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前线最偏僻的是其北部。因不通公路，欲抵缅北，须经铁路，在离开迪马普尔之后，你要穿过阿萨姆的茶园，继续那似乎漫无止境的旅程。乘车向北爬坡而行，不可避免会越来越孤独，即使看到“驼峰航线”上日益繁忙的机场，也无法排遣这种孤独感。最终将抵达阿萨姆油田的聚集处丁苏吉亚（Tinsukia），火车费力地驶入通往利多的支线。1943年12月，利多似乎已经是世界的尽头。其实，这里是对华公路的起点，如果建成这条公路，即可取代1942年初事实上被关闭了的起始仰光的公路。
这时候很多人——而且美国人比英国人一点也不少——都怀疑利多公路是否能够修成。他们怀疑中国驻印军诸师能否驱逐日军，扫清进路。他们怀疑利多铁路能否运输和维持所需的部队、劳工，以及设备和材料。他们怀疑筑路者能否克服季风雨季的恶劣天气以及极其险峻的地形。甚至包括相信其可以建成的人在内，许多人也认为付出人力和资源修建这条公路将得不偿失。确实，这个时候，史迪威不仅坚信可以建成此条公路，而且认为此公路在对日战争中是最具潜力的胜利因素，然而这只是史迪威的一人之见。他向我详细解释过自己的愿景，即组建一支由美国人训练和装备美式武器的中国军队，首期大约30个师，除了中国可以就地补给的物资，均由利多公路维持补给。在他领导下的这支新型的军队，将从中国长驱直入海边，然后与美国海军一道进攻日本本土。
我同意史迪威的看法，这条公路能够建成。我相信，中国军队经过适当装备和有效领导，如果像史迪威的部队一样，具有相当大的兵力优势，即可以战胜日本人。我也毫不怀疑工程技术能力。我们在地形同等艰难的地方修建了许多公路，而使用的技术装备比美国人要少得多。我们的英国工程技术人员勘查了这条路线的前80英里，对此相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中部战线通过恶劣的交通线维持了庞大的劳工队伍。因此，史迪威和我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我对于他的两点信念持不同观点。我怀疑这条公路是否具有赢得战争无可比拟的价值，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信念的基础是错误的。我确信，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两栖跳岛作战战略，比一支尚待组建的中国军队在陆上横穿亚洲，更能迅速取得战果。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欲使公路运输发挥真正的效率，为其补给物资的铁路就应该从仰光开始，而不是从加尔各答始发。如果让我决策，从军事的角度而言，我不会使用修建这条公路需要的庞大资源来修建一条对华新公路，而是组建尽可能最大规模的作战部队，消灭侵缅日军。一旦实现这个目标，就能打开原有的对华公路，通过原有公路运输的物资吨位要比利多公路大得多，而且在缅盟军部队可以用于其他战场。
这成了美国和英国之间关于缅甸未来战局的根本分歧点。对于美国人来说，夺回缅甸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重新打通对华交通线，所付出的努力只限于达成这个目标。对于英国人来说，收复缅甸不仅是解放英属领地，而且夺取仰光本身就是真正有效打通对华交通线的最佳途径。双方的意见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国家的立场而言，分歧几乎不可避免。不幸的是，这个分歧很容易被歪曲，以致某些美国人指责英国人希望借助美国人的努力而重获失去的帝国土地，而英国人则反驳说，几个中国师和大量的后勤资源，被用于实现不适当且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美国目标，而且只牵制了一个日军师团，英国人却与日军主力作战。这些战略途径的差异没有严重影响盟军部队之间的关系，然而却导致了1943年及1944年初英美两国不能相互理解各自所作出的努力。
就目前而言，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各条战线作战部队之间的隔阂，这是比其他事务更重要的问题。英国人看不到美国人和中国人在胡康河谷的作战和坚持，美国人也仅仅看到我们在英帕尔和若开进行的殊死战斗。两国军队的实质接触将会很快弥合此种分歧。而且确实也做到了。当美国轻型飞机的飞行员开始帮助英国将成千上万的英国和印度伤员空运出战场时，当美国战地救护队被配属到我们各个师时，美国人无私奉献，两国部队培育出了一种强烈的战友情谊，这是引人注目的场面。盟军之间的争论难以避免，特别是美国也遭遇了像我们1942年那样的灾难，但是随着战局逆转，双方战线越来越近，两国部队将不快抛于脑后，为彼此的成功而感到快乐。
事实上，史迪威战略思想面临的真正而坚决的反对意见更多来自美国人，他们像陈纳德一样，认为所有的资源都应该用于在华建立一支强大的美国空中力量，而不是训练和装备一支强大的中国陆军。他们的理论是，在中国军队的支持之下，航空力量即可击败侵华日军。史迪威为了个人和军事上的理由，强烈地反对这种思想。他断言，当美国航空部队真正激怒日军时，日军必将进攻美军机场实施报复。那时，除非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中国陆军保护机场，否则日军将摧毁机场，美国航空部队将无法参加作战。史迪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两个美军领导人之间的竞争及相互嫉妒导致此项论战火上浇油。他们相互敌视对盟军的事业毫无帮助，更何况两人都是热衷于公众活动的人。
然而，我不用衡量利多公路的优劣。美英联合参谋本部已经命令蒙巴顿海军上将修建这条公路，既然如此，我将尽一切可能协助，甚至在北部战线投入空中运力的一半以及大量的英国地面部队，而且我们第14集团军也会全力帮助史迪威，完成我们认为是相当艰难的任务。
在史迪威所部归我作战节制之前，他曾经奉蒙巴顿海军上将之命，占领到孟拱—密支那一线的缅甸北部，保护利多公路的修筑，并强化对华空运航线的安全。很显然，鉴于中国军队和日军师团之间战斗力差距，除非日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其他战线上，使其无法大规模增援中国军队面对的日军第18师团，否则史迪威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于是，我们安排了牵制作战，此外，为了让史迪威获得压倒性优势，还决定派出温盖特的特种部队，用于切断敌军在北部战线的交通线。我们做了一切工作，说服蒋委员长命令中国军队同时从云南向腊戍进攻，但是，明智起见，不要依赖于蒋委员长会出兵。
根据上述计划，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孙立人的新38师和廖耀湘的新22师从蓝姆迦开拔利多。原配属给温盖特的美军三个营之一团及中国驻印军新30师现驻印度，将准备跟进。
史迪威还有一个装备着美国轻型坦克的中国战车部队，以及美国军官指挥且由几百个克钦兵和当地的部族人组成的非常规部队。在史迪威的左翼，是一支完全孤立且只能依靠空中补给的小规模在赫兹堡的英印守军，主要是由克钦兵和缅甸步枪团的一个营组成。这里有一座供“驼峰航线”飞机紧急降落的机场，这支分遣队的任务就是保护这座机场，同时阻止日军的渗透。最初，赫兹堡守军直接隶属于第14集团军，但是后来我将其移交给史迪威指挥，因为这支守军将与史迪威的主力部队协同行动。为了支持史迪威，我还给他配属了美军北部防空区航空部队。这支中美联军被复杂地称之为“北部战区司令部”（Northern Combat Area Command），或者缩写为“N.C.A.C”。在这时候，利多公路仅仅向中国方向延伸了30英里。
北部战区司令部面对的敌军是日军第18师团，这是我们的老对手，其在1942年于皎施曾经遭受廓尔喀人严厉的攻击。日军第18师团的司令部在密支那。其一个联队作为预备队，以应对云南或者北部战区司令部的战事。另外两个联队在胡康河谷尽头呈纵深部署，其有一部前出的分遣队与中国驻印军新38师发生交火。日军的第56师团正在警戒云南方面的中国军队，不可能抽出任何部队用于其他目的，所以即使第18师团有可能集中全部兵力迎战史迪威，后者也将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之优势。我渴望在若开战场也有此等兵力优势。北部战区前线和若开前线与敌军的首次真正交锋将要来临，而且两场战事的结局将产生巨大影响。
史迪威不仅是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最高副统帅，而且负责中国军队的实际战线，训练中国军队，担任蒋介石的顾问，负责对华补给，依据租借法案援助盟军，并且指挥在中缅印战区的一切美军部队。当史迪威宣布亲自上阵指挥时，他不想让人认为自己应被委任为某种更低级的将领，而且觉得自己应该到最高司令部任职，他在那里至少可以适当发挥某些作用，而不是一名军长。我个人认为，他是正确的。最重要的事是，保证美式训练的中国军队不仅可以打仗，而且要取得胜利。除了史迪威，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确实，他是唯一有权指挥中国军队的美国人。当时，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几个有能力的美军参谋军官里，我认为没有一个有丰富的经验指挥一个军作战。我也愿意让史迪威本人归我指挥。我知道其他美国军官都会向他请示，而不论史迪威身居何位，反正我都不想重复1942年建立的那种中国式指挥体系。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新38师开始从利多进攻，遇到了日军的轻微抵抗。但到11月，日军的防守愈发强硬，于是中国军队又回到了他们的老套路，再次停滞不前。当时史迪威在参加开罗会议，不在战场，而他的副手博特纳（Boatner），由于无法让中国军队前进而陷入了绝望，于是致电德里，报告中国军队拒绝向前推进。这让从德里到开罗的司令部都产生一种令人压抑的氛围，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说：“我告诉过你会这样的。”当我听到这话时，深感失望，但是我用正反两面思维宽慰自己，绝大多数军队都会有点棘手，而且史迪威就在回来的路上。1943年12月21日，史迪威回到北部战区司令部的前线。1943年12月22日和23日，他视察了中国军队的阵地，给中方和美方高级军官注射了强心剂，并且以优势兵力向阻断道路的日军部队发起了攻击。12月24日他看到所部的进攻，一直待到了12月30日，这时这股敌军已被全部歼灭。12月31日，史迪威飞往德里开会，他现在归我作战节制，几天后重返战场，到下一个停顿点督战。在取得两三次这样的小胜之后，中国军队开始真正竖起了尾巴。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攻击和打败一个现代的敌人，这是中国史无前例之事。
此部中国军队现在胡康河谷新平洋（Shingbwiyang）坚定地站住了脚根，向其下一个目标，即孟拱河谷前头的沙都祖（Shaduzup）推进。到12月27日，利多公路已经修筑到了新平洋，新平洋距离利多103英里，这是在皮克准将（Brigadier-General Pick）指挥下的美国工兵及其管辖的印度人、克钦人及那加劳工队伍取得的一个辉煌的成就。为了筑达如此之远的新平洋，这条路已经越过险峻的帕特柯伊山脉（Patkoi），这是整条公路上最困难的一段。在新平洋，中国军队夺取了日军修筑的晴天公路，新公路总体上沿日军所筑公路轨迹修建，此乃极大的帮助。
1944年2月1日，中国驻印军新38师经过一系列小规模作战之后，占领了蒂法加（Thipha Ga），同时，新22师的一个团在右翼实施大迂回运动，肃清了打洛河谷（Taro Valley）之敌，打洛河谷位于钦敦江东岸，与胡康河谷的利多公路之间隔着一片崎岖的丛林山地。这是新22师之首战，作战相当出色。在这些作战行动中，史迪威紧密掌握着中国军队，当他们动摇时使他们坚定，当他们犹豫时激励他们，当营级部队失去联系时，亲自寻找，史迪威是一位曾经过1942年大撤退艰苦历练的盟军指挥官。他的战术是正面压迫日军，同时经丛林从侧翼发动真正的攻击，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于敌军后方设立路障。以此种方式，经过一系列迂回日军侧翼和后方的作战，史迪威所部向前推进。在这个阶段，史迪威也是一个鼓吹用大锤敲胡桃的人。史迪威认为，若要消灭日军一个中队，须投入中国一个团实施攻击。
1944年3月初，我去蒂法加见了史迪威，当时他正要发动一场夺取孟关（Maingkwan）的战斗，这是规模最大的进攻，孟关是胡康河谷的一个大村落和首府。除了两个中国师，史迪威现在还有一个美军远程渗透突击团。史迪威委任梅里尔准将担任该团团长，我很了解此人，也很喜欢他。此团被命名为“梅里尔劫掠者部队”。梅里尔是一个优秀而勇敢的领导者，他可以激起部下的信心，在1942年的一天，梅里尔开着吉普车而来，还戴着不熟悉的军帽，我庆幸当时约束住了我的廓尔喀勤务兵，没有拿“汤姆”式冲锋枪向他射击，否则，“劫掠者”部队的指挥官将会是其他人。这将会是一个遗憾。
史迪威的孟关战役计划是，新22师（欠一个团）继续沿公路向孟关直进，其第三个团从打洛的山地进攻日军左后翼。与此同时，新38师要绕过孟关实施近距离迂回，打击敌军右翼。中国战车部队则第一次参加这场大战。“梅里尔劫掠者部队”则实施大迂回，在下一个大村瓦鲁班（Walawbum）两侧切断日军正南的公路，并坚守公路据点，直到中国军队越过孟关与其会合于瓦鲁班。
史迪威在机场与我见面，他穿着那件风衣夹克，戴着战斗帽，打着绑腿，看上去比以往更像一个打野鸭子的猎人。像往常一样，他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下一步的战术行动，并且解释了他的计划。正如我所知的绝大多数指挥官一样，在战斗快结束之际，他正在掩饰一些波动。由于最近天气恶劣，下起了反季暴雨，史迪威的运气不佳。大雨导致当前的作战异常艰辛。他也依赖于中国军队之间的配合时机，他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一点，个中风险极大。但是史迪威的计划是正确的，中国军队的状态良好，而且美军也开始参战。史迪威除了部署当前作战，他还拿出一张地图向我说明了他的想法，着实令我惊讶，他想要突袭密支那，其计划是，在日军集结兵力防守孟关之际，迂回行军翻越达鲁克钦山口（Daru Hkyet Pass），从西北方发起突袭，攻夺密支那。然而，他自然无法为此预定一个日期。正如史迪威所言，这取决于战事进展，以及什么时候攻占沙都祖，这是在孟关以后的下一个目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提出一个夺取密支那的计划，我不知道他是否和他的参谋讨论过这个计划。然而，他十分严肃地要求我不要对任何人谈及这个计划，并且讲得相当清楚，不仅包括我的参谋，也包括我的上级指挥官。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此计划传到德里，就可能走漏风声，那将是致命的。实际上，根据经验判断，中国方面泄漏消息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和第11集团军群，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如果这个作战行动没有成功，或者失败了，他不想要任何人说他犯了一个错误。我理解他的这种想法，这是一个依赖于很多不确定因素的计划，我向他保证，不会向任何人提到这个计划。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去讨论史迪威在战役中的战术行动，我完全信任他可以自行处理，而且那是他的事，而不是我的事。温盖特特种部队的空运行动定于1944年3月5日开始，主要目的是协助中美联军的攻势，我想要确认他完全熟悉最后的方案。
对于温盖特的部队，史迪威一直心存芥蒂。起初，蒙巴顿和温盖特一同说服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派美国军队到缅甸前线来，即使只有一个团，而当时史迪威却没能争取美军来缅。而且，他激情满怀地觉得，在中缅印战区的所有美国部队都应归他直接指挥，而当此部美军配属给温盖特时，他大光其火。史迪威曾经施压，要求将此部美军移交给他，并且极其坦诚地向我承认，当蒙巴顿屈从了他的要求时，他深感震惊。然而，他似乎并不特别感激这位最高统帅，并且仍然怀有一丝不满之情。史迪威也不认同温盖特的远程渗透战术，而是倾向于采用短距离迂回战术。现在史迪威公开表示怀疑温盖特作战行动的价值。我解释说，如果他是日本第18师团的指挥官，突然发现有1万人的敌军部队出现在后方，正在切断他的交通线，也会对这种情况感到不高兴的，于是他不得不承认温盖特所部的价值。终于，他的眼神透过眼镜看着我，咧嘴而笑，并且说道：“温盖特若能如此而为并且待在敌军后方，如果他前来真正作战，而不是像上次那样躲躲闪闪，那就很好呀。”我告诉他，我唯一不确定的，并非温盖特所部小心翼翼地避免参加直接的作战行动，而是温盖特的据点新战术太过于大胆。我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温盖特所部都会为史迪威切断日军交通线，而且在相当时间内保持日军交通线处于被切断状态。任何一位指挥官都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与往常一样，每当我到访史迪威的司令部，发现设施相当简陋，有些没有必要，令我震惊。比起我自己的司令部或者其他人的司令部，史迪威的司令部并不缺少运输车辆和补给品，然而史迪威很喜欢展示那种简单的生活，他也不佩戴军衔章及其他东西，刻意用来培育一种坚毅、顽强、朴素的战将理念。甚至连上帝都知道，他为人坚毅，而且瘦长结实，不修边幅，这为人所共知。这与蒙巴顿在任何情况下都穿着精致有点相似，都是一种舞台表演，目的是展示公众形象。许多人会嘲笑那些戴着奇怪头饰，携带古怪手杖，以制服假装平民服饰，或者沉迷于各种小把戏，让其部队或其他任何人都能轻易认出来的人。如果他是真正的强人，这些事情有其价值，而对于其他人而言，若是凯旋的将领，国人也会原谅其所为。他的士兵们也会如此。感谢上帝，史迪威很有幽默感，有些人没有这种幽默感，史迪威却可以经常自嘲。
此时，我们已经打赢了若开战役，我可以告诉史迪威，这是缅甸战役中第一个真正的胜利。史迪威接过话茬说，他在未来几天也会有一场胜利。史迪威说的是孟关—瓦鲁班战役，虽然此战没有像我们当初希望的那样歼灭日军第18师团，但却是中国军队一个巨大的胜利，也是史迪威个人的一个巨大胜利。史迪威关于此战的战术计划十分大胆却相当正确。“梅里尔劫掠者部队”，经过侧翼迂回运动之后，按计划占领了瓦鲁班，切断了日军的主力，但是准备与其会合的中国军队却行动迟缓且过于谨慎。下午有一段时间，中国军队确实完全停了下来，一整个师享用了一顿奢侈的餐饭。与此同时，“梅里尔劫掠者部队”被迫退出瓦鲁班，美国军官说服中国人率其坦克和步兵再次前进，这存在一些困难。他们发现瓦鲁班只有少量敌人据守，于是进入这个地方，但当夜幕降临时又撤了出来。第二天早晨，另一支部队最终占领了这个村子，但是这个时候日军的第18师团的大部已经从这个陷阱中脱身了。
尽管中国军队的一些部队行动迟缓，但是当他们投入战斗时，却表现出色，给敌人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我的老朋友新38师承担了主要的战斗任务，而且中国驻印军的战车部队在其第一次重要战斗中大显身手。战车队与其一个护卫营，突然遭遇了日军两个大队。日军遂掩蔽在高高的大象草丛中，等待着进行反击。这些中国部队虽然都是没有经验的部队，但是却英勇地扑向了敌人，并且击垮了他们。瓦鲁班无疑是一个胜利。史迪威不能无处不在，这致使所部错失完胜良机。如果这次他真的出现，那么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激励所部实施真正的攻击。然而，虽然日军第18师团几乎全身而逃，但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仓皇撤退，使胡康河谷的大部分落入我军之手。现在，我们已经在缅甸前线的两翼分别赢得了一场漂亮的胜利。
我从北部战区司令部飞回库米拉司令部待了一天，然后继续飞往拉拉加特（Lalaghat）和海拉坎迪（Hailakandi），在那里，温盖特特种部队的第一攻击波的两个旅正准备空运进入缅甸。这一攻击波中的英印第16旅，预定徒步行军进入缅甸，现已经上路了。1944年2月8日，该旅从利多出发，稳步向南推进，通过空中补给，穿过极为险峻的山地和丛林地带，到达辛嘎伦坎迪（Singkaling Kamti）附近的钦敦江。英印第16旅在这里建造了筏子，加上第1空中突击队空投的橡皮舟，渡过钦敦江，然后通过无人区，继续艰巨的行军。根据史迪威的要求，该旅袭击了距离孟关以南大约50英里的朗金（Lonkin），但是那里实际上并没有敌军。除了遭遇一两支日军指挥的缅甸巡逻队，根本没有敌军抵抗。3月底，英印第16旅通过了宽阔的印多吉湖（Lndawgyi Lake），在大约距离仰光—密支那铁路25英里的地方建立了名为“阿伯丁”（Aberdeen）的据点。这条铁路是正在与史迪威作战的日军第18师团的主要补给路线，也是在云南警戒中国军队的日军第56师团的主要补给线。英印第16旅在仅仅6个星期内在世界上最险峻的区域行军了大约450英里的距离，这是人类忍耐力方面的一个奇迹。
1944年3月5日，也就是星期日的早晨，我乘飞机盘旋视察了海拉坎迪的着陆地点。我看到下面宽大的棕褐色的简易机场尽头，停着大群趴伏着的笨拙滑翔机，其方形翼尖几乎彼此挨在一起。机场周边停立着形态更为优美的“达科他”式运输机，准备升空起飞。官兵围着飞机忙碌着，有的紧张装载，有的收放牵引绳，有的牵着骡马，有的推送包裹，在尘土飞扬的队伍里不断移动着，整个世界就好像许多忙碌的蚂蚁围着一些被俘获的蛾子。
我的飞机着陆，在机场附近的临时司令部里见到了温盖特。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预计在当天黄昏开始行动，空运集结和准备没有遇到任何严重阻碍。先前几天，我军对敌军机场和交通枢纽实施了持续空袭，牵制了敌军航空部队。与此同时，我军在曼德勒地区大张旗鼓实施空中侦察，期望敌军相信，我军将在这个地区进行空降行动。我军攻击敌军机场致使日军飞机没有出现在空中，但就我所见，伪装侦察飞行效果甚微。
一个月以前的2月4日，东部空军司令部的美国司令官斯特拉特迈耶和我向温盖特及第1空中突击队的美军司令官科克伦曾经发出了一项联合命令。在这项命令中，命令温盖特所部通过行军和空运进入铁路因多（Rail Indaw）地区（铁路因多区别于另一个不在曼德勒—密支那铁路线上的因多），在第14集团军的直接指挥之下，从铁路因多开始的作战目标如下：
1.切断日军第18师团的交通线，袭扰其后方以及阻止其援军，协助史迪威的利多部队进攻密支那。
2.为中国驻滇远征军渡过怒江攻入缅甸创造有利形势。
3.对缅北敌军造成尽可能最大的伤亡和混乱。
以下列集结地为基础，温盖特所部在敌后构筑阵地：
“阿伯丁”，铁路因多西北27英里。
“皮卡迪利”，铁路因多东北40英里。
“百老汇”，铁路因多东北偏东35英里。
“乔林基”，铁路因多以东35英里。
上述地点都是远离公路的无人居住地。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方，是因为四地都有足够宽广的平地，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修建简易飞机场，而且附近就有水源。实际上，以上四地都是标注在地图上的假名，都在因多的攻击距离之内。
我军的意图是，第一攻击波的英印第16旅向“阿伯丁”徒步行军，英印第77旅分成两部分，分别空运往“皮卡迪利”（Piccadilly）和“百老汇”（Broadway），而英印第111旅空运至“乔林基”（Chowringhee）。其余3个旅，即英印第14旅、第23旅和第3西非旅，则作为第二攻击波部队，预计在两三个月后接防第一攻击波部队。
过了下午，海拉坎迪的氛围越来越令人兴奋与焦虑，旧日熟悉的等待之情超过了忍耐的极限，作战的陌生感及巨大规模更加剧了此种情绪。每一个人都在平静、默默而有目的地行动，甚至那些骡马也是如此。也许除了深具耐心的牲畜，在这时候显然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最危险的空运行动即将开始了。
当天上午，滑翔机已经装载上各种物资、弹药、工程设备、通信器材和士兵的个人装备。下午三四点钟左右，第一攻击波部队的英印第77旅旅部、英军和廓尔喀先遣步兵和美国机场工兵一部完成登机。每架“达科他”式飞机拖带两架滑翔机。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据我所知，以前从来没有一架飞机可以拖带一架以上滑翔机。在此可行性方面，空军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负责滑翔机的科克伦坚信能够做到这一点。奥尔德的作战运输机将实施拖带，但他坚持认为此种方案不可行。英国和美国空军人员各自选边，争论相当激烈。经过几次试验之后，温盖特最终同意了科克伦的意见，然后鲍德温与我批准了一拖二的方案。看着最后的准备工作，我对此方案却深感忧虑。“达科他”式运输机滑行进入起飞位置。两条拖弋绳索已被固定好。当引擎的轰鸣声沉寂下来，每一个人都十分安静，我们等待着出发的最后时刻。我和温盖特、鲍德温以及一两个人站在跑道上，这时，我们看见一辆吉普车朝我们疾驰而来。两个美军航空人员从车里跳了下来，手里拿着一张航空照片站在了我们面前，照片刚从洗印棚拿出来，还是湿淋淋的。这是一张“皮卡迪利”着陆地的照片，在两个小时前刚刚拍摄的。照片显示了整个水平的空间被大树桩阻塞了，这是当晚滑翔机预定的着陆地。甚至连一架滑翔机都不可能安全着陆。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在空运行动之前几天，没有一架飞机侦察过那个着陆地，所以这张照片使我们深感震惊。我们惊愕地相互对视。
温盖特显然为此感到愈发紧张，但是还是十分平静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出于本能，他变得非常激动，直接反应是断然向我宣称，整个计划已经被泄露了，可能是中国人泄露的，继续执行将面临危险。我问道，“百老汇”和“乔林基”，即计划中的其他着陆地，是否也同时拍了照片。我得知，那两个地方也拍了照片，照片显示那两处还是空空如也，没有设置障碍。
温盖特的情绪现在相当激动，为了避免在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与之讨论，我把他拉到了一旁。我说我认为中国人并没有泄露他的计划，据我所知，中国人确实不知道实际的着陆地点，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作战行动；但是他坚持有人泄露了计划，必须取消空运行动。我指出，这三个着陆地点之中，只有一个被人设置了障碍，而且那个地点在1943年被使用过，而且一架“达科他”式飞机停在那里的照片曾经出现在一本美国杂志上。我们都知道日军对于空投着陆一向神经过敏，并且正在缅北和缅中的很多可能的着陆地点设置障碍。对于一个像“皮卡迪利”众所周知我们曾用过的着陆点，日军更可能设置障碍。他回答说，即使“百老汇”和“乔林基”没有设置实体障碍，但极大的可能是，日军部队正隐藏在周围的丛林里，准备在我们的滑翔机着陆时予以消灭。他带着冲动的情绪说，那将是一场“谋杀”。我告诉他，我怀疑这些地方是否有伏击。假如日本人知道这个计划，他们就会在所有这三个着陆地点设伏和设置障碍。温盖特现在比较平静了，情绪也稍有控制。在思考了一小会儿之后，他说道，还是面临巨大的风险。我表示同意。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直视着我。“这个责任由你负。”他说道。
我知道这回事。这不是第一次感受到突然落下来的决策压力，几乎是一种物理上的沉重压力。那些滑翔机如果今晚起飞，那就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行动。没有时间可以拖延或者讨论。我的决策不仅要考虑一场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其对于整个缅甸战役和缅甸战场以外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关系到这些优秀士兵的生命，他们正在周围那些飞机里紧张地等待着。在那一时刻，如果温盖特或者任何其他人能够分担我的决策责任，我愿意做一笔大交易。但是，这是指挥官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如果在官兵士气达到最高点时取消空运行动，或甚至延迟行动，我知道这将产生的后果：我们永远无法再将士气恢复到同等水平。而整个战役计划，也将会被抛弃。我曾经承诺史迪威，我们将切断与其面对之敌的交通线，而且他正等待着我们的行动。我也必须考虑到，“钦迪特”的一个旅已经行军进入这个地区，我们不能抛弃它。而且，我很担心，如果我们继续让飞机聚集在各个机场，日本人就会发现，这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知道此时日军将在阿萨姆前线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而且我意图以温盖特的作战行动搅乱和阻碍日军攻势。重要的是，某种程度上，我不相信日本人知道了我们的计划，我也不相信“皮卡迪利”的障碍物表明他们知道了计划。但是这是一场冒险，一场重大的冒险，但不一定是一场灾难。“继续行动。”我说道[39]。
温盖特接受了我的决定，我想他松了一口气。现在，他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了，已经意识到一个着陆地点的障碍物并不代表他所想象的那样。我们走回到那群军官那里，并且和鲍德温取得了一致意见，我宣布空运行动将继续进行，但还补充说，不再向“皮卡迪利”空运，温盖特作为战术指挥官，由其来决定如何应变。他清楚而平静地说，继续作战行动，但命令原派往“皮卡迪利”的部队转赴“乔林基”。尽管这完全是温盖特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但是我很怀疑他这么做是否明智。“乔林基”在伊洛瓦底江东岸，而要切断的铁路和公路则在伊洛瓦底江的西岸。因此，在发生作战之前，此部必须渡过伊洛瓦底江，我询问，这是否能像温盖特想象得那么迅速和那么容易。我问英印第77旅旅长卡尔弗特，发现他强烈地反对空投到“乔林基”。科克伦也反对转赴“乔林基”，并且有很充足的理由，“乔林基”地形与“皮卡迪利”和“百老汇”完全不一样，几乎没有时间向飞行员重新说明。第3战术航空队司令官鲍德温全面负责空军方面的行动，强调“皮卡迪利”的空勤人员无法转赴“乔林基”，于是否决了转赴“乔林基”的决定。温盖特感受到了反对意见的力量，同意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原派“皮卡迪利”部队改派“百老汇”。
科克伦集合了原计划飞往“皮卡迪利”的“达科他”式运输机和滑翔机的飞行员——现在他们的目的地改变了——重新通报了任务的情况。我很好奇科克伦如何宣布改变任务的消息，一开始就遇到问题，稍有担心其士气受到影响，于是我跟过去听一听。科克伦跳到一辆吉普车的车头前罩上。“弟兄们，我要说，”他宣布道，“我们得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了！”
第一架“达科他”式飞机拖弋着两架滑翔机，刚刚过了6时就咆哮着冲出跑道，只比原计划的时间略晚了几分钟。此时，其他飞机显然都每隔半分钟起飞。起初，滑翔机升空，在运输机后面稳住位置之前，一两架飞机发生了剧烈的抖动，略高于拖弋运输机之上。我不止一次担心，会有一架“达科他”式飞机在滑翔机升空之前拉断拖弋的绳索，但是所有的飞机都安全地起飞了，开始长距离爬升到可以越过山地的高度。在渐渐黯淡下来的天空中，满满都是飞机组成的奇异三角形编队，慢慢越飞越高，飞向远方。最后连引擎的嗡嗡声都逐渐消失了，我们于是回去等待。
这种等待令人焦心。61架滑翔机已经出发了。原准备飞往“百老汇”和“皮卡迪利”共计80架滑翔机，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在黑夜中，一个简易机场最多只能安全着陆60架，所以其余的滑翔机都留而不发。我坐在跑道尽头的指挥控制帐篷里，所有的电文和报告都汇集到这里。一张简陋的桌子上面摆着一部野战电话，旁边坐着温盖特的参谋长塔洛克（Tulloch），结果证明，面对危机，他行为机敏、处事可靠和镇定冷静，还有罗马（Rome），他也是一名令人钦佩的参谋军官。明月当空，尽管我们有几盏防风灯和一盏电灯，但是外面几乎比帐篷里还略显明亮。平静了一段时间，然后据报发现距离几英里以外的空中传来了红色火光。这意味着发生拖弋事故，如果这么快就遇到了挫折，此乃不祥之兆。我到外面巡视了一圈，看到远处的空中高悬着一片相当明亮的红光。我回到指挥帐篷里，听到了更多滑翔机在越过我军防线之前就掉了下来或者拖弋返航的传闻。情况不太好。然后又陷入了另一阵漫长的等待。我们看着自己的手表。先遣飞机现在应该拖弋着滑翔机飞到了“百老汇”的上空。我们应该随时会收到首份无线电报。然而，电文仍然没有发来。温盖特走进走出，跟谁都不说话，他那苍白面容上的眼睛正在无声地燃烧。塔洛克平静地坐在电话机前面。另一座机场通过电话传来了一份混乱的报告，一名拖航飞行员看见“百老汇”跑道似乎有火光。这是怀疑变得最强烈，担心也变得最多的时候。然后，凌晨4时刚过，卡尔弗特从“百老汇”发来了第一份电文，他以直白的语言，简单而不完整，但非常清楚地传递了其遇到的灾难，即“黄豆香肠”。这是军队给养中最令人厌恶的物资，被选用作为行动失败的代号，具有严肃的幽默感。如此而言，日军已经在“百老汇”设伏了！温盖特是对的，而我是错的。他意味深长地狠狠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开了。我无言以对。
尔后，我们陆续收到更多残缺不全且难以破译的电文，但是逐渐使情况清晰起来了。有滑翔机坠毁了，官兵阵亡，有些人受了伤，奄奄一息，躺在那里，被人拖到跑道边上，但没有发现任何敌军。那里根本没有敌军埋伏。当我意识到这次行动与每次进攻一样，应当相信提交第一份报告的人极其紧张，实际情况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好，也没有那么坏。由于坠毁的飞机导致“百老汇”相当堵塞，我们必须召回最后一批飞行编队。黎明之后，我离开了指挥帐篷，此时，形势仍然不甚明了，但是我充满了信心，只要在随后的12个小时里日本人没有搞清楚他们的位置，“钦迪特”突击队将构建跑道，准备在夜间接收增援。
我们派出去的61架滑翔机之中，只有35架到达了“百老汇”。那些认为一架“达科他”式飞机不能牵引两架滑翔机的空军人员之意见乃是正确的。在实战中，离起飞地很近的地方就是山地，陡然爬升致使拖航尼龙绳承受的拉力过大，很多滑翔机脱离了运输机。这也造成牵引运输机的引擎过热，燃料消耗意外增加，导致悲惨的结局。许多滑翔机和少数运输机被迫着陆，有些降落在我军控制区，而有9架迫降日军占领区。在英帕尔附近，一架坠毁的滑翔机上的“钦迪特”突击队员与前去营救的我军部队发生了一场小战斗，突击队以为自己身处敌后，决心死战到底。然而，有一部分滑翔机碰巧降落在一个日军的师团司令部附近，还有一部分滑翔机降落在一个日军的联队本部旁边，其都远离“百老汇”。着陆的失误却致使敌军弄不清我军的意图，并在日军所有部队发布了滑翔机和伞兵攻击的全面警报。
在很久以后，我们才得知，在“皮卡迪利”设置障碍的并非日本人，而是缅甸的伐木者，他们只是在从事日常工作，将柚木拖出树林，在空场上晾干。而“百老汇”起火的报告则是由一名吓坏了的滑翔机驾驶员因神经紧张而发出来的。
即使连一个敌人也没有，但那天夜间在“百老汇”的行动也足以算得上悲惨、可怕之事。一两架先遣滑翔机盘旋降落进丛林中一处视野不清的空地，猛撞到地面上。地面控制指挥设备及其操作人员所在的滑翔机尚未到达，所以在能够临时建立、临时控制指挥系统之前，不可能控制着陆时间。有一些滑翔机摔得粉碎，还有一些偏离了跑道冲进了丛林，还有一些滑翔机因草丛之下暗藏不平的地面而翻滚毁损。共有23名士兵牺牲，许多人受伤，但是400多人外加一些物资，以及旅长卡尔弗特，都安然无恙地着陆了。绝大多数工程设备尚未到达，然而，一小队美国工兵，在所有不承担巡逻任务士兵的帮助下，开始用他们能够搜集到的工具投入工作，他们拖走滑翔机残骸、清理地面、构筑阵地。官兵们都不遗余力，傍晚时分，修成了一条仅能起降一架“达科他”式飞机的跑道。
第二天夜晚，我军继续实施空运行动。55架“达科他”式飞机在“百老汇”着陆，第一批飞机也到达了“乔林基”，那里也没有任何敌人的踪迹。到3月11日，卡尔弗特的英印第77旅全部和伦泰恩（Lentaigne）的英印第111旅半部到达了“百老汇”。伦泰恩的旅部、另外半个旅以及“大刀部队”（Dahforce）安全到达了“乔林基”，这支“大刀部队”是一支由英国军官率领并招募本地部族人员组建而成的队伍。在3月5日到10日之间，有100架滑翔机和将近600架次“达科他”式飞机空运了9000人的部队和1100头驮畜。此外，弗格森（Fergusson）的英印第16旅经过长途跋涉已经到达了“阿伯丁”，正如温盖特所言，现在他已经有大约1.2万人的部队深入了“敌人的肠子里”。
初期作战行动显然取得了胜利，而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公众普遍的轰动。我倾向于闭口不言，让日本人自己去发现，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决了。尔后，因是否应该提到温盖特的名字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提，至于原因为何，我完全不清楚。但对于温盖特来说，这就是一场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他为此暴怒。他表示抗议，提出了大量的理由，如果可能的话，所有的部队都想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而提到他的“钦迪特”突击队，只说是“第14集团军的部队”，这将使他们什么也得不到，而且错失了提振所部士气的机会。我同意他的意见，我认为，如果提到温盖特的名字，日本人更可能仅仅将此次远征视为1943年规模甚小且劳而无功袭击作战的重演，从而不会太急于集中强大的兵力来应对。我们希望的是，在我们做好完全部署之前，不受到任何干扰。此种事情总会激起荒唐的争论，在此之后，温盖特的名字还是被宣布了。
日军的反应出乎意料地缓慢。日军确实一直警惕我军的空降进攻，但并没有关注我们选定的那些相当难以进入的地点。日军对英帕尔的攻势正处于发起阶段，正如我们所料，日军所有部队或集结在东部边境上，或正在向其运动。我们的大量飞机夜复一夜地从空中飞过，肯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我们部队的规模，但是河边正三及其各军司令官们决定，绝不从英帕尔战役主战场抽调大规模部队来迎战，而且不得改变此决定。他们用了一些时间集结和组织了一些临时兵站部队和其他零星部队来对付我军的“钦迪特”突击队。日军反击我军此次空降的唯一作战行动，乃是在3月10日对“乔林基”实施的一次空袭行动，这发生在伦泰恩行军出发两三个小时之后，只留下了几架废弃的滑翔机。3天以后，30架敌人的战斗机攻击了正在紧张备战的“百老汇”。日军飞行员却遭遇了我军的突然反击。到这个时候，不仅有一个轻型高射炮排已经到位，而且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第221大队的一个“喷火”式战斗机小队驻扎于此，在敌后首次建立了一个作战机场。在我军高射火炮和“喷火”式战斗机的攻击之下，日军损失了一半兵力。
敌军在地面的反应迟缓，给我军部队提供了先发制人的机会。卡尔弗特的英印第77旅向西进军，3月16日，在曼德勒—密支那铁路上的毛卢（Mawlu）附近攻击了一支敌军小规模守备部队，此地距百老汇大约50英里。英印第77旅歼灭了这支日军部队，建立了一座简易飞机场和一个据点，由于这里的树上很快就挂满了空投的降落伞，于是将此地命名为“白城”（White City）。由此而言，在空运行动开始11天之后，特种部队的第一项任务已经完成了，即与史迪威作战日军的主要公路和铁路交通线都被切断了。敌军再不可能无视这一事实。日军第53师团此时零星抵达了缅甸，以河野中将为师团长的师团司令部、其所属一个联队为基干，组建成“武田部队”，兵力不超过6000人，以应对我军的空降进攻行动。日军这支部队是临时组建的，缺少凝聚力、辎重车辆、支援武器、通信和后勤人员，此乃以往临时拼凑部队的典型问题。河野身患重病，不久以后就去世了，武田中将继任师团长。“武田部队”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力图夺取“白城”并且歼灭英印第77旅。日军夜以继日发起了一系列猛烈攻击，然而，经过最血腥的肉搏战，我军击退了各路日军。英军部队和廓尔喀部队（我当年的第6廓尔喀团在此战赢得了两个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证明自己是比敌人更强的士兵。“武田部队”在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从“白城”惨败而退，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占领此地。
我军一个纵队从“乔林基”向东往中缅边境出击，然后折北进击密支那，切断了重要的八莫—密支那公路。伦泰恩的英印第111旅集结在“乔林基”和“百老汇”着陆的各部，顺利前进至铁路因多以西。然而这些作战行动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效果，即严重袭扰日军与其阿萨姆前线的交通线。对英帕尔战役全局而言，其作战行动的主要作用，就是将前往前线进攻英帕尔的日军第15师团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迟滞了两个月。
日军正在全力实施英帕尔攻势，此战主宰了整个缅甸战役的全局。这显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也使我必须面对温盖特战线上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即是否空运投入第二攻击波部队。英帕尔战役导致我军空中运输资源面临沉重的压力。如果我们还要空运更多温盖特所属旅，则只能削减规模，这样做甚至会致使主战前线面临一些风险。我收到的所有报告都表明，英印第16旅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只能再进行一次作战行动，需要提前换防。而温盖特也在强烈要求增加其据点的守军部队。在权衡利弊之后，尽管在英帕尔和科希马附近的战术形势正在恶化，但我还是决定实施空运，在不严重影响增兵阿萨姆前线的情况下，以最大规模空运温盖特的英印第14旅及其西非旅。3月22日，我军开始向“阿伯丁”实施空运。布罗德的英印第14师在4月4日开始空运，4月12日，西非旅分别增援正守备各个据点的各个营。
第二个问题更为严重，即是否改变温盖特所部的主要任务，从协助史迪威转为协助英印第4军作战，因为现在英帕尔附近压力甚大。以特种部队直接在战术上配合主战场作战，这种改变具有显著优势。此外，将得到温盖特间接协助的史迪威所部，面对日军第18师团，具有绝对的优势兵力，并不急需援助。然而，我还是决定坚持最初计划，特种部队向北进击，而非增援西线。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自己的决策是错误的。英帕尔是决定性战场，只有在英帕尔才可以给予日本陆军重创，我应该集中所有能够得到的兵力实现这个目标。我担心自己犯了很多日本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坚持了一个本来应该改变的计划。
在我做出这些决定后不久，特种部队就发生了悲剧。温盖特乘着一架“米切尔”式（Mitchell）轰炸机从英帕尔飞往拉拉盖特的新司令部，在夜幕中，他的飞机撞毁在英帕尔以西的群山之中。温盖特及随行人员都当场牺牲。这次失事原因无法确定。在山脊背面找到了飞机残骸，由于飞机不可能飞入山中。最可能的解释是，飞机突然飞进了极端的空气湍流，这是该地常见的气候现象。在夜间，难以避开，一旦陷入那种空气湍流，飞机的飞行就会失去控制，甚至机翼都可能被撕扯下来。
我在库米拉时，收到了温盖特失踪的电文。几个小时之后，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我们心头布满了阴云。在温盖特最伟大的尝试刚刚拉开序幕时，我们不能缺少他。突然失去温盖特是一次打击，甚至对于最与他不和的人也是如此，我不是与他最不和的人，他的牺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每一个曾经和温盖特有过接触的人，都与他有过争论。太经常与他接触就会发生冲突，遇到如此有个性之人，几乎所有人要么被深深吸引，要么受其排斥。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既是先知又是冒险家。几乎没有人可以公平评价他，而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我曾经把他比作鼓吹十字军东征的隐修士彼得。我确信，彼得炽烈劝说过的许多骑士和王公贵族并不十分喜欢他，但是他们却照样参加十字军东征。我认为，麻烦在于，温盖特自视为先知，而且这总是导致近乎狂热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过失。然而，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的领导权就不会如此充满活力，他的个人吸引力也不会如此引人注目。
毫无疑问，我们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对于其他部队还是自己部队而言，没有温盖特的鼓舞，特种部队都不一样了。温盖特曾经创建和激励了特种部队，为其辩护，并赋予了其信心。特种部队是他的生动想象力和无穷精力的产物，没有其他别的源泉。现在特种部队成了一个孤儿，我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选择继任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不需要过多考虑资历问题。接任温盖特的位置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温盖特的继任者必须是一个被特种部队官兵了解的人，必须是一个曾经和他们同甘共苦的人，必须是一个其战斗才能和勇气都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选择了伦泰恩准将。他不仅完全符合这些要求，而且我知道他是温盖特所部旅长中，素质最全面且最有作战经验的一人。这也是温盖特的奇怪个性反射出来的侧光，在温盖特牺牲以后，有3名军官分别告诉我，温盖特都曾经告诉过他们，伦泰恩是自己所想的继任人。我毫不怀疑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在伦泰恩领导之下，特种部队并未懈怠行动。铁路因多是日军的一个补给中心，散布着弹药补充站和物资补充站。铁路因多还有一个缅甸北部最好的机场，温盖特一直意图夺取之。在布罗德英印第14旅一部的支援下，弗格森的英印第16旅从“阿伯丁”出发，意欲出其不意地夺取因多。虽然日本人的守备部队并不多，但其构筑了坚固工事，而特种部队没有炮兵，且都是轻型装备，无法将日军驱逐。弗格森被迫放弃了进攻，率军回撤。英印第16旅由于长途行军和此次最终流产的进攻，现在已经极端疲乏，我们只能尽快将其撤运出来。他们乘坐运送给养和援军到“阿伯丁”的空飞机撤回。即使没有英印第16旅，伦泰恩也有3个机动的旅，除了驻守“据点”的大规模部队，所部分成众多纵队实施作战。特种部队已经有效切断了与日军第18师团相连的交通线。日军铁路交通线完全被封锁了，只有在微乎其微的情况下，敌军的公路运输车辆才能偶尔勉强溜过去。日军此时依然极力克制从关键的阿萨姆前线抽调任何部队，只能纠集更多的零星部队来增强“武田部队”，包括新抵缅甸的第2师团一个联队一部。伦泰恩所属各纵队从铁路两侧席卷因多的北部地区，与搜索他们的日军分遣队打了许多小规模的遭遇战。5月，日军集中兵力进攻“白城”，威胁越来越大。“钦迪特”突击部队悄悄撤出，在若干地点再次袭击了这条铁路，然后，经过长达80英里的山地行军之后，于5月初在和平（Hopin）以北建立了另一个据点“黑池”（Blackpool）。
在温盖特所部之旅被空运进入战场，并在因多周围实施作战之际，在其北侧的史迪威敦促着所部中国军队南进。史迪威以其美军“劫掠者”部队采用短距离迂回战术攻击日军后方，日军正是采用此种战术在1942年对付他们的，3月19日这天是史迪威的61岁生日，经过“坚布山”（Jambu Bum）的一场恶战之后，他们突入了孟拱河谷，通向以此命名的一个城镇。
对于取得的进展，这位老战士深感高兴，他有理由高兴。中国军队在其巧妙敦促之下，作战英勇出色，而且经蒙巴顿海军上将向蒋委员长请求，史迪威已经成功从中国又抽调了两个师。现在中国第50师正在飞往阿萨姆北部，紧随其后的是第14师。5月初，史迪威所部多达5个中国师和美军特遣部队。如果日军主力能够被牵制在其他战线上，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猛击的第18师团，又被伦泰恩切断交通线，其能够抵挡这支具有压倒性优势部队的机会就微乎其微。密支那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是一个可以攻占的目标。
这时候，正当史迪威感觉到胜券在握之际，他也认为，若任何一个地方战败，胜利的果实就会从手中溜走。当他想到将会发生什么，或者认为他想到了时，我能够理解史迪威的辛酸和某种严厉，“酸醋乔”的外号也是名不虚传。
1944年3月第二个星期，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我英印第4军前线。日军以不祥的进攻速度包围科希马，切断与英帕尔的联系。对于史迪威来说，这威胁着他在雅鲁藏布江河谷且经迪马普尔的唯一交通线，在他这样职位的任何指挥官都不能忽视此地面临的巨大危险，正如史迪威恰如其分所描述的，它“孤悬在北方一根树杈上”。如果日军拼尽力量突破科希马，并且冲入英帕尔平原，史迪威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艰苦跋涉越过群山，撤入中国。史迪威深知这一点，他从远离实际战场的情报来源，收到了英帕尔周围形势紧急的报告，于是向我建议，他应该停止向前推进，此刻所部已经到达了沙都祖，顺利到达孟拱河谷，并建议撤回新38中国师，这样我就能用这个师帮助恢复他的交通线。
4月3日早晨，我飞往乔尔哈特（Jorhat）面会史迪威。驻乔尔哈特的庞大美国航空队特遣队，弥漫着一种阴郁的气氛，以及某种焦虑之情。当地面承受威胁的时候，我有几次在自己和其他部队的飞行员中也感受到了这种氛围。我能够感同身受。作为一名士兵，他们面临空中攻击与我面临地面攻击一样，都不会害怕。那是必须习惯的事情。他们似乎得知大股日军可能随时会出现在机场旁边，而知道我拒绝了派部队来保卫美国人飞机场的请求，我所拥有的任何资源都尽可能地被用于迎战在科希马的日本人了，所以我这位“英国佬将军”不太得他们的欢喜。
摄影记者像往常一样蜂拥而至，紧盯着每一位美国将领的行动，这次他们想要给我拍张照片，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我说可以拍一张我与一名美国列兵握手的照片。我笑着提醒他们说，根据我看到美军航空部队的情况，找个列兵还是有一点困难的，确实不太容易，但军官和中士却很多。于是，我们下意识地走向正在临时营房和最近道路巡逻的一群哨兵们。确实，他们都是中士，离我们最近的是一个两条杠的人，而绝不是一名列兵。我们回到食堂时，精神好了很多，经过这种毫无意义的作秀之后，建立起了友好的姿态，此时，刚好见到了飞抵这里的史迪威。
史迪威看上去很疲倦，更显苍老，他向我友好致意，我感觉他还带着一丝理解之情。几分钟后，他引领我走到外面单独相谈，再次重申其抽调新38师的建议。他解释说，现在的局势意味着要停止前进，可能还要后撤，而且在季风雨季来临之前肯定无法攻占密支那。他显然感到十分失望，但是没有任何批评和指责。我感觉，除了自己身陷的麻烦，他还真诚地伸出援手，以解我的困境。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此时此刻耽搁他的进攻，这时日军的全部攻击部队势必投入针对我英印第4军的战役，而我的援军正开始抵达，我军部队的作战相当卓越。由于史迪威在兵力人数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以及日军第18师团后方的伦泰恩特种部队所创造的战果，我确认这是史迪威的一个巨大机会。因此，我告诉史迪威，留下新38师和现在正在抵达的其他中国师，尽全力坚定地向密支那前进。史迪威问我是否可以保证他的交通线不被日本人切断。我说不能保证日本人的分遣队不会避开我军防线而渗入雅鲁藏布江河谷，但是我保证，他的交通线中断不会超过10天。我说，我军正在科希马和英帕尔周围进行一场真正艰苦卓绝的战役，而且也是缅甸战役的决定性之战，我对最终的结果充满信心。他予以认同，并表示这正是他想听到的话。
由于我军不能抽出部队保护美军机场，为了能给美军机场方面以安全感，史迪威从新到的中国师里派一个团到汀江（Dinjan），若攻下密支那，即可空运部署。我问史迪威是否还有夺取密支那的计划，何时可成。他回答说，他有攻占密支那的计划，如果一切进行顺利，而且雨水不多的话，希望在5月20日左右进抵密支那。他再次要求我不要将其计划以及实施时间告诉给任何人。我承诺不会告诉任何人。毕竟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奉命夺取密支那，无论他保守这个秘密的动机是什么，我还是准备满足他。午饭过后，蒙巴顿海军上将、伦泰恩、斯托普福德（Stopford）和其他人也都到达了，最高统帅召开了一个会议，他批准了我给予史迪威的命令。
与此同时，孤悬史迪威所部之左翼的缅甸步枪团和英国人指挥的克钦兵组成的小股部队，已经从赫兹堡南进，攻占了孙布拉蚌（Sumpr-abum），这是他们小规模秘密战争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中国军队主力正在向加迈猛烈进攻，如果史迪威要在季风雨季到来之前夺取密支那，他的进攻就不应再拖延了。他高度秘密地组织了攻击部队。这包括美军“劫掠者”部队的3个营，每个营配属中国军队两个营，组成3个混编旅。4月28日，梅里尔踏上了冒险远征之路，这次确实是危险的。梅里尔必须率领所部行军将近100英里，越过最荒野的区域，并翻越一座高达6000英尺的大山，为了让骡马通过，还需要在山坡开辟山道。最后，梅里尔必须对兵力不详的敌军实施攻击。
这支攻击部队刚开始行动，天就下雨了，这使得他们的行军困难增加了几倍，也使史迪威因焦虑而备受折磨。幸运的是，这不是季风雨季，而仅仅是前兆性暴雨，过后天气又晴朗起来了。5月14日，梅里尔报告说，距离目标还有48个小时路程；5月15日，还有24个小时路程，并提醒将后续中国部队空运过来。
5月17日，梅里尔的部队击溃日军轻微抵抗，进攻了在密支那的机场。梅里尔的突袭获了成功，日军将其全部大约800人撤入密支那城中。当天下午，增援的一个中国团开始空运抵达密支那，尔后，另一团也迅速运抵。徒步行军抵达密支那的美军“劫掠者”部队及中国军队已经精疲力竭了，正如弗格森的“钦迪特”突击队经历类似行军之后的状态，而且他们还认为密支那守敌兵力甚强，将固守机场。实际上，密支那的日本守军规模甚小，只有第18师团第114联队本部、两个兵力薄弱的大队、航空场站守备部队一部，以及约300名后勤人员。此外，驻密支那第18师团野战医院还有几百名伤病员，根据日军惯例，其中许多伤病员将立即参加战斗。
5月19日，中国军队新到达的几个团开始进攻密支那城。这是他们入缅的第一仗，不仅指挥无方，而且自下飞机以来没有太多时间弄清形势。在取得了一些进展之后，他们就停滞不前了。在混乱之中，两支中国部队发生误射，随之陷入慌乱之中，导致无序撤退，放弃进攻。面对中美联军对密支那的攻击，日军迅速反应，调集邻近的一切部队增援密支那。到5月底，密支那城中的日军是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各部，还有医院伤病员、兵站和后勤部队，共约3500人。第114联队的丸山大佐（Colonel Maruyama）负责指挥日本守军，6月2日，日军第56师团的水上少将（Major-General Mizukami）抵达密支那，接任丸山担负守备之责。日军两位军官都展现了杰出的勇气和决心，同时，日军各类守备部队都以狂热与决死的精神进行战斗。
不幸的是，梅里尔在到达密支那之后不久就病倒了，而派去接替他的军官既没有经验又不能适应战地实际指挥的那种紧张。实际上，此时史迪威除了他自己已无将可用，他没有一个可以指挥或推动一项作战的人可以依赖，而且，他又不能分身两地。
援军源源不断抵达最早攻占的密支那机场以及附近迅速修建的其他机场，最后3万多中国军队集结于此。他们的攻击依然缺少力度，进展甚微。在绝望之中，史迪威撤换了指挥官，并且空运皮克的美军战斗工兵替换因疾病而减员的“劫掠者”部队，但是绝大多数工兵没有接受过步兵的基本训练，让他们与日军作战完全是不顾后果的举措。密支那战役以辉煌开场，现在却变成了混乱不堪、令人沮丧，而且指挥错误的围城战。
在史迪威猛攻密支那之际，伦泰恩的主力部队正苦战坚守“黑池”，这个据点建立在和平附近日军公路和铁路交通线之上。与此同时，由英印第111旅一部和克钦人“大刀部队”组成的“莫里斯部队”，则向八莫公路北进。和平在史迪威下一个目标加迈以南只有40英里的地方，“莫里斯部队”可以预期在一周左右后靠近密支那。当特种部队从南向北行进，而中国军队从北向南压迫时，伦泰恩所部与史迪威所部之间密切的日常战术合作显然成为紧迫之事。因此，5月17日，我命令特种部队由史迪威直接指挥。史迪威现在有1个美军旅、5个中国师、3个机动“钦迪特”突击旅及其据点守备部队。此部规模之大，实力高于一个军，并接近于一个集团军。史迪威面对的日军是深受重创但依然不屈服的日军第18师团，以及从云南前线抽调的第56师团零星部队，以及“武田部队”。
但是沉寂两年之久的云南前线，现在也恢复了强烈的活力。蒋委员长终于服从于盟军的强烈要求，于4月的下半月命令实施期望已久的怒江攻势。5月10日至11日夜，4万人的中国部队在北至思茅（Hpimaw）南至滚弄（Kunlong）之间的3个主要地点渡过怒江，这是一条长达200英里的前线。在滚弄的第四次渡江失败了。几天以后，在卫立煌指挥下的12个中国师，总兵力达到大约7.2万人，登上了怒江西岸。而在高山隘口守备阻挡中国远征军前进的日军，只是拥有大约1.2万人兵力的日军第56师团。这里的地形是防御的理想之地，日军在兵力数量上远逊于中国远征军，而且没有空中支援，但是作战灵活，顽强抵抗。中国远征军向缅戛渡（Mengta）以北的山区猛进之际，在腊勐（Lameng）和平嘎（Pingka）一带爆发了第一场真正的对决，据守的日军步兵大队和炮兵部队均被中国远征军歼灭。在南面的滚弄，日军仍继续据守着怒江渡口，但在怒江前线的其他地方，日军在5月和6月初缓慢撤至从畹町至腾冲的主要公路。当中国远征军经山道攻入，遭受强大压力的日军第56师团逐渐撤退，收缩到龙陵（Lungling），而在腾冲留守一个联队本部、一个大队和一些分遣队，以掩护集结行动。然而，中国远征军从北面出人意料地包围了腾冲。日军守备部队以狂热的英勇精神进行抵抗，9月21日，中国远征军以压倒性攻势占领了腾冲，日军守备部队全部战死。
与此同时，日军第56师团主力在龙陵周围遭受了中国军队6个师的攻势，这是日军在云南前线最绝望的战斗。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组织初步成型，漫长的交通线面临巨大的困难，季风雨季潮湿又寒冷，但中国士兵却缺乏御寒装备。尽管我的兵力捉襟见肘，蒙巴顿海军上将还是英明地从中部战线抽调了转移一个中队的美国“达科他”式飞机给中国军队。虽然第10航空队和第14航空队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帮助，但也只够为卫立煌所部小部分部队提供空中补给。
龙陵会战从6月底到8月底。日军指挥官松山祐三中将（Lieut.Ge-neral Matsuyama）以卓越的才能指挥了这场保卫战。他自始至终全力抵抗中国军队的每一次包围企图，同时保持南至畹町的道路畅通。5月份发生的一件事，让松山祐三好运临头。一架中国运输机在云海中错把腾冲当成了一个友军的机场，于是在那里着陆了。在那架飞机上有3名中国的参谋军官，他们不仅携带着参加此次攻势所有部队的详情，而且还有中国部队的新密码。在此之后，松山祐三成为缅甸战场敌我双方中唯一了解敌人进攻行动和企图的指挥官。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日本人紧急增援，然后以日军第2师团大部和第49师团的一个联队在8月份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反击战，导致中国军队在绝大多数地方停止了进攻，并且使其后续的进攻减弱成了缓慢的爬行。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这不仅是因为疾病流行和缺衣少食，也是因为他们缺乏训练、装备落后和指挥不当，在这些方面其远逊于史迪威所部，这导致他们无法与日本人相匹敌。他们的损失也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补充。卫立煌重任在肩。他唯一真正的优势是兵力人数、美国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的空中支援，但是飞机在这些荒山野岭当中失去了很多价值。
然而，这块压在日本人右翼的大石头，虽然缓慢移动着，但也成为缅甸北部日军战线的一大威胁。确实，在5月底左右，日军在缅北的总体形势迅速变得岌岌可危了。第18师团开始分崩离析。史迪威的主力正在迫近加迈。除了进攻密支那的大规模中国军队，赫兹堡分遣队正在从孙布拉蚌迫近，而“莫里斯部队”也从伊洛瓦底江以东进击密支那。虽然似乎不能立即攻陷密支那，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伦泰恩特种部队的一个旅坚守和平附近的“黑池”据点，连续3个星期经受日军的不断攻击，在关键时刻切断了敌军的主要交通线。日军集结“武田部队”之绝大部，包括第53师团的一个联队，进攻“黑池”的“钦迪特”突击队，并用野战炮和中型火炮轰击突击队。最为恶劣的情况是，日军在空降地一带构筑了高射炮阵地。在日军直接火力威胁之下，英国和美国的“达科他”飞行员虽然不能着陆，仍然继续空投物资，但是给养补给时断时续，伤员也无法撤出。这时，天气变得恶劣起来，随着日本人的靠近，天空中的乌云也在聚拢。空中补给和空中支援都停止了。5月25日，“钦迪特”突击队带着伤员，从“黑池”突围而出，向西北的印多吉湖艰难撤退，伦泰恩的其他部队也正在向此地周围集结。雨水已经造成机场无法使用，伤病员数量也越来越多，战友们费力将其带离了战场，然而撤出来的希望似乎还是相当渺茫。英国皇家空军将希望寄托在了2架四引擎水上侦察飞机上，这是从印度洋的潜艇搜寻任务中抽调出来的，从科伦坡（Colombo）飞到缅甸腹地这片长15英里宽5英里的水域[40]。这两架飞机在最恶劣的季风雨季中，空运了将近600名伤员。
6月的最初几周里，史迪威所部中国军队继续向孟拱河谷推进。在作战中，中国军队的信心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勇敢，歼灭了企图在沙都祖和拉班（Laban）阻挡他们的日军。6月16日，中国驻印军新22师拿下了加迈。6月20日，伦泰恩所部的卡尔弗特英印第77旅先于从北面南进的中国驻印军新38师席卷了孟拱。此时，英帕尔附近的大会战形势也发生了逆转，日军失利。敌军司令官河边正三纠集一切可能的援军，派往英帕尔前线掩护部队撤退。他在缅甸的两条战线都在崩溃，已无法力挽狂澜。现在，河边正三的兵力只够在缅北实施一场阻击战。
蒙巴顿海军上将与蒋委员长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议题是卫立煌的中国驻滇远征军越过中缅边境之后，应归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指挥。如果涉及中国人，关于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就相当难以理解，这似乎无法避免。起初在这些偏远的山区之中，中缅尚未定界。英军地图标注的边界在某一地，中方地图上的边界却在其以西几英里处。无论中缅边界线位于何处，有时同一支中国部队可能会同时出现在边界线两侧，这是一个复杂而无望解决的问题。蒋介石委员长一直牢牢掌控着中国驻滇远征军，据史迪威对我所言，他是通过一个美国顾问团来实行作战控制的，而这种指挥权相当模糊。无论史迪威是否具有指挥权，他所辖的部队现在达到了大约7个师，根据先前协定，史迪威攻占加迈之后，他就不归我指挥了。仅从逻辑上而言，他是一名集团军司令官，与我的地位同等，也与我一样，归第11集团军群节制，但史迪威再次拒绝自己归吉法德将军指挥。他坚持由蒙巴顿海军上将直接指挥，但是，盟军东南亚司令没有一个直接接洽指挥一个集团军的机构。
当我面会史迪威时，讨论了从我指挥之下转隶出去的问题。他眨动着那有些雾蒙蒙的眼睛，说道：“好啊，将军，我一直是您的一个好下属。我服从了您的所有命令！”这倒是实情，但我回答说：“是的，你这个老鬼，因为我下达的命令无不是你所期望得到的命令！”
密支那久拖不决的包围战，让史迪威感到极度失望，在此期间，他真正不辜负“醋酸乔”之名号。史迪威对于不幸的美军指挥官极其刻薄，指责他们作战不力，指责他们在战报里一次又一次杀死同一批日军。他对“钦迪特”突击队也同样毫不客气，指责他们不服从命令，无谓地放弃了在和平附近的据点，致使强大的日军援军进入了加迈—密支那地区。史迪威要求投入英国伞兵部队，以恢复原来的态势。然而，现有的一支小规模伞兵部队已在英帕尔参加最激烈的战斗，此时根本无法抽调出来，毫无疑问，他对自己战线形势的描述太过于危言耸听了。伦泰恩回应史迪威对他的指责，并抱怨说，史迪威提出的要求不可能做到，他不断给他的所有纵队同时下达许多任务，使得其部队任何一部都不可能有必要的时间进行整编和撤退伤员，而不整编和撤退伤员，他们就不能有效作战。这两位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最后，在5月底，史迪威要求蒙巴顿海军上将撤出特种部队。因此，6月初，尽管我已经不再指挥史迪威的战线，但我还是前往北部战区司令部，协调史迪威和伦泰恩之间的关系，试图弥合裂痕。
我发现了史迪威的尖酸刻薄以及伦泰恩的义愤填膺，这显然是双方在长期高压之下产生的相互不理解。存在的一个或众多问题是，史迪威当时正在气头之上，他不见伦泰恩，不能与伦泰恩真正讨论问题。这里有太多的特洛伊围城式氛围，指挥官们都在各自帐篷里徒生闷气。然而，在史迪威冲我发了几次脾气之后，他冷静了下来，解释了指责“钦迪特”突击队的理由。而我已经见过了伦泰恩，倾听了他的说法。从表面上看，史迪威的命令是正确的，而“钦迪特”突击队显然也没有全部执行史迪威的命令。但是同样明显的问题是，“钦迪特”突击队以当时极度精疲力竭的状态，而且又蒙受了巨大伤亡，加之滂沱大雨致使行动十分困难，除非给予休整的机会，否则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执行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对此的回答是：“他的‘劫掠者’部队却依然在有效作战。”我强调，不要贬低“钦迪特”突击队所做出的努力，伦泰恩所部官兵在敌后承受实际压力的时间比梅里尔所部要长得多，而且伦泰恩的伤亡情况也比患病情况严重得多。关于史迪威对江东岸“莫里斯部队”的指责，我告诉他，我认为要几百人完成西岸3万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有些太过于苛求。最后，他眼睛越过眼镜看着我，说道：“您希望我怎么办？”我说：“去见见伦泰恩，跟他讨论讨论，让他的纵队有机会撤出伤员，并进行休整，在攻占密支那之前，其部队将留在战场。”他同意了，尔后，我返回司令部。
我曾希望，史迪威所部会在6月中旬攻占密支那，然而，显然在6月底尚远远无法夺取密支那。在这个时候，形势越来越明显，特种部队余部不适于继续在季风雨季参加作战行动。此时，蒙巴顿海军上将亲自面会了史迪威，安排伦泰恩所部在战地时间最长的两个旅接受医疗检查，所有不合适作战的官兵马上乘飞机离开战场，剩余的人进行短期作战后，再行撤离战区。当时正在阿萨姆西隆重新装备的英军第36师抵达缅甸，开始接受史迪威的指挥，最后一批特种部队也将开始撤出。
实际上，那时把整个“钦迪特”突击队撤出来才是更明智的选择，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劫掠者”部队也应该撤出，稍晚一些时候，“劫掠者”部队也全部撤出了。“钦迪特”突击队和“劫掠者”部队都承受巨大的压力，两支部队得到的承诺都是艰苦的任务是短期的，而实际上两支部队所担负的任务都超出其可以承受的范围。
8月3日下午，经过两个半月的包围战之后，史迪威所部攻陷了密支那。在几天前，日军指挥官水上源藏命令残部突围。他随后自杀。原来的指挥官丸山再次接掌指挥权，在他的领导下，日军企图趁着夜色乘小筏沿河逃跑。绝大多数日军遭到截击而战死，但是丸山和大约200人却得以逃脱。
史迪威所部攻占密支那，虽然拖延太多，但是却标志着史迪威的战役第一阶段取得了完胜。这也是夺取敌占领土的最大一次作战。在盟军作战的整个期间，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在陆地和空中确立了对于日军的巨大优势，即使没有中国驻滇远征军也能实现这个目标。只有日军主力被牵制在重要的英帕尔战场上，而且日军纠集的所有援军都填进这个大熔炉，盟军才取得了此种优势。日本人具有阵地和交通线优势，甚至还有拼死一战的勇气以及高超的防御战术，但也无法阻挡这样一种数量上的优势。然而，一切尘埃落定之际，这次缅北攻势的主要功劳应归于利多的中国诸师以及史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