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天远水琼浦月

长天远水琼浦月 （一）

我曾先后三度到过长崎，对于这个城市始终充满了好奇与兴趣。将近十年前的一个初冬，在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翻了整整两天的古籍抄本，走出馆门时已是夜色渐浓，皓月初升……回到旅馆稍事休整，我决定出去随便走走。

长崎与我二十多年前花了不少精力研究过的扬州颇相类似，直到现在，那里的不少地名还让人浮想联翩，一些地方让人想到了江户时代，甚至似乎也回到了中国的雍乾嘉道年间……这是个不大的城市，只要时间充裕，靠双脚并不难走遍全城。旅馆近侧便是著名的新地中华街，而朝另外一个方向，不远处即是面向大海的长崎港。我沿着出岛，走到一个叫“大波止”的地方，忽然想到白天刚刚读过的两段话：

（七月）十六日，晴。昧爽，诸所放大熕，报红毛舶入港，夜至大波户巷，遥观海口两戍之备设。

……

二十一日，晴。昨夜红毛二番舶入港，夜之大波户看之。

这是长崎圣堂第八代祭酒《向井閑齋日乘》中的文字，时间是日本的天保三年，也就是1832年（道光十二年）。“红毛舶”亦即荷兰商船，它们在驶入长崎港时，日本海岸方面便会鸣炮警示。从中可见，当年的大波户是个巷名。而现在的大波止则在出岛北面，连接出岛的就是大波止桥，该桥西边面对着长崎港，横跨在中岛川上。在出岛，现在建有“出岛和兰商馆迹”，也就是原先荷兰商人的聚居地。看到“大波止”的地名，我曾猜测，此处应离海岸不远，倘若从汉字望文生义，或许与海浪所至之处有关吧。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过，由此也联想到长崎地名来源的种种传说。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长崎记》上册，就有“长崎及名称由来之事”：

长崎过去称为“深江浦”，地处偏僻，很少为世人所知。然而到了文治年间源赖朝执掌朝政时，有一个名为小太郎的人来到了深江浦。因为他的原因，商船往来于近乡江，始称长崎，而原先的深江之名称渐渐不再使用。

文治年间为公元十二世纪晚期，源赖朝则是平安时代末期武将源义朝之子，也是日本镰仓幕府的第一代将军，为武家政治之创始人。上述这条史料笔者尚无缘亲见，此处转引自日本学者松浦章的论文。不过，唐通事教科书《琼浦佳话》中，对于长崎之得名，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话说长崎地名，原来叫做琼浦，这地方风水景致虽是可玩，只是西国里头一个偏僻的所在，山水幽雅，树木葱笼，朝霞暮烟，四围弥漫，只好餐霞之士、骑鹤之仙可以居住的，不是车马来往的去处。

《琼浦佳话》接着讲述——有个会看风水的读书人名叫“长崎”，此人云游四方，喜欢“赏玩山水”。有一年，来到琼浦这个地方，慧眼独具的他，一眼就看出该处的区位优势和经济潜力：“这地方虽然像个仙乡，其实自有利市的气象。东张西望，越看越像，一日在山水之间，来来往往，留恋不舍，就把这地方开辟起来，做个码头，地名改做长崎。”文中点出了“长崎”地名之由来，以及作为贸易港口的渊源。上述的说法，与中国传统小说、谱牒文献之写法颇相仿佛，也就是以风水择地，通过堪舆之术选择定居和贸易场所。接着，《琼浦佳话》又描摹了长崎开港之后的繁荣盛景：

后来果然繁华起来，中华、西洋的人都来做经纪，一年来千去万，陆陆续续，生意不断，疋头、糖物、古董、珠玉、八宝等样满载而来。日本六十六国做交易的人，听见这个好消息，喜不自胜，大家把血本席卷，星夜赶来，买货营运。也有手头艰难，好几年在家走水，满脸晦气，没处去个好生活的，忽然察听些风声，只当死里还魂一般，欢喜不迭说道：这几年不曾烧个利市，这时节不去撰钱，更待何时？这叫做天赐其便的了。说罢，把田产家伙、什物变卖了，做个本钱，饥餐渴饮，连夜飞跑而来，做买卖，生意大兴，大家好几年所折的血本，尽皆讨得回来。地方居民一年多一年，市场香火一日兴一日，件件都好，般般俱美，把荒僻的地方，竟做个花锦世界。

长崎开港之后，可谓山川生色，卉木增华。对于当年的繁华景致，《琼浦佳话》之作者还吟诗一首：“千丈韬光耸九州，从来山水压丹丘，且看西海边隅地，独作扶桑大马头。”“丹丘”是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楚辞·远游》即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曰：“丹丘，昼夜常明也。”这首诗点出了长崎从默默无闻的山水之乡、西部边隅之地，一下子成了日本西南的大码头。

其实，从文字上看，无论是“长崎”还是“琼浦”，类似的地名在中国南方（特别是福建沿海）皆不罕见。福州乡土史家郑丽生在《闽广记》中指出：“福州谓陡坡曰崎。”这一点，与长崎之地形亦颇相契合。由此，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亚海域几个世纪以来彼此间密切的联系。

（二）

在江户时代，日本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开放长崎一地与荷兰和中国通商。当时，在苏州的虎丘山塘上设有嘉惠局，主管前往日本采购东洋铜的事务。关于对日铜务，清代中叶吴江人翁广平在《吾妻镜补》中指出：“自康熙六十年间，定例于苏州立官、民两局。其领帑银以采铜者，曰‘官局’；其以己财、货物易铜而转售卖苏局以资鼓铸者，曰‘民局’。各造四大船，每船约容万斛，于嘉兴乍浦所开船，每船办铜千箱。”其时，许多从事中日贸易的商人都定居于苏州，史籍中遂有“苏州铜局商人”之惯呼，其中有一些铜商来自江北的扬州，为囊丰箧盈的两淮盐商（特别是出自徽州的鹾商巨贾）所兼任。当时，受政府特许，这些商人每年都凌波泛海，前往日本采办洋铜。在长年的中日贸易中，他们捆载而来，取尽锱铢，既从日本运回了条铜、昆布、海参、鲍鱼、鱼翅和漆器等，又将中国的丝绸、药材、糖货及书籍字画等源源不断地运销日本。对此，嘉道年间诗人陈文述曾在《铜船行》一诗中指陈形势：

铜山既已崩，铜官亦久废，滇铜远自昆明来，洋铜更越沧溟至。

日本之国萨摩洲，长崎小岛如蜉游，何年中外通互市，沧波泛此万斛舟。

中华草木皆仙材，云帆浩荡乘风回，东海布帛西纶组，远与赤堇同西来。

……

上述这首诗出自《颐道堂集》，为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刻本。此一诗歌，较为全面地状摹了十九世纪前期中日之间的贸易与交流。诗中提及除云南的滇铜外，还有来自东瀛之洋铜，皆为中国铸造铜钱所急需。除此之外，陈文述还有另外一首《查乐园舅氏归自日本听话长崎岛之胜》：

一角长崎岛，东溟国上游。碧箫嬴女至，铜鼓汉槎留。

海市鱼龙夜，家书雁鹜秋。遥知唐馆月，望远独登楼。

长崎位于九州西北一角，为当时的贸易码头。诗中的“唐馆”，亦即1689年在长崎建成的唐人屋敷，是当时中国海商、水手的集中居住地。据1711年日本人编纂的《长崎志》记载：“月夜楼上吹笛，其声清亮，曲中有望国之思，题为‘华馆笛风’，即居镇治十二景之一。”与中国各地常见的“八景”“十景”相似，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长崎方志中，亦列有“十二景”，而“华馆笛风”即是其一，这在不少长崎唐馆图中皆有展示。陌上楼头，月色皎然，舟人市贾寥落天涯，愁思交集。在当时，“华馆笛风”与荷兰商馆之“扇屿凄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荷兰商馆又叫“红毛库”，始筑于1635年，为荷兰商人的集中居住区。因其“状类扇面”，故俗亦称为“扇屿”。对于荷兰商人的活动，曾多次前往长崎的徽商汪鹏曾描述：“唐船而外，有红毛船来贩，定例二艘，七月下旬返棹，信风来去，不违时日。其舟主名噶必丹，即本国之官，今岁到者，来岁押船归国，递相更替。其馆舍亦壮丽可观。红毛故奉日本正朔者，年例春正至都会入觐，四月返崎，贡献惟虔，赐予亦厚。”揆诸史实，“笳”是传统时代的一种管乐器，汉时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因当地多周边民族，故常与“胡”字相联，大家耳熟能详的“胡笳十八拍”，即是其例。历史上，曾有“一曲胡笳救孤城”之典，说的是西晋末年并州刺史刘琨，以一曲胡笳勾起思乡之情，从而巧退围攻晋阳的匈奴。“何处吹笳薄暮天，寒垣高鸟没狼烟”，清晨凄笳，黄昏惯听昏鸦，遥想当年，悲壮哀愁的凄笳，与暮色苍茫中的乌鸦，总是营造出人在异域的悲凉气氛。从《长崎志》的描述可知：“胡人风俗，昏晓吹动笳角，互通音信，角声鸣乾，凄切尤悲，闻者伤心动怀”，故称“扇屿凄笳”，这也成了长崎的十二景之一。而从月色朦胧之“华馆笛风”，再到晨曦日暮时的“扇屿凄笳”，两相对照，似乎也反映了其时日本人对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偏好。

（三）

在盛清时代，来自杭州的徽商汪鹏曾多次前往长崎，他撰有《袖海编》一书，以生动的笔调记录了长崎的山水及文化。稍后的吴振棫在《花宜馆诗钞》中指出：“近吾杭汪翼沧贾于海外，著《日本碎语》一卷，备述彼国山川、风俗、物产颇详，亦名《袖海编》。”由此可见，除了当代通行的《袖海编》之外，尚有另外一种版本取名为《日本碎语》。后者是考据名家梁玉绳从汪氏稿本（鲍廷博收藏）中摘出十数条，以“日本碎语”为题，编入嘉庆年间刊刻的《清白士集》中。二者内容虽大同小异，但也有两条关键性的史料仅见于《日本碎语》，如其中之一：

书籍甚多，间有中国所无之本，亦建圣庙，有官称圣庙先生。客有携书往售者，必由圣庙官检阅，恐涉天主教耳。余购得《古文孝经孔氏传》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传之士林焉。

此处的“圣庙”，亦即长崎的圣堂。上文最后一句二十余字，即未见于今本之《袖海编》。关于《古文孝经孔氏传》，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于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汪翼沧”即汪鹏的字，据说，他是首先将乾隆皇帝开馆编修《四库全书》的消息传入日本的中国人。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在长崎曾有目的地收集遗佚日本的中国珍籍。《古文孝经孔氏传》传入中土后，引发了考据学界对于该书真伪之辩论。此一争论，迄至晚近仍未消停。

在当时，长崎是不少人魂牵梦萦的地方。江户时期儒学者古贺精里在《题王石谷画卷》中写道：“琼浦海舶互市之区，百货辐辏，天下之求奇谭异闻及古器名书画者，多于是焉得之。”以往，对于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商品（包括舶来书籍等）的研究较多，但逆向的输入则较少涉及，这主要是因为相关史料的零散所致。事实上，除了前述少量佚存日本的孤本珍籍之外，长崎的一些花卉植物也流入中国。对此，汪鹏就曾指出：

（长崎）四时之花无所不有，牡丹、芍药、樱桃、桂花、菊花均在邀赏之列，惟山茶、杜鹃、樱桃为更佳。樱桃较西府海棠色稍淡，实中土所未见者，花时微缀翠叶，如积雪披霞，娇而不艳，别有一种清皎之态，但花而不实，另有单瓣结子者。……盆玩中五针松极佳，中国恒购取不得，其势蟠曲离奇，有狮蹲豹伏之象，然皆矫揉以成，失其自然之致。又枫树种类甚蕃，有紫叶、艾叶、锦边、七角、九角之别，其余樱桃、九子梅亦皆可观……

江户时代日本有一部重要的笔记叫《琼浦偶笔》，其中有作者平泽元恺与汪鹏讨论东亚各类植物的一些内容，从中可见，汪鹏是位见多识广、博学多闻的中国商人。而在上揭的《袖海编》中，他就指出了中国商船希望从长崎购得五针松等盆景，另外还提及长崎的枫树种类颇多。对此，另一部唐通事教科书《译家必备》在记叙中国商船返航时，也有相关的记载：“开船这一天，头目进馆验行李，……点了毡条、印花、绸纱、布疋等项，交把唐人取去，一边验了粗用家伙、树木等件。原来唐人回唐的时节，各各买了几株花树，花是茶花、樱桃花、五针松、枫树，唐山没有这几样花树，所以各人喜欢买去送人的了。”此一教科书的记载，可以与《袖海编》之描述比照而观。不过，这些树木输入中国后究竟如何繁殖与传播，以往似乎并未有人注意及此。

不久前，笔者因追寻清代徽商在扬州活动的相关史迹，偶然读到一条资料，即《洋枫行江聿亭属赋》：

洋枫之奇来何方？高樯大碇拂扶桑，鲛人海若不敢夺，天吴紫凤走遁藏。

曰此产自长崎岛，枝秀根蟠老而姣，从来尚叶不尚花，叶坼还胜翦刻好。

我闻枫落吴江冷，又称霜叶红于二月花，独有洋枫种最异，秋如绿柳春如霞。

当绿翻红红却绿，不与江枫相征逐，微物能操造化权，看朱成碧惊凡俗。

夭桃艳杏满园红，洋枫也复翔春风，照灼转因纤雨润，娇酣更爱斜阳笼。

上引诗歌出自《学福斋诗集》卷三十一《竹西诗钞》。其作者沈大成为江南云间（今上海松江）人，是康熙年间诸生，后成为著名经学家，精通经史百家之书及天文地理、乐律算学、音韵训诂和金石考古等，校订书籍颇富，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盛赞其人之“博学多闻”。沈大成晚游扬州，先后在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盐务总商江春门下充当清客，与著名学者惠栋、戴震、王鸣盛等商榷于文墨之间，又与出自徽州的“扬州八怪”之一罗聘过从甚密。

上述的诗歌，明确指出洋枫来自长崎。对此，《洋枫行江聿亭属赋》一诗接着写道：

我昔南中始睹此，近年渐鬻山塘市，广陵花翁偶载归，一时声价高无比。

老友聿亭买种之，春来放叶斗芳菲，岂借相公袍上紫，还欺美女口边脂。

聿亭好事尤好客，每向花阴施茵席，主人既醉客亦醺，洋枫与客颜俱赤。

肯辞百罚红螺杯，停车点笔胡为哉？莫嗤梵志因缘幻，曾笑麻姑狡狯来。

《竹西诗钞》之“竹西”，是扬州之别称，而《学福斋诗集》为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本，记录了盛清时代诸多盐商之引觞醉月、玩景吟诗的遗闻佚事。此处则描述了从长崎传来的洋枫，曾经流入苏州山塘花市，又从那里被辗转卖到扬州市面，一时间深受许多人的喜爱和追捧。据李斗所撰《扬州画舫录》的记载：江聿亭即江晟，号平西，“少喜乘马，足迹遍天下”。晚年与他人合作制造了一种叫“平安车”的交通工具，由侨寓扬州之歙县画家方士庶绘图、刻石，一时“传为盛迹”。对此，沈大成曾作《聿亭自造平安车属为作歌》：“歙路欹如走陆，岭峻厓县难运毂，先生精思自出奇，山行泽行信所之。”由此可见，生活于繁华靡丽之乡的江晟，与当时扬州的其他盐商一样，亦殚思竭虑地侈逐新奇。

此外，在《歙北江村济阳江氏族谱》中，有一篇较长篇幅的江晟传记，个中提及，从其祖父开始，江家就侨寓扬州从事盐业。江晟本人“好宾客，精舍数楹，艺花种竹，集饮其中。家藏法书、名画，暇出鉴赏，一味之甘，必与故人尝之。少读书，不治章句，然能通其大义，喜尺牍，零纨断简，收弆无遗”。从这段描述来看，江晟热衷于将娇花异卉贮之金屋，配以华堂。其人于持筹握算之余闲，得吟风啸月之雅趣，举手投足，无不带有豪侈风雅的“盐商派”。耐人寻味的是，族谱中的这篇传记也出自沈大成之手。该传记还提及：“从兄弟鹤亭、橙里同在一巷，朝夕过从，孔怀式好，至老弥笃。”文中的“鹤亭”，亦即势力煊赫的盐务总商江春，而“橙里”也就是江昉，系江春的弟弟，当时也侨寓扬州。江昉为候选知府，著有《练溪渔唱》三卷，集中的《山中白云词》一卷，也是沈大成为他作的序。另外，乾隆时代著名诗人、金石学家王昶，在所编的《国朝词综》中，就收录了江昉的《一枝春》：

丹凤梭翎，是谁乘万里星槎，偷取回风似舞，翦碎海天霞缕，石家慢数，纵七尺珊瑚输与看，最好照影扶疏，略借夕阳低护……

词题小注曰：“洋枫本小叶繁，芽初发如燕支，春深转绿，海贾载来，购之甚不易得。因赋此阙，以记草木之殊异也。”这首词，显然也可与江晟之《洋枫行江聿亭属赋》相互参照。由此，我们不难勾勒出源自海外的名花异卉由苏州传入扬州的流行轨迹。

此后，洋枫播芳扬馥，争艳于秾桃繁李，在大江南北逐渐流传。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就提及：“近日有一种洋枫，枝叶似枫，然枫叶先青后红，洋枫之叶先红后青，人家植之。”可见，稍晚于苏州、扬州，洋枫也传入了皖江流域。及至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各地的洋枫（亦称红叶树）似已普遍种植，关于这一点，在浙江嘉善、衢县和江苏宝山等地的方志中皆有记载。

除了洋枫外，“海茶”亦由日本传入。郑丽生在《闽中广记》一书中指出：“福州人家庭宇所植，首重兰花，次则茶花，高门甲第所种，或只有此二种，而不及他卉。茶花有山茶、海茶之别，海茶即山茶之变种也。山茶少瓣，色多沈红，海茶则诸色兼备。旧时世重滇茶，闽人独重海茶，以自日本传种来也。凡言茶花，皆指海茶。”上述的这段记载，亦见郑著《闽广记》卷二。从中可见，“海茶”亦称“洋茶”。在清代，除了前往长崎的一些船主来自福州外，唐船上的水手则更以福州府出身者占绝大多数。海茶之传入榕城并为当地人所珍爱，显然就与此一海外贸易背景有关。

除了植物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流入中国。早在1993年，台湾学者刘序枫就曾指出：“从海产品到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在乍浦街上看到。又透过牙行及商人之手，再流入江南的流通与消费中心苏州。”此后，赖惠敏则专门聚焦于苏州的东洋货与市民生活。根据她的研究，当时从日本进口的食品（包括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琼脂和腌制品等）、铜器（食物器皿、书斋用品和妇女妆奁等）以及漆器等，对于苏州市民的日常生活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此种影响并不局限于苏州一地。仅举个浙江的例子，清人纳兰常安在所著《宦游笔记》中，就曾提及在当地流行的“长崎花手巾”：“东洋长崎岛梅英轩花手巾，以纤缟缣素为之，团束绉叠，制成各色花朵，如轻绡蝉翼之薄，径围约二尺，每十朵一匣，盥洗时，取一朵浮盆中，宛似新水出芙蓉，流光泛滟……”纳兰氏将此“精巧绝伦”之花手巾，与汉武帝时“西域献蛱蝶罗，金光炫人耳目”相提并论。

（四）

日本汉诗人梁川星岩有《琼浦杂咏》，诗前引曰：

（长崎）岙为夷蛮互市之场，勿论风土饶乐，其山颦水笑，酒碧灯红，较之十里珠帘、二分明月，盖亦仿佛焉。

在江户时代，长崎川原衍沃，街衢绵亘，其“丸山花月”更是蜚声远近。凝妆翠楼之妇，添香红袖之姬，一笑回眸，尽态极妍，令人心痴意迷。对此，汪鹏即曾吟咏：“红绡队队雨丝丝，斜挽乌云应办时，蜀锦尚嫌花样拙，别将金片绣罗。”的确，撩人月色之下，柳陌花蹊，舞扇歌裙，总让人想到扬州的二分明月。

在清代，汪鹏与江南的士大夫颇多交往，但他只是个离乡远涉的徽商，并非博洽淹贯之鸿儒，故而留下的记录相当有限。好在乾隆《杭州府志》中还有简略的一百余字：

汪鹏字翼苍［沧］，仁和人，通文史，旁及书画，慷慨好施予，朋好中孤寒者助膏火，以成其名。亲串有婚嫁不克举者，成全之。尝泛海往来浪华岛，购古本《孝经》、皇侃《论语疏》、《七经孟子考异》流传中土，后殁于舟中。先是，海舶例不携棺入中土，十年前有客死者，鹏为岛中人言之，得破格从事。至是，不烦请托，竟举丧以归，人谓忠信之报云。

这个小传中最重要的信息是说汪鹏留心经籍，曾购得《古文孝经孔氏传》《论语集解义疏》和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前二者刻入徽商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而《七经孟子考文》及其补遗，则由盐商江春甥孙、著名学者阮元刊刻而得以广为流布。从方志小传后所注的“行略”二字可知，此一传记应是根据其人家传改编而成。不过，个中仍有一些错误。例如，“浪华”应指江户时代的大阪，汪鹏虽多次前往长崎，但并没有“往来浪华岛”。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作于长崎唐馆的《袖海编》，不仅为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通史——翁广平之《吾妻镜补》所频繁征引，而且还先后被收入《昭代丛书》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至十九世纪中叶，该书又被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所获得，为此，茨韦特科夫著有俄文译本《中国人关于长崎的札记》。此外，1941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亦将《袖海编》一书翻译成日文，并附有日文简介及注释，在东京出版。这些不同的文本，若影与月俱、香随风送，于长天远水之间遥遥相映，成了海内外了解十八世纪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经典之作。

作于庚子盛夏

（原刊于《读书》2021年第1期，刊发时颇有删节，此处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