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瞻日出乡

遥瞻日出乡 （一）

地处九州西北部的长崎，原本是个小渔村，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这一带被葡萄牙籍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发现，他们发现此处的地理条件极佳，遂将之开辟成商埠。此后，“商贾通殊域，繁华冠九州”，长崎逐渐取代了周围的其他港口，成为九州一带最为重要的通商码头。

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德川幕府建立，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此后，长崎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成了日本与外界接触的唯一正式门户，鉴此，它被称作“日本之玄关”。所谓玄关，系指日式住宅入口之处。“日本之玄关”，是比喻日本与外界接触的门户。当然，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锁国之窗”——因为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其时虽然也通过萨摩藩所控制的琉球国，与中国展开间接贸易，并在对马和松前与朝鲜及俄罗斯有所交流，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日本正式的对外窗口只有一个，那就是长崎。

在九州一带，很早就有中国人的活动。晚明时人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记载：“有刘凤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朱氏系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人，曾担任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涌幢小品》一书，大致完稿于天启元年（1621年）。万历三十六年为1608年，时当日本庆长十三年。可见，德川幕府成立以后，明朝商人纷至沓来，人数愈益增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便已增至二三千人。

《涌幢小品》中提及的刘凤岐，是一位在长崎活动的唐通事。所谓唐通事，也就是在中日贸易中负责翻译和其他交涉事务的日方人员，这些人的祖先基本上都来自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南方各地。根据日人宫田安的《唐通事家系论考》，刘凤岐原系江苏淮安人，归化日本后，取名为“彭城太兵卫”。

（二）

明朝灭亡后，以长崎为中心的中日贸易仍持续发展。虽然在清初，为了对付反清复明的敌对势力，推行海禁政策。如实施迁海令，让滨海各省的居民内迁，以防止他们与海上的郑成功集团相互联络。在这种背景下，前往长崎的中国商船数量一度急剧减少。不过，及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王朝将台湾收入版图，海宇奠安，翌年便开放了海禁，鼓励内地商船前往东洋贸易。此后，抵达长崎的商船成倍增长。这些中国商船履危涉险，将图书、生丝、砂糖、陶瓷、中药和书画古玩等输往日本，并从东洋带回了日本盛产的白银、洋铜以及海参、鲍鱼和海带等。

面对源源而至的中国商船，德川幕府开始担心因洋铜、金银之输出而引发的利源外溢，最终会削弱日本的国力。为此，他们殚精竭虑地筹酌良策加以限制。贞亨二年（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幕府颁布了“贞亨令”，实行定额贸易，限定来舶商船的年贸易额。元禄元年（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又限定每年入港的中国商船总数。稍后，为了遏止走私贸易，防止天主教徒变生不测，在长崎十善寺建造了唐人屋敷，限定来舶的中国商人集中居住，不准他们自由出入。

在日本文献中，唐人屋敷也写作“唐人屋铺”（亦称“唐人馆”或简称“唐馆”，少数日本汉籍称为“清馆”）。关于唐馆，《琼浦佳话》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原来这唐馆，造得铁桶铜墙一般，滴水也不漏，周围土墙，高有百尺，四方角落头，各有一个守办的房子，……昼夜看守，纵或有个飞檐走壁的手段，也过墙不得。门口也有插刀手，寸步不离，日夜看守。但凡买一尾鱼，买一根菜，都要经他查验，方可进馆。街官房里，也有街官、五甲头、财副、部官等样人，轮流值日，通事房也如此。但凡唐人有甚事故，替他料理了，他那街官，一夜三次，通馆巡消一回，千叮万嘱，不许唐人吵闹、打架，火烛小心……

《琼浦佳话》为唐通事的教科书，也就是培养长崎翻译和贸易人才的汉文课本。该书大致成书于十八世纪前期，也就是唐馆建成后的数十年。从书中可知，唐馆建得严严实实，四周有高墙环绕，并有哨兵把守，将中国人与馆外生活的日本居民完全区隔。唐馆门口，有日本插刀手看守。而日常管理中国人的，则是日本的街官。街官也就是“町长”，在江户时代，长崎的每个町（亦即每条街）上都有一个街官、三个五甲头、一个财副和一个总管。五甲头是街官的副手，负责唐馆的治安以及事务沟通。插刀手亦即日本的武士，这些人精通拳法、枪棒，在腰间别着两把刀，专门负责搜查。可见，唐馆建成后，馆内的船商水手，就受到日本方面的严密管制，极不自由。

（三）

关于江户时代长崎唐馆内中国人的生活，最为生动的汉文描述当首推《琼浦佳话》《译家必备》等唐通事教科书，而颇为直观的图像则莫过于各类的唐馆图。目前，关于长崎唐馆图已出版有两种资料集：一是2003年出版的《长崎唐馆图集成》，二是2005年出版的《唐馆图兰馆图绘卷》。

《唐馆图兰馆图绘卷》一书收录的唐馆图和兰馆图，原本收藏于长崎县立美术博物馆，后经日本学者原田博二解说，由长崎文献社出版。其中的“兰馆”是指荷兰馆，因为在江户时代，作为“锁国之窗”的长崎，除了中国之外，欧洲的荷兰商人也被允许前来长崎，与日本展开贸易。与中国商人被强制居住于唐馆内的情形类似，荷兰人也被限定居住在长崎的一处扇形人工岛——出岛一隅，这就是“荷兰馆”（简称兰馆）。

《唐馆图兰馆图绘卷》中的唐馆图，由长崎著名的画家石崎融思所画。石崎融思的生卒年代为1768—1846年，相当于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此人久擅才华，绘画作品相当不少，除了《唐馆图绘卷》之外，还有《清俗纪闻》和《长崎古今集览名胜图绘》等，这两部书中的图画，也都由他执笔绘制。

至于2003年出版的《长崎唐馆图集成》，则由关西大学大庭修教授编著。大庭修是日本著名学者，其治学领域包括秦汉法制史、简牍学以及中日交流史，撰写的学术专著皆以功力深厚蜚声学界。1984年，大庭修出版的《江户时代吸收中国文化之研究》，以极为丰富、翔实的史料，深刻揭示了汉籍输入日本的盛况，该书于1986年荣获日本学术研究的最高奖——日本学士院奖。此外，他还主持、编辑了一大批有关中日交流的相关史料，《长崎唐馆图集成》便是其中的一种。该书收录了日本国内收藏的29种唐馆及相关的图像，并附有资料解说和数篇研究论文。

（四）

现有的唐馆图，就其保存形态而言，除了作为出版物的插图以及单张版画、简单的手绘图之外，最多的便是彩色画卷、画轴和屏风。例如，原藏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佚名《华人邸舍图》1卷，在《长崎唐馆图集成》一书中被分成八幅展示。其中的首幅，画面左边有两个中国人在洗涤衣物，水池边则是以竹竿支起的架子，其上晾晒着蓝色衣裤以及绿色腰带。右边围墙之内有松树数丛、修竹几竿，奔跑其下的禽畜包括山羊、猪、公鸡、母鸡和小鸡。这些，应当都是唐人从中国带来的。此外，水池边还种有一棵树，树枝伸向池中，其上开着一些不知名的白色小花。

当时，船员水手从中国带来活的家畜、家禽。如《长崎港南京贸易绘图》中，就有中国水手搬运行李的场景，从中可见，中国人从本土带来了公鸡和活猪。而在《长崎游观图会》中，还画有唐馆内中国人杀猪的场景。对此，《译家必备》中有一段唐通事与中国总管的对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后的变化：

唐通事：“总管，船上有活猪带来没有？”

总管：“船头第一个舱两边盖板底下有三口活猪。”

唐通事：“这个为何到于今还没有宰呢？当年也不曾通知你么？于今活猪是不许你带进馆，你们拿进去，养在里头污秽了地方，所以一概禁他，不许带进馆，前番几个船带来的活猪，也赶出外头去了。”

总管：“晚生不晓得，昨日当年老爹也没有什么话，若是早晓得这样的缘故，昨日就宰了。”

唐通事：“既然这样，今日且带进馆，明日就杀了罢了。”

在长崎唐馆图中，经常可见散养猪、羊、鸡的图景。一般来说，此类的场景应当反映了乾隆时代以前的情形。这是因为，《译家必备》当在日本宽政七年（1795年，乾隆六十年）便已成书，按照上揭的描述，至少在《译家必备》成书前夕，长崎当局便已开始禁止中国海商在唐馆内圈养活猪。不过，也应当考虑到一种情况，图像资料未必完全反映历史真实。元禄八年（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刊行的《本朝食鉴》，先是引李时珍等人的论断，对猪作了详细解说，并指出：“猪脂，痬医多用以为傅敷之治，本邦多不服之。韩客、蛮人来朝，用脂涂炙，食调煮食，每服之，故对岛、长崎之人尽有食之者。”《本朝食鉴》为日人野必大所编，号称“日本版的《本草纲目》”。文中之“对岛”，也就是与朝鲜隔海相望的对马，这里指出了日本与外国（包括中、韩及欧洲）在饮食习惯上的不同，特别是其中的“华和异同”。因此，猪这种食用性动物，在江户时代实际上成了日本画家用以烘托中国情调的一种要素。譬如，日本画家宋紫石在其所编的画谱《古今画薮》中，就有一幅猪的形象，如今看来，颇类健硕威猛的野猪。而广濑青村则有一首《浦上》诗曰：“亩亩移来吴国菜，家家唱起越姬谣。村童斗狗游正倦，倒跨肥豚过野桥。”此处的“吴”“越”，均形容长崎文化中的中国元素。而末句以“倒跨肥豚”入诗，在中国诗歌中似乎并不多见，这正说明——当时的日本人是以来自域外的猪，来衬托长崎的异国情调。

《华人邸舍图》第二幅池塘曲绕，其侧有二人下棋，另见一人驻足观看。棋旁放着水壶，并在把手处斜插着一根烟管。水池畔的道路两侧，开着两爿小店。右侧小店边，有人似乎正在用面粉做着某种糕点。而左侧紧靠着水果店的则是一家酒楼，透过窗户我们看到，楼上壁间挂有花鸟图画，餐桌边四位戴着暖帽的清人正呼卢喝雉，杯酒言欢。楼下三人则优游缓步，带着一条神气活现的撒欢小狗。而在两爿小店之间的通道上，二人相向而行，一位挑桶，另一人则提着壶。

在当时，馆内唐人设肆陈列各种日用货品极为常见，这些下层水手，藉此赚些蝇头小利。对此，《琼浦佳话》即曾描摹：“再说弟兄在馆中，各自开小店，出卖杂色东西，务本营生，也有守些本分的。”而《译家必备》之开首《初进馆》，其内容是一位见习唐通事首度前往会馆，向唐船的船主们作自我介绍，继而初次步入唐馆内。当时为其领路的中国海商陈三官，就提到沿途所经处，有“几个蓬子开店的，卖杂货、做糕饼、做裁缝、卖烧酒、卖面食”。关于这些蓬子小店，各种唐馆图中多有展示。从中可见，其旁各有招幌，招幌上所写的文字各不相同，有的标着“出卖”“有酒”，有的则写作“烧酒”“上好香饼”等。但无论如何，这些小商品，应当都是卖给馆内其他中国人的。

第三幅为两层楼房，楼上五位清人在弹奏笙、笛、古筝、月琴等乐器，最左边另有一人端着茶，正走进房间。而在楼下，共画有三人，其中的两位注目凝盼，似乎是在驻足聆听楼上传来的美妙音乐。据《长崎志》“唐馆”条记载：“月夜楼上吹笛，其声清亮，曲中有望国之思，题为华馆笛风，即居镇治十二景之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长崎方志中也有“八景”“十二景”之说，“华馆笛风”即是其中之一。对此，文政初年（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日人饶田实斋编纂的《长崎名胜图会》卷首，即有同名诗曰：

华馆楼高风露清，巧吹玉笛远飞声。

曲中多折故园柳，月傍关山夜几更。

该诗题记曰：“月夜吹笛，曲中有望乡之泪。”江户时代，在唐馆内外流行的乐曲主要有《九连环》《茉莉花》《算命曲》《平板调》《将军令》和《金盏花》等，这些乐曲历世传承，后来被统称为“明清乐”，成为长崎的“重要文化财”（相当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幅的核心部分是一座福德宫（供奉福德正神，亦即土地祠）。乾隆时代三度前来长崎的徽商汪鹏，在其所撰的《袖海编》中，详细描述了唐馆内的建筑以及日常生活，其中提及：“土地祠庭宇稍隘，阶下有池，池上有桥，周以粉垣。”从图幅上看，宫门两侧檐下挂有绣着动物纹样的灯笼，门前有人跪在红垫上拜瞻神明。在其右侧，三人敲锣打鼓、吹着唢呐。右侧画面台阶之下，还有二人正聚首快谈。整个画面都点缀着红花绿树，煞是好看。

第五幅画上有三个旗杆，其中的两个各斜挂着一面橙色红边的旗子，旗上皆写着“愍德”二字。右边地上铺着一块大布袱，五个清人正围着一个碗掷骰赌钱。四周或坐或站，围着数人旁观助战，其中有人手持烟管，或手捧点心、茶壶。左侧二人，则扛着一捆桅绳经过。另外，画面上还有两处兜售食品的小摊。关于掷骰赌钱，《琼浦佳话》亦曾状摹：

（唐馆中的中国水手）也有撒泼放肆的，不嫖便是赌钱，每日到晚间，点个亮来，照耀如昼，或者十来个人，或者五六个人，各库里走拢来，攧钱耍子。怎么样叫做攧钱？或者八个，或者六个，攧出来，或字或背，一色的叫做“浑成”，也有七个，也有五个，攧出来，一背一字，间花儿的去，叫做“背间”。赌得你输我赢，争论起来，输急的是输急，欢喜的是欢喜，打的打，走的走，偷的偷，抢的抢，好不炒闹！

“攧钱”的做法，早有冯梦龙的白话小说中就已有描摹，此处提及当时因赌博而引发的诸多纠纷，这在不少唐话课本中都有记载。

第六幅画面是唐馆的二门，几位清人正陆陆续续地走出二门，其中一位已走下台阶。左边画面上两位正在攀谈的清人，刚买好鲜鱼和蔬菜，正要返回二门之内。而在台阶之上，一位日本人正在对左手持扇的清人搜身。另一位正走下台阶的清人，也被日本人搜查。二门台阶之下的右侧，有一间和式小房间，榻榻米上坐着一位日本人，正警惕地监视着出入的清人。

第七幅的画面最有人气，其中出现的人物多达四十余位，它是刻画在唐馆的二门与头门之间清人与日本人的交易：画面上的日本人，在售卖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包括鸡、鸭、鱼、肉、碗、壶以及柴火等），有人还在问价，有的则提着刚买好的鸡、鸭往回走。画幅右边尚有三人正打揖作恭，相互行礼。对此，《长崎志》记载：“二门之交，有五甲头亭、大小通事舍、看货所。唐人晨夕出此交易，门有土公祠，其侧小商开店，挂牌陈设酒果等食物，互市相便。”

第八幅是唐馆的头门。门的两侧，一左一右各站着两位插刀手，似乎正盘问着从馆外归来的中国商人。在他们之前，则有一位日本人扛着货品，正走进大门。另外，该幅图右侧，有天明壬寅日人藤一纯的《跋华人邸舍图》：

夫华人来舶于长崎者久矣，其船所载来文籍、药物等，利民者多矣。其初幕府有命，建邸舍于今之地，俗所谓十善寺唐人屋敷是也。或云：盖此地寺观之旧趾［址］，故有此名云。吾昔年于士人之家，借此图而模得之。传道此本先世邦君命良工画之，别有《红夷邸舍图》一轴，并以为一函云尔。

据此可知，这轴《华人邸舍图》，是早年长崎地方官命令丹青妙手所画。天明壬寅，亦即天明二年（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跋中提及唐人屋敷之由来，其中也谈到“红夷邸舍”，也就是长崎出岛的荷兰馆。据此，《华人邸舍图》原是与《红夷邸舍图》合为一轴共为一函。这让我联想到，前文提到的《唐馆图兰馆图绘卷》，也是将唐馆图与兰馆图合为一体。另外，《长崎唐馆图集成》中还收录了《唐、兰馆图屏风》等。这些都说明，作为对来舶长崎外国商人之描摹，唐馆和兰馆的相关图画，经常是合在一起的。

另外，从整轴画卷来看，在《华人邸舍图》的跋与其他图幅之间，有一处明显的粘贴痕迹。所以我很怀疑，这个跋其实是后人在装裱时重新粘贴上去的。而就画幅原先的顺序来看，应当是倒过来排列，换言之，应当是从进唐馆大门、到二门，再到唐馆内部。而跋，则应当粘在现在的第一幅之后。事实上，《长崎唐馆图集成》中收录的唐馆图，有好几种都与《华人邸舍图》大同小异。图幅的顺序也应先是唐船抵达长崎，然后才进入唐馆头门、二门，再到唐馆内部，这从逻辑上看也显得更为合理。

（五）

现存的长崎唐馆图，就其内容来看，有的重在展示唐馆的整体布局，有的聚焦于唐馆内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的则状摹了中日贸易的整个过程。还有少量的唐馆图，除了唐馆内的生活细节外，还涉及馆外日本人的劳作。就一般的构图而言，整个画面多是景物鲜妍日色融和月白风清，点缀于闲庭空廊间的船商水手也大多锦衣华丽，穿插其中的日本游女（妓女）更是腰身绰约，步履妖娇。这当然是在烘托气氛渲染情调，意在展现长崎唐人之居息得所、唐馆管治之井井有条，并藉以凸显日本人心目中“远夷向化凑长崎”的主体意识。这虽然未必完全是江户时代唐馆生活的实态，但却是我们管窥中日贸易以及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中古时代，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使隋，递交的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这是七世纪初日本面对西邻强国刻意表现出的自尊姿态。而今，借助江户时代的这些唐馆图，则让我们遥望历史，而有了许多清晰的发现。

在现存的长崎唐馆图中，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崎阳唐馆交易图》，尤其值得重视。所谓崎阳，亦即长崎之别称。清代杭州儒商沈燮庵，曾作有《舟抵崎阳即景一首》，诗曰：

岛合重重叠叠山，天教设险锁雄关。

万家烟火朝霞里，千舶帆樯暮霭间。

陇亩铺青舒野色，松篁滴翠破孱颜。

此中绝似吾乡景，畅好乘风一往还。

在长崎期间，沈燮庵曾受德川吉宗之命，负责校订《唐律疏议》。根据大庭修教授的看法，江户时代来日的中国人中，沈燮庵之学术造诣最为精深。该诗状摹了长崎的风光景色，夸赞可以与家乡杭州相媲美。

京都大学所藏的这册《崎阳唐馆交易图》计有八幅，图画与文字相间，以唐船与长崎贸易为中心，描绘了从唐船抵埠到交易完成的各个环节，以及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民间信仰等诸多方面，设色淡雅，摹画细腻，是了解十八世纪东亚历史景况的绝佳史料。

书中的第一图为“起货”，是指唐船抵达长崎后，日方官员率唐通事、搬运人夫等上船，照货册查点货物，并以小船搬运上岸，堆放于库楼。第二图“南京寺”，系“三江帮”商人在长崎资助、建立的寺庙。所谓三江帮，系指江苏、浙江和江西的商人。当时，从事长崎贸易的唐船皆供奉天妃（妈祖）神像。起货之后，船商要鸣钲击鼓，将神像抬送到南京寺内祭祀。第三图“王取货”，这是指将唐船携来的货物送至地方衙门，由日方派专人审查，选择其中成色最好的呈献给幕府当局，然后才标价出售其他的商品。第四图“丢票”第五图“出货”和第六图“开漆器店”，则分别描摹了货物标售给日本商人之后，接着的连续几天，日本人在唐馆内设铺，兜售洋漆、铜器以及其他的日用商品，听凭客商购买并采运回国。此外，第七图和第八图分别是“唱戏”和“看会”，这是对有关日本神会的刻画。届时，中国商人也可以前往观看。关于“唱戏”，画幅的说明这样写道：

日本神会，在王府后空地，迎面盖供佛松棚一座，三面俱盖席棚。是日备酒饭，请众商于平明时至棚内坐落。戏从街巷来，每出，先抬大木床一张，安放地中，即为坛场，然后挨班上场，或舞扇，或舞花，或舞草帽、花篮等物，齐声唱舞。

这是对长崎迎神赛会的描述。关于这一点，《日本杂咏》有诗曰：

年年迎送大明神，设想争奇故事新。

打跌惯称天下一，采茶歌唱学唐人。

在江户时代，日本人称中国为唐山，中国人为唐人。诗中的“大明神”亦即诹访大明神，长崎的诹访神社也叫诹访大明神庙。对此，道光时人翁广平在《吾妻镜补·风土志》中指出：“重九迎大明神会，土地也。会中人相扑为戏，身上图一圈，圈中写‘天下一’三字。小童装作唐人，击鼓，唱采茶歌。”此段文字，可以作为《日本杂咏》诗之注脚。另外，上揭诗作者为徽州人沙起云，他曾活跃于闽、广一带，并长期来往于琉球、萨摩、长崎以及东南亚的暹罗、安南等地。沙氏所撰的《日本杂咏》计有十数首，其中之一就是对诹访神社秋祭的状摹。

关于诹访神事，日人平泽元恺在《琼浦偶笔》中指出：“重九之日，乡人祭土神。先是，移神舆于假殿，此日还祠。祠前设观台，两镇诸陪咸登。既而俳优诸舞次第进，舞样多模唐山，盖学之唐商云。礼毕，两台谒祠，祠曰诹方……”平泽元恺生于十八世纪中后期，为人“好游，西穷长崎之滨，北入虾夷之壤，广袤五千余里，足迹遍海内”，游履所经，追写成文，著有《漫游文草》五卷，具有极佳的汉文修养。《琼浦偶笔》是有关长崎的一部笔记，从中可见，日方于重阳日前后请中国商人到唐馆外看戏，观看日人表演歌唱和舞蹈。文中的“诹方”，亦写作“诹访”。有关诹访神社的秋祭，日本大阪中之岛中央图书馆收藏有绘卷《崎阳诹访明神祭祀图》，其中就有相当生动的描摹。在绘卷中我们看到：诹访神社的盛大迎神队伍中，除了日本的各类民艺、人物角色展示之外，尚有“妈祖行列”“蛇踊り”（舞龙）“唐乐拍子”（中国的锣、鼓、唢呐）、“大萨摩”“中国风乐队”“鞑靼”（清人打扮的小孩）、“唐柜”和“唐人”等，这些，都与中日贸易以及随之俱来的清朝时尚密切相关。

此外，神事行列中还有“オランダ（荷兰）乐队”“西洋道具”“种子岛铳”“阿兰陀通词”“唐通事”“カピタン（甲必丹）”和“オランダ”（荷兰人形象）等。从绘卷可见，种子岛铳枪口上还挂着一只大鹰。关于这一点，对日本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想到铁炮（火绳枪）传入东瀛的历史。根据日本史料《铁炮记》的记载，天文十二年（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一艘开往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漂流至日本九州的种子岛（今属鹿儿岛县），船上有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奇怪矣”。多亏其中有位徽州儒生王直（也就是后来自称为“徽王”的海商首领，历史教科书上通常视之为“倭寇”头目），他以笔谈的方式告诉日本人——这些不速之客为“南蛮商人”，亦即来自葡萄牙的贾客。随后，日本人以高价向葡萄牙人购得火绳枪，迅速学会使用并加以仿照。此后，和制的火绳枪就被称作“种子岛铳”，此一新式武器大大改变了日本历史的进程——神事行列中的“种子岛铳”，显然就是为了纪念日欧交涉的早期历史。其时，无论是“南蛮”（葡萄牙人）带来的长枪短炮，还是后文提到的唱戏、看会中模仿刘备、诸葛的唐人戏剧，均被左右逢源的长崎人悉数纳入自己的文化版图。而在此类吸纳异国文化的过程中，中国海商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神事行列中的西洋妆扮还有“阿兰陀通词”等，所谓阿兰陀亦即荷兰（オランダ之音译），而“通词”也就是翻译，阿兰陀通词是与唐通事相似的职业，只是负责沟通的对象不同而已。此外，“甲必丹”也写作噶必丹（相当于英文中的captain）。对此，曾在长崎与平泽元恺有过对话的徽商汪鹏，在其《袖海编》中指出：“唐船而外，有红毛船来贩，定例二艘，七月下旬返棹，信风来去，不违时日。其舟主名噶必丹，即本国之官，今岁到者，来岁押船归国，递相更替。其馆舍亦壮丽可观，红毛故奉日本正朔者，年例春正至都会入觐，四月返崎，贡献惟虔，赐予亦厚。”这一段话是说——荷兰商馆馆长每年都要前往江户（今东京）拜谒幕府将军，以表达对其允许荷兰与日本通商贸易之谢意。据载，从宽永十年（1633年，崇祯六年）迄至嘉永三年（1850年，道光三十年），荷兰人的“江户参府”（亦称“红毛人上江户”）共计一百一十六回。当时，从长崎出岛前往江户，来回旅程大约在九十天左右，除了荷兰商馆馆长之外，同行者还有医生、书记、阿兰陀通词以及警卫、役人等，统共大约五六十人，浩浩荡荡地前往江户。这些金发碧眼的“红毛”蛮夷，深受沿途日本人的瞩目——诹访秋祭神事行列中的“甲必丹”，应当也就是为了反映此一颇具特色的“江户参府”活动。上述这些，都展示了日本与西洋长期的互动与交流。

（六）

《崎阳诹访明神祭祀图》一书，状摹的是十九世纪初期日本神会的盛大场面。关于这一点，稍早的唐通事教科书《译家必备》中，有以下的描述：

王道礼是九月初七、初九这两天，在馆唐人，每船五个人出馆，到王道头来看戏。王道头预先搭起台子，叫唐人坐坐看戏，这也是各船定例，送礼的了。这两日各番本街也送酒肴、果饼来，街官房也办了酒菜，请大家吃吃。唯独九家老爹送唐人的受百果最体面，排出这一架受百果的时节，学通事向各船主说：“这是九家老爹奉送各位申贺佳节。”

“王道头”是长崎的一处地名，当地九月初七、初九两天请唐馆内的中国商人出来看戏，称作“王道礼”。届时，由唐馆外各街的日本人置办酒菜，招待中国商人，并表演戏曲舞蹈。这里的“受百果”，原是日人郊游时所携的一种器皿，做得相当精致。文中的“学通事”系唐通事之一种，而“九家老爹”则是长崎最大、最有势力的九个唐通事。老爹，是明代以来中国人对官员的称呼。关于唐通事，童华在《长崎纪闻》中指出：康熙年间日本方面为了控制贸易规模，发给中国商船信牌，信牌上钤有译司的印章，“译司者，通事也，凡九姓，大都皆商种也，司贸易之事。商人无照者，船不得收口，货不得入市”。所谓商种，是指唐通事大多是早年赴日的中国商人之后裔。由于他们在长崎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处制权，故当其前往唐馆时，往往“踞首座，颐指气使，直呼商名。少不如意，辄骂詈而去。商人蠖行鼠伏，媚词泉涌，自同奴隶”。也正因为如此，在长崎，中国商人习惯性地称呼唐通事为“老爹”，以示对他们的尊敬。《译家必备》中的对话接着指出：

那时唐人起身，向九家老爹谢说：“多谢各位老爹费心！”方才三四条街的戏也过了，第五街的是仿唐山的戏，唐人看见这个戏，喜欢不过，各各伸出头来看，说：“好啊！好啊！老爹，这个戏文扮什么故事呢？”

“那个就是汉高祖芒砀山斩蛇的故事。”

最后一句是唐通事所说的话，他指出：此一表演典出刘邦酒醉之后在芒砀山斩蛇、聚兵起义的故事。接着，《译家必备》还有：

“是了！是了，不差！这一条街是什么故典？”

“这个是《三国志》里头的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故事，那个头上戴乌纶巾、手里拿白羽扇的，就是诸葛孔明，那进门来的是刘皇叔。我问你：那翻筋斗、跳狮子的戏，比你唐山好不好？”

根据唐通事的解说，眼前的表演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重兴汉室的故事。在这里，唐通事得意地询问中国商人：你们看到的日本人表演得如何，跟中国本土的演出比起来，孰优孰劣？当然，中国商人一定得奉承几句：

“唐山也会做，难得贵国的是才十二三岁的孩儿，学会了那样的本事，论他的本事还可以，有的若论他的年纪，正真难得！原来贵地的人伶俐，晚生唐山，倒不如他这样巧，难得！难得！”

最后，“那里各街的戏都明白了，唐人各各要争先起身”。通事见状忙说：“且慢些，大家不要动身，于今人多了，要走也走不得路，停停儿等他散了些走下去，还要你们拜拜神道，王府里差个家老在那里，你们要仔细！”在这里，唐通事让中国商人别急着走，还有一些仪式要做。而且，他还告诫说：当场有日本官府的人在那里，你们要小心一点。所谓仔细，大概是将福州话“细腻”二字直接翻译成官话，在闽方言中，所谓细腻有三个意思：一是仔细，二是客气，三是小心、注意。唐通事的祖先大多来自福州府属的福清一带，故有此说。

“晓得了。”

“魏八官，我不曾通知你，今日做唐山戏的三条街，年例有些赏钱，你通知各番赏他就是了。”

“魏八官”是中国商人的名字。在这里，唐通事说：今天表演中国戏的，是唐馆外三条街上的日本人，根据每年的惯例，他要求魏八官通知中国船商，要分别出一些赏钱给这些日本演员。

（七）

诹访神社与唐人屋敷（唐馆）、阿兰陀屋敷（出岛荷兰馆），是旧时“长崎十二景”中的三景。根据日本文献的记载，诹访神社的秋季大祭称为“おくんち”，与中国阴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有关。该神事始于宽永十一年（1634年，崇祯七年），迄今仍是长崎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被称为日本的三大祭之一。其中的舞蹈（奉纳踊）是日本指定的“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相当于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おくんち”最重要的道具就是船只，其重头戏亦即转船——数十人同时推动一艘船，让它围绕着一个点高速旋转，然后推船的人可以跳上去，享受晕眩所带来的极度快感……，从本质上看，围绕着航船所反映的日本民俗以及域外风情，是海域文明交流的一个极佳展示。对此，《点石斋画报》中有“东瀛社会”条：

日本商人于中历九月间迎长崎诹访社神出游，旋至大波户场厂中止宿。会中并无神像及鸾驾执事，惟舁空舆三乘。是处计七十二街，每街制成彩伞一柄，龙船一艘，装潢穷极华丽。船中奏乐，均选俊童，外有多人牵之，以行陆地。更有华船一艘，船上儿童皆扮华人装束，头戴顶帽，各奏中华音乐。中坐一船主，晶顶煌煌，乌靴橐橐，补服挂珠，作指挥之状。后随各种戏剧，金童玉女，声色俱佳。前后计共游历三日，方始迎神返社，一时兴高采烈，几至人山人海……

此处的描摹，来自晚清时人的观察，至于其源起，在中国似乎未见有人深究过。近读日本长崎市役所编纂的《长崎市史》“风俗篇”，其中提及：长崎唐人称诹访神事为九使庙祭、九使神会。关于这一点，虽然书中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此一线索却弥足珍贵，倘若结合中国的区域史料，可以有一些意外的发现。

关于九使，明人徐在《榕阴新检》中曾引《晋安逸志》指出：晚唐福清黄檗山有巨蟒为祟，掇美女刘三娘入洞为妻，所生十一子之一为九使，后为神，“闽中往往立庙祀之”。徐为晚明时人，《晋安逸志》亦成书于明代。值得注意的是，福清是许多海商、水手、僧侣和唐通事之桑梓故里，当地历来就有前往东瀛贸易的传统。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应邀率众东渡长崎，将中国的建筑、雕塑、书法、印刷、医药、音乐、饮食等传入东瀛，特别是对日本近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现存的《隐元禅师长崎上陆图》来看，他们一行人当时所举的两面旗子，一是“大明国福州府”，另一则为“福清县黄檗山”。此后，黄檗山亦遂成为日本佛教黄檗宗之祖庭。结合此一史实，九使由来之地域背景似乎暗示我们——除了佛教在日本的重大影响之外，道教系统的九使信仰之传播，可能也与福州籍船商水手及僧侣的东渡密切相关。

揆诸史实，关于九使的资料极少，不过，早在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福州灾荒期间，当地民众就曾以九使神庙为中心歃血结盟，密谋抢粮。此后，在闽东的福州、宁德一带，以“九使宫”“九使庙”命名的地名颇有所见。从神性上看，九使类似于宋代以来江南的五通，素以好淫著称，故在清代成了福州倡门的淫祀之神。根据嘉道时人张际亮的《南浦秋波录》、近人郑丽生的《福州竹枝词》等书的描述，以犬首人身为形象的九使，俗又称为“狗使”，民间于九月九日祭之。此种神明，为许多赴日海商水手所信奉，具体的标志是不少信徒姓名之最后一字，均带有“使”字。例如，天保六年（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前往长崎的中国某商船成员共计一百余名，其中冠名“某某使”的竟多达五十人，占了将近一半。在长崎当地，还立有专门的九使庙。乾隆时代徽商汪鹏在《袖海编》中，就提及长崎的九使庙：

九使庙规模宏壮，典礼尊隆。或曰：其神福州人，林姓，祀不知所自始，道家主之，其品级与镇府同，唐馆有香火例金，年请看茶一次。

汪鹏系徽州歙县人，为明代海商头目王直的同乡，他从杭州三度前往长崎，所撰的《袖海编》，生动地描绘了唐馆内的建筑格局以及唐人的日常生活。稍后的翁广平，在《吾妻镜补》一书中，也列有一份唐船献给各寺庙的礼单——《长崎送寺礼连匹头》，其中就有“九使庙礼二色”。从九使庙貌、品级以及来舶唐船皆要向其奉献香火等来看，九使信仰在当时具有崇高的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时代的苏州知府童华，曾根据对海商的调查，撰有《长崎纪闻》一文，其中提及：长崎除了奉祀关帝、观音和天妃之外，“其道教祀林九舍”，“九舍”亦即九使，“林九舍”也就是九使神的原身。据童华说，吕宋曾欲袭击长崎，有个福建人叫林九舍，他打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私下密报给日本人，让后者预先有所准备。及至吕宋船前来偷袭时，因日人早有防备而无法得逞，他们遂激愤地对日本人说：“这一定是那位林九舍，泄露了我国的军事机密。倘若将他交出，我们就全军而退；否则，便只有决一死战了！”日本人起初拒不交出，但林九舍听闻此事，立刻挺身而出，他说：“以吾一身而息两国之争，吾何惜一死！”于是，吕宋人将林九舍处死后便鸣金收兵。此后，日本人对林氏的义举感恩戴德，遂将其奉祀起来，据说一向颇著灵验……

在清代，苏州虎丘山塘设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铜务，许多从事长崎贸易的商人因此也都定居于苏州，故有“苏州铜局商人”之称。知府童华的这段记载，显然得自这些铜局商人。而追根溯源，其消息应源自长崎一带的传说。揆情度理，所谓吕宋袭击长崎的传说，应当和日本与欧洲罗马旧教国家之冲突以及幕府当局对天主教之恐惧密切相关。据日本史籍记载，庆长元年（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日本火山、地震频发，兵燹灾荒不断，正在此时，一艘大吕宋（西班牙）的“圣斐理伯号”商船，在由殖民地菲律宾（史称小吕宋）驶往墨西哥途中，因遭受巨浪侵袭，而在日本浦户港抛锚修理。当时，一些对天主教充满恐惧的日本人，在谣言的蛊惑下，误信该船是一艘战舰，满载着兵士和武器准备入侵日本，遂掀起迫害天主教徒的狂潮。而林九舍的故事，显然就是以此一事件为其历史背景。就这样，福州的土神信仰夤缘际会，随着东渡的僧侣和海商水手，被放在了东亚贸易、东西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去演绎……

近世东亚形势波云诡谲，倘若结合中日相关史料，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确切地说是从事东西洋贸易的福州人，与早年的长崎诹访神社之信仰有着不解之缘。这样的推断，或因书阙有间尚有一些史料缺环，但从上揭的一些线索来看，诹访神事的例子，集中凸显了东亚海域的跨国贸易、移民网络、民间信仰、文明冲突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同时亦隐含着民间文化交流中极为丰富的诸多内涵。

（八）

近数十年来，以区域取向探析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蔚然成风。此后，文化史，特别是“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之发展，更促进了当代史学的演进。而区域社会史的方法，亦为域外汉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域外文献的大批刊布，在东亚视域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主体不再是笼统的“日本人”“中国人”或“朝鲜人”，而是还原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可望转向社会史的研究。这对域外汉籍史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区域视角，使得相关研究得以更为深入。在此背景下，各类图像，域外汉文文集、笔记，以及语言课本等，亦遂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翻阅这些资料，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瞻瞩中外盱衡古今，令人时常有邂逅佳景、胸襟畅豁之感——长崎唐馆图、唐通事相关史料以及长崎浮世绘等，为中国区域研究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平添了诸多线索，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此文原以《遥瞻日出乡》和《长崎唐馆图》为题，分别刊于《读书》2014年第3期、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