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30日，在“圣路易斯精神号”第一次试飞整整一年后，林德伯格把自己视若珍宝的飞机（林德伯格总称它为“船”）捐赠给了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它在为期一年的服役生涯中完成了175趟飞行，滞空时间长达489小时28分钟。5月13日，它在学会的艺术暨工业大楼展出，这时恰好是它完成历史性飞行一周年纪念日的前一个星期。林德伯格坚持“圣路易斯精神号”永远不得在别处展出，它从未离开过史密森尼学会的照管。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坚持这一点。”2011年我到史密森尼学会参观时，活泼的资深策展人亚历克斯·斯宾塞博士对我说，“我想，当时也没人会问他吧。”
斯宾塞和我站在夹楼上，俯瞰着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通畅的入口大厅，就在我们面前，“圣路易斯精神号”被细细的金属线悬挂在天花板上，永远地凝固在了想象的飞行场面中。它看上去很小，单薄得叫人不安。它前方视野的缺失一目了然，很难想象林德伯格是怎样把自己挤进这么狭小的空间里的，更难想象他又是怎么把亨利·福特等乘客给塞进去的。那必定是一场极端“亲密”的体验。靠近了还能清楚地看出飞机用薄薄的织物覆盖着，更突显了几分脆弱姿态。难怪林德伯格那么害怕别人对自己心爱的飞机动手动脚了。
我是来博物馆请教斯宾塞关于林德伯格的飞行在航空史上有何意义的。“哦，太多了！”他语气强烈地回答，并带着我到了邻近的展厅，即“空中的美国”。这是一个巨大的立方体房间，近乎拥挤地摆满了各种闪闪发光的老式飞机。在没受过训练的人看来，这些飞机似乎没有太多共同点，但事实上，馆方是精心挑选它们展出的。“如果你从制造顺序来看，它们讲述了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故事。”斯宾塞说。
斯宾塞首先指向了一架福特三引擎飞机，制造日期可追溯至1928年。它的外观呈灰色，四四方方的，由波纹铝板制成，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充分理解空气动力学的人在家庭作坊里造出来的。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亨利·福特拒绝乘坐自己出产的飞机上天。
“现在跟这架飞机比较一下。”斯宾塞带着我们走向了一架波音247D。波音飞机外形较大，表面更光滑，每一处都呈诱人的流线型。悬臂翼没有了金属线和支柱，引擎汽缸头藏在亮闪闪的整流罩里，引擎本身内置在机翼内不再光是用螺栓固定在机翼下方。这架飞机显然来自一个更时尚的全新时代。
“接着又出现了它。”斯宾塞骄傲介绍着最为重要的道格拉斯DC-3。DC-3于1935年制造、1936年推出，是第一架真正的现代客机。它有21个座位，能以近321.8千米的时速巡航，飞行2414千米左右。如果乘客下午4点在纽约登上一架DC-3，第二天早上就能到洛杉矶用早餐了。现代航空旅行的时代真正开始了。“而这一切发生还不到10年，”斯宾塞指着我们周围的所有飞机说，“这就是林德伯格飞行带来的结果。”
“但要发生的不是总归会发生吗？”我问。
“没错，”斯宾塞同意，“但不会发生得这么快，也不会始终是美国保持领先了。”
据计算，林德伯格的飞行激发了对美国航空行业高达1亿美元的投资。20世纪20年代中期，波音只是西雅图的一家小型飞机制造商，订单量极少，为了维持经营有时只能做家具。林德伯格飞行后不到一年，它就雇用了上千人。航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意义就跟收音机对于20世纪20年代一样。林德伯格本人也不遗余力地推动飞行业的发展。他刚刚结束全美巡演，新上任的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德怀特·莫罗就邀请他到墨西哥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一个大胆的请求，墨西哥正处在革命爆发的边缘。土匪最近袭击了一列从墨西哥城开往洛杉矶的火车，杀害了几名乘客，包括一个名叫弗洛伦斯·安德森（Florence Anderson）的年轻美国教师。莫罗和妻子则开着装甲车出行，这里没有地方可供迷航的飞行员降落。
然而，林德伯格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而且立刻着手制订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巡演计划，这趟巡演跟“美国之旅”同样雄心勃勃，事后看来还更加惊心动魄。值得一提的是，林德伯格是自己出钱做这趟巡演的。
12月13日，完成美国巡演后6个星期，林德伯格从华盛顿特区的波林机场起飞，前往墨西哥城。飞行总距离虽然只有到巴黎的2/3，却同样是场史诗般的经历。因为找不到墨西哥的精细地图，他只好依靠一页比高中地理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示意图好不了多少的地图。他顺着墨西哥湾沿岸飞行时问题都不大，但当他从坦皮科转往内陆以后，就再没有大型地标可充当指引了，他只能依靠本能。他经过的唯一城镇在地图上并没有显示；他遇到的零星铁路不能带他前往任何有意义的地方。最终，他想起自己飞过的一座孤零零的高山应该就是托卢卡山，从而意识到此时已飞过目的地相当远了。等他掉转方向找到沃尔布纳机场时，已在空中飞了27小时15分钟，比预定到达时间晚了几个小时。
下午2点30分，林德伯格的飞机降落，15万人狂喜地冲上去举起了飞机，把它扛进了机库。西半球最如释重负的一群人是从早上8点钟起就等候在一张讲台前的德怀特·莫罗和墨西哥总统普卢塔科·卡列斯（Plutarco Calles）及其他政要。
接下来的两个月林德伯格巡演了多个地区，经常在恶劣的天气里飞行，在设施简陋且不齐全的机场危险起降。他所到之处都有人群等候，并将他奉为大英雄。道路、学校、河流、鸡尾酒和许许多多新出生的孩子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访问了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古巴和巴拿马运河区域。在莫罗一家的陪伴下他在墨西哥城度过了圣诞节。节日期间，莫罗的女儿安妮也在场。她此刻正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碰巧也是柯立芝总统的故乡）史密斯学院上大学。安妮很害羞，有魅力也聪明，而且同样沉默寡言。林德伯格对她一见钟情，于是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朋友。很快他们就会订婚，16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回到美国，林德伯格几乎又立刻被传召承担一起英勇行动。一架从爱尔兰飞来的飞机（飞行员是两名德国人，一名爱尔兰人）在加拿大东部拉布拉多海岸外，一座名叫格伦利岛的遥远弹丸之地迫降。这是从东往西飞越大西洋的第一支队伍，但眼下飞行员们被困住了。弗洛伊德·贝内特和伯恩特·巴尔肯前往援助。或许读者们还记得，贝内特差不多一年前险些和理查德·伯德一起死在“美洲号”处女航的坠机事故里。贝内特要么是非常倒霉，要么就是尚未完全康复，因为还没到加拿大他的肺炎就发作了，人也随之垮掉了。听到了这个消息，林德伯格冲到洛克菲勒研究院拿了一瓶血清，开着飞机顶着暴雪和大风把它送到了贝内特床边。只可惜，事实证明这瓶血清型号不对，贝内特最终还是死了，时年37岁。
在跟洛克菲勒研究院的交往中，林德伯格碰到了亚历克西·卡雷尔，两人结下了多年的友谊，卡雷尔还为林德伯格提供了许多糟糕的建议。“林德伯格成年后，亚历克西·卡雷尔对他的思想造成了最深刻的影响。”1998年，斯科特·伯格在林德伯格的传记中这样写道。卡雷尔是土生土长的里昂人，也是当时最有天赋的一位外科医生。在法国学医期间，他就以精巧过人的技艺出了名——他能只用两根手指把两条羊肠线拴起来，或是在一张卷烟纸上密密麻麻地缝上500针。这些不仅仅是有趣的杂耍表演，因为卡雷尔正是依靠自己的针线能力设计出了有益的医疗缝合新方法。他发明了保持内表面光滑、无血凝块的拼接动脉的方法，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1906年，他接受了洛克菲勒研究院的职位，6年后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成为了美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卡雷尔还（在一只狗身上）进行了第一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为铺平器官移植和组织移植的日后道路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然而，卡雷尔是个满脑子古怪概念的人。他深信阳光是坏东西，并坚称世界上最落后的文明总是来自阳光最耀眼的热带地区。他手术室里的所有东西，从手术服到敷料都必须是黑色。他断然拒绝跟任何令他第一印象不愉快的人结识。卡雷尔尤其出名的是他对优生学的可怕观点，他认为凡是有缺陷或者落后的人，都应该“在毒气室里安乐处死”。在他看来，这样的人应该放弃自己的生命，以便换取整个人类的更大利益。“牺牲的概念，以及它在社会里的绝对必要性，必须引入现代人的心目中。”卡雷尔主张。
卡雷尔在1935年出版的畅销书《未知之人》（Man the Unknown）中坦率但不太连贯地概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留下这些无用且有害的生物呢？犯了谋杀罪的人，手持自动手枪或机枪抢劫的人，绑架儿童的人，掠夺穷人积蓄的人，在重大事务上误导公众的人，都应该投入小型安乐室，放入合适的气体，人道又经济地安乐掉。对犯了重罪的疯子施以类似处置，也有极大的优势。
卡雷尔主张想解决地球的问题应建立一个“医生最高理事会”，他明确表示，这个机构应由自己领导。其主要作用就是确保地球的事务始终处在“占主导地位的白种人”控制下。
有一段时间，人们尊重地顺从卡雷尔的观点。他在纽约医学会讲演时，本来只能容纳700人的报告厅涌进了5000人。林德伯格对他尤为着迷。“他（卡雷尔）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似乎都没有止境。”林德伯格感叹道。
通过卡雷尔，林德伯格对制造一台能让人在手术过程中保持器官存活的机器产生了极大兴趣。他详细地设计了一种叫作“灌注泵”的器具，“一根螺旋状盘绕的玻璃管，就像热水器那样的东西”。《时代周刊》如此形容。基本上，这是一种复杂的过滤器。林德伯格的参与为卡雷尔带来了极大的曝光度，这让他欣喜异常（此事恰好与《未知之人》的出版发生在同一时间），他让记者们相信灌注泵代表了医学上的历史性突破。其中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就是林德伯格和卡雷尔骄傲地展示着两人的设备。林德伯格的灌注泵无疑是一套精巧的装置，但公平地说，如果它是其他人发明的绝不会吸引到什么关注度。实际上，这一设备没有什么用处，在手术中就更没有一席之地了。虽说灌注泵制造了若干台成品，但据信，到1940年已无一台仍在使用。
在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林德伯格所到之处仍频频遭人围观。1928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他从柯蒂斯机场驾机起飞兜圈，结果来了大量的围观者。林德伯格马上要着陆的消息在人群里传开后，2000人蜂拥冲上跑道，用《时代周刊》的话来形容，那就是一阵疯狂的踩踏，造成了两名女性受伤，几个孩子跟父母失去联系，很多人被撞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林德伯格困在飞机里长达15分钟，这就是他如今的生活。就连他和卡雷尔前往哥本哈根在一场科学会议上展示灌注泵时，警察也不得不竖起路障隔开人群。
重获隐私权成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29年5月，林德伯格和安妮·莫罗结婚，他们借了一艘11.5米长的游艇从缅因州海岸线启航去度蜜月。出海第二天，一架飞机就嗡嗡地找了上来，摄影师趁机抓拍图片，把两人气坏了。没过多久，一艘满载记者和摄影师的船也赶上来开始了不懈的追逐。“整整8个小时，他们都围着我们的船。”林德伯格事后带着丝毫不曾消退的苦涩回忆说。
林德伯格夫妇坚定不移地努力过尽量正常的生活。林德伯格接受了洲际航空运输公司（环球航空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的前身）的职位，并逐渐成为航空工业的顶尖人物。可就在这期间，他和安妮的生活却遭到了最具破坏力的打击。1932年年初，有人闯入他们在新泽西州霍普韦尔的家，爬进二楼窗户绑架了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虽然他们支付了5万美元的赎金，但两个月后孩子还是被害了。
在百般担心和千般哀痛中，一场最怪诞的媒体马戏将林德伯格夫妇包围。低空飞行的飞机搭乘着围观者，每人一趟2.5美元反反复复地掠过他们的房子，他们连门都无法出。两位摄影师设法钻进了太平间，拍下了死婴的照片。这些照片太过可怕无法公开，他们就私下流通，花上5美元还可以购买。德国移民布鲁诺·豪普特曼在新泽西小镇弗莱明顿为此谋杀案接受审讯，庭审第一天引来了10万人旁听。1935年2月，豪普特曼被判有罪后送去行刑。为他行刑的，是罗伯特·埃利奥特。
到了这个时候，林德伯格和安妮受够了。他们搬到欧洲，首先是在英格兰的肯特郡，后来又搬到了布列塔尼北部海岸一座小岛上。亚历克西·卡雷尔和妻子的避暑屋就在邻近的一座岛屿上。林德伯格夫妇常常在欧洲旅行，深深地喜欢上了德国。1936年，林德伯格以纳粹党嘉宾身份出席了奥运会，自己感觉甚是享受。事后，他写信回国对一位朋友说，德国人“有一种远远超过我们的尊严和价值感”——这样形容当时的纳粹德国可算是非同凡响。
1938年，林德伯格接受了纳粹政军领袖赫尔曼·戈林颁发的勋章，这件事让很多人都觉得受了冒犯。安妮苦涩地开脱说，授勋仪式是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场晚宴上举行的，戈林当时是美国政府的客人，林德伯格并不知道自己要被授勋，也并不想在正式的活动中引发不当喧闹。事实的确如此。另外，哪怕德国和美国之间开战，林德伯格也从未退回过勋章。
没有证据表明林德伯格支持纳粹德国的暴行，但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公开对世界说某一种人（即犹太人）太多了，他跟施加暴行的人相距就并不太远。有一点千真万确：林德伯格和安妮无条件地崇拜希特勒。安妮形容希特勒是“一个真心为自己的国家着想的远见卓识者”。林德伯格认为希特勒“无疑是个伟人”。他承认纳粹经常陷入狂热，但他坚持公正地看“希特勒的许多成就，没有一点狂热是做不到的”。
林德伯格夫妇认真考虑过移居德国，就在他们打算这么做的时候，德国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1]：全国各地的公民攻击犹太人的商店和财产。“水晶之夜”有一种几近喜庆的语感，就好像这夜里只是搞搞恶作剧，充满了欢乐。事实上，它是国家纵容下的恐怖行为。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在《希特勒的土地》（Hitlerland）里讲述过一件事：一个小男孩被人扔出了窗户，落在下面的大街上，受伤的男孩试着爬起来，人群却不断伸出脚踢他。一个路过的美国人搭救了他。“水晶之夜”惊呆了全世界。
林德伯格夫妇当然也大感震惊，但方式很独特。安妮在日记里写道：“你只是觉得，当这些人做出如此愚蠢、野蛮、散漫的事情时你仍然理解他们，可以跟他们共事。我大感震惊非常不安。我们怎么能到那儿去生活呢？”这段话里有两点很叫人惊讶。首先，尽管林德伯格太太显然为这件事情感到困扰（“如此愚蠢、野蛮、散漫的事情”），但就德国对犹太人的整体态度，她却并未表达不适。其次，从她自己的话来看，“水晶之夜”并未让在德国生活变得不可容忍，只是变得很棘手。
这是人们第一次开始怀疑林德伯格是不是真的适合以英雄身份代表美国了。更糟糕的情况即将出现。
据说，柏林为林德伯格夫妇提供了一座从犹太人手里没收的房子，但两人最终决定回国。林德伯格密切参与了一家名叫“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孤立主义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反对美国卷入另一场战争。1941年9月，他前往艾奥瓦州得梅因发表讲演并经电台在全美转播，解释为什么他认为美国参战是错误的。当晚，8000名群众挤进了得梅因体育馆。林德伯格的讲演未能按预定计划开始，推迟到了晚上9点30分，这样一来，听众首先听到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发表的全美广播讲话。虽然记得的人不多，但1941年9月美国其实已十分靠近战争了。德国的U型潜艇最近击沉了3艘美国货轮，袭击了一艘军舰“格里尔号”。许多支持“美国优先”的人认为美国军舰蓄意挑衅，但这个论断其他人都觉得离谱。这一切意味着，罗斯福的广播结束后林德伯格站起身走到中央舞台的讲台上时，空气里弥漫着极为紧张的情绪。林德伯格用他常被人形容为“芦苇般”的声音讲道，有三股势力——英国人、犹太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故意歪曲真相引导美国走向战争。“我在这里说的只是那些鼓动战争的人，不是那些真诚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受了误导，面对错误的信息感到困惑，又被宣传所吓才跟随了战争煽动家的领导。”他说。
林德伯格的言论，激起了大致同等程度的嘘声和掌声。每次被打断他都停顿一下，直到杂音平息。他的目光从未看向观众，眼睛始终紧紧盯着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犹太人，”他继续说，“是一股尤其有害的势力，因为他们拥有并主导我们的电影、媒体、广播和政府。”他承认犹太人为德国的种族迫害感到不安是有理由的，但仍然主张亲战争政策不光“对我们”有危险，“对他们”也有危险。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为什么这样认为。
林德伯格说，英国“不足以赢得这场对德国的战争”。最后，他提出了一条卡雷尔式的古怪的理想主义建议。“与其和德国开战，”他说，“美国不如和德国、英国携手构建一道神圣的‘西方’人种‘长城’，阻挡劣等血统的渗透。”这场讲演非同小可，彻底结束了他的“美国英雄”身份。
第二天早晨，《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发表社论，尝试敲打出正确的基调：“林德伯格上校把自己脑袋里的‘正确’想法说出来，或许很有勇气。但即便从最好的角度来看，他也太罔顾后果了，他没有资格再在美国政策制定层面担当领袖人物。”
当天晚些时候传来消息：德国击沉了从格陵兰出发的1700吨货轮“蒙大拿号”。美国各地的民众对林德伯格一下全翻了脸。即将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说，林德伯格的讲话“是我听过的具有全国性声望的一代人里最反美的”。林德伯格的名字从各地的街道、学校和机场消失了。科罗拉多州的林德伯格峰改名孤鹰峰。芝加哥的林德伯格灯塔改名棕榄灯塔。环球航空公司不再自称“林德伯格航线”。就连林德伯格的家乡利特尔福尔斯，也把他的名字从水塔上给抹掉了。罗斯福总统私下表示：“我绝对相信，林德伯格是纳粹。”3个月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参战后，林德伯格立刻全情投入地支持战时活动，可为时已晚。他的名声永远无法恢复了。战争结束后，他成为忠实的环保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做了大量慈善工作，都没能重新赢回公众的心。1957年，吉米·斯图尔特拍摄了一部讲述林德伯格飞往巴黎的电影，票房惨败。随着岁月的流逝林德伯格基本上从公众生活里消失了。1974年，他因癌症在夏威夷过世，时年72岁。他把自己的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连死亡证明都早就填好了，只有死亡日期一栏空着。林德伯格从未收回自己在《得梅因纪事报》上的讲话。
林德伯格去世30年后，在2003年有人披露林德伯格的私生活比之前人们所知的更为复杂。从1957年到他死之前，林德伯格与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女帽设计师布丽吉特·赫塞迈尔（Brigitte Hesshaimer）秘密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孩子们告诉记者，林德伯格作为“神秘访客每年会出现一次或两次”，他们知道这个男人就是他们的父亲，但一直以为他叫卡勒·肯特（Kareu Kent）。
据进一步研究，林德伯格还同时跟布丽吉特·赫塞迈尔的妹妹玛丽埃塔（Marietta）有染，育有两个孩子；跟一个只知道名叫瓦勒斯卡（Valeska）的德国秘书还生有两个孩子。而这一切，都被林德伯格遮掩得严严实实。林德伯格在美国的家人以及为他作传的斯科特·伯格都完全被蒙在鼓里。至于林德伯格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只能等未来有人将之揭晓了。
我们只能说，20世纪最伟大的英雄人物无限地接近一团谜，他的英雄味儿比任何人想象中都更少。
这一切，让本书中其他主要人物的后续生活显得不怎么精彩，有点虎头蛇尾，但在这里，我有必要简单地按时间记录一下他们在1927年漫长夏天之后的情况。
拉开这篇故事序幕的法国飞行员南杰瑟和科利再也没有人见过，但绝不曾遭到遗忘。1927年11月，媒体稍显尴尬地报道说，本应由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移交给定居巴黎的南杰瑟夫人的30 000美元凭空消失了。这笔钱来自罗克西基金，也就是6月林德伯格在罗克西剧院短暂出席的那场慈善音乐会上筹集到的钱。现在，没有人知道钱到哪儿去了。美国其余地方筹集到的近70 000美元捐款还在，但来自纽约市的部分似乎永远丢失了。
今天，在诺曼底风光宜人的小型海滨度假胜地埃特勒塔，海风悠悠的悬崖边伫立着一座白色混凝土纪念碑，样子有点像一支插入地球的巨大笔尖，笔尖指向美国，而英勇的法国飞行员就是从纪念碑所在的地点最后一次起飞离开故乡的。全世界只有这一座纪念碑，纪念那个夏天里一轮又一轮可歌可泣的越洋飞行。
往西再走几千米，就是理查德·伯德团队在海上迫降的滨海韦尔村。一座小型市政博物馆保存了那晚留下来的一些残骸，包括飞机蒙布的一小块残片，也是那架飞机至今仅存的部分。
在飞越大西洋后，伯德又向南极洲发起了另外两轮远征，其中一轮获得了洋基队老板雅各布·鲁珀特的慷慨资助（这一点有些叫人吃惊）。第一轮远征（无可争议地）飞越了南极点。伯德被晋升为海军少将，沉浸在英雄的光环下愉快地度过了余生。他于1957年68岁时去世。
伯恩特·巴尔肯，“美洲号”探险的无名英雄，陪同伯德完成了跨越南极极点飞行。他后来成为美国空军上校，收获了一个杰出的职业生涯。不过，一如先前所说，由于他在自传中暗示伯德1926年并未如其所述的到达北极点，而被伯德家人泼了脏水。巴尔肯于1973年去世。乔治·诺维尔参加了伯德的第二次南极远征。南极洲的诺维尔半岛和诺维尔山都以他命名。诺维尔于1963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除此之外，对他的报道就很少了。
阿科斯塔，1927年“美洲号”的第4名成员就没这么走运了。他变成了不可救药的酒鬼，因为流浪、未能按时支付赡养费，蹲了好几次监狱。20世纪30年代，他突然为理想主义着了迷，振作起来前往西班牙为反法西斯的共和党人执行飞行作战任务，但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美国恢复了往日放荡的生活习惯。1954年，他凄凉去世。
同样惨淡地走了下坡路的还有神秘莫测又奇怪的查尔斯·莱文。1927年10月，离家近5个月后莱文回国。官方为他安排了第五大道上的游行欢迎活动，但几乎没人参加。在阿斯特酒店举办的午宴上，市长吉米·沃克直言不讳地提及了莱文受到的糟糕待遇。莱文逗留欧洲迟迟不归的原因人们后来搞清楚了，司法部向他追索高达50万美元的欠税。莱文的余生里麻烦不断，这是浮出水面的第一个。1931年，警方以盗窃罪名对他开出了逮捕证，因为他涉嫌违规贷款25 000美元却又未能按时到场接受调查。此后不久，他在奥地利被捕，被控意图伪造货币和赌博筹码。这些指控后来不了了之。1932年莱文因违反劳工赔偿法被判缓刑。1933年，他又在新泽西州被控意图使用假币，虽然后来指控也撤销了。1937年，他因从加拿大走私900千克钨粉到美国被定罪，在刘易斯堡监狱服刑18个月。
1942年，他因帮助一个人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被判150天监禁。那人是犹太难民，所以当时这应该算是一起合乎情理的人道主义行为，但不管怎么说，法院不这么看。
此后莱文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1971年，《美国传承》杂志（American Heritage）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哥伦比亚号”飞行的文章，说莱文失踪下落不明。事实上，他默默无名地生活在贫困当中。1991年，他以94岁高龄在华盛顿特区过世。
莱文的飞行搭档克拉伦斯·钱伯林，在1927年夏天之后活了近半个世纪，但没有做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他曾担任航空顾问，有一段时间还主持了布鲁克林的新弗洛伊德·贝内特机场（传承了那位倒霉飞行员的名字），这是纽约的第一座公共机场，于1930年开张。1976年，他在康涅狄格州过世，还差几天就到自己的83岁生日了。
贝比·鲁斯和卢·格里克在巡回演出中过完了1927年的秋天。他们的巡回演出就是组织一支大联盟球员的表演队伍，专门打表演赛。这种活动非常赚钱。在21场比赛的巡演后，鲁斯和格里克的收入相当于其他球员的年薪。
巡回表演赛注重友好，但场面相当混乱。球迷经常跑到赛场里追逐落到外野的滚地球，外野手很可能会跟一群热心的观众一起争抢还在空中飞的球。1927年的21场比赛中，由于人群失控有13场比赛都提前结束了。在艾奥瓦州的苏城有2000名球迷进入球场，据说卢·格里克还救下了一个被踩踏在地的球迷。
事实证明，正是巡回表演终结了格里克和鲁斯的友谊。1932年，格里克开始跟一位名叫埃莉诺·特威切尔（Eleanor Twitchell）的年轻女性约会，让众人大吃一惊。次年，两人结婚。1934年，埃莉诺陪同格里克和另外几名队友在赛季后出访日本。搭乘轮船越洋期间，有一天下午埃莉诺消失了一段时间。格里克心慌意乱得害怕她失足落海，到处寻找。最终，他在鲁斯的船舱里找到了她，埃莉诺和鲁斯都喝了酒，埃莉诺醉意明显。至于那里还发生了什么事，没人知道。但多年来传言都说，反正两个人肯定不只是聊天。多年后，有人向洋基队的捕手比尔·迪基（Bill Dickey）打听此事，他承认“确实出了点事儿”。但没有进一步吐露内情。他只说：“我不想跟你谈这个。”人们只知道从那天起格里克和鲁斯就基本上完全不说话了。
1939年初，在打了将近14个完整赛季、没有缺席一场比赛之后，卢·格里格出问题了。他变得笨手笨脚，似乎没有力气。8场比赛后，他主动要求下场，结束了他连续参赛2130场的纪录。接着便去了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检查发现他患上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这是一种退行性致命疾病。他的职业生涯也就此告终。
诊断结果公开后不久，洋基队为卢·格里克举办了一场感谢日活动，人们为他颁奖送上礼物。洋基队的新经理乔·麦卡锡一边描述格里克的美德一边抹眼泪。人们本来以为格里克不会当众发言（他面对人群时就会紧张），但他走到话筒前，做了一番美国体育史上最动人的讲演。他这样开场：
球迷们，过去两个星期，你们大概一直在看有关我的坏消息。今天，我认为自己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我已经在球场度过了17年，除了你们的善意和鼓励，从未接受过球迷的任何东西。看看这些了不起的家伙。哪怕只跟他们结交一天，你们中有哪个不觉得这就是他职业生涯的亮点所在呢？
他的讲话不超过一分钟，主要是赞美队友和家人。话语中的真诚模糊了球场上每一个人的眼睛。他说完之后，人群爆发出由衷的欢呼，热烈程度在洋基体育场上空前绝后。贝比·鲁斯上前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给了他一个拥抱。这是两人近6年来第一次说话。不到两年的时间，在1941年6月2日格里克去世了。这时他才37岁。
1935年鲁斯退役。他想当洋基队的经理，但鲁珀特断然拒绝了这个想法。“你连自己都管不好。”鲁珀特语出伤人。鲁斯被交换到了波士顿勇士队，这是棒球界最糟糕的一支队伍。他只在那儿打了28场比赛，但仍打出了鲁斯式的蓬勃精神。1935年5月25日，他在自己的最后一场对阵海盗队的比赛里打出了3个本垒打。他退役的时候保持着56项大联盟纪录。
1948年6月13日，贝比·鲁斯在洋基体育场告别球迷，就跟9年前的格里克一样。他患上了癌症即将过世，身体虚弱无力。洋基队的球衣松松垮垮地耷拉在他消瘦的骨架上。他靠近本垒前架着的话筒说了几句话，但癌症让他说话都很艰难。
两个月后他去世了，时年53岁。老队友哈利·胡珀说鲁斯是“一个备受热爱的人，而且，人们对他的感情之强烈前所未有”。韦特·霍伊特说得更干脆：“天哪，我们都很喜欢那个大块头狗崽子。他是快乐之源。”
12月初，亨利·福特终于投产了众人期待已久的A型车。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福特公司在2000份日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展厅，惊叹于这款有着奇妙异域色彩的福特新型车——阿拉伯沙黄色、玫瑰金色、青铜蓝色、尼亚加拉蓝色和红柱石蓝色。它非常时尚，设备齐全而舒适，按不同配置售价在385到1400美元之间。每一座城市，只要看到聚集的人群，就能认出那是福特的展厅。据统计，这款车开卖前36个小时，至少有上千万人参观。
上市后人们最初的反响非常有利，12月的前两个星期就预订了大约40万辆A型车。但福特并未告诉心急如焚的买家，如今的产量仅为每天100辆。所以几个月都没顾客上门的福特经销商，眼下虽然有了许多顾客，却没车能卖。此次转型用心良苦，但损失巨大。
最终，A型车只勉强算得上个小成功，它4年后就停产了。因为，很明显美国的汽车用户们希望车型每年都换。到20世纪30年代，福特的市场份额下降到了第3位，勉强达到通用汽车一半的销量，比克莱斯勒还低。它的雇员从1929年的17万人降到了1932年的46 000人，福特各地工厂的总产量从150万辆降到了23万辆。当然，公司活了下来并且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一家制造企业，但它绝不会再次成为当年那样的主导者。
埃兹尔·福特在1943年就因胃癌过早去世，还来不及摆脱父亲的影子。亨利·福特也迅速衰老，4年后，他在83岁时过世，他始终没能让位于巴西的橡胶企业福特城走向成功。
1928年1月，A型车首次亮相后一个月，露丝·斯奈德和贾德·格雷在新新监狱接受了最终的命运。处决他们的是刑场上无处不在的罗伯特·埃利奥特。
斯奈德太太最先被送上电椅。“她的眼睛落到死亡仪器上时，她就差不多垮了。”埃利奥特在回忆录里说，“女狱警轻手轻脚地帮她上了椅子，她被绑上时彻底崩溃了，她哭了起来。‘主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她呜咽着祈祷。”埃利奥特把电极温柔地贴在她的右腿和颈背部，用布袋蒙上了她的头。出于未说明的原因，她没有戴通常用的皮革橄榄球头盔。随后，埃利奥特向后退了几步，合上了电闸。两分钟后，露丝·斯奈德死了。这是全世界第一个电刑处死女囚的案例。
格雷紧跟着走向电椅，步伐带着有条不紊的奇特轻快感，就好像是要去拜访牙医。他一脸平静，在受绑和接线时都礼貌地保持合作态度。“他是我见过受法律处死的人里最勇敢的一个。”埃利奥特写道，“这个人抛妻弃子，就为了刚才死掉的那女人，我对他感到极端遗憾。我相信房间里的每个人恐怕都是这样的心情。”两分钟后，格雷也死了。
次日一早，《纽约每日新闻报》的读者们迎来了一幅煽情的图片。整个头版只有一个大字标题：“死了！”下面就是略微模糊过的露丝·斯奈德处刑时的照片。她的头被蒙着，而且显然是被绑起来的，但其他方面看起来都算相当舒服。这幅照片来自日报记者汤姆·霍华德，他当时以官方见证人的身份在场且偷偷藏了一台微型照相机在小腿上。到了合适的时候，他谨慎地掀起裤腿，用夹克口袋里藏着的快门线激活了照相机的快门。这一版报纸上市之后几分钟就卖光了，报纸内页用共计7.3米长的篇幅报道了行刑过程。就连《时代周刊》也为这一故事分配了1.6米长的篇幅。
行刑后两个月，罗伯特·埃利奥特和妻子正在位于皇后区里奇蒙山的家里酣睡，巨大的爆炸把他们从床上掀飞了。投弹人（大概是萨科和万泽蒂的同情者）在他们的前门廊留下了一枚巨大的爆炸装置。爆炸的向上力量把屋顶炸飞到了30英尺外的草坪，但好在埃利奥特夫妇并未受伤。当然，这座房子必须彻底重建。这起爆炸案没有逮捕到任何疑犯。埃利奥特一直活到1939年10月，这年他66岁，死于心肌梗死。
赫伯特·胡佛的白宫之路经历了少许波折。1927年秋天，他的对手们开始四处宣扬说胡佛参选不合法，因为此前14年他都不住在美国，不符合宪法的要求。开国元勋们设立这条规定，是为了保证总统职位只能由那些在革命期间忠诚地留在美国的人担任。此外还有流言说，胡佛曾经申请过英国公民身份，然而他并没有。
最终，没有人再纠缠这些细枝末节了。1928年11月4日，胡佛人生中第一次竞选公职就以破纪录的大幅优势当选了美国总统。他获得了近2/3的普选票，80%以上的选举人票。为他背书、支援他的人中包括林德伯格。
胡佛于1929年3月上任，10月股市就崩盘了。胡佛再也没有从这轮打击里恢复过来。崩盘之后的3年，美国失业率从3%上升到了25%，而平均家庭收入下降了33%，工业生产下降近50%，股市贬值90%。有11 000家银行倒闭。为刺激经济，胡佛做了不少尝试。他在公共工程上开支了35亿美元，其中若干项目我们至今都应当感谢他，尤其是金门大桥和胡佛水坝。他甚至把自己的工资捐给了慈善机构。罗斯福总统的一名助手曾坦白说：“其实，整个新政都是以胡佛发起的项目继续扩展罢了。”但这一切，都无法克服他缺乏讨喜的性格。1931年的棒球世界大赛上，观众对他发出了哄然的嘘声——这对现身世界大赛的总统来说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以创纪录的大幅优势赢了1928年选举之后，胡佛又以创纪录的大幅劣势输掉了1932年的选举。败选过后，他在剩下的总统任期里继续努力工作。他一度同时撰写4本书，每本书单独用一张办公桌。1964年，他以90岁高龄过世，下葬在艾奥瓦州西布兰奇，虽然他80多年都没在那儿住了。今天，西布兰奇的胡佛总统图书馆下设了一座优秀的博物馆，并收藏了胡佛1927年4月发表著名电视讲话的那台电视机。
总统任期结束后，卡尔文·柯立芝携妻子格雷丝住进了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一座租来的房子里。他出任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按时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月度董事会，领取50美元的薪酬外加费用报销。他还写了自传并同时为报业联合组织撰写专栏稿件。1933年刚过完新年，一天下午他上楼去刮胡子，格雷丝随后发现他倒在浴室里因心肌梗死过世了。这时他60岁。应他自己的请求，他的大多数文件在他死后直接销毁了。
本杰明·斯特朗，可以说是他给世界带来了这一轮的股市和经济大崩盘，但却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切。他于1928年10月因肺结核去世，时年55岁。1927年夏天过后，迈伦·赫里克也没撑多久，1929年3月，他参加法国战争英雄斐迪南·福煦（Marshall Ferdinand Foch）的葬礼时，因为站在雨中着了凉几天之后就去世了。这时他74岁。
赫里克去世半年后，洋基队经理米勒·哈金斯的眼睛里长了疙瘩，感觉发烧。他到纽约圣文森特医院就诊，病情随即恶化。他得了一种叫作丹毒（俗称圣安东尼火）的皮肤感染病，在如今可以用抗生素治疗，但1929年却尚未出现有效的治疗方法。哈金斯死于1929年9月25日，时年50岁。
德怀特·莫罗担任驻墨西哥大使3年后卸任，回国竞选新泽西州共和党参议员。他的立场是反对禁酒令，因此大幅获胜，但就职不久后于1931年10月5日因中风在睡梦中突然过世。这时他58岁。5个月后，他的外孙被人绑架。林德伯格的孩子被绑架后6个月，法官韦伯斯特·塞耶的房子也遭人投弹（作案者可能是萨科和万泽蒂的支持者），再次短暂地让他成为新闻焦点。
塞耶在波士顿俱乐部受警方保护下度过了余生，其实他剩下的日子并不多了。6个月后他便去世了，时年75岁。萨科—万泽蒂案的另一位主要人物埃尔文·富勒，在1929年从马萨诸塞州州长职位上退休后接受警方保护长达数年。迈伦·赫里克去世后，富勒本有望接任法国大使的职位，但法国人以无法保障其安全为由拒绝了他。富勒在剩下的29年岁月里致力于商业和慈善事业。1958年，他在波士顿电影院因急性心肌梗死去世。
杰克·登普西在华尔街崩盘后损失了大部分财产。1935年，他在百老汇开了一家餐厅，到1974年结业之前的40多年里都充当着纽约穷人的救济所。登普西活到了1983年，去世时87岁。
1929年，吉恩·滕尼和卡内基家族的女继承人波莉·劳德（Polly Lauder）结婚。兰德尔从来没有见过滕尼跟人动手。两人到亚得里亚海的布里俄尼岛上度蜜月，滕尼和萧伯纳“散步，游泳和聊天”，他大概也花了些时间陪伴新娘。滕尼写了一些回忆录，担任了若干大公司的董事。“说起任何话题，都带着压倒性的权威和沉着态度。”1950年约翰·拉德纳在《纽约客》上的一篇人物小传里略带嘲讽地说。滕尼的儿子约翰在1965—1971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1978年，81岁的滕尼去世。
不过，20世纪20年代最成功的拳击手是“野牛”路易斯·菲尔波。菲尔波抵达美国时身无分文，在擂台上打了6年后就赚到了百万身家。他把家产明智地做了投资，最终创建了一家商业和牧业帝国，占地面积超过8万公顷。1960年他去世时，拥有了大约500万美元的财富，这年他65岁。
1930年，网球明星比尔·蒂尔登在37岁时赢得了第3个温网冠军。纵观他的职业生涯，他创下了907场胜62场负的纪录，胜率达93.6%。从网球场上退役后他转而从事演艺事业，在重新上映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1927年的热门剧）里成功扮演主角。但他有一个悲剧性的弱点：喜欢苗条的年轻男孩。1947年，他因为骚扰未成年人，在洛杉矶被判处一年的监禁。出狱后不久他又被人逮到做同样的举动，再次入狱。他失去了所剩不多的朋友，陷入了衣衫褴褛、恶臭肮脏的贫穷境地。1953年，他60岁，因心脏病发作而死，死时仅有80美元的净资产。
在滕尼—登普西拳赛后不久，芝加哥市长大个儿比尔·汤普森盯上了阿尔·卡彭，出于明显的妄想他认为卡彭损害了自己成功走上国家一级政治圈的前途。他认为自己说不定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为了自我保护，1928年初卡彭搬到了佛罗里达州，住在迈阿密海滩上。次年，他在费城换乘列车时被捕，因私藏武器罪被判处一年监禁。1931年，他又因逃税罪入狱11年。
卡彭的监狱生涯过得并不太辛苦。他有一张铺了弹簧垫的床，还有家常菜专门送到他的囚室。在感恩节，特聘的管家为他端上火鸡晚餐。他获准保留酒精，能用狱长的办公室接待客人。狱长坚决否认卡彭获得了特别的优待，后来却被人逮到他开着卡彭的车。1934年，旧金山湾的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岛投入使用，卡彭的待遇就没那么美好了。1939年底，卡彭出狱，此时他正受着晚发性梅毒的痛苦折磨。1947年，他在佛罗里达州去世。
阿尔·卡彭转到监狱岛的时候，在美国的另一端，查尔斯·庞兹被驱逐出境回到意大利。之后他搬到了巴西，1949年在贫困中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慈善医院。
想出以逃税为由对付阿尔·卡彭等罪犯的律师梅布尔·维勒布兰特一直活到了1963年，在74岁生日之前逝世于加利福尼亚州。她在1929年离开政府后接受了水果实业有限公司的高薪职位，担任其首席法律顾问。这家加利福尼亚公司的业务是种植葡萄，而且素以帮助顾客暗地里酿制葡萄酒出名。这反映了维勒布兰特是个嘴上说一套、暗地里做一套的伪君子。此举看似小事但给民众造成的心理影响极大，更加快了禁酒令结束的步伐。
1933年初，废除第十八修正案的动议呈交国会。众议院就此法案只辩论了短短40分钟就予以通过。在参议院，按丹尼尔·奥克伦特的禁酒令史里所说：“16年前投票支持第十八修正案的22名参议员里，有17人一改初衷投了撤销票。”1933年12月，禁酒令正式结束。
1933年，另一个早已被遗忘的飞行员弗朗西斯科·皮内多也回到了媒体的视线。1927年回到意大利后，皮内多重返意大利皇家空军并鲁莽地密谋想要废黜航空大臣伊塔诺·巴尔博。知悉此事后，巴尔博把皮内多打发到了自己权责所辖最遥远、最没有意义的地方——布宜诺斯艾利斯。皮内多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33年9月他出人意料地现身布鲁克林弗洛伊德贝内特机场，打算飞往10 139千米之外的巴格达。
虽然这会成为距离最远的一轮飞行，但出发当天皮内多到达机场时打扮得就好像只是去轻松购物一样：穿着蓝色哔叽西装、一件薄毛衣，头戴灰色软呢帽。人们注意到他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皮内多明显误入了歧途，但没人试图阻止他。皮内多的飞机沿着跑道开始滑行，最初偏来倒去之后转向了站了一小群人的行政大楼。它让过了人群，但机翼擦到了障碍物上，机鼻一歪撞到了一辆停着的汽车上。皮内多被抛出了机舱。有人说，他从停机坪上站了起来试着重新回到飞机上——想必是处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其他目击者则说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来不及去救他飞机就爆炸了。在熊熊大火中皮内多送了命。那天早晨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看到事情明显不对劲他又为什么不放弃起飞，现在自然成了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了。
电影行业从无声过渡到有声的过程快得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1929年6月，距《爵士歌手》上映还不到1年半，百老汇的17家电影院里就只有3家还在继续放默片。但大萧条给电影行业带去了重创。到1933年，全美近1/3的电影院关门，许多制片厂陷入困境。派拉蒙破产了，雷华（RKO）和环球也差不多要破产。福克斯挣扎着重组，最终不得不靠规模小得多的二十世纪制片厂搭救。
1932年，在纽约，塞缪尔·洛瑟菲尔在洛克菲勒中心设立了无线电城市音乐厅。著名的“火箭女郎”（Rockettes）舞蹈团最初叫“罗克西女郎”，她们便发家于此。但他的时间同样所剩无几，5月份罗克西剧院宣布破产。两年后，洛瑟菲尔到费城整饬失败的马斯特鲍姆剧院，据说他10个星期花了20万美元，但无济于事。巨型电影院的时代走到了末日。1936年，洛瑟菲尔因急性心肌梗死死于纽约一家酒店，时年53岁。罗克西剧院于1960年拆除。
克拉拉·鲍作为《铁翼雄风》里的明星，在1933年告别演艺事业日益深居简出。1965年，在她60岁时去世。影片导演威廉·威尔曼又执导了65部影片，在1958年退休。他的许多电影都是失败之作，但也有一些很出名的，包括《公敌》（Public Enemy， 1931）、《龙城风云》（Ox-Bow Incident， 1943）和《情天未了缘》（The High and the Mighty， 1954）。他死于1975年，时年79岁。约翰·桑德斯，构思《铁翼雄风》的原作者就没这么走运了，他跟女演员费伊·雷的婚姻失败了，事业生涯也因为酗酒、吸毒走上了下坡路。1940年，他在佛罗里达州自缢而死。
《演艺船》之后，杰罗姆·科恩虽然数次尝试但再没能在百老汇搞出热门剧目。最终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转到了好莱坞。他死于1945年。奥斯卡·汉默斯坦似乎也在《演艺船》之后走上了末路，十多年里他没有一部热门剧上映，但后来他跟理查德·罗杰斯联手推出了音乐剧历史上一系列最成功的剧目：《俄克拉何马》（Oklahoma!）、《旋转木马》（Carousel，也译作《天上人间》）、《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和《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汉默斯坦于1960年去世。
纽约洋基队的老板雅各布·鲁珀特于1939年初心脏病发作，9天后去世，时年69岁。外界惊讶地发现，他把自己的大部分地产（最初估价在4000万到7000万美元）留给了一个名叫海伦·维耶特（Helen W. Weyan）的歌女。维耶特小姐向记者承认，自己跟鲁珀特有一段持续多年的秘密友谊，但坚持说只是友谊而已。最终，鲁珀特的遗产竟然只值650万美元——大萧条对房地产造成了沉重打击，他还有100万美元的个人债务未还。为了还债、缴纳房地产税，洋基队和鲁珀特啤酒厂都必须卖掉。
同样死于1939年的还有久病缠身的雷蒙德·奥泰格，也就是设立奥泰格奖的和蔼酒店老板。
格曾·博格勒姆没能活到看见拉什莫尔山雕像竣工的那一天。1941年3月，他因几个月前完成的前列腺手术并发症过世。时年73岁。
英国央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的密友蒙塔古·诺曼在1944年碰上了一场离奇的事故，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到赫特福德郡的乡村庄园去拜访弟弟，在斜阳下散步时，似乎被一头躺在地上的牛给绊倒了。受惊的牛有可能在起身时踢到了诺曼的脑袋。诺曼始终没能完全康复。1950年，78岁的他去世。
亚历克西·卡雷尔因为所持观点日益尴尬，被排挤出了洛克菲勒研究院。卡雷尔回到法国创办了一家专攻主流科学之外事物的机构，包括心灵感应和占卜。他公开支持维希政权，几乎可以肯定曾尝试通敌，但在受审之前的1944年死掉了。此时，他71岁。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有人曾援引卡雷尔的《未知之人》为纳粹的优生做法辩护。
1944年去世的还有芝加哥的两位头面人物。先是大个儿比尔·汤普森在3月份以76岁之龄过世。其后的一个月，凯纳索·兰迪斯在78岁时告别尘世。
兰迪斯后半段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阻挡黑人参加大联盟比赛了。这场不光彩的战斗在1947年打输：第一位黑人职业棒球大联盟选手杰基·罗宾逊为布鲁克林道奇队登上赛场。
林德伯格的母亲，伊万杰琳·洛奇·林德伯格在1954年因帕金森病去世，享年78岁。林德伯格的遗孀安妮·莫罗·林德伯格除了被绑架并遭杀害的孩子，又生了另外5个孩子，并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成功作家，作品以回忆录为主。她2001年以94岁的高龄过世，在那个了不起的漫长夏天故事落幕后，她是活得最久的一个相关人物。
[1] 水晶之夜（Crystal Night）：也称“玻璃之夜”，指的是暴徒离开后，总留下一地破碎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