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告九：当代中国教育与社会分层
李春玲[1]
教育分层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同时，教育选拔机制也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一个关键性机制。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40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教育体制日益趋向市场化，教育选拔规则越来越精英化，教育机会分配的阶层分化和不平等现象有所发展。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上升，文化水平成为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教育事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教育机会的供给量迅速增长，人口和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优质教育机会仍然是稀缺资源，机会竞争十分激烈，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仍然存在。九年义务教育虽然普及，但重点中、小学入学机会竞争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进一步强化，教育的社会分层作用更加突出。
一 教育改革、教育发展与教育分层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有许多经验可以进行总结。一方面，中国教育发展成绩斐然：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趋向普及，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另一方面，中国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巨大，贫富之间和阶层之间教育不平等问题突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难题持续存在。这两个方面体现了过去近40年中国教育分层的突出特征：教育机会迅速增长与教育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并存。
1.精英化和市场化取向的教育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与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相配套，中国在教育领域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教育分层产生了深远影响。1977年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恢复是中国教育改革开始的标志之一，而由此开始，中国的教育系统逐步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这标志着教育选拔规则的根本转变，即由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转变。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不断趋向市场化的压力下，教育系统也出现市场化取向，这包括“教育产业化”、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和教育成本（学费）不断攀升。教育选拔机制的精英化和学校教育系统的市场化共同推进教育的分层化，并不断强化教育的社会分层作用。
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建立和完善一套制度体系——日益严格化的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重点和非重点）等级分类系统，这一制度选拔和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但同时带来了一些不平等后果。严格的考试制度虽然提供了一种机会公平竞争的途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竞争的过程并非绝对公平。拥有较多资源的优势群体会通过各种方式为其子女争取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帮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而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子弟则在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更可能在层层考试选拔过程中被淘汰。如此竞争的结果导致父辈中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在子辈身上得以延续甚至强化，从而导致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结果。
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教育的产业化”）。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多渠道”）。原来基本上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转变为由多种渠道进行投资。中央财政提供一些重点院校的经费，而大部分的学校则由地方财政负担，还有一部分是私人投资。这一政策使教育资源分配的地区差异扩大，富裕地区和城市比贫困地区和乡村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从而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更优质的教育机会。此外，还有一部分教育经费由学校自己筹集，学校可以“创收办学”。这部分经费实际上通过学校的各种收费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从而导致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不断上涨，使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难以负担子女受教育成本，这曾在20世纪80～90年代导致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率上升。
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免除九年义务教育学费，并在2008年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同时，政府教育部门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减轻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的经济负担，提供经济方面的教育资助（包括免除学费，提供补助、助学金、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等），建立覆盖面广的学生资助体系。这一系列措施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学的问题，确保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有效地推进了高中阶段教育趋向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然而，与此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并未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发展趋势使优质教育机会竞争更加激烈，中、上阶层家庭投入更多的资金（上补习班、买学区房等）以确保其子女获得重点中、小学和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和较低阶层家庭子女获取优质教育机会则越来越困难。
2.教育投入增长和教育机会增加教育精英化和市场化发展导致教育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政府部门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初思路是增加教育投入和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过去十几年，中国教育经费增长和教育机会增加十分显著。图1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保持持续增长，特别是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在教育经费总投入中占据极高比例。2000年，中国的教育总投入为3849亿元，到2015年增长到36129亿元，是2000年的9.4倍。同时，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2014年比2000年增长10.3倍。
图1 中国教育经费增长趋势（2000～2015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教育投入快速增长使教育机会的供应量也迅速增长，青少年接受各阶段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多。2015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8%，初中毛入学率达到103.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董洪亮，2015）。不同年龄组人群比较显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增加十分显著。
图2显示了不同出生年龄组的人接受初中教育的比例变化，1924～1950年出生人群只有不到1/3接受了初中教育。随后的年龄组人群接受初中教育的比例不断增长，除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生人群的比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略有下降。从1971～1975年出生年龄组人群开始（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初中教育普及率逐步提高，1996～1998年出生年龄组人群接受初中教育的比例已接近99%。
图3列出了不同出生年龄组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可以看出，1986～1996年高中阶段教育的入学率快速上升。1981～1985年出生年龄组和1986～1990年出生年龄组只有大约一半的人接受了高中阶段教育（42.30%和55.00%），1991～1995年出生年龄组比1986～1990年出生年龄组的相应比例上升了14.00个百分点，而1996～1998年出生年龄组则比前一个年龄组上升了19.00个百分点。从图3显示的增长趋势推测，2000年之后出生年龄组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将可能达到甚至超过95.00%。
图2 不同出生年龄组接受初中教育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图3 不同出生年龄组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最近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更为惊人。自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猛增长。图4列出了最近十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趋势，从2006年至2015年的十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几乎翻了一倍。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研究，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可以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Trow，2010，2012）。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9.76%，尚属“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5%，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距离“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50%的门槛仅有10个百分点。
图4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6～2015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教育机会增加背景下优质教育机会竞争从传统理念上讲，教育普及和教育机会增加有助于促进教育平等和社会经济平等，然而，过去几十年中国教育机会迅猛增加并未显著缩小教育不平等，阶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反而更加突出。同时，教育机会增加也没有减少教育机会竞争，相反，教育仍然是稀缺资源，教育机会竞争更加激烈，只不过，现今的教育机会竞争从一般性教育资源竞争转向优质教育资源竞争。而且，优质教育资源竞争越来越从较高阶段教育向低阶段教育发展，最初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考上重点大学）竞争，然后延伸到优质中等教育机会（进入重点中学）竞争，现今发展到小学甚至学前教育阶段，按父母们的说法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逐级延伸的优质教育机会竞争使教育分层在人们生命历程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开始，而这种教育机会竞争及其竞争的结果使人们越来越早地开始了社会分化的过程：进入好的幼儿园就有更大的可能性进入重点小学，重点小学的毕业生有更大的可能性进入重点初中和高中，重点中学的毕业生有更大的可能性考入名牌大学，进而获得高收入、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并最终步入中、上阶层队伍。与之相反，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孩子，大多难成人生赢家。
优质教育机会竞争的激化使家庭背景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文化资本（父母文化水平）和家庭社会资本（父母阶层地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十分明显。同时，近年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更加凸显，某些学者称之为“教育资本化”现象（于涛、于静静，2017）。这一趋势的最初表现是中、小学生课外辅导、补习日益盛行，从而形成民办教育的巨大市场，课外辅导和补习班价格不断上升，经济条件较好家庭有能力支付更多费用，从而可以送孩子去最昂贵的、高质量的课外补习班，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只能选择送孩子去较便宜、质量较差的课外补习班，贫困、农村家庭则通常无力让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许多研究都证实课外辅导、补习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增加考入重点学校的机会（薛海平，2016；邹雪、张旭，2017）。
优质教育资源的区域差异近一步推动了“教育资本化”趋势。重点学校多分布于城市，特别集中于大城市，流动人口和经济资本追随优质教育资源流向这些区域，导致陪读经济越演越烈。为了能够让孩子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家长们竭尽全力将孩子送到重点小学、重点初中以及重点高中，而这些重点学校周围无不留有陪读家长的身影。近年来，“陪读”的群体日益呈现从高年级家长向低年级家长、从短期陪读向长期陪读的变化趋势。随着陪读群体不断壮大，重点学校周边的常住人口逐渐增多，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陪读小区”。陪读家长在这类居住区不断聚集，学校周边的房价迅猛攀升，房屋出租或售卖的价格甚至高于市中心繁华商业区的价格，生活和消费的成本急剧增加。“陪读小区”集聚的人群刺激了周围房地产行业和服务行业等的发展，“陪读经济”应运而生。最为典型的是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这里有具有“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之称的毛坦厂中学，其以严格的管理和惊人的升学率著称，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形成了持续繁荣的“陪读经济”，这刺激了当地经济快速增长。毛坦厂中学“陪读经济”繁荣现象具有示范效应，许多地方政府也通过投资扩张当地重点中学、小学，培育“陪读经济”，以此作为刺激当地房地产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推进城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因而“陪读经济”现象在全国范围越演越烈。“陪读大军”包括不同的社会人群。有经济实力的家庭选择在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城市和区域为子女教育购房，但是，大多数陪读家长因没有经济条件购房而只能选择租房陪读。农村家庭和外出农民工家庭选择租房陪读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在西部贫困地区。有研究发现，在西部农村地区，有1/4的小学生是家长租房陪读；低收入家庭家长选择租房陪读的比例更高。由于租房陪读地点常常远离老家的村庄，因此陪读家长无法在老家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导致家庭的农业收入减少。同时，陪读家长又很难在租房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其非农收入也没有或很少。另外，租房陪读家庭还要支付房租和承受比老家农村更高的生活成本。这意味着，租房陪读的教育成本要远高于不陪读的教育成本，而选择租房陪读的家庭又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从而，租房陪读加剧了这些家庭的经济贫困。不过，最为贫困的农村家庭连租房陪读的费用都负担不起，他们的子女只能留在农村上学，而由于农村学校的学生（包括老师）大量被城市学校吸引走，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加恶化，最贫困的农村家庭子女更不可能争取优质教育资源。因此，“陪读经济”实际上强化和延续了现有的经济不平等和地区差异。
在房产价格高企的大城市，“就近入学”政策和家长的“择校”行为带来了“天价学区房”现象，这更是“教育资本化”的典型表现。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开始于1986年，2014年以来，“就近入学”政策进一步升级，北京、天津、上海等19个大城市推行“就近免试入学”政策，这意味着子女要上“重点学校”，家庭必须在学区内安家落户。这迫使家长“以房择校”，导致“重点学校”周围的“学区房”价格疯涨，远远超过城市房产的平均价格。能够购买学区房的家庭当然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他们通过购买学区房为子女争取到了上重点中学、小学的机会，从而也确保了子女未来的好前程。
二 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陪读经济和天价学区房等现象根源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又源于多种因素。首先，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文素质以及历史沿袭的经济基础在不同省份间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这也使得各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及生活水平相差很大（张健，2010）。政府的发展战略、教育投入、转移支付、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以及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造成显著的影响（魏延志，2012）。自21世纪初以来，虽然我国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现实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差距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边燕杰等，2006；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01）。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了各地在公共教育供给能力上的差异，扩大了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并最终导致不同地区在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其次，教育分权制度加剧了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教育的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将教育管理与财政进行了“分权化”改革，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教育投入的地区不均衡。
最后，由于户口制度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优先发展城市的工业化战略，也使城市与农村之间产生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近二十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加速，农村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结构逐渐得到优化。尽管近几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有所降低，并在2014年首次降至原来的1/3，但城乡家庭之间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事实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历史上积淀形成的城乡二元差距，使得农村教育发展整体还十分薄弱。
我国长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以及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中心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教育政策，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城市与农村之间，在教育经费、学校数量、教育设施、教学师资、教学环境与质量等教育资源配置上存在较大差距，形成了地区和城乡教育质量与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从而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少年儿童不能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在与较发达地区和城市少年儿童的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使部分农村少年儿童失去了接受更高阶段教育的机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
1.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已达10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88%，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04.0%。义务教育在各地区全面普及，所有适龄儿童少年都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总体而言，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地区差异不大。
尽管九年义务教育在东、中、西部各地区都实现了普及，但是小学和初中辍学现象在一些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存在。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组在2009～2010年，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以上（蓝方，2017）。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级教育部门的努力下，义务教育辍学率明显下降，但问题并没有根除。2015年山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辍学情况调查显示，当地小学阶段辍学率1.08%，初中阶段辍学率3.78%，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合计为2.18%，其中大同市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高达5.22%（郑建梅，2015）。
高中阶段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高级阶段或国民教育的完成阶段，是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中间环节，又是学生由学校学习到社会就业的过渡阶段。目前，高中阶段教育还未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87%，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已开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高，中、西部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相对较低（见表1）。
表1 各省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及发展目标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而按通常的说法，达到85%～90%就可以看作是“基本普及”，而未达到85%则被认为是尚未基本普及。据此可以将各地区划分为三类：已普及、基本普及和尚未基本普及。表1所列各省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显示，截至2015年，已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山西、吉林、湖北、陕西，其中绝大多数是东部省份；18个省份达到基本普及，多数处于中西部地区；尚未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只有两个省份：贵州和西藏，都是西部省份。与2005年和2010年相比，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的地区差距明显缩小。2005年只有3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和基本普及，几乎所有西部省份（除了直辖市重庆）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都低于60%。2010年多数东部省份达到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和基本普及，多数中部省份达到基本普及，但多数西部省份未达到基本普及。
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总体入学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东、中、西部的差距也明显缩小，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重点大学、一流大学等优质高校入学机会上，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异非但没有表现出像在总体入学机会上逐渐缩小的趋势，反而正在固化甚至有所扩大和加剧（杨江华，2014）。这种结果的出现除了源自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是由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衡以及招生制度导致的。中国的高考录取制度实行统一考试下的分省份按计划集中录取，各省份的录取份额并非依照考生数目平均分布的。分省份录取导致大学招生的严重“地方化”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地区失衡，上大学的机会系统地向高等教育资源富集地区倾斜，大学越多的地区上大学的机会越多，大学越少的地区上大学的机会越少（夏佑至，2014）。地区间的优质教育资源差异更大，由于中国的部属高校多采用省部共建的方式，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是当地部属高校的重要经费来源，高校给予的回报就是提高本省学生的招收比例。
2.升学率的城乡差异各阶段升学机会差异不仅表现在地区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表2对比了城市与农村家庭子女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三个阶段的升学率。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各个升学阶段，都存在城乡差异。城镇儿童的升学优势尤其体现在初中升高中及高中升大学阶段。在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儿童在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不太大，但是在非义务教育范围内的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上，则存在着较大差异，城镇儿童更可能升入高一级的教育阶段。
表2 各级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城乡差异（N=1647）
升学率的城乡差异使得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更可能在各阶段的教育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从而影响他们的未来发展机会。图5显示了80后青年中在各升学阶段而未能升学者的城乡出身背景。我国学龄儿童入学早已普及，但仍有少量80后从未上过学，虽然人数较少，但也占80后总数的1.8%。这些未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90.6%），他们成为青年文盲，只能处于社会底层且基本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进入小学但未能升入初中者情况类似，主要来自农村地区（94.4%），少数来自城镇（7.6%）。80后接受初中教育时正是政府大力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时期，初中教育的普及率提高很快。但80后人群中还有约1/10的人（11.0%）未能完成初中教育，这批人与未接受教育的人相似，也很可能长期停留于社会底层。
由初中进入高中教育阶段这个关口是当前教育机会分化的一个关键点。接受了初中教育的80后当中，接近半数（47.3%）未能通过这个关口，因此中止继续受教育历程。他们当中有86.7%的来自农村家庭，这一城乡构成与未接受教育的人和未升入初中的人相类似，即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从高中教育阶段升入大学的关口，又有大约半数的人（49.4%）出局，仅有不到1/4的80后（23.3%）通过各层关口成为优胜者，进入大学殿堂。而未能从高中教育阶段升入大学的80后中，有77.6%的来自农村家庭。
图5 各教育阶段未能升学的80后的城乡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3年、2015年）。
80后升学率的城乡差异说明，尽管80后的受教育机会增长很快，但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相当突出，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较深。1.8%的未接受过学校教育的80后和11.0%的小学文化水平的80后大多来自农村家庭，在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被淘汰出局的人也多数来自乡村。很明显，当前最突出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差异，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既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的后果，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并且通过代际传递使城乡差距得以长期维持。
3.人口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表3显示了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16岁及以上人口的最高学历分布。数据显示，不同地区人口的学历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总体来看，在各级学历分布上，东部地区教育获得水平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差异相对较小。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初中学历水平的人群最多，西部地区则是文盲/半文盲的人群最多。东部地区的高学历人群比例最高，大专学历人群的比例为5.6%，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的比例为3.2%，均是西部地区的2倍左右。而西部地区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极高，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近四成，其比例远远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表3 16岁及以上人口不同地区最高学历分布
图6显示了各地区不同出生年龄组的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趋势图，可以看到，三个地区出生年龄组越晚的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从1946～1950年出生人群的4.1年、3.6年和2.7年增长到1986～1990年出生人群的10.6年、10.3年和8.9年。只有1966～1970年出生年龄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上一年龄组，这主要是受到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虽然不同地区居民的受教育年限都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但是不同地区居民的受教育年限一直存在着差异。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不同年龄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最高，但和中部地区差别不大。此外，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在受教育年限上的差距经历了先逐渐拉大后又缩小的趋势。以东部和西部的比较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群中，东部与西部两个地区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小于2年，但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居民来说，这种差距逐渐扩大到2年甚至3年及以上，在1986～1990年出生的居民中，这种受教育年限上的差距又回落到2年以下。
图6 中国不同地区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出生年龄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
4.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城乡差异城乡之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表现得比地区差异更突出。表4显示了我国城乡16岁及以上人口的最高学历分布。数据显示，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居民的学历程度存在明显的分布差异。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教育获得水平高于农村居民。在拥有城市户籍的人群中，初中学历水平的人群最多，占30.8%，农村地区则是文盲/半文盲人群最多，占33.4%。城市高学历人群比例较高，大专学历比例为10.7%，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为7.1%，农村高学历人群占比较小，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分别只有2.4%和1.0%。
表4 城乡16岁及以上人口最高学历分布
图7显示了全国及城乡不同出生年龄组的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趋势，反映出城乡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差异长期存在，不过，近十年差距略微缩小。从图7显示的趋势可以看到，城乡居民中出生年份越晚的居民，受教育年限逐渐提高，城乡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从1946～1950年出生人群的5.8年和2.6年增长到1986～1990年出生人群的12.1年和9.4年。同样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6～1970年出生队列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上一出生年龄组，但在此后的出生年龄组中，受教育年限又逐渐递增。虽然不同地区居民的受教育年限都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但是城乡居民的受教育年限一直存在着差异。总体上看，城市不同年龄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明显高于农村。令人欣慰的是，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缩小，在最初的出生年龄组中，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农村居民的2倍多。随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在越晚近的出生年龄组中，城乡差距越小。1986～1990年出生的人群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相差约1.3年。
图7 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出生年龄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
以上数据比较反映出，我国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存在的教育差距十分明显，出生和成长于不同地区的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差异很大，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导致我国教育不平等的一个根本原因。尽管近年来政府在经费保障、办学条件改善、教师补充、对口支援、定向招生等方面加大了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使中西部教育和农村教育有了明显提升，但其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范雷，2017）。
三 阶层和贫富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除了地区和城乡之间教育差距导致的不平等之外，阶层和贫富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当今中国社会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教育机会迅速增长使过去没有机会上学的社会边缘人群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过去只能拥有较少教育机会或只能接受较低阶段教育的社会弱势群体，有了更多机会升学接受较高阶段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机会的分配总体趋向于公平化。但是，经济改革也带来了市场化发展趋势，市场化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在教育领域也有所展现，教育机会的竞争不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智商、勤奋，而是越来越依赖于家庭对子女教育所能投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从而阶层之间和贫富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凸显出来。
1.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社会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同社会阶层家庭拥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而家庭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影响了子女的受教育机会，这导致出身于不同家庭阶层背景的人，文化水平有很大差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文化资源越多，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职业地位，尤其是父亲的职业地位。图8显示，父亲职业不同，其子女受教育年限不同。平均来说，受教育年限最高（10.8年）的管理人员的子女与受教育年限最低（7.0年）的农民子女之间的受教育年限差距是3.8年。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这种差距持续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也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缩小趋势。40后人群中，受教育年限最高的是专业人员的子女（9.1年），最低的是农民子女（5.6年），两者之差是3.5年；50后人群中，受教育年限最高的管理人员的子女（9.8年）与受教育年限最低的农民子女（6.1年）之间的受教育年限差距是3.7年；60后人群中，受教育年限最高的管理人员的子女（10.7年）与受教育年限最低的农民子女（7.3年）之间的差距是3.4年；70后人群中，受教育年限最高的管理人员的子女（12.0年）与受教育年限最低的农民子女（7.9年）之间的差距是4.1年；80后人群中，受教育年限最高的专业人员的子女（12.7年）与受教育年限最低的农民子女（9.2年）之间的差距是3.5年。综合各年龄段人群情况，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接受教育年限最多，而农民子女接受教育年限最少，办事人员、工人和个体自雇人员子女受教育年限水平居中。另外，在父亲职业地位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方面，专业人员的子女并非最具有优势的群体，这是中国与其他社会不同的一点。在多数社会，专业人员家庭拥有最多的文化资源，通过言传身教，其子女的学业成绩较好，教育期望较高，从而受教育年限最高。中国的情况不同，在多数时期，管理人员子女的受教育年限略高于专业人员。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专业人员群体存在城乡之分，大量的农村专业人员的子女在教育获得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另外，也可能是由于一些中国技术人员自身并未受过高等教育，这使其子女并无教育方面的优势。
图8 不同阶层子女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8～2015年）。
家庭的文化资源也影响子女受教育机会，父母文化水平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父母职业地位的影响。在教育获得方面，家庭的文化资本的作用比家庭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作用更大。图9显示，父亲文化程度不同，子女受教育年限也不同。平均来说，父亲拥有大学文化，其子女受教育年限为12.4年，父亲未上过学，其子女受教育年限仅有6.5年，两者相差5.9年。同样的，父亲文化水平不同导致的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也没有随时间推移而缩小。40后、50后、60后、70后和80后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子女与未上学者的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差距分别为5年、4.9年、5.3年、5.9年和5.7年。
图9 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子女的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8～2015年）。
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表现得更加突出，图10显示，管理人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最多，农民子女的机会最少，管理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33.8%）是农民子女上大学的比例（4.2%）的8.0倍，两个阶层子女上大学的比例相差29.6个百分点。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所有阶层子女上大学的机会都在增加，但不同阶层的人机会增加的幅度不同。阶层地位越高，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增加越快，而阶层地位越低，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增加相对较慢。这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快速增加，但并未缩小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比如，管理人员子女与农民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之差，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步扩大：在40后人群中两者之差是6.5个百分点，在50后人群中是14.7个百分点，在60后人群中是26.6个百分点，在70后人群中是37.1个百分点，在80后人群中是51.8个百分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80后人群上大学的时期，正是“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后的高等教育迅猛扩张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猛增，所有阶层子女上大学的比例都获得了很大提高，但是，上大学比例提高最快的是两个优势地位阶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从70后的42.6%上升到80后的64.1%，比例增长21.5个百分点；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从70后的33.2%上升到80后的60.5%，增长了27.3个百分点。办事人员子女、工人子女、个体自雇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从70后到80后分别增长了16.4个、12.0个和6.6个百分点，其增长幅度都远远低于管理人员子女和专业人员子女。而上大学机会最少的农民子女增长幅度也只有6.8个百分点。这表明，在高等教育快速扩张过程中，优势地位阶层受益最多，而较低阶层受益较少。
图10 不同阶层子女上大学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8～2015年）。
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有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在不同时期，上大学机会最多的阶层有所不同。在40后人群中，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最多，而且远高于管理人员子女；在50后人群中，还是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最多，但只是略高于管理人员；60后和70后人群中，管理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最多，并且与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机会的差距在拉大；80后群体中，管理人员子女维持了上大学机会最多的位置，但与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机会的差距在缩小。这体现了社会政治变迁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竞争的影响，也反映了家庭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40后大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文化大革命”之前接受大学教育，拥有较多文化资源的专业人员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具有优势，而当时的许多管理人员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并不具有优势，其子女上大学机会与办事人员子女接近，其比例还不到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比例的一半。50后人群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或改革开放初期接受大学教育，这一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受到打压，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机会不仅没有增加，而且还有略微减少。同时，管理人员子女上大学机会猛增，上涨几乎一倍。不过，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届大学招生，专业人员子女还是恢复了一些优势。因此，50后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比例虽然略低于40后专业人员子女，但在50后人群中还是略微高于管理人员子女，保持了上大学比例最高的位置。60后、70后和80后人群中，管理人员子女在竞争高等教育机会中的优势十分明显，其上大学的比例一直最高。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管理人员的构成与之前发生了变化，管理人员的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一阶层不仅拥有较多社会资本，也拥有较多文化资本，从而使其子女在教育机会竞争中成为最大赢家。不过，80后与70后相比，管理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与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之差有所缩小，“大学扩招”之后，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上升是最快的（增长27.3个百分点），这说明，在最近一轮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专业人员阶层可能是最大受益者。
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图11显示，父亲文化程度不同，子女上大学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异。平均来说，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其子女超过半数都能上大学；父亲为高中、中专文化水平，其子女约有1/3的能上大学；父亲为初中文化水平，其子女约有1/6的能上大学；父亲是小学文化水平，其子女大约有1/15的能上大学；父亲未上学者，其子女能上大学的只有约1/50。家庭文化资源所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并未随时间推移而缩小，相反，这种差异还有所扩大。
图12比较了不同年龄组，父亲文化水平较低的各群体与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的群体之间上大学的比例的差距。父亲未上学者与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者上大学的比例之差从40后的27.3个百分点，随后持续扩大，到80后群体两者之差达到67.8个百分点；父亲为小学文化水平与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的比例差异从40后的23.4个百分点上升到80后的60.2个百分点；父亲为初中文化水平与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的比例差异从40后的16.2个百分点上升到80后的50.5个百分点；父亲为高中文化水平与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的比例差异从40后的17.5个百分点上升到80后的30.9个百分点。差异的扩大趋势只有在50后中有所抑制，其后的60后、70后和80后人群中，差异都在进一步扩大。60后、70后和80后都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在这几个年龄组人群中，父亲文化水平差异导致子女上大学机会差异持续扩大，说明最近30多年来，家庭文化资本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各年龄组比例差距扩大趋势还显示出，70后和80后的比例差距扩大略有加速之势，特别表现在父亲为高中文化水平与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之间和父亲为初中文化水平与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之间。
图11 父亲不同文化程度子女上大学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8年、2011年）。
2.贫富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个人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父母收入水平又影响了子女的教育获得。富裕家庭可以给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资，使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上更好的学校，从而使他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贫困家庭常常无力于子女教育投资，导致其子女在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获得优质教育机会，从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弱势，获得有发展前途的职业和高收入工作更加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收入扩大的同时，因收入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也变得更加明显。
图12 父亲文化水平不同的人上大学比例与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的人上大学比例之差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8～2015年）。
虽然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部分贫困家庭出身的儿童和青少年未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不平等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反映出，中国的义务教育完成率存在明显的贫富差异。图13显示，在2010年，15～24岁青少年中，来自最富裕家庭、较富裕家庭和中间收入家庭者的小学完成率都超过了90%，来自较贫困家庭者的小学完成率都接近90%，但贫困家庭青少年的小学完成率只有80%，即1/5的贫困青少年没有完成小学教育。14～16岁青少年的小学完成率要高于15～24岁青少年，但仍有超过1/10的贫困家庭青少年未能完成小学教育。15～24岁青少年的初中完成率也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15～24岁青少年中，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只有60%的完成初中教育，远低于来自经济状况较好家庭的青少年。另外，不同经济状况家庭青少年的小学升初中比例也有一些差异。不过，14～16岁青少年小学完成率的贫富差距要小于15～24岁青少年，这说明随着义务教育普及不断巩固，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富差距有所缩小。
图13 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贫富差距（201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on Education http：//www. education-inequalities.org/，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我国小学入学率接近100%，几乎所有适龄儿童，不论家庭贫富状况，都能上学读书。但之所以有部分青少年未能完成义务教育，是因为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辍学。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青少年辍学率远高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青少年。图14显示，20～24岁青少年中，贫困家庭子女上了小学但上学少于2年的比例高达17%，较贫困家庭子女的相应比例也较高；贫困家庭和较贫困家庭子女上学少于4年的比例更高，分别为23%和14%。同时，贫困家庭子女的初中辍学率也高达10%，较贫困家庭子女的初中辍学率为5%。
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阶段教育在我国还未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贫富差距也十分明显。图15显示，约4/5的最富裕家庭子女能够从初中升入高中，3/4的较富裕家庭子女能从初中升高中，而中间收入、较贫困和最贫困家庭子女的初中升高中率则明显低于前两类家庭子女。同时，高中阶段教育期间，接近半数的最贫困家庭子女辍学，接近1/3的较贫困家庭子女辍学，这两类家庭子女辍学率大大高于经济条件较好家庭。高中完成率的差距同样突出。20～29岁青年中，最富裕家庭子女的高中完成率比最贫困家庭子女高47个百分点；20～22岁青年中，最富裕家庭子女的高中完成率比最贫困家庭子女高29个百分点。20～22岁青年高中完成率的差距小于20～29岁青年，这表明高中阶段教育的贫富差距在缩小，随着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提高，这一阶段教育的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缩小。
图14 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状况的贫富差异（201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on Education http：//www.educationinequalities.org/，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图15 高中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贫富差距（201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on Education，http：//www.educationinequalities.org/，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高等教育的贫富差距明显大于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阶段。图16显示，在2010年，21%的25～29岁青年完成了大学教育，但经济状况不同的家庭，其子女的大学完成率差异巨大。最富裕家庭子女大约一半完成了大学教育，较富裕家庭有约1/4的子女完成了大学教育，这两类家庭的子女大学完成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三类家庭子女的大学完成率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这几类家庭的子女，仅有少数人完成了大学教育。
图16 高等教育机会的贫富差距（201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on Education http：//www. education-inequalities.org/，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10日。
四 总结和讨论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教育毫无争议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这不仅仅反映在中国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群众基本的受教育权利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教育不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教育发展成就，教育还是引发社会公众最广泛批评的领域之一，学者和媒体对教育部门或教育政策的批评指责，总是能挑动社会公众的神经，引起普遍共鸣。这种状况说明中国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享有教育机会，而是进一步要求拥有公平的、优质的、终身的教育；人们要求的教育公平也不仅仅是享有教育机会的公平，更是拥有优质教育机会的公平。这也意味着中国教育发展战略面临转型和升级：教育发展的目标重点要从单纯规模扩张转向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机会，并且使这些优质教育机会得到公平分配。在这一阶段，教育权利的机会公平将成为中国未来教育发展的主旋律。
近十年来，随着人们对教育改革主导方向进行的一系列反思，教育政策决策者也在寻求教育的效率与教育的公平的平衡点。教育改革的主导方向类似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导方向。在经济改革之前，党和国家的决策者过于强调社会均等化而忽略经济效率。经济改革开始以后，政府重点发展经济，追求增长效率，但忽略了社会公平问题，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21世纪开始以来，政府政策导向由单纯强调经济效率而忽略社会公平转向经济建设（追求经济效率）与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公平）双重并举，在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有所成效。教育改革的走向与此类似。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府把教育当成革命的工具——促进社会均等和意识形态教育，完全忽视教育的另一主要作用——培养技术人才。改革开始以后，教育改革的主导方向是“拨乱反正”，工作重心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严格考试选拔制度和培养优秀人才。这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对教育公平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当前，我们需要对教育政策的方向和重点进行反思和讨论，从过于强调效率转向效率与公平共举。
针对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政府采用多种措施，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增加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缩小教育的地区和城乡差距，提升教育公平程度，取得了一定效果。针对阶层之间和贫富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政府也实施了多种扶助政策，保障弱势群体（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边远农村地区儿童等）的受教育机会，对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增加边远落后地区青少年大学招生名额，等等。不过，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是一个艰巨而长远的任务，要提升教育公平程度，还需更为有效的教育政策和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实施。
参考文献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2006，《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董洪亮，2015，《我国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10月13日。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11，《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第9期。
范雷，2017，《2016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报告》，载李培林等主编《2017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蓝方，2017，《西部贫困学生辍学潮》，《西部时报》7月3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on Education，http：//www.education-inequalities. org/，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5日。
苏丽锋、孙志军，2016，《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研究——基于人口变动、经济发展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魏延志，2012，《转型期中国城市教育不平等与区域差异》，博士论文学位论文，上海大学。
谢宇等，2016，《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
薛海平，2016，《课外补习、学习成绩与社会再生产》，《教育与经济》第2期。
于涛、于静静，2017，《“就近入学”下的住宅价格分析——学区房中的教育资本化问题》，《中国房地产》（学术版）第2期。
张健，2012，《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分析》，《前沿》第15期。
郑建梅，2015，《山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辍学情况调查研究》，《开封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
邹雪、张旭，2017，《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机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PISA 2012中国上海和美国的数据》，《当代教育论坛》第1期。
Trow， M.2010. Twentieth-Century Higher Education： Elite to Mass to Universal，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row， Martin. 2012.“Twentieth-Century Higher Education： Elite to Mass to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Volume 66， Issue 1， January 2012 ， pp. 123–125
[1]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