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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当《世界报》报道弗兰克皈依天主教时，莱昂正在拉斯帕伊大道上的鲁特西亚酒店工作。这个酒店之前被盖世太保占用过，后来成为许多救援组织的办公场所，包括犹太社会运动与重建委员会，莱昂在这个机构担任部门主管。每天结束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工作后，他会回到布隆尼亚尔路上他那位于四楼的小公寓，回到丽塔和女儿身边。

没有任何来自维也纳、伦贝格和若乌凯夫的消息。随着更多关于所发生事情的细节浮出水面，他担心维也纳的母亲、波兰的姐姐们和家人已经罹难。7月，他的女儿庆祝了7岁生日——这是她第一次在双亲的陪伴下过生日。我母亲对于那段日子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有一种动荡和焦虑的感觉，那是一段不安宁的时光。我把了解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她：莱昂离开时的情形、蒂尔尼小姐的维也纳之行、丽塔与埃米尔·林登费尔德的关系、丽塔在1941年10月离开维也纳、维也纳的封锁。

直到这时她才告诉我还有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与其他文件分开，被单独藏起来了。我从没见过这份文件，这是一封在莱昂离开维也纳前往巴黎不久后收到的手写信件。写信日期是1939年2月6日，莱昂在巴黎收到的，他为我了解莱昂离开维也纳时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

莱昂·斯坦纳写给莱昂·布赫霍尔茨的信，1939年2月6日

这份字迹优美的12页文档的落款是莱昂·斯坦纳。他称自己是“心灵的医生”，一位在信末以笔迹心理学家的身份落款的心理医生。我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记录或任何痕迹，也找不到叫这个名字的具有任何医疗资格的人。

字迹是古德语字体。在需要帮助时，我又去找了英格·特罗特，她完整地将它翻译成了英文，经由另一位说德语的朋友审阅过后发给了我。我一读就明白了为什么这封信会被单独收起来。

斯坦纳先生写了一段简短的前言：

这份手稿是由布赫霍尔茨家庭的一位好心的朋友写的，鉴于他们年轻的爱情婚姻受到了威胁。万幸的是这段婚姻现在期待着全面复苏，我将以祝贺和纪念的方式写作这份手稿。

然后是正文。“亲爱的布尔霍尔茨先生”，开头写道。

作者描述了他为恢复这段婚姻所做的努力，并对莱昂的批评——“心灵医生斯坦纳没有做好他的工作”——做出了坚决而机敏的反击。斯坦纳先生补充说，我本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但你没控制住你自己的不正当言论。他指的是莱昂对妻子丽塔的“行为”做出的“惩罚性指控”，这导致斯坦纳只有在莱昂“成功离开”维也纳后——仅仅几天前的事——才能开始他的心理工作。斯坦纳假定“因为一个误会”，莱昂“满怀愤怒和敌意”，他离开维也纳时“带着要永远离开这个刚组建的家的坚定意图”。他做出离开的决定是因为他面临着年轻婚姻中的“不和谐”和“沉痛的冲突”。这些都是丽塔“行为过激”（没有解释）和她的“缺点”（没有提供细节）导致的结果。

所以这封信明确了一点：莱昂的离开发生在他与丽塔发生激烈矛盾的时候，而且这可能正是他离开的原因。矛盾的性质没有写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坦纳先生描述了他试图运用自己掌握的“所有心理分析方法”来处理这个情况的努力，反映了他“不遗余力”的心情。他解释说，他也跟莱昂一样，狠狠谴责了丽塔（“她真的是自找的！”），最终他付出的心血得到了“成功的加冕”。尽管有莱昂的谩骂指责，丽塔最终还是“承认了她的缺点”，这为“全面恢复”打开了大门。

斯坦纳补充说，鉴于这个家庭中“普遍糟糕的境况”，即便是达成这一点也相当有难度。他继续说，“外部的和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双方都承认了——造成了沉重的矛盾”，这种“不和谐”极有可能恶化成“对立”。

斯坦纳称，取得成功的前提是他能够看出被隐藏起来的东西，即莱昂对妻子和“那个茕茕孑立的可爱孩子”的“深深的爱”。这似乎说的是我母亲，当时她只有几个月大。斯坦纳预测，莱昂会开始想念她们俩，他“全心全意”爱着的两个人。丽塔“会渴望你的陪伴”，他预测到，通过莱昂最近来信中的一句话，他感觉到“被重新唤起的爱的感觉”。这种爱的表达让斯坦纳有了底气，他尝试让丽塔准备好—— “同样充满被重新唤起的爱”——拥抱婚姻美满幸福的未来。他在结尾乐观地期望莱昂“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会帮助他们二人克服在“新世界”一定会遇到的艰难险阻。至于维也纳家庭以外的生活、德国接管、新颁布的法律，斯坦纳先生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