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诸神的黄昏：第三帝国的末日

第三十一章
诸神的黄昏：第三帝国的末日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4月20日，即他56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茨山，在神话中巴巴罗萨的山间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政府各部大部分都已南迁，汽车上满载着政府文件和拼命要离开这注定要沦陷的柏林的疯狂的官员。十天以前，元首也把他的大部分侍从人员送往贝希斯特加登，去收拾他的山间别墅伯格霍夫，专候他的到来。

然而命运已经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了。他没有想到末日会来得这样快。美军和俄军正神速地向前推进，以会师于易北河上。英军已兵临汉堡和不来梅城下，被占领的丹麦有被切断的危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已经沦陷，亚历山大率领的盟军正在向波河流域推进。俄军在4月13日拿下维也纳以后，沿着多瑙河挺进，而美国第三军团也在顺河而下准备和俄国人在奥地利的希特勒家乡林茨会师。战争期间一直在修建宏伟的大礼堂和体育场以作纳粹党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纽伦堡已被包围，美国第七军团的一部正绕过纽伦堡向纳粹运动的诞生地慕尼黑挺进。柏林已听到俄国重炮的隆隆声了。

办事糊涂的财政部长、曾经在牛津大学领过罗得奖学金的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一听到布尔什维克党人要来了，便离开柏林仓皇逃向北方去了。他在4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整整一星期，噩耗不断传来。我国人民似乎正面临着最不幸的命运。”[1903]

希特勒是在上年11月20日由于俄军的逼近，最后一次离开他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大本营来到柏林的。自从东线战场战事爆发以来，他很少来柏林，如今他就一直待在柏林了。12月10日，他才离开那里，到巴特瑙海姆附近的泽根贝格的西线大本营去指挥那场冒险的阿登战役。阿登战役失败后，他在次年1月16日回到柏林。直到他的末日为止，他都在总理府。总理府的大理石大厅已被盟军炸成了废墟。他就在下面50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队。

他的健康在急剧恶化。2月间第一次见到他的一个年轻陆军上尉，后来在回忆当时他的容貌时说：

他的脑袋微微晃动。他的左臂松弛地垂着，手颤动得很厉害。他的眼里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烁的光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竭。他的一切动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1904]

自从7月20日炸弹事件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党内老伙伴也不例外。“所有人都欺骗我”，3月里他向一名女秘书这样发火道：

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继承者。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而且他根本不讲艺术……你去想吧，有谁能做我的继承者……[1905]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还在大谈继承问题，未免不够实际，但在纳粹疯人国，人们却不这么想。不但元首为这个问题伤脑筋，而且我们不久将会看到，那些主要继承候选人，也为这个问题着了迷。

虽然希特勒身体已经垮了，而且由于俄国人打到了柏林和西方盟军占领了德国本土，可怕的末日已迫在眉睫，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却顽固地盼望能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使他们得救。他们之中，戈培尔尤其如此。

4月初的一个夜晚，戈培尔向希特勒朗读元首喜爱的一本书：卡莱尔所著的《腓特烈大王史》。他所朗读的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时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穷，他对他的大臣们说，如果在2月15日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要放弃战争，服毒自杀了。这一段历史的确很合时宜，戈培尔无疑是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朗诵的。

“英勇的国王！［戈培尔继续念道］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那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您了。”2月12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

戈培尔告诉克罗西克，希特勒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1906]这场动人的情景，我们就是从克罗西克的日记中看到的。

他们在这本英国人写的书的鼓励之下，从希姆莱的无奇不有的“研究”室的档案里调了两张预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一张是在1933年1月30日元首就职时为他卜算的，另一张是一位无名星象学家在1918年11月9日魏玛共和国诞生之日为它卜算的。戈培尔把对这两个非凡的文件加以重新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告诉了克罗西克：

一个惊人的事实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两张星象图都预卜战争要在1939年爆发，并且预料到1941年以前的胜利和以后的节节失败，以及1945年初，特别是4月的前半月的最大的打击。4月下半月我们将要获得暂时胜利。然后是停滞状态，一直到8月，才会有和平。在今后三年内德国的处境很困难，但从1948年开始德国就会东山再起。[1907]

用卡莱尔和星象图的“惊人”预言所武装起来的戈培尔，在4月6日对败退中的士兵发出了动听的呼吁：

元首宣称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品质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元首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人，因此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奇迹……[1908]

不到一个星期，4月12日的晚上，戈培尔自信奇迹的“确切时刻”已经到来。这是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一天。美国人已经出现在德绍——柏林公路上，最高统帅部匆匆下令炸毁公路附近的两个最后剩下来的军火工厂。从此以后德军只能依靠手头现有的军火作战了。这一天，戈培尔住在布塞将军在奥得河前线的科斯琴的总部里。布塞对他保证说，俄国要突破防线是不可能的，又说他要坚守这道防线，“直到英国人踢我们屁股为止”。戈培尔在第二天将这些话告诉了克罗西克。

［戈培尔重述道］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坐在总部里，他发展了他的理论，根据历史的逻辑和正义，情况肯定是要起变化的，正如七年战争中发生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一样。

“这一次又是哪一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一位军官问。

戈培尔也说不上来。但是，他回答道，命运“带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

当这位宣传部长那天深夜回到柏林的时候，皇家空军把这座都城的市中心又炸成一片火海。总理府和威廉街的阿德隆饭店的废墟在焚烧。在宣传部大楼的石阶上，一位秘书迎接戈培尔并告诉他一件紧急消息。“罗斯福，”他说，“死了！”

从总理府到威廉广场的大火的照耀中看得很清楚，部长面色忽然开朗，精神一振。

“把最好的香槟酒拿出来！”戈培尔喊道，“给我接元首的电话。”

希特勒在马路对面的地下避弹室里躲避轰炸。他拿起电话机。

“我的元首，”戈培尔说，“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里写得清清楚楚，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其实已经过了午夜。］转折点到了！”

希特勒的反应没有记录下来，但由于他从卡莱尔和星象图那里获得了鼓励，他的反应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不过戈培尔的反应是有记录的。他的秘书说：“他欣喜若狂！”[1909]

那个昏庸的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也高兴得要疯了。当戈培尔的国务秘书打电话告诉他罗斯福的死讯时，他叫了起来，至少是在他忠实记录的日记里是如此。

这真是历史的天使降临了！我们感到她在我们的房里鼓翼的声音。难道这不是我们引颈翘望的运气转变吗？

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戈培尔表示他的“祝贺”。他得意扬扬地把这件事记在日记里。打电话似乎还不够，他又写了一封信，欢呼罗斯福的死是“老天的惩罚……上帝的礼物”。

长期以来掌握大权并在古老的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的部长先生们，如克罗西克和戈培尔之流，竟然死抱住星象图的预言不放，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为美国总统的死亡而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上帝在最后的刹那间把第三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千真万确的迹象！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

4月15日，爱娃·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德国人很少知道她，至于她和希特勒的关系，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她做他的情妇已有十二年以上。正如特雷弗——罗珀所说的，为了她的婚礼和葬礼，她在4月间来到了柏林。

她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担当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但她本人却不是令人感兴趣的；[1910]她不是蓬巴杜伯爵夫人那样的人物，也不是一位罗拉·蒙特兹。[1911]毫无疑问，希特勒非常喜欢她，而且同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在一起感到轻松，但他总是不让她露面，不让她到他分设各地的大本营去，而他在战争年代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度过的，甚至极少允许她到柏林来。她总是幽居在上萨尔茨山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无聊电影、跳舞（这是希特勒所不赞成的）和没完没了的打扮，为了那远离的爱人而憔悴。

元首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她是德国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候希特勒。”[1912]

在纽伦堡一次提审中，凯特尔元帅描述了她的形象。

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大腿很美——人们可以看出——她沉默寡言，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金发女人。她很少露面，人们很少看到她。[1913]

她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父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纵然希特勒是个独裁者，她的双亲当初也坚决反对她和希特勒的暧昧关系。她曾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在慕尼黑开设的照相馆工作，霍夫曼将她介绍给希特勒。这件事是在吉莉·拉包尔自杀以后一两年发生的。我们知道，希特勒的这个外甥女曾经是他的一生中一次非常热烈的爱情的对象。爱娃·布劳恩看来也常常被她的爱人逼得要发狂，虽然她的情况与吉莉·拉包尔有所不同。爱娃住在希特勒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别离之苦，她在他们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两度想要自杀。但是她渐渐地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妇的暧昧身份，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唯一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

她现在下了决心要同他死在一道。同戈培尔博士夫妇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里。“那样的德国是不宜于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活下去的。”她临死前在地下室里对著名的德国女试飞员汉娜·莱契这样说。[1914]爱娃·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响，这也许就是他愿意跟她在一起而不愿同一个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的原因。但是很显然，他对她的影响，就像对其他很多人的影响一样，是绝对全面的。

希特勒的最后重大决定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一天颇为平静地过去了，虽然在地下室里参加庆祝的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将军在日记里写着，那是迅速崩溃的各个战线进一步遭受灾难的一天。所有纳粹元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鲍曼都在座。此外还有仍然活着的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和克雷布斯。最后一个人是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的陆军参谋总长。他们向元首祝贺生日。

尽管情况很不妙，但元首并不特别沮丧。正如在三天以前他曾对他的将军们所说，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将军们比他更了解情况，他们在庆祝会后的例行军事会议上敦促他离开柏林到南方去。他们解释说，一两天内俄国人就要把通往南方的最后逃生之路切断了。希特勒迟疑不决，未置可否。他显然不能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现实：第三帝国的首都马上就要被俄国人攻占了，而早在几年以前他就宣布这些俄国人的军队是已被打垮了的。为了向这些将军们表示让步，他同意建立两个分开的司令部，如果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会师的话。他准备派邓尼茨海军元帅去指挥北方的司令部，至于南方的司令部也许会派凯塞林去；他对后者的任命还拿不定主意。

当天夜间，大批人员撤离柏林。元首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希姆莱和戈林也走了。戈林所带领的汽车大队满载着从他的豪华公馆卡琳宫运出的金银财宝。这两个纳粹元老在离开柏林时，都相信他们亲爱的领袖死期快到，都相信自己将是继承人。

他们都没有再见到他。当天晚上也溜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的里宾特洛甫也没有再见到他。

但是希特勒却还没有死心。在生日的第二天，他下令给党卫军将军费利克斯·施坦因纳，叫他向柏林南郊的俄国人发动全面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中的地面部队，都必须全部投入战斗。[1915]

“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将军喊道，“都要在五小时内被处决。你自己也必须拿你的脑袋保证最后一个人也要投入战斗。”

发命令那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施坦因纳的反攻消息。这是他有多么脱离现实的又一例子。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做。这次反攻仅仅存在于这个穷途末路的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当他最后被迫正视现实时，风暴就大作了。

4月22日，希特勒走向毁灭途中的最后转折点到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钟，他都在打电话，就像前一天那样，试图从各个指挥站了解施坦因纳的反攻情况。没有人知道。科勒将军的飞机找不到反攻的影子，地面指挥官也找不到，虽然反攻应该是在柏林以南两三英里的地区进行的。甚至连施坦因纳本人，虽然他还活在人间，也无影无踪，更不要说他的部队了。

希特勒在下午3点例行的军事会议上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天地要求知道施坦因纳的消息。凯特尔、约德尔等人都毫无所知。但是将军们却带来了其他消息。由于把军队从柏林北面撤退下来支援施坦因纳，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北面阵地，俄军已经突破阵地，它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城内。

最高统帅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所有还活着的见证人都说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这就是末日了，他尖叫道。每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别人表示不同意。他们说，如果元首退到南方去，还是有希望的，在南方，斐迪南·舍尔纳元帅在捷克的集团军和凯塞林所率领的大量军队仍然完整。已离开柏林到西北去指挥军队的邓尼茨和希姆莱（我们将要看到他正在为自己打算）都打电话来敦促元首离开柏林。甚至里宾特洛甫也打电话来说，他要搞一次拯救全局的“外交妙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甚至于对他的“俾斯麦第二”也失掉信心了——这是他以前在一时兴之所至的时候称呼他那外交部长的名字。他对大家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为了向他们表明他的决定是不能收回的，他叫了一个秘书来当场面授了指示，并命令马上广播出去。这个指示宣称，元首将要留在柏林，保卫它到底。

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从他们在威廉街花园那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他知道，至少这个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接着，他翻阅文件，把他认为应该毁掉的拣出来交给一名叫尤利乌斯·绍布的副官带到上面的花园中去烧掉。

最后到了那天晚上，他把凯特尔和约德尔叫来，命令他们到南方去指挥残余军队。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希特勒身边的这两位将军和最高统帅最后告别时的情况都留下了很生动的记载。[1916]

当凯特尔说他不愿意离开元首而去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服从我的命令。”一生中从未违抗过元首命令，甚至叫他去搞罪恶滔天的战争犯罪行为时也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没有再讲下去，但不那么俯首帖耳的约德尔却憋不住了。虽然他对元首忠心耿耿，替他卖了不少力气，但仍保留了一点军人传统。在他这个军人看来，最高统帅是在放弃他对军队的指挥，在大难临头之时推卸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你在这里没有办法指挥，”约德尔说，“你身边没有进行领导的参谋部，怎样进行领导？”

“那么，戈林能够在南方把领导责任负起来。”希特勒反驳道。

当有人指出没有一个士兵愿为那位帝国元帅作战时，希特勒打断他的话：“你说的作战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仗好打的！”甚至疯狂的征服者眼睛里的阴翳也终于消失了，或者说上天至少在他平生最可怕的最后几天中使他清醒了一阵子。

希特勒在4月22日的大发雷霆以及他留守柏林的最后决定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柏林西北的霍亨利兴的希姆莱从党卫军派驻大本营联络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的电话中获得了第一手消息，他对部下大喊道：“在柏林的人全都疯了！我现在怎么办？”

“你马上到柏林去。”希姆莱的重要部下之一、党卫军办公厅主任戈特洛布·贝格尔说。贝格尔是那些真诚相信民族社会主义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之一。他哪里知道他的可敬的首长希姆莱，在党卫军瓦尔特·舍伦贝格将军的鼓动下，已经与瑞典的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联系，商洽西线德军的投降问题了。“我要到柏林去，”贝格尔对希姆来说，“你也有责任去。”

那天晚上到柏林去的是贝格尔而不是希姆莱。他的柏林之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他第一手描绘了希特勒在重大决定之夜的情况。当贝格尔到来时，俄国炮弹已经在总理府附近爆炸起来。他发现元首“沮丧不堪，完全垮了”，不禁大为震惊。他对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表示敬意，他说：“在人民赤胆忠心地长期作战之后，谁也不能抛弃他们。”可是这句话却引得元首又发了一顿脾气。

［贝格尔后来追述说］元首一直一言不发，这时忽然尖叫起来：“大家都欺骗了我！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军队欺骗了我！”……他继续不断地大声喊叫。他的脸色又青又紫。我想他随时会晕倒下来……

贝格尔也是希姆莱战俘管理处的处长。在元首恢复平静以后，他们讨论了有关一批重要的英、美、法战俘，哈尔德和沙赫特等德国犯人以及前任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等人的命运问题。这些人正被运往东南，以免落入进犯德国的美军之手。贝格尔那天晚上要飞到巴伐利亚去主持此事。他们两人还谈到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已经有分裂主义者暴动的消息。一想到在他的原籍奥地利和第二故乡巴伐利亚竟会发生叛变，希特勒又痉挛起来了。

［贝格尔写道］他的手、腿和脑袋都在颤抖；他继续不断地喊：“把他们统统枪毙！把他们统统枪毙！”[1917]

到底这个命令是枪毙所有的分裂主义者，还是所有的重要囚犯，还是一起都在内，贝格尔并没有搞清楚，但是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显然认为应该包括所有的人在内。

戈林和希姆莱试图取而代之

科勒将军没有参加4月22日的元首军事会议。他要照顾空军。“除此之外，”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天到晚受侮辱，我也受不了。”

科勒在地下避弹室的联络官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于下午6点15分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对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两小时以后，克里斯蒂安来到柏林郊外维德帕克——维尔德的空军司令部，亲自向科勒报告：“元首已经垮了！”克里斯蒂安，这个和希特勒的一名女秘书结婚的忠诚纳粹分子急得喘不过气来，除了断断续续告诉科勒，元首决定以身殉国并焚毁文件外，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空军参谋总长不顾英国空军刚刚开始的大规模轰炸，即刻动身去见约德尔，想弄清楚那天地下避弹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科勒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克拉姆普尼茨（没有最高统帅的最高统帅部的临时大本营现在设在这里）见到约德尔，约德尔把全部悲剧告诉了他。同时他还对科勒透露了一件还没有人告诉过科勒的事情。这件事在以后几天疯狂的日子中还产生了一个戏剧尾声般的发展。

“至于说到［和平］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约德尔现在把这些话重复给科勒听。[1918]

这位空军将军认为他有责任马上飞到戈林那里去。由于敌人有监听站，用无线电通话说明新发生的情况是既困难又危险的。戈林在几年以前就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他的继承人，现在元首又有意叫他去担任和平谈判的事，这是丝毫不能耽搁的。约德尔同意这种看法。4月23日凌晨3点30分，科勒坐了一架战斗机飞往慕尼黑。

中午时分他到了上萨尔茨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戈林。这位（说得好听一点）正在期待继承之日到来的帝国元帅竟出乎意料地小心谨慎起来。他说，他不想上他的“死敌”鲍曼的圈套；从事情的发展来看，他的谨慎是有根据的。他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现在行动起来，”他对他的顾问们说，“我可能被斥为卖国贼；如果不采取行动，就要被指责为在危急存亡关头没有尽到责任。”

戈林把住在贝希斯特加登的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拉默斯召来，征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见；他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的命令。这道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戈林将是他的继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视事，戈林将代表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后时刻与各个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构割断了联系，他已不能视事，那么戈林根据这道命令有明确的责任把权力接管过来。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给希特勒打了一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10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护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吕贝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昵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他告诉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一两天之内，希特勒就会与世长辞。因此希姆莱催促伯纳多特马上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莱又说，在东方，战争仍将继续打下去，直到西方国家来接替这一抗俄战线为止。现在这个自揽第三帝国独裁权力的党卫军头目竟是这样的天真，或者说竟是这样的愚蠢，或者说竟是这样的天真和愚蠢！当伯纳多特要求希姆莱将他的投降请求写下来的时候，他匆匆地在烛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为那天夜里英国空军前来轰炸，吕贝克的电灯全灭了，他们两人是在地下室商议的。希姆莱在信上签了字。[1919]

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地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23日夜间，俄国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但是现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够控制德国，而且只要他通过悬在地下避弹室上空的气球里的叽叽作响的无线电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敉平“叛国阴谋”，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施佩尔和另一名出色的女性目击者（关于她在柏林最后一幕戏的动人表现，下文即将述及）曾详细地记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电报时的反应。施佩尔是在4月23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飞机到被围的首都来的，飞机降落在离总理府只有一个街区的横贯动物园的东西轴心大街东头的勃兰登堡门附近。施佩尔获悉希特勒决定留在即将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消息之后，特地前来与元首告别并向他坦白承认，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责任之间的矛盾”（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能不违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相信他会以“叛国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枪毙，毫无疑问，如果独裁者知道施佩尔在两月以前曾试图要杀害他以及其他没有被施陶芬贝格炸死的人时，他一定会把他枪毙的。

原来这位杰出的建筑师出身的军备部长虽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他的德国人一样，终于觉悟了，虽然为时已晚。当他最后知道他的亲爱的元首决定要通过焦土政策毁灭德意志民族时，他下定决心要刺杀他，他的计划是在柏林地下室召开全体军事会议时将毒气送进通风设备。因为不只是将领们，而且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人一定会参加会议，他希望将第三帝国的全部纳粹领导和最高统帅部彻底消灭掉。他弄到了毒气，查看了空气调节系统之后发现花园里的进气口管子上装上了一个12英尺高的烟囱，这是希特勒为了防止破坏亲自下命令安装的。他发觉将毒气注入烟囱而不被花园里的党卫军卫兵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弃了他的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现在，在4月23日那天晚上，施佩尔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绝执行盲目破坏德国残余设备的经过。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愤恨，也没有发脾气。也许希特勒为他的年轻朋友——施佩尔刚过40岁——的坦率和勇气感动了吧。他对施佩尔一向具有深厚感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同行”。根据凯特尔的记载，希特勒那天晚上显得异常镇静，他下定决心数天之内在这里死去这件事，好像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静。但是这是前一天大风暴以后的平静，也是另一个大风暴前夕的平静。

因为戈林的电报这时已经送到总理府。鲍曼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先把它扣压起来，然后这个阴谋能手将它作为“最后通牒”和“窃取”领袖权力的一种叛逆企图递交给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施佩尔写道，“他大骂戈林，他说他早已知道戈林已经完蛋了，他腐化、吸毒。”这句话使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大吃一惊”，他奇怪为什么希特勒会让这样一个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静下来后又说：“让戈林去谈判投降罢，反正谁去谈判都没有关系。”[1920]这句话也使施佩尔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心情不过维持了一会儿工夫。

在讨论结束以前，希特勒在鲍曼的怂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和帝国，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电报饬令戈林即刻回电是否辞职。这还未能使这个蛆虫一样的鲍曼得到满足。他私自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驻在贝希斯特加登的党卫军总部，命令即刻将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默斯以“叛国罪”加以逮捕。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军的阶下囚。

三天以后，在4月26日的晚上，希特勒谈起戈林时所讲的话，比在施佩尔面前所讲的强烈得多。

到地下避弹室来的最后两位客人

又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这时来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疯人院。他们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别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试飞员汉娜·莱契和冯·格莱姆将军。他们在4月24日接到命令，要他们从慕尼黑动身回到柏林，听最高统帅面授机宜。但是他们的飞机在4月26日晚上降落在动物园机场时，被俄国的高射炮的炮弹击伤，格莱姆的脚被炸坏了。

希特勒走进手术室，医生正在给将军包扎伤口。

希特勒：你知道为什么我召你来？

格莱姆：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因为赫尔曼·戈林已经背叛了我和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建立了联系。他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他违抗我的命令逃到贝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他给我打了一封可耻的电报。它是……

当时在场的汉娜·莱契说，元首的脸开始抽筋，呼吸急促得像要爆炸似的。

希特勒：……一个最后通牒！一个愚蠢的最后通牒！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一切全完啦！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对我干了！

我已立即下令把戈林作为帝国叛徒逮捕了，革掉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所有机构中赶出去。这就是我召你来的原因。[1921]

希特勒就这样在地下室里任命躺在床上治伤的受宠若惊的将军为空军总司令，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无线电提升格莱姆，那样也可以不致使他成为瘸子，并且可以使他能够留在总部里，那是唯一能够指挥残余空军的地方。同莱契小姐一样，格莱姆原来是打算并且十分愿意同元首一起死在地下避弹室里的。但是三天以后，希特勒命令格莱姆离开柏林去处理一件新的“叛国”案件，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犯“叛国”罪的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中已不止戈林一个了。

在这三天中，汉娜·莱契有足够的机会目睹地下避弹室疯人院里的疯子生活，其实她自己也参加了这种生活。由于她同希特勒一样容易感情冲动，她所留下来的记载是阴惨可怕、惊险多变的，但是大体上是真实可靠的（本书作者把这个记载与其他目睹者的报告核对过），因此它在这部历史书的最后一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月26日，她同冯·格莱姆将军到达的那天深夜里，俄国开始炮轰总理府，炮弹的轰隆声和墙壁的倒塌声增加了地下室的紧张气氛。希特勒把这位女飞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她说，“为什么要使德国失掉你？元首必须活下去，德国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

“不，汉娜，”她说元首这样回答她，“如果我死去，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保卫柏林到底。”

［他继续说］我的好姑娘，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我曾经坚信在奥得河的岸边可以保卫住柏林……当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旧失败以后，我比别人都感到惊慌。在柏林被围以后……我相信我的留守会使全国军队效法我的行动前来解救柏林之围……不过，我的汉娜，我仍抱有希望。温克将军的军队正从南面打过来。他必须而且一定会把俄国人击退，以便解救我们。那时我们将举行反攻并守住阵地。[1922]

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现的一种情绪；他仍对温克将军的解围抱有希望。但是不到一会儿工夫，当俄国对总理府的炮轰变得十分猛烈的时候，他又陷入绝望中了。他给了莱契一瓶毒药，另一瓶给了格莱姆。

“汉娜，”他说，“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吧。”

汉娜将毒药交给格莱姆，他们两人决定在“最后时刻真正到来时”将毒药吞下去，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上的引线拉掉。

一天半以后的28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复燃了。他在无线电话上对凯特尔说：

“亟盼柏林解围。海因里西的军队在干什么？温克在什么地方？第九军团怎么样了？温克什么时候能与第九军团会师？”[1923]

莱契描写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时候说：

他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摇晃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同他策划温克的战役。

但是温克的“战役”，正如一周以前施坦因纳的“反攻”一样，不过是元首的幻想而已。温克的军队和第九军团一样已被消灭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里西的军队正仓皇向西撤退，为的是宁可当西方盟军的俘虏而不当俄军俘虏。

4月28日，地下避弹室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着这三支军队，特别是温克的军队的反攻消息。俄国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在从东面和北面以及从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当援兵毫无消息时，希特勒听了鲍曼的谗言，又认为发生新的叛国阴谋了。晚上8点钟，鲍曼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邓尼茨。

掌握军权的人不但不督促军队前来解围，反而保持沉默。叛变似乎已代替了忠诚。我们仍守在这里。总理府已成了废墟。

不久以后鲍曼又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舍尔纳、温克等人必须火速前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忠诚。[1924]

现在鲍曼是在为自己讲话。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在一两天内死去，可是鲍曼却想活下去。他也许不能继承元首，但是不管谁做继承人，他都希望在幕后进行操纵。

那天夜间，福斯海军少将终于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说一切与陆军的无线电联系都已断了。他迫切要求海军的无线电能够提供一些外界的消息。不久消息果然来了一些，不是从海军部来的，而是从宣传部的收听站发来的。这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惊失色。

原来地下避弹室中除了鲍曼之外，还有一个纳粹官员想活下去。这人就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一个在希特勒统治时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他系马夫出身，做过赛马的骑师，识字不多，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的部下。韦伯是希特勒最老的党徒之一，喜欢养马。1933年以后，他靠营私舞弊发了一笔横财，养了很多赛马。菲格莱因受到韦伯的帮助，在第三帝国内爬到很高的地位，成了武装党卫军的将军。1944年，他被任命为希姆莱在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官后不久，同爱娃·布劳恩的妹妹格蕾特结了婚，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大本营的地位。所有后来还活着的党卫军的头子们都一致认为，他同鲍曼联成一气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希特勒面前出卖他的党卫军主子希姆莱。菲格莱因虽然声名狼藉、愚昧无知，但似乎仍具有贪图活命的本能。当船快要下沉的时候，他是看得出来的。

4月26日那天，他悄悄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发现他失踪了。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装的党卫军搜查队去寻查。他们发现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国即将占领的夏洛滕堡区他的家里。他被押回总理府，被褫夺党卫军的大队长官衔，并且被拘留起来。菲格莱因的逃跑企图马上引起了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怀疑。这个党卫军首领有意离开了柏林，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在他的联络官菲格莱因擅离职守以后，他一直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4月28日是地下避弹室中十分难熬的一天。俄国人在日益逼近。温克的反攻或其他任何反攻都音讯全无。被围的人们通过海军的无线电千方百计探询柏林以外的事态发展。

宣传部的无线电收听站收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发生在柏林以外的事情的消息。这是路透社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新闻，它极其耸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戈培尔的一位助手海因茨·洛伦茨在4月28日深夜仓皇跑过遍地弹坑的广场，来到地下避弹室，将收抄下来的这一消息交给他的部长和元首。

莱契写道，这则消息“给全体在场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号叫起来”。以希特勒最为厉害。女飞行家写道：“他像一个疯子似的大发雷霆。”

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忠诚的海因里希也遗弃了这条即将沉没的船。路透社的电讯谈到他和伯纳多特伯爵的秘密谈判以及他的使西线德军向艾森豪威尔投降的打算。

希特勒对希姆莱的绝对忠诚从不怀疑，这个打击实在不能再大了。莱契说：“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戈林至少还曾请求元首许可他接管。但是这个“忠诚”的党卫军全国领袖连请求都不屑于提出；他一点招呼不打便叛了国，和敌人进行了联系。希特勒在稍稍清醒以后对他的部下说，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为莫此为甚。

几分钟以后收到的消息说，俄军已经逼近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波茨坦广场，可能在30小时以后，即4月30日的早晨，就会攻打总理府。这个打击和这个消息标志着末日的来临。这逼使希特勒马上做出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在黎明时同爱娃·布劳恩结了婚，立下遗嘱，派遣格莱姆和汉娜·莱契去出动全部空军轰炸逼近总理府的俄国军队，并且命令他们将希姆莱作为卖国贼加以逮捕。

“一个卖国贼绝不能继承我为元首！”汉娜说他当时对大家这样说，“你们必须出去，确保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个党卫军首领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却在他的掌握中。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军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她妹夫的性命。

“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她对汉娜·莱契低声说，“所有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个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

德国虽然失掉了他，但爱娃在那最后的时刻里却赢得了他。4月29日凌晨1点到3点之间，希特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不贰，满足了她的愿望，正式同她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安全地同爱娃做几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一个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他当时正在离总理府几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冲锋队的队伍里作战。这个感到惊奇的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从现在仍保存着的结婚证件中可以看出元首的一个秘书称为“死婚”的部分情况。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的发展，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须避免。”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雅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死到临头，这个独裁者仍坚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写他父亲的名字（出生名为施克尔格鲁勃）、母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婚期时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签名时先用“爱娃·布劳恩”，写到“布”字，就画掉了重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作为证婚人也签了名。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元首的私室里摆下了阴森森的婚礼早餐。席上有香槟酒。除了他的秘书们、留下来的将领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鲍曼和戈培尔夫妇外，他连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也请来参加婚礼宴会。有一阵子谈话集中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戈培尔结婚时做傧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位新郎还免不了老习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这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完了，民族社会主义也完了。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的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结婚宴会上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有些客人噙着眼泪溜掉了。希特勒最后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把一位名叫格特鲁德·容格夫人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希特勒的遗嘱

他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同其他的文件一样，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十二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四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任何教训。不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运再度击败德国，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把他对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空洞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作为一个已无可救药地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恰当不过了。

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在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做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杀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有一次以英国或美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接着，希特勒重复了他的谎言：他在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前三天，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合理解决波德问题的办法。

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其次，他不仅把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和轰炸的“全部责任”，而且把他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犹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谈起他决定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这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到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绝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民族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

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希特勒在临死以前还要对陆军，特别是军官团，进行最后一次侮辱，他认为他们对这次惨败负有主要责任。虽然他承认纳粹主义已经完蛋，至少是暂时完蛋了，他仍然命令三军将领：

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地辞职或者投降。

接着他就讽刺陆军的军官团：

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绝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荣誉攸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必须至死也要忠诚地恪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

其实恰恰是希特勒的坚持要坚守“一城一地”“至死”（如斯大林格勒），才造成了军事上的灾难。但是在这方面，也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吸取到教训。

他的“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涉及继承问题。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为废墟，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继承人所必须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将以前指定的继承人除掉。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月20日[1925]命令中授予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军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他认为陆军、空军和党卫军的将领们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获得胜利。因此他能够选择的继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战争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军的首领了。这一选择也是对陆军的最后嘲笑，因为陆军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死人最多。他还最后一次谴责了自从建党以来除戈培尔以外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

戈林与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在开除了叛国者和指定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组成人选。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说，“他们会以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戈培尔将出任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赛斯——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施佩尔，同里宾特洛甫一样，被丢弃了。但是自从1932年被巴本任命为财政部长一直蝉联到现在的什未林·冯·克罗西史伯爵仍将继续保持他的职位。此人是一个傻瓜，但必须承认，他在尽力保全自己方面却是个天才。

希特勒不仅任命了他的继承人的政府，他还给它下了一道最后的典型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1926]

交代了这一点之后，这位德国最高统帅就完了。时间是4月29日，星期日，凌晨4点钟。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雷布斯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随后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产阶级的出身，解释了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还处理了他的财产，他希望这笔财产足够使他的遗族维持温饱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代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茨建立画廊之用。

他指示遗嘱执行人鲍曼

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1927]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十二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的大炮的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

希特勒睡觉以后，戈培尔和鲍曼就马上忙碌起来。希特勒在他们作为见证人签过字的“政治遗嘱”中，曾明确指示他们两人离开柏林参加新政府。鲍曼十分乐意服从这一指示。尽管他对元首忠诚，但是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归于尽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也许邓尼茨仍会给他这种权力。这是说，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后不篡夺宝座的话。为了确保戈林不致篡夺，鲍曼马上给在贝希斯特加登的党卫军打了一个无线电报。

……如果柏林和我们沦于敌手的话，必须将4月23日的卖国贼消灭。战士们，负起你们的责任！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名誉！[1928]

这是一道要谋杀戈林和他的空军将领的命令，鲍曼早已使党卫军将他们逮捕了。

戈培尔博士与鲍曼相反，但与爱娃·布劳恩一样，是不愿意在他们敬爱的元首已经逝世的德国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元老，他也必须壮烈地死去，给后世留个榜样，有朝一日能够使民族社会主义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

在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似乎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去写自己对当代和后代的遗言的。他把他的遗言叫作“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将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

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于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达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1929]

4月29日早晨5点半钟，戈培尔写完了他的遗言。柏林已经破晓，但战争的烟火遮住了太阳。在地下避弹室的电灯光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头一件事情是如何通过附近的俄国防线将元首的遗嘱带给邓尼茨等人，以便为后代永远保存下来。

为了带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选择了三名信使：希特勒的军事副官维利·约翰迈尔少校，党卫军军官和鲍曼的顾问威廉·灿德尔，以及前一天晚上带来希姆莱叛变噩耗的宣传部官员海因茨·洛伦茨。多次获得奖章的约翰迈尔负责领导这一小组，设法通过红军防线。他要把这个遗嘱的一份副本交给斐迪南·舍尔纳元帅，后者的集团军仍完整地坚守在波希米亚山中，而且希特勒已任命他为新的陆军总司令。布格多夫将军在递交舍尔纳的文件里附了一封信说，希特勒是在“今天收到希姆莱叛变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之后”写了他的遗嘱的，“这是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定”。灿德尔和洛伦茨要把他们的副本带给邓尼茨。灿德尔的副本中也附了一封鲍曼的信。

亲爱的海军元帅：

因为所有的师团都未能前来解围，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希望，元首昨晚口述了这份政治遗嘱。希特勒万岁！

当天中午，这三名信使出发去执行他们的危险的使命。他们经柏林动物园和夏洛滕堡迂回西行，到达哈弗尔湖前面的皮彻尔斯多夫。该地驻扎了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营，还在等待不见踪影的温克大军的到来。为了到达这里，这三个人已经成功地溜过了三重俄军封锁线：柏林动物园中央的胜利纪念柱，动物园前面的动物园车站，以及皮彻尔斯多夫的外围。他们还必须通过很多条俄军防线，还得经历很多冒险。[1930]虽然最后他们都一一通过了这些防线，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携带的文件对邓尼茨和舍尔纳已经没有用处，后者根本没有见到这些送信人。

那天离开地下避弹室的还不止这三个送信人。4月29日中午，希特勒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召开例行军事会议讨论战争形势，跟快六年来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召开会议一样，就好像路还没有走到尽头似的。克雷布斯将军报告说，昨夜和今晨俄军已进一步逼近总理府。剩下的可怜的一点点守军的军火供应越来越少。温克的援军仍无消息。有三个军事副官感到无事可做，又不愿同元首一道自杀，于是他们请问元首是否可以离开地下避弹室去打听温克的下落。希特勒批准了这个请求，并命令他们催促温克马上行动。当天下午这三个军官便离开了。

不久，又有第四人离开了，此人是希特勒的空军副官，战争开始以来成为核心组织中的下级人物的尼古拉斯·冯·贝洛上校。贝洛也是不想自杀的，他也感到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已再没有什么有用的事可做。他要求元首准许他离开，也得到了批准。希特勒这天真是十分通情达理。他也想到他可以利用这位空军上校给他带出一封最后的信。这封信是写给凯特尔将军的。鲍曼已怀疑他有叛国之嫌。希特勒在这封信中对陆军进行了最后一次谴责，他认为陆军辜负了他的期望。

毫无疑问，那天夜里10点钟举行的情况汇报会上所获得的消息更加深了元首对陆军的切齿痛恨。魏德林将军负责指挥勇敢但装备简陋而又超龄的人民冲锋队和不足年龄的希特勒青年团队伍，正在被围的柏林牺牲自己，以便使希特勒多活几天。据他报告说，俄军已沿萨尔兰街和威廉街推进到空军部附近，距总理府只有咫尺之遥。他说敌人至迟于5月1日，也就是说在一两天内，将打到总理府。

末日终于来临。甚至一直在指挥着即将前来为首都解围的纸上军队的希特勒，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他口述了最后一封信，命令贝洛带给凯特尔。他在信上告诉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柏林保卫战现在已结束；他将自杀，绝不投降；戈林和希姆莱已经背叛了他；他已任命邓尼茨作为他的继承人。

他对于纵然是由他领导的但仍给德国带来失败的武装部队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讲。他说海军战斗得非常出色。空军也很勇敢，只有戈林应对空军丧失战时初期的优势负责。至于陆军，一般士兵打得很好而且很勇敢，但是将领们辜负了他们，也辜负了他。

［他接着说］人民和武装部队在这次长期艰苦的斗争中，贡献了他们全部的一切。牺牲是巨大的。但是很多人滥用了我对他们的信任。在整个战争时期，不忠和背叛使抵抗遭到破坏。

这就使我无法领导人民获得胜利。陆军参谋总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参谋总部是不能相比的。它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前线将士们的成就。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这个纳粹最高统帅的性格至死也没有改变。全部伟大的胜利都归功于他。失败和最后的倒台则归咎于别人，归咎于他们的“不忠和背叛”。

接下去是他的临别赠言，这是这个疯狂的天才人物一生中最后留下的有记录可查的文字：

这次战争中德国人民所做的努力和牺牲十分巨大，使我不能相信会是白费的。目标仍然必须是为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1931]

最后这句话是直接从《我的奋斗》一书中引来的。希特勒的政治生命是从为优越的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这一着迷的妄想开始的，现在他又抱着这一妄想结束了他的生命。千百万德国人民的死亡，千百万德国家园的被炸毁，甚至于德国的灭亡，都不能使他相信，从东方斯拉夫民族那里夺取土地，是绝无实现可能的条顿式的梦想，且不谈道义问题。

希特勒和他的新妇之死

4月29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的侵略伙伴墨索里尼已经命丧黄泉，陪着他死去的还有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奇。

他们是在4月26日企图从科莫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于两天以后处决的。4月28日（星期六）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第二天，他们被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放下来扔到路旁的明沟里，让复仇的意大利人能够在那个安息日尽情地糟蹋他们。劳动节那天，贝尼托·墨索里尼与他的情妇合葬在米兰的马焦雷公墓的贫民墓地里。意大利领袖和法西斯主义就在这样悲惨的可耻下场下成为历史陈迹。

墨索里尼不体面的下场到底有多少详细情况传到了希特勒耳中，现在还不清楚。人们只能猜测，如果他知道得很多，那不过更加强了他的决心，不让他和他的新妇或他们的尸体，如他在遗嘱中所写的那样，成为“犹太人导演的一场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希特勒在获悉墨索里尼的死讯以后，马上进行他的最后准备。他毒死了他心爱的名叫布朗迪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又枪杀了家里的另两条狗。他将剩下的两名女秘书叫来，把毒药交给她们。当野蛮的俄国人打进来的时候，如果她们想要使用的话，可以使用。他说，他很抱歉在诀别时不能送更好的礼物给她们，他对她们长期忠诚的服务表示感谢。

夜已降临，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到了尽头。他命令他的秘书容格夫人焚毁档案中的残余文件，并且命令所有地下避弹室的人在没有得到通知以前不能入睡。大家解释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希特勒认为他向大家告别的时候到了。但是，据几位在场人的回忆，一直到半夜以后很久，大约是4月30日凌晨2点30分，元首才走出他的私人房间，来到作为饭厅的过道上，在那里等候他的约有20人，多半是他的女部下。他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嘴里叽叽咕咕，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他眼里含着泪水，据容格夫人回忆，“他的视线好像越过地下避弹室的墙，看着很远的地方”。

在他退回私室以后，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地下避弹室里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忍耐的紧张气氛松弛下来了，有几个人到饭厅来跳舞。这个不可思议的舞会发出的喧嚣声音很大，以至元首那边下了命令叫他们安静一点。俄国人可能在几个小时以后就打进来，把他们都杀光。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一直在考虑如何逃命的问题，但是由于元首对他们生命的严格控制已经结束了，在这短暂的片刻，只要可能，他们也想寻欢作乐一番。这些人看来真是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竟跳了个通宵。

鲍曼却不是这样。这个阴险人物还有事情要办哩。他企图逃命的机会似乎愈来愈少了。从元首自杀到俄军来到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恐怕太短，很难逃到邓尼茨那里去。如果逃不了，在希特勒尚未死去之前，他还能假借名义发号施令的时候，他至少可以进一步拿“卖国者”来报仇雪恨。在最后一天夜间，他还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邓尼茨！

我们愈来愈感到，这几天来，柏林战场上的各个师团一直在闲着。我们所获得的情报全受凯特尔的控制，扣压，或者篡改……元首命令你火速对所有卖国者进行无情的打击。

虽然他知道希特勒在几小时内就要死去，但他在电报中还附加了一句：“元首仍然活着，正在指挥柏林的保卫战。”

但是柏林已经保不住了。俄军几乎已经占领整个城市。现在仅仅是如何保卫总理府的问题了。总理府已成了瓮中之鳖，希特勒和鲍曼在4月30日中午的最后一次情况汇报会议上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俄国人已经打到柏林动物园的东边，进入波茨坦广场。他们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了。阿道夫·希特勒实现他的决心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的新妇这一天显然没有心思吃午饭，希特勒同他的两位秘书和素食女厨一道进餐，她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她替他做的最后一餐饭。大约在下午2点30分，他们快要用完午饭的时候，管理总理府车房的元首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接到命令，叫他立刻运200公升汽油到总理府花园来。要弄这许多汽油是有困难的，但肯普卡终于搞到大约180公升，找了三个人帮忙把汽油运到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1932]

为维京式火葬收集汽油还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已用毕最后一餐。他把爱娃·布劳恩叫来，与他一道同他最亲密的伙伴们诀别。这些人是戈培尔博士、克雷布斯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他的秘书们和女厨曼齐阿里小姐。戈培尔夫人没有在场。这位刚强而美丽的金发女人，同爱娃·布劳恩一样，觉得下决心同丈夫一道死去是容易的，但一想到要杀死她那六个年幼的孩子，她就感到缺乏勇气了。这些天来这些孩子整天在地下避弹室嬉戏，丝毫不知有什么可怕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

“亲爱的汉娜，”两三天以前的一个晚上，她曾对莱契小姐说，“当最后一天来到的时候，如果我对孩子们缺乏勇气，你必须帮助我……他们是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的。如果第三帝国和元首不存在了，他们也就没有地方可以生存了。我最害怕的是在最后一刹那变得太软弱。”她现在一个人待在她那小房间里，正在努力克服她那最大的恐惧。[1933]

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结束的只是自己的生命。与大家告别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的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声，但是却没有声音了。他们等了一会儿，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的枪。爱娃·布劳恩躺在他的身旁。两支手枪滚落在地板上，但是新娘子并没有用她的手枪。她服了毒药。

时间是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下午3点30分。这是阿道夫·希特勒56岁生日后的第十天，是他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以来的整整十二年零三个月。第三帝国的寿命只不过比他多一个星期。

接着就进行维京式火葬。没有人讲话，唯一的声音是俄国的炮弹落在总理府花园里和打在四周弹痕累累的墙壁上的爆炸声。希特勒的侍从、党卫军中队长海因茨·林格和一个勤务兵将元首的尸体抬了出来，尸体是用军用灰绿色毛毯包裹的，以便遮住那张血肉模糊的脸。肯普卡从露在毯子外面的黑色裤子和皮鞋认定这是元首的尸体，因为希特勒总是穿着这样的裤子和灰绿色上衣的。爱娃·布劳恩死得干净一些，身上没有血。鲍曼将她的没有包裹的尸体抬出来，到了过道之后交给肯普卡。

希特勒夫人［这位司机回忆道］穿着一件黑色衣服……我看不出身上有什么伤口。

尸体被抬到花园里，在一阵轰炸之后，他们趁机将尸体放在一个弹坑中，然后点燃汽油。以戈培尔和鲍曼为首的送葬人退回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在火焰上升时全体肃立，举起右手行纳粹告别礼。仪式很短，因为红军炮弹又开始轰击花园，这些人赶紧退回地下室的安全处所，让汽油引起的熊熊烈火去完成消灭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夫人的遗体的工作。[1934]对于鲍曼和戈培尔来说，他们在失却了元首和独裁者的第三帝国中仍有任务要完成，虽然各人要完成的任务是不同的。

任命邓尼茨为继承人的元首遗嘱，现在还来不及由送信人送到他的手里。必须用无线电通知这位海军将领。但是眼前已经丧失权力的鲍曼，甚至到了这个时刻仍在迟疑不决。尝到过权力滋味的人要突然放弃权力是困难的。最后他终于发了一个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

元首任命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任命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

关于希特勒的死，他只字未提。

指挥德国北部军队并将他的总部移至石勒苏益格邦的普伦的邓尼茨，接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和纳粹党的首领们不一样，并不想做希特勒的继承人。在他的水手的脑瓜里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两天以前他认为希姆莱会做继承人，还跑到这个党卫军首领那里去向他表示支持。但是他由于从来没有想到过违抗元首的命令，仍然相信希特勒还在人间，他发了下面的回电。

我的元首！

我对您的忠诚是无条件的。我将尽一切力量解除柏林之围。然而如果命运一定要我作为您的继承人统治德国的话，我将把战争打到底，无愧于德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英勇的斗争。

海军元帅邓尼茨

那天夜间，鲍曼和戈培尔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他们决定尝试与俄国人进行谈判。仍待在地下避弹室里的陆军参谋总长克雷布斯将军曾经在莫斯科做过助理武官，会讲俄语，他在莫斯科火车站曾受到过斯大林的拥抱，这事曾轰动一时。也许他能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一点东西。戈培尔和鲍曼特别想要获得的是让他们安全通行，以便他们能够到邓尼茨的新政府那里去担任新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准备放弃柏林。

克雷布斯将军在4月30日子夜以后不久出发去见苏联指挥进攻柏林部队的崔可夫将军。[1935]陪同克雷布斯前往的一位德国军官所记录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克雷布斯：今天是5月1日，我们两个国家的伟大的节日。[1936]

崔可夫：我们今天欢庆伟大的节日。你们那边的情形如何则很难讲。[1937]

这位俄国将军要求在元首地下避弹室里的人以及在柏林的德国守军全部无条件投降。

克雷布斯的使命执行起来是要花时间的。5月1日上午11点钟，他还没有回来，已经等得很不耐烦的鲍曼又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你那里去。在我到来以前，我建议你不要发表这一消息。

这封电报的措辞是含糊的。鲍曼就是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元首已经死了。他打算离开柏林之后争取头一个将这件大事告诉邓尼茨，以便赢得新任总司令的欢心；但是即将与他的妻子和儿女一道死去的戈培尔则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不将那个简单的事实告诉邓尼茨。下午3点15分，他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这是柏林被围的地下避弹室发出的最后一封无线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

绝密

昨天下午3点30分，元首去世了。4月29日的遗嘱任命你为德国总统……［以下是内阁主要人员的任命名单。］

已遵照元首的命令，派人将遗嘱给你送去……鲍曼打算今天到你那里去，并将情况报告你。关于向报界和军队宣布此事的时间和方式由你决定。请复电。

戈培尔

戈培尔认为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意图告诉新的领袖。在5月1日傍晚，他执行了自己的意图。第一件事是毒死六个孩子。他们的游戏终止了，每人打了一针毒药，显然是头一天毒死希特勒的几条狗的那个医生干的。然后戈培尔将他的副官、党卫军小队长君特·施韦格曼叫来，要他去取汽油。

“施韦格曼，”他说，“这是最可恶的背叛。将军们都出卖了元首。一切全都完了。我将同我的妻子和家人一道死去。”他甚至对他的副官也没有说，他已叫人将他的孩子们谋杀了。“你必须烧掉我们的尸体。你能做到吗？”

施韦格曼向他保证，他能做到，于是叫两个勤务兵去弄汽油。几分钟以后，大约8点30分，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戈培尔博士夫妇走出地下室，与正好在走廊里碰到的那些人告别，然后走上花园。在他们的请求下，一个党卫军勤务兵对准他们的后脑勺放了两枪。四桶汽油泼在他们的尸体上，然后燃起火来，但这次的火葬搞得并不太好。[1938]地下室里还活着的人都急着要参加马上就要开始的大逃亡，没有时间花费在焚烧已经死去的人的尸体上。俄国人第二天就发现了两具焦黑的尸体，马上就认出那是宣传部长和他的妻子的尸体。

5月1日晚上9点钟，元首的地下避弹室已经是大火熊熊，元首的侍从人员约五六百人，大半是党卫军，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窜来窜去准备逃亡，据逃亡人中希特勒的裁缝后来回忆，他们就像一群砍了脑袋的母鸡。逃亡的计划是徒步由总理府对面的威廉广场的地铁站出发，沿地铁道走到弗里德里希街的车站，然后渡过施普雷河，穿过俄军防线立即向北。有许多人逃脱了，另一些人却没有，鲍曼也在其内。

当克雷布斯将军那天下午带着崔可夫将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回到地下避弹室的时候，鲍曼认定唯一活命的机会是跟着大伙一齐逃跑。他这一伙人企图尾随一辆德国坦克，但据同他在一起的肯普卡说，一颗俄国炮弹正击中这辆坦克，鲍曼几乎肯定已被打死了。在皮彻尔斯多夫大桥抛下他的一营年轻战士、只顾自己逃命的希特勒青年团的首领阿克斯曼当时也在场，他后来供述，鲍曼的尸体躺在因瓦利登街与铁轨交叉的桥的下面。月光照在鲍曼脸上，阿克斯曼看不出他有什么伤痕。据他估计，鲍曼在看到自己逃出俄国防线的可能性已等于零的时候，吞下了胶囊毒药。

克雷布斯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没有参加集体逃亡。人们相信他们是在总理府的地下室里用手枪自杀的。

第三帝国的终结

第三帝国比它的创造者多活了七天。

5月1日晚上10点钟刚过，当戈培尔博士夫妇的尸体在总理府花园中正在焚烧，地下避弹室里的人们集结在一起准备从柏林地铁逃亡的时候，汉堡广播电台突然终止播送布鲁克纳的庄严的《第七交响曲》。一阵军鼓声之后，一个广播员说道：

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今天下午在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4月30日，元首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第三帝国在弥留之际还在撒谎，就像它在建立之初一样。除了希特勒不是在那天下午而是在前一天下午死去这一无关宏旨的事实以外，他也不是打到“最后一息”时牺牲的。但是继承希特勒衣钵的人为了保持神话，为了控制仍在进行抵抗的军队，广播这个谎言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士兵们知道事实真相，一定会感到他们被出卖了。

邓尼茨在晚上10点20分进行广播的时候也重复了这个谎言，并大谈元首的“壮烈牺牲”。实际上他当时也不知道希特勒是怎样死的。戈培尔的电报中只说他在头一天下午“死”了。但是这并不妨碍邓尼茨在德国人民灾难临头的时刻，在这个问题上或者在其他问题上，把他们已经糊涂的头脑弄得更糊涂。

［他说］我的任务是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要继续把军事斗争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继续进行抵抗他们的防御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作战不是为了他们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为了在欧洲散布布尔什维主义。

这是一个拙劣的歪曲。这个海军元帅并不曾对希特勒在1939年与这个布尔什维克国家结盟的决定提出过抗议，正是由于这一决定，德国才得以同英国以及后来同美国作战。他在广播结束时抚慰德国人民说：“在我们做了这样重大的牺牲之后，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这些都是空话。邓尼茨知道德国的抵抗已经到头了。4月29日，希特勒自杀的前一天，在意大利的德军已经无条件投降。由于通信设备受到破坏，元首未能获悉这项消息，这就使得他的最后几小时能够舒服一点，不然的话，他就更加不能忍受了。5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所有在德国西北部、丹麦和荷兰的德军向蒙哥马利元帅投降。第二天凯塞林的G集团军，包括驻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德国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在内，都投降了。

同一天，即5月5日，新任德国海军总司令汉斯·冯·弗里德堡海军上将来到设在兰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接洽投降。从最高统帅部的最后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出，[1939]德国的目的是想拖延几天，以便争取时间尽量把德国军队和难民从俄国进军的道路上撤出，使他们能够向西方盟军投降。约德尔将军第二天也来到兰斯，帮助他的海军同僚进行策划。但这是徒劳的，艾森豪威尔看穿了这个诡计。

［他后来写道］我命令史密斯将军通知约德尔，除非他们立即停止一切的借口和拖延，否则我将封锁整个盟军战线，并用武力阻止任何德国难民进入我们的防线。我不容许进一步的拖延。[1940]

5月7日凌晨1点30分，邓尼茨接到约德尔向他报告的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后，从丹麦边境的弗伦斯堡新成立的总部打电报给约德尔，授以全权在无条件投降文件上签字。他们的花招失败了。

1945年5月7日凌晨2点41分，在艾森豪威尔总部——兰斯的一所学校里，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这个学校不大，房子是红色的。代表盟军在文件上签字的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代表俄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伊万·苏斯洛巴罗夫将军，代表法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弗朗索瓦·塞维斯将军。代表德国签字的是海军上将弗里德堡和约德尔将军。

约德尔要求讲话，得到了允许。[1941]

这次签字以后，德国人民和德国武装部队的祸福吉凶，已交由胜利者决定了……在这个时刻，我只能表示希望胜利者会宽大地对待他们。

盟军方面对此没有反应。但是约德尔也许回忆起五年前双方所演的角色与这次正好相反的另一个场合。当年一位法国将军在贡比涅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也曾发出类似的呼吁——结果毫无用处。

1945年5月8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令人感到有点异样，但受到欢迎的平静。在这五年八个月零七天中，在一百个战场上，在一千个被轰炸的城镇中，有千百万的男女被屠杀；更多的人在纳粹毒气室里和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和波兰的死人坑的边沿上被杀害——这一切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征服野心所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的欧洲古城都遭到破坏。天气暖和以后，无数没有葬埋的尸体从瓦砾堆中发出了令人恶心的臭味。

在德国的大街上，再也没有穿长筒靴的冲锋队齐步前进的声音了，再也没有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们的喧闹声了，再也没有元首从扩音器里发出的尖叫声了。

经过十二年四个月零八天之后，这个“千秋帝国”已寿终正寝了。除了一伙德国人之外，这段时期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黑暗时代，而现在这个黑暗时代也在凄凉的暮色中结束了。这个“千秋帝国”，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曾将这个伟大的民族，这些富有才智但又极易被引上歧途的人民，带到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权力和征服的高峰，现在它却土崩瓦解了，其突然和彻底，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1918年德国在最后的败北以后，德皇逃跑，帝制崩溃，但支撑这个国家的其他传统机构依然保留了下来。一个人民选出的政府、一支德国军队的核心和参谋总部仍继续起着作用。但是1945年的春天，第三帝国却根本不存在了。无论哪一级的德国政权都不存在了，千百万三军将士在本土变成了战俘。千百万居民，一直到乡村的农民，全被占领军统治，他们不但要依靠占领军维持法律和秩序，而且从1945年的夏季到严冬都要依靠占领军所供给的粮食和燃料过活。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愚蠢给他们带来的结果，也是他们自己那样盲目、那样死心塌地地追随他的结果，虽然在1945年秋天我回到德国的时候，发现人们对希特勒并不怎么痛恨。

人民还活着，土地也还在。但人民却茫茫然，流着血，挨着饿。当冬天到来时，他们在轰炸的劫后残垣中，穿着破烂的衣服不停地打着哆嗦；土地也一片荒芜，到处是瓦砾成堆。曾经企图毁灭其他许多民族的希特勒，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但与他的愿望相反，德国人民并没有被毁灭。

只有第三帝国成了历史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