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冈札勒斯疗法的基本理念很简单，那就是消化酵素会分解一切的有机组织，包括肿瘤在内。口服的高剂量酵素具有分解肿瘤的效果。这方面的科学资料很多。多年来，专治运动损伤的医师们利用酵素来分解遭受疾病侵害而受伤的组织。凯利疗法的重点是大量服用胰脏酵素药丸，一天六次。酵素摄取必须利用两餐间的空腹期，否则只会停留在胃里分解食物。
凯利疗法现在的主治者是纽约的尼古拉斯·冈札勒斯医师，就我们所知，他是一位智商极高、博学多闻的内科大夫。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位，后来在斯隆—凯特林医院受训。他在研究各种不同的癌症治疗法时，曾经与凯利共事。凯利是一位牙医，以胰脏酵素结合食疗、维他命、咖啡灌肠以及另类的健身运动，治好了自己的癌症和两千五百位癌症病患。但是凯利疗法真正与众不同之处还是胰脏酵素的疗效。
听说凯利后来变得有点神经兮兮，依我看是妄想型的精神分裂症，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凯利目前仍在某个地方与外星人沟通。这个讯息并没有造成我和崔雅的困扰，反而更有信心，毕竟所有正常人发明的医疗方法我们都试过了。
冈札勒斯从凯利那儿收集了数千个病历，再筛除资料不齐的个案，从剩余的病历中挑选50个拥有严格医学证据的个案，将这份结果发表在斯隆—凯特林医院的医学期刊上，其中有的结果相当令人震惊，例如，像崔雅这类转移性乳癌的病患，通常存活五年的几率是零，然而在这50名个案中竟然有三名是5年以上的存活者，其中一位还活了17年！冈札勒斯对这些医疗成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便趁着凯利医生的神智还算清醒时，跟着他研究他的治疗方法。直到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8个月前，冈札勒斯才以凯利医生的理念为基础，开设自己的诊所。我想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间缺乏诚信的墨西哥式医院。冈札勒斯是一位受过完备训练的内科大夫，他所尝试的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癌症另类疗法，完全符合美国医药法规定。
冈札勒斯主要的诊断方式是血液分析，借以诊断出体内不同癌症的罹患部位，以及活跃的程度。在我们与冈札勒斯见面时，并未告诉他有关崔雅的病情，这项血液分析却明确地指出肿瘤在她脑部与肺部的活跃程度，也推测出癌细胞可能已经侵入淋巴与肝脏。
我们刚从德国回来，正准备开始凯利／冈札勒斯的疗法，那时丹佛医院所做的各种正统检验显示：崔雅的肺部大约有40个肿瘤，脑部有三个，肝脏至少有两个，淋巴系统可能也有了。
根据冈札勒斯的观察，肿瘤活跃的危险指数可能从0至50。他认为指数在45以上便无药可救。崔雅的指数是38，虽然很高，但还在可能产生疗效的范围以内，病情甚至可能减轻。
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当凯利／冈札勒斯的治疗产生作用时，会在人体内造成一些改变，那是连一般医学也无法理解的癌细胞增长现象。例如：当酵素攻击肿瘤并且开始分解它们时，肿瘤会被激怒——一种标准的组织胺反应，这种被激怒的现象在电脑断层扫描下，看起来就像肿瘤在增长。主流医学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测出肿瘤到底是在增长，还是死亡之前的回光返照。
因此，我们踏上最令人胆战心惊、焦虑不安的治疗之旅。当酵素开始产生作用时，电脑断层显示肿瘤的确在快速增长，但是冈札勒斯的血液分析结果却是，崔雅整体的癌症指数毫无疑问地在下降！要相信谁呢？在这种情况下，崔雅要不好得很快，要不死得很快，谁也无法预测结果。
我们只好在家里遵循严格的治疗规定，静待其变。
这段期间，崔雅有了另一次的内在转变，可以说是从泰利转变成崔雅的后续变化。这次的变化不像上一次那么明显，可是崔雅觉得更深刻。如往常一样，这里面包含“存在”与“做”的问题。崔雅一向与“做”的那一面有很好的联结；第一次的改变是重新发现自己的“存在”面——女性特质、身体、地球、艺术家的那一面(这是她的观点)。最近的改变是统合了“存在”与“做”，并使它们更和谐地展现出来。她称之为“热情的静定”。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天主教卡默尔修会(Camelite)所强调的热情，以及佛家所看重的静定或平等心。东西方长久以来的无神论与有神论之争，对我没有太大的意义，倒是上述的议题令我很感兴趣，它使我领悟到，我们对热情的认识都只限于执著、想要得到某人或某样东西，但是又害怕失去他们，以及强烈的占有欲等等。如果你没有执著，没有其他那些东西，只有纯粹的热情，你会怎么样？其中的意义又是什么？我想到有时打坐时，突然感觉心开意解，混杂着奇妙的心疼感，那一股巨大的热情是没有对象的。如果把两个词组合便可以比较完整地形容那种状态——热情的静定，意思是对人生的每一个面向都充满热情，对每一个生命都有最深的关怀，但是没有丝毫的执著。这份感觉是充实的、圆满的、完整的，而且充满挑战性。 我觉得这两个词的组合非常恰当，非常深刻，也是我长久以来灵修的核心精神。感觉上我的前半生好像在学习热情，得了癌症之后学习的是静定的功夫，现在则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实在太重要了！它们非常缓慢而坚定地渗进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但感觉上我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段“没有目的地的旅程”了。 我目前的功课就是热情地工作而不执著于结果。热情的静定，热情的静定，听起来是多么的恰当啊！
崔雅所指的平静的热忱，其实就是禅所说的劈柴、挑水。我们全神贯注于日常的琐事和极为严格的凯利／冈札勒斯疗法。我们正在等待测验的结果，以便规划未来的治疗方向。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已经从德国回来一阵子了，目前正享受着落基山多变的天气，和逗趣的狗儿、近在咫尺的亲友团聚。 尽可能地医治自己是我目前的当务之急，我结合了凯利新陈代谢生物学的疗法(补充养分、胰脏酵素，食疗以及各种不同的体内净化方法)，静修、观想，阅读灵性的书籍，接受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医师的针灸治疗(他主张不痛则无效)，与住在旧金山的专家迈克尔·布罗夫曼(Michael Broffman)讨论中国与美国的疗法，与当地的肿瘤专家探讨、接受检验，做运动，尽量待在户外，我开始寻找本地的心理专家为我做咨询，也做一点瑜伽练习。 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这些治疗。肯早上五点左右起床，打坐一两个小时以后才开始一天的支援工作——打扫、洗衣、买日用品以及打一大堆蔬菜汁！我通常会睡到九点半或十点(我很难在十二点以前上床)，接着开始进行早晨的例行公事，大部分是凯利疗法所规定的事项。我必须在凌晨三点半与清晨七点服用两剂胰脏酵素(一天要服七次，每次六颗胶囊)。起床后马上服用治疗糖尿病和甲状腺的药，然后吃早餐，否则无法服用酵素。用餐时必须补充一些药丸(三十多颗)。早餐要生吃14种的谷粉(这些谷粉在前一晚必须先磨好，再浸泡一整夜)，肯会为我煮一两个蛋，好搭配那整把药丸。此外我必须煮好咖啡，等它凉，作为早上的咖啡灌肠剂；一天只可以喝一杯咖啡，因为它有利于我的新陈代谢(真是开始得太慢了！)我必须承认我很盼望这一杯…… 我一边吃早餐，一边闻着咖啡的香味，望着山谷中苍郁的树林。最近阅读的书有贝克(Becker)写的《对死亡的否认》(Denial of Death)、托马斯·基廷神父的《思想的开放，情感的开放：从深思的层面看福音书》(Open Mind，Open Heart：The Contemplative Dimen sion of the Gospel)、奥斯本(Osborne)眼中的《拉马纳尊者与自我认识之道》(Ramana Maharshi and the Path of Self-Knowledge)以及《拉玛纳尊者的教诲》(The Teachings of Ramana Maharshi)。每当我过度执著于身体的感觉，如眼中的闪光、脚上的麻木感等，便很庆幸能有这么多不同方向的提醒。把这么多的能量倾吐于治疗是需要留意的，因为求生之火一旦被煽起，就很难不执著于生命，很难不认同这个由细胞聚合而成的所谓的“我”。 阅读结束后，我会先做瑜伽，再开始静修。我把静修当做是对灵性的供养和加强我对某种无法言传的东西的信心。这样的静修方式，可以让我不落入过于目的取向的陷阱。 这令我想起了托马斯·基廷神父所说的一段话：“意志最主要的行动并不是努力，而是一种允许(consent)……以意志的力量去完成一些事实是在加强假我……但是当内心愈来愈自由，意志随着这自由的阶梯往上攀登时，它的行动逐渐变成一种允许，允许神的来临和恩宠的流入。”我通常以“灵性”替代“神”这个字，因为后者暗示了太多拟人化的父神形象，统驭、批判与界分感都太强，“灵性”比较像是超越形式、包容一切的虚空，我可以观想自己完全融入其中。我很喜欢基廷强调的接纳、开放与允许，而不是去努力奋斗。他说：“试着去稀释接纳之中的倾向，这对于深思的祈祷是有助益的。接纳并不是不行动，而是真正的行动，其中没有努力的成分。那是一种静待终极奥秘的态度。你并不知道那奥秘是什么，如果你的信心被净化，你甚至不想知道那是什么。”这种“活跃的不行动”就是我所谓的“热情的静定”。肯告诉我，道家称这种状态为“为无为”，常被诠释成“不费力的努力”。 基廷建议我们采用五到九个音节“活跃的祈祷”，有一点像咒语。我最喜欢的一句祈祷文是“允许灵性出现”。“允许”这两个字每次都让我吃惊，令我觉醒，因为我是这么容易就落入努力的状态。“允许”让我在行动中放缓脚步，在我身边低语着“放松”和“温柔”，然后从那状态中再出发。白天我仍然采用“嗡嘛呢叭咪吽”这句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我很高兴基廷神父给我们这句英文的咒语，我的左腕上现在还戴着那串从雪山修道院带回来的木质念珠。每当我的心想要追赶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轻柔地把心放下，如果有不耐烦产生，就去留意它，在心里默念“允许灵性出现”，它会为我的心带来寂静和空间。 静修结束后便是咖啡灌肠的时间，这是帮助肝脏与胆囊排毒的方法。许多另类疗法都采用，包括泽森疗法在内。这个灌肠法已经被安全地使用了一百多年。对我而言，感觉还不错。几年前我被肿瘤科大夫吓得不敢尝试，即使它能帮我消除化疗后直肠组织所产生的痛苦。那位肿瘤大夫认为这个方法会造成体内电解质的不平衡。后来我发现他也许不熟悉这项治疗，因为通常一天得替病人灌22次肠才能证实它的效果，所以是非常负责的疗法。 灌肠大约得耗掉30分钟，我通常利用这段时间观想，放一卷葛印卡老师以巴利语吟咏的祈祷文。观想的方式依照当天的感觉走，我可能采取非常目标导向的观想，想像肿瘤被杀死、溶解和完全清除。有时我觉得应该开放、质疑与探索，就会开始和肿瘤对谈，提出问题，看看它有什么话要说。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会想像酵素在体内打败肿瘤(我从脑部的肿瘤开始观想，再转到肺部的大肿瘤)。我想像这些肿瘤被酵素软化，想像坏细胞逐渐被分解，想像我的免疫系统也在协助歼灭这些癌细胞。我观想这些肿瘤从中心最黑的部分开始坏死，周围肿大的部分也慢慢萎缩，有时我也观想肿瘤被杀死的坏细胞累积得愈来愈多，最后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如果是与肿瘤对谈，别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会先检查从上次到现在它们是否有任何变化，接着问这些肿瘤是否有话要对我说，譬如肯定我所做的事，或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些肿瘤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别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或“如果你有一些奇怪的症状也不用担心，我这个部分一定会有改善，肿瘤的形状可能会改变或压迫其他部位，但那并不意味什么，别担心。”几个星期前，脑部的肿瘤曾心怀歉意地告诉我，它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也不想害死我，它很高兴我正在尝试生化酵素的疗法，因为它是无法被放射线或化疗杀死的，它认为自己可能会被酵素分解。它要求我给这项治疗一个机会，至少持续三个月！ 我是以很轻松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我不晓得自己在这种观想上所得到的信息与建议是否具有客观的真实性，但是我发现与这些内在的声音接触是很有帮助的，它让我了解比日常意识更深的层面。有好几次，这些肿瘤格外沉默，或是难以接触，这时我会向圣母玛丽亚与山中老者(他看起来像我在机场买的一个德国玩偶——一脸的大胡子，身穿绿色外套，背着一个布袋)求救，他们是我道途中的指导灵，也是我的朋友和最大的安慰。童年时，我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像一般的孩子那样想像出一些玩伴，现在我终于把他们创造出来了！咖啡灌肠结束后，要服用第三剂酵素(必须与用餐时间隔一个小时以上，否则它们会很高兴地去分解食物，而不会追到我的血液里)。接着我带狗儿去散步，做点家事，准备享受肯快速料理出来的晚餐。我对于冈札勒斯医生所规划的食疗很意外，比起我过去所采用的半长寿食疗法要宽松多了，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解放，在毛发分析与血液测试之下，我被归类为适度的素食新陈代谢者，这是十种新陈代谢类型中的一种，表示我可以顺利吸收植物性蛋白质，但更能吸收动物性蛋白质(譬如蛋、起司、鱼、家禽肉、偶尔也可以吃一点红肉)。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进行12天了)我只犯了一个规，那就是没有吃红肉！我不晓得现在吃起牛肉会是什么滋味，当然我那位牧场主人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 这项食疗有60%是生食(实在很难做到)，一天至少要吃四餐青菜，每天都必须喝新鲜的蔬菜汁(非糖尿病患者则以胡萝卜汁代替)，一星期吃五次粗糠谷物，这些谷物加起来有14种之多，而鸡蛋、乳类制品(我这类型的病人没有胆固醇的顾虑，但我仍设法避免黄起司)，一星期可以吃两次核果与豆类以及家禽肉，至于红肉只能每周一次，一天可以吃三次水果，但除非注射胰岛素，必须避免喝酒，特别是前三个月，不过偶尔喝一点红酒是无伤大雅的。果糖也在禁止之列，然而一点点的代糖(因为是糖尿病患者，水果和蜂蜜都是被禁止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实在无法解释为什么小包的代糖会对我一天的生活造成那么大的不同…… 伴随着午餐一起入口的还有一大把药丸，有时实在很难下咽，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曾经试过一口气吞下一大把，好惨，我再也不这么做了。现在不是一颗颗地吞，就是一次两颗，视心情而定。没什么事比凌晨三点半起床吃药更烦人的了，特别是吞下猪的胰脏酵素这类“美味”的菜。不论是吃药或灌肠，我都只能喝经过逆渗透处理的过滤水和蒸馏水。 午餐后一个小时，我必须服用第四剂的酵素，两小时后再服第五剂(同样地，任何点心都不许吃)，再等一个小时才喝晚餐前的蔬菜汁。接着便是晚餐时间了，肯会煮一些很棒的食物，如可口的蔬菜脆皮比萨饼、素辣椒、熏鸡和泰式鱼(他现在仍在研究怎么煮红肉)。吃过晚餐后，我们通常在沙发上相拥看录像带，狗儿子们也陪在身旁。 肯真是全能的帮手，每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我的身边。晚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思考着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我们甚至把遗嘱都写好了，以防万一。我们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感到盛怒烦乱，但同时也学习深呼吸、如何接纳生命的真相(至少某些时刻可以办到)，如实享受人生，感谢每一刻的联结与喜悦，利用这个恐怖的经验来打开我们的心，增长我们的悲悯。
“你知道吗，要不是因为癌症，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这么深的东西。” 我们买了一辆6年保证期的吉普车，我怀疑保证书到期时，我还会不会活在世上，就如我不想延后整理花园的工作，也许明年就没办法再享受这种乐趣了。听到朋友描述他们的尼泊尔之旅，感觉也很怪，因为我这辈子可能永远去不了，途中如果感染什么疾病，我的免疫系统就会忙着与它奋战，而顾不得肿瘤。我去过不少地方，但从未去过尼泊尔，肯常说我动得太多，现在有机会住得离家近一点，看看会带来什么变化。 我一星期要做三次的针灸治疗，每一次大约两个小时。第六剂在晚餐一个小时后服用，然后花45至60分钟踩脚踏车，上床睡觉前还要服第七剂酵素，并做一小段静修。上床以后还得再吞一些睡前该吃的药(包括反雌激素的药)，把闹钟设定在凌晨三点半。 这种日子一连持续10天，才能换得五天不必服用维他命与酵素的休息日(但我还是得在餐间服酵素和HCI）。这种10天服药、五天休息的循环是医疗的指定形式，趁着休息的空隙，身体才能清除“因生理重建而累积的毒素”。在第一次的五天休息期间，我进行了体内大扫除，每天用三次高剂量的车前子(psyllinm)与白土奶(benton ite)。车前子会在大小肠内起作用，清除卡在肠壁或缝隙中的宿便，白土奶则会吸收肠内的毒素。这次大扫除目前正进行到第三天。下一个阶段的休息期间，我打算进行肝脏的冲洗计划，非糖尿病患大多使用苹果汁，我却得把正磷酸(ortho-phosphoric acid)溶解于清水中，一天喝四杯，然后再服用泻盐(Epsom salts，一种灌肠剂，含盐量极高)，接着——痛快啊！我可以在晚餐大吃水果了，最后上床前再喝些橄榄油。正磷酸可以清除动脉中的钙与油脂，并软化分解胆结石，泻盐则能松弛胆囊的括约肌，疏通胆汁导管，好让结石顺利排出。橄榄油的功效是在促进胆囊与肝脏的收缩，迫使其中的废物、胆汁与结石顺利进入小肠。多么不可思议的疗程……令人期待！ 肯和我都很喜欢冈札勒斯医生，他的诊所距离我阿姨在纽约的公寓不远。他指出70%到75的病人，对这项治疗都有不错的反应，也就是说有的人真的被治好了，有的则稳住病情准备长期抗战。虽然我的体内仍有许多肿瘤，但是他说我有50%的机会产生良好的反应，我的毅力与决心，加上对这种治疗的理解，机会可能比预期还高。 透过一项特别的血液检查，他们可以测出不同的器官与身体系统的强度，借以辨别是否有癌细胞的存在，这次检查可以显示身体的弱点，帮助医生拿捏维他命与器官萃取物的剂量。我的检查结果与癌症实际存在的部位完全一致，与化疗的预期效果也相去不远；这都是在医师还没见到我或读过我的资料前的判断。此外，他们也为体内的癌症病况确定出一个危险指数，这个指数是他们后来设计疗程的指标。冈札勒斯医生说大部分的病人指数都在18到25之间，一旦超过 45到五个就无法挽救了。我的指数是38，相当高，但还有机会产生良好的治疗反应。他说曾经有指数只有15的病人没有产生什么反应，而指数高达三十多的病人接受治疗以后，却很有效地击败了肿瘤。他表示治疗一个月以后，就可以确定我的机会有多少了，后时他可能再做一次血液检查，我自己也会有感觉对这项治疗的反应为何。冈札勒斯医生说某些病人在情况好转之前会非常痛苦，好像要死了似的。因此每当我抱怨身体疲累时，肯就大叫“好啊”——真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处在疲累状态，这表示我的运动时间必须缩短，而且得开始服用胰岛素了。 如果从头到尾所有的治疗选择都是我自己决定的，不论未来如何我都会相当平静。譬如奚弗与凯利疗法都是我的选择，但是在发病的初期实在受到太多医师的影响；如果能倾听自己的声音，我可能会选择乳房切除手术，然后到利文斯顿一惠勒诊所去接受治疗。我们当然要对医师的话保持警觉(他们通常对自己太过自信，对另类治疗则相当封闭)，但也要腾出时间安静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直觉上被哪一些疗法吸引，然后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一个不论结果如何你都承担得起的选择。如果我死了，我也必须清楚地知道这是我的选择。 我刚完成一些玻璃盘的设计，很满意，我想我现在可以在自己的职业栏填上“艺术家”这三个字了！ 我最近开始将觉察与臣服纳入静修练习，这是把佛教与基督教的静修方法混在一起、成为我自己的一种途径。最近参加那洛巴学院举办的基督教与佛教静修方法研讨会，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洛巴是位于博尔德的一所静修学院，由一群创巴仁波切的学生兴办，肯也是董事之一。他们设计了一些非常有趣又创新的课程，强调的是心理学、艺术、写作、诗歌以及佛法的研究。 那几场研讨会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过去我对基督教词汇里的负面暗示颇为反感，譬如上帝、基督、原罪或臣服，等等，现在我比较能体会其中的神秘意涵了。我发现自己已经把“允许神性出现”的基督教咒语改成“臣服于上帝”。臣服与上帝两个词汇对我来说曾经是非常刺眼的，现在却爱上了它们！因为它们可以唤醒我。每当我反复诵念这句话时，我发现自己立刻能放下心中的执著，知觉开始向外扩张，意识到周遭的能量与美涌入我的心中，再向外延伸到无限的虚空。“上帝”不再令我联想到父神，而是虚空、能力、永恒与圆满。 我目前的情况蛮好的，晨间静修的习惯为我带来安适感，并且不断地提醒我——虽然我很注意身体的情况，但我并不是这副身体。我喜欢有人提醒我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生命体”，虽然我距离这样的体悟还很遥远。我希望有人提醒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解开我们是被轮回(现世的)所困的错误认知”。我喜欢听拉马纳尊者所说的“信赖神”，他说：“所谓的臣服指的是接受神的旨意，不为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不悦之事哀叹。”我也喜欢有人提醒我“你会为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而感谢神，却从不为那些看似不好的事而感谢神；这就是你最大的错误。”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得了癌症，我的人生才真的被启动。”我也有同感。另外一位罹患癌症的朋友拿他的艺术创作给我看，我被这件作品的力与美深深震撼，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要不是因为癌症，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这么深的东西。” 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可能轻松一些，也可能更艰难。我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身体的巨大痛苦或功能的受损，不知道未来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能有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接纳力、定力与对神的感恩。 我没想到会持续不断地写这些信，其实我只是懒得写给每一个想保持联系的朋友。现在它们已经活出了自己的生命，即使没有任何人读它们，我还是会继续地写。我之所以巨细靡遗地描述这些检验、令人困惑的结果、相互冲突的意见与困难的抉择，并不是因为这些数字、结果或抉择非常重要，而是这些与癌症共处的生活细节，让人活生生地感受到病患共通的心声，譬如“与癌症共同生活就像坐情绪的云霄飞车一样”，“选择治疗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事”，“我们无法预先做下个星期的计划”以及“这一切都会持续下去，直到结束的那一天为止”。别的病患的故事可能在数据、细节、步调与结果上有所不同，但感觉上没有多大差异。这确实是一条不平坦的路。 我时常质疑这一切是否值得、生命是否真的如此美好，值得奋战不懈，我是否该在它变得更困难之前赶紧放弃(我真的常常出现这样的想法)，这时有一件事会支持我，让我继续走下去，甚至做更深的探究，那就是可以将我所经验到、所学到的一切写下来。肯几天前才问过我，如果情况转坏，我是否还要继续写这些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而且我早已思考过，写信可能会让我面临真正的痛苦与死亡时不至于轻生，甚至认为活着的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与价值。因此我还是会试着让你们知道我的近况，用我的经验去激发你们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它会真的对某人有帮助也说不定。 暂且搁笔，下封信中再谈！我必须为自己无法逐一回信与回电话致歉，但我确信你们每个人都会理解。肯和我每一天都从你们那里得到了各种不同的支持！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于博尔德
1988年7月
路又开始颠簸了，真正的颠簸。互相冲突的检验结果直接地推了出来，正统的医学检验显示肿瘤在崔雅的体内正快速成长。但是，这些检验报告与我们所预期的使用酵素来分解肿瘤的想像不谋而合。
昨天过得有点恐怖，这也是夜晚无法安眠的原因。丹佛的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检查的结果——癌胚抗原检定(CEA)可以测出血液循环中癌细胞的蛋白质数量，然后就能知道体内有多少活跃的癌细胞。我在1月份所做的检验结果是七点七(二至五被认为是正常)，在德国接受第一次治疗以后升到13，5月离开前的指数是16.7。这些指数告诉我们肿瘤一直在成长，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是21，这是否意味它们再度活跃起来了，本来应该维持两三年稳定状态的脑瘤，正不断成长中？也许该考虑再继续做一个月的化疗？我才享受了两个星期的家庭生活，拜托，多给我一点喘息的时间吧！ 很幸运的，肯和我今天早上及时联络到冈札勒斯医生，他要我们别太在意。“我有一些病人的指数高达八百至一千三百，现在都还活得很好，除非到达七百，否则我不会太介意的。”他警告我在酵素治疗的过程中，当癌细胞被瓦解时，释放出来的蛋白质会在检验中显现更高的指数。“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它可能会在短短的两周内由七百升到一千三百，那些正统医师要是看到这种情况，铁定会抓狂。21的指数确实有点活跃，但并不算高。”你可以想像我释放出来的能量有多大。此外，我也很高兴得知酵素已经跨越了脑血管的障碍，在脑部产生了作用(我最近发现那些我持保留态度的治疗——肿瘤坏死因素、伯金斯基的反肿瘤增生以及单克隆化疗都没有发生效用，唉！)冈札勒斯医生的语气听起来相当有信心，我觉得好过多了，我希望他是对的，这项治疗真能发生效果。至少我现在觉得比较有安全感了，特别是我们下个星期要去见正统医师，看更多的检查报告，听更多的谏言。
根据正统医生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马上接受最高剂量的化疗(剂量高到可以杀死骨髓)，然后再接受骨髓移植(这整个过程被视为最残酷而严厉的治疗)。我们忧心忡忡地等待来自冈札勒斯的血液分析报告。根据他的说法，这项特殊的检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评断到底肿瘤是在增长，还是被分解了。
酵素似乎真的产生了作用，万岁！这是长久以来我们听见的第一个好消息。我在治疗了一个月之后又送了一些毛发与血液的样本去分析，结果我的癌症危险指数由38降到33，就连冈札勒斯本人也表示，他从未见过一位病人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如此明显的改变。治疗时我也服用了反雌激素，有些效果可能源自于此(我最近才和一位女士谈过，她说自己做了卵巢切除手术之后，肺部的肿块便完全消失了)。肯和我都因为冈札勒斯带来的好消息而雀跃不已！ 然而，我的热情因出现在右手臂上的新症状顿时消退，这个新症状可能意味肿瘤移到新的地方。我记得在静修中曾经告诉自己，如果有奇怪的症状发生也不要忧虑，因为那也许是肿瘤被吞噬所产生的改变。我们对这些内在的信息仍然非常乐观，“我会没事的”感觉也不断浮现。这并不是一种积极思考，没有强迫的感觉或意图，它们是自发的。这些信息是很乐观的，即使与正统医学的检查结果并不一致！
整个情况简直快令人发狂了。到底该相信谁呢？那天我带着狗儿出去散步时，脑子出现以下的想法：
我是个受过训练的生化学者，根据我所学的去判断冈札勒斯的结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当肿瘤在分解时，的确会释放与肿瘤成长时所产生的相同物质，正统医学的检验可能无法轻易地辨别它们。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放射线专家，也无法以组织胺剧增来判别到底是癌症的增长、“hastamine”反应或是伤疤组织。
如果他真的是在误导我们，想让我们觉得好过一些呢？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的正统肿瘤科医生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钱，不过这种说法实在太荒谬了。冈札勒斯是事先统一收费的，不管崔雅是死是活，他都已经收了钱。
如果是为了让我们好过一些，他应该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察觉，而且很可能演变成违法的欺诈事件。崔雅甚至还问过他：“如果你的判断错误，而我们因为你的错误拒绝了正统医疗的途径，结果把我害死了，你该怎么办？我的家人可以告你吗？”他回答说：“可以的，他们当然可以，只不过这种疗法在美国是合法的，而且有很高的成功率。如果不是这样，我和所有治疗过的病人早就死了！”
此外冈札勒斯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名声；如果他的病人没有起色，他会立刻建议他们采用正统疗法。他希望崔雅和其他人活得一样久，他对崔雅深具信心，认为她会很快好转。
因此他不是误诊，便是在撒谎。但他应该不会撒谎才对——那个损失太大了。那么他是误判了检验的结果吗？他为什么如此深具信心？我知道他这种检验已经做过数百次了，以实验的角度来看，他一定是发现这项检验具有相当高的正确性，虽不是100%，也足以让他挂牌行医，此外他还结合了其他的检验。如果这项检验没有那么精确，他也应该会发现，并算出其中的误差，然后告诉病人。我们实在不该怀疑他，如果他是错的，他自己一定也知道！
而且从外面的消息(他的档案都是对研究人员开放的)，大约有70%的病人不是好转就是稳住病情。从每一个案例来判断，他们的血液分析与病情都非常符合。
我逐渐理出一些头绪，心想这个疯狂的疗法，也许真的产生了一些功效。
做了决定的崔雅，似乎也感觉这个疗法真的生效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俩都不想太笃定。我们仍然假设她只有不到一年的寿命，如果希望太大，到时候岂不更失望？！虽然如此，乐观的期望还是慢慢从心底生起，所以我们决定在崔雅热爱的阿斯彭待一个月，我们现在有车，只要花四小时就到了。
可以在阿斯彭待一个月！尽情享受生命一个月，不必打电话给医生排定检查或诊疗，躲开有关癌症的所有事项，花一个月的时间健行、听音乐会、见老朋友、做户外活动，与家人相聚……万岁！ 就在我们出发前往阿斯彭的最后一刻，肯发现一个为期两周的佛教禅修，闭关地点在加拿大的北部，他很想参加。我也很高兴，因为他说自从我一月份复发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件事如此兴奋。这一整年对于肯来说想必极为难挨，毕竟他是我唯一的支持者，此外他还得面对我未来的死亡和遗嘱问题等等。而我可以趁机和父母、妹妹与狗儿们共度一段时间。能离开博尔德休息一阵子真是件好事，我发现自己开始失去应付治疗琐事的战斗力了。 真的是酵素发生作用了吗？冈札勒斯是对的吗，还是那些正统医师？我不晓得。在阿斯彭我有太多复杂的感觉，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度假了。经过独立隘口时，我为它壮丽的景观而落泪，第二天去我的静修小屋，也为白杨树透过来的阳光而潸然落泪。如果不是意识到明天可能就看不到这些景物，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这里的美令我对生命深深赞叹，我只想要更多、更多的美！你很难不执著，如果在你周围的是水晶般清澈的溪水所发出的冲刷声，微风中轻柔摆动的白杨树，抬头仰望赫然发现的万点繁星。没错，有时我真的对生命依依不舍，尤其是在阿斯彭。 在这里我不只看到自己的执著，也察觉自己的局限。听到朋友提起他们的异国之旅，或是肯告诉我加德满都要举办闭关，我立刻联想到细菌、肮脏的馊水和感冒。我体内的免疫大军已经全部武装起来对付癌症，没有剩余的军备再去对付感冒，更别提那些具有异国风味的病毒了，我恐怕从此以后无法再放心地去旅行了。 我每一次出门都得带胰岛素、水、药丸和甜点(在血糖突然降低时服用)，还要随身带着保暖的外套。这些安排都会助长我执著的一面。我发现打坐最容易生起以下的念头：凌晨的酵素到底吃了没？……让我想想，如果在12点吞药丸，那么一点以前我就得吃点心，因为胰岛素……如果我没有早一点服用那些药丸，如何能挤进其他的药丸……去阿斯彭之前，我一定要记得购足胰岛素，还要将两种反雌激素的药罐都装满……要去一趟医院多要几份检查报告的副本寄给安德森……也许我该更改一下今晚的胰岛素剂量，因为空腹时的血糖指数太高了，等等，等等。这都是垃圾，这些筹划的念头侵犯了我的时间，真是心猿意马，心猿意马啊！
我去参加闭关是近三年来和崔雅第一次小别——密宗大圆满(Dzogchen)的禅修闭关。结束后我回到阿斯彭陪伴崔雅。我们仍设法不要太相信那些酵素的功效。虽然崔雅大声质疑自己是否还能见到下一个春天，她的喜悦与热情的静定还是时而浮现，我也因为一些开心的想法有点疯癫。
在阿斯彭的这段日子里发生了好多奇妙的事。其中之一是约翰·丹佛与卡桑德拉的婚礼，肯和我都认为她的澳洲腔实在很有趣。婚礼是在史塔伍德(Starwood)的高原举行，落日的余晖照亮了四周锯齿状的群山。 另外一件美好的事就是肯回来了，加拿大的闭关令他充满了能量。他临行前还对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凭直觉去做一件事。后来他才知道这个由贝诺法王(Dema Norbu Rinpoche)所主持的闭关是佛教最高的智慧传递法会。西方总共举办了两次，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老师有资格教导。闭关的过程似乎相当难挨，短短的两周内，肯接受了12次以上的灌顶，或者智慧传递。他回来之后改变很大，整个人变得更轻松、更平和了。 其他的美好时光都是与家人共度的，大家一起消磨时间，我享受他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这次风中之星基金会一年一度的座谈会是在音乐节营区举行的，充满了启发与快乐。 风中之星的创办人汤姆以《我们星球的状况》(State of Our planet )为题进行讨论，最后一次的主题是观点的改变，有6个人分享了观点的改变如何帮助他们度过生命的挑战。 汤姆邀请我担任其中一名发言者。我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份邀请。我在静修时与我的肿瘤交谈，肺部的肿瘤不断地告诉我要勇于开口讲话，特别是说出这段与癌症共处的经历，同时传出的另一个声音却非常害怕。它必须透过我的经验和行动来证明说出真相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因此我心怀恐惧地接受邀约。 每个人的谈话被限定在三到四分钟，可是我足足讲了九分钟，在场的人都起立鼓掌。我讲完后，约翰开始高唱“我要活下去”这首很美的歌谣，唱完之后他对我说：“这首歌是献给你的。”整个过程真是美极了！ 会后，我们与约翰以及卡桑德拉共进晚餐。肯与约翰非常投缘。回到博尔德以后，卡桑德拉前来拜访我们，与我们在阳台上吃午餐，并且带来令人惊喜的消息：她怀孕了！虽然这对我而言是个永远无法达成的心愿，但我还是为卡桑德拉与约翰高兴！啊，生命不断地延续着……
回到博尔德，我们又送了一份血液采样给冈札勒斯医生做另一次分析。崔雅的指数竟意外地下降了五点！就连冈札勒斯本人也难以置信，于是要求实验室重新分析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他将这项成果归因于崔雅对这项治疗所抱持的“稳定而热忱”(热情的静定)的态度。他开始将崔雅的例子介绍给其他的病人，告诉他们如何做才正确。于是我们接到许多同样在接受这项治疗的病患打来的电话，我们很乐意能协助他们。
你也许会怀疑这些酵素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功效？根据冈札勒斯那份“可笑的小检验”(这是他对这份报告的称呼)，酵素发挥的功效非常好。从刚开始的38指数(他通常不接受指数超过40的病人)，一直降到现在的28，一共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不打算就此燃起希望。毫不执著地努力！这是我的座右铭。但是偶尔幻想自己可能活到很老，与肯、家人、好友们共度未来的美好时刻，也是很棒的事。我也许真能活得比吉普车的保证期更久一些！
崔雅的家人来拜访我们，当他们正要离去时，我在他们身后大声喊着：“你们知道吗，我刚才在想她或许会好转！我真的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