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

我爹正伏在案子上，团制什么丸药。我不情愿地跟着做，他说你就是不愿意进世安堂，看来我这一行在咱家要失传了。叫你学抓药，你嫌太单调；叫你学配制膏丹丸散，你嫌太麻烦；叫你学号脉，你又没有耐心。总之，世安堂的事，你就总躲着，进出门你单绕着世安堂走。

我不说话，觉得我爹说的就是我。想找个机会溜出世安堂。

尹率真闪进门来，白天他是很少来我家的。他后面还跟着两个人，一男一女。尹区长把来人做了介绍，男人姓孟，女的姓董。男的三十多岁，女的岁数小，与我姐姐南屏岁数相仿。他们都是外地人，说话带着外地口音。我爹对老孟说：“你老家离保定不远，可不是保定市人，不是易县就是涞水。”姓孟的说：“你猜得真准。我真是易县人，易县大龙华。就在西陵边上。”我爹说：“大龙华就是杨成武打仗的地方。”姓孟的说：“一点儿不错。大龙华也是因杨成武出了名。”我爹又对姓董的说：“你离保定比易县远，不是安新就是雄县。”姓董的说：“你又猜对了，我是雄县人，我们村紧挨着白洋淀。”我爹一听白洋淀又接着说：“雁翎队的事迹也是尽人皆知的。”

尹区长说听口音他俩是西边的人，人可是从东边过来的。他说：“他们是分区后方医院的干部。是来咱县组建分院的，老孟是院长，小董是医助，目前情况一天比一天残酷，战役一天比一天多。咱们县又靠近石宁公路。沿公路尽是碉堡。以后战斗更不会少。可目前医院只有院长和小董两个人，医院要发展就要组建。我把他们介绍给你，请你帮他们扩大人员。医生、医助，一切和医务有关的人员，都需要。需要你为他们考虑介绍。”

我爹和孟院长讨论建院计划，很快接纳了几位新人。有男有女。新人里还包括了邻村一位叫孙学志的人。此人几年前在县城开过西医诊所，自称在日本留学，懂日语。自己还曾对人说他的学校在日本仙台，孙中山就在仙台就读学医[1]。日本占县城后，不愿为日本人治病，才离开县城回到老家。这样，孙学志就成了后方医院的主治医师。他懂外科，会为病人开膛破肚，锯胳膊锯腿。

小董是白校（白求恩在冀西开办的学校）的毕业生，担负着为新来的同志讲课的任务，讲解医学知识。我家大西屋又成了课堂。她在我们那块自制黑板上画人的骨头、人的肌肉，叫新人辨认牢记。她说人的骨头有206块，单从手腕到手指就有27块骨头，她画完骨头，又画肌肉，画内脏、肺、胃、肝、大肠、小肠，还有男人女人的生殖系统。她说：“医生给人做手术治病，就要先了解正常人的生理。不了解这些，一切无从谈起。尤其我们，注重战地外科，枪子儿不长眼，打到哪儿我们都要去处理。”

小董在黑板前，边说边画，我坐在后面旁听，像正式“入院”一样，也在一个本子上描画。过后，小董看看我的本子说：“你比我画得还好呢，准是有人教过你画画吧。”我就把柳老师教我画菊花、画领袖像的经历告诉了她。

小董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说：“怨不得，今后你就替我在黑板上画解剖图吧。”

我得意又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后来，我父亲又通过山牧仁在天津的友人买来不少药品及用具。小董又教我西药“配伍”技术。怎样把碘片溶化成碘酒。怎样把红汞溶化成红药水，她说，记着碘片只溶于酒精，红汞只溶于水。这两种液体可不能混淆。她又叫我制作软膏，但医院缺少工具，我就把家中做鱼用的大鱼盘拿来作为瓷板，又把竹竿劈开，做成刮刀。后方医院在我家大西屋开张了，我也像一位正式入伍的同事一样，“煞有介事”地跟着忙起来。但近期无战事，眼前还没有伤员。医院开张先惊动了村人，村人知道医院是专治外科的，一时间涌来不少外科病人，长疮的，长疖子的，发眼的，长痄腮的，还有得了水臌的女人。我家的大西屋一时也热闹起来。大西屋的热闹，又给家人带来一定的不安生，家人恐怕走漏风声，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奶奶和我娘常显出些惊慌，我爹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他说这是毛泽东在一本书上写过的话。家人从此才安定下来。

家里安生了，医院却盼望更大的热闹。希望有更多的伤员进来，后方医院的任务是要救治伤员的。

终于，一场战斗就像是被后方医院“盼”来的。那战斗十分激烈。骑下村人把这种密集的枪声形容成“炒豆”，他们说：听啊，像炒豆。

孟院长和全医院的人站在院里听“炒豆”，我爹说，战场当在我村以南，也许五里，也许六里。医院立时进入了战斗状态，大家都预感到他们面临任务的严峻。

很快，交通员走动儿跑进来。走动儿因了自己走路的敏捷，“参加”当了区上的交通员。走动儿后边跟着担架队。走动儿告诉大家，战斗是在一个叫大西章的村子进行的，原来这村子距骑下六里，紧挨着石宁公路。走动儿还就他的所知把战斗作了描述。这是日本人对分区大队突袭、区大队要突出重围的战斗，冲锋和反冲锋持续了整整半天。四个村口都在进行着肉搏战，敌我双方倒在血泊中的人堵塞了村口，鲜血在车辙里流淌，使车辙里的黄土凝固……

民兵把担架抬进院子，担架横七竖八在院中摆开。我第一次看见了伤员，我这才知道枪子不长眼是怎么回事。我眼前是流淌着的血翻飞着的肉和断裂的白骨。一位被炸断了腿的伤员，断腿连着皮肉就斜垂在担架外面；一位让子弹把胳膊打断的战士，那胳膊反常地拧在一边；一位伤员的肠子流淌在肚子外头，那伤员正不由自主地抓起自己的肠子往肚子里摁……我第一次尝到心惊胆战，但我又不愿让人看出自己正在受着惊吓。大西屋成了手术室，三个用门板搭成的手术台已经开始紧张地工作。孟院长去为那个伤员收拾肠子；孙医生给那个断腿的伤员实施截肢术；董医助为一个肩胛骨被打得粉碎的伤员清理创伤。我站在手术台前成了“器械员”，他们都伸出手向我要器械。手术后小董还分配我为伤员打绷带。董医助就给我做示范，绷带在她手里上下反复交叉有序，告诉我绷带如何在人体的不同位置固定下来。

我在惊吓中受着锻炼。我在断掉的胳膊、断掉的腿、翻滚着的肠子……中间穿行着，游走着，观察着。在惊吓中有时还和我在黑板上画过的那些图谱做对照，小董曾说：“股骨上端连着骨盆，下端连着胫骨，股骨外面还有四头肌包围，人才有力气站立行走……”现在孟院长一面为一位战士清理内脏，一面对我说：“这是升结肠，这是降结肠，它们连着空肠和回肠……这是被迫击炮弹炸断的。”

晚上又有担架抬进来，医院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经过治疗的伤员们被分配在几个堡垒户家养伤。一天一夜，我就像度过了许多年。我只觉得自己很老很累，才体会到人为什么需要“歇会儿”。过去我从不知道什么叫累，村人管累叫“使得慌”。那时我听见大人说使得慌，就想，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人还有使得慌的时候？我奶奶对我说“也不嫌使得慌”，我心想怎么专跟我说我不知道的事。现在才觉出，人果真有使得慌的时候。又老又累的我只觉得一阵阵天旋地转，脚下也不自主起来，看来真该找个僻静地方歇会儿了。

家中有许多专属于我的地方，先前我经常在家里“失踪”，房顶上，芋麻地里，废弃的闲屋子里。对，还有一个谷草垛和一个废弃的菜窖。现在，谷草垛被日本人烧了，只剩下这个老菜窖了。我乘人不备时钻进了我的老菜窖。老菜窖是个地窨子，像一间屋子，有个土台像盘炕。从前，炕上放萝卜、山药，炕下放白菜。我迫不及待地坐在炕上喘气。这时意外发生了：我看见对面角落里有一双脚，是一双穿着大皮鞋的脚。这是日本兵的大皮鞋，这皮鞋走在大街上，常踢起一溜溜的土花。孩子们不怕日本人的大洋马，怕的就是这种大皮鞋。现在我顺着皮鞋往上看时，看见黑暗处有一双眼睛朝我闪烁，就像夏夜天空里两颗游移不定的星星。这不是星星，是人。我把身子直起来，有些紧张地冲那两颗星星问：“你是谁？”

两颗星星突然消失了，他人紧缩在黑暗中。

我又问：“你是谁？”我学着八路军的口气向那人喊话。我猜这不是自己人，应该是敌人。

黑暗里还是没有动静，我壮壮胆蹿上去发现那团黑影是一个人，是一个日本人，他靠在菜窖一角，哆嗦着，像要向我求饶，他是怎么钻进我家菜窖的呢？我想起八路军惯用的向敌人喊话的语言说：“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

这人在我的喊话下站了起来，果真是一个日本兵。他没有军帽，只穿着白衬衣和军裤。我喊着：“把手举起来，有枪就快放下！八路军优待俘虏。”谁知对方既不举手，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两眼盯住我。我想，这人是不懂中国话的，我想到了懂日本话的孙学志。我蹿出菜窖叫来了孙学志和孟院长。

孟院长对孙学志说：“先问问他是哪个部分的，为什么来到这里。”日本兵说，他叫松山槐多，是兆州仓本部队的一个下士，今天在大西章战斗中小腿负了伤。战斗结束，日本人在打扫战场时把他漏掉了。他求生心切，晚上看见一个无人的担架，就偷偷爬上来，没想到被人抬进了八路军的医院。却又担心被认出，在混乱中他才悄悄钻进了这个菜窖。虽然他想求生，但是对于死他也做好了准备。

孙学志把松山槐多的话翻译给孟院长，孟院长说，战场上这种事并不奇怪，他在冀西时，也遇见过日本兵跑到八路军医院来的事。这种情况一般都有特殊性质，一是日本兵求生心切，就像这个松山槐多说的，看见担架就上。二是这种人对侵略战争存有矛盾心理，所以一旦负伤无援时，不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采取其他求生方式。孟院长在冀西时收治过这种人，他们受过八路军的优待，过后还自发成立过反战组织，表示要为抗日出力。

松山槐多小腿上的伤势并不严重，子弹没有打着胫骨，只打穿了腓肠肌。孙学志给他清理了伤口，又用日语问了他不少话，像审问。我在旁边做助手，觉得松山槐多回答是认真的。

松山槐多是日本长野县穗高町人，一年前应征入伍的，今年才十八岁。入伍前是东京美术学校的学生，属西洋画科。没有毕业便应征入伍来到中国。东京美术学校的学生有不少人存有反战情绪，但松山槐多说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反战者，只是战争使得他不能再继续心爱的学业了。到达中国后他只盼战争早一天结束，好让他再有机会回到他的美术学校。

后来我为松山槐多换药，看见他的挎包里有一顶黑学生帽，帽徽是个“美”字。挎包里还有一个本子，画着不少中国的风光。

松山槐多被安排住在我家一个闲屋子里养伤。一住半个月，享受着和医院工作人员一样的生活待遇。每天为他换药的是我，我用双氧水为他清洗伤口，再把红汞纱条塞入伤口中，再重新包扎起来。但几天后他的伤口不见好转，伤口里还化着脓。当我再为他换药时，他就比画着要给自己处理伤口。他先把一条蘸着红汞的纱条塞进伤口，再把纱条从伤口另一面拽出来，两只手再捏住纱条的两端用力拉拽，鲜血立刻从伤口里流出来。他咬紧牙关，脸上却带着笑容对我说：“要这样，这样才能把伤清理干净。”他指示我也学着他的方法去做。几天过后，他的伤口还真有了明显的改善：新肉正从伤口的四壁长出来。

在给槐多换药的日子里，我还学会了用简单的日语和松山槐多交流。我管他叫槐多，他管我叫三。

槐多的本子，是东京美术学校的速写本。本子上还画着许多速写画，有铅笔的也有蜡笔的。有兆州的古城门，下面写着：“支那兆州，昭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又一页，是几棵古柏树，下面的记载是“支那兆州柏林寺古柏，昭和十八年十月五日”。一棵大白菜，旁边写着“兆州的白菜比长野的白菜大”。一个光头的男子像，那是槐多的自画像。

我看槐多的速写本自然又引起了我对美术的兴趣。我对槐多说，其实我也画画，可是画什么不像什么，这是为什么？槐多就势摆了一个军用水壶，让我画，告诉我画圆东西，先要找出它的直线。“圆线没有标准，直线有标准。”边说边为我做示范。纸上便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水壶轮廓。槐多又在这个轮廓上画出了水壶的明暗，一个水壶便真实地呈现出来。

槐多在我家养伤也培养着我学习绘画的能力。槐多的伤腿逐渐痊愈，脸上的愁容也渐渐消失。闲暇时他常和我一起到屋顶上画写生。我问槐多，长野县和兆州一样不一样。槐多说：“不一样。长野县有山，有水；兆州没有山，只有一条洨河，河里也没有水。”我说：“你是说兆州没有长野好，是不是？”槐多觉出言语有失，急忙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长野好，兆州也好，要不然为什么我在本子上画兆州。”我说：“兆州好在哪儿？”槐多说：“兆州和长野许多地方都相似。这里的平原就很像长野，看到它就能引我想到我的家乡。长野有条千曲川，兆州有条洨河。洨河里虽然没有水，但它们弯弯曲曲的样子实在一样。我常常看着兆州想家乡。”我说：“你们为什么非要来中国不可？”槐多说：“……是的，谁让我来中国呢？来到中国我才知道什么叫战争，战争给人带来灾难。”松山槐多沉默了，枕着自己的手掌在屋顶躺了下来。我也躺在松山槐多的旁边。两人静默了一会儿，松山槐多叹了口气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吧，这是一首回家的歌。”歌词是这样，他用日文唱道：

夕焼け小焼け

夕焼け小焼け　日が暮れて　山のお寺の　鐘がなる

お手手つないで　皆帰ろう 烏と一緒に　りましょう

子供が帰った　後からは　い大きな　お月様

小鸟が夢を　见る頃は　空にはきらきら　金の星

我问他这首歌叫什么，歌词是什么意思。槐多说，这首歌叫《小小的晚霞》，这是一首童谣，唱的是乌鸦回家的事。他凭着自己对日文中汉字的认知和在中国的经历，吃力地把它翻译成中文：

晚霞啊晚霞，天黑了，

山上寺庙的钟声响了，

手拉着手都回家吧，

就像乌鸦归巢一样。

孩子们回家了，

月亮出来了，

小鸟做梦的时候，

亮晶晶的星星闪耀了。

我听槐多的歌，觉得天上仿佛真有亮晶晶的星星在闪耀。又不由自主地想起先前和茹姑躺在这里看星星，现在一起看星星的变成了槐多。

从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朋友，常听大人说：“这是我的朋友。”“来了个朋友。”“去送朋友。”人真要有朋友吗？我问槐多：“日本人管朋友叫什么？”槐多说：“叫道莫塔其。”我本来要说：“我们做道莫塔其吧。”但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槐多再好也是个日本兵，从根本上他还是个敌人。也许槐多也以为他和我是朋友了。但他没有等来我的反应，我和他一时不知再说些什么了。

就在槐多在我家养伤期间，我爹也早就在观察松山槐多了。一次，他无意中也看见了松山槐多的速写本。他翻到兆州城门那一张说：“城门的匾上还有四个字哪，你光点着四个黑点。你应该把字添上去。”松山问我爹那是四个什么字。我爹说：“‘东门锁钥’。多么雄壮的四个字，它出自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之手。”我爹本能地流露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松山重视起我爹的话，但他并没有把字直接写在“匾”上，只在图画下方又添了一行小字：“此城门的匾上有四字为：东门锁钥。字体雄壮、有力。出自支那古代著名书法大家之手。”

松山槐多在我家养伤半月，伤好了，他要有个去处，尹区长来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他是不能再回他们的原部队，那时他将受到军法处置。他知道冀西有个日本人的“反战同盟”组织，他愿意参加“反战同盟”。尹区长也早有此主张。他决定把他送到冀西去。

槐多要走了，我娘来为他蒸了一锅黄米糕。

我们全家人和松山槐多一起吃糕。我爹说：“我知道，日本人也吃糕。东亚人都吃糕，可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吃法。就此，你们讲的大东亚共荣就行不通。”松山槐多笑起来，笑容里有几分不自在。

我娘说：“这两年光‘跑情况’，年头不好。枣长得也不好。”

槐多明白“跑情况”是什么意思，他羞愧地放下了筷子。

我爹看出松山的尴尬，圆场似的说：“会有好年头的。”他说得信心百倍，带着“东门锁钥”般的豪迈。

槐多也听出了话里的意思，重又把筷子拿起来，对着向家人说：“我预祝明年的好……年成。”

我爹纠正他说：“应该说好年景，不是年成。”

晚上瞎话来了带着走动儿，走动儿领松山槐多离开我家，走上“反战同盟”之路，临行前，槐多把他的速写本留给我，并说希望我成为一个画家。

[1] 此处为孙医生自诩之说。留学日本仙台学医的应是鲁迅。——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