；比起听祷告，大部分来做礼拜的信徒似乎在唱歌时会更有感觉。我本不想，但还是提前离开了，因为我担心大卫·乔治如果看见我，可能会惊慌失措。但话说回来，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不管是谁在场，都不会妨碍他向造物主奉上他的赞美。”[59]
不过，同迈克尔·华莱士打交道的过程，又把他拉回到地上。克拉克森心里十分清楚横渡大西洋之旅会是一段多么恐怖的经历，所以在日常饮食方面，他决定再怎么丰富都不为过：早餐为八盎司的玉米粉（即加了糖蜜或红糖的玉米糊糊）；午餐要么是一磅咸鱼、两磅土豆、一盎司黄油，要么是一磅牛肉或猪肉、半品脱豌豆布丁，或者萝卜炒培根；晚餐是大米，或者还是玉米粉；此外还有茶、面包、麦芽啤酒、醋，身体欠佳的人则可以喝点红葡萄酒。如此丰富的饮食，显然给了哈里法克斯当地的食物供应商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也终于让他们，以及为船只提供服务的船具商、木材商、服装商，突然正确地认识到新斯科舍这场黑人大迁移的价值所在。在组成船队的十五艘船中，有几艘是二百吨位的全帆装船，如“埃莉诺号”和“维纳斯号”，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不过是适合在近海地区航行的双桅横帆船。这些船连同船长和船员，则全都在等抽调自从半岛周边的本地船队。克拉克森实在不能继续等下去了，所以只得相信华莱士不会在租船和食物购买的费用上宰他一把。当然，他心里也怀疑自己被人占了便宜，所以就像生活中偶尔发生的那样，当这份信任最终破裂时，他和这位苏格兰人将会吵个天翻地覆。
克拉克森在努力将黑人移民从雇用契约或巨额债务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同时，还得当好一名审慎的船队指挥官，事无巨细地检查所有人和物，从桶装的腌牛肉和腌猪肉到舱内的新甲板（通常都是刚加工完的湿木板，因此他会要求这些木板在被证明可以安装前，必须用木炭火彻底烘干），不一而足。新的风暴依然在出现，但并非都是气象意义上的那种。比如圣诞节的前几天，克拉克森就和托马斯·彼得斯突然很不吉利地大吵了一架，起因则可能是一些已经登船的黑人乘客未能遵守克拉克森为他们制定的严格纪律。“我怎么都无法让他理解严格的纪律对于船上的规律生活和从属关系有多么重要……他依然固执己见，惹得我恼火至极，带着一身的不舒服上了床。”[60]
几天之后，他主动做出了和解的姿态。当时，彼得斯来找他，要求他给每个黑人多发一份新鲜牛肉，好让他们庆祝在北美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克拉克森二话没说，欣然答应了这个请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受到人员管理这个问题的困扰，难以在威严与仁慈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每天都会有新的挑战来刺激他。比如，许多家庭挤在他的房间里，说他们想和朋友、邻居分到同一艘船上，而另一些家庭的要求则恰恰相反。或者，尽管早日起航的计划继续因呼啸的寒风而耽搁着，但一些船还是驶入了哈利法克斯码头。黑人们冒着不断落下的雨夹雪和冻雨，开始往船上搬东西，包括箱子、狗、鸡、锅碗瓢盆、被褥，以及出于审慎而准备带到非洲去的一盒盒种子（西葫芦、南瓜、鼠尾草、百里香、马齿苋、卷心菜、西瓜）。可就在他们的准备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哈利法克斯港的总港务长却突然下令叫他们把船开走，还说这是对船只未征求他的明确许可便进港停泊的惩罚。忍耐限度已经被抻到极点的克拉克森在日志中挖苦地写道：“我看着都觉得可悲，那些行为举止应当受最崇高的荣誉感和爱国心指引的人，反而对政府的利益毫不关心。”那些船长在他看来倒是挺好相处的一群人，尤其是萨缪尔·威克姆（Samuel Wickham）船长，此人不但跟哈茨霍恩是朋友，还和克拉克森一样，也是一名只拿半薪的海军上尉。在圣诞节前一周的一次晚饭过后，他们一起站起来，举着斟满的酒杯，祝福“指挥官身体健康”，然后又热情地欢呼了三下，而他也马上表达了感激之情——虽然他心里可能也很希望，大家祝完酒之后没有继续狂欢到凌晨1点。
克拉克森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他决心避免让这次航行的任何方面勾起黑人有关奴隶船和奴隶贸易的回忆。对于皇家海军的一名上尉而言，“同情”这个词的意义——需要幸运的人去体察那些不幸之人的内心情感甚或身体感受——从未像现在这样重大。克拉克森根据自己和哥哥托马斯对“布鲁克斯号”等奴隶船的了解，以它们为反面教材列出了一份规章，并印发给各位船长。首先，船只必须干净无瑕。所有甲板以及间舱每天要清扫三次；每天早饭过后，黑人都要仔细清洁自己的铺位；底层甲板则要红烙铁烫过的醋擦洗，好让“蒸汽钻进每一个角落”，达到熏蒸消毒的目的，频率为每周三次，时间为上午（以便有时间干透）；天气允许的话，被褥每天都要拿到甲板上晾晒；每周给两天的时间洗衣服；桶装的腌牛肉和腌猪肉打开后，里面的量有多少要如实报告给克拉克森指定的黑人船长，如果有不足量的情况，则要记录在册；黑人的行李箱应当用绳子固定在甲板上，每两星期中会指定一天打开箱子，以供物主取用物品。海埃里克森甚至还要求各位船长每天对船上的卫生安排进行例行检查。[61]
如果照18世纪的标准来看的话，这一切安排其实很不可思议。克拉克森制定这些标准，既是为了黑人，可也是为了白人船员，因为后者在贩奴船上的高死亡率已经成了废奴主义文学中的一大话题。不过，还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克拉克森甚至向各船长发出了有关如何对待黑人的指示。“我很担心，”他在起航前写道，“不同船的船长和船员或许不会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善待、关心这些乘客（因为在这个省的人看来，黑人和野兽差不多）。”他坚持要求，黑人必须被“视为已经缴纳了船主所要住宿费用的乘客”，船长们必须保证黑人不会“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遭到辱骂或轻蔑，你们以及船员要耐心对待这些不幸的人，因为国王陛下把他们送回故乡的海岸上，就是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幸福”。[62]
当然，克拉克森也要求这样的体恤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这位指挥官摆出了教区牧师的派头和态度，要黑人必须：
对船员表现出谦虚和得体的态度，因为古语有云：“温言息怒火。”我们提这样的建议，是为了避免出现纷争，不要对海员们无礼，以免他们反过来也对你们无礼，表现出不得体的行为，进而引发骚乱。要与人为善、互相忍让。考虑到你们在航行途中可能会经历一些小小的不便或困难，我们还建议大家尽己所能，多多向神祈祷，时常怀着谦卑的感恩之心，回想一下上帝的仁慈与力量，如果你能如此行事，努力获得他的赞许，那你一定会感到幸福。[63]
虽说塞拉利昂公司的这支创始船队不大可能被误认为是在进行奴隶贸易，但它同其他航海行为（无论是海军还是商业船队）也不尽相同。约翰·克拉克森规划出来的其实是一个不分种族的海上基督教共和国，正准备驶向自由和荣誉，以及上帝应当给予他们的祝福。这次航行不同于先前那些，因为它不是为了挣脱奴隶制的束缚，而是一次社会转型的实验之旅。克拉克森写道，鉴于区别对待黑人和白人会被禁止，“他们（黑人）将会成为真正的人”。而且，他还希望，他们到了自己的土地上之后，能抛弃旧有的奴性习惯，不光是指不再做奴隶，甚至连仆人也不要再当。“我已经……告诉他们，既然现在有了当家作主、成为社会栋梁的机会，要是有谁还露出奴才相的话，那我一定会非常看不起这样的人……黑人的骨气自此之后将永远取决于他们如何表现自我，而几百万黑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影响。”[64]现在，是时候让黑人行使自己的权力了。克拉克森任命了四十名黑人船长，并将他们分派到各艘船上，其中包括彼得斯、斯蒂尔、来自圣克罗伊岛的先锋连士兵亨利·贝弗豪特（Henry Beverhout），以及大卫·乔治和波士顿·金。这些黑人船长在船上将拥有监督权，甚至是司法权。如发生酗酒闹事或打架斗殴，那么高级黑人船长则可指派一个五人小组，来审理肇事者并判刑。只有盗窃、暴力犯罪或对女性做出不端行为这类案件，才须向克拉克森本人报告。
因此，如果说格兰维尔·夏普设想的那种黑人民主自治愿景已经成为商业殖民地需求的牺牲品，那么克拉克森至少在这段注定会充满各种焦虑的旅途中，不遗余力地给予了他们一种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从某些方面来讲，克拉克森远远比夏普对非洲裔美国人更有热情。对夏普来说，伦敦黑人是一项事业，他接触过的黑人也仅限于那些他曾为其辩护的黑人，那些命运让他心痛不已的“穷苦黑人”，以及伊奎亚诺、库戈阿诺这种能说会道的废奴主义者。相比之下，约翰·克拉克森虽然在蓄奴的加勒比海地区生活的许多年间，并未对自己日日在牙买加或巴巴多斯目睹的那些事感到愤怒或沮丧，但现在的他却像圣保罗一样“改宗”了。在抵达哈利法克斯后的近三个月中，他天天都被自由黑人包围着。老翁、姑娘、小孩围在他身旁，而他在打开房门的同时，也突然对他们的苦难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同情；他曾给这些痛苦不堪的人提供忠告，努力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恨和悲凉，并且对那些在他看来应当为这一切负责的白人愈加感到愤怒。他会亲自关心每一名黑人。得知黑人先锋连士兵查尔斯·威尔金森的妻子萨拉在从谢尔本来的途中因流产而去世后，他曾悲伤不已；得知一个叫托马斯·迈尔斯的黑人在港口停泊的船上窒息而死，而死因是吸入了烘干湿木板的木炭火燃烧时产生的废气之后，他曾愤怒至极，因为他坚信，如果他针对船舱通风的那些指示得到认真执行的话，这场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船队起航前，他又决定自己将不乘坐那几艘大点儿的船，而是选择了被他指定为医疗船的一艘双桅横帆船，原因则是大部分老弱病患都在这艘船上。他希望自己的这一举动能够“让黑人相信自己的一片热诚和无私之心”。[65]他们曾经历过那么多卑鄙的背叛，所以他必须站在他们身旁，要么为他们争取到英国式自由，要么为捍卫他们而死。
然后，就在新年前一天，天气有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先前凛冽的寒风——不但导致起航日期延迟，还差点儿掀翻了港口里一艘吨位较轻的帆船——突然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最为宜人、温和的天气，连这里最老的居民都没见过”。克拉克森由此得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结论：“似乎真的连天意都偏爱这个计划。”第二天，也就是1792年的新年，他又得到了一个惊喜。“今天早上8点不到，三十名即将前往塞拉利昂的黑人每人举着一杆枪来到我的门前，向我行了军礼，并祝我生日快乐。”[66]克拉克森虽然喜出望外，但依然保持着正确又得体的举止，并问他们是否愿意去码头那里，因为他的私人旗帜会在“卢克丽霞号”上升起，大家可以到船上再正正经经地行个军礼。他的心情现在老是忽上忽下。比如，一对双胞胎刚刚出生在其中一艘船上，母子平安；可随后又听说，不知怎的，有个人在“萨默塞特号”的船舱里闷死了——他确信，其罪魁祸首正是他曾竭力提醒各位船长要警惕的那种过失。正因如此，他才觉得还不如和他最信任的那些人，比如大卫·乔治，一起乘坐那艘被他指定为医疗船的双桅横帆船。
1月7日，克拉克森把衣物装入行李箱，乘着渡船，登上了“卢克丽霞号”，并且第一次在船上吃了顿饭；第二天晚上，他则睡到了在船上。终于，海上大移民的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礼拜仪式上，英格利斯主教等人做了祷告，祈祷航行一路平安。克拉克森原本希望有人能在布道时赞扬一下黑人的模范表现，因为“时值隆冬季节，一千二百人在这里生活了五个多星期，却没有一个人闹乱子”。但不知为何，这个布道并没有人讲。
1月9日，“卢克丽霞号”离开码头，前往其他船只停泊的哈利法克斯港口。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完全值得在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年鉴中写上一笔：“贝奇号”“海狸号”“玛丽号”“费利西蒂号”“卢克丽霞号”“凯瑟琳号”“帕尔号”“萨默塞特号”“埃莉诺号”“启明星号”“威廉·亨利王子号”“兄弟号”“维纳斯号”“弗勒里王子号”，还有被重新命名的“塞拉利昂号”。这个加起来几乎达到两千吨位的船队，将会搭载一千一百九十六名乘客，其中三百八十三人为儿童。移民们曾在英属北美争取过上自由的生活，可现在，他们背后的那些小城镇和小村庄已成为一个个空壳：普雷斯顿几乎成了空城，布林德利镇沦为了往日的残迹，伯奇镇则在突然间变成了绝望之地，人口只剩先前的五分之一，由斯蒂芬·布拉克管理。但布拉克的好日子也过去了。他那座大庄园一直未完工，妻子玛格丽特后来弃他而去，回到了纽约。他越来越不受欢迎，连他的赞助人斯金纳也无力再替他抵挡那些关于他挪用公款的谣言和指控。在船队起航的三年之后，人们在树林中发现了布拉克残缺不全的尸体：上面到处是抓痕，有些部分还被啃掉了——据说是野兽所为。
但是，到了最后关头，当克拉克森终于处理完那些没完没了到让他恼火的文书工作后，航行却再次被耽搁了。哈利法克斯的天空倒是晴朗，但很可惜，风向并不顺。1月10日时，克拉克森虽然身心俱疲，觉得很不舒服，但还是参加了代理总督巴尔克利与首席法官斯特兰奇安排的送行仪式。两人对他的表现大家赞赏，以至于在道别时，克拉克森竟然对哈利法克斯产生了一丝留恋——或者说，至少对社会上那些对移民计划态度友好，甚至勇敢地表达同情的人有了感情。当天晚上晚些时候，他的老对手迈克尔·华莱士协助他查看了完整的乘客名单。经过那么多次的争执，华莱士终于对这位有些神经质的海军上尉所展现出的毅力和决心表达了应有的尊重。随后，克拉克森自己划着小船，查看了整个船队，并在每艘船上阅读了要求黑人和白人均需遵守的行为规范，还发表了一小段兼具劝诫、祝贺和祈福意义的演讲。但这场小仪式的高潮，是他挨个儿读出乘客名单，并向每个家庭发放了他在镇上专门印制的证明书，上面标注的日期为1791年12月31日，且表示了他们“抵达非洲后”可以“免费获得”的土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自从决定逃离美国奴隶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一刻起，便一直渴望得到这份文件吧。
上面这些，约翰·克拉克森重复了十五次，从“海狸号”到“费利西蒂号”，一直忙碌到深夜。此时，哈利法克斯港的气温从“酷热难挨，突然下降到了严寒刺骨”。约翰·克拉克森也突然从大汗淋漓变成了浑身发抖，并且被一种快要生病的感觉搞得十分“不方便”。到半夜上床睡觉时，他已经发起了高烧。
但是，那该死的“方向让人捉摸不定”的风，现在吹得更猛烈了。想赶紧离开的克拉克森为了打发时间，把心思都用在担心船上的毯子有多少和食物消耗得太快这些事上；他又写了一些告别信，不过最后还是亲自把信里的话告诉了那些最亲密的朋友，比如哈茨霍恩。在起航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克拉克森还拿起笔，在他的日志里画下了一些优美的画，如船队的三角旗，以及最美妙的是，他还在一个对开页上画下了整个船队：每艘双桅纵帆船、双桅横帆船和三桅横帆船，都绘制得十分精确，在羊皮纸上面向东南方，小三角帆、大三角帆、主帆都在欢快地随风飘扬，准备飞向它们的命运。
1月14日，风向似乎出现了变化的迹象。克拉克森虽然还是不舒服，可也掩饰不住心里的兴奋，便毫不在乎地耸了耸肩，在晚上的时候，同哈茨霍恩以及一些女性朋友乘着雪橇出去玩了一趟，到晚些时候才回到哈利法克斯吃了点晚饭，稍微睡了会儿。第二天早晨，“一阵清风终于吹了起来”，克拉克森在“卢克丽霞号”上发出信号，示意船队在11点起锚。领航的将是威克姆指挥的“费利西蒂号”，而克拉克森的船则负责殿后。
中午时分，从海军上尉转为船队指挥官的克拉克森伴随着悠扬的管乐曲，再次登上了“卢克丽霞号”。起锚后，他又特意向整个哈利法克斯船队的领队行了军礼，并放下了顶桅帆，向全城的人致敬。码头上出人意料地站着一群人，其中许多还挥舞着帽子和手帕，甚至是欢呼——当然，有人肯定很高兴克拉克森走了。他走下船舱，来到指挥官室的一张小桌前坐下，然后拿起鹅毛笔，在1792年1月15日这个吉祥的日子里，给亨利·桑顿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我现在起航了。天气风和日丽，十五艘船上的一千一百九十二人§§，个个精神饱满，所需物品也一应俱全。我希望他们注定会幸福。[67]
他的希望是好的。
* 《大宪章》的签署地。
† 原文为米拉波子爵（Vicomte de Mirabeau），系作者讹误。米拉波子爵是米拉波伯爵的弟弟，是法国大革命初期反革命势力的领袖人物，并未参与废奴运动。而米拉波伯爵领导过早期革命，以口才著称，发表过一系列支持废奴的演讲。
‡ Freetown，直译是“自由城”，后成为塞拉利昂的首都。
§ “拉文达”与“薰衣草”（lavender）发音相近。
¶ 这句话和下下句话的原文为皮钦语，类似于“you see see you”（你看看你）这类中式英语，但翻译过来后，原文的感觉就失去了，特此说明。
** 黑人误把magistrates（治安官）的音发成了majesties（陛下）。
†† 实际上就是总督。
‡‡ 指的是一种对（工业革命前）旧式生活的田园牧歌式想象，其模板通常为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乡村地区。
§§ 此处与第351页“一千一百九十六名乘客”的说法相矛盾。据书后注释，作者的数据来自Ellen Gibson Wilson的Loyal Blacks（1976），该书表示，这支船队搭载了“三百八十五名成年男性、三百四十九名成年女性、七十三名十岁到十六岁的青少年、三百八十三名十岁以下的儿童”，共计一千一百九十人，与本书中的两个数字皆不相同。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黑人保皇党遗产协会（Black Loyalist Heritage Society）创办的网站Blackloyalist.com上，收录有克拉克森的这篇日志，但人数却是一千一百人。不过这份日志资料是经手写原件转录而成，存在讹误的可能。究竟哪个数字才是正确的，仍莫衷一是，本书只得暂时保留此处的矛盾。遗产协会收录的克拉克森日志见http://blackloyalist.com/cdc/documents/diaries/mission/160-1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