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盟军对西欧的进攻和

第二十九章
盟军对西欧的进攻和 德国内部刺杀希特勒的尝试

1943年，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六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元首乘飞机巡视俄国战线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飞机里面，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这一年里，抵抗运动发生了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变化。密谋分子最后放弃了对陆军元帅们的期望。这些元帅们简直太怯懦了，或者太无能了，他们不敢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兵权来推翻他们的最高统帅。1942年11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抵抗分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格德勒，曾经亲自劝请东线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陆军元帅积极参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动。这位动摇不定的将军刚接受了元首的一笔厚礼。[1778]当时他倒是答应了格德勒的请求，但过了没有几天就又胆怯起来了。他写信给在柏林的贝克将军，要求别把他算在他们里面。

几个星期之后，密谋分子又想劝诱保卢斯将军。这位将军所率领的第六军团正被围在斯大林格勒，他们估计他对领袖一定极度失望，因为造成这样局面的正是领袖本人。他们想诱使他发表一个告全军官兵书，号召他们推翻这个把25万德国士兵置诸死地的专制魔王。贝克将军亲自写了一封呼吁他这样做的信，由一个空军军官乘飞机把信送进这个被围的城市。前面已经说过，保卢斯的回答是向他的元首发出了雪片似的表示效忠的无线电报。直到他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到了莫斯科之后，他才有所觉悟。

对保卢斯的希望破灭以后，密谋分子曾经有几天把希望寄托在克鲁格和曼施坦因身上。这两个人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飞到拉斯滕堡，据说是去要求元首把俄国战线的指挥权交付给他们。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为在柏林发动政变的一个讯号。但这些密谋分子的主观愿望再一次落空了。这两位陆军元帅确实飞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但只是去重申他们对最高统帅的忠诚。

“我们被抛弃了。”贝克愤恨地抱怨道。

对贝克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一点已很明显：他们不能期望从前方的高级指挥官那里得到实际的帮助。在绝望之余，他们转向唯一剩下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来源——国内驻防军，或称补充军。国内驻防军根本不能说是一支军队，只是正在训练的新兵和在国内执行警卫任务的超龄部队的大杂烩。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装。在正规化的部队和武装党卫军远在前线的情况下，当希特勒遭到暗杀的时候，这支军队也许足以帮助密谋分子占领柏林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

但是，在暗杀希特勒这一致命行动是否必要，甚至于是否适宜的问题上，反对派内部仍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例如，克莱绍集团就绝对反对任何这一类的暴力行动。这个集团是由一群各色各样的杰出青年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组成的。他们聚集在德国两个最著名的、最贵族化的世家后裔的周围：一个是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他是1870年率领普鲁士军队战胜法国的那位陆军元帅的曾侄孙；另一个是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他是拿破仑时代那位著名将军瓦滕堡的嫡系子孙，这位将军曾同克劳塞维茨一起在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缔结的《陶拉格条约》上签字；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军队调转枪口，帮助推翻了拿破仑。

这个集团的名称来自毛奇在西里西亚的克莱绍的庄园。它不是一个阴谋团体，而是一个讨论小组，[1779]它的成员代表了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希望在希特勒统治的这场噩梦消失之后将要出现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它包括两个耶稣会神父、两个路德派牧师、若干保守分子、自由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富裕的地主、前工会领导人、教授和外交官。虽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们还是能找到广泛的共同点，使他们的反对希特勒的运动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伦理方面、哲学方面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战争结束之前被绞死了，他们遗留的文件包括对未来的政府和对新社会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基础的规划。根据这些文件来判断，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兄弟，现代社会的可怕病症、人类精神的败坏，将得到纠正。他们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云之中，而且还染上了一点德国神秘主义的色彩。

但是，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轻人却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耐心。他们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堕落。但是，他们对于推翻希特勒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德国即将遭到的失败会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台以后。毛奇当时曾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战后的欧洲是如何在我国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问题。”

杰出的美国新闻记者多萝西·汤普森长驻德国多年，对德国十分了解。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劝他从山顶上走下来，正视现实。1942年夏天，在一系列从纽约发给“汉斯”的短波无线电广播中，她请求他和他的朋友们采取一定行动消除那个恶魔似的独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圣者的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凡人的世界里。”

“汉斯，上次我们见面，在临湖的那个美丽的阳台上一起喝茶……我说过，有一天你得用行动，剧烈的行动，来表明你的立场……而且我记得，我还问过你，你和你的朋友们究竟有没有勇气行动……”[1780]

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结果，答案看来是这样的：毛奇和他的朋友们有勇气议论——他们因此被杀害了——而无勇气行动。

这与其说是他们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说是理智上的缺陷，因为他们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对残酷的死亡。这个缺陷是造成克莱绍集团同贝克——格德勒——哈塞尔密谋集团之间分歧的主要原因，虽然他们对于未来接管纳粹政权的政府的性质和结构也有争论。

1943年1月22日，他们在彼得·约克家里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由贝克将军主持。据哈塞尔在日记里说，贝克“当时是比较软弱和沉默的”。[1781]以后还开过几次会。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用哈塞尔的话——之间，掀起了一场猛烈的争辩，毛奇同格德勒之间也冲突起来。哈塞尔认为，这位前任莱比锡市长十分“反动”，同时指出毛奇“倾向英美与和平主义”。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这次会议，后来在对参加者的审讯中，对于这些讨论提出了一份详细得惊人的报告。

对密谋分子的活动，希姆莱已经掌握了比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所意识到的更多的线索。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转折，这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转折。在1943年的这个关头，因为胜利的前景已经消失、失败的前景已在眼前，举止温文而嗜血成性的党卫军领袖、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开始对抵抗运动产生了个人的而且并不完全是不怀好意的兴趣。他同抵抗运动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触。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些密谋分子的心理状况：他们之中不止一个人——特别是波比茨——竟开始认为可以用希姆莱代替希特勒！这个看来狂热地效忠于希特勒的党卫军头子，自己也开始这样考虑，但是一直到最后，他始终耍两面派的手法，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许多英勇的密谋分子在他手里送了命。

抵抗运动现在在三个方面进行工作。克莱绍集团为了拟订一个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规划，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讨论。比较现实一些的贝克集团在努力想办法杀掉希特勒，取得政权。它还在同西方进行接触，以便让民主的盟国得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探询它们将会同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谈判什么样的和约。[1782]这些接触都是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进行的。

在瑞典首都，格德勒常常同银行家马库斯和雅各布·瓦伦贝格会晤。他们是他的老朋友，在伦敦有密切的商务关系和私人关系。在1942年4月，格德勒同雅各布·瓦伦贝格举行了一次会晤，格德勒催促他设法同丘吉尔接上头。密谋分子要求事先从这位首相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们逮捕希特勒并推翻纳粹政府，盟国就同德国媾和。瓦伦贝格回答说，根据他对英国政府的了解，要它做出这样的保证是办不到的。

一个月之后，两个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尔摩同英国人进行了直接的接触。他们是德国福音派教会对外关系局成员之一汉斯·舍恩菲尔德博士和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后者是一位著名的神职人员和积极的密谋分子。他们听说英国圣公会奇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博士正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就赶去见他。潘霍华是化了装，拿着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给他的伪造护照出国的。

两位牧师对主教谈了密谋分子的计划，而且同格德勒一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旦希特勒被推翻之后，西方盟国是否将同一个非纳粹政府谈判一个体面的和约。他们要求通过私下的通信或公开的宣言得到答复。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谋是认乎其真的印象，潘霍华给了他一份领导人名单。这个不慎的行动后来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使得其他许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杀害。

这是盟国所掌握的关于德国内部的反对派及其计划的最权威和最新的材料。6月间，贝尔主教回到伦敦之后，立即转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但是，1938年曾经为了抗议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艾登，看了这份材料以后却心存怀疑。因为从慕尼黑事件以来，英国政府曾经从自称是德国密谋分子的人那里得到过类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结果就没有给予答复。[1783]

德国地下组织和盟国方面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艾伦·杜勒斯。他从1942年11月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汉斯·吉斯维乌斯。吉斯维乌斯是德国谍报局的工作人员，派在德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当副领事。他经常从柏林到伯尔尼来旅行。前面已经提到，他也是谋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作用主要是从贝克和格德勒那里把消息传递给杜勒斯，让他随时了解各种反希特勒计划的发展情况。去访问杜勒斯的其他德国人中间还有舍恩菲尔德博士和特罗特·佐·佐尔茨，后者是克莱绍集团的成员之一，也是谋反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他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对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拒绝考虑同一个反纳粹的德国政府签订一个体面的和约，密谋分子们就要转向苏俄。杜勒斯虽然本人表示同情，但无法给予任何保证。[1784]

这些德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既如此坚持从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决，在取得这一和平解决之前，对除掉希特勒却又如此踌躇不定，这不免使人们感到奇怪。人们可能以为，如果他们像经常所声称的那样——这无疑是真诚的——把纳粹主义看作一种滔天的罪恶，他们就应该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管西方会怎样对待他们的新政权。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些“善良的德国人”中的许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世界，正如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德国的苦难，甚至于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势，都归咎于外部世界一样。

“闪电计划”

1943年2月，格德勒在斯德哥尔摩告诉雅各布·瓦伦贝格：“他们计划在3月份发动政变。”

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称作“闪电计划”，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和克鲁格率领下在俄国作战的中央集团军参谋长冯·特雷斯科将军两人在1月和2月间筹划的。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新近才参加密谋集团。但是他由于就任新职，很快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作为补充军司令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鲁格一样，现在对元首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还被认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没有让他参与这个密谋。

2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雷斯科参谋部中一个低级军官、年轻的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3月初，密谋分子在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但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还为这次会议做了安排。他同他手下的汉斯·冯·多赫南伊和埃尔温·拉豪森将军一起飞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去召开一次武装部队谍报军官会议。拉豪森随身带了几颗炸弹。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名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的德国谍报局人员中，他是在大战结束时唯一的幸存者。

施拉布伦多夫和特雷斯科在经过多次实验之后，发现德国炸弹不适合他们行动的要求。据这个年轻军官后来解释，[1785]这些德国炸弹要用一根信管引发，信管点燃时发出一种不大的咝咝的声音，这就会使他们露出马脚。他们发现英国炸弹好一些。施拉布伦多夫说：“在爆炸之前，它们没有任何声响。”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空投过许多这样的武器，供盟国特务人员进行破坏之用，有一个曾被用来暗杀海德里希。谍报局收集到一些，后来转到密谋分子手中。

斯摩棱斯克会议订出的计划是诱使希特勒到这个集团军总部来，在那里把他干掉。这将是在柏林发动政变的讯号。

希特勒现在对绝大多数将领都有戒心，所以要诱使他进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雷斯科说服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现在成了将军的施蒙特，要他对希特勒做工作。在经过一阵犹疑和几次改期之后，元首终于同意在1943年3月13日到斯摩棱斯克来。施蒙特本人对这个阴谋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期间，特雷斯科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鲁格来领头杀死希特勒。他向这位陆军元帅建议，准许指挥集团军司令部骑兵部队的陆军中校冯·伯泽拉格尔男爵[1786]在希特勒和他的卫队到达时，用这支部队把他们消灭。伯泽拉格尔是欣然同意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陆军元帅的一道命令。但是这位动摇不定的司令官没有敢下这道命令。特雷斯科和施拉布伦多夫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他们打算只是简单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时候在他的飞机里放一颗英国制的炸弹。施拉布伦多夫后来解释说：“把事情弄得像是飞机失事，可以避免暗杀行动在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因为当时希特勒还有许多党徒，如果发生暗杀事件，他们将对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

在3月13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同集团军高级将领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晚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1787]但是这样做将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是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元首的飞机立即就要起飞，但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完成。施拉布伦多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在进餐的时候，特雷斯科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的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茨·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尔穆特·施蒂夫将军[1788]。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布伦多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把这个包裹交给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就被打破，流出一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布伦多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30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至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雷斯科怀着怦怦跳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将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20分、30分、40分，1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拉斯滕堡降落了。

［施拉布伦多夫后来复述当时情况说］我们都怔住了，想不出失败的原因。我马上给柏林打电话，用密码告诉他们，尝试失败了。接着特雷斯科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深受震动。这次尝试失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但更糟糕的将是炸弹被发现，这必然会引起对我们的侦查和一大批紧密合作者的送命。

炸弹永远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雷斯科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了施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有功夫办这件事情。特雷斯科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布伦多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施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去。

施拉布伦多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用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颗炸弹。

［他后来叙述说］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我的恐怖心情。勃兰特把炸弹递给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担心它会来一个过时的爆炸。我装得很镇静，不去想我拿着的是个炸弹，立即上了汽车，开到邻近的科尔谢铁路交叉点。

他从那里搭夜车去柏林。在卧车车厢里，他关起门来，一个人把炸弹拆开。他很快就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的液体蚀尽了金属线；撞针也向前撞过了；但是，雷管没有发火。

柏林的密谋分子极度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对暗害希特勒再来一次新的尝试。很快就有了一个好机会。希特勒将由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陪同，出席3月21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不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还可以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的机会。正如克鲁格的参谋部中的谍报科长冯·格斯多夫上校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特雷斯科选定格斯多夫男爵来掌握炸弹，这是一次要同归于尽的任务。计划是这样：上校把两颗炸弹藏在大衣口袋里，点上信管，在仪式中尽量靠近希特勒站着，把元首和他的随从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多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踌躇地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3月20日晚上，他在柏林艾登饭店他的房间里同施拉布伦多夫见面。施拉布伦多夫带来了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10分钟的信管。但因为军械库内玻璃顶的院子里气温接近零度，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希特勒在发表演说之后，预定在这个院子里用半小时参观从俄国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这个展览是格斯多夫的部下布置的。这是上校能够接近元首和杀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格斯多夫后来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1789]

第二天，我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一个带10分钟信管的炸弹。我打算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施蒙特过来告诉我，希特勒准备只用8分钟或10分钟参观展览。因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10分钟。这个最后一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又一次救了他的命。[1790]

格斯多夫说，特雷斯科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急地、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展览厅只停留了8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后来至少又有三次密谋分子称之为“大衣”的行刺希特勒的尝试，但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每一次都遭到类似的挫折。

1943年初，在德国发生了一次自发性的事件。这次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助于使抵抗运动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而到那时为止，抵抗运动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尝试都告挫败了。这次事件又是一个警告，说明纳粹当局对于最起码的反对的表示，会采用多么残酷无情的手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德国的大学生在1930年代初期，曾经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十年统治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特别是当1943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产生纳粹主义的城市。慕尼黑大学现在却成了学生反抗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25岁的医科学生汉斯·朔尔和他的21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索菲。他们思想上的导师是一个哲学教授，名叫库尔特·胡贝尔。他们利用称为“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进行反纳粹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了联系。

1943年2月里的一天，巴伐利亚纳粹党领袖保罗·吉斯勒在收到秘密警察送给他的一批这种信件之后，召集了学生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身体不合格的男生——身体合格的都已被征入陆军服役——将被分配去做某种更有用的战时工作。接着，他不怀好意地对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每年生一个孩子。

他还说：“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够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给她们……而且我能保证她们尝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伐利亚人虽然素以有点粗俗的幽默著称，但是学生们对这种下流话是受不了的。他们把这个党领袖轰下了台，又把来保护他的几个秘密警察和党卫军人员赶出会场。当天下午，反纳粹的学生在慕尼黑街道上举行示威，这在第三帝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学生们在朔尔兄妹领导下，开始散发小册子，公开号召德国青年行动起来。2月19日，一个宿舍管理员看到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从大学的阳台上撒传单，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们送命的经过是迅速而野蛮的。他们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长罗兰·弗莱斯勒主持审判。弗莱斯勒大概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继海德里希之后最阴险和最嗜杀的纳粹分子，本书后面还要提到他。他们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讯时，索菲·朔尔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她出庭的时候，有一条腿已经折断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面对弗莱斯勒的野蛮威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为什么你这样卑怯，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极其英勇地迎接了死亡。她的哥哥也是这样。胡贝尔教授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死刑。[1791]

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谋分子看到他们面临着的危险。这时，在密谋分子中间，某些领导人的轻举妄动，经常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格德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试探希姆莱和党卫军其他高级军官参加密谋集团的可能性，这是极端冒险的。为人十分独特的魏茨泽克在战后喜欢把他自己描绘成坚决的抵抗分子，但在当时他吓得同最亲密的朋友哈塞尔断绝一切来往。他指责哈塞尔（还有冯·哈塞尔夫人）“轻率得令人难以置信”，还警告说，秘密警察正在跟踪哈塞尔。[1792]

秘密警察还在监视着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多嘴的、自信的格德勒。1943年3月，是密谋分子受挫折的月份，他们两次行刺希特勒的尝试都流产了。紧接着，秘密警察又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打击主要不是由于专门的追踪技术，而是两个情报机构，即武装部队谍报局和希姆莱的中央保安局倾轧的结果，中央保安局主管党卫军的情报机构还想把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撵走，接管他的谍报局。

1942年秋天，一个慕尼黑商人因为私运外币越境到瑞士而被捕。这个人实际上是谍报局的一个特务，但他长久以来运出国境的钱是给在瑞士的一群犹太难民的。在第三帝国，一个德国人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此了，哪怕他是一个谍报局特务也罢。由于卡纳里斯没有营救，这个特务就开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了解的谍报局的情况。他攀出汉斯·冯·多赫南伊。多赫南伊同奥斯特上校一样，一直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他告诉希姆莱手下的人，1940年约瑟夫·米勒博士到梵蒂冈去的任务，是通过教皇同英国人搭上关系。他透露了1942年潘霍华牧师用谍报局发的伪造护照到斯德哥尔摩去访问奇切斯特主教的事情。他还暗示出奥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种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侦察，秘密警察行动了。1943年4月5日，多赫南伊、米勒和潘霍华被捕。奥斯特在这期间已经设法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文件，在12月间被迫辞去谍报局职务，在莱比锡被软禁起来。[1793]

这对密谋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施拉布伦多夫谈到奥斯特时说，他是“一个上帝要塑造的那种样子的人，头脑清楚而沉着，危险临头仍镇定如常”。从1938年试图搞掉希特勒以来，奥斯特一直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多赫南伊的职业是律师，他一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助手。新教牧师潘霍华和天主教神父米勒，不但为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历次国外活动中，表现出个人英勇不屈的典范。他们被捕之后备受酷刑，但仍拒绝出卖他们的同志。

但最严重的是，谍报局瓦解之后，密谋分子失去了“掩护”，也失去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同犹豫观望的将军们之间、他们同西方的朋友们之间互通声气的主要途径。

希姆莱警犬的追踪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几个月之内谍报局和它的首脑卡纳里斯就完全完蛋了。

有一个新发现是在1943年9月10日发生的，是在纳粹圈子里称为“佐尔夫夫人茶会”的事件引起的。安娜·佐尔夫夫人的已故丈夫曾在威廉二世手下做过殖民大臣，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本大使。她很久以来就是柏林一个反纳粹的沙龙的女主人。常到这个沙龙来的有许多高贵的客人，其中有：俾斯麦的孙女汉娜·冯·布雷多夫伯爵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美大使的侄子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施托夫伯爵、著名的耶稣会神父埃克斯莱本，还有外交部一个高级官员奥托·基普和伊丽莎白·冯·塔登。奥托·基普曾因参加一次招待爱因斯坦教授的午宴，被免去德国驻纽约总领事的职务，但后来又设法复任外交官职。伊丽莎白·冯·塔登是一个有才华的、虔诚信教的妇女，在海德堡附近的魏布林根办着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

9月10日在佐尔夫夫人家里的茶会上，冯·塔登小姐带来一位少年英俊的瑞士医生，名叫勒克西，在绍尔布鲁赫教授主持的柏林夏里特医院工作。同绝大多数瑞士人一样，勒克西博士表示了强烈的反纳粹情绪。在场的许多人都表示同感，特别是基普。茶会散场之前，这位好意的大夫自动提出，愿意为佐尔夫夫人或她的客人递送任何信件给他们在瑞士的朋友——德国反纳粹的流亡分子和英美外交官。在场的不止一个人很快接受了他的好意。

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务。他把几封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和关于这次茶会的报告一起交给了秘密警察当局。

冯·毛奇伯爵的一个在空军部工作的朋友偷听到了这个瑞士医生同秘密警察之间的几次电话。冯·毛奇伯爵从这一朋友那里得悉了这一情况，立即对他的朋友基普发出警告，基普又通知了佐尔夫圈子里的其他人。但是希姆莱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也许是希望把网再拉得大些，所以等了四个月才下手。1月12日，所有参加那次茶会的人，除了佐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雷姆伯爵夫人以外，都被逮捕、审讯和处决了。[1794]她们母女俩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后幸免一死，真是奇迹。[1795]冯·毛奇伯爵为他的朋友基普所牵连，这次也被捕了。但这还不是基普被捕的唯一后果。它的影响远及土耳其，并为最后解散谍报局、把它的工作转移给希姆莱铺平了道路。

在基普的亲密的反纳粹朋友中，有埃里希·费尔梅伦和他的美貌绝伦的妻子，娘家姓名为伊丽莎白·冯·普莱滕贝格女伯爵。同其他反对现政权的人一样，他们参加了谍报局，被派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们回柏林在基普案中受审。他们知道回去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所以拒绝了这个命令，在1944年2月初同英国特务机关取得联系，飞到开罗，又从那里飞到英国。

柏林方面认为，费尔梅伦夫妇带了谍报局的全部密码逃亡，把它们都交给了英国人。虽然后来发现这是不确实的，但这却成了希特勒搞掉谍报局的最后一个借口。在多赫南伊和谍报局的其他人员被捕之后，加上对卡纳里斯越来越怀疑，他就想这样做了。1944年2月18日，他下令解散谍报局，由中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这是希姆莱又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他同陆军军官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1938年诬告冯·弗里奇将军的事件。谍报局的解散，使武装部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增加了希姆莱对将军们的权力。这也是对密谋分子的进一步打击，现在密谋分子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务机构了。[1796]

但是他们没有打消杀害希特勒的图谋。从1943年9月到1944年1月，又组织了六次尝试。8月间，雅各布·瓦伦贝格到柏林来看格德勒。格德勒向他保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在9月间发动政变。到那时，施拉布伦多夫将去斯德哥尔摩会晤丘吉尔先生的代表，进行和谈。

“当时我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等待9月的来临。”这位瑞典银行家后来对艾伦·杜勒斯说，“9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1797]

一个月之后，施蒂夫将军——就是特雷斯科送给两瓶“白兰地酒”和希姆莱后来称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个说话刻薄的驼子——设法在拉斯滕堡希特勒的午间军事会议上放一颗定时炸弹。但到最后关头，他又胆怯了。几天之后，他从谍报局拿来藏在大本营一个瞭望楼下面的那些英国炸弹爆炸了。幸亏希特勒命令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谍报局上校维尔纳·施拉德是参与密谋活动的人，密谋分子才没有暴露。

11月里，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密谋分子挑了24岁的步兵上尉阿克塞尔·冯·德·布舍试穿一种新的陆军大衣和一种新的作战背包，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现在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了避免重蹈格斯多夫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试穿的大衣口袋里装上两颗点燃引线之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这样两人就将同归于尽。

但在预定的试穿日期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把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战背包炸毁了。布舍就返回了俄国前线他的连队。12月间，他又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算仍旧利用试样子的机会进行谋害。但元首忽然决定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年轻步兵军官调来代替他。这个年轻军官就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资格最老的密谋分子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的儿子。试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1944年2月11日，但元首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来。据杜勒斯说是因为空袭。[1798]

到了这时，密谋分子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希特勒采取经常改变日程的手法，他们的计划必须大加修改。[1799]他们看到，希特勒肯定会出现的场合是每天两次同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将军们的军事会议。必须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杀掉他。1943年12月26日，一个名叫施陶芬贝格的青年军官，代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来到拉斯滕堡大本营，准备参加中午的会议，作关于陆军补充问题的报告。在他的皮包里，有一颗定时炸弹。这次会议临时取消了，因为希特勒到上萨尔茨山度圣诞节去了。

这是这个少年英俊的中校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暗杀行动，但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反纳粹的密谋分子终于找到了冯·施陶芬贝格伯爵这样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人。从此以后，他不但担负起用现在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亲手来刺杀希特勒的任务，并且把新的生命和光辉、希望和热情注入密谋集团。他成了密谋集团真正的领袖，尽管从来不是名义上的领袖。

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使命

冯·施陶芬贝格伯爵是个具有职业军官所需要的惊人才能的人。他于1907年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劳斯·菲利普·申克。他的母亲是于克斯屈尔——吉伦布兰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的军事英雄之一格奈泽瑙，后者曾同沙恩霍斯特一起创建了普鲁士陆军参谋总部。在他母亲这方面，他又是另一个拿破仑时代名将约克·冯·瓦滕堡的后裔。他的父亲曾经做过符腾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这个家庭是一个融洽的、虔诚地信仰罗马天主教、有很高文化教养的家庭。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气氛中长大的。他体格健壮，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十分英俊。他才气横溢，好学不倦，头脑冷静周密。他喜好驰骋养马和体育运动，也热爱文学和艺术，博览群书，涉猎颇广。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了天才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浪漫神秘主义的影响。这个年轻人一度想以音乐为职业，后来又想从事建筑，但在1926年19岁的时候，参加了陆军，在著名的第十七班贝格骑兵团当见习军官。

1936年，他进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全面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以后，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名年轻军官。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到那时为止，并不反对民族社会主义。显然是1938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1939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长了。

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仍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战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他在霍普纳将军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声名卓著。看来是在到了俄国之后，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1940年6月，即进攻敦刻尔克的前夕，他被调回陆军总司令部。在对俄国作战的最初18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维埃领土上，协助在俄国战俘中组织俄罗斯“志愿”部队和担任其他工作。据他的朋友说，施陶芬贝格这时认为，在德国人要推翻希特勒的暴政的时候，这些俄国人的军队可以用来推翻斯大林的暴政。也许这可以作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糊涂思想给他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党卫军在俄国的暴行，更不用说希特勒枪杀所有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命令，打开了施陶芬贝格的眼睛，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为之服务的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俄国遇到了决心杀掉这个主子的两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冯·特雷斯科将军和施拉布伦多夫。据后者说，他们后来碰了几次面，就使他们相信施陶芬贝格是他们的人。施陶芬贝格于是成了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

但他还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很快发现，那些陆军元帅们不是胆子太小，就是太没有主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来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后方对犹太人、俄国人和战俘的可怕的屠杀。斯大林格勒的不必要的灾祸也使他感到厌恶。1943年2月，这次灾祸结束之后，他请求派往前线，被调到在突尼斯的第十装甲师当作战参谋。他参加了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最后阶段，在这次战役中，他所属的部队把美国人赶出了山口。

4月7日，他乘的汽车开进一处布雷的阵地，也有人说，还受到低飞的盟军飞机的扫射。施陶芬贝格受了重伤。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个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有几个星期，看来情况是即使幸而能活下来的话，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进了慕尼黑一所医院，多亏绍尔布鲁赫教授的精心治疗，他重获生命。人们会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在伤愈之后退伍，从而也就退出了密谋集团。但到了仲夏时节，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的三个包扎起来的指头拿笔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说他希望在三个月之内回去重新服役。在长期疗养中，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问题，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但他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完成。

有一天，他的妻子尼娜伯爵夫人（他们有四个年纪还小的孩子）到医院去看他。他对坐在床边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1800]

1943年9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担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很快他就开始练习用他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手的三个指头，拿一把夹子引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

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他的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分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决心。但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施陶芬贝格对于密谋集团的老朽的领导人如贝克、格德勒和哈塞尔所拟议的，一旦推翻了民族社会主义之后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无声无色的政权很不满意。他比他那些参加克莱绍集团的朋友们讲求实际多了。他要实行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坚持要在拟议的反纳粹政府成员名单中，加入他的新朋友尤利乌斯·莱贝尔和威廉·洛伊施纳，前者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前工会干部，两人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和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许多争论，但施陶芬贝格很快就在密谋集团的政治领导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样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了很大的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格德勒的影响，没有什么头脑。在实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找服现役的青年军官来帮忙。施陶芬贝格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

除奥尔布里希特外，这些人是：施陶芬贝格的上司、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长施蒂夫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信处长埃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军械署长弗里茨·林德曼将军，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泽将军（他可以为接管柏林提供部队），外籍军队科科长冯·伦纳男爵上校，还有他的参谋长冯·马图施卡伯爵上尉。

还有两三个处于关键地位的将军，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弗里茨·弗洛姆。他是补充军实际上的总司令。同克鲁格一样，他忽冷忽热，不能完全算数。

密谋分子们也还没有吸收到一个现役的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是最早参加的密谋分子之一，内定为将来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现在已退为后备役，手下没有军队。他们曾向现在指挥西线所有部队的冯·伦德施泰特陆军元帅进行游说，但伦德施泰特拒绝背弃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说，这至少是他的借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风使舵的冯·曼施坦因陆军元帅也是如此。

在这个当儿——1944年初——一个十分活跃而且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对密谋分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施陶芬贝格起初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陆军元帅就是隆美尔。他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

1944年1月，隆美尔就任西线B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来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在法国时，他开始同两个老朋友往来很密切，一个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另一个是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这两位将军都已经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他们慢慢地把隆美尔也引进来。他们对隆美尔进行的工作，得到后者一个担任文职的老朋友卡尔·施特罗林博士的协助。施特罗林是斯图加特市长。同本书许多人物一样，他一度是一个热心的纳粹分子，但现在战争正走向失败，许多德国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军轰炸下很快地成为一堆堆废墟，他就开始另作打算。他在这条道路上又得到了格德勒博士的帮助。1943年8月，格德勒曾劝他参加起草一个给内务部——现在由希姆莱担任部长——的备忘录，联名要求停止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会，恢复公民权利和重新建立一个不受党和党卫军——秘密警察干预的司法系统。施特罗林通过隆美尔夫人，把这个备忘录送给了这位陆军元帅，这个备忘录似乎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44年2月底，他们两个在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尔家里促膝谈心。

［这位市长后来叙述道］我告诉他，东方战线上某些高级陆军军官提议逮捕希特勒，强迫他在电台上宣布退位。隆美尔同意这个想法。

我又告诉他，他是我国最伟大、最得人心的将领，在国外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尊敬。我说：“你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避免发生内战的人。你必须以你的大名来赞助这一运动。”[1801]

隆美尔迟疑了一下，最后做了决定。

他对施特罗林说：“我想，出来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

在这次以及所有以后同密谋分子的会见中，他都反对谋杀希特勒——不是由于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于实际考虑。他认为，这个独裁者如果被杀，就会成为一个烈士。他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据他对本国人民和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1802]

这时，命运又为隆美尔带来另一个影响。这种影响来自汉斯·施派德尔将军。施派德尔在1944年4月15日担任这位陆军元帅的参谋长。他也是一个谋反分子，虽然与施陶芬贝格分属不同的密谋集团，但两人都是不同寻常的陆军军官。他不但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哲学家，1925年以优异成绩得过蒂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到任以后立即着手对他的上司做工作。只过了一个月，即5月15日，他就安排了隆美尔、施蒂尔普纳格尔以及他们的参谋长在巴黎附近的一所乡村别墅里开会。施派德尔说，会议的目的是拟定“停止西线的战争和推翻纳粹政权的必要措施”。[1803]

这是一件大事情。施派德尔知道，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同国内反纳粹分子，特别是格德勒——贝克集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迫切需要的。有几个星期，浮躁的格德勒一直要求设法让隆美尔同牛赖特举行一次会谈。不是别人，竟是牛赖特！我们知道牛赖特为希特勒的肮脏勾当尽过力，起初当外交部长，后来又当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不过现在，由于可怕的灾难快要降临祖国了，他也开始清醒过来。隆美尔认为同牛赖特和施特罗林见面太危险，就决定派施派德尔将军去。5月27日，在弗罗伊登施塔特的施派德尔家里举行了会议。出席的三个人——施派德尔、牛赖特和施特罗林都是施瓦本[1804]人，这种亲密关系不仅使会议开得融洽，并且很容易就达成了协议。他们的协议是这样的：必须尽快推翻希特勒，隆美尔必须准备出任国家的临时首脑或武装部队总司令。应该说明，隆美尔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当这两个职务。他们还拟定了许多细节，包括同西方盟国接洽停战的计划以及国内密谋分子同隆美尔总部的通信密码。

施派德尔将军着重声明，当时隆美尔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坦白地告诉了他在西线的顶头上司冯·伦德施泰特陆军元帅，而且还说，后者也已“完全同意”。不过，这个陆军高级军官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施派德尔后来写道］在讨论起草联名给希特勒的要求的时候，伦德施泰特对隆美尔说：“你年轻。你了解和热爱人民。你干吧。”[1805]

后来，在春末又举行了几次会议，拟订了下面的计划。在参与密谋的西线的陆军军人中，施派德尔几乎是唯一幸免于死的人。他这样叙述这个计划：

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但不是无条件投降。德国人从西线撤回本国。盟国立即停止对德国本土的轰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推翻纳粹统治。在贝克将军、格德勒和工会代表洛伊施纳领导下的各个阶层的抵抗力量暂时接管德国的行政权。不实行军事独裁制度。在“欧洲合众国”的结构内，准备实行“建设性的和平”。在东方，继续战争。缩短战线，守住多瑙河口、喀尔巴阡山、维斯杜拉河、梅梅尔一线。[1806]

将军们似乎毫不怀疑，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后，英美就会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俄国的战争，以防止——照他们的说法——欧洲布尔什维克化。

在柏林，贝克将军同意了这个计划，至少是在对东方继续进行战争这个限度以内。5月初，他通过吉斯维乌斯，给杜勒斯送去一个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英美进攻西欧之后，西线上的德国将军们将把他们的部队撤到德国边境。在这过程中，贝克要求西方盟国进行三项战术行动：派出三个空运师到柏林地区，协助密谋分子守住首都；在汉堡和不来梅附近的德国海岸，举行大规模海上登陆；派出相当大量的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与此同时，可靠的反纳粹的德国部队将占领慕尼黑地区，把希特勒包围在上萨尔茨山的山间别墅之中。对俄国的战争将继续进行。杜勒斯说，他毫不迟延地叫柏林的密谋分子别做梦了。他告诉他们，同西方单独媾和是不可能的。[1807]

施陶芬贝格、他那些参加克莱绍集团的朋友以及像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这样一些密谋分子，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都是“东方派”——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亲俄。有一个时期，他们认为同俄国达成较有利的和平协议，比同西方盟国还可能更容易一些。俄国通过斯大林本人的多次声明，在它的广播宣传中，曾经强调它不是对德国人民作战，而是对“希特勒分子”作战；而西方盟国却只是口口声声地讲“无条件投降”。[1808]但在1943年10月，苏联政府在盟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正式宣布完全赞同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卡萨布兰卡宣言，这时密谋分子才放弃了这种主观愿望。

现在，当决定命运的1944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经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够取得某种和议，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在柏林，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同伴终于拟就了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总的代号是“瓦尔基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因为瓦尔基里是北欧——日耳曼神话中一些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垮台之前，使元首同意了这个“瓦尔基里”计划。原来他把“瓦尔基里”伪装成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国内驻防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这样的暴动是很少可能发生的，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些外国工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组织。但是好疑的希特勒这时已感到草木皆兵，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精壮的士兵都不在国内，有的在前线，有的在辽阔的占领区内镇压当地人民，因此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想法：国内驻防军应该有个防范这群心怀不满的奴隶劳工、保障国内治安的计划。这样，“瓦尔基里”计划成了军中密谋分子的一个绝好的掩护，使他们可以相当公开地拟订希特勒被暗杀后，国内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计划。

在柏林，密谋分子主要的困难是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军部队。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小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驻防军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也将会继续忠于戈林，不惜为保持在他们的头目的领导下的纳粹政权而战。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用，来对付国内驻防军部队。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队因为他们的头目冯·赫尔多夫伯爵参加了密谋集团，已为密谋分子所掌握。

鉴于党卫军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陶芬贝格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间。最初两小时将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军——秘密警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军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拉斯滕堡的大本营必须立刻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德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权的继续存在。这项工作由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信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负责。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能够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驻防军部队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24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成功地结束，新政府巩固地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反悔，戈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就会发生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会溃退，而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将不可避免。

一切都在于密谋分子有没有能力在希特勒被暗杀之后——这件事情将由施陶芬贝格亲自负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运用柏林市内和四周的国内驻防军部队，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国内驻防军即补充军总司令弗里茨·弗洛姆将军，才能下令执行“瓦尔基里”计划。而他的态度如何，直到最后还是一个问号。1943年的整整一年里，密谋分子都在对他做工作。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个谨小慎微的军官只有等他看到起事已经成功之后才能完全算数。但他们对起事成功自以为是有把握的，所以就瞒着他，动手起草了一系列准备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命令。如果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就用霍普纳将军代替弗洛姆。霍普纳就是那个卓越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在1941年莫斯科战役之后被希特勒撤职，并且被禁止再着军服。

柏林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的问题也使密谋分子很伤脑筋。那就是冯·科茨弗莱施将军。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指挥着包括柏林和勃兰登堡在内的第三军区。密谋分子决定把他逮捕，由冯·廷根男爵将军代替。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泽将军已经参加了这个密谋，可以指望他领导卫戍部队完成占领柏林的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工作。

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详细计划之外，施陶芬贝格和特雷斯科在格德勒、贝克、维茨勒本等人的合作下，起草了给各军区司令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接管辖区的行政权、镇压党卫军、逮捕纳粹首要分子和占领集中营。此外，还写好了几个动人的文告，准备在适当时机发给武装部队、德国人民、报界和电台。这些文告有的由贝克以新的国家元首的名义签署，有的由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有的由格德勒以新总理的名义签署。这些命令和文告都在班德勒街由两个参加密谋的勇敢的妇女在深夜里十分秘密地用打字机打出许多副本。这两个妇女，一个是对密谋活动贡献很大的特雷斯科将军的夫人埃里卡·冯·特雷斯科，另一个是玛格丽特·冯·奥芬，她是一位退休将军的女儿，多年担任两位前任陆军总司令冯·哈默施坦因将军和冯·弗里奇将军的忠实的秘书。这些文件准备好之后都藏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保险柜里。

这样，计划都安排好了。事实上，这些计划在1943年底就已安排好了，但有好几个月，并没有为实现这些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等待密谋分子。到1944年6月，他们意识到时间已经所余无几了。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紧。参加密谋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其中有冯·毛奇伯爵和克莱绍集团成员，同时被处决的人也很多。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贝克、格德勒、哈塞尔、维茨勒本等，因为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盯梢盯得太紧，连见面都越来越困难。这年春天，希姆莱曾警告已经下台的卡纳里斯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将军和他们的文职朋友正在图谋反叛。他提到正在监视贝克和格德勒。卡纳里斯把这个警告转达给了奥尔布里希特。[1809]

对密谋分子来说，军事形势也同样有着不祥之兆。一般人都认为，俄国人就要在东线发动一次全面反攻。罗马已经放弃给盟军了。它是在6月4日失守的。在西线，英美登陆迫在眉睫。德国可能很快就要遭受军事失败——在还没有来得及推翻纳粹之前。也许是由于克莱绍集团的思想影响，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密谋分子，开始认为还不如取消原定计划，让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去负担这场灾难的责任。现在推翻他们，可能只是重复“刀刺在背”的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刀刺在背”的传说曾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

英美的进攻：1944年6月6日

施陶芬贝格本人并不相信西方盟国会在那年夏天做登陆法国的尝试。从谍报局转到希姆莱的军事情报局工作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曾经在5月初提醒过他，进攻可能在6月的任何一天发生，但他还是不相信。

德国陆军本身对于进犯的日期和地点也狐疑不定。在5月里，有18天工夫，不论气候或海洋、潮汐都适于登陆，但德国人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5月30日，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向希特勒报告，没有迹象说明进犯已经“迫在眉睫”。6月4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

这时，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里大批登船的。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舰艇。因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的很少情报和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的意见，在6月5日早晨起草了一份形势报告，向伦德施泰特报告说，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到位于赫林根的家里，同家人一起过了夜，然后于第二天去贝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

隆美尔的参谋长施派德尔将军后来回忆道，6月5日是“平静的一天”。看来隆美尔这么优哉游哉地回德国去一趟，并不是什么不应该做的事。虽然德国特工人员发回来的一些例行报告提到盟军登陆的可能性，这一次说是在6月6日到16日之间，但是自从4月份以来，这样的报告已经有过上百份了，所以没有人认真地看待。6月6日，驻防诺曼底的第七军团司令弗里德里希·多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持续警戒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盟军即将登陆的这些海滩南边约125英里的雷恩，进行“图上作业”。

德国人对英美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入侵的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都肯定地认为，进攻的地点将在海峡最狭处的加来地区。他们在这里集中了最强的部队第十五军团，它的实力在春天里已由原来的10个步兵师增加到15个步兵师。但到3月底，阿道夫·希特勒的不可思议的直觉，使他感到进犯的主要地点可能在诺曼底。在以后几个星期，他命令大量增援部队开进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他不断告诫他的将军们：“注意诺曼底！”

但德军实力的绝大部分，不论是步兵师还是装甲师，仍然留在塞纳河以北，在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之间。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将军们首先注意的还是加来海峡而不是诺曼底。在4、5月间，英美最高司令部又在这里举行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行动，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

6月5日这一天是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度过的——就德国人方面来说是如此。英美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国的军需库、雷达站、V-1飞弹发射场和交通运输线，但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在这一天看来也不比以往更加紧张。

夜色初降，伦德施泰特的总部接到报告说，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给法国抵抗运动发出数量多得异乎寻常的密码电讯，从瑟堡到勒阿弗尔的德国雷达站遭到了干扰。夜间10点，第十五军团截获到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份密码电讯，第十五军团相信内容是告诉他们进攻即将开始。该军团遂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但伦德施泰特却认为不必对第七军团发出警报。而盟军在此刻——快到午夜时分——正在向这个军团防守的西端海岸（在卡昂和瑟堡之间）行进，千船齐发，蜂拥而来。

直到6月6日凌晨1点11分，第七军团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当时该军团司令在雷恩参加“图上作业”还没有回来。两个美国空降师和一个英国空降师已开始在他的防地着陆。1点30分发出了全面警报。

45分钟之后，第七军团参谋长马克斯·佩姆塞尔少将，用电话向隆美尔总部的施派德尔将军报告：这一次看来像是“大规模行动”。施派德尔不相信，但把情况转报给了伦德施泰特，后者也同样表示怀疑。这两名将军认为，空降伞兵只不过是盟军的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陆地点仍是在加来附近。他们在2点40分告诉佩姆塞尔，伦德施泰特“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1810] 6月6日拂晓后不久，在诺曼底海岸的维尔河口和奥恩河口之间的地区，在一个庞大舰队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大批盟军部队正从无数船舰上登岸。当这一消息传到之后，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仍然认为，这不是盟军的一次主要攻击。施派德尔后来说，直到6月6日下午，情况才算判明。到了这时，美军已经在两处海滩、英军在一处海滩取得了立足点，并且向纵深推进了2到6英里。

施派德尔在早晨6点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家中。这位陆军元帅立刻取消了谒见希特勒的计划，乘汽车从家里动身。但直到下午，他才回到Ｂ集团军司令部。[1811]在这段时间里，施派德尔、伦德施泰特和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将军，都在用电话同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联系。由于希特勒发布过一个愚蠢的命令，即使是西线的总司令非经元首特许也不能调用装甲师。这三名将军在6日清晨要求批准急调两个坦克师到诺曼底去，约德尔答复说，希特勒先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然后希特勒就上床了，尽管西线将领的告急电话响个不停，但没人敢去打扰他。

当下午3点这个纳粹统帅醒来时，已经传到的坏消息使他立刻行动起来。他批准派遣装甲教导师和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到诺曼底去，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命令已下得太迟了。他还发了一道著名的命令，这道命令一直保存在第七军团的作战日志里，传给了后代：

1944年6月6日16点55分

西线指挥部参谋长着重指出，最高统帅部要求在6月6日傍晚前，消灭桥头阵地的敌军，因为存在着敌方部队继续由海空登陆进行支援的危险……滩头阵地必须至迟在今晚肃清。

希特勒几个月来一直在说，德国的命运将在西线决定。现在，他想从上萨尔茨山来指挥这场迄今为止最有关键性的战役。在阴凉的山间气氛中，发出这个异想天开的命令看来是当作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来做的，命令还由约德尔和凯特尔副署。隆美尔在从德国回到总部一小时之后，于当天下午5点前不久用电话转达这个命令时，他似乎也是严肃对待它的。因为他命令第七军团总部派第二十一装甲师，也就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德国装甲部队立即发动攻击，“不管增援部队已否到达”。

这个师早在隆美尔下令之前就已经发动攻击了。当隆美尔同第七军团总部通话时，接电话的佩姆塞尔将军，对希特勒要求“至迟在今晚肃清”盟军滩头阵地（现在已有了三处）的命令，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大西洋壁垒”在几小时之内就被突破了。一度吹嘘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从天空中被赶走了，德国海军从海洋上被赶走了，德国陆军也冷不防受到袭击。战事还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施派德尔后来说：“6月9日以后，主动权已落在盟军手中了。”

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并且要求他承受一切后果的时候了。他们劝诱他在6月17日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尔吉瓦勒同他们开会。开会的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这座避弹室原来是准备在1940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元首的大本营的，但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了四个夏天，这个纳粹统帅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

［施派德尔后来写道］他脸色苍白而疲惫，神经质地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里的许多彩色铅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元帅们站着。他原来那种使人跟着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简单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地大声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想让战地指挥官们对这件事情负责。[1812]

但是，想到再一次遭到大败的前景，将军们的胆子壮了起来，至少隆美尔是这样。在希特勒疾言厉色的责骂告一段落的时候，伦德施泰特让隆美尔作主要发言人，当时在场的施派德尔说：“隆美尔毫不容情地坦率指出……对［盟军的］空中、海上和陆上优势，死拼硬斗是没有希望的”。[1813][1814]真的，如果希特勒放弃他的寸土不让、驱敌下海的荒唐决定，那么形势也许不会那么没有希望。在伦德施泰特赞同下，隆美尔建议德军撤至敌军猛烈的海军炮火射程之外，把装甲部队暂时撤出战斗，加以整编，留作以后发动攻击之用。他认为，“在敌人海军炮火射程之外”进行一场战斗，可能会把盟军打败。

但是最高统帅对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德国士兵必须坚持抵抗。他对后撤的问题显然感到不愉快，于是很快就转变了话题。施派德尔说希特勒当时的表现可谓是“犬儒主义和虚假直觉的奇怪混合”，他竟对将军们保证，新的V-1武器（或称嗡嗡飞弹）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伦敦发射，它“对大不列颠将起决定作用……使英国人愿意议和”。当这两名陆军元帅要希特勒注意德国空军在西线的惨败时，元首反驳说，“成群的喷气战斗机”——当时盟军还没有喷气机，而德国已在生产——很快就会把英美飞行员赶出天空。他说，那时英国就要垮台。谈到这里，盟军飞机来了，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会议，躲到元首的防空洞里。

进了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之后，谈话又继续进行。[1815]这时，隆美尔坚持要谈一谈政治问题。

［施派德尔说］他预言，德军在诺曼底的防线将要崩溃，盟军突入德境是难以阻止的……他对俄国方面的防线能否守住也表示怀疑。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的完全孤立地位……他最后……竭力主张结束战争。

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你不用为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这两名陆军元帅的意见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约德尔将军后来在纽伦堡回忆说：“希特勒对他们的警告根本不加注意。”最后，两位将军请求最高统帅至少到隆美尔的B集团军总部去一次，同几个战地指挥官谈一谈他们在诺曼底的作战情况。希特勒勉强同意，日期定在两天之后，即6月19日。

但结果他并没有去。6月17日下午，两名陆军元帅从马尔吉瓦勒走后不久，一颗向伦敦发射的V-1飞弹因机件失灵，转过头来，掉在元首地下避弹室上面。没有人被炸死，甚至连受伤的人都没有，但是希特勒却吓坏了，他立刻动身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马不停蹄地一直奔进贝希特斯加登的山里。

在那里又接到更坏的消息。6月20日，期待已久的俄军攻势在中路开始了。攻势十分猛烈，希特勒集中了最精锐部队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几天之内被完全击溃，防线被撕了一个很大的缺口，通往波兰的道路被打开了。7月4日，俄国人越过了1939年波兰东部边境，向东普鲁士推进。最高统帅部迅速调集所有可用的后备部队，赶去保卫祖国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还是第一次。这使西线德军更加陷于无可挽救的命运，因为从现在起，他们不可能再指望得到任何为数较大的增援部队了。

6月29日，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再一次吁请希特勒面对东线和西线的现实，趁很大一部分德军部队还存在的时候，设法结束战争。这次会议是在上萨尔茨山举行的。在会上，最高统帅对两名陆军元帅冷若冰霜，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然后就来了长篇大论的独白，说他将用新的“奇迹般的武器”赢得战争。施派德尔后来说，希特勒的谈话“越说越远，越说越离奇，最后不知说到哪里去了”。

两天之后，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代替伦德施泰特任西线总司令。[1816]7月15日，隆美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用陆军电传打字机发出。他在信上写道：“部队正在各地英勇作战，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即将结束。”他用亲笔写了一段附言：

我必须请求您毫不迟延地做出恰当的结论。我作为集团军的司令官，感到有责任清楚地说明这一点。[1817]

隆美尔当时对施派德尔说：“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要行动。”[1818]

两天之后，7月17日下午，隆美尔在从诺曼底前线返回总部途中，他的军官轿车受到低飞的盟军战斗机的扫射，他身受重伤，当初以为活不过当天。这对密谋分子是个不幸，因为隆美尔这时已经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要在以后几天里，尽他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尽管他仍然反对暗杀希特勒。施派德尔说他敢保证隆美尔确已下了决心。[1819]事实证明，陆军军官中间极其缺少隆美尔的魄力和勇气。而这些陆军军官，当东西两线德军在1944年7月都告崩溃的时候，好不容易终于想要打倒希特勒和纳粹党了。

施派德尔说，密谋分子“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1820][1821]

最后关头的密谋活动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使柏林的密谋分子陷于极大的混乱。如前所述，施陶芬贝格并不认为盟军会在1944年登陆，即使登陆，成败的可能性也各居一半。他似乎希望登陆失败，因为美英政府在受到这样一次流血牺牲、代价重大的挫折之后，会更愿意在西线同他的反纳粹新政府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府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

形势显示进攻已经成功，德国已经遭受又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在东线也有即将遭受一次新的失败之势。这个时候，施陶芬贝格、贝克和格德勒就开始考虑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还有没有用处。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只会受到促成最后的灾难的谴责。虽然他们明白这种灾难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但德国人民群众一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贝克的最后结论是，虽然反纳粹的起事成功，现在也不能使德国免遭敌人的占领，但至少可使战事结束，使祖国不再流血和受到摧毁。现在议和还可以防止俄国人打进德国和使它布尔什维化。议和还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了纳粹德国以外，还有“另一个德国”。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至少是西方盟国，会对被征服的德国不至于过分苛刻，尽管它们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格德勒同意这种看法，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甚至还寄予更大的希望。他说，他知道丘吉尔多么害怕“俄国的全面胜利”的危险。

以施陶芬贝格为首的年轻人却没有完全被说服。他们去征求特雷斯科的意见。后者现在是驻防在崩溃中的俄国战线上的第二军团参谋长。他的答复使得那些踌躇不决的密谋分子重新走上正轨。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夺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1822]

这个启发性的答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使施陶芬贝格和他的青年朋友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怀疑也冰释了。俄国、法国和意大利战线的崩溃迫在眉睫，促使密谋分子立即行动。促使他们加紧执行计划的，还有另一个事件。

从一开始，贝克——格德勒——哈塞尔集团就拒绝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后者对前者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看来，密谋分子的反动性质不下于纳粹分子，如果他们获得成功，纳粹党德国虽然被推翻了，他们却会阻止一个共产党德国的出现。贝克和他的朋友们很明白这条共产党路线。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俄国人提供情报。[1823]他们还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混进了不少秘密警察的特务。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米勒把这种特务分子称作“V人”。米勒本人是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6月间，密谋分子违背格德勒和一批老人的劝告，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这是出于社会民主党方面，特别是阿道夫·赖希魏恩的建议。赖希魏恩是社会民主党的哲学家，以“候鸟”著称，时任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他同共产党人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虽然施陶芬贝格本人对共产党人是怀疑的，他的社会民主党朋友赖希魏恩和莱贝尔却说服了他。他们说，同共产党人保持某些联系现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以及如果政变成功，他们打算怎么办，而且还可以在最后时刻，如果可能的话，利用他们来扩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基础。施陶芬贝格勉强同意莱贝尔和赖希魏恩在6月22日同共产党的地下领袖们会见。但他警告他们，尽量少告诉共产党人有关的情况。

会见在东柏林举行。莱贝尔和赖希魏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名叫弗朗茨·雅各布和安东·塞夫科夫的两个人，自称是——也可能确实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袖。他们还有另一个同志作伴，他们介绍这个人名叫“兰博”。这些共产党人对反对希特勒的密谋看来知道不少内情，他们还想做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要求在7月4日同密谋集团的军事方面负责人会见。施陶芬贝格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授权赖希魏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们继续会谈。赖希魏恩一到那里，就同雅各布、塞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来“兰博”是秘密警察的密探。第二天，莱贝尔也被捕了，而施陶芬贝格原来是指望他在新政府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1824]

施陶芬贝格对莱贝尔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动，因为他同莱贝尔已经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并且认为莱贝尔是拟议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立刻看到，现在希姆莱的部下已经紧紧跟踪，整个密谋组织已有随时败露的危险。他认为，莱贝尔和赖希魏恩是勇敢的人，可以期望他们即使在酷刑之下也不吐露任何机密。但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有些密谋分子觉得并不能完全肯定。即使是最勇敢的人，当他们的身体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沉默的时间或许也是有限度的。

莱贝尔和赖希魏恩的被捕是促使密谋分子立即采取行动的又一个动力。

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

快到6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陶芬贝格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俄国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陶芬贝格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陶芬贝格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茨山或拉斯滕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须花两三个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困难之一。

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几乎完全不必要的考虑，但是在那些现在已决心豁出去的密谋分子心里却产生了这种考虑。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仅仅把阿道夫·希特勒杀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杀掉戈林和希姆莱，以保证这两个人所掌握的兵力不会用来反对他们。他们还认为，如果把希特勒这两个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线的那些还没有争取过来的高级将领会更快地响应他们。由于戈林和希姆莱常常在元首大本营参加每日军事会议，密谋分子觉得用一颗炸弹同时干掉这三个人也许并不是太困难的。这一愚蠢的决定，使施陶芬贝格丧失了两个宝贵的机会。

7月11日，他奉召到上萨尔茨山去向元首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应的问题。他在到贝希特斯加登的飞机上带了一颗谍报局的英制炸弹。密谋分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趁这个机会杀掉希特勒——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但希姆莱那天没有出席会议。施陶芬贝格抽出一会儿工夫，从会场出来，打电话给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这个情况，并强调说，他还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干掉的。但是这位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却力劝他还是改日连希姆莱一起干掉。那天晚上，施陶芬贝格回到柏林，碰到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坚决主张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莱在场与否。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下一次的机会很快就来了。7月14日，施陶芬贝格奉命在第二天向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的情况，因为俄国战线上的中央集团军在丧失了27个师之后，已经不成其为一支作战力量了，所以必须征调每一个能够征调的新兵去填充俄国战线上的缺口。那一天——14日——希特勒已经把他的大营迁回拉斯滕堡的“狼穴”，亲自负责恢复中路战线的阵地。在中路战线，红军已经到达离东普鲁士只有60英里的地方了。

7月15日早晨，施陶芬贝格上校再度乘飞机到元首总部去，[1825]皮包里装着一颗炸弹。这一次，密谋分子认为成功已有十分把握，所以一致同意第一个“瓦尔基里”信号——通知军队开始向柏林进军，坦克部队开始从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学校驰向首都——应在希特勒会议开始（预定下午1点）之前两小时发出。接管工作不得有丝毫延误。

7月15日星期六上午11点，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对柏林发出“瓦尔基里”一号指示。中午以前，军队就向首都中心移动，奉命占领威廉街。下午1点，施陶芬贝格挟着皮包，来到元首的会议室，做了关于兵员补充的报告，然后离开会议室，去同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通电话，用事先准备好的密语告诉后者说希特勒在场，他打算回到会场，让炸弹爆炸。奥尔布里希特通知他，柏林的军队已在移动。这件伟大事业的成功似乎终于就要到手了。但是，当施陶芬贝格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走了，而且没有再回来。闷闷不乐的施陶芬贝格赶快再打电话，告诉奥尔布里希特这一新的情况。这位将军马上撤销了“瓦尔基里”信号，命令军队尽快地、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回到军营。

还有一个失败的消息也沉重地打击了密谋分子。施陶芬贝格回到柏林之后，他们集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格德勒主张采取所谓“西方解决办法”。他向贝克建议，他们两人飞到巴黎去，同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计议在西线停战，由西方盟国同意不再推进到德法边界线以东，这样就可以把西线的德军腾出来而开到东线去，使德国免于沦入俄国人和他们的布尔什维主义之手。贝克的脑筋比较清醒。他知道，现在还认为能同西方单独媾和的想法完全是白日做梦。贝克的意见是，即使从挽救德国的荣誉考虑，杀害希特勒和推翻纳粹主义的计划，也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地实行。施陶芬贝格表示同意。他发誓说，下一次他绝不会失败。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因为把军队调进柏林，受到了凯特尔的责备，所以表示他不能再干这样冒险的事情，这样做会使整个密谋暴露。他说，他用“这是一次实际演习”的话好不容易在凯特尔和弗洛姆面前才把上次的事情勉强搪塞过去。在确切知道希特勒已死的消息之前再也不敢下令调动军队，这种心理，将在下一个关键性的星期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7月16日星期天晚上，施陶芬贝格邀请了一些知友和亲戚到他在万湖的家里去。其中有他的弟弟伯特霍尔德，一个不大说话的、内向的、有学者风度的年轻人，在海军总司令部任国际法顾问。有恺撒·冯·霍法克中校，他是施陶芬贝格的表兄弟，密谋集团同西线将领的联系人。有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他是一个前纳粹分子，现在仍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长。还有特罗特·佐·佐尔茨。霍法克刚从西线回来，他曾在那里同法尔肯豪森、施蒂尔普纳格尔、施派德尔、隆美尔和克鲁格等许多将领进行过商谈。他报告说，德国在西线马上就要完全崩溃，但更重要的是，隆美尔虽然仍旧反对杀害希特勒，但不管克鲁格跳向哪一边，他都将支持密谋集团。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这些青年密谋分子一致同意，结束希特勒的生命现在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他们孤注一掷的行动会使德国免于无条件投降。他们甚至一致认为，德国不但要向西方民主国家也要向俄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表示，重要的是，让德国人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外国征服者把德国从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来。[1826]

但是他们已经太晚了。纳粹暴政已经存在了11年，到了德国在一次自己发动的战争中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他们才开始采取行动。而在这以前，他们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过这次战争的发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根本没有表示反对。不过，晚行动总比不行动好。无论如何，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前线的将领告诉他们，在东线和西线的崩溃可能只是几星期里的事情。

对密谋分子来说，行动时间看来只有很少几天了。7月15日那次过早地往柏林调兵已经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怀疑。在这一天，传来了密谋集团在西线的领袖之一冯·法尔肯豪森将军突然被免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军事总督的职务的消息。他们担心，一定有人出卖了他们。7月17日，他们听说隆美尔受伤甚重，他们得无限期地不能把他考虑在计划内了。第二天，格德勒在警察总部的朋友传消息给他，希姆莱已经下了逮捕他的命令。虽然格德勒不同意躲藏，但由于施陶芬贝格的坚持，他也只得躲藏起来。同一天，施陶芬贝格的一个在海军工作的朋友，也是极少几个参加密谋集团的海军军官之一阿尔弗雷德·克兰茨费尔德上校告诉他，柏林流传着谣言，说是元首的大本营将在以后几天内被炸毁。这再一次使人感到，密谋集团中一定有人泄露了风声。一切都显示出，秘密警察正在向密谋集团的核心进逼。

7月19日下午，施陶芬贝格再度奉召去拉斯滕堡，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国民掷弹兵师”的进展情况。补充军正在匆忙地训练这些师，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东线。他要在第二天即7月20日的下午1点，在元首大本营举行的第一次每日会议上提出报告。[1827]施陶芬贝格通知住在柏林远郊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和霍普纳将军，必须及时进城。贝克将军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施陶芬贝格进行暗杀工作后飞回柏林前负责指挥政变。柏林城内和四周驻军的重要军官都接到了通知，7月20日是那个日子。

施陶芬贝格在班德勒街起草给希特勒的报告，直到黄昏时分。8点稍过，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在万湖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达勒姆的一座天主教堂做了祷告。[1828]他平静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尔德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很早就休息了。每个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见过他的人都回忆道，他的态度和蔼可亲，心情平静镇定，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

1944年7月20日

1944年7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6点刚过，施陶芬贝格上校由他的副官维尔纳·冯·哈夫登中尉陪同，驱车经过柏林城里一排排被炸毁了的房屋，到朗斯多夫机场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国民掷弹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1点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向希特勒做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同去年特雷斯科和施拉布伦多夫放在元首飞机里、后来没有爆炸的那一颗是完全一样的。如前所述，这种英国制造的炸弹的爆发装置是这样的：先打破一个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把一根细的金属线腐蚀掉，于是撞针就弹出来，击发雷管。金属线的粗细决定从发动到爆炸所需时间的长短。这天早上，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线，腐蚀掉它最多只要10分钟。

在机场上，施陶芬贝格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施蒂夫将军。他们在机场上找到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首脑分子之一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特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这次极端重要的飞行。7点钟，飞机起飞，10点刚过就到了拉斯滕堡。哈夫登嘱咐驾驶员在过了中午12点钟之后，准备好随时起飞回去。

一辆军官轿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它位于东普鲁士一处阴暗、潮湿、林木茂密的地方。这地方要进去颇不容易，而且正如施陶芬贝格无疑曾经注意到的那样，要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它的建筑分成内外三层，每层都围以布雷的阵地、地堡群和通电的带刺铁丝网，日夜不停地由忠心的党卫军士兵巡逻。要进入防卫森严的希特勒起居和工作的内院，即使是最高级的将领也必须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并且要由党卫军大队长拉滕胡贝尔（希姆莱负责保安的头子兼党卫军队长）或他的副手之一亲自查验。但是由于施陶芬贝格是希特勒本人召见的，他和哈夫登虽然被挡住查验通行证，却没有什么困难就通过了三道检查哨。施陶芬贝格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冯·默伦多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尔基贝尔将军。

菲尔基贝尔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陶芬贝格同他约妥，他随时准备好把爆炸的消息很快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菲尔基贝尔随后就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元首大本营同外界隔绝。要做这些工作，再没有人比最高统帅部通信网主管人处在更有利地位的了，所以密谋分子都觉得把他争取了过来是十分幸运的。整个密谋计划的成功，没有他是不行的。

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勒将军、讨论了补充军的事情之后，施陶芬贝格走到凯特尔的办公处，把他的帽子和皮带放在会客室，就走进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发现他必须比原定计划更急速地行动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刚过。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2点半坐火车到达，元首的第一次每日汇报会从下午1点提前到12点半举行。凯特尔叮嘱他，必须报告得简短一些。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结束。

在炸弹爆炸之前就结束吗？施陶芬贝格心里一定感到纳闷：命运是不是要在他做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尝试时，又一次把成功从他手上夺去。他原来显然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元首的地下避弹室举行，在那里炸弹的爆炸力将会比在地面建筑中增加几倍效力。但是凯特尔告诉他，会议将在会议室举行。[1829]这个会议室远不像一般所说的那样是一间简陋的木头结构的小屋。在上一年冬天，希特勒已下令在这座原来的木头结构房屋四周筑起了18英寸厚的钢筋水泥墙，以防止起火和防御可能落在近处的炸弹碎片。这些厚实的墙壁将会增加施陶芬贝格的炸弹的威力。

他必须马上就发动炸弹内的装置。他把准备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先对凯特尔简述了一下。快说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在不耐烦地看表。离12点半还有几分钟，凯特尔说，他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陶芬贝格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乘凯特尔还来不及要他的副官（一个名叫冯·约翰的中尉，这时正和他们在一起走着）替他去取，就马上转身跑回去。

在会客室里，施陶芬贝格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三个指头拿住镊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类炸弹只在10分钟之内就要爆炸。

惯于媚上欺下的凯特尔为这一耽误很生气。他转身回到房子外面，叫施陶芬贝格快一点。他喊道，我们要迟到了。施陶芬贝格为这一耽误表示歉意。凯特尔无疑是知道像上校这样肢体伤残的人束起皮带来会比别人要慢一点的。当他们走向希特勒的小屋的时候，施陶芬贝格看来情绪很好，凯特尔那点小小的不快也消散了。他还没有丝毫起疑心的迹象。

但是，正如凯特尔所担心的，他们迟到了。会议已经开始，当凯特尔和施陶芬贝格进屋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在前厅停了一下，对管电话总机的上士说，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里要告诉他最新的材料，补充他的报告（这是说给凯特尔听的），电话一来立刻去叫他。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凡是希特勒在场的时候，即使是一个陆军元帅，除非是叫他离开或在会议结束、最高统帅已经退席之后，一般也是不敢随便走开的。但这也没有引起凯特尔的怀疑。

他们两人走进了会议室。从施陶芬贝格把手伸进皮包、拿镊子夹破玻璃管之后，已经过去4分钟了。还有6分钟。房间很小，大约30英尺长、15英尺宽，有10扇窗户，都敞开着，因为天气闷热，这样可以有点风吹进来。这么多的窗户开着，当然会减少任何炸弹爆炸的效力。房间正中有一张长方形桌子，18英尺长，5英尺宽，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这张桌子的构造很特别，它不是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在桌子的两头，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样的两块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来的。这个有趣的构造对往后的历史将起到它的作用。

当施陶芬贝格进去的时候，希特勒正坐在桌子一条长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他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滕将军和豪辛格的参谋长海因茨·勃兰特上校。凯特尔马上站到元首的左边，他的旁边是约德尔将军。还有三军和党卫军的其他18个军官站在桌子四周，但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在场。只有希特勒和两个速记员坐着。希特勒在弄着他的放大镜。他现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开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印的细线条。

豪辛格正在做一个黯淡的报告。他谈到俄国中路战线被突破的最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战线上德军的危险处境。凯特尔插进去报告冯·施陶芬贝格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对这个只有一条肩膀、一只眼还蒙上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他要听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再听施陶芬贝格的。

施陶芬贝格于是站到桌子旁边，在科滕和勃兰特的中间，离希特勒右边约几英尺远。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让它靠着那个坚实橡木底座的里面一边。它离希特勒的腿约6英尺远。时间现在是12点37分。还有5分钟。豪辛格继续讲，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形势地图。希特勒和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

没有人注意到施陶芬贝格这时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许除了勃兰特上校之外。这位军官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将军讲话。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陶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先用脚想踢到旁边去，最后还是用一只手把它捡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的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了。[1830]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元首的命，而送了勃兰特的命。这是难以解释的命运在作怪。读者当还记得，勃兰特上校就是1943年3月13日晚上，特雷斯科骗他在乘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回拉斯滕堡时带两瓶“白兰地酒”的那个蒙在鼓里的军官。他当时那样做，丝毫没有怀疑这两瓶酒实际上是一颗炸弹，那颗炸弹同他现在随手在桌子底下挪得离最高统帅远一些的这颗炸弹有着同样的装置。它的化学药水此时已经快要蚀尽拉住撞针的金属线了。

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是负责召见施陶芬贝格这件事情的。他沿着桌子往这位上校原先站的地方看去，因为豪辛格的黯淡的汇报快讲完了，他要暗示施陶芬贝格，准备好接下去汇报。也许施陶芬贝格还要别人帮忙把文件从皮包里拿出来。但使他十分生气的是，年轻的上校并不在那里。凯特尔想起施陶芬贝格在进来的时候对电话接线员说过的话，就悄悄地退出房间，打算去把这个行动奇突的青年军官找回来。

施陶芬贝格并不是在打电话。管总机的上士说，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大楼去了。凯特尔无可奈何地回到会议室。豪辛格正在结束他的关于当天的不利形势的汇报。他正在说：“俄国人正以强大兵力在道加瓦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到杜纳堡西南。如果我们在佩普西湖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1831]

这句话永远没有说完。

就在这一瞬间——中午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

施陶芬贝格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正和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后者在第八十八号地下室的办公室前面，离会议室有200码远。他先是焦急地看看手上的表，秒针在一秒秒过去，然后抬头看会议室。他看到会议室在轰然一声中烟火大作。他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像是会议室中了一个155毫米的炮弹。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在施陶芬贝格兴奋的心里，以为毫无疑问，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尔基贝尔告别。现在暗杀已经成功，菲尔基贝尔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信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1832]

施陶芬贝格的下一个任务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拉斯滕堡大本营。检查哨的卫兵已经看到或者听到元首会议室的爆炸，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在离菲尔基贝尔的地下室几码远的第一道岗哨，施陶芬贝格的汽车被挡住了。他跳下车子，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在后者的目击下，他给什么人——不知道是谁——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挂上电话，转身对那个军官说：“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

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这个尉官负责地在他的登记簿上记下了“12点44分，施陶芬贝格上校通过”之后，还通知了下一个检查哨，让汽车通过。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检查哨，困难就更大了。这里已经收到了警报，挡车的栏杆已经放下，卫兵加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出入。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发现他们的汽车被一个名叫科尔勃的很顽固的上士挡住了。施陶芬贝格又要求打电话，向营地司令的副官默伦多夫上尉抱怨，“因为发生了爆炸”，卫兵不让他通过。“我有急事。弗洛姆将军正在飞机场等我。”这也是蒙人的。施陶芬贝格知道得很清楚，弗洛姆在柏林。

上校挂上电话，转身对上士说：“上士，你听到了，批准我通行。”但上士不管他那一套，自己打电话给默伦多夫核对。默伦多夫上尉证实了施陶芬贝格的话。[1833]

他们的汽车于是向飞机场飞驰而去。在路上，哈夫登中尉急急忙忙地把他带在自己皮包里的另一个炸弹拆开，把零件丢在路边（后来都被秘密警察找到）。机场场长还没有收到任何警报。当这两个人的汽车开进机场的时候，他们的飞机已经发动。一两分钟之内，飞机便腾空而去。

现在是1点刚过。后来这三个小时，在施陶芬贝格一生中一定是最长的三小时。当这架速度不高的亨格尔飞机在平坦多沙的德国平原上向西飞去的时候，他只能希望：菲尔基贝尔已经同柏林联系上并且传递了最重要的讯号；他在首都的同伙已经立即行动起来接管这座城市，并且正在发出早已准备好的给德国本土和西线的军事指挥官的文告；他的飞机不会被接到了警报的德国空军战斗机或者被在东普鲁士上空越来越活跃的四出巡弋的俄国飞机所迫降。除了这样希望以外，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的飞机没有长距离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如果有这种设备，也许能使他听到从柏林发出的最早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广播。他预期在柏林降落之前，这样的广播一定已经播出。因为没有这种设备，他也不能亲自同首都的盟友们通信，把菲尔基贝尔将军也许没有能发出的讯号发给他们。

他的飞机在这个夏日的下午继续飞行。它在下午3点45分在朗斯多夫机场降落。施陶芬贝格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上最近处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三小时里（一切都靠这三小时）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原来1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了柏林的密谋分子关于爆炸的消息，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瓦尔基里”命令是从奥尔布里希特的保险箱里拿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发出去。在班德勒街，大家都无所事事地在等待施陶芬贝格回来。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

施陶芬贝格在朗斯多夫机场上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时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但事实与此相反，希特勒并没有死。勃兰特上校把皮包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一几乎是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一命。他受了极大的惊吓，但受的伤并不重。他的头发烧焦，两腿受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的、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碎片。凯特尔丝毫没有受伤，也真是奇迹。但在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伤。[1834]

在惊魂未定的最初时刻，大家对爆炸的来源有过几种猜测。希特勒起初认为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偷袭而引起的。约德尔按着溅满了血的头——吊灯架子和别的东西正掉在他头上——说，他相信是些建筑工人在屋子地板下放了定时炸弹。施陶芬贝格的炸弹在地板上炸了个很深的窟窿，所以看起来颇有点像。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才怀疑到这个上校身上。希姆莱听见爆炸就奔到现场，他也被弄得完全莫名其妙。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菲尔基贝尔关闭通信联络之前一两分钟打电话给柏林刑事警察头子阿图尔·内贝，要他派一批侦探乘飞机来进行侦查。

在惊惶和混乱之中，起初没有人记起施陶芬贝格刚在爆炸发生之前溜出会议室。起初人们以为他一定在房子里，一定是在那些受了重伤、急送医院的人里面。希特勒要求对医院进行检查，但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施陶芬贝格。

大约在爆炸发生之后两小时，渐渐有了线索。在会议室管理电话交换台的上士报告说，有一个曾经对他说在等柏林长途电话的“独眼上校”从会议室出来，不等电话就急急忙忙地出了房子。参加会议的有些人这时想起来，施陶芬贝格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检查哨的卫兵室报告，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副官在爆炸刚刚发生之后通过了这些岗哨。

希特勒对施陶芬贝格开始怀疑了。同拉斯滕堡机场通话后，他了解到这个十分有意思的情况：施陶芬贝格在下午1点刚过就从机场起飞，说是去朗斯多夫机场。希姆莱立即下令，等他在那里一降落就加以逮捕。但由于菲尔基贝尔关闭通信联络的勇敢行动，这个命令始终没有传到柏林。直到这时，大本营似乎还没有人怀疑到柏林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是施陶芬贝格的单独行动。除非他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俄国敌后降落，抓到他是不难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希特勒看来是表现得够镇静的。他心上还有别的事情。他还要去迎接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乘的火车误点，下午4点才能到达。

1944年7月20日下午，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见是颇为怪诞可笑的。他们视察了已经成为瓦砾场的会议室，却还在欺骗他们自己，认为他们首创的、要统治欧洲大陆的轴心，并没有同样成为一片瓦砾。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意大利领袖现在只不过是被纳粹打手从监禁中救出来、由希特勒和党卫军支撑起来的一个伦巴底的地方领袖而已。但是元首对这个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暴君的友谊和尊敬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尽自己身体条件所允许的限度热烈地接待他，带他看那还在冒烟的、几小时前他几乎在这里送命的会议室残迹，而且预言他们的共同事业，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将很快取得胜利。

当时在场当翻译的施密特博士回忆了这个场面：[1835]

墨索里尼简直吓坏了。他不懂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大本营发生……

［希特勒追叙道］“我当时正站在这张桌子旁边；炸弹就在我脚前爆炸……很明显，我绝不会碰到什么不幸的意外。这无疑是命运要我继续前进，完成我的事业……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顶点！大难已经过了……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确信，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必然将渡过目前的危机，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墨索里尼过去经常一听希特勒的话就像喝了迷魂汤，据施密特说，这一次也是这样，表示同意。

［他说］“我们的处境很坏，也许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绝望。但是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给了我新的勇气。在［这一］奇迹之后，不能想象我们的事业会遭到不幸。”

这两个独裁者和他们的随从走去喝茶。这时大约是下午5点钟。跟着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个场面使我们看到了狼狈不堪的纳粹头子们在第三帝国发生最大危机时的一幅很有启发性的，如果说不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这时，根据希特勒的手令，拉斯滕堡的通信系统已经恢复，开始收到来自柏林的报告，说明在柏林，同时也可能在西线，已经爆发了军事叛变。元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爆发了压抑已久的互相埋怨。他们争吵的声音震动屋顶，而希特勒本人起初则沉默地坐着，心里在盘算，墨索里尼则不好意思地红着脸。

邓尼茨海军上将听到谋刺案的消息就乘飞机赶到拉斯滕堡。他到达的时候，茶会已经开始。他一来就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戈林代表空军对他表示支持。但邓尼茨接着又向戈林开火，责骂德国空军一败涂地。那个肥胖的帝国元帅为自己辩护了一阵，转而攻击他的老政敌里宾特洛甫，说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破产。说到一个地方，他威胁说要用他那根元帅杖把这个妄自尊大的外交部长揍一顿。戈林大喊：“你这下流的卖香槟酒的小掮客！闭上你的臭嘴！”这是里宾特洛甫受不了的，他要求对他尊重一点，即使是帝国元帅也罢。他喊道：“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姓名是冯·里宾特洛甫！”[1836]

接着有人提起过去的一次反对纳粹政权的“叛乱”，就是1934年6月30日的罗姆“阴谋”案。希特勒本来愁眉不展地待着，吞服江湖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给他的各种颜色的药片，一听说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满嘴唾沫，尖声叫喊，大发雷霆。他说，同他这一次将要对付叛徒们的手段比较起来，他过去对付罗姆和其他叛国从犯的手段根本就不算什么。他要把他们全都连根铲除。他咆哮说：“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一点也不宽恕！”在这一点上，同在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中一样，他是说到做到的。

半是由于声嘶力竭，也由于柏林来的电话开始传来军事暴动的更多情况，希特勒中止了他那发狂的独白，但是怒气并未平息下去。他送墨索里尼上了火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分别。然后他回到住处。大约6点钟的时候，据报告政变还没有平定。他抓起电话，尖声地命令柏林的党卫军，对任何可疑分子格杀勿论。“希姆莱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在那里！”他大喊着，忘记了刚刚一小时以前，当他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他才命令这个党卫军头子飞往柏林对叛乱进行无情镇压，此刻他的头号警察还没有赶到那里哩！[1837]

施陶芬贝格于下午3点45分在朗斯多夫降落时大为沮丧地获悉，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柏林起义迟迟没有开始。关系重大的宝贵的三个小时白白过去了，而在这段时间里，元首大本营同外界是隔绝的。

施陶芬贝格永远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任何历史学家也不能把这命运攸关的一天内发生的事件系统地整理出来。天气闷热，这也许起了一定影响。主要的密谋分子知道施陶芬贝格在当天早上去拉斯滕堡，参加下午1点的元首大本营汇报会，而且像有人告诉霍普纳将军的那样，施陶芬贝格“皮包沉重”。尽管如此，快到中午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主要的密谋分子，而且大部分是低级军官，开始懒懒散散地跨进班德勒街上的补充军总部，也是密谋集团的总部。我们记得，在施陶芬贝格上次在7月15日打算谋害希特勒的时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曾在预定炸弹爆炸时间之前两小时下令柏林卫戍部队开始进军。但在7月20日，也许是鉴于上次所冒的风险吧，他并没有发出同样的命令。在柏林以及在附近的德贝里茨、于特博格、克拉姆普尼茨和温斯多夫的训练中心的部队指挥员，曾在前一天晚上得到通知，他们很可能在20日会接到“瓦尔基里”命令。但是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在收到拉斯滕堡的菲尔基贝尔发来的确凿消息之后，再让他的部队行动。霍普纳将军在皮包里带着希特勒禁止他穿着的制服，在12点半钟，正好是施陶芬贝格打破炸弹装置内的玻璃管的时候来到班德勒街。他和奥尔布里希特一同出去午餐，互相敬酒，祝贺他们的事业成功，一共喝了半瓶。

他们回到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不久，陆军总司令部通信处长弗里茨·蒂勒将军冲了进来。他激动地说，他刚刚同菲尔基贝尔通了电话，虽然线路不好，加以菲尔基贝尔讲得非常含蓄，听来爆炸已经发生，但希特勒并没有被炸死。既然如此，蒂勒认为“瓦尔基里”命令不应该发。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都表示同意。

因此，从下午1点15分到3点45分，即施陶芬贝格在朗斯多夫降落并匆忙赶去打电话的时候，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部队没有集结，给其他城市军事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发出，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占领无线电广播局或者电话局、电报局。两个主要的军事首领贝克和维茨勒本还没有露面。

施陶芬贝格的到达，终于推动密谋分子们行动起来。他在朗斯多夫打电话敦促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立即按“瓦尔基里”行事，不必等他到达班德勒街再动手，因为从飞机场到那里要走三刻钟。密谋分子最后总算有了发号施令的人，开始行动了。而没有命令，一个德国军官，即使是一个反叛的德国军官，即使是处在这样关键性的日子，似乎也不知怎么才好。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施陶芬贝格的密友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取来“瓦尔基里”命令，开始用电传打字机和电话发出这些命令。这些命令都是好几个月之前准备好的。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内和四郊的部队立即戒备。第二道命令由维茨勒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由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副署，宣布元首已经死亡，维茨勒本“把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的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队司令。这时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还没有到达班德勒街。他到远在柏林西南20英里的措森去会晤军需总监瓦格纳了。于是派人去请他和贝克将军。密谋集团中这两个高级将领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行动竟这么从容不迫。

命令发出去了。有些命令是在弗洛姆将军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的名义发布的。奥尔布里希特接着就到这位补充军总司令的办公室去告诉他，据菲尔基贝尔报告，希特勒已经遇刺，劝他负责“瓦尔基里”行动，保证国内的治安。密谋分子认为，弗洛姆的命令会自动得到遵守。他此刻对他们是十分重要的。但弗洛姆同克鲁格一样，有骑墙的天才；他是那种骑在墙上先要看清楚自己将落在什么地方之后才跳下去的人。他要求得到希特勒已死的确切证明再决定行动。

在这关头，奥尔布里希特犯了密谋分子在这一天所犯的又一个灾难性错误。根据施陶芬贝格从朗斯多夫打来的电话，他认为元首已死无疑。他也知道，这天整个下午，菲尔基贝尔已经成功地切断了通往拉斯滕堡的电话线路。因此，他大胆地拿起电话，要总机给他接通一个“闪电”电话给凯特尔。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不知道通信已经恢复，凯特尔几乎立刻就来听电话了。

弗洛姆：大本营出了什么事情？柏林流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谣言。

凯特尔：你问的是什么？这里一切如常。

弗洛姆：我刚收到报告，说元首被刺死了。

凯特尔：胡说八道。确实有人行刺，但幸运的是行刺失败了。元首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顺便问你，你的参谋长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在哪儿？

弗洛姆：施陶芬贝格还没有回来。[1838]

从这一刻起，密谋集团就失去了弗洛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很快就可看出是极其严重的。奥尔布里希特怔了一下，一言不发地溜出了办公室。这时，贝克将军到了。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便服来负责全局，也许这是为了使这次起事减少一些军事色彩。但是，正如大家很快所意识到的那样，真正负责大局的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他在下午4点半钟的时候，帽子也不戴，气喘吁吁地奔上前战争部的楼梯。他简短地报告了爆炸的情况，着重指出，他是在相距200码的地方亲眼看见爆炸的。奥尔布里希特插进来说，凯特尔本人刚刚接了电话，发誓说希特勒只受了轻伤。施陶芬贝格答道，这是凯特尔说谎，为的是借此争取时间。他说，最低限度希特勒一定受了重伤。他接着说，不论情况怎么样，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抓紧时间来推翻纳粹政权。贝克同意这个意见。他表示，这个专制魔王是死是活，对他说来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必须干下去，摧毁他的罪恶统治。

当前的困难在于：在使事情遭到致命的延误之后，目前又处于混乱之中，他们虽然计划周密，这时竟不知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是好。即使蒂勒将军带来了消息，说是希特勒遇刺无恙的新闻即将通过德国全国广播网广播，这些密谋分子竟仍然没有想到，他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占领广播电台，阻止纳粹广播他们的消息，而让他们自己的新政府文告响彻四方。要是他们手上没有部队来做这个工作，柏林的警察也能够干得了。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警察局长冯·赫尔多夫伯爵，从中午过后就不耐烦地等待着要带领他那支不小的、已经处于戒备状态的部队投入行动。但一直没有命令传来。最后在4点钟的时候，他乘车赶到班德勒街，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他的警察部队要听陆军的指挥。但是现在还没有一支反叛的军队——只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军官们在总部里打转转，却没有兵士可以指挥。

这件事，施陶芬贝格该做而不做，反而忙于打紧急电话给他的表兄弟——在巴黎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总部工作的恺撒·冯·霍法克中校，敦促那边的密谋分子行动起来。这一着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密谋集团的工作在法国组织得比较好，并且得到柏林以外其他地方的更为重要的陆军军官的支持。施蒂尔普纳格尔确实比他在起事中心的同僚表现得更有魄力。在天黑之前，他已经逮捕和禁闭了巴黎的全部1200名党卫军和党卫军保安处的官兵，包括他们的那个可怕的司令官、党卫军少将卡尔·奥贝格。如果这天下午柏林表现出同样的魄力，把这种魄力用在正确的方面，历史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

对巴黎发出警报之后，施陶芬贝格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顽固的弗洛姆身上。他是弗洛姆的参谋长。自从弗洛姆从凯特尔那里听说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之后，他就拒绝同叛乱分子合作。这样就使密谋计划的成功受到严重的危害。贝克不敢在这场赌局中这样早就同弗洛姆争吵，所以在施陶芬贝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去看他的时候，托词不同他们一起去看弗洛姆。奥尔布里希特对弗洛姆说，施陶芬贝格能够证实希特勒的死亡。

“这是不可能的。”弗洛姆说得很干脆，“凯特尔对我证实的正相反。”

施陶芬贝格插进来说：“凯特尔是在撒谎，他向来是撒谎的。我亲眼看见希特勒的尸体抬出来的。”

这话是出自他的参谋长又是目击者之口，弗洛姆不能不想一想。他沉默了一阵。奥尔布里希特想利用他的犹豫不决，对他说，不管怎么样，“瓦尔基里”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弗洛姆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声喊道：“这简直是犯上！谁发布这命令的？”听说是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发的，他就把这个军官召来，宣布加以逮捕。

施陶芬贝格为争取他的上级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将军，是我自己在希特勒开会时爆炸这颗炸弹的。这次爆炸就像中了一颗155毫米炮弹一样。屋子里没有人能够幸免。”

但是，弗洛姆这样一个机灵的见风使舵的人是不会上当的。他答道：“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施陶芬贝格冷然加以拒绝，弗洛姆这个红脸胖子立即宣布把他所有这三个客人——施陶芬贝格、奥尔布里希特和基尔海姆——逮捕。

奥尔布里希特答道：“你在欺骗自己。现在是我们要来逮捕你。”

袍泽之间接着发生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厮打。据一个说法，弗洛姆打了独臂的施陶芬贝格一记耳光。但这个将军很快就被制服，关在他的副官的房间里。路德维希·冯·莱昂罗德奉命看守。[1839]密谋分子采取了切断室内电话线的预防措施。

施陶芬贝格回到办公室，正碰上党卫军大队长庇弗雷德来逮捕他。庇弗雷德是一个党卫军流氓，最近在俄国人推进到波罗的海区域之前，特别行动队赶紧杀害了221000名犹太人，他就是因为监督焚尸灭迹的工作而出了名的。庇弗雷德和他的两个党卫军保安处便衣特务被锁进了旁边一间空的办公室。接着，负责指挥柏林——勃兰登堡区（第三军区）军队的冯·科茨弗莱施将军来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将军坚持要见弗洛姆。他被带去见奥尔布里希特，但拒绝同后者谈话。于是，贝克接见了他。他由于顽固不化，也被锁了起来。按照预定计划，冯·廷根将军奉派接替他的职位。

庇弗雷德的出现提醒了施陶芬贝格，密谋分子忘记在这座建筑物四周布置警卫。于是从大德意志警卫营（这时它应该担任警戒任务，但却没有值勤）调来了一个分遣队在大门口担任警卫。这样，下午5点多，密谋分子总算控制了他们的总部。但这是柏林城中他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地方。那些预定要占领首都并把它交给新的反纳粹政府的陆军部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下午4点刚过，当密谋分子终于在施陶芬贝格回来之后活跃起来的时候，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泽将军打电话给驻在德贝里茨的精锐的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命令他下令全营戒备，并立即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司令部来报到。警卫营营长是新近任命的奥托·雷默少校。他在这一天要起关键作用，虽然他并不是密谋分子原来指靠的人。他们已对他进行过审查，因为该营被分派担任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他们调查了以后，认为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军官，只知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他的勇敢是无可置疑的。他曾负伤八次，最近还得到希特勒亲手颁发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这是难得的荣誉。

雷默遵命下令全营戒备，并且立即进城来接受哈泽的具体指示。将军告诉他，希特勒遇刺，党卫军企图发动政变；命令他封锁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设在附近的安哈尔特车站的党卫军保安处总部。下午5点半钟，行动迅速的雷默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来向菩提树下大街报告，等候新的任务。

现在另一个次要人物挤到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来，帮助雷默成为密谋集团的送命阎王。一个名叫汉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一个容易激动和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担任着雷默的警卫营的纳粹党指导员。他也在宣传部的戈培尔博士手下担任工作。这时他实际上被宣传部派驻在拜罗伊特，协助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写一本名叫《民族社会主义文化史》的书。他在柏林出现是很偶然的。他是来为一个在前线牺牲的不知名作家发表纪念演说的，同时他想乘这个机会在下午给全营官兵作一个关于“民族社会主义指导问题”的报告。虽然这天天气闷热，但他十分喜欢在公共集会上讲演。

在去德贝里茨途中，这个容易激动的中尉确信自己从一辆驶过的陆军汽车里看到了身着全副军装的冯·布劳希奇陆军元帅。他立刻想到，这些老将军们一定在干什么叛国的勾当。布劳希奇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他的司令部，不管有没有穿军装，那一天其实并不在柏林，但是哈根发誓说他见到了布劳希奇。在雷默少校接到占领威廉街的命令的时候，他正同少校谈着话。这个命令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向雷默要了一辆带车斗的摩托车，上车立即赶到宣传部去向戈培尔报信。

部长刚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发生了谋刺的事情，命令他尽快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这似乎是一向警觉的宣传部长所得到的关于在拉斯滕堡发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不一会儿，哈根给他带来了柏林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戈培尔起初还有点不信，他认为哈根有点无事生非。有一种说法是，正当他要把这个客人赶走的时候，中尉请他亲自看看窗外发生的事情。他见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话更有说服力。陆军部队正在宣传部四围布哨。戈培尔虽然是个愚蠢的人，这次脑子却转得特别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默立刻来见他。哈根遵命办了。在这以后这个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样，当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正在同全欧洲的将军们联系，完全没有注意像雷默这样一个担负着重大任务的低级军官的时候，戈培尔却在同这个人联系，不管他的军阶多么低，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却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雷默奉命去逮捕这个宣传部长。这样，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尔的命令，又有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知。雷默带了20个人走进宣传部。他嘱咐他们，如果过了几分钟他不出来，他们就到部长办公室去接他。然后他同副官握着手枪，走进办公室，去逮捕当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纳粹官员。

约瑟夫·戈培尔在德意志第三帝国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原因之一是他在困难局面下有快速讲话的天才，而现在正是他充满风浪的一生中最困难最危急的局面。他提醒这个青年少校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宣誓。雷默干脆地答称：希特勒已经死了。戈培尔说，元首生龙活虎似的活着，他刚同元首通过电话。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面说一面就拿起电话同拉斯滕堡的最高统帅紧急通话。密谋分子没有占领柏林的电话总局或者至少切断它的线路，这个失误再一次加重了灾难。[1840]只有一两分钟时间，希特勒便在电话里说话了。戈培尔很快地把话筒递给雷默。少校听得出他的声音吗？最高统帅问道。在德国，人们千百次在无线电里听到他讲话，谁听不出他那嘶哑的声音呢？而且，在几星期之前受勋的时候，他还直接听到过元首讲话。据说，少校在电话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立刻立正。希特勒命令他镇压叛乱，并且只服从戈培尔、希姆莱（他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正乘飞机去柏林）和赖内克将军（他正巧在柏林，已奉命接管全市所有部队的指挥权）的命令。元首还立即提升少校为上校。

对雷默来说，这就够了。他已经接到了最高当局的命令，接着就要以班德勒街的人们所缺乏的魄力去执行这些命令。他从威廉街撤回全营部队，占领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其他可能正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自己则出发侦查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网打尽。

反叛的将军们和上校们为什么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雷默，他们为什么不在最后关头用一个全心全意支持密谋集团的军官去替代他的位置，他们为什么连派一个可靠的军官同警卫营一起行动以监视雷默是否执行命令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这些问题都是7月20日事件中的谜。还有，为什么当时不立即逮捕在柏林的最重要、最危险的纳粹官员戈培尔？宣传部一个武装警卫也没有，只要冯·赫尔多夫手下的两名警察就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个工作。还有，为什么密谋分子不占领位于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总部，这样不仅能镇压住秘密警察，还可把关在那里的他们的许多同伙（包括莱贝尔在内）释放出来？秘密警察总部事实上并没有武装警卫，党卫军和党卫军保安处的神经中枢——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办公处也是这样。人们会认为，这些机关一定会被首先占领的，但却没有这样做。这些问题也都无法解释。

雷默的迅速转变，班德勒街的人们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才知道。很显然，柏林发生的情况，他们知道得太少，也知道得太迟了。由于目击者的报道充满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矛盾，即使今天也难以弄清一些问题的真相。例如：坦克部队到哪儿去了呢？在城外驻防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呢？

下午6点半钟刚过，全欧洲都能听到的发报力很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行刺希特勒，但已失败。这对班德勒街那些心神不定的人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也是一个警告，使他们知道原定占领广播大厦的部队没有能完成任务。戈培尔在等待雷默的时候，已把公告的内容用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7点45分，施陶芬贝格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令官们发出一个通报，告诉他们，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这则广播对政变分子造成的损失是怎么也补救不了的。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军和纳粹党的首领，现在又开始缩回去了。接着在晚8点20分，凯特尔设法通过陆军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各部队的司令部发出一个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只许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凯特尔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维茨勒本或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希特勒无恙的公告以及凯特尔要求只服从他的指挥而不是密谋分子指挥的干脆的命令，对于远在法国、正要投向密谋分子一边的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1841]

就是反叛军官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坦克部队也没有能到达。有人可能以为，著名的装甲部队将军霍普纳会抓得住坦克，但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密谋分子曾下令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兵学校校长沃尔夫冈·格莱泽默上校把他的坦克开进城，他本人也应到班德勒街报到待命，但这个坦克兵上校不愿意参加任何反纳粹的军事政变。奥尔布里希特劝说无效，只好把他也拘留在大厦里面。但格莱泽默还是有机会小声地指示他那没有被捕的副官去对柏林装甲兵总监部（它对坦克部队有管辖权）报告情况，并叫他只服从装甲兵总监部的指挥。

这样，迫切需要的坦克虽然有几辆开到了市中心动物园的胜利纪念柱附近，但大部分没有落入叛乱分子手中。格莱泽默后来用欺骗手段逃脱禁闭。他对卫兵说，他决定接受奥尔布里希特的命令，打算亲自去指挥坦克，于是就溜出了大厦。坦克很快从城里撤退了。

在那些因为拒不参加谋反而被马马虎虎、客客气气地看管起来的人中间，这个装甲兵上校并不是唯一溜走的军官。这种情况对叛乱的迅速平息也有影响。

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在快到8点钟的时候终于来了。他身着正式制服，挥动着元帅节杖，准备接受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的职务。但他似乎立即发觉，政变已经失败了。他对贝克和施陶芬贝格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在被审讯的时候，他对法官说，当他听说连广播电台都未占领时，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没有得手。其实，这时他以陆军元帅的权威本来是可以号召柏林和国外的更多的部队司令官的。但他并没有尽到力量，他在班德勒街那座大楼里只待了45分钟，就又大踏步地离开了——离开了现在看来败局已定的谋反。他乘着他的梅赛德斯牌汽车，回到他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曾白白消磨掉7小时的措森。他对军需总监瓦格纳将军说，起事已经失败，然后又乘车回到30英里外他的乡村别墅。第二天，他在那里被一个名叫林纳茨的陆军将领逮捕了。

现在，最后一幕的幕布拉开了。

晚9点过后不久，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元首将在当天深夜向德国人民广播。到处碰壁的密谋分子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呆若木鸡。几分钟之后，他们获悉柏林卫戍司令，也就是当初错派雷默少校——现在已是上校了——的冯·哈泽将军已被捕，纳粹将军赖内克在党卫军支持下已接管对柏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正在准备袭击班德勒街。

党卫军终于集结起来了。这主要得归功于剽悍的党卫军头子奥托·斯科尔兹内，他曾把被俘的墨索里尼救出，由此可见他的勇敢。他根本不知道那天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在下午6点搭上了去维也纳的夜间快车。当火车在利希特费尔德郊区停靠的时候，他在党卫军保安处的第二号头子、党卫军将军舍伦贝格的敦促下下了车。斯科尔兹内发现毫无戒备的党卫军保安处总部正处在一种极其歇斯底里的状态。但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而且又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很快就把他的武装队伍集合起来，着手工作。最先说服坦克学校的队伍仍旧效忠希特勒的就是他。

拉斯滕堡的有力对策、戈培尔争取雷默和利用无线电的迅速决定、党卫军在柏林的恢复活动，以及班德勒街方面密谋分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无所作为——这一切使得许多正要投向密谋分子一边或者甚至已经这样做了的军官踌躇起来。其中之一是奥托·赫尔福特将军，此人是已被逮捕的科茨弗莱施将军的参谋长。他开始时已同班德勒街合作，设法集合部队，后来看到风势不对，就改变了立场，于晚9点半左右打电话给希特勒大本营，说他正在镇压军事政变。[1842]

弗洛姆将军的拒绝参加，曾使起义一开始就陷入危机，因此遭到拘禁。他现在却活跃起来了。约在晚8时，即当他在副官的房间里被拘禁了四小时之后，他请求允许他到楼下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他以一个军官的荣誉保证绝不想法逃跑或同外界通消息。霍普纳将军不但同意了，而且由于弗洛姆说他又饥又渴，还给他送来了夹肉面包和一瓶酒。在此以前不久，弗洛姆的幕僚中有三个将军到了这里，他们拒绝参加叛乱，并且要求把他们送到他们的上司那里去。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居然被送进弗洛姆的屋子里，虽然也是被拘禁起来。他们一到，弗洛姆就告诉他们，这屋子有一个很少使用的后门，他们可以从那里逃走。他背弃了对霍普纳的誓言，命令这些将军们出去组织力量，攻打这座大厦，把他救出来，并平定叛乱。这些将军们乘人不备，溜了出去。

奥尔布里希特手下的一群低级军官，起初有的附和了叛乱分子，有的留在班德勒街观看风色，到了这时已经开始看到，叛乱正在失败。他们还开始意识到，如果叛乱失败，而他们没有及时起来反对叛乱，他们就都会被作为叛徒绞死。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后来这么说。有一个弗朗茨·赫贝尔中校，原本是一个警官，又是一个真心实意的纳粹分子。他从施潘道军火库搞来了一些冲锋枪和弹药，秘密地放在二楼。大约10点半钟的时候，这些军官会见奥尔布里希特，要求他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友们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位将军做了说明，他们也不争辩，就退了出来。

过了20分钟，他们又回来了。大约有六个或者八个人，由赫贝尔和博多·冯·德·海德中校带头，手里举着武器，要求奥尔布里希特做进一步的解释。施陶芬贝格听见声音，进来观看究竟，就被抓住了。当他夺门而逃，走下楼梯的时候，他那仅有的一条胳臂中了枪弹。这些反叛乱分子开始胡乱地开枪，虽然除了施陶芬贝格以外，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人。接着他们在曾经被密谋集团用作总部的那层楼上跑来跑去，搜捕谋反分子。贝克、霍普纳、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哈夫登和梅尔茨都被赶进了弗洛姆那间空的办公室。一会儿，弗洛姆本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了，手里拿着手枪。

“诸位先生，”他说，“我现在要以你们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放下武器！”他命令说，并且告诉刚才逮捕他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被捕了。

贝克平静地回答，伸手去摸手枪：“我是你从前的司令官，你不能这样要求我。我自己对这个不幸局面的后果负责。”

“好，让枪对准你自己。”弗洛姆警告说。

这个才能出众、文雅有礼的前参谋总长非常缺乏行动的意志力。这使他在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验面前最后归于灭亡。直到临死，他都是如此。

“在这一刻，我想起了从前……”他开始说，但弗洛姆不让他说下去。

“我们现在不想听你这一套。我要求你停止说话而采取行动。”

贝克采取了行动，他扣动扳机，但是子弹只擦伤了他的头。他倒在椅子上流了一点血。

“给这位老先生帮点忙。”弗洛姆命令两个青年军官。但当他们去拿武器的时候，贝克不让他们开枪，请求再给他一次机会。弗洛姆点头同意。

接着，弗洛姆转向其他谋反分子。“你们各位，如果想要写信的话，我给你们几分钟时间。”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要了纸笔，坐下来给他们的妻子写封短短的诀别信。施陶芬贝格、梅尔茨、哈夫登和别人沉默地站着。弗洛姆大步走出了房间。

他很快下定决心要消灭这些人。他虽然拒绝积极参加谋反活动，但好几个月以来他对谋反活动一直是知情的，并且庇护了行刺的凶手，也没有上报他们的计划。因此他要消灭这些人，不但为了灭口，还要使自己成为铲平叛乱的人，向希特勒邀功。在纳粹匪徒世界里，要想这样做已经太迟了，但当时弗洛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已“以元首的名义”举行了一次“军法审判”（至今没有发现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曾这样做过），判处以下四名军官死刑：“参谋总部上校梅尔茨·冯·基尔海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这个我不再知道他姓名的上校［指施陶芬贝格］和这个中尉［指哈夫登］。”

那两位将军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还在给妻子写信。贝克将军瘫在椅子上，子弹擦伤处流出来的血满脸都是。那四个“被判死刑”的军官像电线杆似的沉默地站着。

弗洛姆对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说：“先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必须要求你们快一点，这样才不至于使别人太为难。”

霍普纳写完信，把信放在桌上。奥尔布里希特要了一个信封，把信放进去，封好口。贝克现在恢复了一点神智，要求再给他一支手枪。施陶芬贝格（他那只好胳臂的袖子浸透了枪伤流出来的血）和他的三个“被判死刑”的同伴被带了出去。弗洛姆叫霍普纳跟出去。

在楼下的院子里，一部陆军汽车用防空布罩罩上的车灯射出了微弱的光线。这四个军官很快被行刑队打死了。目击者说，当时人声嘈杂，主要是卫兵们的吆喝声。他们急急忙忙，因为怕空袭。那年夏天，英国飞机几乎每晚都飞临柏林上空。施陶芬贝格在临死时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1843]

这时，弗洛姆给霍普纳将军自己选择。三星期之后，在绞刑架的阴影下，霍普纳对“人民法庭”说出了当时的经过。

“［弗洛姆说］唉，霍普纳，这件事情真使我伤心。你知道，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和好同志。你让自己卷进了这件事情，不能不承担它的后果。你要同贝克走同样的路吗？要不，我就要立即逮捕你。”

霍普纳当时回答说，他并“不感到这样有罪”，他认为他能为自己“辩白”。

弗洛姆握一握他的手回答：“我理解。”霍普纳被送进了莫阿比特的军人监狱。

当他被带走的时候，他听见从隔壁房间门口传来贝克的疲惫的声音：“这次要是不行，那就请帮忙吧。”接着传来手枪射击的声音。贝克第二次尝试自杀又告失败。弗洛姆从门口伸进头去，再一次要一个军官“给这位老先生帮一帮忙”。这个不知姓名的军官拒绝帮这个忙，而让一个上士去做。这个上士把第二次受伤后昏迷过去的贝克拉出房间，颈上加了一枪，结果了性命。[1844]

这时已过午夜。在德意志第三帝国11年半的时间中，这仅有一次的反希特勒严重叛乱，在11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斯科尔兹内带了一队武装党卫军来到了班德勒街。他是一个警官，知道不应该杀掉那些人，因为他们如加以严刑拷打会供出关于谋反活动规模的十分有价值的证据。因此，他禁止再处决人，把另外的密谋分子加上手铐，送进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监狱。他又命令侦探们收集那些谋反分子来不及毁掉的犯罪文件。希姆莱在这以前已经到了柏林，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总部，宣传部现在已由雷默的警卫营的一支部队保卫着。他打电话给希特勒，报告叛乱已经平定。在东普鲁士，一辆广播车正从柯尼斯堡向拉斯滕堡疾驰，以便元首发表预告已久的广播演说。德意志广播电台从晚9点起，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即将发表广播演说。

快到深夜1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的嘶哑的声音在夏天夜空中响起来了。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蠢无知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合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

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许多真正的、忠贞的合作者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轻微的碰伤、擦伤和烧伤之外，安然无恙。我把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证明……

这些篡夺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国武装部队，特别是同德国人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匪帮。这个匪帮将被加以无情消灭。

因此，我现在命令，任何军事当局……都不得服从这群篡夺者的命令。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

这一次，我们将以民族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血腥的报复

这一次，希特勒也是说到做到的。

纳粹对待自己的德国同胞的野蛮，这时达到了顶点。在疯狂的逮捕之后，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草率的审判和死刑的宣布。死刑的执行大多数是缓慢地绞死，把死难者用钢琴琴弦吊在从肉铺和屠场借来的肉钩子上。嫌疑犯的亲戚朋友成千上万地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许多人就死在集中营里。少数有勇气掩护逃犯的人都被立即处死。

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难以餍足的报复欲望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更加努力去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他亲自定下了处理这些人的办法。

在拉斯滕堡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他咆哮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1845]

这些来自上面的指示，都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弗莱斯勒严格地执行了。弗莱斯勒是一个卑鄙恶毒的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了俄国的战俘，成了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即使在1924年他成了一个同样狂热的纳粹分子以后，他还是苏联赤色恐怖的热烈崇拜者和这种恐怖统治方法的热心仿效者。在1930年代中，在莫斯科曾举行过多次审判，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和大部分高级将领都以“叛国罪”被清算。这些审判的总检察长是安德烈·维辛斯基。弗莱斯勒就曾专门研究过维辛斯基的技术，所以希特勒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曾赞叹道：“弗莱斯勒是我们的维辛斯基。”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于8月7日、8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7月20日事件的密谋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哈泽将军，还有一些同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施陶芬贝格密切合作的下级军官——哈根、克劳辛、伯纳第斯、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由于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饱受折磨，他们已经不像样子了。又由于戈培尔下令把审判的每一个细节都拍摄下来，使这部电影在军队和社会上放映时可以作为一个教训——也作为一个警告——所以更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弄得狼狈不堪。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旧衣服和旧绒衫，走进法庭的时候胡子也没有刮，没有领子，不带领带，裤子上没有背带，也没有腰带，只好提着。特别是曾经威风凛凛的那位陆军元帅，看去像是一个精神颓丧、牙齿脱光的老头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尽恶毒的首席法官刻薄揶揄的时候，他一直用手抓着裤子，怕它掉下来。

弗莱斯勒对他喊道：“你这不要脸的老家伙，为什么老弄着你的裤子？”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这些被告在弗莱斯勒的不停侮辱前面，还是表现出了尊严和勇气。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陶芬贝格的表兄弟、年轻的彼得·约克。他冷静地回答那些最侮辱性的问题，而且从不掩饰他对民族社会主义的鄙视。

弗莱斯勒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入党？”

伯爵回答：“因为我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

当弗莱斯勒怔了一阵之后又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约克想做解释。“庭长先生，我在侦讯时已经说过，纳粹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我——”

法官打断他。“——不能同意……你不同意民族社会主义关于根除犹太人的公正思想？”

约克答道：“重要的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是国家对个人的集权主义要求，这种要求迫使个人放弃他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对上帝的责任。”

“废话！”弗莱斯勒大声叫道，他不让这个年轻人说下去。这样的话可能破坏戈培尔博士的电影，也可能让元首生气，因为元首已经下令：“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

法庭所指定的辩护律师简直可笑极了。从审判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卑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如，维茨勒本的律师，一个名叫魏斯曼的博士，比国家检察官还厉害，几乎同弗莱斯勒一样地申斥由他辩护的人是一个“谋杀的凶手”，完全有罪，应受极刑。

8月8日审判一结束，就宣判了极刑。希特勒曾经命令，“他们全都该像牲口那样被绞死”。他们确实这样被绞死了。在普洛岑湖监狱，这八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赶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天花板上挂着八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脖子上，另一头挂在肉钩子上。当一台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他们身上那没有腰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身裸体地现出临死时的痛苦。[1846]审讯的照片和电影都奉命立即冲洗出来，赶送给希特勒，使他在当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据说，戈培尔看这些影片时用双手按住眼睛，才没有晕过去。[1847][1848]

这年的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1945年2月3日早晨，正当施拉布伦多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弗莱斯勒法官，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施拉布伦多夫奇迹似的保住了性命。他是交上好运的极少几个密谋分子之一。最后美国军队在蒂罗尔把他从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了出来。

另外那些人的下落应该在这里做个交代。

在7月20日事件发生之前三天，准备在新政权中担任总理的格德勒由于得到警告，说秘密警察已经对他发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来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东鲁普士之间流浪了三个星期，很少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两夜。那时希特勒已悬赏100万马克通缉他，但总还有朋友或是亲戚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8月12日早晨，他在东普鲁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几天之后，已经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就撞进马林韦尔德尔附近康拉斯瓦德村的一家小客店里。当他正在等候给他端来早点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穿着德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女人正在注意他，于是他也不等早点了，溜出店铺，走向近处的树林。这时已经太迟了。这个女人名叫海伦·施韦策尔，是格德勒家里的一个老相识。她很容易地就认出了他，偷偷地告诉了同她坐在一起的几个空军人员。格德勒很快就在树林里被捕了。

人民法庭在1944年9月8日把他判处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2月2日，他才同波比茨同时被处死。[1849]希姆莱之所以迟迟没有绞死他们，显然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特别是格德勒，通过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国建立的联系，可能会对自己有帮助，如果他要来收拾国家残局的话——这个前景这时已开始在他心里滋长。[1850]

前驻莫斯科大使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和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原定在新的反纳粹政府中接管指导外交政策的权力，分别在11月10日和9月8日被处死。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在8月10日死于绞刑架下。最高统帅部通信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也在同一天被处决，7月20日他在拉斯滕堡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经谈过。

死者的名单是很长的。有一个材料说，共处死了4980人。[1851]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7000人被捕。在本书提到过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被处死的有弗里茨·林德曼将军、冯·伯泽拉格尔上校、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谍报局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冯·赫尔多夫伯爵、冯·霍法克上校、延斯·彼得·耶森博士、奥托·基普、卡尔·朗本博士、尤利乌斯·莱贝尔、冯·莱昂罗德少校、威廉·洛伊施纳、阿图尔·内贝（刑事警察头子）、阿道夫·赖希魏恩教授、伯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克劳斯的兄弟）、蒂勒将军（陆军总司令部通信处长）和冯·廷根将军（在政变的那天贝克任命他继任冯·科茨弗莱施将军的职务）。

还有一批共20个被判死刑的人，希姆莱迟迟没有执行，显然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他接管政权并进行议和的话，这些人可能对他有用处。但在4月22日夜间，当俄国人开始打到首都中心区的时候，他们都被匆匆枪毙了。这批罪犯们当时从利尔特街监狱被转移到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地牢中去——在第三帝国的末日期间，许多罪犯都在这时利用灯火管制的机会逃跑了——一队党卫军人员见到他们，就让他们排在一堵墙前面，开枪扫射了一阵。只有两个人逃出性命。事情的经过就是他们说出来的。这次被杀的有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施托夫伯爵、克劳斯·潘霍华（潘霍华牧师的兄弟）和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赫斯的好友，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不久便自杀了）。

弗洛姆将军虽然在决定命运的7月20日晚上有那些表现，但还是没有逃掉一死。第二天，希姆莱接替弗洛姆的补充军总司令职务，下令逮捕了他。他于1945年2月间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审，并被判处死刑。[1852]也许是作为对他协助挽救纳粹政权有功的一点小小的补偿，他没有像被他在7月20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样用肉钩子吊死，而是在1945年3月19日由行刑队枪毙。

被革职的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密谋分子有过许多帮助，但是并没有直接参加7月20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测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况多年不明。人们只晓得，在谋杀希特勒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被捕了。但是凯特尔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人民法庭。凯特尔在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中只做过很少几件好事，这是其中一件。元首对于这一延误大发雷霆，命令把卡纳里斯交给一个党卫军的即决法庭审判。这个程序也拖延了一个时期，直到1945年4月9日，即大战结束之前一个月，卡纳里斯和他从前的助手奥斯特上校以及其他四个人，才终于在弗洛森堡集中营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但是卡纳里斯是否已被处决则不能肯定。十年之后，这个谜才被解开。1955年，处理这个案件的秘密警察检察官被捕受审，许多目击者出庭证明，他们看见卡纳里斯在1945年4月9日被绞死。有一个目击者丹麦人伦丁上校说，他看见卡纳里斯光着身子，从牢房里被拖到绞架上。奥斯特也同时被处决了。

有些被捕的人死里逃生，最后被盟军先头部队从秘密警察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些人中有哈尔德将军和沙赫特博士。沙赫特同7月20日的叛乱并没有关系，但他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曾“加入过”。哈尔德被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单人牢房里几个月。这两个人以及一批著名的德国和外国犯人，包括许士尼格、莱昂·布鲁姆、施拉布伦多夫和冯·法尔肯豪森将军，都是1945年5月4日在南蒂罗尔的下多夫被美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看守他们的秘密警察正打算把他们全部处决。法尔肯豪森后来被比利时人作为战犯审讯，在监狱中候审，关了四年。1951年3月9日，他被判12年劳役，但两个星期之后就被释放回国。

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都自杀了。海宁·冯·特雷斯科将军是密谋集团在东线军官中的灵魂，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官施拉布伦多夫诀别时说了一些话。施拉布伦多夫记得最后几句话是：

现在，大家都会来攻击我们，咒骂我们。但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几小时之内，我将要在上帝面前，就我的行为和失责进行申辩。我认为，我能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为我在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所做的一切进行辩护……

参加抵抗运动的人没有不穿上涅索斯的衬衫的。[1853]一个人只有甘愿为他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才是有价值的。[1854]

那天早晨，特雷斯科乘车到第二十八步枪师的阵地，悄悄地到前沿无人地带，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五天之后，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也自尽了。

在西线的陆军高级将领中，有两个陆军元帅和一个将军自杀。前面已经叙述，在巴黎，当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逮捕了党卫军和党卫军保安处——秘密警察的全部人马时，起义开头进行得很好。现在一切都要看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动向了。克鲁格是新任西线总司令。特雷斯科在俄国战线工作时，曾对他做了两年工作，想努力使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虽然克鲁格忽冷忽热，但最后总算同意——或者说，密谋分子这样认为——等希特勒一死，他将支持叛乱。

7月20日晚上，在拉罗什吉永的B集团军总部——隆美尔出事后，这个集团军也由克鲁格指挥——举行了一次决定命运的晚餐会。克鲁格想同他的一些主要的顾问讨论一下关于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这些顾问是：他的参谋长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将军、B集团军参谋长施派德尔将军、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和冯·霍法克上校。施陶芬贝格在下午稍早一些时候曾用电话通知霍法克关于爆炸和柏林起事的消息。当这些军官们齐集进晚餐的时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觉得，这位素来谨慎的陆军元帅眼看就要下决心和叛乱分子同命运了。晚餐快要开始的时候，贝克和他通了电话，恳求他的支持，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着就接到了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签署的第一号通令。克鲁格深受震动。

但是，他还想得到有关形势发展的更多消息。对叛乱分子来说，不幸的是，新的消息来自施蒂夫将军。施蒂夫在当天早上同施陶芬贝格一起到拉斯滕堡，对他表示了祝福，还看到了爆炸，但他判定希特勒并没有被杀。现在，到了晚上，他正想法灭迹。布鲁门特里特接通了施蒂夫的电话，施蒂夫就告诉了他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并没有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这样看来，已经失败了。”克鲁格对布鲁门特里特说。他似乎是真的很失望，因为他接着说，如果计划成功，他就要马上与艾森豪威尔接触，要求停战。

在晚餐的时候，气氛是阴森森的，施派德尔后来回忆说：“他们好像坐在一间死神降临的屋子里。”克鲁格听着施蒂尔普纳格尔和霍法克热烈地申述他们为什么认为即使希特勒还活着也必须要起事的理由。布鲁门特里特描写了当时的情况：

当他们申述了理由以后，克鲁格带着显然失望的语气说：“先生们，尝试已经失败了。一切全完了。”施蒂尔普纳格尔喊道：“元帅，我想你是知道原定计划的。必须要有所行动。”[1855]

克鲁格否认他知道任何计划。他命令施蒂尔普纳格尔释放在巴黎被捕的党卫军保安处人员。然后，他又劝施蒂尔普纳格尔说：“我看你最好换上便服躲藏起来。”

但是有着像施蒂尔普纳格尔这样军阶的自尊的将军是不会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在巴黎的拉菲尔旅馆举行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通宵的香槟酒会，会上由奥贝格将军率领的被释放的党卫军和保安处军官与曾经逮捕他们的陆军将领们握手言欢（如果叛变成功，这帮党卫军人员肯定要被枪决）。施蒂尔普纳格尔在酒会结束以后便坐车回德国去，因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报到。他在凡尔登停了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他打算再看一看这个著名的战场，但也是为了执行一个个人的决定。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发现他在一条运河里挣扎。子弹打穿了一只眼睛，另一只也受了重伤。他被送到凡尔登陆军医院，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

但这并没有使施蒂尔普纳格尔免于厄运。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这位双目失明、处于绝望之中的将军被押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张小床上听弗莱斯勒的辱骂。8月30日，他在普洛岑湖监狱被绞死了。

冯·克鲁格元帅拒绝参加叛变，这一决定性行动并没有能够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采取的类似的行动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样。施派德尔在评论这位迟疑不决的将军时说道：“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把信念付诸实行的人。”现在已经得到证明，12月20日才被处决的冯·霍法克上校在严刑拷打之下招出克鲁格、隆美尔和施派德尔曾参与叛变计划。据布鲁门特里特说，奥贝格曾对他说过，霍法克在初次提审中“招出”了克鲁格。布鲁门特里特还说，这位元帅从奥贝格那里亲自听到这一消息后“开始显得越来越忧虑起来”。[1856]

从前线来的消息也不能使他精神振奋起来。

7月26日，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美军已经突破在圣洛的德军阵地。四天以后，巴顿将军率领的新建立的第三军团越过这一缺口到达阿夫朗什，打开通往布列塔尼和南方的卢瓦尔河的道路。这是盟军进攻的转折点。7月30日，克鲁格报告希特勒大本营说：“整个西线已被突破……左翼已经崩溃。”到8月中旬，所有留在诺曼底的德军都被围在法莱斯附近的狭小的袋形阵地内，希特勒下令不得再往后退。元首现在已十分讨厌克鲁格，责怪他使西线遭受挫败，并且疑心他想要带着队伍投降艾森豪威尔。

8月17日，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来接替克鲁格。克鲁格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只是到莫德尔突然出现后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鲁格，要他报告在德国的行踪。这是一个警告，说明他已被怀疑与7月20日的叛变有关。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然后就驱车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服了毒药。

在缴获的德国军事档案中发现了他致希特勒的遗书。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间了……生命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隆美尔和我……早已预见到今天的形势。我们的话没有人听……

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受过考验的莫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目前的局势……如果他控制不住，如果您所期望的新武器不能成功，那么，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场战争吧。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大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我一直敬佩您的伟大……如果说命运比您的意志和天才还要强大的话，那么上帝也是如此……希望您现在也表现足够的伟大，在必要时结束这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

根据约德尔在纽伦堡的口供，希特勒一声不响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未加评论地交给约德尔。几天以后，在8月31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克鲁格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也无论如何要被逮捕的。”[1857]

接着就轮到德国群众的偶像隆美尔陆军元帅。

当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自杀未遂，双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尔登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他喃喃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后来冯·霍法克上校在柏林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监狱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认隆美尔曾参与7月20日密谋。霍法克引证隆美尔元帅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告诉柏林的人，他们可以指望我。”希特勒听了这句话以后十分震惊，他因此做出决定：他所宠信的也是在德国最受欢迎的这位将军必须死去。

隆美尔当时住在贝尔奈的野战医院里。他的头盖骨、两个太阳穴和颧骨受了重伤，左眼也受了严重的损害，脑袋上尽是炸弹碎片。为了避免遭到进攻中的盟军的俘虏，他先从这个野战医院被迁至圣日尔曼，在8月8日那天又迁到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的住宅里。他从前的参谋长施派德尔到赫林根去拜访他。第二天，9月7日，施派德尔就被捕了。这对隆美尔是第一个警告，说明会有什么下场等待着他。

“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隆美尔在与施派德尔的谈话中谈到希特勒的时候这样说，“他正在对7月20日案件的密谋分子发泄他的虐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1858]

隆美尔现在注意到，保安处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15岁的儿子原来在高射炮中队服役，现在暂时告假回家来服侍他。当他和他的儿子一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带着手枪。希特勒在拉斯滕堡大本营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副本后，就下令处决隆美尔。但是办法与众不同。后来凯特尔对纽伦堡的提审人员解释说，元首认识到，“如果这个赫赫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逮捕并押上人民法庭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商量好，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据，让他选择要么自杀，要么以叛国罪在人民法庭受审。如果他选择自杀的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

于是在1944年10月14日中午，希特勒大本营有两名将军驱车来到被党卫军用五部装甲车团团围住的隆美尔的住宅。一名将军是威廉·布格多夫，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同凯特尔一样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酒鬼；另一名是与他有着同样性格的他的陆军人事处的助手恩斯特·迈赛尔将军。他们事先通知隆美尔，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他“未来的职务”问题。

凯特尔后来作证说：“我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叫布格多夫带着一份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到他那里去。如果证词是真的，他要对后果负责；如果是假的，他会得到法庭的开释。”

“你还命令布格多夫带一点毒药给他，是不是？”检察官问凯特尔。

“是的。我告诉布格多夫带上毒药。假如有此需要，隆美尔也好使用它。”

在布格多夫和迈赛尔到达以后，事实真相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前来商谈隆美尔的未来职务的。他们要求和这位元帅单独谈话，于是三人去了隆美尔的书房。

“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道，“我听见父亲上楼到母亲的房间去。”他接着说：

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15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3秒钟之内就能置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在15分钟内你将接到从乌尔姆的医院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夹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行一二英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军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多夫仍留在车上。一分钟以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多夫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似乎担心会误了他的午间餐饮。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15分钟以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尸体，他是因大脑栓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头盖骨受伤的结果。实际上布格多夫横蛮地禁止解剖尸体。“不要动尸体，”他大叫道，“柏林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莫德尔元帅发布了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月17日受伤”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给隆美尔夫人的电报说：“您丈夫的死给您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戈林在电报中表示了“默哀”：

我们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继续活在德国人民之中，但是他却因伤英勇地与世长辞了，这深深使我伤心。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德施泰特在举行国葬仪式时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卐”字旗的隆美尔尸体面前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1859][1860]

施派德尔说：“在那些在场的人看来，这个老军人［指伦德施泰特］似乎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在这里，命运给了他担当马克·安东尼这一角色的独特机会。他一直保持着他这种道义上的无动于衷的态度。”[1861][1862]

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三个卓越的元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阴谋里，一个被绞死，另外两个被逼自杀。它不得不眼看着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军官团虽然有着自豪的传统，但在这史无前例的形势下，并不能团结一致。它力图要保持它的“荣誉”，但其方法，至少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只能使它丢脸和堕落。在那个奥地利下士出身的人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团领袖们只好摇尾乞怜，卑躬屈膝。

因此，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站在隆美尔尸体前面致悼词的时候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就毫不足怪了。他同其他的将领一样，已经够低三下四了，但是希特勒现在还要逼着他们受尽一切屈辱。伦德施泰特亲自接受了所谓军事“荣誉法庭”执行法官的任务，希特勒设立这个法庭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参与7月20日案件的军官嫌疑犯全部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他们就不能受军事法庭的审问，而是作为平民不光彩地移交给草草审判的人民法庭。这个“荣誉法庭”不允许被控告的军官为自己辩护，它只是按秘密警察所提供的“证据”行事。伦德施泰特对于这种限制并没有提出过抗议，另一个法官古德里安将军也没有抗议过。古德里安在炸弹案发生以后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曾承认过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任务”，法庭的审问是“凄惨的”，而且提出了“最困难的良心问题”。这无疑是实情，因为伦德施泰特、古德里安和其他法官——都是将军——把数以百计的军官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侮辱他们不算，还要让他们去送死。

古德里安干的勾当还不止于此。他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布过两道堂皇的命令，向最高统帅保证全体军官对他永远效忠。第一道命令是7月23日发布的，它谴责谋反分子不过是“很少数的军官，其中有一些是已经退休了的。这些人丧失了一切勇气。他们由于怯懦和软弱，宁愿走耻辱的道路，而不走一个高尚军人应该走的唯一的道路——尽职和荣誉的道路”。因此他庄严地向元首保证“陆军中将军、军官和士兵的团结一致”。

同时，那个早已被黜的冯·布劳希奇元帅赶紧发表了一个强烈谴责这次政变的声明，保证继续向元首效忠，对一向瞧不起将军们、连布劳希奇也不放在眼中的希姆莱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表示欢迎。另一个失宠的人，退休了的雷德尔海军元帅，因为怕自己被人怀疑至少曾同情过这些密谋分子，也急急忙忙赶到拉斯滕堡当面向希特勒表示忠诚。7月24日，老式的军礼被强迫废除了，代之以纳粹式的敬礼，以“作为陆军对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效忠和陆军与纳粹党之间最紧密的团结的象征”。

7月29日古德里安警告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从此以后必须带头做效忠于元首的好纳粹分子。

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必须是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军官领袖……这不仅要表现在他对政治问题的模范态度上，而且要表现在根据元首的主义对年轻指挥官进行政治教育的积极合作上……

上级军官在评定和遴选参谋总部军官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性格和精神的特征，其次才是才智。一个坏蛋也许永远是非常狡猾的，但在患难时期，他就经不起考验，因为他是坏蛋。

我希望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马上表示他自己已接受我的看法，并且当众宣布。凡是办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申请辞去参谋总部的职务。[1863]

据现在知道的材料，并没有人申请辞职。

一个德国军事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样一来，“参谋总部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的历史，可以说就此结束了”。[1864]参谋总部这个由优秀军事人才组成的组织，是由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所创立并由毛奇发展成为国家支柱的。它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统治德国，控制过魏玛共和国。它甚至逼使希特勒摧毁冲锋队，除掉其领袖，因为他们反对它。但是，到了1944年夏天，它却被贬低到成为一群摇尾乞怜的、吓破了胆的人的可怜团体。对于希特勒不会再有任何反抗，连批评也不会再有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军，同第三帝国的所有其他机构一样，与希特勒同流合污了。陆军的将领们现在已麻木不仁，十分缺乏当时发动政变时的那几个人所具有的勇气，以至于连提高嗓子说话（更不必说采取行动）来拦住那个独夫的手都不敢。虽然他们现在完全认识到，这个独夫正在迅速地把他们和德国人民带到他们可爱的祖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道路上去。

这些人都是作为基督教徒培养成人的，受过旧道德的熏陶，以爱惜荣誉自豪，在战场上能视死如归，然而他们精神上和意志上的麻木不仁一至于此，实在令人惊异。不过，如果读者还记得本书最初几章扼要叙述过的德国历史的进程的话，这也许并不是难于理解的。这一进程把盲目服从尘世间的统治者看作日耳曼民族的最高道德，并且鼓励奴颜婢膝。现在这些将军们认识到他们对之匍匐在地的人的罪过了。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起希特勒在7月20日事件以后的情况。

在他身上，严厉已变成残酷，虚声恫吓已变成干脆撒谎。他常常毫无顾忌地撒谎，却一口咬定别人在撒谎。他再也不信任任何人。同他打交道一向是够麻烦的，现在简直成了一种痛苦，并且是越来越加剧的痛苦。他经常失去一切自我克制的能力，使用的语言越来越粗暴。他周围的亲信中，现在已没有人能起约束的影响了。[1865]

虽然如此，现在只有这个人，这个半疯癫的、在身心方面迅速堕落了的人，能够把败退中的军队振作起来，并且使这个被打得一塌糊涂的国家打起精神来，正如他在1941年大雪纷飞的冬天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他运用了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德国任何其他人——陆军、政府和人民中间——都缺少的意志力量，几乎是匹马单枪地把这场痛苦的战争拖延了差不多一年之久。

1944年7月20日叛变的失败，不仅是由于陆军中和文职人员中最能干的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愚蠢、弗洛姆和克鲁格性格上的致命弱点、这些叛变者在每一关头碰到的坏运气。它的失败还由于所有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人：将军们和文官们，穿军服和穿便服的德国人民群众，没有进行革命的准备。事实上，尽管他们受尽苦难，有被击败和为外国占领的悲惨前景，但他们并不想革命。他们仍然接受并且支持民族社会主义，虽然它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了堕落。他们仍然把希特勒看作是国家的救星。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当时，无可驳辩的事实似乎是，大多数德国人民仍然相信阿道夫·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死了，他们会认为谋杀者杀害的是唯一能够使战争胜利结束的人。[1866]

布鲁门特里特将军虽然没有参加叛变计划，但是如果他的上司克鲁格能够坚强些，他一定也会支持叛变的。他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发现，至少“在平民中有一半人在听到德国的将军们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计划时大吃一惊，因此他们痛恨这些将军们。在陆军中间也表现出同样的情绪”。[1867]

希特勒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催眠术——至少在我这个非德国人看来是如此——始终得到这一伟大民族对他的忠诚和信任。不可避免地，德国人民像一群不会说话的牲畜一样，但是怀着一种使他们不同于牲畜的虔诚的信念，甚至热情，盲目地跟着他跳下悬崖，投向国家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