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给、健康和士气三大内部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下一步我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我司令部的位置问题。就一个地方而言，我极不喜欢巴拉克普尔，此地那些肮脏的贫民窟令我感到压抑。我们现在工作的地方是业已褪色的辉煌楼宇，那里以前曾发生过兵变，也让我感到压抑。加尔各答的各种娱乐设施就在我们的门口，不利于我们或我们的工作，更为糟糕的是，这里距离作战地区太远。前往前线的唯一可行方法是空中旅行，可以缩短时间却无法缩短距离。乘飞机从巴拉克普尔到英帕尔大约400英里，而战斗发生地还在距离英帕尔100英里至150英里以外，而北面的中国战线还要更远。这就好像我在伦敦指挥700英里以外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的战线，只不过印度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公路和铁路，电话和无线电联络也是比较初级的。从各个角度而言，显然都有必要将我司令部前移，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设置在更中心的位置。
选择是有限的。集团军司令部需要大量的办公用房，最好是大楼，有良好的通信条件，并且也同样适合空军部队办公的地方。我下定决心，无论我们到哪儿去，我的司令部和与我一起工作的空军司令部都应该在一起。实际上，空军已经正在争取搬到库米拉去，那是一个稍大一些的城镇，在加尔各答以东大约200英里的地方。在孟加拉，库米拉的铁路和公路交通较好，能够发展成一个航空中心。作为一个地区的首府，库米拉有很多大型政府建筑，至少比巴拉克普尔更卫生。所以我们决定到库米拉去。工兵和通信兵立刻开始工作，接收集团军和空军司令部的准备工作现在热火朝天地紧张进行。
10月底，我和空军司令比尔·威廉斯一起，最后一次视察了我们的办公地点。本来我喜欢在城外几英里的一个略高的地方建立新的集团军司令部，但那样花的时间太长，所以我们把那块高地留作医院和无线电发射站，而我们进了城。这是一个孟加拉城镇，由于刚刚过去的季风雨季，建筑的外墙上长了霉菌，污迹斑斑，总是令人十分压抑，但库米拉全城都有一种忧郁的附属品，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那些为英国文官和警官竖立的纪念碑——他们通常都是被孟加拉恐怖分子所杀害的。我的办公室窗户常常可以看到此类遗迹。
我的下一个任务是到前线四处走走。先不去若开。我已经很熟悉若开及其战局了。阿萨姆的主要前线，自从1942年6月以来我就没有去过，所以首先到那里去。自从大撤退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作战方式方面的变化不如后勤方面发展那么大。我发现负责阿萨姆战线的杰弗里·斯库恩斯中将（Lieut.General Geoffry Scoones）对他的军散布在200英里的宽度上有些担心。然而，我认为，如果当地的日军形势保持不变，如果我们仍欲发动攻势，且最为重要的是，如果可以实现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那么我们就无须过分担忧英印第4军的分散部署。
在阿萨姆前线时，我被叫到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参加一个关于未来全面攻势的会议。从丛林中的竹棚、露营地和英印第4军磨破的绿色作战服，到新德里装饰讲究的城内，到处是大家熟悉和不熟悉的各种盟军制服，拥挤着各色男女，这是一种突然的变化。新德里——这座世界上最漂亮和最浪漫的首府——像以往一样宽敞而又人群拥挤。除去战时扩大的文官政府，还有3个庞大的军事司令部拥挤于此，即英印军总司令部、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和第11集团军群司令部。我能够理解蒙巴顿海军上将想要把他的司令部搬到某个不太拥挤、在他指挥下的地方。
会议令人印象深刻。会议在红色沙石建造的内阁秘书处大楼里举行，15年前我作为一个低级参谋官曾在这里工作。举行会议的房间很大，与会者坐得满满的。我以往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人参加一个计划性会议，但随后我提醒自己是以往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层次召开的计划性会议。一张长桌子的两侧都是大窗户，桌子前端坐着最高统帅蒙巴顿海军上将，依次往下两边坐着他的各位总司令和主要参谋官员，长桌的另一头是急匆匆走来走去的两国的秘书和6名负责做记录的人员。房间的其余地方，一行行椅子上坐满了许多美军将领、中国海军上将、英国空军中将，以及荷兰人、印度人和在我看来很多各种不同军衔的军官。
到会的人中，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惠勒将军（General Wheeler），他是美军的后方勤务部队司令，显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有经验常识。还有我的总司令吉法德将军，他最不擅长这种会议争论，但保持了军人一如既往的务实态度。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会议经常纠结于诸如装备、部队调动之类的小事情，以及许许多多本来可以交给参谋处理的事情。很多次要问题被提了出来，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时候我们似乎更多的是在考虑我们的行动对白厅和华盛顿的影响而不是对东京的影响。事实上我还没有习惯在欧洲和非洲已经盛行的大参谋班子，我也没有理解一个大型司令部所面临的初期困难。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会议，我发现有点儿令人困惑。此后两年里我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随着蒙巴顿海军上将逐渐熟悉最高统帅这一职务，会议变得更加务实和有效率，这个过程令人感兴趣，因为蒙巴顿必须知道如何履职。和平时期，没有什么英国人曾得到这么多机会掌管一个最高司令部，更没有英国人出任过最高统帅。蒙巴顿海军上将的经历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为履任战术司令部接受了更好的训练，他是一名海军军官，指挥过一支驱逐舰舰队，以及后来指挥需要快速思考和迅速决策的航空母舰编队，直接指挥参加任务的官兵。他出任联合作战部长的时期，深刻了解到其他两大兵种的组织和运作，这对他有巨大的价值，但联合作战的战术计划比其他任何作战设计更关注和重视细节，与此相反，最高统帅的考虑更广泛和长远。作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联合作战司令部的一名成员，他在更广泛的层次接触战争，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出任最高统帅的学徒期。
蒙巴顿相对年轻，他比我小10岁，比史迪威小20岁。对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具有某种激励效果，当然对于我们的部队也是如此。有些人可能曾作为海军服过役，那里的军阶意识更为明显，他们发现很难忘记当蒙巴顿还是一名海军中校时，他们已是海军上将，但在陆军，对于这种事，我们更宽容。我们太习惯于奇特的代理和临时军衔。当成为集团军司令官时，我的实际军衔还是上校，但我认为这并没有造成太多的困扰。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不喜欢这位最高统帅，甚至包括史迪威，他曾经有一次用一个很形象化的语言向我承认了这一点。蒙巴顿头脑敏捷，记忆力出众且精力旺盛，这使他能够在其出任首长的庞大组织里理清头绪。他变得越来越关注重要事务，并且向前看得更远。在各个方面来看，他成为一名真正的最高统帅。
我发现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是可以漫步的迷人之地，到处都是有趣的人，特别是富有说服力的年轻人，他们感兴趣于兜售胜利的捷径，而且其拥有优先通行权。我称呼他们为“骗子”，但分成两种：一种是熟悉战争的人，但仅限于大量非战斗的参谋人员，他们有时间和机会形成自己的理论；另一种是坚韧和乐观的人，如果是夜间登陆海滩，奉命炸毁一个哨所，他们可能是第一流的人，但他们的经验仅限于使用“汤姆”式冲锋枪。我很喜欢和他们聊天，而他们也很愿意施惠于我。他们中很少有人有什么真正新的东西可说，即使少数人有可说的，但也忽视了一种新的思想，除了突破常规组织，还应该具有某种值得发扬的价值。
新的司令部很快步入正轨，但在德里却出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情，即在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和英印军总司令部之间，产生严重摩擦的危险正在日益增加。很多新来的参谋不了解英印军总司令部及其优势与局限，有时候却显示出无知的傲慢自大。而英印军总司令部原来的人积累了失去作战指挥权的愤恨，并对对于他们以往努力的批评十分敏感。只是由于指挥官们令人钦佩的理性才避免了分裂成两派的灾难性后果，即亲蒙巴顿派和亲奥金莱克派。他们坚定地反对任何鼓励这种对立的行为，尽管存在着许多真正的困难，但是他们的合作仍是全面而无私的。假如不是如此，东南亚取得胜利的过程将会被拖延得更为长久。
计划工作自始至终在高压下进行，两大阵营最高统帅和英印军总司令都有各自的计划机构。这相当像一场网球比赛。一个计划机构向另一个计划机构抛出一套计划，后者修改了这个计划后再越过网子将其送回去。这样来回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盟军东南亚最高统帅的计划机构或者英印军总司令的计划机构用胜利的一击最终结束这个回合，将这个不幸的计划直接打出球场。在这些过程中，最高统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久后他就组织了一个真正的工作机制，借此简单有效的权宜方法，将英印军总司令的计划人员和他自己的计划人员组成联合机构，由他的高级计划参谋出任联合机构的主席。
美英联合参谋本部的第一个命令是要求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执行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应尽可能紧密地吸引太平洋战场的日军兵力，美军正在太平洋战场发动攻势。第二项任务，通过发展空中航线，以及通过修建一条穿过缅北地区并与旧有的滇缅公路连接起来的路，扩大我们同中国的联系。充分利用我们日益增强的海上和空中优势夺取一些地区，此举将削弱敌人的强有力反应。为此，丘吉尔先生强烈敦促在苏门答腊实施两栖登陆作战，计划人员的首要任务已经考虑了这个计划。然而，由于可用的资源有限，这个作战行动注定无法进行。苏门答腊登陆作战计划被报告给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他们答复称，战争的这个阶段没有更多的力量可以派往缅甸。这时候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放弃苏门答腊作战计划。
计划团队毫不气馁，开始寻找不太雄心勃勃的两栖作战计划。安达曼群岛显然是第二个选择，也是现有兵力范围内的最佳目标。夺取安达曼群岛，结合缅甸的作战行动，则有望完成上级的命令。到11月底，这些计划被具体化为一系列1944年实施的相关攻势：
1.由第33军通过一场两栖作战行动夺取安达曼群岛。
2.作为准备对阿恰布实施两栖攻击的战役，由英印第15军占领若开的梅宇半岛。
3.由英印第4军在中部战线进攻，渡过钦敦江，目的是牵制涉及以下第四项作战的日军主力。
4.由史迪威将军统率的中国军队从利多进攻密支那，以掩护建设一条通往中国的公路。
5.为了帮助史迪威的进攻行动，由温盖特的特种部队对史迪威正面的日军敌后进行一场远距离的渗透作战行动。
6.由印度伞兵旅和一个印度师空降作战以夺取因多地区的铁路，首先帮助史迪威的进攻行动，其次协同第七项作战合作。
7.由中国驻滇远征军进攻腊戍—八莫地区。
除了安达曼群岛的进攻作战，这个计划是整个缅甸前线的全面攻势。这些计划中的作战行动都是在陆上兵力的限度之内，并且在战略上实现了良好的整合。然而，很显然，因其包括一个主要的和一个次要的两栖作战行动，并且至少包括两个大规模的空降或空中补给战役——更不要说其他空中运输行动——整个计划依赖于能否得到大量海军登陆船只和大量空军运输部队。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每个人都充满信心，认为未来的作战部队，要么已经在战区，要么确定会配属给战区。我非常开心，白厅和华盛顿现在真正将我们放到他们的地图上了。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缅甸作战指挥权的更替，最初的计划是，由史迪威指挥利多的进攻以及中国驻滇远征军进入缅甸后的作战行动。此时的1943年11月，史迪威只是指挥了一个很小的军，但希望会有更多中国师加入利多的部队，当中国驻滇远征军众多杂牌部队到来时，史迪威指挥的兵力大约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缅甸的其他作战行动——在若开，在中部战线，还有在日军后方的两个空运登陆行动——都将由第14集团军负责指挥。史迪威和我各自作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官，在第11集团军群总司令吉法德将军的指挥之下行动，这样，他就有两个兵力均衡的集团军。这将是合乎逻辑且军事正确的组织机构。然而，史迪威却坚决地反对这一点。若这个老头儿反对的事情，那就是个麻烦。然而，这老头儿也不是没有其幽默的一面。观察史迪威，当受到沉重的压力时，他总是善于借助他的众多美国和中国军官盟友的支持，从某一反对意见转变到另一反对意见，这堪称是攻防战的一课。
最后为了解决指挥问题，由最高统帅召开了一次会议，但不是一次像平常那样的大规模会议，这相当明智。除了最高统帅及其英美参谋长，吉法德将军、史迪威和我出席了会议。蒙巴顿海军上将首先发言，他十分礼貌地提出，因为他的集团军群已经有一个主官总司令，而且因为他的司令部不是为了直接指挥下属部队而设置的，史迪威应该处于吉法德将军的指挥之下。史迪威马上指出，作为在缅中国军队的总司令，他必须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即在缅中国部队必须处在蒋委员长的直接指挥之下，且只服从最高统帅的总体指挥。围绕这个论题进行了一场简短的争论后，史迪威的角色转换为了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他说，吉法德不是一位盟军将领，而只是一位英国的总司令，作为一位美国将领，美国总统没有授权他将他或他的部队置于一位纯粹的英国司令官之下。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又占用了大量时间。然后这位令人敬畏的老头儿又改变了自己的头衔，以另一种角色出现。他作为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最高副统帅，无论如何都高于集团军群司令官，因此，不能也不适于被置于吉法德将军之下！蒙巴顿海军上将越是显示出无限的耐心，向他晓之以理，这个老头儿越是顽固和任性。真正的麻烦在于，吉法德和史迪威从一开始接触都埋下了个人反感的情绪。两个人都有吸引对方的基本性格，又都是如此不同的两个极端，彼此在风度、教养、见解、处事方法上都截然不同，而且既不能也不愿意向对方隐藏自己的观点。
这次会议的氛围变得激烈起来。史迪威乖戾的顽固性格，露出了他最不好的一面。我当然一言不发，因为我是唯一在那里接受决定的人。吉法德将军也一言不发，尽管心中愤怒，但像往常一样，他举止得体。看着这一幕，那些美国军官处于一种特别尴尬的地位，虽然他们是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参谋人员，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史迪威是一位美国高级将领，而且美国人尊重资历，完全同我们的海军一样。若当面站起来支持乔·史迪威，那他就是一位勇敢的美国人。蒙巴顿海军上将正变得越来越失去耐心，这也可以理解。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共同授予的一项权力，蒙巴顿如果认为合适，则有权撤掉其司令部里的任何盟军军官。因此，如果他想用的话，还有最后一张牌。情况看来，这个僵局似乎不会有任何解决办法了，只能由最高统帅直接向最高副统帅下达命令。
突然间，史迪威展现了一个出人预料的姿态——我曾多次见过——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说：“在攻占加迈（Kamaing）之前，我准备接受斯利姆将军的作战指挥！”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迅速抓住这个突如其来的解决方法，走出这个困境。实际上这造成了一种甚至更不合乎情理的局面。据此，我取得了缅甸前线整个陆上作战行动的指挥权，但我只为我的第14集团军向我的集团军群司令官负责，而对史迪威所部，理论上，我只对最高统帅负责，我要绕过我的集团军群总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相当冒失地询问史迪威和我打算怎么实行这种荒谬的军事安排。我们不约而同地要求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结束了，史迪威和我直接去了他在德里的司令部，他在这里的职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他在某些事情上下定了决心，就会毫不妥协。幸运的是，他和我在同一些事情上下定了决心，即争取更多的中国师加入利多部队，强势向密支那推进，并且利用温盖特的特种部队协助这一推进。在大撤退中，当我们与孙立人的中国新38师有共同作战的经验后，我总是和史迪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只要给予公平的机会，且在数量上又占优势，他的中国人就能打败日本人，而且他是亲眼看见他们做到的人。我们在战术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很明智地避免了战略上的讨论。他告诉我，他打算怎样发动攻势，以及他的目标是什么。我向他保证，在实施这些计划时，他不会受到我诸多命令和指挥的烦扰，温盖特的兵力也将用来帮助他，而我在阿萨姆前线的作战行动将会牵制日军主力。我们握了握手，他回他的司令部，我回我的司令部。
实际上，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不合逻辑的指挥体系运行得非常好。我与史迪威打交道的方法是建立在大撤退中我对他的了解的基础之上，向他下达最少的书面命令，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什么都会坐飞机飞过去和他单独讨论问题。史迪威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可以平静地谈论事情，是一个比有听众时的“酸醋乔”更令人喜欢的人。单独相处时，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不讲道理或者故意为难人。我想，我告诉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只有两三次不同意，而他每次都照办了，我不能说他是心甘情愿的，但确实很有风度。
有人告诉我，这个指挥组织，特别是史迪威处于我的作战控制之下这个事实，不应该弄得尽人皆知。无论这是为史迪威保全在中国盟友方面的脸面，还是为了避免因这种不合情理的安排必定会引起的恼怒，我不知道，可能二者都有。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始终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情况。11月底，蒋委员长同意史迪威及其中国军队处于我的指挥之下，但明确了一点，这只是对我个人的一个让步。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我忍不住想，假若史迪威有别的看法，他可能会同样容易地说服蒋委员长接受吉法德将军。
这些会议后，我从德里飞往第14集团军司令部现所在地库米拉。要感谢史蒂夫·欧文和“阿尔夫”·斯内林，我发现各等军官和机构都安顿下来并且运行顺畅，同时在我的通信部长鲍恩准将（Brigadier Bowen）的指挥下，通信部队已经完成了一些奇迹。很多人不知道一个集团军司令部的通信部门必须处理的通信量有多么大，比一个大城镇的通信量还要多，迅速接受和传递这样规模的通信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人能像鲍恩那样将一条线路延伸得那么远。说来很奇怪，我们初次见面是在多年前，那时他作为中尉加入了我的廓尔喀连。他在无线电方面的知识和兴趣驱使他转到了皇家通信兵团，我于1942年在缅甸发现他当时是英缅军的通信部长。当第14集团军组建时，我抓住机会把他调到了同样的位置上。
我们集团军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和我的英印第15军基本上相同。我从来没有采用“参谋长制度”，根据德国和美国的先例，某些英国部队也引入了参谋长制度。根据此种制度，参谋长不仅是所有参谋工作的协调人，还是司令官面对其他主要参谋人员和各部首长的发言人，向他们解释司令官的各种意图和计划。我倾向于采用英国部队原来的做法，由司令官亲自直接面对主要参谋官员。司令部是司令官个性的反映，因而其事务是一种极具个人性的事务。因此，适应一位司令官的制度，可能并不适应另一位司令官。实际上，无论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司令官个人很容易改变组织内的工作重点，营造一个反映其个性的司令部。这不是说一种制度比另一种制度好得多，而是一个明智的司令官选择的一种制度，能将其意志以最好的方式贯彻到部队的每一个部分。真正的危险是将军们可能盲目地模仿那些杰出的、成功的司令官的个人行为及其组织，而他们在性格、精神和心理表现上都并不与其相同。模仿从来不会成为杰作。
在第14集团军，我的准将参谋长协调司令部的复杂工作，而我的高级参谋官实际上是负责后方勤务的少将。作为在缅甸作战的一个集团军，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后勤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都会成为显著的问题，比战略和战术方案更为重要。任何情况下，我们正在开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供应、运输、医药和补充机构规模远远高于一位少将所统辖的范围。
我据以计划所有作战行动的原则是：
1.最终意图必须是发起攻势。
2.作为作战计划基础的主要思想必须是简单的。
3.这个思想必须通观全局，其他的一切必须为其让路。
4.这个计划之中必须有一个出人预料的因素。
我制订这样一个计划的方法是，自己首先研究各种可能性，然后非正式地和我的准将参谋长、少将后勤部长以及空军的对应人员讨论这些可能性。在这些讨论中，我们会形成潜在行动方案的纲要，至少两种方案纲要，更通常的是3种或4种。这些方案将由准将参谋长交给我们的计划团队，计划人员是特别筛选的且相对比较年轻的低级军官，不仅包括一般参谋和后勤参谋，还有空军参谋。他们进行初步研究，给出可行性意见以及各种方案的优劣势。他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新建议，或者将最初方案进行整合。这些计划人员对这些建议的讨论结果将被整理成简短文件呈送给我，很大程度上是以表格的方式，我根据其决定这个计划要遵循的主要特点。在这个阶段，我会挑选出情报军官扮演日军指挥官——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命，我通常跟他们在司令部里，讨论敌人对于这个计划可能做出的反应是什么。我当然每天就我们所知道的或者能够猜测到的日本人的情况，在研究他们的各种行动、意图和部署。但是，我倾向于等待，直到我选择好我的计划，然后再考虑敌人对它的反应，因为我倾向于敌人顺应我，而不是我顺应敌人。我认为考虑日本人的这些可能的反击行动，从来没有引起一个计划的重大改变，但是这种考虑的确影响了诸如预备队位置及其任务的确定。在此之后，我常常会和空军指挥官谈论这件事情，他常常已经通过他在计划人员队伍中的代表，熟悉了他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计划很少不依赖于空中支援和空中运输，在这个阶段我们之间必须在总体上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点做到了——感谢英美两国空军指挥官的慷慨与无私，很幸运我能和他们一起工作，事情总是得以办成——下一步是我的主要参谋人员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除了少将后勤官和准将参谋，出席的还有我的炮兵主任，工兵、通信、医务、军械和皇家电机机械工兵等负责军官。我向他们拿出我的计划，应对或者克服他们可能有的任何特殊困难，并且派他们去见自己的部属，举行他们自己的会议，解决要推动的五花八门的事情。与此同时参谋长和空军的高级参谋官着手处理陆地和空中的共同点，很多东西都依赖于此。还有更多的事情要由准将参谋来做，他必须给各军以及参加作战的其他指挥官编制作战命令或指令。他们将实施这些作战行动。他与后勤参谋以及各军种一起编制命令或指令。我想曾经有数十条作战命令以我的名义颁发出去，但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实际上我没有亲自写过一条。我身边总是有比我写得更好的人。然而，在命令方面，我亲自拟定意图草稿。它通常是所有段落中最短的部分，但是它又总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指明了，或者它应该指明这位指挥官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意图是至高无上意志的表达，命令中的一切内容以及集团军指挥官与士兵的每项行动必须受意图主导，因此意图应该由指挥官亲自来撰写。
下一步就是我亲自把作战命令下达给要执行这些命令的下级指挥官。原则上，在战场上最好直接到他们那里去，这强于把他们召回来；在他们的司令部把命令交给他们，强于在自己的司令部把命令交给他们。无论你指挥的是一个营还是一个集团军群，这一点都适用。
1943年11月，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作战飞机是美国人的，剩下的三分之二是英国的，但是美国人的比例——特别是运输机——正在增加。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整个英国飞行中队的数量超过美国人的飞行中队，但是在运输机方面美国飞机迅速增加，直到他们占了大多数。在最初，整个美军空中力量处于史迪威的直接指挥之下，而不是在皮尔斯（Peirse）之下，也就是说不在英国空军总司令的指挥之下。但是，蒙巴顿海军上将很明智，他违背史迪威的愿望，强行整合了两支空中力量，并使得皮尔斯成为盟军空军总司令。作为他的副司令官，美国少将斯特拉特迈耶（Major-General Stratemeyer）被任命为所谓东部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东部空军司令部负责在缅甸前线的所有盟国空军建制单位的作战行动，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这个战场上的所有空中力量。他指挥所有的空中行动，同时我掌控着缅甸前线所有的地面部队的作战。这样，他与我在地面上的行动协同一致。
东部空军司令部的组织如下：
1.第3战术航空队。
2.战略航空队。
3.部队运输机司令部。
4.照相侦察部队。
空军中将鲍德温（Air Marshal Baldwin）指挥第3战术航空队，它依次细分为：
1.美国北部区域航空部队，其任务是支持史迪威的中国人和保护越过“驼峰”到中国的空中运输航线。
2.英国皇家空军第221大队与它在英帕尔的司令部，负责支援在主要的中部战线上的英印第4军。
3.英国皇家空军第224大队与其在吉大港的司令部，支持在若开前线的英印第15军。
斯特拉特迈耶的司令部建立在巴拉克普尔附近的一个巨大的黄麻厂里，与此同时鲍德温的第3战术航空队司令部和我的司令部在库米拉。美英联合部队运输机司令部司令奥尔德准将（Brigadier-General Old）也把他的司令部建立在那儿。事实上，第14集团军司令部、第3战术航空队司令部和美英联合部队运输机司令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联合司令部在工作。我们共享情报资源，我们的计划人员在一起工作，并且也许最有效率的是，这三个司令官和它们的主要参谋军官都生活在同一个食堂里。我们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当美国人染上了呷茶的习惯时，英国人学会了做速溶咖啡。虽然斯特拉特迈耶偶然和我发出一些联合指令，但是随着鲍德温、奥尔德、我和我们的参谋之间交往的亲密，第14集团军直接提到东部空军司令部的情况变得比较少了。我也发现通过鲍德温向戴维森少将（Brigadier-General Davidson）的战略航空队提出各种要求不那么麻烦了，实际上他变成了我在空军那一边的人。第14集团军对第3战术航空队、美英联合部队运输机司令部、战略航空队和他们的指挥官欠着一笔特殊的债务。我们逐渐有了一种十分亲密的兄弟情谊，彼此相互依赖、相互信任，对于对方取得的巨大胜利就好像我们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极大的自豪和骄傲。在缅甸前线克服的种种困难和获得的无数成功都是一种联合起来所获得的成就。
司令部的生活作息规律。我6时半起床，7时审阅夜晚期间收到的各种重要消息，7时半到8时，和空军指挥官以及我们的主要参谋官一起吃早餐。8时半，众所周知就像“晨祷”一样，我要参加空军和陆军情报会议—梳理和讨论过去24小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再由英美陆军和空军官向众多听众汇报情况。然后，我和我的准将参谋以及少将后勤官处理一些紧急事务，并且看看要由集团军指挥官决定的五花八门的公务。我们大家在午饭时再次见面，通常边吃边谈不离本行。大约3时我离开我的办公室，读一个小时的小说，喝下午茶，和我的一位参谋在凉爽中散一会儿步；7时半吃完饭，在食堂的一个酒吧里聊天直到9时半，最后到我的作战室看看最新的报告，到10时上床。如果在这时和6时半之间，有什么人为了任何真正的危机打搅我，我忠诚的廓尔喀传令兵巴比尔就会冒险叫醒我。我看过太多同事在战场巨大的指挥压力下垮掉的情况，他们没有意识到，我如果要继续下去，就必须享有充分的悠闲时光，并在其中思考，还要有不被打断的睡眠。将军们常常会很好地记住这一点，即使是在战争中，“一个博学之人的智慧在于得到悠闲的机会”。那些整个白天外加半个晚上忙个不停的将军们时时大惊小怪，布置排的位置，书写行军日程表，这累垮的不仅是他们的下级还有他们自己。如果没有这些忙乱，当真正的紧急情况到来时，那些保留下来的精力就能够使他们一连几天工作（如果必要的话），很少休息和睡觉。
当一系列事件开始威胁着要打乱我从德里带回来的一些（继而是绝大多数）计划时，我很快回到司令部。1943年11月底在开罗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批准了原来为1944年制定的7个进攻的作战行动。然而，仅仅一周之后，在德黑兰，斯大林元帅承诺，如果英美首先全力打败德国人，其就加入对日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这个条件，作为集中力量对抗主要敌人的战略的一部分，东南亚一半多的两栖作战资源受命被调回欧洲。这一点使得我们不可能对安达曼群岛实施海上攻击，因而盟军计划用保留下来的力量从若开的日本人背后登陆作战。蒋委员长已经调动他的云南部队进入缅甸，条件是盟军要在东南亚进行一场对抗日本人的两栖作战。当通知他盟军已经放弃进攻安达曼群岛深思熟虑的计划，但是将进行一场较小的登陆作战时，他拒绝承认这是在完成在开罗达成的协议，并且撤销了下达的让云南部队向前推进的命令，造成了空降一个印度师到因多地区，以与预期从云南进发的中国人合作的计划变得毫无用处，而且这的确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作战行动也迫不得已被取消了。尽管这样，为若开登陆所做的各项计划和准备工作仍然向前推进，我和各位指挥官及参谋人员举行了几次会议，细化这次作战行动。在12月底，英国参谋长委员会通知最高统帅蒙巴顿，因为蒋委员长不接受若开登陆行动是作为攻击安达曼群岛的一个替代行动，在东南亚的两栖作战行动将被取消，而所有登陆船只将返回英国或者地中海地区。于是情况就是这样了。
我们的作战计划一份接一份地被取消了，每一份都有生动形象的代号名，计划人员恪尽职守，有时候很狂躁地调整计划以适应缩减了的资源。作战计划被取消不是他们的错误，也不是最高统帅的错误，他们需要接受这个现实，即突然而武断削减原先坚定承诺过要给的部队。我们的作战行动因此逐渐减少了。他们豁达而平心静气地承受了失望和所有白白付出的努力，这正说明了最高统帅的坚韧和这支部队的精神。甚至处在令人焦虑不安的工作漩涡里的那些可怜的计划员仍然能够自嘲，他们当中有一位居然找出时间把这些混乱的计划、种种的变更、代替方案和那些作战计划的代号凑成了诗歌样儿的文字：
计划接二连三推出台。
司令们去了，今儿又来，
电报声滴滴答答连成排，
您倒是为了熄火还是扇火来？
所有这一切的实际结果是，原来计划的1944年在东南亚的作战行动从7个减少为4个：
1.英印第15军在若开地面上推进。
2.史迪威的中国军队向密支那推进。
3.温盖特的特种部队进行一场长距离的渗透作战行动，以帮助史迪威。
4.英印第4军在阿萨姆主战线上向钦敦江推进。
这一正确的战略，即在缅甸南部登陆的战略，因此就这样不得已被放弃了，我们退而采取这种四叉戟式的入侵行动。当我反复思考未来的战役，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尽管如此，从北面重新进入和克复缅甸应该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的最新计划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特点。我们知道，日军兵力正稳步加强。因为在北部前线，更多的中国师到来加入行动，在南部的若开前线，交通线越来越短、越来越便利，所以我们能够指望集中对敌优势兵力。然而，在阿萨姆，在中部战线，在那里必须打响决定性的战斗，即使最乐观的计算，也会使我们心生疑窦，因为由于这条危险的交通线，我们可以移动和维持的兵力甚至只能与日本人能够集中起来对付我们的兵力相当。很显然，在现阶段虽然我们的部队在训练和士气上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我还不想以同等的条件与日军进行第一场大的师与师之间的正面决战。我想要在这场斗争开始的决定点上拥有优势兵力，在一场胜利之后提振第14集团军的精神，我不应该太担心不利的可能性。
我绞尽脑汁并且威逼我的后勤参谋，让其想方设法再为中部战线输送一个师，但是没有奏效。以我们当时的运输力量，加上大量的非战斗人员需要去修建为推进行动所需的公路和飞机场，所以要再挤出来一个作战建制单位就要冒极大的后方勤务风险。这虽是一个风险但我认为自己本应该坚持冒这个险，但是却没有那样做。如果战役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我们就会由于没冒险而遭受磨难。后来我对冒后勤风险与否有了较好的判断力。
当然，有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替代方法，通过它，我们可以扭转劣势。如果我们能在突入缅甸之前严重削弱日军，那么整个战局会改变。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早期阶段，引诱敌人在十分有利于我们的条件下进入一场主要战斗，这样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三四个师团。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想法经常困扰着我，但是我的将才还不足以想出一种方法来发起这样一场战斗。因此，我专心致志，确保我们的进攻行动如计划的那样是成功的。
我的三个指挥官——史迪威、斯库恩斯和克里斯蒂森——已经和我讨论过他们的计划，并且都精力充沛、信心百倍。只有支援史迪威的温盖特的作战行动计划还有待最后敲定。温盖特与我在德里和别的地方已经最终讨论了他用兵应该遵守的一些原则，以及他部队的训练和部署的原则、他运用这些原则的计划。总体上说，温盖特和我比绝大多数人预期的要更为意见一致，也许是因为我们以前就彼此认识，或者也许我们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诸如空中补给的能力、从北面夺取缅甸的可能性、我们对日本人的兵力和弱点的估计等。当然，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是不同的。对于一个如此狂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没有别的考虑也不考虑别人的人，我们不可能完全一样。
他的部队，由于一些欺敌原因被称为英印第3师，在其中有英国人、廓尔喀人、缅甸人和非洲人，但是没有一个印度人。这支部队在印度完成训练，现在被置于我的指挥之下。我把温盖特叫到库米拉来，谈清楚关于未来作战行动的几件事情，因为在这些事情上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同时给他下达一些命令。
正如此战区的其他部队的部署，由于可用的作战资源时而充足时而紧缺，致使温盖特部队的部署方案要反复修改和变更。然而，他比别人更为幸运，资源充足的时候多于资源紧缺的时候，其资源也急剧增加。这得益于他在白厅和华盛顿的出色宣传以及权势人物的支持。首先，他接管了英军第70师全师，这个师曾是我驻兰契英印第15军的一部分。这事发生在第14集团军与英印军分开之后，当时这个师未转隶第14集团军，已经不在我的指挥之下。因此，他们也就没有就此改编事项咨询我的意见，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尽可能强烈地反对这件事。我坚信，在对日作战中，像英军第70师这样一个久经沙场、战历丰富，装备精良的英军师，比多于其两倍兵力的特种部队更为有效。不仅如此，英军第70师是唯一受过丛林战训练的英军部队。拆散该师是一个错误。加上该师，温盖特的部队有超过两个师的步兵和一个复杂的参谋及后勤机构。此外，温盖特还下辖了独一无二而且配备豪华的自有空中力量。蒙巴顿元帅被温盖特的燃烧的热情所感染，曾经转而说服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将军（General Arnold）向英印第3师配属一支美国航空部队，即第一空中突击队，其不仅配备了提供近距离支援的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还有运输机、滑翔机和轻型飞机，用于内部交通和撤退伤员之用，还有必要的维修保养组织。飞行员经过精心挑选，由科克伦上校（Colonel Cochrane）和阿里森上校（Colonel Alison）组建和指挥突击队，他们俩都是杰出的王牌飞行员，虽然飞行与指挥并不是一回事，但都是第一流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温盖特所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正是这支航空部队。美国和英国的空军参谋们强烈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了支持次要的作战行动，而长期牵制使用我们驻缅甸很大部分的空中力量，这是相当不划算的。当时我原则上同意此种意见，私有的空中力量无异于私有的军队，这完全是一种浪费，然而，我也强烈认为，这支空中突击队必须配属给温盖特部队。我的这种想法已然相当慷慨，这支空中突击队已经全心全意将自己视为温盖特部队的一部分，如果现在将其调走，除了会激起所有人的热烈争论，而且会使士兵们感到绝望和不安，而这些士兵正要进行一场最危险和最艰巨的冒险行动。
下一个难题则与温盖特自己有关。我认为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自己的意图和雄心，既没有对自己的参谋人员说过，也没有与上级指挥官交流过，从我们的讨论中，我明显感到，温盖特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最初的想法是，以规模相对较小的轻装纵队渗透到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设施，与此同时我军主力部队则在其他地方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从这一观点出发，随着他越来越意识到存在空军补给的可能性，逐渐认为主力部队应该成为渗透部队，而辅助部队应保留下来，驻扎在也许称之为防御圈的地方，保持相对不动的状态。首先，这就必须大量增加用于渗透的部队；其次，也需要装备更为重型的武器装备，因为要用于据守各个着陆基地，抗击敌军的猛烈攻击，而且要对敌人的防守阵地发动强有力的反击。像往常一样，我发现温盖特在谈论战略或大战术的时候相当兴奋，但是当问题涉及实际对日作战事务时，他却很奇怪地变得非常天真幼稚。他从来没有与日军的实战经历，甚至连一场战斗都没有。日本人与他在东非交战过的意大利人可不同，威胁日军的后方并不能将其吓退，首先应连续猛击日军，然后经过激战方能歼灭他们。温盖特所部官兵受过激战、进攻和防御的训练，并按此装备。以主力部队渗透作战的战略思想，既不是新的，也不是错误的，我自己就在1945年的曼德勒—密铁拉战役中运用了此种战略思想。然而，温盖特试图以现有部队及空军资源实施，则是不恰当的。在制订东南亚战区作战计划的某个阶段，当时我们曾打算将一个标准的印度师空运到因多地区，中国驻滇远征军将在那里发起中央核心攻势，我们当时正在讨论这个想法；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此项作战行动也被放弃了，温盖特还是在渴求着得到一支大规模部队。我没有责怪他，所有指挥官也都没有责怪他。
他对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我把洛马克斯的英印第26师给他，这个师原来是为空降因多而训练的。我拒绝了他。他拥有的部队，超过了我们空军能够运输和补给的能力。这个师是我整个集团军的唯一一支预备队，温盖特明年使用该师的可能性甚微，在此情况下将其拆散，简直就是疯狂之举。除此以外，我知道一旦出现了我所期望的决战机会，就绝对会需要这个师。
然而，温盖特像所有优秀的指挥官一样，是最具决心且最坚持不懈之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扩大他的指挥权。当他发现向上陈情无用之后，就转而采取更坚决的行为。温盖特的空想式胜利，曾得到丘吉尔首相的认可，这使其有权直接致电丘吉尔首相，陈述意见和建议，而不管蒙巴顿海军上将或者其他上级指挥官是否赞同此等意见和建议。我已得知温盖特具有这种极其特殊的权力，所以当温盖特开始说，他个人忠诚于我，但他对于一位直接上级的忠诚高于对我的忠诚，我便知道怎么回事了。我问他，那位直接上级是谁。他回答说：“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他继续说道，若他认为无论哪个上级妨碍其作战行动，即有责任直接向他们报告。他认为，现在就是可以直接向他们报告的时候，对此他表示最大的遗憾，无论对我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必须要向首相报告。我将桌子上的一本电文本推向他，并且告诉他，去写电文。他没有拿本子，而是离开了我的房间。他是否致电丘吉尔首相，我不得而知，也没有询问。然而，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要求得到英印第26师。
次日，温盖特又回来找我，我们继续研究他的作战行动。最初计划的指导方针是，第一次远征分为两波次进行。温盖特的3个旅进入缅甸，经过长途丛林行军，越过钦敦江，渗透日军防线，到达指定作战区域。在2个或3个月以后，由3个旅组成的下一个进攻波次将徒步进入缅甸，换防第一个进攻波次部队。然而，当第一空中突击队的运输机可以使用时，温盖特希望空运一个旅到中国保山，并且引导其渡过怒江，从东面进入缅甸。其余部队将按照既定计划越过钦敦江。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却从英印第4军得到报告，敌军严密警戒着钦敦江沿线的所有渡口，按照斯库恩斯的看法，要让各旅渡江而不遭拦击，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也同意这个意见。各纵队应该在没有严重袭扰的情况下进抵指定作战区域，这点至关重要，于是我们放弃了这个计划，然后开始评估直接空运的可能性。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可以减少行军疲劳，并获得更多时间进行有效的作战。我们已经承诺为若开的第81西非师和其他作战行动提供空中补给，然而，即使我们使用第一空中突击队的滑翔机运送部队而不是运送重型装备，我们发现依然缺少最低限度的空运能力。然而，若在高峰时期，我们可以抽调部队运输机司令部的宝贵飞机增援，我们估计在3月可以空运2个旅，尔后再空运2个旅。空运部队至保山的想法，虽然表面看上去挺吸引人，但是因此被放弃了。我们决定每一个攻击波都应该空运2个旅，另外一个旅则徒步行军。温盖特当然知道我们不再考虑把英印第26师空运到因多的计划，而且我也相当清楚地阐明，除了再给他一个廓尔喀营以及一些炮兵，我不会配属给他更多的飞机和部队了。
温盖特对于部队空运效率很不满意，我也是如此。而且，若不停止已经开始的作战行动，则不可能增加部队空运效率，而我肯定不会停止正在进行的作战行动，要从对华“驼峰航线”抽调飞机，这是连最高统帅都无权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必须坚持上述方针。温盖特孤注一掷，企图改变我的既定计划，他声称无法接受我已经草拟的命令。于是，我给了他一份没有签名的命令草案，告诉他把这份命令拿走，当夜就枕着它睡觉，第二天上午10时再来，那时候我还会将签好字的命令原封不动地给他。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拒绝服从命令的下属军官，但是如果有人不予遵办，我知道该怎么办。吉法德将军此时恰好视察我司令部，我请吉法德在第二天温盖特来我办公室的时候过来。我完全预料到了会有麻烦，然而，温盖特刚一在我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我就把签好字的命令递给他，带着一丝轻微嘲弄的微笑，他接受了命令，而且没有任何意见。
我们在英帕尔的英印第4军司令部旁边设立了温盖特的司令部。他现在正在酝酿他的“据点”战术，根据这种战术，他的纵队将据守一些简易飞机场，以作基地。这就要求不断增加防守装备、炮兵、高射炮、地雷、机关枪、沙袋和其他东西的规模。我们一起探讨了他防守其中一处据点的方案，我发现他对日军的实际进攻情况一无所知。我告诉他，可以采用斯库恩斯在英印第4军实施的“流动模式”防御思想，即每支守军配备一支卫星式机动纵队，打击敌军攻击部队的后方。斯库恩斯对于这种战术成为温盖特的新防御战术甚感高兴。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第一波攻击部队，即我们通常所谓的英印第3师，将进入前线作战区域，从那里被空运或徒步进入缅甸。
于是，我们暂时结束了对于狂热计划的讨论，但是在战争中，这个计划不只是这些事。我已经彻底认识到，我军的情报工作自1942年以来得到了改进，然而，与其他战区相比，情报仍然远远不够完整和精确。我们从来没有弥补在收集情报方法以及情报机构组织上的不足，我们本来应该在战争爆发时就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知道日军的一些企图，但是很少知道他们预备队的部署，实际上对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一无所知，然而这却是一个将领必须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敌方指挥官的性格特点。我的对手是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Kawabe），他指挥着侵缅的一切日本陆军及航空部队，而我得到关于他的一切情报却不足以勾勒出其如何思考的图景。在这个时候，我根据已经知道的他指挥过的作战情况，只能预测他像我以往遇到过的绝大多数日本指挥官一样，在进攻行动的战术计划方面，他大胆鲁莽，对于自己部队的优势有着完全的信心，准备投入其最后的预备队而不愿意放弃作战计划。在很多年以前，当我在参谋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时，探究了日俄战争，一直萦绕心头的一件事就是，在此战之中，俄国人从来没有赢得过一场战斗。一方面，在每一次战斗中，在俄国人还有相当规模兵力仍作为预备队且尚未投入战斗之际，他们却都接受了失败。另一方面，日本人准备投入每一个士兵，并且不止一次以他们最后的预备队拨动了胜利的天平。我们正在与之作战的日本将领都是吸取那场战争的教训而成长起来的，我遇到的所有日军将领都使我确信，他们将一如既往如此而为，且毫不犹豫。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巨大力量源泉，但是我们可以恰当地利用这点，加上他们过分自信，这可能成为日军的一个致命弱点。
然而，我确实设法找到一张据称是河边正三的照片。照片显示的是西方漫画中的典型日本人形象：子弹式的脑袋，戴着厚实的眼镜，突出的牙齿一览无余。除了这些引人注目的特点，他留着大胡子，延伸到脸颊。我将这张照片钉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正对着我的书桌。当我需要高兴一下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宽慰自己无论我们当中哪一个是更精明的将军，我毕竟都更好看一些。
在12月底，我视察了史迪威的北部战区及其在利多的基地。我发现这个老头儿心态很好，他完全有理由如此。在以其天生的充沛精力克服了中国人最初迟滞不前的问题之后，他的攻势进展顺利。我见到了许多美国和中国老朋友，我对于他们取得的战果十分满意，同时对于史迪威坚定的个人领导力和推动力十分赞赏，我带着这样的心情愉快地离开了。
这时，其他战线的战事进行得也相当顺利，我将注意力转向了若开，期望在这里展开战役的首场真正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