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却总还忍不住去舍易求难，
踮脚去够那月亮，
不过因为在活着之外，
还有一点点喜欢。
秋天第一场霜叫初霜，春天最后一场霜叫终霜。在华北地区，初霜通常出现在十月下旬，和霜降节气是吻合的。但霜其实并不是降下来的：当空气里满满地含了水分子，在晴朗有风的秋夜，水汽遇冷在植物叶面上凝华成六角形的冰霜。就像下雪天反而不冷，凝华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热能，植物因此被庇护着度过寒夜。等太阳出来了，叶面的霜又会化成水蒸气，消散在越来越高的空中。
而霜降也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至此秋寒到达顶峰。再冷，就不是秋天，而要入冬了。
想象这更深露重的夜晚的相遇，和清晨烟消火灭的别离，觉得很像是爱情，譬如金风玉露一相逢。只是这风，已有了铿锵的金石之声；这露，也一路历经了白露、寒露，终于变成结冰的冻露——冻露和霜也有些微不同，前者剔透、滚圆，常会令植物冻伤，后者则更接近于雪花，轻盈、脆弱、易化，微小得像一声叹息。如果真是爱情，也必然是那些最敏感而易失散的、初生的爱。现实的太阳一出来，就静静地各自走开了。桥归桥，路归路，属于上帝的归于上帝，属于恺撒的归于恺撒。
所以北京今年的初霜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怀疑霜降前早已发生了，只是白天活动的我们不知道。就像有些男女相遇时会心下诧异：这个人我以前见过的，却不记得在哪了。这样似曾相识的亲切的人，却也未必就能一直走下去。霜只静静消失在空气里，等机缘合适时再重化为雪铺落大地。依然是六角形的冰晶，洁净、轻盈、易化——这次却漫天漫地得多，就好像重逢时情感的发生一样汹涌而不及阻拦。这时的爱也才更有可能长久一点，虽然冬天过去，站了一冬的雪人先生还是免不了在墙角默默化成了一摊水。
——说初霜，为什么要扯到爱上去？也是够了。
上礼拜某天下午去了潭柘寺。都说先有潭柘寺，再有北京城，因此很多年前就去过。时隔十来年，发现寺门更堂皇了，但鹅卵石路面还是一样的崎岖难行，说野趣也可以。是下午四点多去的，正殿刚好在做晚课，几个俗家弟子安静地站在寺外，好些大和尚在里面唱经。同样的情形，好几年前在法源寺也见过。和同去的友人说起，却说不记得了。
反正傍晚但凡香火盛一点的寺庙，都在此起彼伏地诵经。就像伊斯坦布尔，每晚七点，全城会突然静默下来，路上行人的脚步也放轻，随即响起悠长的吟唱。这样的时刻总是分外让人动心，因为知道有千千万万的人依然相信着什么，纪念着什么。
离开正殿，信步往后山去。大多数殿宇都像是新修葺的，整饬得让人起疑。佛菩萨罗汉们面目一新地站在暗处，无可无不可地微笑着。一只白猫走过后殿，快速消失了。
绕过观音殿，朋友突然说：“你看。”
是阴天。远处是隐隐的青山，佛经声还从山脚若有若无地传来，近处的院墙外却伸出一棵很大的柿子树，树顶黄叶疏落，高高挑起几枝红果，累累的像小灯笼。色调沉郁如水墨的一整天突然有了亮色。几只喜鹊轻倩地站在枝头，稍作商量，又向山下密林疾飞。少顷，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转来。
无论城里城外，北京城里最常见的鸟类都是乌鸦，在这寺中看到的却全是喜鹊。藏区山顶盘桓的多是鹰鹫，这两种猛禽我不大能分辨；但近处的喜鹊和乌鸦还是分得清的。我想最明显的区别可能还不在于形态，而在于声音。乌鸦常常突兀地嘶叫，而喜鹊几乎都是无声无息的。就像好消息总是悄悄到来，过于高调宣扬的，往往不是好事。
朋友拍柿子而我看鸟儿，各得其所。默默驻足了好一会儿，便下山。太阳早于我们离开，天黑气温也骤降；但今天不是晴天，加上又没风，晚上是不会有霜的。
光秃秃的山脚下却有一个老太太，守着十多个红彤彤的柿子和一小堆黄橘。说柿子十元三个，看我们感兴趣，拼命想多推销一些，最好都拿熟透了将烂的，因为不好再背下山去。说着说着，就诉起苦来：“可怜我老婆子不容易啊！做做好事！我们老头子也是一身的病，都拿不动！”
我向来不喜欢被人情感绑架。朋友却当真多拿了三个，而且尽量满足她要求地挑了软熟的，我也没阻拦。回程谈起这事，对道德的自我要求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朋友说，道德永远只能够求诸自身，对他人只能尽量去理解他人的处境。
夜路漆黑、漫长，还迷了好几次路。我一路在默默回想这话，在想自己觉得没资格轻易怜悯的同时，是不是也有一种对待苦难无能为力的心情，几近于气恼。
又过了几天，周末要去给皮村文学小组上课——说是上课，其实就是一起聊天。北大很多朋友早就去过，张慧瑜和李云雷两位师兄都是那里的常客，我自己也和常驻那里的新工人剧团的孙恒、许多相识多年，还去另一个聚点同心农庄听过大地民谣。一直想去皮村，一直也没机会。2017年那里的范雨素大姐突然变成网红后，媒体咸集皮村，反倒没那么想去了——这大概也是自己的别扭，以为并不是非要去那里才能了解民生之多艰的。事实上，身边难道不到处都是进城务工人员？我还和出版社的保安小焦讨论过范大姐那篇爆款文章背后的意义——他是从河北农村来的，借在人文社工作的机会加了一些作家的微信，也不知道从哪里认识了许多和他一样的文学爱好者，拉了若干以“中国”“文学”为名的微信群，还每天都帮忙照顾院子里的流浪猫。
那年年底，小焦却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被辞退了。另一个刚来的实习生也因为试用期工资太低，原本租的郊区房被拆迁而去了新媒体。没几天，又看到许多在朋友圈说，皮村所在的打工艺术博物馆的院子也断水断电了。
想去皮村看看的念头遂油然重生，但终于没去。不知道在怕什么，还是觉得现状之下奢谈文学，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最终只限于在网上不断浏览新闻和写日记记录，并没有真正到达被拆迁的实地——虽然那些村子就在京郊。现在想来，当然首先要反思的是自己的行动力低下，和太容易为自己的无作为开脱。和过于理想主义的愤怒保持距离，持有独立的观察态度，这些都没有错，问题是选择站在怎样的位置，观察具体的什么问题？对劳工的关注其实并非时下主流，讨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怎样重视都是不过分的，又何必为了所谓的爱惜羽毛，怕被人说贩卖情怀？
之后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说：“我并不希望别人把我看成高尚的人。”但所谓情怀，也许就是一种理解之同情。庞大事物旁边的卑微皆无二致。而奇怪的是，往往大众宁可站在石头一边高呼，而真正的写作者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站在鸡蛋一边并极力试图理解鸡蛋的逻辑——即便鸡蛋并没有那么正确完美、无懈可击，最后仍逃不掉碎为齑粉的命运。就像荆永鸣老师写过的那些京郊饭馆一样，哪怕终有一天拆成废墟，但里面曾有过的劳动者的欢声笑语，他们对城市曾经抱有的梦想期待，城市对他们的种种亏欠，我们理应替这个时代记住。
那天的发言我其实说得不怎么样，磕磕巴巴的——也许就像此刻一样——拼命想怎么不给主办方添麻烦又顺利说出一切想说的。这方式仍然非常之文学青年——年纪一大把了却毫无进益。
从家到皮村大概有三十公里。一路上经京通快速道，又过金瑜路，沿途叶子变红变黄，正是霜降前后特有的风貌。树木下半部分还是绿的，顶端的枝叶却渐渐生出璀璨烂漫的颜色来，像植物的焰火。在狼狗暮色里驶过这般风物，尤其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进村，心绪委实难言。
皮村村口是一个很像牌坊的大门。比我想象中更大，比798艺术区门口的招牌更显赫，也像是近期新修的。进村右边就是主街道，十分繁华，到处都是快餐店和面馆，也有炒粉店和包子铺。许多年轻人走在这条路上，看上去也就是大学生的年纪——皮村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大学城附近的城中村，满足生活需要的各种小店应有尽有。但离开这条街，走几百米就到了另一条荒僻得多的小路，也经过了一两个看上去像饭馆的门脸，黑着灯，大概关张了。不时也有车辆亮着大灯经过。
天色愈发黑了。
地图上标志为打工艺术博物馆的地方其实是个农家院。院子正中央是一棵不算高但形状很美的树，负责接待我的皮村文学小组的志愿者万华山告诉我，那是一棵杏树，夏天会结很多甜杏子。“春天花也很美吧？”我脱口而出。他笑着，又说：“周六晚上有电影。还有很多人在这里跳广场舞。”接着带我去看博物馆对面另一个小一点的院子，说文学小组在那里活动。一进门首先注意到一张很大的实木桌，摆满杂志书籍，只是光线不算明亮，灯只六十瓦左右。不到七点，已经开始陆续有人进来了。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该怎么给文学小组“上课”。他们到底想听些什么？我看过那篇《我是范雨素》，也在《北京文学》和《单读》上看过文学小组成员的散文小说，都很朴实恳切。但文字提供的经验毕竟有限，更多的东西或许没来得及被书写出来。
去上厕所的路上——是旱厕——我遇见一个大姐正骗腿儿停自行车，旁边站着一个七八岁胖乎乎的穿着蓝校服的男孩，估计刚下课回来。院子里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小狗小猫跑来跑去，哪怕就着房间照亮院子的微光，也能看出来它们都不算瘦。华山介绍说：“这些小狗小猫都是大姐自费养的。”
大姐头也不回地笑道：“都是村里住过的人留下的。不养怎么办呢？都是命啊。”
华山又说：“买猫粮狗粮和火腿肠给它们吃。她儿子偶尔想吃根肠都不给。”
孩子果然是一脸不爽地站在旁边。他的脸蛋也是胖圆的，很可爱。
想起本科在广州福利院当义工时，有个先天小儿麻痹的姑娘也偷偷在住处养了好几只猫，每天都小心不让管理员发现。无论在哪，人性的善都像金子一样藏不住光。
开始上课了。我简单介绍了自己，也请在座的二十几位学员介绍一下自己。很多人都来北京好些年了，年龄比我在街上看到的普遍要大，只有两三个看上去二十来岁的。昏暗灯光下每个人的眼神都很干净，诉说对文学的热爱时也不脸红——这和我认识的很多“搞文学的”不一样。范雨素大姐也是最早到的几个人之一，似乎刚洗过的短发柔顺，笑容羞涩，我一开始没认出她来——她比照片上实在清秀太多了。
我说一直就想来。还说起刚到深圳和父母一起住在工人宿舍的事。我爸公司安排不了单间，全家一起住在楼道的违章建筑里。下海者和打工者，都是因为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而迁徙的候鸟，一样无根的浮萍。大学毕业生和工人，本质上没有区别。却不好意思说自己还写过关于唐家岭的小说。同一个集子里，还有“三和大神”。很多参与建设城市，却没有机会发声的人，有太多自己的故事没说出来。也真的羡慕在座所有人，只要能一直写下去，必定能发出现时文学场域所匮乏的另一种声音。
说得差不多了就请大家提问或者发言。一个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先举手，戴着一顶很起范儿的旧鸭舌帽，一开口就字正腔圆。我问：“您不是外地来的吧？”
“五代老北京，笔名齐七郎。”大哥笑起来，“我已经给文学馆当义务讲解员七年了。”让我吃惊的是他说听过我上次那个座谈会的发言，还夸我说：“你说得就是比那些人好。”华山又介绍我是“畅销书作家”，很多书店都有我的书。我赶紧否认，说这名头都是同行互嘲的，就像公众号文章阅读量一下过了十万一样，太受欢迎总显得有点可疑。我的话说得欠考虑，范大姐立刻敏锐地“抬杠”道：“纯文学就一定要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吗？就一定要高高在上地供在殿堂吗？”我说不是。事实上，除了一些人自降门槛以迎合读者趣味外，所有作家都希望保证质量的同时拥有更多理想读者，嘲笑者未必没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但也情况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你说的可能有道理。像荆永鸣，读他小说的人就不多。但我就爱读，他写的我能看懂。”说到去世的荆老师，范大姐的目光柔和起来，“我知道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也看过你写他的祭文——其他的文章没看过。”
我谢了她。替我自己，也替荆老师。气氛至此仿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终于忐忑地拿出上课前准备的瓜子花生——最早在北大“当代最新作品论坛”就是这样的，当时由邵燕君师姐主持，好几年我一直负责采买零食。大家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便逐渐放松，聊得更热烈了。其实多数时候是我在倾听和学习。结束时我谢了所有人，包括意大利朋友费德，和一个转了好几趟车从清华赶来的女生。
往回走是九点半。又到了北京的雾霾季——因是阴天又无风，今晚大概率是没霜了。但皮村去年修了柏油路，据说比前些年一下雨就泥泞难行的路况要好得多了。事情一直在变化。坚持不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会被人知道的——从这一点来说，皮村文学小组和我一样，或者说我和皮村文学小组一样，都是非常幸运的。
再过两天就要霜降了。除了此时的柿子风味最佳外，也近岁晚了。容留了三万外来人口却随时可能被清查的皮村乃至于京郊各村，都容易让人想起白居易的同名诗。前面说的都是物候自况，让人动心的是后两联：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
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
何此南迁客，五年独未还。
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弥安。
亦尝心与口，静念私自言。
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
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
——白居易《岁晚》
张衡的《定情赋》有“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之句，因有此赋，加蔡邕的《静情赋》，才有了后世陶渊明的《闲情赋》。都以美人起兴，说是“讽谏”，昭明太子萧统却第一个不以为然，说它“劝百讽一”，骨子里就是艳词言情，日后东坡先生又替陶夫子鸣冤，换了个说法“比兴”。香草美人之虚实，自古没有人说得清楚，我吃惊的倒是原来古时候就有文学鄙视链了，可怜情爱一直在鄙视链的最末端——但是，假做底层叙事强行为他者代言，难道不也是另一种僭越？
却又想起韩愈的“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因为刚从寺庙回来不久，倒也应景。“友生”这个词也是我一直喜欢的：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友生，就是朋友的意思。
那么，或许也可以说，我忍不住要关心和我们不一样的他们，只因为大家都是同时代人？虽然境遇各个不同，在这个变化纷繁的时代种种悲喜得失心情，甚至包括对文学的爱，却都相差无几。而大家其实都早已经是没有家乡的人。去国未必乐，归乡未必欢，也都是一样的。
只要友生招我，不管佛寺皮村，叶红霜降，千里万里，就都去吧。人生实难，自生已苦，我们却总还忍不住去舍易求难，踮脚去够那月亮，不过因为在活着之外，还有一点点喜欢；还是喜欢人，喜欢当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喜欢人所在的娑婆世界；喜欢文学，喜欢以此方式度这有憾人生，天真蛮勇地以为一切会因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好。是儒家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也像一腔热诚遇冷结霜，凝华过程重又释放出更多的热，保护所爱者度过漫漫寒夜，直至太阳出来，化作蒸气消散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