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所大学里都有学生会，学生会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领导力，增加同学之间的凝聚力，让大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当大学里的学生会竟然要选出56个正部长、99个副部长的时候，一切就都变了味道，单纯的大学校园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官场”。
中山大学学生会就这样火了。在2018年度学生会改选任命公告中，共列出了两百多个学生干部岗位。尤其是在“秘书机构”和“组织部门”两个层级中，还特别标明了职位是“正部长级”与“副部长级”。
一般来说，学生会的管理层里会有主席、部长、干事这样的职位，但是中山大学的“正部长级”“副部长级”已经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位命名方式非常相似了，而且，一选还选出了155个。
有人提出疑问，学校不是一个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地方吗？为什么中山大学的学生组织充满了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是不是已经入侵了大学，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其实，中山大学学生会并不是唯一的例子，现在的国内大学，很多学生会的会议公告都在模仿正式的政府公告。有人解释说，大学的学生会作为一个正规的学生组织，把公告也写得正规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了，大学生即将步入社会，这样的做法也算是和社会接轨。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对这样的官僚主义感到非常不满，看到还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也在有样学样，更是爱之深责之切。
科层制、官僚制、官僚主义在开始介绍“科层制”之前，先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科层制”有另一个名字——“官僚制”，而“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两回事。很多时候人们把官僚主义和官僚制，或者说科层制当作一回事加以痛斥，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科层制实际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一个专门的经典社会学概念（bureaucracy），在引进中国的时候，先是翻译成了官僚制。可是，翻译成官僚制有一个坏处，因为中国很早就开始实行官僚制，所以大家对官僚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印象，就是“长官意志”、形式主义，低效、无能、特权、傲慢，甚至腐败等等。
但是，韦伯提出的这个官僚制其实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所有大中型组织中由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虽然这些带有贬义的印象其实是“官僚制”在实际运行的时候，产生的“官僚主义”，但不是“官僚制”本身。
所以，为了把韦伯的“官僚制”和中国式的官僚主义区分开来，后来统一翻译成科层制。
权威类型与韦伯的科层制在分析科层制之前，先让我们看一看韦伯对于统治权威模式的三种划分：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克里斯玛权威。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型权威。
什么是传统型权威呢？比如我们熟悉的长老制、家长制、世袭制，都算是传统型统治。在韦伯的理论中，传统型权威的基础是对统治者权威的肯定，是传统社会状态中存在的一种表现权威的方式。
它的核心是宗法家长制，依靠宗法关系、血缘关系来维持服从的关系，权力来源往往依靠世袭。
在传统型权威中，统治者有“特权”，并且可以用手上的特权垄断市场，压制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而那些被统治者一定得服从行使权威的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传统型权威的表现。
传统型权威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国家还保持着传统的君主政体，那这种统治方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而不代表实际的权力。
比如，在英国，我们常常会看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头戴王冠、手上拿着权杖的场景。王冠和权杖代表着她的绝对权威，至高无上。可是，实际上，女王甚至没有权力决定英国法律的内容，虽然法律是用女王的名义颁布的。
所以，比起头戴王冠的女王，人们更加喜欢的，还是在不同场合头戴不同颜色礼帽的女王。女王今天会戴一顶什么颜色的礼帽，反而已经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权威类型的第二种，法理型权威。
在法理型权威之下，人们相信规章条例是合法的，行使权威的人按照法律规章有资格进行统治，也叫做理性的统治。
比起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要更加稳定、更加持久。是一种完全依靠理性约束而产生的权威，每个人就是组织中的一员，服从组织的权威。
在我们现代社会，大体来说，全部行政管理手段，不管是交通规则，学校的考试制度或者是税法的章程，都包含着对人的统治，所有听从治理的人都应当服从合法的规章制度或者法制的解释者和执行者。
最后，是第三种权威类型，克里斯玛型权威。
克里斯玛型权威下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领袖的魅力统治，所以克里斯玛型权威也叫作魅力型权威。这种权威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们被某个人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所以，克里斯玛型权威中的统治者一定是享有特殊荣誉的人物。对于克里斯玛型权威，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再详细阐释。
在三种权威类型的基础之上，韦伯进一步分析，法理型权威可以有很多的结构类型，其中，科层制是法理权威运作中最纯粹的类型，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基础。
科层制是一种典型的组织类型，它的基本单位是职务或者职位，通过规则、功能、文件还有其他强制手段，这些职务或者职位组织成层级的形式，分科执掌，分层负责。
形象一点说，理想类型的科层制是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界限分明的权威等级体系，各个等级都受规则制约，行政功能分化，劳动分工的权责十分清晰。
同时，每个职务都有一个特定的职权范围。特别要注意的是，谁占用了职位不重要，职位本身才更重要，所以占据职位的职员不允许利用职位抬高自己的特权，必须严格按照职位所规定的要求办事，且不可以体现自己个人的色彩和喜好。
这些职位体现出了一种特质，那就是“非人格”，不允许施展个人魅力，同时也不受个人的感情支配。另外，一个科层制结构中的行政活动、决定和规则，都会通过文本记录在案，都可以做到有案底可以查询记录。
从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科层制的设计原则就是不依赖某个人的人格，而是依赖规章架构，所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对工作的干扰，实行专业化和分工。而且，因为整个组织构架是有连续性的，这也保证了工作流程的连续性。某个职位上的人员如果有变动，不会影响整个组织的连续运营，这就能够最大效度地保证工作效率。
科层制可以获得最高程度的效益，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严明性和可靠性上，都比其他任何类型要好；而且，科层制可以让人们精确地计算出每个行动的后果，这也正是科层制优越性的体现。无论是从集中效率上看，还是从运作范围上看，科层制这一形式对所有类型的行政事务都适用。
所以，虽然传统型权威和克里斯玛型权威也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但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权威类型还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构架形式的法理型权威，在法理型权威中，人们按照法律的规范行事，承认的是法律本身所带有的权威，而不仅是执法者的权力。虽然科层制在后来不断变革，但依然没有被其他权威形式所取代。
科层制的缺陷当然，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韦伯非常支持科层制，但他也意识到科层制存在弊端。
在科层制的管理运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形式化的、非人格化的精神。科层制的专业性和理性基础，让它所遵守的形式法规严格规定了每个机构和机构下的每一层级所管的范围，和它们的权力。
当这样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时，原本的理性因素就会向非理性因素转变。
第一点，韦伯指出，分科执掌、分层负责，会让会议和文件数量增加，“官样文章”（red tape）、文牍主义泛滥，这样的现象会让我们和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打交道时，产生出很多的困难和麻烦。
比如，原本走程序是为了规范办事流程、明确权责关系，但是，有时候遵守程序会高过组织的根本目标，所以，如果明明存在更好的解决办法，还是要遵守程序，这就会造成事实上的效率低下。
迪士尼的动画《疯狂动物城》（Zootopia）里，车管局的公务员全是树懒，讲话、做事都慢好几拍，愁得办事人头皮发麻，也是讽刺行政部门效率低下。
第二点也是韦伯最担心的一点，过度理性的科层制结构会束缚人们的个体自由，造成对人性的漠视、对个人自由的抹杀，压制了个体的创造性。
说得更明确一些，韦伯对科层制的构想本身就暗含着对人性的理性化、程式化的预设。科层制就像一架由人组成的机器，它运转良好，没有人情味，个人就是这架机器上一个个性能良好的大大小小的齿轮，而整个社会秩序也在这架机器的带动下有序井然。这种为了追求效率而对人性的极大漠视，最终会变成一个“人性的铁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
韦伯指出，现代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人支配自然的能力达到了空前程度；但是，这个由理性化创造的世界会变成一个怪物，它把自己的创造者“非人化”。
韦伯对于理性化的分析和我们之前提到的马克思的“异化”的概念很像。但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人类的远景还是光明的。
而韦伯认为，当日常生活分工精确化、计算化、专业化，整个社会的情感就被剥夺了。人们沦为了工业生产般的机器工具，就像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里，工业生产下，“无意识”的人们镶嵌于机器中的呐喊和叹息。
科层制≠中国的官僚制看到这里，相信你会感觉到，韦伯所描绘的科层制，和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式的“官僚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虽然韦伯在理论层面提出了科层制的一些缺陷。但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依然是一个理想类型构架，也就是最理想状态下的科层制。在现实生活中，科层制并不是和韦伯所描绘的概念完全对应的。
在中国，官僚制更多的是和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具有贬义的词汇。我们说到官僚制，就会想到慵懒、拖沓、不作为等。
不能否认，官僚制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是维护帝国运行的重要组织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上中央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微妙的央地关系，以及一介小官作威作福的丑态。这些都是中国官僚制的弊病。
现代以来，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中国的官僚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革，但是依旧存在很多问题：
政府部门办事操作复杂，程序僵化，效率低下。比如，出国旅游要证明“你妈是你妈”，还有许多地方办一些证件需要盖几十个章。
各部门管辖范围不清，互相踢皮球的现象实在不少见。原本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却不得不反反复复办理，跑了很多部门，可是依然得不到合理解决。一些公务员之间流传的做事秘籍就是：“做错事比不做事的后果可怕多了，所以千万别太勤快，遇到事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保住自己的铁饭碗最重要。”
很多时候中国的官僚制度过于“人格化”，讲究人情场面。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人情大国，人们心里早就默认了“朝中有人好办事”，所以人们才会追崇“官本位”。这不仅和韦伯科层制中的“非人化”完全相反，更是严重丧失了科层制的理性。
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成本过高。举一个例子，媒体曾报道山东某个县政府里有一名县长，6名副县长，还设有15名县长助理，仅仅一个县级领导班子就能坐满一个会议室。虽然这个现象是个例，但可也看出中国官僚机构官员设置的臃肿。
目前，政府财政供养人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机关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人员、政党机关人员和社会团体机关人员；二是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门人员。
有专家估算，我国政府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已经上涨到近8000万，也就是说，10多个人中就有一个财政供养人员。行政成本之高，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我们在开头讲到的，中山大学学生会里的上百名干部，也是官本位之下的一个缩影。
现实思考虽然韦伯所说的理论上的科层制是不完美的，运用在今天的社会，某种程度上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但是，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科层制依然可以说是一种“最不坏”的组织形式。
不论是整个国家的官僚制度，还是企业、学校、社会团体这样的中小型组织，都没有办法避免科层化的趋势。
如何基于人性的考量，对官僚组织形式进行设计和完善，又如何在科层制这个组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器之下，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性与个体的自由？实际上，我们探究科层制的时候，还是不能绕开对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必须承认的是，科层制的构想本身就暗含着对人性的理性化、程式化的预设，当科层制受到人性中的利己、惰性等缺陷的腐蚀，其效率与可靠性就岌岌可危了。而科层制对人性的漠视和人性本身的缺陷相互作用，既会侵蚀科层制本身，也会对人性造成威胁。
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的官僚制度还需要向理想类型中的科层制靠近，因为科层制的基础是理性主义，在这方面，我们依然有很多改变和进步的空间，尤其是需要更好地推行理性基础的法治。
其实，官僚制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我有个学生之前在巴黎交换学习，为了办一张公交卡不得不在“有关部门”之间来回周旋无数次，最后在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拿到了卡，这让她对法国官僚主义非常生气，而怀念起中国的办事效率了。
这些现象都不能简单地说是体制或者个人的原因，是体制和人性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这样和各自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
一个文明社会里，我们需要尊重、了解制度，并且承认任何制度设计其实都会存在各种不足。同时，我们要做的是，冷静、理性地看待人性的弱点，不断推动制度的修订、改善和进步。
好的制度，可以激励人们的行为选择，因为人们都有理性的一面，喜欢趋利避害。规则越清楚、越明确，所指向的行为主体越具体，就越容易实现制度的激励效能，保护、激励并发展人性之善，从而确保秩序的正常稳定。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加需要设定多层的制度，通过提高某些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且奖赏另一些行为，改变人们的“相对收益”和“偏好顺序”，限制人们的选择范围，让人们走向有序化，这也是科层制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意义。