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阿萨姆中部战线上发生了大事件，即3月至6月英帕尔和科希马附近发生的残酷而激烈的战役，这是东南亚战场两场决定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Tarauchi），及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都认为它是决定性的，而我们也这样认为。
在太平洋上，日军每天的战舰损失正开始对其产生严重的影响。除非他们能够取得一些影响深远的战略性胜利，否则分散在庞大占领区内的日本陆军会面临被缓慢绞杀的命运。日本人的小眼睛满怀希望地注视着缅甸。这是一个他们能够发动一场进攻的地方，而这场进攻可能会带给他们所希望的一切。如果取得了成功，摧毁英国在缅甸的军事力量将是日军的最低成果。被完全孤立的中国将被迫单独媾和。认为反叛英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的印度将成为其手中的闪耀战利品。日本认为在阿萨姆的胜利产生的影响不只是占领这些偏僻的丛林地带，这是正确的。确实像他们在鼓舞部队时所宣称的那样，这将改变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他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缅甸在一段时间里，不再仅仅是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次要问题，而是要占据舞台的中心了。
因为知道这一点，于是河边正三用尽全力以图在阿萨姆实现一场大突破。对于他来说，在若开的战役是次要的，他主要目的是消耗我们的预备队，以防止其被用于重要的中部战线。在北方前线，他下决心使用最少的必要部队来延缓中国人从利多和云南的推进。缅北是他可以放弃的地方，因为如果他在中部战线获胜，那么北方就会自动落入他的手中。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巨大机会。由于无法得到登陆艇和船只，我们将不得不从北面陆地再次进入缅甸。事实上，我们正在计划这么做。然而，这个国家的地形地貌对于我们极为不利，我们翻越群山而能维持的部队相当有限，任何这样一场进攻肯定都是一场冒险，除非我们能够首先大大消耗日本人的军事力量。在进入缅甸之前我需要一场战斗，而且我像河边正三一样渴望使其成为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在1944年初，斯库恩斯中将指挥着在阿萨姆前线的英印第4军。他是一位头脑清晰、善于分析、见广识多、很有思想的军人。我的参谋人员有时候抱怨说，他经常认真考虑所有因素和作战方案，并发表冗长的意见。我总是指出，这些意见可以在事后重读，而且人们会惊异地发现这些见解十分精确。比起一位政治家的演说更能够经受重读的考验，一位将军的意见能够经受这种考验并不罕见，但是这样的远见是将才的真正基础，而且这是不太常见的天赋。斯库恩斯能够在危机中保持镇定，对于他要指挥的战争来说，这是一种无比宝贵的品质。
根据这个战区当前的全盘计划，他被赋予了准备挺进缅甸的任务。他的英印第4军的3个印度师几个月以来逐渐向前推进，以控制从我们1942年狼狈撤退的加包山谷到钦山这片广阔的山地。钦山大约在英帕尔以南150英里。在这片辽阔的弧形山地的保护之下，一些公路正在修建之中，补给品正在集中，一场越过钦敦江的有限进攻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根据进攻的思想，我们设计了英印第4军防区的布局及其各作战部队的部署。
英帕尔平原长宽分别约为40英里和20英里，是印度和缅甸间的雄伟群山间的唯一一块巨大平原，与雅鲁藏布江河谷和缅甸中部平原距离相等，若欲在印度和缅甸之间的任何方向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这里都是一个天然的中途兵站和补给站。在1942年的大撤退以后，我们曾经徒然地在英帕尔平原寻求休息和庇护，从那时以来，英帕尔平原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迎接我们的那些滴着水的树木、湿透了的地面、被炸弹破坏的建筑物和泥泞小路，现在已经变为了整齐的竹棚军营、简陋的医院、补给品仓库、军火库、工兵场站和宽阔的柏油路。五花八门的军营分散在这块600平方英里的平原上，但是绝大多数聚集在英帕尔和以南25英里的帕莱尔（Palel）的村子周围。根据功能用途，这些后勤设施都自然地建设在最合适和最便利的地方，但只考虑了防空目的而分散布局，却没有想到如何抵御来自陆地的攻击。因此，这些设施都散布在很大的地区，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近距离平射射程内高地的“俯瞰”。这些军营沿着向北通向印度、向南通向缅甸的公路分布，有大约六七万印度的非战斗人员，其绝大多数是劳工。在英帕尔以北130英里处迪马普尔的铁路终端基地也不规则，这是在丛林里开拓出来的，有着类似的布局和运作方式。只要我们的意图是保持我军进攻而日军防御，英帕尔和迪马普尔就适合被组织起来。若日军进攻而我军防御，这些分布广泛的基地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令人难堪的陷阱。
我们在这个中部前线的形势有另一个严重的战术弱点。我们的唯一交通线是从迪马普尔的铁路终端翻山至科希马，并延伸至英帕尔的那条公路，这是由我们出色的工兵修建的。现在这条公路分岔了，我们辛苦地延伸着这两个分岔线，一个分岔线向南延伸到曼尼普尔河谷，另一条延伸到加包山谷。所有这些公路都尽可能延伸至北方和南方，与日军前线平行，而且与日军前线距离不是很远。因此，无论我们采取进攻或者保持防御，其都是暴露给敌军的典型军事弱点，而敌人特别善于予以充分利用，且在这方面经验丰富。
英印第4军的3个师部署在两条防线之上，一条防线是在那两条公路的南端：英印第17师是那次大撤退的老兵，他们作为右翼，驻钦山中的迪登附近；英印第20师是我在兰契组训的师，其作为左翼，驻帕莱尔—德穆地区。在这二者之间是80多英里的丛林群山。尽管是荒野之地，但这道裂缝当然仍是危险之地，而英印第4军也就有大约250英里的土地需要警戒和守卫。因此，斯库恩斯没有试图据守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而是明智地决定保持一个师——这次是英印第23师——作为一支打击力量集中在英帕尔一带。在前线与储存区之间，诸师的物资补给都很顺畅，这使得斯库恩斯在训练和士气上都能取得极好的成果。在英印第4军里，还有英印第254坦克旅，其只有两个团，其中一个团是一支英军部队，装备有“李-格兰特”式（Lee-Grant）坦克，另一个团是一个印度团，装备的是“斯图亚特”式坦克。这两种坦克的类型都已经过时了，但“李-格兰特”式坦克如果使用得好，还能够和日军的中型坦克旗鼓相当。然而，“斯图亚特”式坦克——是一种轻型坦克，在战术上局限于在稻田和丛林里——尚不足以抗衡敌人的中型坦克。但是这个“灰姑娘”依然在所有优先装备目录的最末尾。
1943年的印度洋季风雨季期间和以后，在一系列巡逻队冲突和小型作战行动中，我们稳固地扩大了在德穆地区我军控制的领土。我们的巡逻队重新进入加包山谷，并且进抵和越过了钦敦江。在我们贫乏的挖掘设备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一条条公路在尽快向前推进，为最终的进攻而开展的侦察活动也正在进行。在这里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在迪登英印第17师的前线上发生了比较激烈的遭遇战。1942年我们从缅甸撤退时，在当地的山区中留下了一支由钦人征召兵和英国军官组成的小部队。在这里他们占据着大英帝国的一块孤立的前哨基地，12月，英印第17师的一些分遣队再次进抵迪登。这整片乡间是一个混沌世界，遍地的丛林、刀锋般的山脊、高达8000多英尺的山峰，许多险峻河谷相隔，从印度那一侧过来只有一条险峻的来自英帕尔的山间公路，而且是各部队自己修建的。自从1943年5月以来，在160英里险峻公路尽头的英印第17师，已经和老对手日军第33师团打了一场规模虽小却激烈的私人战争。日军像从前一样与我们旗鼓相当，轮流相互伏击、袭击、进攻和反击。对于参战的小部队而言，双方的伤亡很惨重而战果甚微。到1944年2月，日本人获得的战果无疑要略多一些。他们不仅制止了英印第17师向其目标钦敦江的葛礼瓦推进，而且迫使我们的部队向迪登以南后退了大约10英里。1944年1月，日本人正在准备他们的最后一次进攻，企图改变战争形势，因此，我们在他们选择的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前线上部署，以相距很远的两个师在塔穆和迪登向前推进，而第三个师在后面很远的英帕尔。
我们知道日军的攻势即将到来，因为在整个1月和2月里，除了有新的日军建制部队全面增援缅甸战场，而且英印第4军前线的各种迹象也在增加。我没有可以利用的有关敌人意图的情报资源，而在其他战场上，那些更幸运的指挥官却能够借助此类情报。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战斗巡逻队的情报搜集工作，以往开展的这种形式的活动形成的优势，现在获得了很高的回报。尽管事实上我们的巡逻队发现越过钦敦江变得更为困难，但是他们还是确定了新到达的日军第15师团就沿着这条江部署。
在英印第4军的前线沿线，敌人的活动和兵力都在显著增加。几乎每天都可以从巡逻遭遇战中被击毙的日本人身上缴获各种文件、日记、态势图、甚至作战命令。我们很幸运，在一两次对敌军小司令部的大胆偷袭中缴获了许多文件。我们费力地将所有这些线索与集团军司令部、军司令部的零碎情报拼凑起来，开始弄清了有关敌军意图的大致情况。尽管我们拥有空中优势，但地形和日本人在夜间行动的习惯限制了我们空中侦察的价值。然而，我们确实从空中侦察中获得了3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我们的飞行员报告说，敌人正在大力建设从缅甸中部通往钦敦江的公路。随后他们看到在钦敦江的东岸各地正在集中大量的木材，并且在霍马林对面的乌尤河下游地区，即英帕尔正东，隐藏着许多伪装的汽艇和筏子。同样重要的是，在乌尤河以南和钦敦江上的当都（Thaungdut）附近，日军集中了几大群牛，每群数量有数百头之多。我们知道日本人已经抓了所有属于当地居民的牛群，很显然这些牛群作为敌人大部队的给养，正被驱赶到这条河边。我们“V”部队的特工们也带回来大量关于敌人运输方面的情报，既有机械化运输，也有畜力的运输，甚至还有大象运输的情况。
斯库恩斯和情报参谋整合了所有这些情况，在这段时间我也经常去看望斯库恩斯，他和我一致认为，牟田口廉也中将的日军第15军即将发动针对他的攻势，开始将有3个日军师团，即第15师团、第31师团和第33师团，印度国民军的一个师、一个战车联队和其他部队。可能还有另一个师团作为预备队，但尚未识别番号。日本人的目标显然是，首先占领英帕尔，其次，突破到雅鲁藏布江河谷，这样就能切断北部前线，并且中断对华空中补给。我们认为他们将遵循以往的战术，企图孤立我们的前线部队，然后再各个击破并消灭我军。我们预期日军将企图用一个增援的师团，包抄到横跨迪登—英帕尔公路的英印第17师和德穆—帕莱尔公路上的英印第20师这两个师的背后。与此同时，其他相当于两个师团的日军纵队，将在霍马林和当都附近渡过钦敦江，经乌克鲁尔（Ukhrul）前往英帕尔。据我们估计，日军的一个联队（3个大队）将前往科希马以切断主要的英帕尔—迪马普尔公路并且威胁迪马普尔基地。我们估计这次攻势将在3月15日左右开始。这就是我们预见到的，坦白地说，事实证明我们的预见十分准确。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显然，我们不能依靠英印第4军现有的部署，这完全是按照我们发动攻势的方案来部署的。两个前出的师引诱敌人来各个击破。我们不能像当初我们在若开所做的那样，告诉他们即使被切断了也要坚守阵地，我们会通过空中向他们提供补给。若开战役的另一半取胜之道，就在于换防部队，但如果有换防部队的话，规模还不够大。我们的第三个师，只能去帮助一个前出的师，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会使英帕尔完全敞开着留给敌人。还有三个粗略的可能方案：
1.预计敌军将渡过钦敦江发起攻势，我军先发制人。
2.在迪登地区拖住日军第33师团，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在钦敦江一线与两岸敌军作战，希望在敌人渡江时消灭敌军。
3.在英帕尔平原集结英印第4军，在我们自己选定的地点上与敌决战。
第一个可能方案是阻止敌军并先发制人，其具有勇猛大胆的吸引力。的确，并不需要前来视察的上级军官来催促我“投入两个师渡过钦敦江”。我担心的是当他们离开我的司令部时，会认为我很可悲地缺少进攻的精神，我对于那些谈论“投入”一些师的将军从来没有很大的信心。“投入”是一个给外行准备的词，而不是专家们用的词。除此之外，我注意到从越远后方来的将军，越是热衷于让我“投入”那些师渡过钦敦江。如果我接受他们的建议，敌人就能够依靠很好的交通线，很容易地集中一支大大超过我们在钦敦江以东可以维持兵力的部队。我们将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同时冒着巨大的危险渡过背后的一条大江，而交通线要延伸穿过可以想象出的最恶劣的120英里的地区。同样，就一个较小的地域而言，我们如果决定在钦敦江西岸和迪登作战，就还是存在这种困难，背后还是险峻的交通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无论多么成功，都不可能取得一个决定性的结果——而我想要得到的是决定性的成功。
在战役的这个阶段，面对一个像日本人这样坚强的对手，而且他们的士气仍然像以往那样高昂，若要取得一个决定性的成功，就必须集中一支在人数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兵力。我因此决定采取第三个方案——在英帕尔平原上集结英印第4军，在那里打一场重大的战役来消灭日本人的第15军。在日本人身后有一条良好的交通线而我背后只有一条很差劲的交通线的情况下，我不愿对日作战。这次，我要扭转这种形势。我全部考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敌人如果要避免被消灭，就必须在印度洋季风雨季到来之前赢得战役。如果日军不能在那时占领英帕尔地区，其将处于不可能获得补给的形势之中。另一个因素，当然是我们的空中优势让我们可以使用空中补给。应该记住这一点，无论如何，在印度洋季风雨季期间，空中优势和空中补给将依赖于拥有全天候的飞机场。我们只拥有两个全天候飞机场分别是在英帕尔和帕莱尔，而在钦敦江东岸，我们却一个也没有，而且我们也无法及时修建这类机场。
我意识到从士气的观点看来，一次撤退对于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来说不是一个最好的开始。指挥官和部队也都不喜欢这样。英印第17师和英印第20师这时都坚信，而且有很好的理由坚信，他们不仅能据守阵地，而且能击退敌军。放弃这么多的英国领土会在全世界使我们的朋友感到沮丧而使我们的敌人狂喜。这将使我们的基地印度弥漫着惊慌和失望的情绪。然而这涉及的不是几百平方英里的丛林山脉，而是消灭敌人兵力的一个机会。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领土就很容易失而复得。我也确信，如果指挥官向他们的士兵解释了这个计划，他们就会理解其可靠性，士气就不会受损。
在战争中，获得和保持主动权，使敌人迎合你的行动，按照你的节奏起舞，这是最为重要的。当你在前进时，通常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在撤退，则显然不容易做得到。然而那也是可能的。有三种原因要撤退：保存自身，使所部不遭受被歼灭的命运；其他地方的压力使你接受损失一个地方的领土，以便能够把部队转移到更为生死攸关的战线；还有最后一点，把敌人拖进一种十分不利的形势，以致主动权必然转移到你手里。正是为了这第三种原因，我现在甘心情愿地决定进行一场撤退。这次撤退与1942年的那场被迫撤退截然相反，1942年撤退的目标仅仅是要保存部队使之保留一支完整的兵力，而1944年撤退的目标是，经过仔细的考量必然使我们重获主动权。然而，曾经有那么多争先恐后的逃跑被人描述成“有计划的撤退”，我毫不奇怪地发现很难使很多人，特别是那些高层的文官相信这是可能的，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斗，甚至是进行撤退，然而却保持着主动权。
斯库恩斯和我讨论了这些可能的方案，我们俩都各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要在英帕尔打一仗。他要打的是一场规模很大的战斗，与他在战斗基本理念上达成一致意见，这很重要。吉法德将军也赞成我的分析，当我知道他的决断会帮助到我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满足。我们知道将成为决定性战斗的这个计划，最初在英帕尔平原上呈现为一种防御的态势。这需要把分散的后勤部队和一些司令部集中起来，撤到要塞防御区，这些防御区都是圆形防御圈，并且在弹药和补给品上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可以支持很长的时期。英帕尔和帕莱尔的那两个全天候的飞机场，对于保卫空中支援中队和空中补给中队至关重要，其变成了防卫计划中的支撑点或者“据点”。这些要塞防御区和守备据点由后勤部队自己负责，所以战斗部队和建制部队将可以被自由调动以发起攻势。我们开始着手这些准备工作并且使其在整个2月以一种日益增加的速度进行，在英帕尔平原上的几乎每一个部队都动了起来，其挖掘了大量强固的防御工事，布设了铁丝网，埋设了鹿砦。非战斗部队、民工队伍开始被疏散，与此同时留下的后勤部队为了成为作战人员保卫他们自己的阵地而进行的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
这个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阿萨姆准备增援部队。在本集团军内部我建议从若开抽出英印第5师，通过空中和铁路将其从吉大港调动到迪马普尔和英帕尔。吉法德将军已经安排从印度派一个师来换防，当换防师到达时，我计划将英印第7师跟随在英印第5师之后从若开抽出。我也要求另一个师从印度乘火车到迪马普尔去，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和第11集团军群的后勤参谋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们凭着周密的数学判断，声称已经负担过重的阿萨姆铁路将无法完成日益紧张的运输任务，并且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一支增援部队。吉法德将军做出妥协，派给我由两个营组成的印度伞兵旅，如果形势变得紧急，则着手安排调动英军第2师。
英印第4军为英印第17师规定的战术计划是快速将其从迪登调回英帕尔平原，留下一个旅在英帕尔以南大约40英里的地方阻截日本人的前进。这个师的剩余部队将作为军预备队。当所有这些在这条交通线上的“软”部队撤退到英帕尔，然后缓慢地退回且不惜一切代价据守舍纳姆（Shenam）时，英印第20师要从它在加包山谷的前进阵地撤退，集结在莫雷（Moreh）地区。英印第23师在乌克鲁尔地区留下一个旅，然后和英印第17师、印度伞兵旅（当到达之后）以及英印第254坦克旅一起构成军攻势预备队。因此，我们将允许日本人推进到英帕尔平原的边缘，并且当日军攻击我们构筑好的阵地时，我们的机动打击力量会予以反击，歼灭敌军。我们的打击力量将包括强大的炮兵、装甲部队和飞机。
我确有把握，斯库恩斯和我苦心制订出来的这个计划是一个正确的计划。唯一有待决定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付诸实施。所有军事计划的核心就是时间。一个辉煌的计划强烈地受到时间的限制，付诸行动太早或者太迟，其结果最好的是一个蹩脚的结果，最坏则是一场灾难。什么时候并由谁来发出英印第17师和英印第20师撤退到英帕尔的命令呢？正是在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心里确信日军对英帕尔的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即将到来，而且我判断它将大约在3月15日开始。另一方面，不可能完全确定日军的进攻在那时可能会到来，或者肯定会到来。如果我们撤退到英帕尔而日军并不进攻，则我们不仅看上去很愚蠢，而且将放弃很多领土，会不必要地损害我们为进攻所做的准备工作，而且对于中国人在北方的推进毫无帮助。这对于士气也不会有任何帮助而只会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我决定，必须做好实施计划的所有准备工作，当战地指挥官斯库恩斯确信日军的大规模攻势迫在眉睫之时，由他下令向英帕尔撤退。本来我应该做的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并且给出3月初的一个明确的日期，在这个日期撤退应该开始，还有另一个日期即在一些天之后，到那天那两个师应该到达他们的新阵地。把责任放在当地指挥官肩上，既不公平也不明智。关于真正进攻何时到来的问题，我处在更好的位置上进行判断，因为我拥有全部情报，加之还有来自其他资源的情报。当地的指挥官在对于敌人兵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情愿被迫撤退，所有那些会折磨我的犹豫将会加倍地折磨他们。这样我们面临着一场真正的风险，而我却没有意识到，即这次撤退开始得太迟了。计划实施得不太顺利，可能导致一系列突围作战，还波及了预备队，并打乱整个战役计划。
我心情愉悦而丝毫不知道已经犯下了重大错误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继续准备去迎接这场意料之内的猛烈攻击。我满怀信心认为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有人支持我，因为我知道吉法德将军正准备从印度派来增援部队。这些加上我计划从若开调过来的部队，使我得到兵力上的优势，从而保证不仅击退那些入侵的日本师团，而且还可以消灭他们。从情况看来，我似乎将要把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且拥有了一直以来希望的机会，使我们在重新进入缅甸之前就打残日军。正是在这种自鸣得意的心情中，我等待着这场战斗。我本应该记住那些战斗——至少是我参加过的战斗——完全按照计划进行的情况相当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