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我们将一起讨论一下韦伯的经典理论，那就是“世界的祛魅”。什么是“祛魅”呢？这两个字，字面意思是“祛除魅惑力”。那么，为什么世界需要祛除魅惑力？世界要祛除的，又是什么东西的魅惑呢？要想理解韦伯的这个理论，我们需要从欧洲的历史讲起。
祛魅时代的到来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人们是相信“神”的，欧洲也一样。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前，欧洲大陆还处在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之下。那个时候，宗教的魔力是巨大的，教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严格控制着人们的精神，不允许任何违背宗教的价值体系存在，其中也包括科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因为害怕遭到宗教迫害，把他的研究著作《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Spheres）隐藏了30年，直到弥留之际，才决定出版；而在哥白尼之后，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因坚定地支持日心说，反对圣父、圣子、圣神的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被教廷活活烧死。
后来，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在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一体化、绝对化的宗教神权社会解体，天主教会的精神垄断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世俗社会发展了起来。用韦伯的话说，就是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到理性化的历程中。
而整个理性化的历程，其实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带有巫术性质的知识或者宗教要素的迷信和罪恶祛除，推进现代文明。这个历程，就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
1919年，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主题演讲中，用一段话比较集中、清楚地论述了什么是“世界的祛魅”：
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世界的祛魅。人们不必再相信这种神秘力量的存在，像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活着，祈求神灵或是求助于魔法，而是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加明确、理智化。[1]
祛魅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理性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智慧标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用等待神的召唤，人们开始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
其实，“祛魅”的过程中，人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人们不再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或者是世界的产物，而是可以借助科学来改变世界、创造世界的主体。
一旦人们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主宰，那么人们生活的意义、人们的终极关怀和价值追求，就不再需要通过教会来获得，而是从世俗生活本身产生，从这个时候开始，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发展得越来越快，很多以前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照明、通讯，现在都不是问题；还有一些我们以前不了解的领域，比如月球、黑洞、引力波，也都不再神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我们在之前有过讨论，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逐渐转向追求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人们做一件事，不再是为了精神上的意义，而是非常简单直接地考虑是否能达到功利的目的。
在不断发展的技术面前，人们的控制欲望也越来越强，很多人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难题。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科学能解决一切难题吗？
2018年11月26日，中国生物科学家贺建奎团队宣布，世界第一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健康诞生。那是一对双胞胎，她们的一个基因经过编辑修改，可以让她们一出生就能抵抗艾滋病。
这个消息马上传遍了世界，瞬间成为全世界最爆炸的新闻。
基因编辑这种技术本身作为一项重大突破，在很多领域都为人类创造了福利。比如对动植物的基因编辑能够改良农作物、降低家禽生病的概率等，这项技术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对人类胎儿的基因编辑技术却从来没有被推广过。
这是因为：第一，目前国际上主流医学界对基因编辑胎儿有规定，我国也在2003年的时候就颁布了相关的规定，科学家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和修饰，但是，必须是体外培养，不能在人体内做实验，而且，从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计算时间，体外培养期限不能超过14天，研究后一定要销毁，绝对不能让基因编辑胎儿出生。从这层意义出发，贺建奎团队对人类胚胎进行人为干预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
而第二个原因是，基因编辑婴儿有巨大的伦理风险，它关系到人类基因的家谱系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千百年来，人类的繁衍，有着自然的规律，而基因编辑意味着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编辑另一个人类的生命，在婴儿出生前就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基因“改造”。
一旦允许人们用基因编辑婴儿来防治艾滋病，也必然可以基因编辑婴儿进行其他目的的改造。人们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来决定孩子的长相、身高、体质、智商，甚至可以人为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需要的人，比如超人。
人们想要通过科技成为自己的造物主，这种行为，就好像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的小说《科学怪人》（Frankenstein）里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他把人们的尸体拼凑在一起，想创造一种新的生命，从而主导世界的运行。
那么，对活人进行基因编辑的贺建奎团队，到底是像弗兰肯斯坦那样的科学怪人，还是推动科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科学神人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有没有资格编辑他人的生命，有没有权利决定下一代人的一生？这样把自己变成“造物主”的行为会不会带来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巨大风险？如果出现了问题，谁来负责？从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来看，我们目前不仅不能预测这一系列人为操纵所产生的后续影响，更没有人能够担保对这样的后果负责。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基因编辑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靠的，《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一书的作者，浙江大学生科院教授王立铭，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评价说：“基因编辑技术虽然在快速发展，但还是有很多根深蒂固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脱靶’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切除‘坏’基因的时候，很有可能连带破坏了正常的无关基因，最终导致非常严重的、而且从原理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遗传疾病风险。”
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十问：霍金沉思录》（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里也表达了他对基因编辑的担忧。他说：“反对人类基因工程的法律可能会被通过。但是有些人无法抵抗改善人类特征的诱惑，例如记忆力，抗病能力和生命长度。”[2]
我们一直说人性的本质包含着贪欲。但是，就算基因改造有很大的风险，还是有人会不顾后果，借科学的名义冒险尝试，他们还会说，世界上没有技术解决不了的事情，一切都是大势所趋，我们人类无法抵挡。
这样念头的背后，一方面是外在的金钱驱使，另一方面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工具理性占上风、价值理性被遮蔽后，道德约束的缺席。
事实上，韦伯早早就预料到世界祛魅过程中的问题。他说，在这个理性化、理智化、祛魅化的时代里，“鼓荡心灵的诗歌和宗教化为虚空”，祛魅给人们带来物质和精神文化上的成就，同时也带来许多深远的问题和危机。人类对自己和对社会的认知，虽然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未知的事物还有很多很多，科学并不能解决一切难题。
可是，人们有时候认识不到这种局限性，依旧沉迷于自己的全能之中，这就可能造成很多不可估计的后果。
科学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辩证地看待科学呢？
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提出，科学的真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引导人们走向光明的太阳，科学捕捉的应该是真实的存在。
但是，现在的世界，很多人对科学的理解却是狭隘的，所以韦伯说：“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科学的思想图景是通过人为抽象建立的一个彼岸王国，这抽象凭着自己瘦骨嶙峋的双手，企图把握血肉饱满的真实生活，却从未成功地捕捉到它。”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科学的首要目标是发现事物和事件的本质和规律，科学源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却不止于日常生活的规律，科学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无所不能。
当然，从这百年来看，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为人类创造了数不清的福利，几次工业革命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科学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科学之美在于公式、规律之中，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释和表达复杂的自然世界背后所隐藏的特定规律，但这个世界并不完全由一条条公式组成。
事实上，人类对科技的掌握只是我们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既不是唯一的一种，也不是全部，文化、艺术、道德和日常经验，都可以帮助我们接近真理。科学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把人类的福祉与未来都仅仅寄托在这单一的方面，而忽略了人文、艺术、伦理的底蕴、审美、约束，那么大家只会沦为不出错却毫无感情的机器和工具，这不仅违背了人性的本源诉求，而且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面对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我们应该以一种360度、3D立体的眼光去认知。然而，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支配下的今天，片面强调科学技术是唯一生产力，强调科学意味着生产和权力，这实际上严重忽略了人类看待和把握世界的其他方式。
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也鲜明地提出过一个观点，那就是，“科学是不涉及终极关怀的”。
的确，我们是可以利用科学创造福祉。科学家们也确实在求真求实的态度下，带领着人们从无知走向已知，但是，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如果只是用科学这种工具来丈量这个世界，一定是片面的。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这本书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康德所说的头顶上的灿烂星空，指的是自然科学，心中的道德法指的是伦理道德。康德一生都在研究、探索，想要在道德律和科学之间找到平衡。
其实，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也会有着和康德同样的纠结、烦恼。
比如，医学的愈发昌明，让治疗绝症、延长寿命，甚至对于永生都不再是幻想；然而同时，出于私心，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扮演全能“造物主”的角色，在利益面前，不顾潜在的巨大风险，把人类未来的福祉和全局的发展丢在脑后，却是一种对技术发明者的侮辱。
再比如，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大力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让人们可以自由地创新与创造，然而同时，一些不顾伦理的机器造人试验，又引起担忧和恐慌，未来我们会不会反过来被自己制造的机器人所控制？我们利用科技将大自然的资源物尽其用，但同时，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对于环境的破坏，让生态系统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状态，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垃圾围城、动植物群逐年减少等问题，都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科学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同时也是进步的工具，但还需要和信念、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就世界的韵律之美。
人类利用科学成果不断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如果没有内心的自律，遵循公认的伦理，反省自我的约束，那么很可能就会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时候反而走入堕落，在追求发展向上的现代社会里丢掉底线和尊严，在追求理性的路上反而一路丧失理性。
摒弃“科学至上”，保持敬畏之心本节我们重点和大家讨论了韦伯的经典理论——“世界的祛魅”。祛魅原本是一个让我们用科学理性来看待世界、消解知识的神秘性和魅惑性的积极过程，它把人类带入了新的开放领域。然而，随着现代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在技术意志的支配下，开始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而丢掉了对于科学本身的敬畏之心。
不顾一切地滥用技术，不考虑可承担的后果，这是“科学至上”论的最大诟病。如果，人类的欲望完全被外力牵引着走，可能就会丧失“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和崇高理想。
试想一下，当世界彻底被私心和贪欲所包裹的技术所主宰，就好像科幻电影里所塑造的未来那样，人们成了没有精神生活、没有价值底线、以利益为导向的机器生物。
如果垂垂老矣的我们，拜医学与科技所赐，能够延长寿命至120岁，甚至发明出特质的芯片，植入体内，达到了一定意义上的永生，但是却失去了人和人之间情感电波的涌动，彼此的付出和扶持，到了那时候，活着也仅仅是活着，毫无意义可言。
在社会学家看来，作为人类的我们，彼此之间是相互渗透、爱恨交织的个体，而不是机器。人类，就是因为这种交互来往才具有社会的属性。
美国社会学先驱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在他的代表作《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中说道：
个人是和人类整体不可分割的，是其中活生生的一分子……他不能脱离人类整体；遗传和教育因素已经构成了他的生命。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每一个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给整体生活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3]
换句话说，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是为了各个部分而存在；但同时，社会各个部分又受到整体的制约，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会创造出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而这一切，都不是技术可以取代的。
所以，在一切强调理性化、祛魅的时代，我们更要清醒地知道，科学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人类，造福人类。我们当然需要大力支持科技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看清科技和人类发展的正向关系。对于未来，我们要有孩童般的初心；对于未知，我们也要保有敬畏之心。
[1]［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英］史蒂芬·霍金：《十问：霍金沉思录》，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79页。
[3]［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