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莱姆金呢？这场审判的开头对于他所支持的观念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经过两个月之后，他的全部努力似乎已经付诸东流。法国和苏联的检察官在第一天就提到了种族灭绝，这让他很满意。跟着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但他们完全避免提到这个词。让莱姆金沮丧的是，11月剩下的日子和整个12月——31天的聆讯里——法庭上再也没有人提到过这个词。
由于杰克逊团队让莱姆金远离纽伦堡，他就在华盛顿关注着审判进展。读到每日送到战争办公室（他在那里担任顾问）来的庭审记录，看到新闻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及种族灭绝，他十分失望。也许是南方的参议员说服了杰克逊及其团队，害怕对灭绝种族罪提出指控可能波及地方政治，涉及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的问题。
杰克逊团队积极采取措施让莱姆金远离审判。经过他于10月的一番恣意妄为在伦敦制造了麻烦之后，这并不意外。他的才能被转而用于将于1946年4月在东京举行的另一场战争罪行审判。不过他的任务是调查卡尔·豪斯霍费尔的活动，这位“一战”中的德国将军后来成为慕尼黑学者，是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相识的人。有人说，豪斯霍费尔为生存空间的概念奠定了知识基础，即通过占领他国领土以增加德国人生存空间的必要性，而且鲁道夫·赫斯曾做过他的研究助理。莱姆金建议对豪斯霍费尔提出指控，但杰克逊以他的活动仅限于“教学与写作”为依据否决了。不久后，豪斯霍费尔夫妇双双自杀，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37
12月20日，审判因圣诞假期休庭。多纳迪厄回到巴黎圣米歇尔大道的寓所中，发现有一封莱姆金的信在等着他，一同寄来的还有一本《轴心国的统治》。莱姆金在1946年1月收到的答复一定勾起了这位波兰律师设法重新参与审判的渴望。“也许我会很高兴在纽伦堡见到你。”这位法国法官在信中诱惑道。这两位自20世纪30年代就在国际联盟会议上认识了。“我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并看到信中的消息”，多纳迪厄用瘦长的字体补充写道，他惊讶于莱姆金的信花了这么久才寄到。“我是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他接着写道，仿佛莱姆金可能还不知道一样。38
法国人认可莱姆金的书是一部“重要”作品。他承认，他没有逐页读完，因为他事务繁忙，只有“略读”的时间。但他确实读了第九章，并认为“种族灭绝”这个词“非常正确”，因为这个术语“明确地”指出了“占据法庭注意力的可怕罪行”。这些话本应该让莱姆金飘飘然，但他足够机敏地察觉到它们的模棱两可。毕竟，多纳迪厄是能够在1935年接受邀请去柏林拜访弗兰克的人。
“唉，波兰一直都是主要受害者。”法国法官继续写道。这个提法很奇怪，因为这位法官已经看过了证据。波兰当然是受害者，但它真的是主要受害者吗？也许他是跟身为波兰人的莱姆金客套。也许他不知道莱姆金是犹太人。你有没有听到关于“我们的朋友拉帕波特”的消息？法官问道，他指的是波兰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就是曾在1933年10月警告莱姆金不能去马德里的那个人（拉帕波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被任命为波兰最高国家法庭庭长，在这个法庭上审判的罪犯包括因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而出名的阿蒙·哥特、弗兰克的同事约瑟夫·布勒及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他们全部被判处死刑39）。
多纳迪厄提到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位女婿，一年前“在抵抗运动中”遇害，他与维斯帕先·佩拉保持着联系，后者正在日内瓦撰写一本关于战争罪行的书。多纳迪厄的回信寄到了莱姆金几个月前发信的伦敦地址，从那里转寄到了华盛顿。最后寄到莱姆金位于沃德曼公园酒店的小公寓处。莱姆金知道，如果想要灭绝种族罪在这个案子里获得任何关注，他本人需要动身到纽伦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