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医生走了，诊室变得冷清起来。我忽然想起柳老师，想起我久违了的绘画事业。县城解放后，教我画菊花和领袖像的柳老师调到县城民众教育馆，做了馆长。一时间我成了民众教育馆的常客，进入柳老师的馆内，先是一个由民房改造的“展厅”，在屋顶的檩棣上拉着不少绳索，上面悬挂着一排排由柳老师临摹下来的漫画、宣传画、木版年画。柳老师见到我高兴地说：“我以为你改行从医忘了你柳老师。”我一时不知所措、似是而非地回答着。柳老师又说：“来吧，替我画吧。宣传品越来越多，把我整天忙得两脚不着地。我可没忘记你，你却忘了你柳老师。”
“来吧，帮我画画吧”，柳老师一句话提醒了我，原来我是会画画的，我画过菊花，画过领袖像，画过灯方上的戏出，后来还画过解剖图。于是我又成了柳老师的帮手，每天闲暇时我便来到柳老师的民众教育馆，柳老师早为我准备好了画笔、纸张和参考资料让我临摹。不久馆内也挂出了我的“作品”。华君武的漫画《磨好刀再杀敌》、彦涵的木刻《豆选》、冯真的年画《娃娃戏》，还有苏联画家库克雷尼科塞（三个苏联画家的联合署名）的作品……
不久苏联印制的油画也发行到中国，一幅名为《列宁在讲台上》的油画印刷品出现在馆内，它以全新的形式吸引着我。画的是十月革命时列宁在讲台上向众人做演讲。列宁自信地仰着头，烈烈的红旗簇拥着他。我兴奋地站在画前，发现这种绘画和我过去在教堂里看到的画有点像，但又有所不同，它色彩强烈，笔法活跃不拘一格，给我以莫名的冲动。柳老师告诉我这种画叫油画，顾名思义是用油彩画成的。他还说从前你从山牧仁那里看到的那些宗教画也是油彩画成的。可那时的油画和现在苏联的油画大不一样，画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问柳老师油彩什么样，柳老师说他也没见过。油画是怎么画出来的，他也不知道。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这些问题要等我告诉他。
柳老师还说：“当时我把蜡笔借给你画菊花，就发现了你的美术天赋。我预计后方医院不是你久留之地，我等你给我讲油画。”
讲台上的列宁和柳老师的一番话，再次唤起了我对美术的兴趣，这使得我对眼前的事业不安分起来。当我再站到诊室调制软膏时，仿佛那些软膏不再是软膏，而是画油画用的油彩。
我用凡士林做基质，再加上所需的药物成分——黄碘、硼酸、红汞和依克度——便调制软膏。
黄碘软膏——黄色。
硼酸软膏——白色。
红汞软膏——红色。
依克度软膏——黑色。
我想，这不就是油彩吗？如果换成油彩的基质，再加入不同颜料，不就成了绘画用的油彩了吗？
油彩鼓动着我，颜色鼓动着我……调着医用软膏，想看油画的油彩。
董医助发现了我做事心不在焉，问我：“三羊，有心事了。能给我说说吗？”
我说：“其实也没什么。”
小董说：“咱不兴说其实，其实后面都还有话。”
我说：“你看，战争年代也过了，医院的战地任务也少了，咱们就剩下给水臌病人放水，给大出血的妇女打麦角，还有长痄腮的，长耳朵底子的……”
小董说：“你想得可不对，咱们县城解放了，伤员少了，可是不远处还有战斗，有战斗就少不了战地外科。你知道，解放元氏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咱县和元氏县是邻县，说不定伤员一下来，就会往咱们医院送。我来就是告诉你做个准备。赶快把辅料、软膏、绷带赶出一批来，还有，连蒸馏水都没了，我就是来通知你的。”
我问小董：“真要下来伤员吗？”
小董说：“真的，已经有通知了。攻打元氏比攻打咱县要艰巨，估计伤员不在少数。”
一天后，果真从解放元氏战场上下来了一批伤员。他们是十几位被火药烧伤的战士。据输送伤员的负责人介绍，攻打元氏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它城墙坚厚，碉堡林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抢先占领了它，再次加固防御攻势。但我攻城部队决定用破墙入城的办法：先在城墙下深挖洞，而后将大量炸药放在棺材中。再将棺材放入洞内，引爆棺材，使部队乘虚而入。这十几位被烧伤的战士，是在向棺材内填放炸药时，不幸炸药起火，他们被抛向高空又落下来。大面积烧伤都在90%以上。现在每个战士都被烧得像一个个烧焦的木桩，面目不清。
我们没有病房，便把几领苇席铺在院中，再把伤员放在苇席上进行处理。我们也没有治疗大面积烧伤的经验，现在就靠了我配置的几脸盆硼酸软膏向伤员身上涂抹。每个战士的模样也难以辨认，只在伤员“入院”时，我们收到一份受伤战士的名单。名单中有一位叫贾酥瓜的战士。
贾酥瓜不就是我的伙伴战友酥瓜吗，酥瓜姓贾。
我怀着无比的悲伤和恐惧在伤员中急切寻找我的战友贾酥瓜。但他们一个个都像烧焦的木桩，面目不清。我努力回忆着酥瓜的身材，他是一位身材瘦弱、后脑勺突出的人。人称这种头形叫梆子头，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梆子头的人，俯下身来试着呼唤他的名字，他在呻吟中睁开了眼，就是他。我认识他的梆子头，还认识他的眼神，眼神中常带着几分挑逗和几分尕。他认出了我，但他语言已不清。我说我们正尽力为你处理伤势。酥瓜把眼睛睁得很大说：“三，不‘沾’了，我……我要去诺曼底，记住去诺曼底。”我们家乡管“不行”叫“不沾”。
酥瓜说完，闭住双眼再也没有睁开。十几个伤员先先后后都闭住双眼不再睁开。显然我那几脸盆硼酸软膏是无力挽回他们生命的。
按战时规定，牺牲的战士要有两匹土布缠绕才能入土，这是一种待遇。
我把酥瓜用土布缠绕起来，他变成了一个雪白的有点儿弯曲着的“酥瓜”。
我按酥瓜的嘱咐，让村人把他埋葬在柳树坑的西岸——我们的“诺曼底”。我回到村里参加他的葬礼，担子、罐子、雁子和从前儿童团成员都参加了他的葬礼。上级的主持人说贾酥瓜在部队还是一位立过功的侦察英雄。
几天来我耳边都响着酥瓜的声音：我不“沾”了。几天来，眼前总是那个缠着一身白布的酥瓜。几天来，我好像又回到我的谷草垛和柳树坑。酥瓜的声音总在我身边响着：“哎，伙计。新女婿和新媳妇上了炕，谁先说话，说什么？”
或许酥瓜早已想到他和新媳妇儿上炕，该说的话了。可他却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几天来我还想到火药这种东西，充足的火药可以显示作战一方的威力，用它去争取胜利。可火药对于拥有者原来也是“敌人”。我姐姐在做火药，酥瓜是不是把我姐姐做的火药填入棺材里呢？这就是战争吧。
小董看到我更加消沉的模样说：“你说过的那位贾酥瓜，他为什么要说诺曼底，诺曼底不是在法国吗？”
我向小董介绍了我们的诺曼底就是一个柳树坑。那里对于酥瓜、对于我的意义所在。小董说：“怨不得，这么说我也经过你们的诺曼底。可对于我，它只是个柳树坑。人生就是这么不同。而它对于你们就那么重要……”我说：“那是真的就好比法国的诺曼底。”小董说：“原来这样。你的形容实在不可思议。”
我说：“柳树坑就是诺曼底，这就是我对战争的粗浅理解。英美联军从诺曼底登陆，我们天天从柳树坑‘登陆’，去侦察、去监视、去发现我们的敌人。”
小董说：“你快成理论家了，不，是诗人。我在冀西上白校，有一位姓田的诗人给我们讲诗，说俄国有位叫普希金的诗人，他写过他要为自己建立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你说纪念碑都用石头、砖头和人建成，那非人工的纪念碑怎么建？可我半懂不懂地想，这样描写就是诗。你把柳树坑比诺曼底也已经是诗了，我看你当诗人吧，弃医从诗吧。”
我和小董谈话后，也许受了诗的鼓动，想到没有石头也可以建成纪念碑，活人也可以变成一个烧焦的“木桩”。疑问恐怖和惊吓，总是在笼罩着我。
晚上做梦，那个用白布缠绕的酥瓜，总是站立在我眼前问我，伙计你说新女婿和新媳妇上了炕第一句话说什么……我在梦中惊醒，我对眼前的事业更加三心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