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这是北塔霍湖畔一个明朗而美妙的清晨。我们的房子就坐落在北美最优美的湖旁的半山腰上。从屋里每一扇朝南的窗户望出去，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座湖，它的周围是白得惊人的沙滩，背景是苍郁的山脉，山顶终年覆盖着白雪。深蓝的湖水是那么的深沉、令人感动。我怀疑湖底是否不断地释放着某种巨大的能量：因为这座湖看起来不仅一片碧蓝，更像是发电厂的开关打开了似的。
崔雅睡得很沉。我从橱柜中拿了一瓶伏特加，小心翼翼地在杯中斟满四盎司，然后一饮而尽，这足以让我撑到中午。中午，我通常会喝三罐啤酒，整个下午几乎也在啤酒中度过，也许五罐，也许十罐。晚餐及饭后则是白兰地陪伴着我。我从不喝醉，连头昏都没有。我没有忽略过崔雅的治疗问题，也从未逃避过自己该负的责任。如果你遇见我，绝不会怀疑我喝过酒，我会表现得非常机敏、面带微笑，而且生气蓬勃。我每天如此，整整持续了四个月。然后我可能走进南塔霍湖公园街的安迪体育用品店，买一把枪把所有恼人的事一轰而尽。就像他们所说的，我再也受不了了。
崔雅结束最后一次的化疗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虽然化疗对身体是一种严酷的惩罚与考验，但崔雅凭着极大的勇气与毅力，熬过了这段最艰苦的时间。她得到一张健康保证收据，可是，这并不意味什么(如果你因其他的疾病而死，才能宣布你的癌症已经痊愈)。我们终于可以期盼生活稳定下来，如果崔雅的生理期恢复，我们或许还能生个孩子。生命的地平线再度清朗、诱人。
然而有些东西改变了。我们两人因为精疲力竭开始产生摩擦。就像共同背负着一个巨大的重担一起攀登陡坡，我们一直小心地背着它往上攀，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却完全累垮了。虽然我们之间的紧张累积得很慢，尤其是过去七个月的放疗期，但话还没说完，争执就爆发。仿佛穿了一件廉价的西装，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裂了一条缝。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令我们完全手足无措。
对这段期间的生活我不想着墨太多，也不想粉饰太平。简而言之，对我们俩而言，这段日子就是活脱的地狱。
斜坡村是一个位于塔霍湖东北角，人口大约七千人的小镇，塔霍湖这个名字是源自当地的印第安语，意思是“高地之水”(塔霍湖是西半球海拔第二高的湖泊，含水量比密歇根湖还多，根据那些可笑的导游手册的说法，如果湖水淹没了加州，洪水大概可以高达14英寸)。1985年，一种怪异的疾病突然袭卷这个村庄，两百多名农民受到感染，它像一种轻微的多发性硬化症，主要症状是：热度不高但长期发烧、偶发性的肌肉功能失常、夜间盗汗、溃烂、淋巴腺肿大、全身瘫软无力。在这两百多位的病患中，有30名以上被迫住进医院，因为他们虚脱得几乎站不起来。电脑断层扫描显示这种疾病会在脑中造成许多细小组织的伤害，看起来像是多发性硬化症。这种病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似乎不是人与人相互传染的：先生罹病不会传染给妻子，罹病的母亲也不会传染给孩子。没有人知道这种怪病是如何传递的；最后的结论是，这种病可能是由某种环境毒素所引起。无论如何，这场怪病之风在这个村庄中整整刮了一年——自从1985年以后，这个地区就没有了新的病例出现。它似乎是由乌饭树的毒素所引起的过劳症。
刚开始时，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对外否认这件事，但是保罗·切尼医师(一位杰出的内科医师，还拥有物理学的博士学位)知道得很详尽，他手中握有许多关于这个怪病的资料，也收集了许多不容置疑的研究证据，于是亚特兰大卫生当局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说辞。
崔雅和我在1985年搬进斜坡村，我是那两百位幸运人士中的一名。
在那些身染怪病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持续了六个月的症状；另外三分之一大约持续了两三年时间；剩余的三分之一的病症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有许多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属于中间的三分之一，整整被这个怪病纠缠了两三年之久。我自己的主要症状包括：肌肉抽筋、几乎是全身性的痉挛、持续地发烧、淋巴腺肿大、夜间盗汗以及瘫软无力。我照样能起床、刷牙，但爬楼梯的时候必须停下来休息。
我得了这种怪病，却对它一无所知，这实在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变得愈来愈疲倦、沮丧与苦恼。再加上崔雅的情况，这份沮丧感更加恶化。这份沮丧感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神经过敏，部分则源自这个怪病——只有在焦虑来袭时才会被打断。对自己的情况的绝望感，会使我从沮丧中跳出来，进入惊慌失措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完全失控，不晓得为什么会被那些残酷命运的乱箭击中，几个月以来我不时想要自杀。
我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为了随时随地帮助崔雅，过去一整年，我完全压抑了自己的兴趣、工作、需求以及自己的生活。我是自愿这么做的，如果再有相同的情况发生，我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做，让自己事先有更多的支持系统，同时更清楚身为全职支援者所必须做出的牺牲。
在崔雅生病的过程中，我学习到许多功课。我之所以愿意深入自己与崔雅的这段煎熬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经历，或许可以让许多人避免重蹈我的覆辙。事实上我以如此艰难的方式所学得的功课，在某种程度上也慢慢变成了“癌症支援者”的发言人。我写的第一篇有关支援者的报偿与危险的文章刊登以后，获得了很大的回响，出版商与我都相当惊讶。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数百封最沉痛的信件，这些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却没人能让他们一吐苦水。我希望能透过较温和的途径，逐渐地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我还在继续挣扎，我对崔雅的病和我自己的困境的忧虑在缓慢增加，真实的沮丧感也在日益恶化。这一年半来，我无法不间断地写作，在此之前，写作可以说是我的命脉、我的守护神、我的命运、我的功业。过去十年来，我几乎每年完成一本书；就像其他男人一样，我以自己的工作与写作来肯定私我，当写作突然停摆时，我就像一个没有保护网的空中飞人，坠地时伤得很重。
然而最严重的还是我停止了静修的练习，我过去拥有的觉照力也消失了。我不能轻易地回到“暴风的中心”，有的只是狂风暴雨。这使我在度过这些关卡时非常难受。我丧失了纯粹与开放的觉知，也就是接近见证与灵魂的能力，剩下的只有私我紧缩与自恋。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与守护神，剩下的只有私我，那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恐惧不已的思维。
我认为自己最简单、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为自己应尽的义务而责怪崔雅。我是自愿放弃自己的兴趣来帮助她的，但是，当我开始怀念我的写作、编辑工作和静修练习时，我开始责怪崔雅，因为她的癌症而责怪她，因为她毁了我的生活而责怪她，因为她使我丧失自己的灵魂而责怪她。这正是存在主义者所谓的“背信”(bad faith)——没有为你自己的选择肩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愈“沮丧”，对崔雅的打击愈大，特别是她历经诸多磨难之后。日夜伴随在她身旁一年半以后，我突然消失了，将自己包裹起来，不想再听她倾诉。我觉得自己需要一点支持，而她不习惯或无法给予我这样的支持。当我开始因为自己的沮丧而莫名其妙责怪崔雅时，她理所当然有所反弹，无论是出自罪恶感还是愤怒。同时，生理期的过早终止以及因化疗而引起的情绪不稳，再加上崔雅对这些状况的“神经过敏”反应，在使得整个局面每下愈况，而我也对这些现象产生了各种反应。我们最后都深陷于由罪恶感和责难卷成的漩涡中，于是崔雅进入了绝望，我走进了安迪体育用品店。
今天是星期六。两天前我开始写一些东西，在屋子断电前，我刚好写了三段。当时我正在抒发自己的悲情，那些东西并不值得记录，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肯和我一起共度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在市中心消磨半天。当我上床睡觉时，我有一种被神眷顾、事情终会好转的感觉。我的私我肯定疗法从“我对神的爱在我体内的每个细胞中产生了治疗的作用”，转变成“我感觉到神的爱在我体内的每个细胞中产生了治疗的作用”。这是一个细致又显著的差异。正如我先前说过的，透过肯对我的爱，我知道神是爱我的。如果肯与我能真正联结，我就能与神联结，如果我们失去了联结，我与万事万物的关系就被切断了。 我们再度的联结发生在某个悲惨的日子。早上起来，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斥责我没有整理衣柜，稍后我也以新电脑出了问题反击回去，然后他就掉头走了，几乎失踪了一整天，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门前的回廊上，呆呆地望着湖水，试着摆脱毫无价值的感觉，那天傍晚我们进行了一段长谈，但没有什么收获，他说一切都像是旧戏重演。 最近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和坏情绪对抗，很像是更年期的症状。其实我已经停经了。我的情绪难道是因为丧失雌激素而引起的？可能性很大。一个星期前我开始服用避孕丸，它对我的潮热产生了一些帮助。肯喝了点酒，人变得温柔多了——今晚一切都很美好。 今天我在整理浴室的壁橱时，清理出了一些经期用的棉条，我怀疑自己是否还用得上？ 今天是星期三，所有的事情仍然非常不稳定。我们刚从旧金山回来，房子看起来还好，只不过工人们把厨房的色调弄得一团糟。反正总是有问题。稍后我们去散步。肯显得郁郁寡欢，他对生活的不满表现在和我说话的语气上，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默默地承受。有时候看见他这副模样，我会觉得他虽然爱我，却不喜欢我。事后他会向我道歉——以非常甜蜜的声音对我说，他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想和他谈一谈，但总是无法深入。在这种时刻如果没有第三者在场，我们通常无法将局面处理得很好。“亲爱的，我们之间这种情况已经反复出现好几次了，我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沮丧，只要我们一谈到这些事，你就会觉得内疚、变得恼怒，而我也会跟着生气，这是一点帮助也没有的。我希望能找个人来帮我们协调一下，在还没找到适当的人选以前，暂时稳住这个局面好吗？”这对我来说相当困难，因为我希望问题可以在当下解决，我希望整个气氛是明朗的，这样我们之间的那份爱才会没有阻碍。他说我们陷得太深了。 令我真正惊讶的是，我们是如此的相爱，我们的联结也是如此的牢固，但仍得经过如此艰难的考验。我不禁开始质疑，好像我们所有可能产生的压力都要在这一世解决。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看一份压力测量表。丧偶的压力指数最高，可以到一百点，压力指数最高五项中的三项(结婚、搬家、重病)我们都有。肯认为自己还有第四高指数的压力——失业(虽然他是自愿的)。即使是度假，在压力指数上也高居第十五。肯说，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沉重的压力了，如果再去度个假，那不是要人命吗！ 每次一谈到这些问题，我总是感觉他敢怒不敢言。他觉得自己不但被击垮，还受到监视，动弹不得。换句话说，他因为我而完全无法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做什么似乎都没有帮助。此外，我们的行为特征也开始显现，以前它们是互补的，现在只有摩擦的份了。我是一个小心谨慎、做事井然有序的环保主义者，受到威胁时，我会有紧缩的倾向；肯则是一个外向大方、不拘小节的宏论家，日常琐事会令他烦躁不安。 第二个星期我们又回到旧金山和弗朗西丝、罗杰共度周末。当天晚上，怀特与朱迪斯·斯卡区(《奇迹的课程》发行人)前来庆祝《奇》书的平装本在美英两地上市。第二天早上，罗杰向弗朗西丝求婚了！婚礼在朱迪斯与怀特的家举行，蜜月则是在我们塔霍湖的家度过。肯将成为罗杰的伴郎，而我是弗朗西丝的伴娘。 尽管有弗朗西丝与罗杰的协助，我们的问题仍没有丝毫改善。回到塔霍湖，我们一起陷入肯的情绪中。他似乎无法自拔，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电视机前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我可怜的爱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似乎做什么都没用。我的感觉糟透了。 今天是星期五。多么奇妙的人生！从彻底的绝望攀升到感觉很棒的一天。 肯为了公事要离开两天，我几乎要崩溃了。他走后我开始责难自己的态度恶劣，过于想掌控他。他主要的抱怨就是我太想控制他，独占他的时间。这是真的，我实在太爱他了，我希望每分每秒都能和他在一起。或许有人会说，我为了不让他分心，才会得癌症，这样的理论也许部分属实，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抓住他的注意力！我的确有点嫉妒他的工作，但我并不希望他的工作就此停摆，这也是我目前最感痛苦的事，因为他的守护神已经消失了。 他离开后，我真的快疯了。屋子显得格外的冰冷与孤寂。我抱着电话向凯蒂哭诉了一个小时。 然而和他在电话上谈过以后一切似乎又好转了。他回来以后，我们更善待彼此，习性反应也减少了。我们留意着彼此的模式，遇到阻碍时则绕道而行。 弗朗斯瓦与汉娜前来度周末，凯依·林恩也加入阵容(他们三人都是来自芬德霍恩的老友)——这真是难以言喻的美好时光！尤其是星期天，我们开车上玫瑰山的公路，享受美景，在瀑布边野餐，接着又循着湖边的步道健行，后来又到我所吃过最好吃的餐厅共进晚餐，最后去凯悦跳舞。我唯一能说服肯加入我们的理由是，“这种健行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运动效果，而且完全不借助机器。通常需要走上好几英里，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致。”“好啦，好啦，我去就是了。”弗朗斯瓦问肯：“你难道不喜欢运动吗？”肯回答说：“我喜欢运动，但只能承担同类疗法微粒药丸的量。”
崔雅和我都警觉到，我们两人无论在个人方面或是配偶的联结上都开始分崩离析。在个人方面，我们还算正常的神经症一一浮现：这些神经症迟早会被注意到，如果不处在这种压力锅的情况中，它们可能会一直潜藏在底端。
在配偶的联结上，相同的问题仍在进行。一般的配偶在三五年，甚至10年也不必面对的问题，我们全都被迫去面对了。无论在个人或双方的联结上，我们两人先得崩溃，才能统合得更加坚实。这场考验虽然痛苦，从一开始我们就感觉最终一切都会转化得更好，如果我们能幸存的话。因为那些在烈火中被燃尽的并不是我们对彼此的爱，而是存在我们心中的“垃圾”。
崔西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昨天晚餐时，她问我是否仍继续写日记，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因为，她说，这会是一本畅销书！某些时候我也有过类似的幻想……因为我从未发现一本可以涵盖所有我想知道的内容的书。她还问我做完化疗后是否觉得好过多了。我说：“六个月以后再问我吧！”我觉得自己仍处在化疗的过程中，除非我的生理期可以连续三次按时出现，血液也回归正常值，整个疗程才算真正结束。没有人确实地告诉我，头发会在什么时候长出来，我猜想或许在最后一次治疗结束，25天循环周期过了以后。这样看来至少还得等上一个多星期。啊！耐心！ 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化疗尚未结束的原因是生理期还没有恢复。这听起来有几分侦探小说的意味……它到哪去了呢？上个星期是我第一次在做爱时觉得阴道干涩，我的生理期也因为化疗整整迟了三个半星期。这实在是痛苦又令人沮丧的事，真希望男性医师们对这种情况也能有点概念。上个月的情况非常糟糕。不时会陷入抑郁之中以泪洗面。不哭的时候感觉便会很好。不是说以前不难受，但这次似乎是从我修习史迪芬·勒文的自我宽恕的静修开始的，有一天我在做练习的时候遇见了麻烦，我感到无法宽恕自己。那一天特别糟糕，由于眼泪太多，出现了花粉热的过敏症状，但我仍然强打精神到市里去，为“美苏青年交流基金项目策划书”写了个说明信。第二个星期，肯到旧金山办事，我又度过非常可怕的一晚，几乎整个晚上都不停地流泪，觉得自己实在恐怖得叫人难以忍受。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去见妇产科医师，又哭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傍晚，我继续对弗朗西丝与罗杰哭诉，我认为自己必须为肯生活中的烦恼、悲苦与无力工作负责。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倒愈来愈严重了。当我得知琳达不一定能来看我时，心里很不舒服，我多么希望被人关心，希望她能因为爱我而排除万难来看我。我对她说，如果她不来的话，我还是可以找到其他人来替我打气的。这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我必须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必须拿掉“我能处理一切”的高傲面具。去机场接琳达的路上我又哭了，她的来访固然令我感动，但我的悲伤情绪丝毫没有减低。几天后，我送走琳达，参加周末的芬德霍恩聚会，又哭了一整天，早上和弗朗西丝，下午和我的心理治疗师坎特，接下来是针灸治疗师霍尔——这就是我所有的支持系统。我觉得十分疲惫，差不多可以停下来了，但实际上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我问坎特医师这种状况是否会发生在其他病人身上——他们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熬过了掉发、呕吐、虚弱以及焦虑等各种折磨，当一切都度过之后，他们却崩溃了。他说他为癌症病人做心理治疗的25年里，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对于肯而言也是如此，他扛了我两年，现在终于可以把我放下，他却崩溃了。 我注意到有许多痛苦、悲伤、恐惧与愤怒的情绪是我无法独立解决的，特别是每三个星期就得做一次放疗，又要打理屋子的种种琐事。理智上我知道它们是好的，而实际上却完全无法感觉。 我的心理有一部分是在害怕，现在的崩溃会否定过去几个月做放疗与处理房子时的良好表现。我向肯提及这件事，他说：“那也正是我的感觉，老实说，我真的以自己现在的德性为耻。”多年以来别人都认为我相当坚强、稳定，他们从不认为我会恐惧、悲伤与愤怒，后来这些情绪全都浮现了。我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否认它们的存在，因为别人会把我看扁了。其实光是这种想法就已经令我元气大伤。一旦有许多小丑联合起来为我粉饰太平时(《一千个小丑》A Thousand Clowns这部电影中指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许多的“次人格”或“小丑”)，我会害怕表现出这些“负面”的感觉，现在偶尔还有个小丑摇旗呐喊地应应景。当然这名小丑还是会影响到我，但是我比较能警觉到它的其他伙伴了。一些新来的小丑不时会鼓励你崩溃一下。我将借此重新整顿，然后重生。
同一段时间，我们俩却愈来愈沮丧、愈来愈仳离，也愈来愈被这艰苦的情境和自己的神经症所击溃。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像是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唯一的问题是，该怎么死呢？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陷在沮丧中——真正的沮丧，不像过去偶尔会有的忧愁或低落的情绪。这是一种新的情绪，有点吓人。我一点都不想讲话，反正肯也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他的反应迟缓、整个人无精打采，所有的努力都无法使他振作起来。我不记得自己有过这样的感觉，沉默得吓人，连做决定的力气都没了。如果肯问我一些事，我也只是以单字回答。 情况很简单，就是我不再快乐了。我不再感到自己充沛的活力，我感觉的只有这些事件对我造成的摧残。我累了，这疲累远比身体的困倦还要磨人。在罹患癌症的第一年里，我还能感觉快乐的情绪，这个改变很显然是在化疗期间产生的。从身体来看，化疗其实没那么糟，我对肯说，我觉得最坏的部分是情感、心理与灵性上的毒害。我觉得自己被击垮，甚至完全失去了控制。 未渡过重要的难关前，我如何期望肯与我可以安稳地生活几年呢？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 大约在五天前我做了两个梦。也许就在那天晚上我开始排卵。在第一个梦境中，他们必须把我仅存的乳房切除更多，我非常愤怒，因为它看起来已经够小了(很有趣，我从未梦见自己失去的那个乳房又长回来了，事实上，我甚至没有做过有关它的梦)。在第二个梦境中，我坐在肿瘤科医师的办公室，询问他我是不是永远都会缺乏雌激素、出现阴道干涩的现象。他说没错，然后我就开始对他尖叫，不断地尖声惊叫。这是为了避免他在一开始就警告我而大发雷霆，而那些该死的医师们似乎不在乎，认为这些事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是在治疗身体，而不是人。我完全彻底地失去控制，爆发出怒火，一直不停地尖叫、尖叫、尖叫。
守护神啊，守护神！没有了它，我就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道途、失去了幸运。有人说，女人提供男人的是稳定的基础，男人提供女人的则是清楚的方向。我并不想陷入性别之争，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句话似乎有几分道理。过去崔雅给了我稳定的基础；如今我的双脚还是固着在地面，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了。以前我能提供崔雅明确的方向，现在我只能让她陷入毫无目标的沮丧之中。
星期六我的心情因为天气好转而兴奋——一个阳光灿烂的大晴天，我向肯提议一起出门，到我们最爱的那家餐厅去吃午餐。在餐厅里，他的情绪仍然非常沮丧，但从某方面来说又有些不同。我问他是否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有关写作的事，我一直在想，那股写作的欲望应该回来才对，我知道你也很不好受，实在非常抱歉。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透，我并没有所谓的作家障碍，想写作的时候写不出来，我只是不想写。我一直专注地寻找内心的守护神，但不管怎么找就是不见它的踪影，这是最令我恐惧的事。” 肯的情况似乎愈来愈糟。这天晚上家里有客人，有人问及他写作的事，肯的表现虽然有些吃力，但还算不错。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们并不熟，不过他是肯的忠实读者，读过他写的每一本书。肯努力稳住自己的情绪，很有礼貌地向他解释自己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作品了，他认为自己的写作期已经结束，虽然他一直努力想要激起写作的欲望，但没有用，所以他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这位男士在听完他的解释后显得相当愤怒——这么优秀的肯·威尔伯怎么可以不写作呢？好像肯欠他似的。他说：“没想到这位被视为自弗洛伊德以来最具潜力、最伟大的意识哲学家，也有江郎才尽的一天啊！”在场的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肯，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位男士，现场寂静得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后来他终于开口说：“我有过的乐子已经超过一个人该有的了。”
我的沮丧感对崔雅所造成的主要影响是，为了应付我的问题，或者应该说少了我的协助，她用来对抗自己问题的力量和稳定度也所剩无几。复发的恐惧挥之不去，此外，她也恐惧自己处理得不如以前好，恐惧以前有我的帮助，现在却没有。
星期一晚上我觉得非常痛。清晨四点我从剧痛中醒来，这个特别明显的疼痛已持续一个星期，不能再轻忽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复发的征兆——转移到骨头，还会是什么呢？我试着推想其他的可能性……但不能。情况愈来愈糟。我想到死亡。我也许真的快死了。 哦，我的天啊，怎么可以呢？我只有38岁——这太不公平了，不能这么早死！至少要给我一个补偿肯的机会。自从和我在一起他就必须面对我的癌症，我想治疗他所遭受的蹂躏。他已经精疲力竭，一想到我们可能又得面对另一回合的磨难，就让人难以忍受。 哦，神啊，我也许会死在这屋子里。我甚至连再度失去自己头发的念头都无法忍受。这么快，实在太快了！距离我最后一次的化疗是四个半月，我的头发已经长了两个月，才刚开始不必戴那些可恶的帽子。我希望这一切能尽快结束，这样我才能帮助肯重新站起来，也才能继续进行癌症支援中心的工作。神哪，我希望这只是一个不实的讯号，除了癌症以外，什么都可以，至少让我再度被击倒之前，可以多喘几口气。
我变得愈尖酸刻薄，崔雅就愈自保、迷惘、苛求，甚至恼人。我们两人都被眼前发生的事吓坏了，我们也明白自己或多或少都在助长这团混乱，但都没有力量遏止它。
几天后，崔雅爆发了。我们俩都爆发了。
昨天晚上肯提议要我多出去走走，找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做，以便和他的问题保持距离。事实上他对我说“救救你自己吧”，这种状况对他而言已经持续太久了，看不出有什么好转的迹象，他也无法预料未来的吉凶。那天晚上我非常难过，哭了一会儿，肯竟没有察觉。一夜辗转难眠，想哭的冲动一直在体内搅扰着。最后我终于起身下床到楼上扭开电视，这样我的哭声才不会被听见。我感觉糟透了，好像我毁了肯的生活，现在他居然要我救救自己，要我一个人跳进救生艇里离开他。我觉得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在伤害他，我的个性与特质也带给他极大的痛苦，这就是他在去年一整年中饱受磨难的主要原因。我感觉我们正在面临恐怖的分手的可能性。 我觉得既困惑又无助，好像我搞砸了每一件事——彻底地毁了我最亲爱的肯的生活。我不想再加重他的负担，却又不信任自己，仿佛自己所做的每件事终究会伤害到他，因为我似乎太阳刚、太固执、太爱操控、太愚钝、也太私我了。也许我需要一个比较单纯、比较不敏感、也比较不聪明的男人，这样他才不会受到我的伤害。也许他需要的是一个更温柔、更有女人味、也更敏锐的女人。天啊，光是这种想法就令我痛不欲生了。 似乎我做的每件事都会带给他极大的痛苦。当我想要表达自己的关切之意时，却觉得应该表现出积极与肯定的态度，我连掉眼泪这件事都不再信任自己，只能暗中饮泣。我是不是一直想得到他的注意？我是不是过于自怨自艾，因而忽略了他的需求？他无法付出时，我是否该支持他，而不是一味地贴在他身上、不停地向他索求？过去我总是习惯与肯分享所有的事，现在我只是不断地以自己的要求、抱怨与固执折磨他。我一直想让他免于这些折磨，但除了肯之外，我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吐露真言。我很害怕自己会毁了这段婚姻。 今天晚上在《奇迹的课程》中读到一段向神求援的内容，正是我现在的写照，我已经对抗不了了，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求您帮助我，为我指引一条道路，不要再让肯受到伤害。我想起肯过去的模样，想起他爽朗的笑容、他的聪慧、他迷人的魅力、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工作的热情——亲爱的神啊，求您帮助他。 我无法知道他随侍在我身边的日子有多么难熬，这么久以来，我们从未好好探讨过。他背负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而我却对他所受的苦一无所知。
我们俩所受的苦真是难以忍受，心灵上的极度痛苦似乎毫无止境，像是要把你整个人吸进去，让你坠入痛苦的黑洞，你无处可逃，也无法喘息。
爱得愈多，伤痛就愈剧烈。我们的爱是无穷尽的，所受的痛苦也是无穷尽的。从痛苦生出的则是憎恨、愤怒、荼毒与责难。
我忍不住怨恨他的改变。他说他无法再给我任何滋养，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的感觉则是，他之所以不想，是因为他在生我的气。有好几次我都很清楚地感觉自己无法得到他的谅解，或许是因为连我也无法谅解自己的缘故。但我确实在生他的气，我气他让自己落入这般田地，我气他满嘴的尖酸刻薄！我也气他让自己变得非常难以相处，同时又担心他会离我而去，每当这种念头生起时，我觉得自己应该要先离开他，回复单身，独自一人到乡间生活。多简单，多美好啊！ 昨天夜里我们两人都难以成眠，我向他提及自己常有要离开他的念头，我似乎无法改变自己来取悦他。而他对我说，他也常有离开我的念头，或许会到波士顿去吧。这个时候他突然起身下床，然后说：“你可以留下泰恩(我们的狗)。”当他再度回到床上时，我对他说：“我不要泰恩，我要你。”他坐了起来，眼睁睁地看着我，眼眶里都是泪水，我也忍不住哭了，但我们都没有任何动作。这段感情似乎无法再持续了，我想宽恕他，或许现在办不到，因为我实在太愤怒了。我也知道他并没有原谅我，我甚至不觉得他喜欢我。
第二天，我开车前往安迪体育用品店。对我来说，生命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开始发酸发臭，没有任何值得回味的经验，没有东西是我所渴望的，除了逃离之外。我实在很难描述处在那种时刻，内心有多么阴暗。
如同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的神经症正在逐渐浮现、夸大与加强。以我的情形来说，一旦被恐惧征服，我的机智就会沦为嘲讽、尖酸，可是我并非天生就如此刻薄，我只是害怕极了。就像王尔德(Wilde)所说的：“他并没有敌人，只是被朋友厌恶到极点罢了。”
崔雅一旦被恐惧侵袭，她原先的毅力就会沦为僵化、顽固、果断与掌控的欲望。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由于我从不公然、直接地对崔雅表示自己的愤怒，只好不断地以讥讽来削弱她的势力。她的顽固使她独裁地掌控了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决定。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无法自主，因为崔雅总是握有金牌：“我有癌症。”
我们的情况使朋友们分成两派，她的朋友觉得我是不可理喻的坏家伙，而我也试图说服自己的朋友，崔雅是个难以相处的人。其实两方面的说辞都是正确的。崔雅和她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参加为期三天的闭关回来。闭关时，她因为想要好好地休息半小时，将这两位朋友支出房间，他们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她好霸道，你怎么有办法和她生活在一起？光是三天就已经够我们受了。”同样地，在好几次与家人或朋友共聚的夜晚中，他们也会把崔雅拉到一旁耳语：“你怎么有办法忍受他？他简直就像一条盘起身子的响尾蛇。他是不是对每个人都心怀恨意啊？”
尖酸刻薄加上冥顽不化，后果就是两人一起毁灭。我们并不恨对方，我们真正痛恨的是那神经过敏的小丑，他们似乎被锁在某种死亡的漩涡中，当中的一个人情况愈糟，另一个的反应就愈激烈。
要突破这个阴郁循环的唯一方法，就是直接切入神经过敏的成因：直接面对潜藏在底端的愤怒。但是，你怎能对一个得癌症的人发怒？又怎能对一个朝夕守在你身边、与你同甘共苦了两年的人发怒？
当我走进安迪体育用品店时，所有的问题都在我的脑子里。我看着眼前各式各样的枪支足足有半小时之久。哪一种比较好？手枪还是猎枪？海明威式的手枪应该不错。我在店里磨蹭得愈久，愈感到骚乱、不安与愤怒。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真的很想干掉一个人——我自己。
回到家里，我独自一人坐在起居室的书桌前，做些必要的工作。崔雅带着报纸，重重地拖着步履走了过来。我应该先说明一点，这栋房子里还有许多房间，然而在她最感惧怕与专断时，这些房间都得依她的意思来设定它们的功能。我很快地答应了(必须对癌症病人好一点)。于是这个起居室的小角落，是唯一属于我的空间，也是我生命中唯一能由我掌控的小天地。由于没有门，当我工作的时候，很自然会对侵入这个领域的人产生警戒。
“可以请你走开吗？报纸的声音搞得我快疯了。”
“我喜欢在这里看报。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想待在这里看报。”
“这是我的办公室，你自己有三个房间，随便找一间去看吧。”
“不要！”
“不要？不要？这是你该说的话吗？你听好，我在工作时，那个没有受过三年级以上的教育，看报的时候不能闭嘴的人是不准待在这个房间的。
“我讨厌你说这种尖酸刻薄话，我不管，我偏要在这里看报。”
我气愤地起身，走到她面前，嚷道：“出去。”
“不要。”
我们开始对吼，声音愈来愈大，最后变成面红耳赤的爆怒。
“给我出去，你这个可恶的婊子！”
“要出去，你自己出去！”
我动手打她，一掌接一掌，并且不断地对她大吼大叫：“出去，该死的东西，给我出去！”我不停地打她，她不停地尖叫：“住手！不要再打我了！”
最后我们两人都累得瘫在沙发上。过去我从未动手打过女人，这点我们都很清楚。
“好，我走。”我开口说，“我要回旧金山去，我痛恨这个地方，我痛恨我们对彼此所做的事。要跟不跟随你便。”
回顾起来，崔雅和我都觉得那起意外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并不是打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而是这件事突显了我们两人的绝望。在崔雅那方面，她的专断倾向开始减低，不是因为她怕我又动手打她，而是她了解到那种想掌握一切的欲望，其实是源自于恐惧。在我这方面，我学会了如何向一名有可能死亡的病人表示自己的需求和保有自己的空间。
他的抗争只是为了保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不再轻易让步，这让我觉得神清气爽，因为我不必耗费过多的精力去猜测如何让他快乐，即使猜错也不再有沉重的罪恶感。过去我需要他无条件地支持我，他照做了！现在我需要他在我身后推我一把，特别是当我冥顽不灵的时候。如果某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就必须一直推我，直到我完全放下为止。
从那件事发生以后，一切开始好转。我们仍然有许多事要做，如接受夫妻双方的心理治疗，这可能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让混乱的局面回归正常，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拾那份一直没有熄灭的彼此的爱。
有什么是你想要而宽恕不能给的？想要和平吗？宽恕能给，想要幸福快乐、宁静的心、确切的目标、转化这个世界的一种价值与美吗？想要一直拥有关怀、安全与被呵护的温暖吗？想要一份不被搅扰的宁静、不被伤害的温柔、一份深刻的自在、永远不被扰乱的安宁吗？——这所有的一切，宽恕都能给你，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